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论语全解（宋）陈祥道撰
提要
臣等谨案《论语全解》十卷，宋陈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佑中为太常博士，秘书省正字。李廌《师友谈》记载其本末甚详。晁公武《读书志》云：“王介甫《论语注》，子雱《口义》，其徒陈用之解，绍圣后皆行于场屋，为当时所重。”又引或人言：“谓用之书乃邹浩所著，托之用之。”考《宋史·艺文志》别有邹浩《论语解义》十卷，则浩所著原自为一书，并未托之祥道。疑或人所言为误。旧本祥道自序之首题“门人章粹校勘”，而每卷皆标曰“重广陈用之真本入经《论语全解》”，未详其义。岂尔时尝以是本为经义通用之书，故云然耶？祥道长于三礼之学，所作《礼书》世多称其精博，故诠释《论语》亦于臣礼制最为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章，则引乡饮酒之义以明之；解“师冕见”章，则引礼待瞽者如老者之义以明之。虽未必尽合经意，而旁引曲证，颇为有见。又如“臧文仲居蔡”章，则云：“冀多良马，称骥；泸水之黑，称卢；蔡出寳龟，称蔡。”于《闗雎》之乱章，则云：“治污谓之污，治獘谓之獘，治荒谓之荒，治乱谓之乱。”此类或不免创立别解，而连类引伸，亦多有禆于义训。惟其学术本宗信王氏，故往往杂据《庄子》之说以作证佐，殊非解经之体。然其间征引详核，可取者多，固不容以一眚掩也。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
论语全解原序
言理则谓之论，言义则谓之议。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勿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也。圣人议而勿辨。盖夫论则及理耳，所亏者道；议则及义耳，所亏者理。圣人岂不欲废去应问，体道以自冥哉？道无问，无应，不发一言，不与万物同患，此特畸人耳，非圣人之所尚。然则孔子虽欲忘言，岂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学者之问而已。夫是之谓《论语》。然而王者之迹熄，圣人虽言理以答学者之问，犹未可以已也。故其言义则存乎《春秋》，言理则存乎《论语》。而《春秋》之作，是是以劝善非非，以惩恶；善恶之判，犹在权衡之上，轻重或差，予夺弗明，其赏不足以为荣，其罚不足以为辱矣。不得不议。若夫《论语》之言，则答学者之问而已，何事乎此？尝谓希微者道，易简者理。君子以理明道，以义明理。言至于义，去道逺矣。孔子之世，师道既明，异端未起，由辨议无间而作，故圣人之答问，言理而足矣。平居之时，弟子在侧，各言其志，圣人察其所安，得其才性之病处，仁孝之言，随分而应，不必屡告而详说之。大扺君子之教人，欲其思得之。孔子之于弟子，不愤则不启，不悱则不发，有所罕言，有所不语，其归则曰：「忠恕仁义而已。」一隅之举，两端之叩，近而逺，约而详，思得之则<会中间为由>其所固有者矣。弟子之列，有闻一而知二者，有闻一而知十者，问诗而知礼，问伯夷而知夫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我告之约，彼得之详，以至于是欤？不足之冉求，不恱之季路，闻理而不得叛，卒为贤者，则后世之学士大夫，岂宜置诸口耳之间哉？《论语》之后，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尤得其详。然而孟子之世，许子之言盈天下，孟子思欲拒诐说，放淫辞，不得已而有辨焉。难疑问答，不直则道不见，故其为言尤详于《论语》。虽然，圣人之言，或论或辨，非立异也。时焉而已矣。
陈祥道序
论语全解卷一
（宋）陈祥道撰
学而第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所以穷理，教所以通物。学而时习之，则于理有所见，故恱；有朋自远方来，则于物有所通，故乐。于理有所见，于物有所通，宜为人知而不知，宜愠而不愠，然后谓之君子。悦，乐智之事也；不愠，仁之事也。子夏出见纷华而恱，入闻夫子之道
