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第七
于天，而其说始于古。老子之言，道徳躬因之而已。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老子之言：“有言，古之善为士者；有言，古之为道徳者；有言，古之所谓曲则全者；有言，执古之道以御今者。”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知矣。信则有之，也好则不特知之而已。故孔子比焉。圣人之于人，将自明之，则自尊而卑，之所以信其言于后世。孔子之窃比于我老彭，尊之所以信其言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之谓也。“好古敏以求之”，“信而好古”之谓也。葢圣人达而在上，则帝王天子之徳而有所作；穷而在下，则元圣素王之道而不敢作。不敢作，则信而好古而已。有所作，则不特自信，而又人信；不特好古，而又稽而行之也。然孔子之作《春秋》，其事则述，其书则作。故其言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与夫不知而作者多矣。诸子之学，有不知无位而作之者，有不知无徳而作之者，又有不知先王之法既已致隆，而或苟作之者，皆在所弃焉。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葢唐虞、成周未有惧之者，此圣人所以有作也。彭之言行于传无道，岂古之彭祖者乎？
译关于天道，其学说始于古代。老子的言论，不过是遵循道德的本源罢了。所以说：“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老子说：“有话说，古代善于为士的人；有话说，古代践行道德的人；有话说，古代所谓委曲才能保全的人；有话说，执守古代的道来驾驭当今的人。”那么“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就可以知道了。相信则确实存在，喜爱则不仅仅是知道而已。所以孔子将自己比作老子与老彭。圣人对于世人，将要自我阐明，就自尊而谦卑，这就是他的言论被后世相信的原因。孔子私下将自己比作老子与老彭，这正是他言论被尊信的原因。孔子传述尧舜之道，效法文武之制，这就是“传述而不创作”的意思。“喜爱古代并勤勉地探求”，这就是“相信并喜爱古代”的意思。大概圣人显达而在上位，就具备帝王天子的德行而有所创作；困厄而在下位，就秉持元圣素王的道而不敢创作。不敢创作，就只是相信并喜爱古代罢了。有所创作，就不只是自己相信，而且让别人相信；不只是喜爱古代，而且考察并实行它。然而孔子创作《春秋》，其事是传述，其书是创作。所以他说：“其事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其文是史官的记录，其义则是我私自取用的。”与那些不懂却随意创作的人相比，太多了。诸子的学问，有不懂却无位而创作的，有不懂却无德而创作的，又有不懂先王的法度已经极为隆重，却随意创作的，都在被摒弃之列。孟子说：“孔子创作《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大概唐虞、成周时代没有害怕的人，这就是圣人有所创作的原因。彭的言行在传记中没有记载，难道是古代的彭祖吗？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默而识之，徳也。学而不厌，知也。诲人不倦，仁也。时之人，道听而途说，皆徳之弃，非所谓默而识之也。或画焉，或愿息焉，非所谓学而不厌也。或先传而后倦，非所谓诲人不倦也。故特自成而已。葢学在已，故言厌；诲在人，故言倦。叔向曰：「求善不厌，施舍不倦。」杨子曰：「事不厌，教不倦。」合而言之，则厌与倦皆在已而已。故曰：「我学不厌，而教不倦。」
子曰：「徳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徳在内者也，不修则不充；学在外者也，不讲则不明。闻义不能徙，则善不备；不善不能改，则行不完。皆孔子所忧者也。然乐而不忧，所以处已忧而不乐，所以与人同乐以忘忧，处已者也。乐天知命，忧之不与人同者也。徳之修，然后能讲学；学之讲，然后能徙义。徳之修，学之讲，未能无不善，改之而已。孔子言：“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而终之以过，则勿惮改，与此仝意。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人之情，矜慎于行礼之际，其不失礼也易，优游于无事之际，其不失礼也难。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非夫盛徳之至，孰与此哉？申申，言肆而不曲；夭夭，言不以老壮自居。于子之燕居，縦言肆，犹至于礼而不屈也。居不容，不以老壮自居也。肆而不屈，则直；不以老壮自居，则和。所谓居不容，燕居告温温，知夭夭之谓也。《礼记》有言：“仲尼燕居，有言孔子闲居。”葢退朝曰燕居，燕曰闲。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形接为事，神遇为梦。事见于有，为梦出于有思。孔子之盛时，尝欲有大勋劳于天下，而思周公之所为，故梦见之。及其衰也，知时命不我与，而不复思周公所为，故不复梦见之。髙宗之梦傅说，文王之梦臧丈人，其出于有思，亦如此。庄周曰：古之真人不梦，何也？真人以性言，圣人以徳言。性则入而?道，故无梦；徳则出而经世，故有梦。
子曰：「志于道，据于徳依于仁，游于艺。」
