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第十三

译只要把今天应当做的事付诸实行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拘泥于名分的正当呢？

译孔子说：“仲由，你太粗野了！”

治理政事，必须先端正名分。这是子路所不明白的。遇到疑惑应当暂且存疑，不可以轻易下断语。孔子并非不对，如今子路却径直认为孔子迂腐，所以孔子责备他说：“仲由，你太粗野了！君子对于他所不了解的事情，大概就存疑不论。”存疑不论，是表示疑惑的样子，与轻率回答相反。君子就不粗野，怎么可以轻率地胡乱回答，并认为别人不对呢？从“名不正”以下，极力说明名分不可不端正的道理。这是一正一反的论述。

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当【删去三条，减少一百一十五字】

言语是用来陈述事实的。名分不符合事实，言语就不顺当了。所说的话必须有事实依据，事实是事务的根本。名分不符合事实而言语不顺当，就无法考察事实，事务也就无法成功了。事务无法成功，就会失去秩序而不和谐了。礼乐又安放在哪里呢？所以礼乐不能兴起。礼乐不能兴起，那么正经的道理就都废弛了。那么所施行的政事就全是胡乱做作了。所以施行的政事都失去了正道，刑罚也就不恰当。单独提到刑罚，是因为它的危害尤其严重。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当，只说名分不正则事务无法成功，也可以了，何必又说言语不顺当呢？因为名分一旦不正，口头说出来就有阻碍，尚且行不通，何况能实行得去呢？所以事务无法成功。问：事务既然无法成功了，怎么还能施行于政事呢？答：事务无法成功只是说不能成就一个事务的体统，施行于政事的事务与事务无法成功的“事务”不同。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当，都要从君臣父子的大纲领处来说。事务无法成功，是指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礼乐与刑罚是相互依存、存亡与共的。吴氏的注解很透彻。吴氏说：这里的礼乐不是指玉帛钟鼓之类的东西，而是指万事万物得其理而后和谐的意思。名分不正言语不顺当，那么事物之间就会颠倒乖戾，礼乐从哪里兴起呢？事务失去其理而不和谐，所以庆赏刑威没有一样合乎法度。单独提到刑罚，是因为赏赐过度就会泛滥，利益惠及小人；刑罚过度就会滥施，祸及君子。举出危害最重的一方面来说。刑罚所涉及的，如果不是不善的人，那么百姓就不知道趋利避害的路径了。将安放手足呢？从名分不正推演到百姓无处安放手足，圣人洞察事理，深达治国根本，就是这样的。大概只是名分不正了，那言语不顺当，事务无法成功，礼乐不能兴起，刑罚不恰当，百姓无处安放手足，全都随之而来，只是层层推导出来罢了。

所以君子确立名分，必定要能够说得明白【删去五条，第二三四条凑合】从名分不正到百姓无处安放手足，是说名分一旦不正，就会〇导致这样的结果。因此君子治理政事，没有名分就算了，有名分就要端正，必定要能够说得明白；没有言语就算了，有言语就要顺当，必定要能够实行。“必”字要着力说。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当，所以君子确立名分必定要能够说得明白；言语不顺当则事务无法成功，所以君子说话必定要能够实行。“名之”、“言之”的“之”字是虚词，如同说“行之有常”、“言之有实”中的“之”字。名分必定要能够说得明白，总是说名分要端正；言语必定要能够实行，总是说言语要顺当。君子对于他的言语无所苟且罢了，只是说名分不可不端正。单独提到言语，是因为有其名分必定有其言语。一事苟且，“事”字是虚词，犹言一件苟且。一事苟且，那么其余都苟且，即指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当，事务无法成功，以至于百姓无处安放手足。名与实相互依存，这一句也要看得好。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当，言语不顺当则事务无法成功，固然可以看出名实相互依存；名分端正而言语顺当，言语顺当而事务成功，也可以看出名实相互依存。“名实相须”一句直解，这一节到底不是只解释“名之必可言也”就完了，因为君子对于他的言语无所苟且罢了，正是由于名实相互依存。一事苟且，那么其余都苟且，也是直解贯通全节的意思。《语类》说：有人问胡氏的说法固然好，但拿事情来论，晋人正主蒯聩，势力足以压制鲁国，圣人如何向天子请求，向方伯请求？天子既然自己无可奈何，方伯又是晋国自己做的，如何能得到呢？朱熹说：道理自然是应该这样的，圣人出来必定能使晋国不为蒯聩庆贺。孙因问如讨伐陈恒的事，也只是依据道理不论事情。朱熹说：如这两件大事，可惜圣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纲五常既坏而复兴，千条万目自此而更新，圣人年七八十岁，拳拳之心终究做不成。过了十二年蒯聩进入卫国，出公逃到鲁国，蒯聩即位为庄公。子路死于孔悝之难，就是这件事。孔悝，是孔父子之子，掌握卫国政权，蒯聩借他而立庄公。后来也被晋国驱逐，以至于翻墙断腿，最终在戎州被杀。己氏的妻子为庄公剃去头发，作为其夫人吕姜氏的假发。

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章【删去一条，减少十三字】

蔬菜，凡草菜可食的，通称为蔬菜，其中一类。现在相对而言，那么菜之外，如茄、如蒜等荤类，都是蔬。樊迟为人粗鄙，近利，圣贤大学之道未曾听闻。所以一旦请求学习种庄稼，稼，是种五谷。请学，是想要夫子教导他。夫子回答他：“我却不如老农，种庄稼的事，只有老农精通于此。你想学种庄稼，须向老农请教。”学习种园圃也是这样。夫

译樊迟两次说“不如”，虽然没有明显地驳斥他，但已经委婉地拒绝了。樊迟的学问，恐怕达不到这个境界，所以没能追问。等到他离开后，孔子担心他始终不能明白，甚至可能去请教老农老圃来学习，那他的错误就越来越远了。所以孔子讥讽他说【等等】。孔子认为樊迟所请教的，都是小人的事务，而他不知道有君子应当做的事，以及有些事自己不必去做，所以讥讽他说：“樊须真是小人啊！”求学的人自有应当做的事，如果能做好这些事，即使不必亲自学习耕种园艺，也自然会有人去做耕种园艺的事。何必亲身从事这些事务，而琐碎地留心于此呢？君子和小人都是根据地位来区分的。在上位的人崇尚礼，礼的本质就是恭敬罢了。崇尚礼就能以恭敬的态度对待自己。百姓会同类相应，谁敢不恭敬呢？在上位的人崇尚义，那么做事就合乎适宜，做事既合乎适宜，百姓怎么敢不服从呢？凡是百姓不服从的原因，都是在上位的人做事不得当，导致他们心里不服。所以举措得当，人心就信服。在上位的人没有失政，下面就没有私下的议论。又说：只是因为处置得当，能使人信服罢了。在上位的人崇尚信，有诚信恩惠之心，那么我们的真情就传达给下面的人了。百姓难道没有人心吗？所以没有人敢不真诚对待。用情就是说以实情相待，意思是把诚意献给我。这里的“好礼”只从自身修养来说，与“上好礼则民易使”不同。那里的“礼”字含义更广，包含了“好义”。按礼、义、信属于五常中的三项，没有提到仁、智，是因为礼、义、信都包含在仁之中。

译关于这三者的事，有智慧的人就明白，这三者不去除，就是对的。从“在上位的人喜好礼”到“哪里用得着种庄稼”，都是前面所说“我不如老农”那句话里的意思，刚说“我不如老农”，便有许多【种种】意味了，所以拒绝他。只有杨氏善于解读，书中说“所以再次提到它”，让人知道前面所说的话意在别处，极为精妙。四方的百姓，背着孩子前来投奔，不能说营建，东邠西越，南冀北，只是大概说说，与天下归仁同类。哪里用得着种庄稼？不仅是轻视不做，自己也不用做了。孔子是说个不用做的道理，所以说“焉用”。这一章是教导学习大人做的事，是未做官时说的话，如果说迟了已做官，又请种庄稼种菜，似乎不合情理。

诵读《诗经》三百章【删去三条并更定次序】

《诗经》，本于人情，涵盖物理，可以检验风俗的盛衰，看见政治的得失，所以诵读它必定通晓政事。又因为它的言辞温厚和平，长于讽谕，所以诵读它的人必定善于言辞。如果诵读《诗经》三百篇，授予他政事，却不通晓；派他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那也只是白白诵读罢了。这样诵读《诗经》有什么益处？所以说：“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呢？”“不达”，是不通晓政理。该做不做，不该做却做，或者做了但处理不当，都是不达。不是说仅仅不知道而已，是从行动上来讲的。出使有正使有副使，正使不能应对，那么众副使辅助他，专对是能不用众副使辅助的意思。多，指三百篇。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呢？最好看穷究经义将以致用。既然不能用，只是白白诵读而已。把“用”训为语助词，说何用诵读《诗经》呢？凡是穷究经义而不能致用的，都是如此。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呢？单独举出《诗经》，大概是偶然对读《诗经》的人说的罢了。可以检验风俗的盛衰，看见政治的得失，也是从它所记载的人情物理上检验看见。能检验风俗的盛衰，看见政治的得失，就有办法得到其所以然。而把它施行于政事，遵循那些得当且兴盛的做法，不遵循那些失误且衰败的做法，自然有不得不如此的了。所以适宜通晓。长于讽谕，使我的言语容易进入人心，而听的人容易领悟意思。

其身正，不令而行。章【删去三十一字】

这一章所谓以自身行为教导的人跟从，以言语教导的人争讼。按这个“讼”字，只是“退后有怨言”的意思。

鲁衞之政，兄弟也。章【删去二条】

鲁衞本是兄弟之国，以今日看来，两国的政治，也正是兄弟。鲁国则是禄位离开公室，政令落到大夫手中，君不像君，臣不像臣。衞国则不认父亲为父，而尊祖父为父，不认父亲，子不像子。鲁衞的政治，相似如此，所以孔子发出这兄弟的感叹。兄弟，是说它们相类似。