译《论语全解》十卷，宋代陈祥道撰写。陈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祐年间担任太常博士、秘书省正字。李廌在《师友谈》中对其生平始末记载得很详细。晁公武《读书志》说：“王安石《论语注》，王雱《口义》，其门徒陈用之的解说，在绍圣之后都在科举考试中通行，被当时人所重视。”又引用别人的话说：“认为陈用之的书是邹浩所著，假托陈用之名。”考查《宋史·艺文志》另有邹浩《论语解义》十卷，那么邹浩所著的原本就是一部独立的书，并没有假托给陈祥道。怀疑别人的说法是错误的。旧本陈祥道自序开头题有“门人章粹校勘”，而每卷都标为“重广陈用之真本入经《论语全解》”，不清楚其含义。难道当时曾将这本书作为经义通用的书籍，所以这样说吗？陈祥道擅长三礼之学，所著的《礼书》世人多称赞其精博，所以诠释《论语》也对于臣子礼制最为明晰。比如解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一章，就引用乡饮酒礼的意义来阐明；解释“师冕见”一章，就引用礼法中对待盲人如同对待老人一样的意义来阐明。虽然未必完全符合经书原意，但旁征博引，颇为有见解。又如“臧文仲居蔡”一章，就说：“冀地多良马，称为骥；泸水水色黑，称为卢；蔡地出产宝龟，称为蔡。”对于《关雎》的乱章，就说：“治理污浊称为污，治理弊病称为弊，治理荒废称为荒，治理混乱称为乱。”这类解释不免创立别解，但连类引申，对义理训诂也多有帮助。只是他的学术根本信奉王氏学说，所以往往杂取《庄子》的说法作为佐证，实在不符合解经的体例。然而其中征引详实严谨，可取之处很多，固然不能因小过失而掩盖其优点。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敬校订呈上。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
谈论道理称为“论”，谈论义理称为“议”。《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致用，是先王的志向。圣人议而不辨。大概“论”涉及的是道理，所欠缺的是大道；“议”涉及的是义理，所欠缺的是道理。圣人难道不想废除应答，体悟大道以自我冥合吗？大道没有询问，没有应答，不发一言，不与万物同患，这只是畸人罢了，不是圣人所崇尚的。那么孔子虽然想忘言，难道能做到吗？不得已而谈论道理，以回答学者的问题罢了。这就叫做《论语》。然而王者的踪迹熄灭，圣人虽然谈论道理以回答学者的问题，还不足以停止。所以谈论义理体现在《春秋》，谈论道理体现在《论语》。而《春秋》的创作，是为了劝善惩恶；善恶的判定，还在权衡之上，轻重或许有偏差，赏罚不明，其赏不足以成为荣耀，其罚不足以成为耻辱。不得不议。至于《论语》中的言论，只是回答学者的问题罢了，何必要这样做呢？曾经说希微的是道，易简的是理。君子以理明道，以义明理。言论到了义理，离道就远了。孔子的时代，师道已经明确，异端尚未兴起，由于辨析议论没有间隙而作，所以圣人的答问，谈论道理就足够了。平时，弟子在侧，各自陈述志向，圣人观察他们所安于什么，得到他们才性的弊病之处，仁孝的言论，随分而应答，不必屡次告诫而详细解说。大概君子教导人，希望他们思考而获得。孔子对于弟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有所少言，有所不语，其归结则是：“忠恕仁义而已。”举一隅而知三隅，叩两端而知其中，由近及远，由约而详，思考而获得，就会融会贯通其所固有的了。弟子中，有闻一知二的，有闻一知十的，问诗而知礼，问伯夷而知夫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我告诉他们的简约，他们获得的详细，以至于这样吗？不足的冉求，不悦的季路，听闻道理而不能背离，最终成为贤者，那么后世的学士大夫，难道应该只停留在口耳之间吗？《论语》之后，子思的《中庸》，孟子的七篇，尤其得其详尽。然而孟子的时代，许子的言论充满天下，孟子思考想要拒绝邪说，放逐淫辞，不得已而有辨析。疑难问答，不直则道不见，所以其言论尤其详于《论语》。虽然，圣人的言论，或论或辨，并非立异。只是时势罢了。
陈祥道序
《论语全解》卷一
（宋）陈祥道撰
学而第一
孔子说：“学习并时常温习，不也愉快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而不生气，不也是君子吗？”
学习是为了穷尽道理，教导是为了通达事物。学习并时常温习，那么在道理上有所见，所以愉快；有朋友从远方来，那么在事物上有所通，所以快乐。在道理上有所见，在事物上有所通，应当被人了解而不了解，应当生气而不生气，然后才称为君子。悦，是智之事；不愠，是仁之事。子夏出门见到纷华而悦，入门听闻夫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