扬子之言道徳仁，则合异以为同，故曰道徳仁，人得之以人之天也。老子之言道徳仁，则散同以为异，故曰失道而后徳失徳而后仁，其实一也。葢道则无体，故志之而已；徳则有体，故可据。据徳所以立己，依仁所以行已礼，体此者也；义，宜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诚此者也。言道徳仁，则义智信举矣。道徳仁，君子之务本；艺，则君子之余事。周官司徒教万民以六徳六行，然后继之以六艺。师氏教国子以三徳三行，然后保氏教之以六艺。则艺岂君子所先哉？特游之而已。《少仪》曰：“士依于徳游于艺。”何谓依于仁？曰：“徳之所爱者仁也，其所以制者义也。爱则近于厚，制则近于薄。君子处其厚，故依于仁，不依于义。”此所以在此无恶，在彼无射也。今夫已之子与兄之子，均在所爱也。孔子则以其子妻公冶长，以兄之子妻南容，此依于仁而施于亲亲者也。已之与人，均在所责也。孔子则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此依乎仁而施乎人者也。君臣之分，道合则从，不合则去。孔子于鲁，不欲茍去，必欲以微罪行；孟子于齐，不欲速行，必至三宿然后出昼。此依乎仁而施乎君者也。然则君子之于仁，奚所处而不依哉？此所以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然此言依于仁，《礼记》言依于徳仁即是徳故也。此言志于道，孟子言志于仁者，仁即是道故也。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之者，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徳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则行束修，淑艾者也。自私淑以上，未尝无诲，则四者可知矣。君子之于人，常患其所不学而不倦，其所教，其于教也，常恕其所不足而不严其科。故洁已以进者，孔子未尝不与；以是心至者，孟子未尝不受。则行束修以上，岂或遗之哉？然孔子不见孺悲，孟子不见滕更，非
译孔子说：“把所见所闻默默地记在心里，勤奋学习而不感到满足，教导别人而不感到疲倦。这三件事，我做到了哪一件呢？”
默默记住，这是德行的表现；学习不满足，这是智慧的表现；教导人不疲倦，这是仁爱的表现。当时的人，在路上听到就到处传说，这都是被德行所抛弃的，不是所说的默默记住。有的人画地为牢自限，有的人希望停止学习，这不是所说的学习不满足。有的人先传授知识而后感到疲倦，这不是所说的教导人不疲倦。所以只是独自成就罢了。大概学习在于自己，所以说满足；教导在于别人，所以说疲倦。叔向说：“追求善道不满足，施行恩惠不疲倦。”杨雄说：“做事不满足，教导不疲倦。”合起来说，那么满足与疲倦都在于自己罢了。所以说：“我学习不满足，而教导不疲倦。”
孔子说：“德行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义理不能追随，有缺点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
德行是内在的，不修养就不充实；学问是外在的，不讲习就不明白。听到义理不能追随，那么善就不完备；有缺点不能改正，那么行为就不完美。这都是孔子所忧虑的。然而快乐而不忧虑，是用来安顿自己的；忧虑而不快乐，是用来与他人同乐以忘记忧虑的，这是安顿自己的方法。乐天知命，这种忧虑是与他人不同的。修养德行，然后才能讲习学问；讲习学问，然后才能追随义理。修养德行，讲习学问，还不能没有不善之处，只要改正罢了。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就不牢固。”以忠信为主，最终以改过为终结，那么就不要害怕改正，这与上面的意思相同。
孔子闲居时，容貌舒展，态度自然。
人的常情，在行礼时矜持谨慎，不违背礼节容易；在无事时悠闲自在，不违背礼节难。孔子闲居时，容貌舒展，态度自然。如果不是德行达到极致，谁能这样呢？舒展，是说放肆而不拘束；自然，是说不自恃年老或强壮。在孔子闲居时，即使放肆，也还是合乎礼节而不违背。居处不庄重，不自恃年老或强壮。放肆而不违背，就是正直；不自恃年老或强壮，就是温和。所谓居处不庄重，闲居时温和，知道自然的意思。《礼记》有话说：“仲尼闲居，有说孔子闲居。”大概退朝叫闲居，闲叫闲。
孔子说：“我衰老得厉害啊！我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
形体接触为事，精神相遇为梦。事见于有形，梦出于有思。孔子兴盛时，曾经想在天下有大功勋，而思念周公的作为，所以梦见他。等到他衰老时，知道时运不与我，而不再思念周公的作为，所以不再梦见他。高宗梦见傅说，文王梦见臧丈人，他们出于有思，也这样。庄周说：古代的真人不梦，为什么呢？真人以性而言，圣人以德而言。性则入而合道，所以无梦；德则出而经世，所以有梦。
孔子说：“立志于道，依据于德，依凭于仁，游憩于艺。”
杨雄说道德仁，就合异以为同，所以说道德仁，人得之以人的天性。老子说道德仁，就散同以为异，所以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其实是一样的。大概道没有形体，所以只立志罢了；德有形体，所以可以依据。依据德用来立己，依凭仁用来行己，礼是体现这个的；义是适宜这个的；智是知道这个的；信是真诚这个的。说道德仁，那么义智信就都举出了。道德仁，是君子的根本任务；艺，则是君子的余事。周官司徒教万民以六德六行，然后继之以六艺。师氏教国子以三德三行，然后保氏教之以六艺。那么艺难道是君子所先的吗？只是游憩罢了。《少仪》说：“士依于德游于艺。”什么叫依于仁？回答说：“德所爱的是仁，其所以制约的是义。爱则近于厚，制则近于薄。君子处其厚，所以依于仁，不依于义。”这就是在此无恶，在彼无射的原因。现在自己的儿子和哥哥的儿子，都在所爱之中。孔子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公冶长，把哥哥的女儿嫁给南容，这是依于仁而施于亲亲。自己与他人，都在所责之中。孔子就对自己要求厚而责备别人薄，这是依乎仁而施乎人。君臣的分际，道合则从，不合则去。孔子在鲁，不想随便离开，一定要以微罪离开；孟子在齐，不想快速离开，一定要住三夜然后出昼。这是依乎仁而施乎君。那么君子对于仁，哪里有不依凭的呢？这就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原因。然而这里说依于仁，《礼记》说依于德，仁即是德的原因。这里说志于道，孟子说志于仁，仁即是道的原因。