子谓衞公子荆善居室【删去二字，第二条旧分为二】

这一章要说到循序有节，不以急于求成和追求尽善尽美拖累其心。循序则不急于求成，有节则不追求尽善尽美。依照大全的说法，当他刚开始拥有时，在他人看来虽然合适但还不认为合适，必定追求达到完全合适。他却说：“我现在已经大致合适了。”不久稍微拥有时，在他人看来虽然完备但还不认为完备，必定追求达到完全完备。他却说：“我现在已经大致完备了。”又过很久达到富有时，在他人看来虽然美好但还不认为美好，必定追求达到完全美好。他却说：“我现在已经大致美好了。”从合适到完备到美好，既可见他循序渐进而没有急于求成之心，而他的合适叫大致合适，完备叫大致完备，美好叫大致美好，又可见他欲望容易满足而有节制，曾无追求尽善尽美之心，他善于持家是怎样的呢？刚开始拥有就是合适，稍微拥有就是完备，富有就是美好。但公子荆都说“大致罢了”，不是谦词，实在是他刚开始拥有与他人的刚开始拥有不同，所以道出实情说“大致合适了”。合适，是初凑聚而未完备。完备则已完备，但还未达到充足而有文采。富有则有余盈溢而文采生，所以说美好。但人们都知道“苟”字分量重，而不知道“矣”字的意见显示出荆的知足处。三个“有”字，是说家中所有，家中之百种器物用度之类，不是指所居住的屋子。“善居室”是说善于持家。朱子小注有以墙壁说的，这也是特举一事，不是专指此为居室。体味大文中“有”字说得自然宽泛。

子适衞，冉有仆。章【删去二条，删去九十四字】

孔子到衞国，冉有为他驾车。仆是驾车，手握缰绳。夫子进入衞国境内，看见人民生聚众多，于是感叹说：“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多了，又用什么方法加以治理呢？”孔子说：“人口多而不富裕，那么民生虽然众多但没有办法安顿生活，必定有办法使他们富裕。如制定田里制度，减轻赋税，这是使富裕的方法。”冉有说：“已经富裕了，又用什么方法加以治理呢？”孔子说：“富裕而不教化，那么民生虽然丰厚但德行不正，未免接近禽兽了。所以必定有办法教化他们。如设立学校，阐明礼义，这是教化的方法。”田是百亩之田给他耕种而食用，里是夫里，即五亩之宅给他养蚕而穿衣。赋是兵役，敛是征税。又征是取他的货物，税是取他的租税。兵以战役，如修筑台沼，凿池筑城之类。

译然而“赋”字也有用作“敛”字的，比如“不赋其防”这类用法。征也有用赋来表述的，比如“力役之征”这类用法。设立学校，兼有乡学和国学，这就是所说的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明晓礼义，不仅限于孝悌，也不仅限于五伦。大司徒用乡三物来教化万民：一是六德，即智、仁、圣、义、中、和；二是六行，即孝、友、睦、婣、任、恤；三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些都是礼义。“礼义”二字连用，说明礼必然包含义，就像说道理一样。上天生育了这些百姓，为他们设立了管理者。司牧，是说主管养育这些百姓的人，寄托给他们三件事，即主管百姓、使百姓富足、教化百姓。这是说辅氏的说法不对。说：“西汉的教化没有听说过，那么不仅限于文帝，而文帝也在其中。”尊重老师，看重师傅，老师负责教诲，师傅传授德义。三老只有一人，担任五更的也只有一人。担任三老的，是通晓三才之道的老人；担任五更的，是通晓五行之事的老人。

译如果有任用我的人，【删减五十二字，重新调整次序】

如果有任用我的人，是指把国家委托给他，授予他执政的大权。只需一年十二个月，就能把治国的大纲和细目依次推行开来。如果到了三年，那么政治安定，功业成就，教化施行，风俗美好，这就算是恢复了东周的盛况吗？这就是所说的达到了道的境界。所谓“可以”，是指振兴衰败，起用废弛，革除旧弊，建立新制。有了成效，那么财物充足，兵力强盛，教化推行，百姓顺服。朞月，是指一整年的月份。一整年包含在“朞”字所指的月份里。这是紧贴着“月”字来解释的。所谓“可以”，是表示程度有限的词，有人说“纪纲粗略地布置好了”是不对的。纪纲布置好了才是，仅可并不是说纪纲仅仅可以。纪纲也不外乎是教养百姓的手段，有了成效，是说以此治理国家而功业成就。纪纲不出乎政令、教化、刑罚这三者而已。

善人治理国家百年【删减一条，删减十三字】

吴仲珠说：“善人是有善心于自身的人，百年是祖父子孙相继而长久的意思。胜残，是我的善德足以感化那些残暴的人，使他们不再作恶。去杀，是说百姓被善德感化，自然没有极恶的大罪，可以不用刑罚杀戮。善人治理国家的时间长久，那么感化百姓向善的时间也就长久，所以能够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其功效如此。这话真是对的！这一句是说善人治理国家百年，确实能够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古人的话确实没有虚假。汉朝从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贴合‘治理国家百年’这一句，百姓淳朴敦厚，有战胜残暴的意思，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有废除杀戮的意思。”胜残，胜，是尽的意思，感化残暴的人，使他们不再作恶，好像作恶的人像冰雪消融一样尽数消失。胜残去杀的意思相连着说，有残暴不得不使用刑罚杀戮，胜残去杀了。也可以说胜残去杀，饶双峯说：“说‘也可以’，是防止寄托不足的意思，似乎有未能完全做到的意思，必定是残暴果真能完全战胜，杀戮果真能完全废除的意思，大概也就是所说的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

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三十年然后仁政才能普及。【删减二十一字，重新调整次序】这一章表明仁德的恩泽难以迅速遍及。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他的教化普及，也不是短时间内所能成就的，必定是他的仁心所涵育，仁政所熏陶，积累到三十年的长久，然后仁政的效果才能显现。王道没有近功，不能说王者受命而兴起。说圣人受命而兴起是可以的，既然是王者，就不必说受命而兴起了。“仁”字终究是主宰王者的，所以说教化普及，大概这个“仁”字是他布施于天下的。三十年为一世，所以集注不主张相继而长久的说法。比如尧舜在位，都超过三十年，后来汉武帝五十四年，梁武帝四十八年，宋仁宗四十年，都超过三十年。比如治理国家百年，朱子明确解释为相继而长久，这与这里不同。教化普及没有兼含教养的意思，所以说用仁德逐渐教化百姓，用义理慢慢磨砺百姓【等等】。浃，是贯通融液，没有一处不透彻。周朝从文王、武王到成王，然后礼乐兴盛。大注小注只说到成王、康王，难道尧舜就不称为必须三十年然后仁政才能普及吗？尧舜相继，且在位一百年或五十多年，当时百姓发生变化，天下和乐，无为而治，挨家挨户都可以封赏，人人都是君子，这不是仁又是什么？这就是其效验。效验，指实际的迹象。

如果端正了自己，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删减两条，删减二字】

为政，是用来端正别人的，但如果能端正自己，对于从政以端正别人，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怎么能端正别人呢？这一章没有注释，下面的两句便可以看出上面两句的意思。用仁义来解释端正自身，也可以从政。说作为大夫已经在前面解释过了，那么这一章主要是对为臣者说的。

冉有退朝章【删减一条，删减七十三字，在望昭陵上补“当”字】大凡臣子拜见君主，都叫朝。家臣与大夫，自然是君臣关系。像厚斋的说法，缺乏考证。何晏？晏，晚也，迟也，不是日暮的意思。回答说：有政事。孔子说：那是家事。冉有所听到的，确实是国政，不是家事，夫子也知道是国政。但是当时，季氏专掌鲁国政事，不在公朝商议，而独自与家臣在私室谋划，那么即使是政事，也是家事。所以夫子装作不知道而说【等等】，正是要开导冉有，让他知道国政不可以私下在家商议。可以说是言辞不迫切，但意思已经独到至极。政事，泛泛地说，则通用：说国事，也是政；说家政，也是事。分别来说，公朝的事叫政，私家的事情叫事。夫子明知冉有所议的是国政，却装作不知道，而认为是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指是昭陵，却装作不知道，而认为是献陵。夫子想让冉有知道国政不应当私下在家商议，魏徵想让太宗知道不应当望着昭陵而忘记献陵。虽然不完全相同，大概意思是一样的。

定公问一句话可以振兴国家章

《诗经》说“如几如式”，几，是期；式，是法。《楚茨》诗的传文说“神赐予福，其到来像约定的日期，其多像法度”。法，指法度，世间的法式，哪有极限？没有一物没有法度，没有一事没有法度。所以说“其多像法度”。这个“几”字与下文“两不几乎”的“几”字相同。说不可以如此接近。然而也有人的话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不易。如果知道做君主的难处，那么必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没有一件事敢忽视

译这就是所谓‘后来居上者艰难’的意思了。然而，这样的话，难道不可以必定期望国家兴盛吗？如果君主不善且无人敢违抗他，那就是夏桀、商纣拒绝劝谏，坚持错误并毒杀劝谏大臣的情形了。这不几乎是一句话就导致国家灭亡吗？根据这一章‘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又略有不同之处。‘一言兴邦’，是因为听到这句话而知道做君主的艰难；‘一言丧邦’，是君主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总之，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意思就明白了。哪里还有空闲去追问是谁说的呢？有一种说法认为：‘做君主很难，一句话可以兴盛别人的国家；说没有人敢违抗我，一句话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不也很好吗？大凡‘不亦’二字都是表示从容的语气，比如‘不亦说乎’‘不亦宜乎’，都是‘也’可以胜残去杀，‘亦’字也是如此。这一章可以熟读，作为写文章的方法。

译叶公问政章【删减三十八字】

吴仲珠说：治理政事以赢得民心为关键，使近处的人喜悦，远处的人归附，治理政事的方法应当如此。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城邑来谈论。叶公询问政事，孔子不告诉他具体施行的方法，却告诉他治理政事的效果，这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效果，必然有导致这种效果的原因。近处人的喜悦，不是偶然喜悦，必然有使他们喜悦的原因；远处人的归附，不是自来，必然有使他们归附的原因。如果所施行的措施不符合天理，不顺应民心，难道能有近悦远来的效果吗？听到那里的风气不必依据新安注，是说听到近处人喜悦的风气。两个“其”字相同，近处的人得以蒙受恩泽，远处的人不能蒙受恩泽，只是听到风气罢了。这两句是平列陈述，然而先说近悦，后说远来，也显示出必然是近处人喜悦之后，远处人才会归附。

