经问卷六

译鲁国军队灭亡了许国，将许国国君许男斯俘虏带回，那么继承许悼公之位的就是许君斯，并没有名叫许君止的国君。因此，无论他让位给的是弟弟还是虺，总之他自己没有即位而是让位给了别人，这种处境也是够苦的了。许国国君在《春秋》中出现的共有七位：穆公、新臣、僖公、业、昭公、锡我、灵公、甯、悼公、买、许男斯、元公、成，其中并没有世子止这个人。

译盛唐问孟子：“曹交，赵岐注：‘曹君之弟。’查《春秋》哀公八年，宋人进入曹国。《左传》竟说‘灭曹，抓住曹伯回国’，这样看来孟子时已无曹国了。他说‘曹君之弟’，是怎么回事？难道经文只写‘入’，原本未曾灭吗？”

回答说：经文中写灭而并未灭的，定公六年，郑国率领军队灭许，就是这种情况。有写入而即是灭的，这宋人入曹，就是这种情况。但这入曹，又怎么知道是灭呢？只是此后经文不再提及曹国，而战国诸文，也没有曹君的事。只有《史记·曹世家》记载：曹伯阳十五年，宋灭曹，抓住曹伯阳及公孙彊回国，并杀了他们，曹于是断绝了祭祀。那么曹此时确实灭亡了。赵岐的注，不知依据什么，当是错误罢了。

那么孟子的曹交是怎样的呢？

回答说：这是张南士曾辨析过的，当是曹姓而交名的人，怎么说呢？他说交得以拜见邹君，可以借宿馆舍。邹，是鲁国的县，《说文》说即古邾娄国。徐邈引《孟子题辞》有说：邾国到孟子时，鲁穆公改邾为邹，那么邹即邾可知了。《春秋》注邾本曹姓，是颛顼的后代，那么所谓曹交者，或许也是曹姓而交名，与邹君同姓，所以得以拜见邹君而借宿馆舍。或者就是邹君的弟弟，战国礼衰，不分宗不别氏，弟弟得以因其亲关系亲附国君，所以兄弟同姓未可知。解经厌恶杜撰，但有依据的话就急切采纳，这大致有依据。

有人问孟子有费惠公，且说“小国之君”。查战国并无费国，有说费在春秋系鲁都，或许是鲁君，那么鲁此时为鲁缪公，并无惠公。且鲁有惠公，未有子孙与祖宗可同谥的。有说费本为季氏岩邑，或许就是季氏子孙世居费者，于是于此僭称公吗？

回答说：都不对。鲁国无恙，固然没有降而称费国的道理。即使季氏子孙世为鲁卿，也断无出居于费者。大夫有采邑，但收其赋税，而不居其地。所以孟孙的郕，叔孙的郈，季孙的费，都是他人居住。春秋公敛处父居郕，侯犯居郈，南蒯、公山、弗狃、阳虎皆居费，就是这种情况。季氏宗卿，怎能居费？如果说鲁惠、费惠不当同谥，那么又是不读书的话。卫有两庄公，燕有三桓公，祖宗谥法，何曾禁同？而以此立说，那么又错了。大抵春秋战国间，凡都邑之长，皆与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称，以长于其地。这所称“国”，犹如颛、防、邿、极各为君臣，因亦得以公名之。这不特楚僭称王始有申公、叶公之称，即以齐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战国有薛公，其称邑以公，皆是这种情况。况且鲁在战国方五百里，那么费或许稍宽，其得以都君而拟国君，容有这种情况。