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条干肉作为礼物来拜师的，我从来没有不教诲的。”
孟子说：“君子之所以教导人，有如时雨；教化人的，有成德的；有通达财物的；有回答问题的；有私下学习效法的，那么行束修，就是私下学习效法的人。从私下学习效法以上，从来没有不教诲的，那么四种情况就知道了。君子对于人，常担心他不学习而不疲倦，他所教导的，对于教导，常原谅他的不足而不严格他的科目。所以洁己以进的人，孔子从来没有不给予的；以是心至的人，孟子从来没有不接受的。那么行束修以上，难道会遗漏他吗？然而孔子不见孺悲，孟子不见滕更，不是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愤在气，悱在心。气不愤，不能诚心问，故不启；心不悱，不能诚心辨，故不发。启之，发之，则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此又恶其不思也。葢启所以开之，发所以示之。不以三隅反，则不复，欲其思而自得也。盖君子之于人，能道之以善，而不能使之自得，犹夫匠之于人，能与之规矩，而不能使之巧。故性与天道，子贡所不得闻；鬼神与死，子路所不得闻。岂非不以三隅反，则不复哉？《礼记》曰：“开而不达，则思。”《孟子》中“道而立，能者从之”，此之谓也。然此言学者之道而已，鄙夫问于我，叩两端而竭焉。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天之道，阴阳不同，时则当丧，而饱者逆道也。人之理，哀乐不同日，则哭日而歌者逆理也。行吊之日，不饮酒食肉，况食之饱乎？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巷不歌。况哭之日，歌乎？礼曰：“哭日不歌。”吊于人，是日不乐。又曰：“饥而废事，非礼也；饱而忘哀，非礼也。”孔子所以未尝饱与不歌者，执礼故也。古之人，哀乐歌哭同日者，惟祭而已。故《礼记》曰：“祭之日，哀与乐半。”《周礼》女巫曰：“邦之大烖，歌哭而请。”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学不至于不惑，不可以语去就之义；行不至于不惑，不可以言废兴之命。故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孔子能之。葢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用舍不累于一身，其流止不失其为渊。其所谓明明在上，亦山雌也；闇闇在下，亦山雌也。夫岂以盛行之通、穷居之塞而为之加损荣丑哉？此所以为孔颜也。子路以孔子称颜回，故问之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答之以“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所以戒其勇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所以教其怯也。子路闻“乘桴浮于海”则喜，非所谓“临事而惧”；有父兄在，“闻斯行之”，非所谓“好谋而成”。此所以无所取材也。兵法曰：“勇之为将，乃万分之一。”又曰：“谋者违害而就利。”则行三军者，其可惧哉？孟施舍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临事而惧者也；方叔元老，克壮其犹，好谋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富在天，所好在已。在天者不可以求，在已者可以自乐。故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执鞭之士，其位则卑，其职则贱，周官条狼氏之类也。孔子之欲富，岂如是之甚哉？以为在天者不可以求，凡以与民同患而已。然言富而不及贵者，以其为利所在故也。
子之所愼斋战疾
斋必有明衣，布斋必变食，愼斋也。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慎战也。康子馈药，曰：“丘未达，不敢尝。”慎疾也。慎斋，故祭则受福；慎战，故战则克；慎疾，则命受其正。慎斋，所以仁鬼神；慎战，所以仁民；慎疾，所以仁已。此先斋、战而后疾。《礼记》言祭、战而不及疾者，仁已之事，虽圣人所慎，亦非其所先也。圣人之所慎，非止此三者而已，特举其重故也。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有尽羙然后知天下之谓美者，斯不羙矣。有尽善，然后知天下之谓善者，斯不善矣。韶之为乐，尽善。孔子闻之，故将忘天下之为羙善者，又况肉味哉？魏侯听古乐，惟欲卧。齐宣王不好先王之乐，此真乐鷃以钟鼓载鼷以车马也，岂知孔子乐韶之意哉？司马迁曰：“闻韶三月，学之。”然孔子之乐韶，器尚矣。其在齐，则感其仁声而已，非学也。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
译孔子说：“不到学生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时，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想表达却说不出来时，不去启发他。举出一个方面，不能推知其他三个方面，就不再教他了。”
愤懑在于气，悱恻在于心。气不愤懑，就不能诚心发问，所以不开导；心不悱恻，就不能诚心辨析，所以不启发。开导他，启发他，如果举出一个方面，不能推知其他三个方面，就不再教他。这是厌恶他不思考。大概开导是为了开启他，启发是为了指示他。如果不能推知其他三个方面，就不再教他，是希望他思考而自然领悟。君子对于他人，能够用善道引导他，但不能使他自然领悟，就像工匠对于他人，能够给他规矩，但不能使他灵巧。所以性与天道，子贡没能听到；鬼神与死亡，子路没能听到。难道不是因为不能推知其他三个方面，就不再教他吗？《礼记》说：“开启了却不通达，就会思考。”《孟子》中“引导他站立，有能力的人跟随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这只是说学习者的道理罢了，对于鄙陋的人问我，我会叩问两端而穷尽其理。