子夏为莒父宰章【旧分为两条，删减四十字，合并为一条】

子夏询问政事，孔子说：“不要贪求速成，不要贪图小利。”为什么呢？事情的快慢，有自然的次序，如果希望事情速成，就会急躁无序，反而不能达成。事情的大小，有自然的分量，如果贪图小利，那么所成就的就微小，而大事反而不能成功了。这两条是分开阐述，饶氏合并阐述，虽然不是正意，但在道理上有所启发。曾经验证天下的人，没有贪图小利而不贪求速成的，也没有贪求速成而不贪图小利的。

叶公语孔子章【删减七字】

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叶公询问自己，是自夸其正直，所以只说“他的父亲偷了羊，儿子告发他”，而不说他的意思如何。大概是说没有比父亲更亲近的了，尚且告发他的恶行，那么他的正直到了什么程度？有原因而偷盗叫做攘，不是挖墙洞偷盗。比如进入别人家中，看到想要的东西，随手拿走，又如攘鸡，是别人的鸡进入他家，就掠取杀掉。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虽然不追求正直，然而顺应天理，合乎人情，正直本来就在其中了。通常说隐瞒与正直正相反，孔子这话，不是指隐瞒就是正直，只是隐瞒那些在天理人情上应当隐瞒的才是正当的，所以说“正直在其中”。正直便不隐瞒，而这里以隐瞒为正直，是正直的权衡，天理的常道。卫国州吁弑杀桓公，石碏的儿子石厚跟随他，出逃。石碏逮捕并杀了他，大义灭亲，与周公诛杀管叔、蔡叔相同，是天理的正道。如果霍光阴谋邪谋，杀了皇后而不自我揭发，就大获罪过了。由此可知父亲为儿子隐瞒，也是非重大变故，未为断绝天理的事。如果父亲策划弑逆，儿子也将隐瞒吗？回答说：像唐代李怀光的儿子李璀就是这样。凡是说人情，有天理内的人情，有天理外的人情。天理内的人情可以做，天理外的人情不可以做。大概天理内的人情，也就是天理，如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之类。所以现在的法律，亲属可以互相隐瞒而不定罪，谁说法律有外于道理呢？那些与道理背道而驰的，不是先王的法律。

樊迟问仁章【删减一条，删减二十二字】

樊迟询问仁，孔子说：“仁，体现在事务上无处不在，处处都有这个理。随处都穷尽这个理，那么此心常存而仁不外是这个了，这就叫做仁。所谓心存而理得，即使到了夷狄之地，居处不可不恭敬，做事不可不严肃，与人交往也不可不忠诚。这话是用来勉励他固守而不丧失。扩充它则面色润泽、背部丰满，从自我修养来说，推广而达到则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以及人言彻上彻下。这上下是从地位来说，所谓上下一理。”

子贡问曰：「何如？」章【删减一条，删减十四字】

子贡问：“怎样才可以称为士？”意思是怎样才配得上士的名号。人的志向，弊病在于无所不为；人的才能，弊病在于无所能为。行为有羞耻心，是志向有所不为。出使不辱使命，是才能足以有为。本末兼全，士作为士就是这样。子贡善于言辞，所以用出使的事告诉他。行为有羞耻心，在外大概出使为难，不仅贵在能言。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的，是能言；出使四方，不辱君命的，是有为之才。不仅以能言见贵，也以不辱君命见贵。新安陈说非是。才行俱全，这是士的上等。如果宗族称赞他孝顺，乡党称赞他悌敬，那就次一等。大概能孝能悌，那么大本就确立了。然而止于能孝能悌，而此外没有才能可称，那么他的才有不足，比起才行俱全的，不及了。所以为其次。行为有羞耻心，说得广，而孝悌也自然有了。孝悌又概括不了行为有羞耻心，但更是大本，所以不说行立，而说本立。尧舜之道，只是孝悌罢了。有子说：“孝悌，是仁的根本。”这里作为士的次等，大概孝悌是仁的根本，由此扩充，不是说止于此。尧舜之道，只是孝悌，是举其大而无所不包的，所谓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也不是止孝悌一节如此。章中所说是只有这两者而已，大概仅能使其身无过，而无益于人国，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广其固有之良心。言必

译子夏说：“诚信，这一条从根本到枝节都看不出什么长处，但也不妨碍他做一个能自我约束的人。因为言语必定守信，所守的信虽然未必正确，但终究知道有‘信’这一原则。低于这种程度，言语就荒诞无稽了。行为不果断，所坚持的虽然未必正确，但终究知道有‘果’这一原则。低于这种程度，行为就放纵无度了。从根本到枝节都看不出什么长处，这是指本文之外的情况，这里只是说他能自我约束。这里说的小人，只是从格局器量浅狭的角度而言，与前面所说的小人指代细民略有不同。如今从政的人怎么样，也可以称为士吗？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值得计算在内呢？怎么能称为士呢？《文集》注解说：低于这种程度就是市井之人，不再能称为士，那么这里的‘斗筲之人’便应理解为市井之人，即言语荒诞、行为放纵的人。哪里值得列入士的行列呢？”

译如果没有遇到持中道的人而与他交往，就没有遇到持中道的人而把道传授给他。这是说之所以在狂者和狷者身上有所取的原因。大抵天下好人自有三种：一类是志向极高而行为不能掩藏其志的，这就叫狂；另一类是智慧未达而操守有余的，这就叫狷；还有一类既有狂者的志向而行为又精密，有狷者的节操而又不至于过激，这就是所谓的中行者。中行者是最好的，狂者次之，狷者又次之。然而狂者和狷者有这种德行，也有这种弊病。世间自有一类谨厚少过的人，看似可取，其实既没有向上的志向，又没有特立的操守。所以圣人既然遇不到中行者，就宁愿舍弃谨厚者而选取狂者和狷者。有人把注中“徒得谨厚之人，则未必能自振防而有为”一句粗略看了，不知此句是虚设，他不得要仔细看。这一章说中行、狂狷虽然就现状而言，其实都是指资质上做出来的，不然知行不过而中行了，圣人又何用再传他的道？盖所说的都是资质，如刚毅木讷近仁，也如此照看自见。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两句是就他们的好处说，言其之所以有取于狂者和狷者的意思。狂者志向极高而行为不能掩藏其志，狷者智慧未达而操守有余。这是朱子正解狂狷之所以为狂狷之处，而本文所谓进取及有所不为，与夫之所以有待于激厉裁抑的意思，都包含在其中了。进取即志向极高，有所不为即操守有余，只说其好处而不好处自见于言外。进取言其有向上的志向，有所不为言其有能守的节操。有这种志向的可以裁抑其知的过度，激厉其行的不足，而使他进于道；有这种节操的可以激厉其知的不足，而裁抑其守的过度，而使他进于道。孔子因此选取他们，不只是取他们的志向节操而已。所以注说“不是赞许他们终于此而已”，这个“与”字与大文“与之”的“与”不同。狂者和狷者得到他们可以与进道，齐一变至于鲁；若得到中道而与他交往，则鲁一变至于道。

人如果没有恒心，凡事都不可以。只说巫医，是南方人的俗语罢了。南方人的话，不是以巫医为小益，以其重要。所以注也推其本意说。尤其不可以无常。无恒，是说没有常心。常心，是人所固有的善心。辅氏说：交鬼神而无常，则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无常，则人不敢寄以死生。这见人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南方人的话，似专指为巫医。孔子称之曰“善夫”，则不专指巫医了。盖无所用而可也。称其言而善之，既曰称，又曰善者，称述也，非褒称之称。不恒其德，则事皆不可为，而为人所薄了。所以说：“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言无恒则取羞，在《易》有明训。人惟不占而已矣。苟玩其占，亦何以至此？陈新安说：此章见无恒者，虽贱役不可为，且羞辱不可免，以见人决不可以无常也。

君子对于人，视人犹己，泛以爱之，和而已矣。初非以其合于己而比之，是不同。小人对于人，不过其合于己而与之比耳，是同也。何曾是公心泛爱而和以处之哉？盖和与同相似而实不同，和公而同私，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故夫子别而言之，欲学者察乎两间而审其取舍之几也。和是公底的，同同是私底的，和。朱子此说极妙，差之毫厘则缪以千里。朱子小注后一说极痛切人情，然大抵是尹氏圈外之意，非孔子本意，孔子是外相似而实不同意。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可谓贤乎？”子曰：“未可也。盖一乡未必皆善人也，安知其非同流合污乎？”又问：“然则乡人皆恶之，何如可谓贤乎？”子曰：“未可也。盖一乡未必皆不善人也，安知其非诡世戾俗乎？”必也，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夫为善者所好，则可见其有可好之实；为不善者所恶，又可见其无苟合之行。斯可谓之君子矣乎？

事自我事彼而言，悦自彼悦我而言，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则难悦，恕则易事。本文先言易事，难悦。集注倒解，先公而后恕者，盖集注自下二句顺解之也。

泰是从容自在的意思。骄是负他才能，负他势位，作意气，相似骄与泰亦相似而不同。君子之泰，非有意于泰也。君子循理，内省不疚，则自然心广体胖，所

译这就是所谓心胸坦荡的意思。因此，在通达顺遂之时，小人一旦得志，便会放纵欲望、逞强使气而变得骄傲，这哪里算是通达呢？这完全在于天理与人欲的区别，所以通达是出于公心，而骄傲是出于私心。

译刚毅木讷近仁【删去一条】

毅兼用言，就是刚健的意思。讷，指迟钝不专，是说说话迟钝。这是好像不能说话的样子。孔子的意思是，仁是人心所必然具备的，但是柔弱脆弱的人有物欲的拖累，浮华巧辩的人有向外驰逐的过失，所以他们离仁就远了。只有刚强而有操守，坚毅而有作为，质朴而不浮华，迟钝而不巧言，像这样就不会屈服于物欲，不至于向外驰逐，虽然还不能称为仁，但离仁就很近了。

子路问士

子路问什么是士，孔子说：“行为刚愎自用，态度傲慢不逊，这不是士。一定要情意恳切周到，劝告详尽勤勉，而又和悦一团和气令人亲近，这样才可以称为士。然而这三者都不可缺失，但它们的应用场合不可混淆。一定要在朋友之间【等等】

