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第二

译大道。”那么七十岁从心所欲的人，是因为听闻了大道。庄子说：“狂妄地随意行走，却自然契合于大道，因此不会越出界限。”这是因为契合了大道。

译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礼法。”樊迟为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礼法’。”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活着时，按照礼制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后，按照礼制安葬他们，按照礼制祭祀他们。”

孟武伯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父母只担忧子女的疾病。”

子游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的所谓孝，只是说能够赡养父母。然而就是狗和马，也都能得到饲养。如果没有恭敬之心，那赡养父母与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

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保持和颜悦色最难。有事情时，晚辈代长辈效劳；有酒食时，让长辈先吃。难道这就可以认为是孝吗？”

四位弟子问孝，孔子告诉孟懿子不要违背礼法，是教导他不要失礼；告诉孟武伯父母只担忧子女的疾病，是教导他不要使父母蒙羞；告诉子游没有恭敬之心有何区别，是教导他尊敬父母；告诉子夏保持和颜悦色最难，是教导他爱护父母。他们问的问题相同，而孔子的回答不同，大抵都是针对各自的过失进行补救罢了。《谥法》说：“温柔贤善称为懿，刚强直理称为武。”孟懿子温柔贤善，所以在礼法上有所欠缺，因此教导他不要失礼；孟武伯刚强直理，所以在行为上有所不慎，因此教导他不要使父母蒙羞。子游的性情近于懦弱，所以有时会失于不敬，因此教导他尊敬父母；子夏的性情近于悦纳外表，所以有时会失于不爱，因此教导他爱护父母。不失礼容易，而不使父母蒙羞难；不使父母蒙羞容易，而尊敬父母难；尊敬父母容易，而爱护父母难。所以到了和颜悦色这一步才说难。《礼记》说：“赡养容易做到，恭敬难做到；恭敬容易做到，让父母安心难做到。”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孔子说：“我和颜回讲学，他整天不提出反对意见，好像很愚笨；等他退下后，观察他私下的言行，也足以发挥阐发我所讲的道理。颜回并不愚笨。”

道无需询问，询问无需回应，所以没有开始。以无穷尽称为不知道，这是深奥的。黄帝以无为称为不知道，这是真实的。这里孔子以颜回的如愚为不愚，都是为了推崇那种不知之知、不言之言。颜回对于孔子来说好像愚笨，但在私下却不愚笨，这是因为道相近的人可以通过心意领会，而道相远的人必须通过言语传授。老子说：“我好像愚人一样”，又说：“盛德的人容貌好像愚人”，颜回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

孔子说：“考察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动机趋向，体察他的安心所在。这个人怎么能隐藏得了呢？这个人怎么能隐藏得了呢！”

“所以”，是他所行为的事情；“所由”，是他所趋向的动机；“所安”，是他所安心停留的地方。看见叫做“视”，透彻地看叫做“观”，详细地看叫做“察”。他的动机趋向，比所作所为更难知道，不是仅仅“视”就能穷尽的；所以他安心所在，比动机趋向更难知道，不是仅仅“观”就能详尽的。所以考察颜渊，任用他就行动，不任用他就退藏，这是他的所作所为。希望不夸耀自己的善行，不表白自己的功劳，这是他的动机趋向。三个月不违背仁德，住在陋巷也不改变志向，这是他的安心所在。古代观察人的人，其精微或许能达到九德，其粗略或许只停留在九验。有的观察人的眸子，有的从眉睫间得知。他们观察的方面虽然不同，但要点不过是这三者罢了。

孔子说：“温习旧的知识从而获得新的理解，就可以做老师了。”

温习旧知识，那么每月都不会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能力；获得新的理解，那么每天都知道自己尚未掌握的东西，这样就能学习而不厌倦了。学习而不厌倦，然后才能教诲别人而不疲倦，所以说可以做老师。因为老师是人的模范，而学习者的贤良或不肖都取决于老师。所以只靠记忆和问答的学问不足以成为老师，只有小知的老师也不值得尊贵。只有温故而知新的人，才可以。《礼记》说：“既知道教育兴盛的原因，又知道教育废弛的原因，然后才可以做人师。”又说：“能够广泛地比喻说明，然后才能做老师。”如果不是温故而知新的人，谁能达到这个境界呢？然而温故而知新，可以做老师；与温故知新、敦厚崇礼的人，还是有区别的。

孔子说：“君子不像器具那样（只有特定的用途）。”

大道不像器具那样，所以君子也不像器具那样。君子的道，能柔能刚，能圆能方。流动起来就是河流，堵塞起来就是深渊。上升时像云一样运行，潜藏时像雨一样施予。哪里会局限于一个角落，只适合一种用途呢？而被别人当作器具的人，像子贡所说的瑚琏，管仲那样的器量，小的方面对于君子来说有所不足。这就是圣人之所以不愿意像玉石那样碌碌无为，像石头那样落落寡合的原因。颜回说孔子瞻前顾后，那么孔子的道本来就不像器具。子贡用宫墙来比喻，难道算是了解孔子的人吗？扬雄说：“君子不像机械那样固定。”