孔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未吃饱过。孔子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再唱歌。
天的道理，阴阳不同，时值丧期，吃饱就是违背天道。人的情理，哀乐不同日，在哭丧的日子唱歌就是违背情理。行吊的日子，不饮酒吃肉，何况吃饱呢？邻里有丧事，舂米时不互相唱和；里有殡殓，巷子里不唱歌。何况在哭丧的日子唱歌呢？礼说：“哭丧的日子不唱歌。”吊唁他人，这一天不享乐。又说：“饥饿而荒废事，不符合礼；吃饱而忘记悲哀，不符合礼。”孔子之所以从未吃饱和不唱歌，是遵循礼的缘故。古人哀乐歌哭同在一天的，只有祭祀罢了。所以《礼记》说：“祭祀的日子，哀与乐各占一半。”《周礼》中女巫说：“国家有大灾，歌哭而祈祷。”
孔子对颜渊说：“被任用就出仕，不被任用就退隐，只有我和你有这种态度吧。”子路说：“如果您统率三军，那么谁与您共事？”孔子说：“赤手空拳搏虎，徒步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不与他共事。一定是面临战事心存敬畏，善于谋划而能成功的人。”
学习达不到不疑惑的境界，不可以谈论去留的道义；行为达不到不疑惑的境界，不可以谈论废兴的命运。所以被任用就出仕，不被任用就退隐，只有孔子能做到。大概君子怀藏才能于身，等待时机而动，用舍不累及自身，其流动停止不失为深渊。所谓显赫在上，也是山中的雌鸟；昏暗在下，也是山中的雌鸟。难道会因为盛行的通达、穷居的阻塞而增加或减少荣辱吗？这就是孔子和颜渊之所以为孔子和颜渊的原因。子路因为孔子称赞颜回，所以问：“如果您统率三军，那么谁与您共事？”孔子回答说“赤手空拳搏虎，徒步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是为了告诫他的勇猛；一定是“面临战事心存敬畏，善于谋划而能成功的人”，是为了教导他的怯懦。子路听到“乘木筏浮于海”就高兴，不是所谓“面临战事心存敬畏”；有父兄在，“听到就去做”，不是所谓“善于谋划而能成功”。这就是无所取材的原因。兵法说：“勇作为将领，只是万分之一。”又说：“谋略是避开祸害而趋向利益。”那么统率三军的人，难道可以畏惧吗？孟施舍估量敌人然后前进，考虑胜利然后会战，是面临战事心存敬畏的人；方叔是元老，能壮大他的谋略，是善于谋划而能成功的人。
孔子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执鞭的差役，我也去做；如果不可求得，就顺从我所喜好的。”
富贵在天，所好在己。在天者不可以强求，在己者可以自得其乐。所以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执鞭的差役，我也去做；如果不可求得，就顺从我所喜好的。”执鞭的差役，其地位低微，其职务卑贱，是周官条狼氏之类的人。孔子想要富贵，难道是这样迫切吗？认为在天者不可以强求，凡是与百姓同患难罢了。然而说富贵而不说尊贵，是因为那是利益所在的原因。
孔子所慎重的斋戒、战争、疾病
斋戒必有明衣，布斋必改变饮食，这是慎重斋戒。说：“不训练百姓就让他们作战，这叫抛弃他们。”一定是面临战事心存敬畏，善于谋划而能成功的人，这是慎重战争。康子赠送药物，说：“我不了解，不敢尝。”这是慎重疾病。慎重斋戒，所以祭祀就接受福佑；慎重战争，所以作战就胜利；慎重疾病，那么生命就接受其正理。慎重斋戒，所以仁爱鬼神；慎重战争，所以仁爱百姓；慎重疾病，所以仁爱自己。这先说斋戒、战争而后说疾病。《礼记》说祭祀、战争而不说疾病，是因为仁爱自己的事，虽然是圣人所慎重的，也不是他所优先考虑的。圣人所慎重的，不止这三者罢了，只是列举其重要的缘故。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说：“没想到作乐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有尽美然后知道天下所谓美的，这就不是美了。有尽善，然后知道天下所谓善的，这就不是善了。韶作为乐，尽善。孔子听到它，所以将忘记天下所谓美善的，何况肉味呢？魏侯听古乐，只想睡觉。齐宣王不喜欢先王的乐，这真是用钟鼓载鼷鼠，用马车载鹌鹑，哪里知道孔子喜爱韶乐的意思呢？司马迁说：“听到韶乐三个月，学习它。”然而孔子喜爱韶乐，器用崇尚罢了。他在齐国，只是感佩其仁声而已，不是学习。
冉有说：“夫子为卫君谋划吗？”子贡说：“是的，我将去问他。”进去说：“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说：“古代的贤人。”说：“怨恨吗？”说
圣人之行有浮于言而言未尝不顾于行故观其所言足以知其所为「此子贡所以问夷齐之事而知其所以不为卫君也」盖兄弟之让则仁父子之争则不仁孔子善夷齐之仁而恶卫君之不仁此所以知其不为也子贡疑孔子之为卫君孟子则谓「智足以知圣人」子贡之知出类拔萃而已至于不为卫君则不知也孔子以夷齐为贤人孟子以夷齐为圣人者以伯夷为圣即能化而言也以夷齐为贤以明已之集大成者亦贤而已此孔子不居圣之意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贫与贱，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故饭疏饮水，曲肱而枕，乐亦在其中。富与贵，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故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神无方也，非精义则不可入。易无体也，非知命不可以学。圣人入而为天之所为，故无过；出而为人之所为，则不能无过。孔子五十而学易，则为天之所为，故可以无大过矣。可以无大过，则于过之小者有所不免。葢七十而从心，然后无过矣。《易》曰：“敦复无悔”，是也。圣人之于《易》，必以五十而后学，然必云五十者，制行以人，不以已也。