善人教民七年【删去一条，减九字】

教导他们孝悌忠信，使他们懂得君亲的大义；教导他们务农，使他们没有饥寒交迫的拖累；教导他们讲武，使他们熟悉金鼓号令、进退坐作等军事技能。孝悌忠信的品行，是根本；务农讲武的方法，是枝末。兼教根本和枝末，那么百姓就会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了。即戎，就是让他们作战。有人说：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似乎只承接了孝悌忠信的意思，这是不对的。如果不让他们深耕细作，那么壮年人从哪里有空闲时间来修养孝悌忠信呢？况且如果没有尊上之心，而有救死尚且来不及的忧患，怎么能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呢？如果不教导他们讲武，那么百姓的耳目不习惯金鼓车旗，身体不习惯甲胄，手脚不习惯弓矢干戈，进退驰骋的节律，见到敌人还没动手就先溃败，鼓声一响就胆破心惊，又怎么能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呢？所以兼而言之才是正确的。亦可，也是仅止于这样的意思；善人教民七年，也未必能训练成节制之师。注解说：孝悌忠信的品行，务农讲武的方法，品行和方法是本末。新安陈氏却认为务农也是根本，这又是另一种意思。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这两章说教民要兼务农和讲武。到了孟子说，不教导百姓就使用他们，叫做祸害百姓。那么这里只说教民，是指教导他们孝悌忠信【等等】大概讲武的方法，战国时期的君主自己并不缺乏。

宪问第十四

宪问耻【删去一条，减一百四十五字，第二条凑合】

原宪问什么是耻辱。意思是世间什么事最可耻？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时不能有所作为，只知道吃俸禄；国家政治黑暗时不能独善其身，也只知道吃俸禄。这都是可耻的。因为原宪是个狷介的人。国家政治黑暗时吃俸禄的可耻，是原宪所知道的；国家政治清明时吃俸禄的可耻，是原宪所不知道的。孔子兼举这两点来告诉他，是想让他凭借已知的道理进而了解未知的道理，从他有操守进而扩充到有作为。太严重了，人不能只是有操守而不能有所作为。朱子说：不能有所作为，只是小廉小谨，能成就什么事呢？然而没有不从有操守而能有所作为的。所以说：人有不肯做的事，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士君子立身于天地之间，只需要一个有操守，一个有所作为罢了。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减五十六字】

怨忿恨，辅氏注解说：忿表现在外面，恨藏在心里，这是不对的。忿字从心。孔子说：可以算是难能可贵了。人的常情，克就是克，伐就是伐，怨就是怨，欲就是欲。在心中产生，就会害于事。内心有这些，必定表现在外面。没有能克制它们的，现在却能克制它们，不表现出来，难道不可以算是难能可贵吗？这也是虚虚地回答他，并不是肯定他。意思是：你这样，也可以算是难能可贵。原宪所问，并没有说：我克制了克伐怨欲而不表现出来。克伐怨欲这四者，约略说来，只是两件事。再约略说来，只是一件事。总之都是人欲，理欲不能并存。既然说不表现，那就是人欲还在，只是强力克制罢了。至于仁，则是天理浑然，而人欲退居听从了。防备病根，注中有两种说法，一是逐渐消磨，一是勇猛决断去除。勇猛决断去除的，所谓资质美好的人明白得透彻，查滓便浑化，与天地同体，颜回克己就是如此。其次只有庄重恭敬来持养，这是原宪所能做到的。所以逐渐消磨的说法，对原宪更为切合。

士而懐居【删去一条】

士所宝贵的，是因为他们只知道义在哪里，而不被情欲所牵系。现在士却留恋安居，就不寻求义的安顿，而只顺从情欲的安适了。这哪里配称为士？不必再推进一步，说趋利背义，将无所不为，才是不配称为士。懐居也就是懐土。但从小人来说，是沉溺于所处环境的安逸；从君子来说，只是心意所便安，对于处境有不能断然舍弃的意思。这一章大概是针对当时的士人，周游列国，有的在国家中义理上不应当留下，却有所顾恋而不能立即离去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系遁，所以这样说。对于所居之处有所顾恋，那么凡是声色耳目之欲，都包含在其中了。而有的人把心意所便安的地方泛泛而言，不特指居处，这也是不对的。但如果专指留恋宫室，那也不是。

邦无道危行言孙【减二字】

国家政治黑暗，行为正直就没有不对的地方了。言语谦逊，特别用来避祸罢了。像萧望之、范滂这类人，便

译这是不懂得“言孙”的道理。至于张禹、孔光这些人，他们的罪过不在于言语谦逊，正在于不能以正直的行为来匡正时局罢了。况且言语谦逊也不是阿谀奉承。“危行言孙”是针对在下位的人而言的，如果身居高位的人，自然不容许言语谦逊，只应当辞去职位罢了。

译有德行的人必定有言论。

本章的意思，似乎是说：固然有有言论而无德行的人，却没有有德行而无言论的人；固然有有勇力而无仁爱的人，却没有有仁爱而无勇力的人。因为前者能够兼有后者，后者却不能兼有前者。孔子发表这番话，是想让修身的人知道什么更重要，想让观察他人的人知道崇尚什么。有德行的人，和顺之气积蓄于内心，英华之气发露于外表，没有不能说话的，所以必定能言。至于有言论的人，或许是巧言令色、口才敏捷的人，不能确定他一定有德行。仁爱的人，心中没有私欲牵累，见到合乎道义的事必定去做，人们之所以不能在道义上勇敢，都是有所牵系；既然没有牵系，只以道义为准，就必定奋然去做了，所以必定有勇。至于有勇力的人，或许是血气之勇，不能确定他一定有仁爱。德行在于对天理的有所体认，仁爱在于内心的无私。说“德”字比较宽泛且偏重一方面，说“仁”字比较重要且全面。圈内的注解指出：第一，或许是巧言令色；第二，或许是血气之强。正好对应两个“不必”字。如果像尹氏那样说“只是能言的人”“只是能勇的人”，就失去了孔子的本意。如果说“只是能言的人”，必定没有德行，这也可以，难道只是未必有德行吗？

南宫适问孔子这一章

南宫适问道：“后羿善于射箭，奡能划动大船。从力量来说，天下没有能和他们匹敌的。然而一个被他的臣子寒浞所杀，一个被夏后少康所诛杀，都不得好死。禹和稷亲自耕种，如果从权力来说，似乎不如别人。然而禹亲自接受舜的禅让而拥有天下，稷的后代到周武王也拥有了天下。”南宫适这个问题，大概是用羿和奡来比喻当时有权势的人，用禹和稷来比喻孔子。用羿和奡来比喻当时有权势的人，孔子已经难以回答；用禹和稷来比喻孔子，就更难回答了。所以孔子不回答。然而南宫适的问题虽然不可回答，但他的言论确实值得肯定。所以孔子等南宫适出去后叹息说：“真是君子啊这个人，崇尚德行啊这个人。”大概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就在于崇尚德行罢了。所以君子必定崇尚德行，不崇尚德行的就不是君子。南宫适的话，像是提问又不是提问，不是提问又像是提问。回答固然应当，不回答也可以。如果南宫适直接问：“怎么样？”或者说：“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孔子又怎能完全不说一句话呢？禹治理水土，以及稷播种，两者相互依赖发挥作用。所以都说亲自耕种。禹治理水土，是为了提供播种的土地；稷的播种，是为了成就禹治理水土的功绩。饶氏认为南容是用羿和奡来比喻三家，这是不对的。南容是孟懿子的兄长，他心里固然知道三家的不义，但在言辞之间，一定不会如此自我揭短。如果真的这样，孔子也未必会肯定他。大概只是泛泛而谈罢了。况且当时三家，季氏最强，孟氏最弱，南容的意思大概不是拿自己家门的事来说。考察当时，田恒篡夺齐国政权，六卿瓜分晋国，三家专权鲁国，都能得以老死在家中，而孔子春秋时期只是一个布衣罢了。南宫适的话又有什么证据呢？然而不知道那几个人遗臭史册，千载之后仍有罪责；而孔子累朝褒奖推崇，历经万世而光辉。在这里又可见上天惩罚有罪者、天命赋予有德者的深意，而南宫适的话终究不是虚妄的。

君子而不仁者这一章

君子而不仁，是偶然失误罢了。没有小人而仁爱的，没有偶然得到的。仁爱哪有不求而自然得到的道理？凡是外物固然有偶然得到的，只有仁爱不可以偶然得到。不要依照谢氏的注解，以仁与不仁主宰内心，我怀疑三种注解中的两三种说法都不对。因为把“仁”字说得太重了，把它当作全体之仁来说，断然不是这样。

爱之能勿劳乎

这大概是为当时那些知道爱却不懂得使对方勤劳、知道忠却不懂得教诲的人而发的。大概人们只知道爱就是爱，却不知道使对方勤劳之所以是爱。爱而知道使对方勤劳，那么这种爱就深了。人们只知道忠就是忠，却不知道教诲之所以是忠。忠而知道教诲，那么这种忠就大了。爱与勤劳、忠与教诲，看似相反，实际上相互成就。爱而不使对方勤劳，也不成其为爱；忠而不教诲，也不成其为忠。品味两个“能勿”字，便可见事理势态的必然之处。如果不爱人，那么自己爱他，能不使他勤劳吗？说的是使他勤劳，必定如此。由此可见爱而有时不使对方勤劳的，是禽兽般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忠而有时不教诲的，是妇孺般的忠，不是真正的忠。爱不仅仅是父亲爱儿子、兄长爱弟弟、士人爱朋友、君主爱臣民、老师爱学生，也有这样的情况。忠不仅仅是臣子的忠，君子也有对父亲的忠，隐士也有对朋友的忠，凡是为人谋划，也有尽忠的地方，但不必把忠和爱贯通为一。忠和爱从内心来说，勤劳和教诲从事务来说，都是从内心的忠爱中产生的。

本文的忠和爱二字，是针对正经的忠和爱而言的。苏氏的注解，都可以放在本文之外来说。

为命禆谌草创之

辞令，是最有国家的大事，用来与邻国交往，侍奉大国在于此，所以解决纷争平息争斗在于此。只有郑国的辞令，因为禆谌一向善于谋划，所以由他草拟初稿；世叔熟悉典故，所以由他讨论修订；子羽担任行人之官