如果这样，那么称邑以国，而反称孟献子以家，不违背吗？

这是春秋战国之时为之。春秋，周称天王，时韩魏家耳。及韩魏皆王，而成周王城反名之为东西君，这又是时事之无可奈何。

邵廷采问：“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似乎葬而始归，才葬而即出，不终丧而为齐卿吗？”明儒郝京山为之解释说：“礼，凡尊者有赐，必明日往拜。惟丧礼则敛之明日，但拜君命及众宾，而不拜棺中之赐。所以赠襚之赐，拜于葬后。这时孟子仕齐，丧母，齐王必以卿礼来赠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赐不即往拜。到三月归葬之后，然后反齐而拜王之赐。然而又不至齐，而止于嬴者，礼，衰绖不入公门，大夫去国逾境，为坛位望乡而哭，这是丧礼。现在自鲁至齐，遂于境上嬴邑为坛位，成礼而毕，而返鲁。这可谓善解经者。只是嬴在齐南，去齐都三十余里，即《春秋》所称公防齐侯于嬴者。果是拜赐，也不宜若是之远。且礼，衰绖不入公门，非不入国门也。若为坛位而哭，这是出亡之礼，非丧礼也。其所引据皆未确，那么孟子反齐真可疑了。难道孟子果不行三年丧吗？”

回答说：孔子要绖而赴季氏之飨，孟子甫葬而即来齐。圣贤行事，有不可以凭臆断者。如果郝氏之误不止一端，其解诸经似亦有见，而苦于无据；及其有据，则又一往悖诞，借古经为证，而无一不错。虽极訾宋人，而其病与宋人等。如此证衰绖不入公门，越境为坛位而哭，固属可笑。即使其云王必以卿礼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赐不即往拜，他何以知王不来吊呢？小记有国君吊臣之文，礼运国君非问疾吊丧不入诸臣之家，所以卫灵吊栁庄，齐庄公吊杞殖，岂有齐王不来吊者？

译即便派人前来吊唁，也是君王的命令。既然是君王的命令就应当拜谢，拜谢应在次日进行，不应当在三个月之后。况且含玉和赠衣有两种礼仪，一种是君王亲自前来，另一种是派遣使者送物，这都属于君王的命令。对于君王的命令没有不拜谢的。所谓不拜谢棺中的赏赐，是指不拜谢赏赐本身而拜谢君王的命令罢了。如果不这样理解，君王亲自前来赠衣，难道可以说这是棺中的赏赐而不前去拜谢吗？如果说棺中的赏赐要等到三个月下葬后才拜谢，这种说法出自哪本书呢？天下没有凭空杜撰的礼文可以用来解释经书的。先前的仲氏曾经说：所谓“从齐国下葬于鲁国”，必定是丧事在齐国而安葬在鲁国。如果母亲的丧事在鲁国，那么经文应当说孟子从齐国奔丧到鲁国，而不能只说下葬在鲁国了。因为丧礼的节次很多，有母亲的丧事不能称为有母亲的安葬。况且战国时期游历做官的人大多寄居他乡，以孟母是寡妇，孟子是孤儿的情况，他们出行必定一起，居住必定一起，自然应当与介子推奉养母亲、老莱子携带妻子一类相同，没有抛弃母亲居住在鲁国而独自一人在齐国做官的道理。所以刘向《列女传》说：孟子在齐国时有忧愁的神色，抱着柱子叹息，孟母看见了，这就明确证明孟母与孟子同在齐国。只是因为坟墓在鲁国，不得不去鲁国合葬，但终究鲁国没有家，而齐国有家，所以记载说：返回齐国。返回，是返回哭吊的返回。而且本文叙事原本有文法，文中说从齐国，是指下葬从齐国开始，而不是指孟子从齐国回到鲁国。如果说孟子从齐国回到鲁国，那么下葬需要三个月，没有刚回到鲁国就立即下葬的，也没有在齐国听到消息等到三个月才回去下葬在鲁国的，这与“从齐国下葬于鲁国”这四个字多么不相符。这必定是收敛入棺、停灵于堂、进献木材、制作外棺等节次都在齐国进行，到三个月后归葬于鲁国，所以刚下葬就立即返回齐国，因为亡者的神灵还在齐国。这才稍微符合解释经书的道理。像这样，那么本文自然明白，没有什么可疑的了。只是近代的阎潜邱又说：下葬在鲁国返回齐国，应当是守完三年丧期后再次到齐国做卿，然后才有这个问话。所说的“前日”如同齐王称呼的“前日”，就像“前日愿见陈臻”的问话，“前日王馈赠重金”，不一定是指前一天。因为孝子为亲人守丧，言语不修饰；现在援引古事论说今事，几乎变得文饰了。三年之丧，只说而不议论，是指不为他人论说；现在较量棺椁之间，接近于论说了。后魏孝文帝因为与公卿反复交谈，追悔痛绝地说：“我处在不言之地，不应当如此喋喋不休。”难道孟子反而喋喋不休吗？见到顾炎武就处在孝文帝之下吗？