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实行他要说的话，然后再说出来。”

最高的言论超越言论，最高的行为超越行为。那么凡是言论，就像风波一样；行为，则是真实的丧失。更何况言论浮夸于行为之上呢？这就是孔子之所以告诉子贡要先实行而后说话的原因。《礼记》说：“君子言语简约，小人先说后做。”

孔子说：“君子团结众人而不结党营私，小人结党营私而不团结众人。”

忠信的人，善于周遍复归，所以周遍；阿党的人多缺漏暴露，所以结党。君子只是忠信罢了，所以团结众人而不结党营私；小人只是阿党罢了，所以结党营私而不团结众人。大凡说君子道周全，小人道残缺的，就是这个意思。《尚书》说“自周有终”，《诗经》说“行归于周，周爰咨诹”，都是君子的道。《诗经》说“洽比其邻”，都是小人的道。然而周遍也有小人的周遍，结党也有君子的结党。《左传》说“这是结党营私”，原思说“结党营私而交友，是小人的周遍”。《易经》的“显比”，《周礼》的“比闾”，是君子的结党。

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危险。”

思考从内心发出，学习从外部进入。学习而不思考，那么内心就没有自得的光明，

译所以心中没有诚信；如果只凭想象而不学习，那么外面就没有广博知识的益处，所以内心不安定且危险。孔子说：“广泛地学习，谨慎地思考。”荀子说：“通过诵读来贯通知识，通过思索来理解透彻。”扬雄说：“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通过思考来提炼精华。”这是说，思考要依托学习才能有所收获，学习要依托思考才能精益求精，这两者可以说可以偏废其一吗？大概“罔”字，是不诚信的器物，沿袭着失误，而《诗经》中有“罗网”的比喻，这就是不思考之所以被称为“罔”的原因。

译孔子说：“钻研那些非正统的学说，这是有害的。”

天下的事物，有根本也有枝末。根本源于统一，枝末分立为二。源于统一就是相同，分立为二就是差异。所以凡是违背先王教化的，都称为异端。子夏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值得观看的地方。但想用它来达到远大的目标，恐怕会陷入困境。因为有值得观看的地方，所以有人去钻研它。因为用它来达到远大目标会陷入困境，所以这是有害的。”董仲舒说：“所有不在六艺科目之内、不属于孔子学说的，都要断绝它们的道路，不让它们发展。这就叫做懂得根本。”

孔子说：“仲由！我教给你对待知与不知的态度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因为德行浅薄所以很少真正知晓，因为不能正名所以不了解他人，还没有能力侍奉活人却想侍奉鬼神，对生还未能知晓却想知晓死，那么那些把不知道当作知道的人大概不少了。孔子之所以教诲他：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对外不自我诬陷，对内不自我欺骗。那么把不知道当作知道的人，难道不是既诬陷又欺骗吗？老子的话到了“知不知”的境界，孔子的话只停留在“知之为知之”。老子所说的是道，孔子所说的是教化。

子张问孔子如何求取官职俸禄。孔子说：“多听，保留有疑问的地方，谨慎地说其余确定的部分，就能减少过失；多看，保留有危险的地方，谨慎地做其余确定的部分，就能减少悔恨。言语过失少，行为悔恨少，俸禄就在其中了。”

言语出于所听到的，行为出于所看到的。言语用来宣扬道，所以追求极高明；行为用来修养自身，所以遵循中庸。言语追求极高明，就减少口舌过错，所以对别人就减少过失；行为遵循中庸，就减少怨恨厌恶，所以对自己就减少悔恨。这样就有获得俸禄的道理，所以说“俸禄就在其中”。《诗经》把“履”当作禄，与此意思相同。大概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别人，修养天爵来求取人爵，这是要求别人的。子张学习求取俸禄，就是学习要求别人。孔子用言语和行为来教导他，只是要求他自己罢了。孔子对于颜回就称赞他贤德，对于宰我就喜悦他，对于曾点就赞同他，都是因为他们在学上有志向而在做官上没有志向。子张学习求取俸禄，难道是孔子所赞许的吗？对于富，多言；对于禄，多言；干，大概是求取富则能通达上下，求取禄则仅求取于上级罢了。合起来说，都是求取的意思。

鲁哀公问道：“怎么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回答说：“提拔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提拔邪曲的人，把他们置于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