译（裨谌）善于应对而能斟酌其中，就由子羽加以修饰；东里子产，他的贤德又非他人可比，凡事都看其成效，就由子产加以润色。辞令这件事，起初由裨谌起草，接着由世叔探讨讨论，又接着由子羽加以修饰，最后由子产加以润色。制定一国的辞令，竭尽四位贤人的长处，像这样，所以应对诸侯，很少有不成功的事。孔子说这话，大概是赞美他们。然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郑国的四位贤人，怀着公心体恤国家，物我之间没有隔阂，大致有虞朝九官互相谦让、各自发挥才能的风范，所以世叔探讨讨论而裨谌不以为嫌忌，子产润色而子羽不以为羞耻。孔子称赞他们，难道只是因为他们在辞令这一件事上做得好吗？假使做臣子的都能像这样，所谓用才能来保全我们的子孙百姓，不也大有益处吗？草创，就是起草。讨论，就是把草稿拿来探讨其中的故典，并用义理进行论断。起草的人未必都符合典故，未必都符合义理，只有经过探讨，大致上就都对了。然而未必没有过分或不足的地方，所以过分的地方需要修饰，不足的地方需要润饰。子羽加以修饰，那么言辞大致就适宜了。然而在文采上或许还不足。子产加以润色，就增添了文采，使得辞气充沛明朗，义理恰当公允。

译有人问子产，回答说：他是仁爱的人，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就是这样。大抵子产执政，废除奢侈，崇尚恭敬节俭，划定田界沟渠，铸造刑书，这类措施虽然严厉，但都是用来辅助宽厚政策的。“惠人”这两个字，完全体现在他的内心和言语上。关于“骈邑三百”，如果依据厚斋冯氏的说法，那么三百就是三百户；如果依据云峰胡氏的说法，那么三百就是三百社。一社共有二十五户。大抵古代都以户来计算，从二十五户到一万两千五百户，都是以户来计算的。所谓“书社三百”，也只是说登记在社版上的户口有三百户罢了，未必是三百社。管仲的德行不及他的才能，子产的才能不及他的德行，这都是从资质方面来说的。圣人的学问大概在其末节，听到“概”这个字，它是平斗斛的工具，说的是使其均匀；未曾听说过圣人的学问。

贫穷而没有怨恨很难。贫穷，是逆境；富有，是顺境。人的常情，最难的是安于贫穷。所以身处贫穷却能安于道义和命运，没有一丝怨恨之心，这是人之常情中很难做到的。人的常情，不难的是安于富有。如果只懂得义理，稍微能安守本分，就能不骄傲，所以不骄傲，是人之常情中容易做到的。然而人应当勉力去做难的事，而不可忽视容易的事。世上确实有身处贫贱而不失本心的人，一旦身处富贵，就失去了本心。这是根据人之常情和事势来区分难易的。重点在于人之常情上，大全中胡氏的各种说法，人之常情都不超出这个范围。

孟公绰做赵氏、魏氏的家臣则有余。孟公绰，是鲁国的大夫。鲁国在春秋时期，比起滕、薛等国，虽然似乎稍大一些，但大抵气势日益衰弱，也是一个国小而政务繁杂的国家了。担任国政的人，如果不是大才，不容易最终办好，而让孟公绰来做，大夫大概是不胜任的。所以孔子私下评论他说：“孟公绰如果做赵氏、魏氏的家臣，则有余力，不可以做滕、薛的大夫。”孟公绰本来是大夫，而说“做赵、魏的家臣则有余”，已经可以看出他不足以担任大夫的职务了。而且孟公绰是鲁国大夫，而说“不可以做滕、薛的大夫”，圣人不想明显地斥责他，但既然不可以做滕、薛的大夫，那么也不能说他在鲁国做大夫是胜任的。大抵孟公绰廉洁沉静、欲望少，所以做赵、魏的家臣有余力；只是他缺乏才能，所以不可以做滕、薛的大夫。孔子这话，是为鲁国担忧。孟公绰做鲁国大夫，而孔子说【云云】，分明是说他不称职，但意思很委婉，且能看到他的好处，这就是圣人之言的原因。

子路问什么是完人【删去两条】。完人，是德才兼备的人。智慧见识明达，廉洁操守坚定，勇敢行动果断，才艺应对自如。武仲的智慧，虽然难以确知，但一定是聪明颖悟的人。这四者只是才能，德行必须用礼乐来修饰，才算是德行完备，浑然一体。

看不到因一善而闻名的迹象，否则即使兼具四人的长处，人们还是能看到这是智慧、这是廉洁、这是勇敢、这是才艺。等到用礼乐来修饰，就没有智慧的名声、没有勇敢的功劳，而廉洁和才艺也都看不到痕迹了。礼乐，是中和的德行。用礼来节制，使各自达到适中；用乐来调和，达到从容自在的地步，中正只是智慧、廉洁、勇敢、才艺做到合乎节度而没有偏颇；和乐只是智慧、廉洁、勇敢、才艺做到从容纯粹而没有驳杂。由此可以看出四人未免都因一善而闻名，未免有偏颇，未免有驳杂。“知足以穷理”等四句，不宜说得太尽好，因为有下文。用礼乐来修饰，在于使德行成就于内，而文采显现于外，这还在“用礼乐来修饰”这句话的范围内。那么“才全德备”等四句，却只从“用礼乐来修饰”来说合，也可以算是完人。使德行成就于内，而文采显现于外，表里如一。这就是所谓充实而有光辉的，这就是所谓礼义充满内心，而能随时采取适宜措施的。文采显现于外，这个“文”字不可与“用礼乐修饰”的“文”字同样看待。那个“文”字当作“节制”字、“调和”字理解，这个“文”字当作“显现”字理解，然而也是从那个“文”字产生的。大抵不是“用礼乐修饰”，也就没有“文采显现”。如果说“用礼乐修饰”完全是外在的功夫，也不是，本意在于中正和乐上。

见到利益想到道义，遇到危难献出生命【删去四条】。廉洁勇敢是德行，智慧才艺是才能。见到利益想到道义，也就是孟公绰的廉洁了；遇到危难献出生命，也就是卞庄子的勇敢了。那么即使他的才能、智慧、礼乐有所欠缺，而他的忠信实质也似乎不容易做到。所以也可以算是完人了。才能智慧欠缺，是缺少了武仲的智慧、冉求的才艺。忠信的实质，是三句总括而言，不可分开。上文“也可以算是完人”，是针对圣人而言的；下文“也可以算是完人”，是针对上文而言的。胡氏认为后一节是子路的话，比较正确。但有一个疑问：子路当时既然这样【云云】，孔子怎么都不说话？比如子路终身诵读，孔子就说“这是道啊”，怎么足以称善呢？这里却沉默不语，为什么呢？先儒未曾怀疑到这个，为什么呢？大抵这一篇后十篇多有缺漏错误，确实如此。

孔子向公明贾询问公叔文子【减去三十九字】。孔子认为当时人们称赞文子，不言、不笑、不取，已经过于实际了。所以向公明贾求证，而公明贾的话更加过于实际。孔子不想正面指出他的错误，所以只是表示怀疑罢了。

译那么，文子还不能算是中正之士吗？难道也不能算是廉静之士吗？“确实如此，难道真的如此吗？”不能把前一句理解为浅层的怀疑，后一句理解为深层的怀疑。因为圣人的言辞气度包容宏大，忠厚自然就是这样。

译臧武仲凭借防邑请求在鲁国确立继承人【删去一条，末尾一事发生在襄公二十三年】臧武仲亲自占据防邑，并派遣使者请求在鲁国确立继承人。臧武仲既然已经获罪出逃，请求确立继承人是可以的，但占据城邑来请求确立继承人，则是不可以的。他之所以占据城邑来请求，是为了表示如果请求不被批准，就将占据城邑发动叛乱。人们虽然说他不算要挟君主，但我必定认为他是要挟君主。臧武仲凭借防邑请求在鲁国确立继承人，这个“以”字与公山弗扰凭借费邑叛乱的“以”字相同，都是有所挟持而求取。臧武仲凭借防邑请求确立继承人，就是挟持防邑来求取。史书说“挟持韩地来议事”，正是如此。臧武仲占据防邑请求确立继承人，分明是要挟君主，所以孔子直截了当地说“不要挟君主”。

我不相信。不像杨氏所说的诛心之法，大凡诛心，都是事情表面上不是这样，似乎无可指责，但其内心却是这样，实在有可指责之处。臧武仲分明是要挟君主，自然不容于诛心之论。所以说：要挟君主的人，是犯上作乱、罪大恶极的人。又按：臧武仲以智谋闻名于当时，然而因为孟氏的诬陷，让他率领甲士跟随自己，替孟氏办理丧葬之事，于是有了奔往邾国、前往防邑、请求确立继承人的举动。既已确立继承人后便奔往齐国，齐国打算让他种田，他便用防邑暗示齐国，最终未能得逞。所以孔子说：智谋之难啊。有臧武仲那样的智谋，却不被鲁国所容，也是有原因的。做事不顺理而施恩不宽恕。夏国的谚语说：念念不忘，顺理行事，宽恕施恩。以上见于《左传》

晋文公诡诈而不正【删去两条，减少三十六字】

“谲”和“正”二字都是从心术方面来说的，这是孔子比较齐桓公、晋文公二人的优劣时所说的，并非认为齐桓公、晋文公就是正的。朱子在此处极为仔细，对于齐桓公说“还算比这好一些”，对于晋文公则说“他的诡诈太厉害了”。说“比这好一些”，则尚未达到尽善尽美；说“他的诡诈太厉害了”，则齐桓公也不是不诡诈，只是没有达到像晋文公那样厉害罢了。从齐桓公方面来说，楚国尚未臣服时，便质问周天子祭祀用品供给不足，并责备其尊奉周王的大义；楚国已经臣服后，便退兵至召陵，并责备其遵守盟约，这与晋文公相比算是正的。从晋文公方面来说，楚国围攻宋国时，他先攻打曹国、卫国以引诱楚军来救援；楚国解除对宋国的围攻后，他又恢复曹国、卫国以离间这两国与楚国的交好，那么他的诡诈就太厉害了。考查《左传》，未见楚国解除对宋国围攻的记载。齐桓公攻打楚国，《春秋》记载说：“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攻打楚国，驻扎在陉地。”楚国屈完来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记载晋文公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与楚人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践土的盟会，周天子亲自慰劳晋侯，出于周天子的本意，并非晋文公召请的，不记载是为了不怪罪晋文公而为周天子避讳。至于河阳的盟会，分明是晋侯召请周天子而让他狩猎，记载“周天子在河阳狩猎”，怪罪晋文公而不能完全为周天子避讳。齐桓公葵丘的盟会，在《孟子》中详细记载了，都关系到纲常伦理，首止的盟会，是为了确立三世子的地位。世子就是襄王，名叫郑，是惠王的嫡长子。周王打算因为宠爱而更换太子，所以齐桓公特意采取这一举动。后来葵丘初命的话语，也都是基于这个意义。齐桓公正而不诡诈，确实可信啊。