译我仍用《孟子》原文来解释它。其中说“止嬴而充虞问者”，意思是充虞的提问发生在止嬴的时候。然而为什么要在止嬴停留，然后返回齐国呢？为什么返回齐国后，又安葬在鲁国呢？那么，这止嬴之时，正是接续安葬于鲁国的时候。如果是在三年之后，那么直接以充虞问曰“记作起句”与陈臻问曰“正等”开头即可，何必叙述从齐国返回齐国等种种经历呢？况且充虞明确说“严，不敢请”，现在愿意有所请教，两次请教相接，正顶着“严”字，指的是大敛的时候。三年之后，“严”早已不存在了，之所以不敢请教，是因为三年不言的缘故，起初并不是因为三年之丧的“严”，何必又接续这句话呢？

如果以孝子丧亲时“言不文”，以及三年之丧“言而不语”作为依据，那就大错特错了。关于居丧不言不对的说法，人们说法不一。《孝经》说“言不文”，是指不修饰言辞罢了，并非不说话。至于《曲礼》说“居丧不言乐”，只是不说作乐之事，其他事情都可以说。《杂记》说“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意思是其他事情可以自己说，但不能告诉别人；可以回答别人的提问，但不能向别人提问，并非说说话和回答提问都应当断绝。至于《间传》与《丧服四制》都说“斩衰唯而不对，齐衰对而不言”，这又是稍显苛刻的说法。然而《孟子》中“齐衰也还在应对之列”，即使在其他事情上还可以应对，何况只是询问丧事，而在三年之间竟然完全不应对，并没有这样的礼制。况且其中有大错特错、不合情理的地方。人们只知道居丧不言，却不知道居丧必定要说话。丧事重大，正需要言说讲论，以求其缘故。所以《既夕礼》说“非丧事不言”，意思是丧事必须言说，非丧事才不言罢了。大概论议丧事，古代区分贵贱。天子诸侯不自言丧事，而臣下可以代为言说。《四制》所说的“百官备，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这是天子诸侯的礼制。如果是大夫与士，则必须亲自论议，然后才能备齐物品、具备礼制。《四制》所说的“言而后事行者”，这是大夫士的礼制。至于庶人，则不止于言说论议，而且必须亲身执掌事务。所以说“身自执事而后行”。那么在大夫与士正当论议之时，却用不对不言之例来约束他们，这是告诫谏官在礼制上缄口不言，是悖理的。因此《曲礼》说“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所谓“读”，是指讲说而讨论。那么孟子此时可以讲说祭礼，何况是棺椁厚薄之间的事呢？至于北魏文帝怨恨喋喋不休，那时他想要终丧三年并与诸臣论议，所以有此言论。然而这也正是以天子不言，所谓“不言而事行者”为依据，所以说“朕在不言之地，言在天子位也”。低于天子的人，难道适宜引用这个例子吗？

至于高宗三年不言，指的是命令不发布，言辞又与《四制》中的不言不同，所以说“惟作命”，又说“罔攸禀令”。然而这也是古礼中有此情况，到高宗偶尔实行一次。如果是周礼，则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康王居成王之丧，从乙日到癸日，只有九日，就作诰以命令群臣。所以孔子对于高宗只说古之人皆如此，并非周制。而孟子告诉滕君五月居庐，没有命令告诫，那么父兄百官都说宗国没有实行，先君没有实行，因为这不是周礼。不然，难道有先君和宗国都不实行三年之丧的吗？我曾经说善于解经的人，解一经而诸经皆通，正是这个意思。好古的人也从我的这句话思考，就可以了。

