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防引卷八

译四书蒙引卷八

（经部，四书类，《四书蒙引》）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蒙引卷九，明代蔡清撰。孟子序（删去一条，减少九十字）

在朱熹之前，关于《孟子》只有东汉赵岐的一篇题辞。等到朱熹的《集注》完成，大概对题辞有所不满，所以特意在篇首节录了《史记》本传以及韩愈、程颐、杨时等人的言论，让阅读《孟子》的人，在打开书卷之初，就能了解孟子的生平履历和学术的大致概况，这也是提纲挈领的用意。如今科举初试虽然不以此命题，但在第二场、第三场考试中往往涉及这些内容，不可忽略。

史记列传（减少六十九字）

汉代太史令司马迁研读其父司马谈的著作，创立了义例，从黄帝开始，直到汉武帝获麟之年，撰写成十一篇纪，用来记载帝王；十篇表，用来贯穿岁月；八篇书，用来记载政事；三十篇世家，用来记载公侯；中间只有孔子是布衣；七十篇列传，用来记载卿大夫士庶。孟子位列其中。上下跨越三千多年，总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赵氏（删去一条）

赵岐，字邠卿，又字台卿，东汉京兆人。他首先尊崇信奉《孟子》，为之作章句，分为十四篇。又为之作题辞，题辞就是序言。赵岐喜好标新立异，所以独自命名为题辞。这是《孟子》题辞注所说的。其出处见于《古今纪要》。

驺也写作邹，本为邾国

根据《史记》本传注：邾国后来迁徙到邹，所以又称邹；就像魏国都城在大梁而称梁一样，是同一类情况。

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删去四条，减少十字）

依据吴氏对程颐注《孟子》的解说，孟子游历齐梁时，距离孔子时代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由此可以看出孟子并非亲自受业于子思。《鉴载》中记载孟轲曾问子思治理百姓之道何为先，子思说：“先让百姓获利。”孟子说：“君子教导百姓，也只是仁义罢了，何必说利呢？”子思说：“仁义本来就是用来让百姓获利的。”等等，这大致是后人为了凑成子思与孟子一段师承关系而编造的。现在断定孟子是子思的门人，如果孟子能亲自受业于子思，不应在七篇中毫无提及，反而说“私淑诸人”，如此轻视他。比如颜回就说：“夫子循循善诱……”曾子也多次说：“我听说于夫子。”

索隐云（减少五十六字）

索隐，是河内人司马贞所作的《史记索隐》。所谓小司马，自序署名为朝散大夫、国子博士、〇文阁学士，但不知是哪一代人。从序文考证，大概是唐代人。

孔丛子（减少五字）

《通考》晁氏说：楚人孔鲋，字子鱼，是孔子的八世孙。在陈胜手下任博士，因言论不被采纳，借口眼病而退隐。论述注解其祖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的言论，以及自己的行事，命名为《孔丛子》，共二十一篇。“丛”的意思是聚集。

道既通

这句话也只能浅显地解释，如果正经地论说道，又不是司马迁的见识所能达到的。司马迁的看法，只是说他的学问通达罢了。

赵氏说：“孟子通晓五经，尤其擅长《诗》《书》。”

大概是因为看到他屡次引用《诗》《书》，就认为他尤其熟于此。不然，怎么知道他只擅长这两部书呢？后世如此相比前贤，也是没有根据且可笑的。难怪高子因为钟磬声音微弱而议论禹的声音，推崇文王的音乐。所以程颐驳斥了他。

游历侍奉齐宣王，宣王不能任用（止）未能实现所言（删去五条，减少九十五字）

古史也依据《史记》，先侍奉齐宣王，后来才见到梁惠王、襄王。齐湣王，唯独孟子将伐燕之事当作宣王时事，这与《史记》、《荀子》等书都不相符。而《通鉴》将伐燕之年定为宣王十九年，那么就是孟子先去梁，然后到齐见宣王了。然而考异也没有其他依据，又不知谁是对的。