子路说：“桓公杀了公子纠

子路认为管仲不够仁德，是因为他忘记了旧君而侍奉仇敌。孔子认为管仲可谓仁德，是因为他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子路对管仲的怀疑在于前者，孔子对管仲的肯定在于后者。子路的怀疑，是记住了他的过错而忘记了功劳；孔子的肯定，是记录了功劳而不计较过错。大概是因为他的过错小，而功劳大。至于忘记旧君侍奉仇敌这一点，孔子暂且不论，起初并没有为之辩解。下一章的论述也是如此。“可谓仁德”这个“仁”字，完全是从他施于外部的功业来说的，不指本心。管仲当时不死而接受囚禁，是自知有召牙在，必定能被齐桓公任用，从而有后续的功劳可以图谋。子路认为管仲不够仁德，这就是他日后必定死于孔悝之难的原因。因为桓公是兄而纠是弟，那么忽对于纠，虽然有赴死的道理；而仲对于桓，也没有不可侍奉的理由。“不以兵车”一句最重，“可谓仁德”是承接它来说的，“可谓仁德”不依照蔡氏以召忽来比较，只是泛泛地说为正。“不以兵车”，大概是因为他能向天下昭示大信，而诸侯自然率领跟随。如今用《春秋》来考证，自从伐楚之后，只有伐郑、伐北戎两三次举动而已，其余都是盟会。齐桓公伐楚、伐北戎之类，固然用了兵车，但他纠合诸侯，何曾使用兵车？完全是用大义驱使，用大信统一。这样那么尊奉周室、抵御夷狄的功劳，使人们不被左衽习俗同化的人，究竟归功于谁呢？然而如果不是管仲善于谋划，也不能达到这个地步。

子贡说管仲不是仁德的人吗

前一节称赞他的功劳，后一节不责备他不死。称赞功劳以显示他的仁德，不责备他不死以显示这无害于仁德。不能以上一节作为回答，又以下一节作为回答。不能死，大概是子贡非议他辅佐齐桓公，孔子所说的是就他的功业而言，并非正面回答他又辅佐齐桓公的问题。后一节只是承接上一节来说，并非另外回答不能死的问题。真正回答不能死，以及又辅佐齐桓公的意思，全在后一节

译回归正题。如上章回答子路那样，只是陈述管仲的功绩，而不必殉节的意思，自然蕴含在其中了。当时如果没有管仲，那么天下大概就会沦为楚国的属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都是为了抵御楚国。六国被秦国兼并，只是因为缺乏像管仲那样的人罢了。拥有管仲的志向却得不到管仲那样的权力，管仲的功绩超过了鲁仲连，但他的见识与操守却不如鲁仲连。怎么比得上那些普通男女拘泥于小信义呢？承接上文管仲没有殉节，他在天下后世建立的功业如此之大，怎么能与那些普通男女在沟渠中自缢而死、最终无人知晓相比呢？孔子肯定管仲，并不是用后来的功绩来抵偿以前的罪过，因为以前并没有罪过，而后来

译又有大功，所以被任用。假如管仲先前有弑父与弑君的罪行，后来虽有这些功劳，圣人又怎么能录用他呢？管仲虽然有尊崇周王室的功效，但实际上并不能使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孔子“我要复兴东周”的意思，正不是这样。子路是勇猛的人，所以只怀疑他不会死；子贡是智慧的人，所以说他不会死，还可以辅佐他，这就太过分了。这是先前儒者的说法，看来这两个人也有自己的见解了。当时的人只是因为管仲功高而任用他，众口一词，而这两个人独自怀疑，便可见出圣门的意思。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本是公叔文子的家臣，所以说“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与文子一同升任公卿的，是文子推荐他一同升任的。古代人生前有爵位，死后就有谥号，公叔文子死后谥号为文子。后来孔子听说他有推荐贤才的美德而称赞他说：“文子的行为如此，称他为文子，这确实可以称为‘文’了。”所谓“文”，是顺理而成章的意思，像僎这样的贤才，按道理应当推荐而推荐了，这就是顺理而成章了。称他为文子，不也很适宜吗？“顺理成章”四个字不作平常的解释，是说顺理而有可观之处。谥法中也有所谓“赐民爵位曰文”的说法，孔子的意思不在此，只是顺理而成章的意思，看注中的“亦”字。洪氏注“文子”三善，总不出“文公顺理”二字，不能说孔子是因为他有这三善而赞许他【云云】。像孔文子那一章，是子贡问：“孔文子为什么称他为‘文’？”所以回答说：“因此称他为‘文’。”而朱子不再解释“文”字的含义，因为本文已经明白了。至于这一章，则因为他有推荐贤才的美德而据理评价说：“可以称为‘文’”，是说他不辜负“文”这个谥号。所以朱子先特意解释，然后用谥法所载的内容来证实。“赐民爵位”的说法最疏远，如果朱子想再修改集注，或许会删去它。大概司马迁没有见识，多相信伪书，所谓“勤学好问为文”是从孔文子章附会而来；“赐民爵位曰文”是从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附会而来，他的说法完全不是周公的旧制。

孔子说卫灵公无道【减二字，第三、四、五条旧合为一】，大概是指他伦理不序，纲纪不张。这一句像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样，都是大致的说法，其中【云云】最多。所以康子接着说：“夫如是，夫如是。”三个字有所指，不只是无道二字。丧失地位，如鲁昭公被驱逐到干侯，齐庄公被崔子所杀，卫成公被晋人所执，都是失位。不只是亡国，假如昭公被季氏所得，也不免于被杀，何止是被驱逐？卫成公被晋所执，回去后，不死的人很少。仲叔圉三句，主要讲卫灵公用人，不是说这三人的才能，而是说“宾客”二字。如何区分？客似乎不论贵贱，较泛一些。宾又更盛大，但再考之。凡寻常羁旅，都称为客于某所。如果说宾于某所，则不可。诗中多言嘉宾，见其盛大。三人都是卫臣，虽未必贤，贤以德言，其才可用，只取其能。孔子因卫灵公无道，而又特别取其用人，其所用之人，固然是平日所不赞同的，而又不埋没其才，可见圣人至公之心，天地之心。

其言之不怍【更定次序】，敏于行的人，必讷于言。如果他的言语，自许太高而不以为耻，这样就没有必为之志，而不自量其能否了。想要践行其言，岂不难吗？古人言语不出，以身体力行为耻。有必为之志的人，必不敢有轻易之心；不敢有轻易之心，必不至于大言无当了。不是仁者，其言也讱。意其言之不怍，则占知其为之也难矣。注云：“而不自量其能否，纵自量其能者，亦自不敢易。如孔子犹曰‘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陈成子弑简公【芟五条，减九十七字，略更次序】，崔子弑齐君，陈成子弑简公，这都是记录者的言辞。如《春秋》法则名之矣，如下文便见。沐浴则斋戒矣，古者三日沐，五日浴，斋戒必沐浴，故知沐浴之为斋戒也。是时鲁之兵柄分属三家，哀公不能自专。其曰告夫三子者，难之也。及孔子出而曰【云云】盖已知其事之不行矣，特将君命而犹冀其万一耳。之三子告不可，是所谓使人可其奏之可。一则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二则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则正为君卿者当何如。自当时观之，孔子此请亦无益矣；自今日观之，孔子此请至今犹足以寒乱贼之胆，而折其不臣之心。且在当时三家闻之，亦能无凛凛乎？故曰其所儆者深矣。夫子初间请讨，是决然要讨，他非徒举其义以儆三家耳。及后不从，则所谓非臣之明所能

译这是违背礼制、窥探君心的行为。告发的人在我这边，听从或不听从则在对方那边。当时如果哀公自己能够决断，就命令三家出兵，以大义驱使他们，三家似乎确实难以不服从。胡氏说：“仲尼这样做，先行动后报告是可以的。”这不过是人人都有权讨伐的意思。云峯却解释说：“先发后闻，是指鲁国而言，不是指孔子而言。”这也太迂曲牵强了。我认为孔子在道义上已经尽到了责任，这件事如果真的可以先行动后报告，那么夫子也会这样做的，不必等胡氏来阐发他所不及之处。这话似乎不必附在集注之后【出自黄氏曰抄】

译不要欺骗君主，而要敢于冒犯他。【删减四十九字】

不要欺骗君主，泛泛而言的“冒犯”，指的是进谏争辩。侍奉君主，关键在于不欺骗君主。凡是向君主进献的言论，必须竭尽自己的心意去说，不敢有丝毫虚假。凡是为君主效力的行为，必须竭尽自己的心意去做，不敢有丝毫虚伪。至于君主有过错时，就要直言正论，宁可冒犯也不隐瞒，一定要使君主回归正道而后停止，这就是所谓的“冒犯”。子路崇尚道义，多是强行把自己不知道的说成知道，如果让门人做臣子，一件事也是欺骗，那么不欺骗本来就是子路所欠缺的。至于冒犯君颜这一节，比如季氏攻打颛臾时子路不能进谏，孔子也说他不能以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应停止，那么冒犯也不是子路所能做到的，所以这六个字应作一句读，读者的理解是错误的。

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删减九十四字并调整次序】

君子和小人各自有所通达。君子遵循天理，天理自然高深明达，所以日益高深明达；小人顺从人欲，人欲自然卑下污浊，所以日益陷入污浊。这正如君子明白义理，小人明白利益，相似之处在于各自有所明白，但所明白的内容不同。这个“达”字兼有知行两方面逐渐积累达到极致的意思。“高深明达”和“污浊卑下”贴合原文的“上下”二字，“日益”贴合原文的“达”字。

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而学习。

古今所学的事情，都是相同的。但古今学者的用心，却不相同。古代的学者，用心只在于想让自己获得学问；现在的学者，用心只在于想被别人知道。因为只想让自己获得学问，所以很少有不被别人知道的。然而别人知道或不知道，并不是所计较的。因为只想被别人知道，即使虚名再高，实际的德行却有缺陷了。这一章首先要认清“学”字，然后才涉及为己和为人的辨析。孔子时代，学者所学习的事情，尚且都是正道之学。但看他们的行为，是相同的；观察他们的动机，则是不同的。