又问孟子：“宋，小国也，齐、楚恶而伐之。”此时孟子正在齐滕之间，而注解说：“宋王偃曾灭滕，伐薛，败齐、楚、魏之兵，欲霸天下。”怀疑就是这个时候吗？难道此时滕国已经被灭了吗？

回答说：宋君灭滕，出自《国防》。然而只说“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仅此一句，对于灭滕的实迹并没有确据。史书《宋世家》末尾记载宋君偃兴霸之事，也详细完备，却不及灭滕。即使其他书记载灭滕的，也是说法不一。《春秋正义》说：“滕三十一世为楚所灭”，而杜氏《释例》又说：“春秋后六世而齐灭之”，《竹书纪年》又说：“于越灭滕”，这些都没有可考据的。如果说宋灭滕，那么我就依据《孟子》来驳斥它。陈臻说：“当在宋也”，那么孟子曾居宋了。然而《滕文公章》就说：“滕文公为世子，将至楚，过宋而见孟子”，那么在孟子居宋时，滕国尚在，见有世子过宋国，却说“曾为宋灭”，这是梦话。所以我曰：解经者当以经据经，这又是其一。

然而淮安阎氏又说：“宋是时似未灭滕，而其后滕终为宋灭。”《通鉴》记载周赧王二十九年乙亥，宋灭滕，距离孟子居宋时甚远，那么此注不当预先说“尝灭滕”。而宋之灭滕则无可疑，难道他的话又不对吗？

回答说：不对。《通鉴》在赧王二十九年，不曾说宋灭滕。只是以齐、楚、魏三国灭宋，在宋偃四十三年，齐湣三十八年，正值周赧二十九年乙亥。所以《通鉴》在二十九年下

译《国防》中记载了占雀篇，将其作为三国灭亡宋国的缘由。然而占雀篇中追溯前事，文中出现了“灭滕、伐薛”四个字。实际上宋偃并没有灭亡滕国的事，即便《资治通鉴》及其他史书也没有宋国灭亡滕国的说法。况且占雀篇的文字，本是《孔子家语》记载殷纣王事迹时所作。《国防》因为宋偃效仿殷纣王的所作所为，于是错误地沿用了那些文字并归在宋偃名下，这并非宋偃的事迹。《孔子家语》说：“从前殷王帝辛的时代，有麻雀在城墙角落生出大鸟，占卜说：‘凡是小的生出大的，那么国家必定称王，名声更加昌盛。’于是帝辛倚仗麻雀的吉兆，最终导致殷国灭亡。”等等。而《国防》却说：“宋康王的时候，有麻雀在城墙角落生出〇，让史官占卜说：‘小的生出巨大的，必定称霸天下。’于是康王非常高兴，最终导致城池失守。”等等。由此可见占雀篇完全是抄袭窃取，所以其中淫乱酗酒、砍断腿脚都是纣王的事迹，却妄自掺入“灭滕、伐薛”四个字在其中，其不足为凭也就显而易见了。如果孟子想要推行王道政治，齐国、楚国厌恶他而攻打他，那么《史记·宋微子世家》明确记载：宋偃自立为王，向东攻打齐国夺取五座城池，向南击败楚国夺取三百里土地，向西击败魏国军队，齐国、楚国都指责他是暴虐的宋国，因此厌恶并攻打他。而宋偃也只是拱手受之无可奈何，只是淫乱酗酒施行暴虐，效仿殷纣王的所作所为。到了周赧王二十九年，苏代请求攻打宋国，于是齐湣王与魏国、楚国三国共同攻打宋国，杀死宋偃并瓜分其土地。那么这一年乙亥年三国灭亡宋国，哪里是宋国灭亡滕国呢？