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不言诗书则无以教人，不言礼则无以明分。故子所雅言者，诗书也；执而不敢议者，礼也。言诗书而不及乐与春秋、易者，盖徳不全者不可道之以乐，志不定者不可发之以春秋，不知命者不可申之以易也。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亦犹是也。孔子之于言，有所雅言，有所不言，有所罕言。其趣虽不同，亦各适其理而已。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非不知对，不足对也。盖曰：“以孔子之道对叶公，是语蛙以海，乐鸡以韶，适滋以惑也。”孔子曰：“女奚不曰?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盖曰：“奚不俯其言而对之，以此也。”孔子之于道，非学也，非不学也。以为非学，则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以为非不学，则我非多学而识之。予一以贯之，非学也，所以学人异；非不学也，所以学人同。
子不语怪力乱神
直言曰：言论难，曰语，怪力乱神，非不言也，不语于人而已。不语怪力，则所语者常与徳也；不语乱神，则所语者治与人也。怪之为害，不若力；力之为害，不若乱。怪力乱人之所为，故先之；神则非人之所为，故后之。杨子曰：神又茫茫，圣人曼云，则不语神之谓也。李究曰：力不由理为怪力，神不由正为乱神，误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善者吾师也，不善者亦吾师也。师其不善，所以自修，此所以三人行，必有我师也。若夫师其善而不师其不善，则内无以自省，外无以自观，其欲至于君子，难矣。然则不善之师，其可忽哉？老子以强梁为教父，释氏以邪盗之类为人师，亦此意也。
子曰：「天生徳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于桓魋之暴，则曰：“天生徳于予。”于匡则曰：“天之未丧斯文。”盖徳所以足乎已，而君子之所独；文所以化于人，而天下之所同。故于桓魋则危疑而已，故称在已者而归之于命；于匡有死之道，故称在人者而归之于时，以明桓魋不能害天之命，匡人不能易天之时也。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王莾曰：“天生徳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奚徳哉？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隠乎？吾无隠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之诲人，其不倦仁也，其无隠忠也。不倦与先传后倦者异矣，无隠与教人不尽其才者异矣。惟其开而不达，引而不发，不以三隅反则不复，再三渎则不告。此弟子所以疑其隠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忠信所以成终始也，学由中出，故以文为余事
译圣人的行为有时超越言语，但言语从未不顾及行为，所以观察他的言论，就足以知道他的作为。「这就是子贡询问伯夷、叔齐的事情，从而知道孔子不会为卫君效力的原因。」大概兄弟之间互相谦让是仁，父子之间互相争斗是不仁，孔子赞赏伯夷、叔齐的仁德，厌恶卫君的不仁，这就是他知道孔子不会为卫君效力的原因。子贡怀疑孔子会为卫君效力，孟子则认为「智慧足以了解圣人」，子贡的智慧只是出类拔萃罢了，至于孔子不为卫君效力这一点，他并不知道。孔子把伯夷、叔齐视为贤人，孟子把伯夷、叔齐视为圣人，是因为伯夷是圣人就能教化别人，这是就言语而言；把伯夷、叔齐视为贤人，是为了表明自己集大成者也只是贤人罢了，这是孔子不自居为圣人的意思。
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其中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
贫穷与卑贱，是人们所厌恶的；但如果不用正当的途径摆脱它，就不去摆脱。所以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其中。富裕与尊贵，是人们所向往的；但如果不用正当的途径得到它，就不去接受。所以不义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
孔子说：「给我多几年时间，五十岁时学习《易经》，就可以没有重大过错了。」
神没有固定的方位，不精研义理就不能进入其中。《易经》没有固定的形体，不知天命就不能学习。圣人进入其中作为天的作为，所以没有过错；出来作为人的作为，就不能没有过错。孔子五十岁时学习《易经》，就是作为天的作为，所以可以没有重大过错了。可以没有重大过错，那么对于小的过错还是有所难免。大概七十岁时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然后才没有过错。《易经》说：「笃实地回复正道就没有悔恨，」就是这个意思。圣人对于《易经》，一定要到五十岁才学习，但一定要说五十岁，是因为制定行为准则是依据人，而不是依据自己。
孔子平时讲雅言，读《诗》、《书》，执行礼仪，都是讲雅言。
不讲《诗》、《书》就无法教导别人，不讲礼仪就无法明确名分。所以孔子平时讲雅言的是《诗》、《书》；执行而不敢议论的是礼仪。讲《诗》、《书》而不涉及音乐与《春秋》、《易经》，大概是因为德行不完美的人不能用音乐来引导，意志不坚定的人不能用《春秋》来启发，不知天命的人不能用《易经》来阐明。孔子很少谈论利、命和仁，也是这个道理。孔子对于言语，有所雅言，有所不言，有所罕言。它们的旨趣虽然不同，但也各自适合其道理罢了。
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子路没有回答。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他的为人，发愤用功忘了吃饭，快乐得忘了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如此而已。」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地去追求的人。」