蘧伯玉派使者去拜访孔子。【删减两条并调整次序】

派使者如同说“派使者”，任命官员如同说“任命官员”，任命他如同说“任命他”，奴仆之类，是用来传达问好的。孔子与他同坐，是对坐呢，还是让他坐在旁边呢？回答说：根据情理来推测。等到回答“对”字时，看起初只是坐在旁边，便可见出尊敬他的意思了，不必与他平起平坐。使者啊使者，如同时运啊时运，水啊水这样的例子。使者啊使者，是说真正的使者，重复说，是极力赞美他。大概这使者所达到的境界，已经很高了，不从事务上去说，只指出他用心之处，真可以说是善于言辞。人们只知道使者善于辞令，却不知道他深知君子的心意，所以值得称取。假如蘧伯玉未能如此，而使者【云云】，那么孔子未必会赞许他。像公明贾的回答，也是善于辞令了，反而引起了圣人的怀疑，所以集注又说：不仅使者知道，孔子也相信他。反省自身克制私欲，就是反省察识克制治理，反省自身有过错便克制治理了。反省自身克制私欲，常有赶不上的意思，吉人做好事，总觉得时间不够，这就是所谓的实践笃实。光辉彰显，只看使者知道，而孔子也相信他，便可见得。春秋时期的贤大夫如蘧伯玉，却是内心有功夫的人，看他想要减少过错却未能做到，且以独自做君子为耻，而他的出处又符合圣人的道，可谓是有体有用的君子了，虽然不属于圣门弟子，但考察他的立身，仅次于颜回、曾子，与闵子骞、冉雍同类。蘧伯玉活到六十岁而六十次改变，年年更新。蘧伯玉活到五十岁而知道四十九年的错误，本出自《淮南子》，而大注都认为是《庄子》，也是恰好弄错了。

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

所思虑的不超越自己所处的职位，泛泛而言是对的，不必把这个“位”字当作上一章的“位”字来解释。上面是职位的“位”，曾子的“位”，依据《易经》卦象的意思来说，与《大学》或问所说的，大概是因为所居的职位不同，所以所止的善也不同。“位”字相同，曾子只以一个人来说，范氏则有各自安守其位的意思，所以在圈外。

君子以言语超过行为为耻。

凡是羞耻都有羞愧退怯的意思，所以用来形容不敢尽情说话的人，这是以君子能做到这样来说的。言语容易说得过多，而行为容易做得不足，从而言语超过行为，这就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原因。

君子之道有三。

说：仁者不忧，可见他未免于忧虑。下面两句也是如此。原文绝不可说出“成德”二字，《子罕》章也不可说出“进学”二字。况且“进学”“成德”二字，是范氏合并两章而言，一个是“以智为先”，一个是“以仁为先”的意思，并不是经文的本来含义。这是孔子自述，说这不过是孔子的话如此罢了，以此赐观之。孔子在这三者上，大概是绰绰有余了，不可以“言”字当作“谦”字。孔子自以为未能做到，而子贡又认为是自述。子贡的话，如果是这样，那么孔子的话就不是真情了。孔子的话如果是真的，那么子贡的话就几乎是在阿谀了。说：孔子的话，是圣人不自以为圣的心意；子贡的话，是智慧足以了解圣人的智慧。自责以勉励别人，这一句不可等闲看待，有圣人尚且忧虑，何况学者呢的意思。大概这三者在孔子那里，还认为未能做到，而自责则学者更应当如何猛力用功呢？这一句要看“以”字。

译这与下文“自我贬低以深切抑制他”的例子相同。

译子贡议论别人，孔子认为他贤能，这是褒奖他，但说“贤能吗”，又怀疑他的言辞，说“我则没有空闲”，这是自我贬低。然而孔子在这里尚且没有空闲，子贡却偏偏有空闲吗？大概急于自我修养的人，自然没有空闲去议论别人，那自我贬低的言辞，正是为了深深地抑制他。子贡议论别人，也是一个大毛病。

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如果有才能，别人自然就会了解。何必为此担忧呢？这一章共出现四次，而文字都有细微差别，那么圣人对这一件事，大概是多次提及，其叮咛之意深切了。

不预先猜测别人的欺诈，不凭空揣测别人的不信任。天下的人，防范过于严密的，多有预先猜测和凭空揣测的私心；那些不凭空揣测、不预先猜测的人，多会落入小人的圈套。如今，起初不猜测别人欺骗我，起初不揣测别人怀疑我；然而对于欺骗我、怀疑我的人，却未曾不事先察觉。那么既不在事前预料别人的奸诈，也不在临事时落入小人的圈套，这可以说是贤能了吗？要明白预先猜测和凭空揣测是有心去迎合，事先察觉是无心而自然领悟。大注说：“对于人的真情与虚伪，自然事先察觉。”兼及真情与虚伪，如同《大学》所说的善恶不可掩盖。如果词意兼及，则有所侧重。“诚明”二字固然可以用，但范氏说“没有真诚而不明达的”，那么是因为不猜测、不揣测，所以能事先察觉，这是真诚产生明达的意思，这就不是本意了，所以放在圈外。况且“诚明”二字也说得太大了。《语类》中的内容与本文都不相干。新安“事先、临事”的说法，很多人非议，看来并无害处；非议的人是不对的。

防生畆对孔子说，防生畆把隐逸当作高尚，是一去不复返的人。所以看到孔子四处奔波、忙碌不安，就怀疑他是巧言令色，却不知道我们的孔子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哪里像小丈夫那样固执一端、不通达呢？所以回答说，我之所以忙碌不安，不是敢用巧言令色来取悦别人，实在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会固执一端、不通达，这是我所厌恶的，所以不希望就这样离去。“恶”是圣人自己厌恶固执一端、不通达的事，不是厌恶固执一端、不通达的人。然而说“不敢巧言令色”，那么孔子就不巧言令色了；说“疾恶固执”，那么防生畆就是固执了。防生畆正是固执一端的人，孔子说“疾恶固执”，对他的警戒很深了。

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而称赞它的品德。千里马被人称颂，由来已久。然而千里马之所以得名，并不是称赞它力气大、能任重致远，而是称赞它驯良的品德。假如千里马有这种力气而没有这种品德，那么人们又何必看重千里马呢？大概千里马自然驯良，在马中禀受品德最为纯粹。如苏氏说：“马蹄咬人的马一定善于奔跑，不善于奔跑的马一定驯服。”这是用普通马来说的，不能用这个例子来类比千里马。千里马也是马中的君子吗？

有人说：“用恩德回报怨恨，怎么样？”用正直回报怨恨，要看道理如何。道理上应当爱、应当取，就爱他、取他，起初不因为他对我有怨恨就不爱他、不取他。如果道理上在所厌恶、在所舍弃，就厌恶他、舍弃他，也不因为他对我有怨恨就避嫌，所以不厌恶、不舍弃。只看道理如何，好像未曾有怨恨一般，这就是所谓正直。用恩德回报恩德，爱憎取舍，虽然有加厚的意思，但君子也未尝因私恩损害公义。在公道上行不通的地方，终究不肯因私害公。可以加厚就加厚，不可加厚的地方，也难以强行加厚，必定不把法度卖掉。那么回报恩德也要看道理如何？存心刻薄的人，必定用怨恨回报恩德。至于有的人想用恩德回报怨恨，又过于厚道。两者相比，都失去了中道。所以圣人这样开导。大概天下的事，必须讲道理。即使是君父的仇敌，也有应当报复、不应当报复的区别。《周礼》说：“杀人而合乎义的，命令不要报仇，报仇就处死。”这是不应当报复的。《春秋传》说：“父亲不该被杀而被杀，儿子复仇是可以的。”这是应当报复的。不能只依据《曲礼》说：“君父的仇敌，不与他共戴天。”道理有多种样式，必须斟酌。指意曲折反复，如同造化的奥秘，妙不可穷，只在上文。大概用恩德回报怨恨，那么回报怨恨过于厚道，而回报恩德也无法再增加，这是彼此都不得其平了。只有用正直回报怨恨，用恩德回报恩德，那么对于有恩德的人固然不埋没他的恩德，其意固然厚道；而对于有怨恨的人也不再记恨他的怨恨，也未尝不厚道。对于彼此的回报，各得其平。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正包含下文的意思，孔子自我感叹以引发子贡的提问。这个“发”字与下文“故特语以发之”的“发”字不同。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呢？是说人们不了解您的地方在哪里？“何为”是做什么的意思？孔子下文则指出人们不了解我的地方，实际上是为了教导子贡。“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三句意思连贯，“下学”二字就套在“不怨不尤”里，“下学”就是自我修养的实质。大凡怨天尤人的人必定不知道反省自己，反省自己、自我修养的人自然没有怨恨和责怪。但反省自己、自我修养，那么理就在事中，事也不是理外，便

译自然渐进罢了。这都是朴实真切地反求诸己，而不是为了取悦或打动别人，本来就不是用来彰显其知的，况且也不是别人所能知道的。大注这里只说反求诸己、自我修养、循序渐进而已，并没有用什么特别异于常人的方式来彰显其知。直接解释到“天”那里就停住，或者只截断在“上达”的地方，都是不对的。这与《叶公问孔子》章的大注只说其好学之笃实是一样的，然而深入体味，则可见其全体至极【云云】相同。圣人下学便能上达，怎么能说是循序渐进呢？如果像程子所说的那样，就太〇了。程子只是担心人们把上达看作在下学之外，所以说……若孔子本意却是说我只管下学而自然达到上达，并不是刚下学就一下子蹴达到上达的地方，只是上达不在下学之外罢了。下学而上达，孔子还是收敛退让地说话，不像今人说得喧闹张扬，所以朱子正解说反求诸己、自我修养、循序渐进，这些都是平实的意思，却在后面接着说然而深入体味，则可见其中自有别人不及知而只有天独知的妙处。几乎足以达到这个境界，这指的是其中别人不及知而只有天独知的妙处。子贡却没有通达，如果通达了，就应当像曾子说“唯”，公西华说“正是弟子不能学的”那样，而子贡却默然不语。朱子因此断定他没有通达。