译那么孟子是哪一年到达宋国的？哪一年到达薛国的？又哪一年到达滕国的？也有依据吗？

我就用孟子本人的事迹作为依据。孟子从梁国游历到齐国，应当在周显王三十五年，也就是齐宣王九年。魏惠王去世，魏襄王与齐宣王在徐州相会之后，为什么呢？因为孟子拜见梁襄王之后，紧接着就拜见了齐宣王。他游历宋国和薛国，则应当在孟子离开齐国，齐宣王与齐湣王权力交接之际，为什么呢？因为孟子推辞齐宣王的馈赠，说“前日”，说明那时他离开了齐国；接受宋国和薛国的馈赠，说“今日”，说明那时他在宋国和薛国。然而薛国在齐宣王与齐湣王交替之际被齐国所灭，所以齐湣王三年，齐国就把田婴封在薛地，称为薛公。那么孟子接受馈赠应当在齐宣王的末年，齐湣王的初年，田婴尚未被封于薛地以前。因为齐湣王三年以后，就不是原来的薛国了。如果说齐国人将要修筑薛城，那又应当在齐湣王四年，或者四年之后，为什么呢？齐湣王四年，田婴将要修筑薛城，而劝谏的人阻止了他。滕国国君的担忧，不论薛城修筑与否，那种唇亡齿寒的忧虑，必定是在这个时候。因为这时薛国已经灭亡了，这断定不在孟子居住薛国、世子经过宋国的时候。由此看来，所修筑的，是另一个薛城了。至于在宋国推行王政的闲暇，与戴不胜的谈话，则又不在于居住宋国的时候，而在齐湣王六年，宋君偃十一年之后，为什么呢？孟子居住宋国时，宋国未曾称王。等到宋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孟子对戴不胜说话时称宋王了。况且齐国和楚国厌恶宋国而讨伐它，那正是宋国称王而大举讨伐齐楚的时候，所以齐楚报复讨伐，这不是孟子居住宋国的时候。然而也不是周赧王二十九年三国灭亡宋国的时候。灭亡宋国距离这时已有三十二年，恐怕孟子那时未必又出游了。所有这些，都是依据孟子的事迹来推断孟子，因而可信的。那么孟子一次到梁国，一次到齐国，而在滕国和宋国之间反而去了两次，世人却不知道。

孙眉光（字啸夫，钱塘人）问：“孟子说‘我的宗国鲁国，先君没有实行（王政）’，赵岐的注释把‘宗国’解释为宗圣之国，非常难以理解。只有朱熹的《集注》说滕国和鲁国都是文王的后裔，而鲁国尊奉周公为祖先，是长兄，尊奉长兄就是尊奉兄弟，这比‘宗圣’的说法稍微合乎情理。然而《祭法》和《国语》都说：‘周人禘祭喾，郊祭稷，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那么周初的诸侯国，凡是同姓的，自然应当尊奉武王为宗，却说尊奉周公，难道弟弟可以尊奉哥哥吗？”