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子路没有回答。不是不知道如何回答，而是不足以回答。大概说：「用孔子的道来回答叶公，就像对青蛙谈论大海，对鸡演奏韶乐，只会增加困惑罢了。」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大概说：「为什么不降低言语来回答他，就是这个原因。」孔子对于道，不是学习，也不是不学习。认为不是学习，那么我不是生来就知道，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地去追求。认为不是不学习，那么我不是多学而记住它。我有一以贯之的道理，这不是学习，所以学习别人不同；不是不学习，所以学习别人相同。
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
直说：言论难，说语，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不是不谈论，只是不告诉别人罢了。不谈论怪异和暴力，那么所谈论的就是常道与德行；不谈论叛乱和鬼神，那么所谈论的就是治理与人事。怪异的危害，不如暴力；暴力的危害，不如叛乱。怪异、暴力、叛乱是人的作为，所以排在前面；鬼神不是人的作为，所以排在后面。杨子说：鬼神又茫茫不可知，圣人漫不经心地说，就是不谈论鬼神的意思。李究说：暴力不合道理就是怪异暴力，鬼神不合正道就是叛乱鬼神，这是错误的。
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我的老师。选择他们的优点去学习，看到他们的缺点就改正自己。」
善的人是我的老师，不善的人也是我的老师。以不善者为师，是为了自我修养，这就是三个人一起走路，一定有我的老师的原因。如果只以善者为师而不以不善者为师，那么内心无法自我反省，外面无法自我观察，想要达到君子的境界，就难了。那么不善者的老师，可以忽视吗？老子以强梁为教父，佛教以邪盗之类为人师，也是这个意思。
孔子说：「上天生成了我的德行，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
孔子对于桓魋的暴行，就说：「上天生成了我的德行。」对于匡地的危险，就说：「上天还没有丧亡这种文化。」大概德行是用来充实自己的，是君子所独有的；文化是用来教化别人的，是天下所共同的。所以对于桓魋只是危险疑虑罢了，所以称在己者而归之于命；对于匡地有死之道，所以称在人者而归之于时，以表明桓魋不能危害上天的使命，匡人不能改变上天的时机。纣王说：「我生来不有天命在天上。」王莽说：「上天生成了我的德行，汉兵能把我怎么样呢？」有什么德行呢？
孔子说：「学生们，你们认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没有隐瞒。我没有哪件事不和你们一起做的，这就是我孔丘。」
孔子教导别人，他的不倦是仁，他的无隐是忠。不倦与先传授后疲倦的人不同，无隐与教导别人不尽其才的人不同。只有他开导而不通达，引导而不触发，不以三隅反则不复，再三渎则不告。这就是弟子怀疑他有所隐瞒的原因。
孔子以文、行、忠、信四件事教导学生。
忠信是用来成就始终的，学问由内心发出，所以把文当作余事。
；教自外入，故以文为先务。干九三：「先之以忠信，进徳所以成始。」孔子之四教，后之以忠信所以成终。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译教化从外部传入，所以把文章作为首要任务。《乾卦》九三爻辞说：“以忠信为先导，增进德行从而成就开端。”孔子的四项教育内容，以忠信作为后续，从而成就终局。孔子说：“圣人，我没能见到；能见到君子，也就足够了。”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有常者，能常而已，非可欲者也，故不足于善人。善人，能为可欲而已，非充实者也，故不足于君子。君子，充实而已，非大而化之者也，故不足于圣人。有常，可与共学者也；善人，可与适道者也；君子，可与立者也；圣人，可与权者也。圣人不可得，则思君子；善人不可得，则思有常。《诗》之《子衿》，先《子衿》而继之以《子佩》；《素冠》，先《素冠》而继之以《素鞸》；《褰裳》，先他人而继之以他士。凡皆思其次者而已，亦此意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孟子以琴张、曾晳、牧皮为狂，以不屑不洁之士为狷。则狂可以为善，狷者有?而已。若夫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矣。此《易》所谓“不恒其徳”也。盖虚非亡也，特未盈而已；约非虚也，特约之而已。亡而为有，甚于虚而为盈；虚而为盈，甚于约而为泰。其序如此。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钓与弋，君子与人同，不纲不射宿。君子与人异，君子于物爱之，弗仁其爱之也？不纲不射宿，其弗仁也？不免于钓弋。孔子穷而在下，其不忍如此；使达而在上，则其仁可知也。春秋时有干戈相寻，屠城灭国，举无噍类，况有钓而不纲者乎？有以乘人之阨，掩人不备而袭之，况有弋不射宿者乎？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君子之于学也，逺则闻而知之，近则见而知之。多闻，患于不能择；能择，则知所从。多见，患于不能识；能识，则知所辨。此特知之而已。吾道一以贯之，则知之上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则知之，次者，学者之事也。”曾子、子贡皆闻“一贯”于孔子。曾子能唯而不能辨，子贡知听而不知问。则知之上者，圣人之事也。然此未离乎知而已。乃若离一以至于无，始去知以至于无知，则又圣人之妙也。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已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圣人不以能病人，而常待之以恕，故洁已以进者在所与，不以智逆物，而常继之以义，故于往在所不保。与其洁，故子路变服而至，则教之不保其往，故宰予与辞于后，则听之。门人不知，而惑于童子之见。孔子示之以「唯何甚」，则不与其洁者甚于所择也，保其往者甚于所逆也。孔子不为已甚，故韩愈曰：「言辞之不，则礼貎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也。」孟子之设科，来者不拒，廋则不得，亦此意与？与其洁，则所谓污者斯不与矣；不保其往，则亲于其身为不善者斯拒之矣。