从道的角度说，贤者并不是所崇尚的；从事务的角度说，贤者不得不提拔。老子说：“不崇尚贤者，使百姓不争夺。”庄子说：“提拔贤者，百姓就会互相倾轧。”这是从道的角度说的。庄子说：“行事崇尚贤者，贵贱各居其位，仁德贤能与不肖之人沿袭本性。”这是从事务的角度说的。孔子回答哀公，只是从事务角度而言，所以说：提拔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大概百姓喜欢正直而厌恶邪曲，提拔邪曲的人，把他们置于正直的人之上，就违背了百姓的愿望，而百姓没有不怨恨的；提拔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的人之上，就顺应了百姓的愿望，而百姓没有不服从的。《诗经》说：“喜欢那个园子，园中有檀树，树下长着榖木。”这是说上贤而下不肖，那么人没有不服从而喜悦的，这就是提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百姓服从的意思。孔子对樊迟说：提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不仅仅是百姓服从罢了。告诉哀公没有说到这一点，是就他所问的问题来回答他。

季康子问：“使百姓恭敬、忠诚并勤勉努力，该怎么办？”孔子说：“用庄重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恭敬；孝顺父母、慈爱子女，他们就会忠诚；提拔善良的人并教导能力不足的人，他们就会勤勉努力。”

恭敬就不轻率，忠诚就不欺骗，勤勉就不需要告诫。恭敬和忠诚从内心发出，勤勉从外部进入。所以季康子的问话，先说恭敬忠诚而后说勤勉。孝是子道，慈是父道。用孝来率领他们，百姓就会观察而感化；用慈来安抚他们，百姓就会感动而感化。所以忠诚。提拔善良的人并授予爵位俸禄，教导能力不足的人并引导他们学习道艺，所以勤勉。《礼记》说：“用孝来侍奉君主，用慈来使唤众人。”这就是孝慈使百姓达到忠诚的道理。《尚书》说：“人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你就要念及他们。不违背准则，不遭受灾祸，君主就接受他们。”接着说这是常道这是训诫，这就是提拔善良的人并教导能力不足的人，使百姓达到勤勉的道理。用庄重的态度对待他们，是礼；孝顺慈爱，是仁。提拔善良的人并教导能力不足的人，就勤勉。有这三者，百姓就不需要驱使而自然感化。季康子不知道出于此，而想驱使百姓感化，难道懂得事务吗？

有人对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孔子说：“《尚书》说：‘孝啊！只有孝，友爱兄弟，施行于政治。’这也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

有人知道参与政治却不知道参与政治的根本，这是知道有用之用，却不知道无用之用。所以夫子告诉他只有孝和友爱兄弟，这也是参与政治。孝施行于政治，不过是爱与敬罢了。爱与敬在侍奉双亲中尽到，而道德教化在四海施行，那么孝施行于政治，难道不难吗？大概爱与敬确立了，那么即使不参与政治，也与孝相同；爱与敬不确立，那么即使参与政治，也与不参与政治相同。扬雄说：“自身确立了，敬就确立了，说的就是这个。”然而广阔的国土众多的百姓，虽然不是君子所乐于追求的，但也是他所想要的；居中天下而立，安定四海的百姓，虽然不是君子的本性，但也是他所乐于做的。孔子不参与政治，难道是不得已吗？因为难以做到，有人问起，所以告诉他不及此。

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怎么能行。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它靠什么行走呢？”

信用对于人，就像輗和軏对于车。人如果没有信用，即使有仁义礼智也无法施行。车如果没有輗

译輗和軏，虽然车轮、车辕、车辐都聚集在一起，却无法运转。这就是《太玄》说车子没有輗和軏，以此来彰显诚信珍贵的原因。行动以确立为根本，确立以行动为功用。百姓没有诚信就无法立足，这是根本；人如果没有诚信，又凭什么去行动呢？这是功用。《易经》说：“乾与坤排列成形，而《易》道就确立在它们中间了。”又说：“天地设定了位置，而《易》道就在它们中间运行了。”这就是根本与功用的区别。

译子张问道：“十代以后的礼制可以预知吗？”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其中增减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其中增减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百代以后，也是可以预知的。”

道的产生，依靠三种要素才能成就；它的变化，依靠三种要素才能反复循环。所以在天上，有阴、有阳，还有阴阳之间的中和；在人世间，有文饰、有质朴，还有文质之间的中和。天道的消长盈虚，虽然各不相同，不过是这三种要素相互更替罢了；人世的因循变革、增减损益，虽然不尽相同，不过是这三种要素相互补救罢了。这就是为什么从周朝到十代，从十代到百代，都可以预知的原因。现在看一个人的身体，伸展手指足以知道一寸，伸展手掌足以知道一尺，伸展手臂足以知道八尺。天下的变化，就像这样罢了，那么百代的因循变革和增减损益，难道难以知道吗？有人问：“秦朝继承周朝，不等待夏朝的礼制就能治理国家。”扬雄回答：“继承周朝的人，如果想要实现天下太平，舍弃周礼而采用其他道术，也是无法达到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董仲舒把忠、质、文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道，这是把忠和质分开看作两种东西，却不知道忠正是用来体现质的。