回答说：“弟弟应当尊奉哥哥，诸侯国不应当尊奉武王。尊奉武王为宗的，是天子。古代建立宗法，国君没有宗，只以世代相传的国君为宗，所以除了一位始祖外，其余的都称为宗。不仅前代国君是宗，自己也是宗。比如汉朝以后的各位皇帝，自太祖、高祖之后，无不称某宗、某帝，其含义很清楚。因此天子、诸侯都是国君，他们的宗法只有前代国君作为后代国君的宗，而不改变姓氏，不分宗族，不立小宗，因为天子、诸侯自身没有氏族可分，而且君位相继，都百世不迁，并没有五世就迁的小宗可以另立。所以说：‘国君没有宗，诸侯国不应当尊奉武王’，这是宗法。如果是天子、诸侯的弟弟，则不敢与天子、诸侯同为一宗，而另立宗族，让天子、诸侯的嫡弟一人立为大宗，而其他作为小宗的兄弟尊奉他。比如鲁国周公的弟弟，都尊奉周公，而称鲁国为宗国。所以说：‘弟弟应当尊奉哥哥’。然而各国的宗，鲁国各位大夫的宗，宗子则是弟弟尊奉哥哥，而鲁国与宗子的宗，尊奉周王室与尊奉宗国，则只以一位国君作为宗，而其他国君无关。说：‘这不是君，是父，是我所从出的。’所以《礼记》说：‘诸侯不敢祖祭天子，大夫不敢祖祭诸侯。’既然不敢尊奉为宗，自然也不敢祖祭，而人谁没有父亲？虽然不敢祖祭国君，也应当把国君当作父亲。为什么不敢祖祭国君呢？国君不是我的宗，那么国君所祖祭的自不是我的祖。诸侯国不敢尊奉武王，那么宗国也不敢祖祭文王。为什么应当把国君当作父亲呢？周公不敢祖祭王季，却可以在鲁国立文王的庙；郑桓公不敢祖祭夷王，却可以在郑国立厉王的庙；三家不敢祖祭鲁惠公，却可以在三家的堂上立鲁桓公一庙。为什么呢？不敢祖祭，不是不敢当作父亲。所以《大传》说：‘尊奉那继承别子所从出的人，是百世不迁的。’别子，就是宗子。别子所从出的，就是宗子的父亲。继承宗子的父亲而可以有百世不迁的庙，那就是把君当作父了。因此赵岐的注释还懂得宗法，有话说：‘滕国与鲁国都出自文王。’这是根据《春秋》鲁国以文王命名，出王以文王的庙命名，出王庙而言说的，这正是宗法，只是他称‘宗圣’则难以理解。或许周公作为宗子而成为圣人，当时或许有‘宗圣’之称，也未可知。如果朱熹去掉赵注‘自出’二字，他的论述《大传》则把继承别子所从出当作多余的文字，而删去它，那么宗法就茫然不清了。有人说：宗国，是同宗的称呼。滕国可以称鲁国，鲁国也可以称滕国，则不然。《国语》：‘舟之侨说：宗国已经衰微，诸侯疏远了，内外没有亲人，谁能救它？’专门以宗国指”

译鲁，是宗国。这是因为“宗”在于“故”（祖先）。《左传》哀公八年，公山不狃对叔孙辄说：“因为小的过错而倾覆宗国，不也太难了吗？”哀公十五年，子贡对公孙成说：“利益得不到却丧失了宗国，那还要它做什么？”这两处都是指鲁国而言，因为“宗”在于“故”。又询问《大传》中的宗法制度，都说庶出的兄弟要尊奉嫡出的兄弟，而嫡出者必定以长子为尊，这被称为“别子”。如今周公并非文王的长子，而朱氏认为在文王的后代中，周公是长子，那么淮安的阎氏曾对此加以驳斥，说周公是太姒的第七个儿子，是武王同母的弟弟中的第五人，这样看来，周公不是“别子”就很明显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不仅朱氏的注解有误，恐怕认为周公是宗子、鲁国是宗国的说法，也未必正确吧？

译说：宗法制度除了天子、诸侯之外，本来是以庶子尊奉嫡子，但又有不同之处。如果都是庶子而没有嫡子呢？那就把长子作为别子，其他庶子都尊奉他。《大传》所说的“有小宗而没有大宗”，指的就是没有嫡子而以长子作为大宗的情况。如果都是嫡子而没有庶子呢？那就只把次嫡作为别子，其余的嫡子都尊奉他。《大传》所说的“有大宗而没有小宗”，指的就是都是嫡子而把其他嫡子作为小宗的情况。周公是武王同母弟弟中的第二人，既然不是长子嫡子，就不应当继承诸侯之位；而且又不是次嫡，也不应当作为宗子。无奈长子伯邑考早逝，次子武王成为天子，第三子管叔已经受封，那么周公就升为次嫡，也就是别子了。朱熹认为周公是长子，固然值得商榷；然而阎若璩认为周公是太姒的第七个儿子，是武王同母弟弟中的第五人，这又不对。《史记·世家》明确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长子伯邑考，次子武王发，次子周公旦，次蔡叔、曹叔、成叔、霍叔、康叔、冉季。”那么周公是太姒的第四个儿子，是武王同母弟弟中的第二人。把第四子说成第七子，这与把第四子说成长子相比，相差多少呢？