子曰：「仁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茍有过，人必知之。”
周公之过，以亲也；孔子之过，以君也。过于厚者也，过于厚，以人知之为幸；过于薄，以人不知为幸。故曰：古之君子，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而为之辞。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乐者，人情之所不免。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孔子于《韶》则忘味，于《歌》之善则和。乐得其道也。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行者君子之务，本文者君子之余事。与其行不足而文有余，不若行有余而文不足。今吾于文也，不特犹人而已，然躬行君子未之有得，则是行不足而文有余也。盖时之人，与其文不究其实，而不知其非，故孔子自谓如此以救其弊。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
译孔子说：“善人，我没能见到过。能见到有恒心的人，也就很可以了。没有却装作有，空虚却装作充实，穷困却装作宽裕，这样的人很难有恒心。”
有恒心的人，只是能够保持常态罢了，并不是值得向往追求的，所以比不上善人。善人，只是能够做值得向往追求的事罢了，并不是内心充实的，所以比不上君子。君子，内心充实罢了，并不是广大而能化育万物的，所以比不上圣人。有恒心的人，可以和他一起学习；善人，可以和他一起走向正道；君子，可以和他一起确立志向；圣人，可以和他一起权衡变通。圣人如果得不到，就向往君子；善人如果得不到，就向往有恒心的人。《诗经》中的《子衿》，先唱《子衿》接着唱《子佩》；《素冠》，先唱《素冠》接着唱《素鞸》；《褰裳》，先说他人接着说他士。这都是向往次一等的人罢了，也是这个意思。孔子说：“得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与之交往，那一定是狂放和狷介的人吧？”孟子把琴张、曾皙、牧皮当作狂放的人，把不屑于不洁净事物的人当作狷介的人。那么狂放的人可以做善事，狷介的人只是有恒心罢了。至于没有却装作有，空虚却装作充实，穷困却装作宽裕，就很难有恒心了。这就是《易经》所说的“不能恒守其德”。大概空虚并不是没有，只是还没有充实罢了；穷困并不是空虚，只是穷困罢了。没有却装作有，比空虚却装作充实更严重；空虚却装作充实，比穷困却装作宽裕更严重。它们的次序就是这样。
孔子钓鱼不用拦河的大网，射鸟不射栖息在巢中的鸟。
钓鱼和射鸟，君子与普通人相同，不用大网和不射宿鸟，君子与普通人不同。君子对万物怀有爱惜之心，难道不爱惜它们吗？不用大网和不射宿鸟，难道不是出于仁爱吗？但也不免要钓鱼射鸟。孔子困顿而身处下位，他的不忍心就是这样；假使他显达而身居高位，那么他的仁爱就可以知道了。春秋时期战争接连不断，屠城灭国，几乎不留活口，何况有钓鱼不用大网的人呢？有趁人危难、掩人防备而袭击的人，何况有射鸟不射宿鸟的人呢？
孔子说：“大概有那种不了解却凭空臆造的人，我没有这样。多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遵循；多看并记住，这是次一等的知识。”
君子对于学问，远则通过听闻而知道，近则通过看见而知道。多听，担心在于不能选择；能够选择，就知道该遵循什么。多看，担心在于不能记住；能够记住，就知道该辨别什么。这只是知道罢了。我的道用一个根本原则贯穿起来，那是上等的知识。孔子说：“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的；通过学习才知道的人，是次一等的；那么所谓知道的，是次一等的，是学习者的事情。”曾子、子贡都从孔子那里听到了“一贯”的道理。曾子只能应答而不能辨析，子贡知道听而不知道问。那么上等的知识，是圣人的事情。然而这还没有脱离知识的范畴。至于脱离统一以至于虚无，开始去除知识以至于无知，那又是圣人的奥妙了。
互乡这个地方很难与人交谈，有个童子去见孔子，弟子们感到困惑。孔子说：“我是肯定他的进步，不肯定他的退步，为什么要做得太过分呢？别人洁身自好来求见，我就肯定他的洁身自好，不担保他过去的行为。”
圣人不因为别人的能力而伤害别人，而常常用恕道待人，所以洁身自好来求见的人值得肯定；不因为智慧去揣测别人，而常常用义理来对待，所以对于过去的行为不加以担保。肯定他的洁身自好，所以子路改变服饰来拜见，就教导他；不担保他过去的行为，所以宰予后来出言不逊，就听之任之。弟子们不明白，对童子被接见感到困惑。孔子用“为什么要做得太过分”来开导他们，那么不肯定他的洁身自好，比选择标准更苛刻；担保他过去的行为，比揣测别人更苛刻。孔子不做过分的事，所以韩愈说：“言语不当，就不回答礼貌，即使是孔子在互乡也行不通。”孟子设立学科，来者不拒，隐藏真情就不得其门而入，也是这个意思吗？肯定他的洁身自好，那么所谓污浊的人就不被接纳了；不担保他过去的行为，那么亲近他身体却做不善之事的人就被拒绝了。
孔子说：“仁难道远吗？我想要仁，仁就来了。”