这段现在断定采纳黄氏《日抄》的说法。大概孟子出于所见，史记得于所闻，所闻不如所见真实。况且温公《通鉴》又自己与《史记》相违背，不知温公生于千年之后，又凭什么不遵从《史记》呢？义理可以判断，如果是事实年次，怎么能凭空知道古人的错误呢？所以认为孟子所称齐王而不称宣王，都是指湣王，这个说法应该是对的。查考《史记》齐国伐燕有两件事：齐宣王先前曾伐燕，燕文公去世，易王刚即位，齐宣王趁着燕国丧事攻打它，夺取十城，这就是《孟子·梁惠王》篇所载问答中称齐宣王的事，这是一件事。称宣王的，是因为孟子作书时宣王已去世，所以用谥号称呼，而赵岐注也称齐宣王。齐湣王后又伐燕，燕哙把燕国让给子之，齐国伐燕攻下燕国七十座城，这就是《孟子·公孙丑》篇所载沈同问燕国是否可以攻打的事，这是另一件事。只称齐王的，是因为作《孟子》时湣王还在位，没有谥号可称，赵岐注也称王。燕哙让国在宣王去世九年之后，湣王伐燕在齐宣王去世十年之后，由此可见伐燕哙的不是齐宣王，非常明显，所以孟子从《公孙丑》篇之后凡是涉及齐国的事都只称王。陈贾作《周公未尽仁智论》，终篇只说齐王，大概曾考究古史，《通鉴》稍有错误，近世师儒援引为王留

译在行事方面，有人声称微不足道的齐宣王不足以作为圣世道义来辩说，于是也错误地将讨伐田哙一事归咎于齐宣王，因此我私下记录此事，以等待研究古史的人来考证。

译孟子侍奉齐宣王，齐宣王不能任用他。因为孟子对世事过于疏阔。

这说明孟子与时代不合拍。

在那个时候，秦国任用商鞅，因此孟子所到之处都不被接纳。

这说明孟子与时代不合拍的原因。必须将“攻伐纵横”的字眼，与“唐虞三代的德政”字眼对照来看。

秦国任用商鞅。

商鞅本是卫国的公族，《资治通鉴纲目》大字书写“卫鞅”，后来封他在商地，所以又称商鞅。

楚国、魏国任用吴起。

起初吴起在魏国任职，魏武侯去世，他逃往楚国，楚悼王去世，楚国人杀了他。

齐国任用孙子和田忌。

这里的孙子指的是孙膑，不是孙武。孙武是吴王阖闾任用的，就是那个杀了两个宠妃作为队长的人。齐国攻打魏国，以田忌为将领，孙膑为军师。这是齐威王时期的事。

当时天下正致力于合纵连横。

“从”、“衡”二字的含义，应当以《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注解为准，以道义利益相合称为“从”，以势力相胁迫称为“衡”。像《诗经传》所说：南北方向称为“从”，东西方向称为“衡”，这种解释不贴切。然而当时这两个名称的由来，确实是如《诗经传》所说的。《史记》的注解也没有得到其中的缘由。大概是因为秦国位于陕西，从陕西看山东各国，东西连绵不断，其势如横，所以秦国胁迫六国，是以秦国为主，故称连横。山东各国则没有西面，只以南北相合为纵，所以六国结盟以抵抗秦国，是以六国为主，故称为纵。

退下来后，孟子与万章等人整理《诗》《书》。

问：《诗》《书》既然已经由孔子删定了，孟子又为什么要整理呢？大概是取孔子删定过的《诗》《书》而加以整理校正。孟子曾说：“我没有能成为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向他人学习孔子的学问。”那时距离孔子已有一百多年，那么《诗》《书》难道没有错漏散失、次序混乱的情况吗？

《史记》说孟子所到之处都不被接纳，退下来后与万章等人整理《诗》《书》，阐述孔子的思想，写作《孟子》七篇。韩愈说：“不是孟子自己写的，孟子死后，他的门徒万章、公孙丑等人共同记录了孟子的言论。”朱熹说：“我认为这两种说法不同，《史记》的说法更接近事实。”

问：序说认为《史记》的说法更接近事实，而集注在《滕文公》篇首章说“门人不能全部记录他的言辞”，又在第四章说“记录者的错误”，这怎么解释？回答说：前面的说法是对的，后两处有误。熟读《孟子》七篇，看其文笔如同熔铸而成，不是拼凑就能完成的。《论语》就是记录拼凑而成的，不是一气呵成的文字。我曾记得一本书记载朱熹的话，说《孟子》一书肯定是孟子自己写的，如果不是孟子，怎么能写得如此精妙透彻，首尾如此连贯？看他是怎样的文气？如果当时门下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意思，也不能说孟子死后其道没有传承了。所以曾巩说《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也是皋陶等人所作，从《公孙丑》《万章》平日向孟子请教疑难的情况来看，似乎他们写不出《孟子》七篇如此精粹圆活的文字。新安陈氏认为《孟子》中的“曰”字大概是后人加的，正如周敦颐的《通书》也是后人每章加上“周子曰”一样。