孔子说：“祭祀不该祭祀的鬼神，是谄媚。”

祭祀不崇尚过分，神灵不享用谄媚。《周官》中太宰的八条原则，其中祭祀是用来驾驭神灵的。太祝任命官员，那么禁止滥设祭祀的规定就已经很严格了。世道衰微，法度松弛，滥设祭祀的现象日益盛行。大的到了设立五畤祭祀的地步，小的甚至到了祭祀海鸟爰居的程度。以至于正规的祭祀被废弃，那么上天昏暗、伤害天命的事情就不在少数了。所有这些都被称为罪过。汉朝的谷永讥讽没有福报的祭祀，魏文帝禁止不合礼制的祭祀，可以说是懂得礼制了。

孔子说：“见到合乎道义的事却不去做，是没有勇气。”

没有见到合乎道义的事而不去做，君子会宽恕他，认为他是不知道；见到合乎道义的事却不去做，君子会责备他，认为他缺乏勇气。曾子说：“自我反省后如果觉得理亏，即使穿着粗布宽衣，我也不感到畏惧；自我反省后如果觉得理直，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这说明见到不合道义的事，不一定非要做；但见到合乎道义的事，就必须去做。春秋时期，叔段有不敬兄长、不守弟道的恶行，郑伯可以制止却没有制止；黎侯遭受狄人的祸患，卫侯可以救援却没有救援；田常有弑君的罪行，鲁侯可以讨伐却没有讨伐。所有这些见到合乎道义的事却不去做，都是缺乏勇气的表现。

本帖地址：http://club.xilu.com/wave99/msgview-950484-31422.html[复制地址]上一主题：论语拾遗（宋）苏辙 下一主题：明代的商贸旅游 [楼主] [2楼] 作者:背树谖草 发表时间: 2008/04/10 11:14 [加为好友][发送消息][个人空间]回复 修改 来源 删除

论语全解卷二

（宋）陈祥道撰

八佾第三

孔子评论季氏说：“在庭院中使用八佾的舞蹈，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三家大夫在祭祀结束时唱《雍》诗。孔子说：“‘助祭的有诸侯，天子庄严肃穆’，这样的话，怎么能用在三家大夫的堂上呢？”

天下无道，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家臣僭越大夫。大夫不僭越诸侯，却僭越天子；家臣不僭越大夫，却僭越诸侯。大夫僭越天子，就是季氏使用八佾舞；家臣僭越诸侯，就是阳货把持国政。音乐的八音，是用来比拟八风的；佾舞，是用来节制八音并施行八风的。因为它能节制八音并施行八风，所以从八以下，这就是天子使用八佾的原因。季氏使用八佾舞，那么音乐就大大败坏了，百姓将无处安放手脚。所以说：“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八，是数目；佾，是名称。礼乐所严肃对待的，在于名称和数目，而大夫竟然僭越，这是容忍了不可容忍的事，就不是仁爱。把“助祭的有诸侯，天子庄严肃穆”这样的话，用在三家大夫的堂上，那就不是明智。八佾，是季氏独有的；《雍》诗彻祭，是三家共有的。所以在八佾上提到季氏，在《雍》诗彻祭上提到三家。歌唱重视声音在上，舞蹈则动作在下，所以在《雍》诗彻祭上提到堂，在八佾上提到庭。《礼记·明堂位》和《祭统》都说干戚舞《大武》，八佾舞《大夏》。《公羊传》却说：“八佾舞《大武》”，这是错误的。《周礼·乐师》说：“凡是国家的小事，率领学士歌唱彻祭”，大概是唱《雍》诗。《雍》诗在禘祭中歌唱，又用于彻祭；与《鹿鸣》诗在宴享群臣时歌唱，又用于乡饮酒礼，道理相同。

孔子说：“人如果不仁，礼制能怎么样呢？人如果不仁，音乐能怎么样呢？”周朝官职中掌管礼乐的是春官，以阐明礼乐，因为礼乐是以仁为基础建立的。孟子说：

仁的实质，而谈论礼乐，是以仁为根本的。大概礼是仁的文饰，乐是仁的声音。有了仁的实质，然后才能兴起礼乐。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礼乐难道能空行吗？所以颜回不违背仁，孔子就告诉他恢复礼和韶乐。季氏的不仁，罪在于使用八佾舞和旅祭泰山。《礼记》说：只有君子才能懂得音乐。孔子说：仁者制定礼制。

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说：“问得好啊！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丧事，与其仪式周全，宁可悲痛。”

节俭和悲痛出于天性，奢侈和周全出于性情的欲望。天性，质朴而不文饰；性情的欲望，浅薄而不深厚。这两者都不是中道，所以圣人制定礼制来节制它们，使它们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