然而先生依据《史记》的记载，阎若璩依据《左传》按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说：“管、蔡、郕、霍、鲁、卫、毛、〇、郜、雍、曹、滕、毕、原、鄷、郇，共十六国，都是周公的兄弟，从伯邑考、武王依次到鲁，那么鲁是周公的封国，正好排在第七位。”恐怕依据《史记》不如依据《左传》吧？

这就大错特错了。《左传》所引用的话，只是杂乱地列举封国，用来证明亲近亲属，哪里是世系次序，竟然以此来判定伯叔长幼，我从未听说过。考察文王的儿子们，他们的嫡庶先后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从汉朝到现在，没有不遵循《史记·世家》的，只有孔安国的传注稍有不同。按照《孔传》《金縢》传中有说：“周公摄政，他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在国内散布流言。”这是把周公作为管叔的哥哥，作为文王的第三个儿子，与《史记》的第四个儿子稍有不同。而且赵岐注《孟子》，也依据孔传来解释，说：“周公只是管叔的哥哥，所以爱护他；管叔想到周公是哥哥，所以对他有期望。”而《尚书》正义也说：“殷朝的法度多是兄终弟及，三叔因为周公是大圣人，而且又是武王的弟弟，有依次继位的趋势，所以兴起流言。”这直接说周公实际上在武王之后而在三叔之前。这是经学中的不同见解，是读《尚书》《孟子》必须知道的，而世人并不了解，反而把富辰杂乱列举的话当作次序，不仅弄错了《史记》，而且弄错了《左传》。把周公作为第四个儿子，虽然出自《史记》，但实际上符合《孟子》，这是可以遵循的。作为第三个儿子，那么孔安国、赵岐等儒者都是解说经书的人，虽然广泛收集不同的见解，但不必遵循。现在妄说他是第七个儿子，那么蔡叔、霍叔都排在周公之前，这是大乱之道，况且没听说过伯仲叔季的次序吗？《论语》中的八位贤士，都是两个伯、两个仲、两个叔、两个季，而文王同母的儿子，就用三人对应伯、仲、季，其余都称为叔、伯、邑考。伯是伯邑考，武王是仲，〇季是季。从管叔以下七人，都是叔。所以《史记》正义说：“从伯邑考以后的儿子都称叔，只有冉季载因为最小称季。”这是绝对不容混乱的，而《左传》中〇季反而排在滕叔、绣、曹叔、振铎之上，这能说是次序吗？

经问卷六

<经部,五经总义类,经问>

钦定四库全书

经问卷七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逺宗（先生的儿子，康熙庚午科举人）问：“《洪范》五事配合五行，从伏生的大传以及刘向、董仲舒等人，都依据《易·系辞》以貌、言、视、听、思配合木、金、火、水、土，而宋朝蔡沈注《尚书》则一概反过来，配合水、火、木、金、土，虽然似乎违背《易传》，但对于《洪范》五行的次序较为吻合。况且考察八庶征原文，又以雨、旸、燠、寒、风作为五事的征验，那么雨似乎属于水，旸似乎属于火，燠似乎属于木，寒似乎属于金，对于貌属水、言属火、视属木、听属金的配合，分明是一串，这种说法难道没有过错吗？”

我也曾对此产生疑问，但遍考经说，从三代古至今汉唐，并没有貌属水、言属火、视属木、听属金的解释，这是杜撰的。《春秋》传“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洪范》“庶征有五气，雨旸燠寒风”，意义相同。所以孔颖达疏说：“雨属木，旸属金，燠属火，寒属水。”而郑康成说：“雨，是木气，春天开始施生，所以木气为雨；旸，是金气，秋天万物成熟而坚硬，所以金气为旸。至于燠是火气，寒是水气。”这种说法容易理解，所以《五行传》所解释的，无非是这个意思。比如：“貌之不恭，叫做不肃，其灾祸是狂，其惩罚是常雨。”“言之不从，叫做不乂，其灾祸是僭，其惩罚是常旸。”大概震卦在东方，为春为木；兑卦在西方，为秋为金。春与秋，日夜平分，寒暑平衡，所以金木之气，容易互相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