韩愈说：“尧把这个道理传给舜。

我认为程颐说韩愈这句话不对，既不是沿袭前人，也不是凭空捏造，完全赞同他也过于过了。韩愈这句话完全得自孟子“见知闻知”一章，这是何等聪明的人融会贯通出来的，便成了这一段话。韩愈在《原道》中叙述《大学》“平天下必先治国”一条，而遗漏了“格物致知”；苏洵在《古史》中叙述《中庸》“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一条，而遗漏了“明善诚身”。这不是他们偶然遗漏的。唉！这就是韩愈之所以止步于韩愈，苏洵之所以止步于苏洵，而不能与圣贤之道相提并论的原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引用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删去了“居天下之广居”一句，这也是无本之学。

孟子死后，其道没有得到传承。

孟子之后，稍微接近的，只有董仲舒一人。至于王通，虽然很有志气，很有格言，只是有些外表华丽的毛病。我们的道以诚实为主，况且他又急于求成，所以作《续经》，这也是器量不能承受大任了。

荀子和扬雄选择了一些东西，但论述不详细。

选择是为了穷究，言语是为了议论，所以选择是首要的。

又说：孟子是纯粹而纯粹的。

这是说他选择精当，论述详细。

荀子和扬雄是大体纯粹而小有瑕疵。

大体纯粹，是因为他们都崇尚正道、排斥邪说；小有瑕疵，就是选择不够精当，论述不够详细。

又说：孔子的道，宏大而广博。

韩愈这句话，只是说圣人的道是整体的道。当时除了颜回、曾参之外，其他弟子只得到了他们本性所接近的部分，没有谁能具备道的全体。后来他们又各自把自己所擅长的传授给弟子，源头深远而末流更加分散，对于道的全体就越来越少了。只有孟子师从子思，而子思的学问出自曾子，得到了圣道的大全，所以说“只有孟子传承了道的宗旨”。又说“想要观察圣人之道的人，一定要从孟子开始”，正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个道的

译《大全》是正统的学问，不是偏颇、支离末流的学问。求学的人一定要从这方面去观察，大概就不会出错了。有人问：“‘大’是从浑然一体的方面来说，‘博’是从贯通的方面来说，对吗？”朱子说：“韩愈大概未必有这个意思，但这样去看也是好的。”恐怕韩愈达不到这个境界，大概只是泛泛地谈论做学问罢了，看他的“徧观尽识”这几个字就可以知道了。有人问：“学习而都能得到自己天性所接近的，说擅长政事的人就从政事上学习，擅长文学的人就从文学上学习，擅长德行言语的人就从德行言语上学习，大概是因为他们不能普遍观察而完全认识吧。”

译想要观察圣人之道的人，必定从孟子开始【删去一条，减少一百二十二字】观察圣道，必定从曾子的《大学》开始。所谓初学入门的德行，这话只是针对孟子而言罢了，这也体现了由近及远、由低到高的意思。程子注解说：“孔子说曾参迟钝，然而颜回去世后，最终继承圣人之道的是曾子。”观察曾子临终时启手足的话，就可以知道了。他所传承的，子思、孟子，都是他的学问。程子这话，并不是要正面修改韩愈的话。朱熹认为可以互相阐发，所以附在后面说。

又说：扬雄说：“古时候杨朱、墨翟的学说阻塞道路，孟子辩驳并排斥他们，使正道廓然通畅。”这两句是扬雄的话，从“杨墨盛行正道废弃”以下都是韩愈的话。

那些大的常道和大的法度都消亡灭绝了。等等杂乱而不收敛。

他指的是先王，出自《韩愈文集》中给孟简尚书的篇章，这是节选的文字。原文一处说“先王的法度”，两处说“先王的道理”，三处说“先王的事迹”。又说“二帝三王众多圣人的道理”，可见大的常道大概本于《中庸》的大经，上自朝廷之间，下至父母夫妇房闼之内，先王无不制定礼仪。这些都关乎五伦的人伦事务，如《仪礼》《曲礼》所载，还可以看到大概。大的法度大概指刑政典章之类，如周朝分封爵禄的制度，当时孟子已经说“其详细情况不可得闻，诸侯已经去除了典籍”。至于谈论井田制，也说“这只是大概”，也可以看出大的法度消亡灭绝已经很多了。