译公伯寮向季孙氏诽谤子路。【删减二十九字】

孔子心中本已因公伯寮的话而有所疑惑，这是说他的心被公伯寮所迷惑。我的力量还足以把公伯寮陈尸于市朝。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子路得罪季孙氏的罪名将会更多了。不知会怎样呢？道将要施行吗？那是天命啊；公伯寮本来不能使它废止。道将要废止吗？那也是天命啊；这又哪里是公伯寮所能干预的呢？所以说：“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呢？”上面两句只是假设而言，不必因为谢氏的注解，就认为公伯寮的诽谤不生效就是道将要施行，公伯寮的诽谤生效就是道将要废止。如果这样解释，又怎么能引出“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呢”这一句呢？也不可依据小注。齐氏说公伯寮诽谤子路是假的，目的是挫伤孔子的意志。因为子路如果在鲁国得以施展抱负，就是得志，就是道将要施行了。圣人在利害关头，不需要等到由天命来决定才泰然处之。因为天命是从气的角度说的，圣人则以理为主。只要道心安顿，天命就由我发出，何必等待天命来决定？圣人不言天命，凡是言及天命的，都是为众人设立的。

贤者避世。【删减四十五字】

三个“次”字，只是就世、地、脸色而言来说的。小注认为灵公问陈（阵）是有违逆之言，恐怕不是本意。违言，是指言语不相合，违背忤逆。灵公问陈，孔子是看出他不足以共事，所以离开他罢了，并不是有所忤逆。

作者七人矣。【删减二十九字】

这是孔子忧世之言，“作”是见微知著而行动的意思，行动的人已经有七个了。品味其语意，有天地闭塞、贤人隐居的哀伤。如宋代杨绘所言：“群贤未老，求去之意。”杨绘的话说：“范镇六十三岁，吕诲五十八岁，欧阳修六十一岁，都退休了；富弼六十八岁称病引退，司马光、王陶都五十岁请求闲职。陛下能不思考其中的缘故吗？”

子路宿于石门。

晨门的意思是：既然不可为，那就罢了。而孔氏还要去做吗？这是议论他。因为不了解圣人罢了。然而他说圣人，就不是自处。那么勉斋这两句话说得最好。

子击磬于卫。【删减三十五字】

当时本来就是衰世，而孔子忧世之心不能一日忘记，所以在他击磬时，忧世之心寄托其中。有背着草器经过孔子门的人，听到磬声，知道他有忧世之心，就说：“有心啊，这击磬的人！”这里没有贬义。蒉，是草器，如今草包之类，既然称为器，就是可以用来盛物的，且与孟子“我知其不为蒉也”相协调。大概蒉像鞋子一样。背着草器的人讥讽孔子说：“为何如此固执不通，而不能适应去就的适宜呢？”别人不了解自己，就应当立即停止，像水深则涉水，水浅则揭衣一样。现在天下已经忘记了自己，而自己不忘天下，于是在那里击磬，这就是水深不知涉水，水浅不知揭衣，真是鄙陋的固执之人啊！“深则厉，浅则揭”，是引用诗词，正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的例子，不必说“诗云”，或者用“诗不云乎”一句过渡，但毕竟也是“诗云”了。视天下犹一家，兼中国之外说中国，犹一人说，较近一些，一人又切于一家了。

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删减四十七字，更定次序】

考查《尚书·说命上》说：“王居丧谅阴三年，既免丧，其惟弗言。”这就是书云了，不必要有成语。朱子不解《尚书》何篇，因为其无成文。谅阴若依孔氏、胡氏、邢氏，则谅为信，阴为默，而与“不言”二字重复了。应当依觉轩蔡氏说：“谅者，梁也；闇者，倚庐之庐也。”《尚书》所谓“王宅忧谅阴者”是也。大注说：“谅阴，天子居丧之名。”这与觉轩注不同，盖未定之见。君薨兼天子诸侯，百官亦兼王朝之百官与侯国之百官。总已是百官，自总已职，连他衙门，大大小小都总束上，一听冢宰之处分。子张是疑人君不容以三年不言，孔子是与他说话人君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盖古制也。胡氏说与大注不合，故在圈外，非总注也。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删减二条，减三十一字，凑合】

上好礼，则自其身之动静，以至事为之设施，无一步离了礼。如此，则礼行于上矣。行于上，则达于下矣。达于下，则下各安其分矣。以礼驱之，何不可使？若自家不好礼，而但以礼驱人，则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矣。好礼，该本末言。礼，达分定字，在上好礼之下。

子路问君子。【删减一条，减二百二十一字，更定次序】

子路问君子，是问君子之道如何，如颜渊问仁的意思。下文所【云云】皆非君子不能也。修己以敬，此一句意兼大小包远近在其中。下文“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则是因子路少之故，就那充积及物处来说。“修己以敬”兼内外动静而言。修己以安人，修己

内有个

译恭敬。人只有保持恭敬，才能把各种事情都处理得当。这就是能够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道理所在。用功的关键只在于修养自身。安定他人，其中就有不取决于我的因素；安定百姓也是如此。这是因为恭敬之心充实积累到了极盛，自然就会惠及外物。难道是我修养自身，特意去安定他人吗？又难道是我修养自身，特意去安定百姓吗？还是说子路让（我们）反过来从近处寻求？只要从近处寻求，那么远处的事物也就包含在其中了。程子的注解需要详细研读。“修养自身以安定百姓”和“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这两句话意思相同，可以互相阐发，所以一并列举出来。上下都统一于恭敬，那么和顺之气就会充满天地之间，因此天地的位置得以确定，万物得以化育，而和气的精华又凝聚成为四种灵兽。就像《礼运》中所说的“凤凰和麒麟都出现在郊野水泽，龟和龙都出现在宫廷池沼”，这就是“体信达顺”的道理。“体信达顺”都包含在“敬”字之中，兼顾本体与作用。

译谈论中庸，达到中和，只是一个“敬”字。能够致中和，便能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生长发育，这是自然的道理。聪明睿智，都由此产生。用这个来侍奉上天、祭祀天帝，这个“是”字，这个“此”字，都指体信达顺。体信达顺，就是敬。聪明睿智，都由此产生，是因为诚就无不明瞭了。用这个来侍奉上天、祭祀天帝，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祭祀天帝对于天下来说，其意义何在呢？这是“义”的含义。

原壤叉开两腿坐着【删去两条】

孔子说：人活在世上，当他年幼时，有长辈在上面，就应当谦逊悌敬；等到他长大成人，就应当有所自立于世间，使人值得称道。现在他从小就被骄纵懒惰所败坏，年幼时不谦逊悌敬，等到长大了，也只是个平庸无能的人，长大后没有值得称述的。像这样还不如早点死，免得长久留在世间，成为风俗的蛀虫。他却老了还不死，徒然足以败坏常理、扰乱伦理，只是个贼罢了。既用正言责备他，又用拐杖敲打他的小腿，责备他叉腿而坐。按：《檀弓》记载原壤母亲去世，孔子为他沐浴棺木，而原壤唱歌，孔子装作没听见，走过去了。如今却责备他叉腿而坐如此严厉，为什么舍弃重的而责备轻的呢？大概是因为如果列举他母亲去世却唱歌的罪状，原壤就应当断绝关系；敲打他叉腿而坐的小腿，原壤还算是老朋友。盛德合乎礼制，体现在周旋应对之中，这也可见一斑。

阙党的童子传达命令

阙党的童子在圣人门下，圣人让他传达命令。圣人让童子传达命令，其用意本来自有深意。有人以为这童子必定学问有进步，所以孔子让他传命以表示宠爱和特殊对待，因此问：“这童子是求益的人吗？”圣人于是说出他让童子传命的用意，其用意正与那人所怀疑的相反，但实际上是为了使他受益。礼制规定，童子应当坐在角落，而我见这童子坐在正位上。礼制规定，童子应当跟随在长者后面，而我见他与长者并行。他不止于童子的位置，而自进于成人的行列，像这样，那么这童子不是求益的人，只是想要速成的人。大概求益就应当循序依礼，说这话是为了表明我让他从事侍奉差役，观察长幼次序，练习揖让仪容，这是为了抑制并教导他，而不是宠爱和特殊对待他。

四书蒙引卷七

<经部,四书类,四书蒙引》>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防引卷八 明蔡清撰 卫灵公第十五

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阵势【删去两条，减三百十二字】

“俎豆”二字，因问阵势而生。夫子既然说没学过，那么在灵公方面就不应当问了。既然说曾经听说过，那么在灵公方面就应当加以注意了。大概治国以礼，军队阵势的事不应当优先考虑。灵公问阵势，夫子便知道他不足以有所作为了，所以离开他。孔子从小就以懂礼闻名，那么俎豆是夫子所学过的，不必多说。至于军旅之事，夫子难道真的没听说过吗？看他击退莱国军队，诛杀少正卯，拆除三都，风采凛然，而且曾说“我战则克”，夫子难道在这方面有短处吗？说这话，特意为了拒绝卫灵公的问话。然而不直接说军旅没学过，又启发他说“俎豆的事则曾经听说过”，大概不仅遏制他不应当问的，又启发他应当问的。卫灵公则毫无愤悱之意，夫子之所以决意离开卫国，原因在此。俎豆都是礼器，但俎像几案，用木头做，用来承载牲体。豆容量四升，也用木头做，用来进献腌菜肉酱。夫子既拒绝了他的问话，第二天就离开了他。在陈国断绝粮食，随从的人饥饿得很，都困顿得不能振作。子路生气地来见孔子说：“君子应当没有穷困，既然是君子，难道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说：“祸福成败有不在我掌控之中的，君子怎么能必定没有穷困？固然也有穷困的时候，但君子能安守穷困，如果小人穷困就会放纵为非了。”那么今天只要安守穷困而不致泛滥，就可以了。这是孔子用来警示子路的，也有深意。泛滥溢出，小人穷困就自放于礼法之外而无所不至，也像水溢出外面一样。“固穷”作“固有穷时”解释，才对应“也有穷困的时候吗”的问话。如果没有回答他，也有字意，只先说“固守其穷”也不成话。其次下面“小人穷斯滥矣”句中便也包含了能安守穷困的意思了。圣人当行而行，无所顾虑于其第二天就出发，在陈国断粮见之处，困而亨通，无所怨悔于其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见之。但全章题目则不可如此分截，且依饶氏分，只说“顾是顾后，虑是虑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不必依他。在陈国断粮，不必拘泥说遭厄，盖依大注“当行而行，无所顾虑”之说只是说夫子要去便去，都不计较，所以断粮也。然据孟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亦是无相知人在而发兵围之之说，未见。其，的确。

赐也，你以为我多学【第三条减三十六字】

多学多闻多见，也能识别所闻所见，又都记得。赐也，你以为我的道是出于多学而识之的吗？子贡起初说：“是的，认为夫子对于天下之理，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