千百中留存十分之一【删去一条一题】

孟子所说的“在传记中有记载”的，现在都没有这些书了。可见所存留的很少。

然而如果没有孟子，那么人们都会穿左衽的衣服，说蛮夷的语言了。

没有孟子，杨朱、墨翟的学说就会盛行，正道就会废弃，天下都会归于无父无君的教化，从而一同沦落为夷狄。衽，是衣襟。《韵府》说裳的交接处。侏离，是蛮语，不清楚的意思。

所以韩愈曾经推崇孟子，认为他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尚书》说：“地平天成，万世永远依赖。”那是你的功劳，那么自古以来功劳高的，没有比得上大禹的。所以特别举出大禹，来推崇孟子的功劳。新安陈氏说：“洪水淹没人的身体，异端陷溺人的心灵。心灵陷溺的祸害，比身体陷溺更严重。”

有人问程子：“孟子还可以称为圣人吗？”程子说：“不敢就说他是圣人，然而学问已经到了极致。”

辅氏说：不敢就说他是圣人。从他的行为来说，学问已经到了极致；从他的认知来说，孟子论述“大而化之叫做圣，圣而不可知叫做神”，以及圣知巧力的比喻，精密切当，不是想象臆测所能达到的。他的学问已经到了圣人的境界，然而他的英气没有化尽，有显露锋芒的地方，所以不敢就说他是圣人。这衡量得很审慎。

程子又说：“孟子对圣门有功，不可胜数。孔子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就说仁义。孔子只说一个志，孟子就说很多养气出来。仅凭这两个字，他的功劳就很多。”

大概专指养气二字，不必认为义与气单独说，气这一个字怎么就有功劳。如果上面说对圣门有功，那就兼指仁义与养气。

又说：“孟子对世间有大功，因为他论述性善。”

又说：“孟子关于性善、养气的论述，都是前代圣人所未曾阐发的。”

庆源辅氏说：“论述性善，使资质美好的人听到，必定寻求恢复本性；然而扩充其善，资质不美好的人听到，也知道自我警戒，而不流于恶。论述养气，使气质刚柔不齐的人，在道义上勇猛奋发，而没有懦弱怯弱的弊病，都阐发了孔子所未阐发的。他的功劳多，大概就在这里。这就是他对世间有大功的原因。”

又说：学者全要识时。如果不识时，不足以谈学问。颜回在陋巷自得其乐，因为有孔子在。如果是孟子的时代，世间已经没有人，怎么可以不以道自任？

又说：孟子有些英气，只要有英气，就有锋芒，英气很坏事。新安陈氏说：英气很坏事，大概是责备贤者的话。问：孟子英气坏事的地方在哪里？答：孔子的德性较宽大，气象较从容，所以卑下的人也能亲近他，高尚的人也越发觉得他不可及，所以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又说：接近他感到温和，听他的话感到严厉。大概狡诈的人向他献出诚意，暴慢的人向他表示恭敬，如同饮用醇酒，令人不知不觉自醉。譬如春风拂物，自然能使万物生长。这样如果还有不能感化、不能推行的地方，那就是天命了。如果像孟子就不如孔子多了。既然这样，那么他用来感人的地方，也就不能像孔子那样了。程子怎么能不责备他呢？

像颜回就浑厚不同，颜回距离圣人只差毫发之间。孟子是大贤，次于亚圣。

大概把颜回看作大贤亚圣，而孟子次之。其实把孟子和颜回并列观看，他们的气象自有次第，只是难以用口舌论述罢了。料想造诣深的人自然能明白。

有人说：“英气表现在哪里？”回答说：“只要拿孔子的话来比较就可以看见。比如冰与水晶，不是不光亮，但比起玉来，自然有温润含蓄的气象，没有那么多光亮。”

译耀也【删去一条】

温润含蓄的气象【删去一条】

辅氏说：“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是德行的符验。有德行的人一定有相应的言论，如果从言论上看得清楚明白，那么他的德行就没有隐藏不露的了。玉因为有温润含蓄的气象，所以成为宝物；人因为有温润含蓄的气象，所以成为圣人。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译杨氏说：《孟子》一书，主旨在于端正人心，教导人们存养本心、涵养本性，收回放逸之心。谈到仁义礼智，就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作为发端。谈到邪说的危害，就说：“邪说产生于内心，就会危害政治。”谈到侍奉君主，就说：“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一旦君主端正，国家就安定了。”千变万化的道理，只说从心上来。人若能端正内心，就没有什么难做的事了。《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根本只是正心诚意罢了。心得到了端正，然后才知道本性是善的。所以孟子遇到人就说性善，欧阳修却说圣人的教化，人性不是首要的，这可以说是错误的。人性上不能增添任何外物，尧舜之所以成为万世的法则，也只是顺应本性罢了。所谓顺应本性，就是遵循天理。如果在外面运用权谋计策，即使建立了功业，也只是人欲的私心，与圣贤的作为相比，相差如天地之远。

辅氏说：人若能端正内心，就没有什么难做的事。这话未免说得太快了。看《大学》在正心之后，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功夫要做。我认为孟子说“大人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一旦君主端正，国家就安定，难道也太快了吗？朱子说：心得到了端正，然后才知道本性是善的。这话似乎有毛病，大概应该是先知道本性是善的，然后才能端正内心。心得到了端正，然后才能确信本性是善的而不怀疑。辅氏说：从尧舜之所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到与圣贤的作为相差如天地之远。这几句话判断二帝、三王以及汉、唐以后治国之道之所以不同，明白详尽。我认为二帝、三王以及唐、汉以后治国之道之所以不同，只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罢了。看他所说的“天理人欲”以及“计谋”等字。《孟子》一书之所以能救世并垂范后世，是因为当时举世滔滔，都沉溺于功利。孟子之所以遇到人就说性善，说话必称尧舜，是因为性之所以善，尧舜之所以为尧舜，不过是仁义罢了。所以托始于见梁惠王这一章，通篇七章都是这一股脉络灌注流通。

四书蒙引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蒙引》卷九 明蔡清撰《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见梁惠王：孟子平生坚持不见诸侯的原则，现在他说见梁惠王，是因为梁惠王先以礼相招，按照“阳货先施礼，孔子不得不回拜”的道理，难道可以不见吗？集注收录了惠王三十五年以卑礼厚币招揽贤者的说法。僭称王：许东阳说：孟子到梁国时，魏国还是侯国，这一章称之为王，乃是著书时追记的称呼。大概起初各国在其国内称王，到徐州会盟时，王的称号就通行于天下了。《纲目》周显王三十三年，孟轲到魏国，是梁惠王三十五年。三十五年，齐魏在徐州会盟互相称王，那是惠王三十七年。《史记》惠王三十五年：按《纲目》在徐州会盟互相称王的那一年，才开始书写魏惠王元年，那么这里所说的惠王三十五年，是从开始为侯即位时计算得到的年数，不是为王的第三十五年。为侯只一年就去世了，见《纲目》周显王三十五年下的分注。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不必说，也有仁义可以增益王的国家。只是针对“利”字而言，只要说到没有仁的人会遗弃他的亲人，没有义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那么自然就有利于国家了。这句话且不要刻意凿破它。仁，是心的德性，爱的条理；义，是心的裁制，事的适宜。朱子说：心的德性是笼统地说，爱的条理才说到亲切处；心的裁制是说义的体，程子所谓处理事物为义是也；事的适宜是就千条万绪各有所宜处来说。扬雄说义以适宜之，韩愈说行为适宜叫做义。如果只把义当作适宜，那么义就有外在的意思。必须像程子所说，那么处理事物的是在心而不是在外。事的适宜虽然好像在外，但裁制其适宜的依据却在心中。事的适宜，是从处理得其宜来说的，不是据事而言。据事而言只叫做理，不叫做义。所以“事之宜”一句应当这样看。但因为它所以得其宜的依据出于心，所以先加上“心之制”一句。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求利，从上面开始，下面效仿，都求利，最终祸害归于上面。仁义，也从上面开始，下面效仿，也都仁义，最终利益归于上面。万乘之国，弑杀其君的人，一定是千乘之家：我的意思，千乘之家左右是千乘之国，都是地方千里，出兵车千乘的。入朝则为公卿，出外则为侯伯，这里说“家”，只是相对于国而言，区分君臣罢了。万乘之国弑杀其君的人，难道一定是王朝的公卿才可以吗？周幽王被申侯弑杀，就是例子。但这里朱子的大注，分明说是天子的公卿，大概是根据《万章下》“天子之公卿受地视侯”的说法，大体是要确定“家”字的含义，不可轻易怀疑妄议。《路史·国名纪》第二十九板说：“家国之称，又不一致。”《孟子》说“千乘之家”，而《王制》“县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