陈司败问：“鲁昭公懂得礼吗？”孔子说：“懂得礼。”孔子出来后，陈司败向巫马期作揖并走近说：“我听说君子不偏袒，君子也偏袒吗？国君从吴国娶妻，因为是同姓，称为‘吴孟子’。国君如果懂得礼，还有谁不懂礼呢？”巫马期把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真幸运，如果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知道。”
周公的过错，是因为亲情；孔子的过错，是因为君主。这是过于厚道的过错，过于厚道，以别人知道为幸运；过于刻薄，以别人不知道为幸运。所以说：古代的君子，有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慕。现在的君子，难道只是顺从过错，还进一步为之辩解。
孔子与人一起唱歌，如果唱得好，一定让他再唱一遍，然后跟着一起唱。
音乐，是人情所不能免的。君子在音乐中得到道，小人在音乐中得到欲望。孔子对于《韶》乐就忘记了味道，对于唱得好的歌就跟着唱。这是在音乐中得到道。
孔子说：“在文采方面，我大概和别人一样吧，至于身体力行的君子，那我还没有做到。”
践行是君子的主要任务，文采是君子的次要事情。与其践行不足而文采有余，不如践行有余而文采不足。现在我在文采方面，不只是和别人一样罢了，然而身体力行的君子还没有做到，这就是践行不足而文采有余。大概当时的人，与其探究文采不如探究其实质，却不知道这不是，所以孔子自称这样来挽救这种弊端。
孔子说：“至于圣和仁，那我怎么敢当呢？只是做这些不厌倦，教导别人不疲倦，可以说只是这样罢了。”公西华说：“正因为我们弟子学不到。”
也。」
圣者，天道之至；仁者，人道之至。语仁之未成名，虽管仲、子产，亦可谓之仁人。语仁之成名，虽孔子有所不敢。孔子之所不敢，非不敢也，不居之而已。孔子以为不厌、诲不倦为非圣，赐赤或以为既圣，或以为不能。学者不厌、不倦，圣人之所为，而学者之所难也。不曰“学之不厌”，而曰“为之不厌”者，盖曰仁圣之成名，我不敢居，特为仁圣之事而已。为仁圣之事故，学不足以言之。
译也。」
圣人是天道的极致，仁者是人事的极致。谈论仁德尚未成就名望时，即使是管仲、子产，也可以被称为仁人。谈论仁德已经成就名望时，即使是孔子也有所不敢当。孔子所不敢当的，并非真的不敢，只是不居此名罢了。孔子认为“学习不满足、教导不疲倦”不足以称为圣，子贡、子夏等人有的认为孔子已是圣人，有的认为孔子未能达到圣境。学习者不满足、不疲倦，这是圣人的作为，却是学习者难以做到的。不说“学习不满足”，而说“践行不满足”，大概是说仁圣的名望我不敢居有，只是践行仁圣的事迹罢了。因为践行仁圣的事迹，所以学习不足以用来言说。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疾与病合则一，别则异。周官疾医言疾病，兽医则言病。以人易知，虽疾可见；兽不易察，病而后知。是疾轻于病。子疾病，疾而后至于病。君子于神祗，未疾则祷；众人于神祗，未疾则不祷，既疾则祷。未疾而祷，祷之以正直；既疾而祷，祷之以祭享。孟子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祷之以祭享，是贰之也。孔子之疾不祷，无妄之疾，勿药可也。春秋之时，楚昭王之疾不祷于河，齐侯之疾欲诛祝史，贤否可知矣。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奢则僣，故失之不孙；俭则约，故失之固。不孙则其害大，固则其害小。老子于奢则去之，于俭则寳之。管仲之奢，孔子以为不知礼；晏子之俭，曽子以为知礼。此与其奢也宁俭，与其不孙也宁固。然二者皆非中道，以曹风之奢，魏晋之俭，皆诗人所刺也。孔子言“宁俭，宁固”，与“思狂狷”同意。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作徳心逸，日休，故坦荡荡；作伪心劳，日拙，故长戚戚。君子居易以俟命，大行不加，穷居不损，故有终身之乐，而无一日之忧；小人行险以徼幸，未得则患得，既得则患失，故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旦之乐。此坦荡荡、长戚戚所以不同也。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是亦君子之所谓坦荡荡也。葢温而不厉，过于柔；威而猛，过于刚；恭而不安，过于?子夏曰：“即之温，听其言厉，温而厉也。”《礼》曰：“温而爱，威而不猛也。”子曰：“与人恭而有礼，恭而安也。”温而厉，则处仁以义；威而不猛，则成义以仁；恭而安，则行?以礼。仁而后义，义而后礼，事辞之序也。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徳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不累于厚利，故三以天下让；不累于名髙，故民无得而称。此所以为至徳。太伯之让，则国也。三以天下让者，以文王之圣，有得天下之道故也。诗曰：「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又曰：「文王肇禋，惟周之祯」，则文王有得天下之道也。固矣。后世伯夷之逊孤竹，季札之逊吴国，鲁隠之逊桓公，宋穆之逊与夷，燕哙之逊子之，韦元成之逊弟胜，东海王强之逊弟阳，邓彪之逊弟荆，丁鸿之逊弟盛，刘恺之逊弟宪，凡是者多矣。若伯夷、季札，则狥义者也，余则矫异以取一时之名而已，岂君子之所与哉？然拟于突、忽之兄弟，蒯、辄之父子，其有间矣。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则所谓无礼者，不学之蔽。恭、慎、勇、直，出于徳性，而徳性本于道学。有是徳性，而无礼以节之，故恭则不安而劳，慎则过思而葸，勇则至于悖乱，直则至于绞迫。胁肩謟笑，病于夏畦。恭而无礼，则劳也。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直而无礼，则绞也。葸犹荀卿所谓諰諰然也。绞犹诗传所谓绹绞也。礼曰：“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则无礼不特不中礼而已。盖恭慎则不及，必跂而进于礼；勇直则过，必抑而就于礼。礼以仁厚为质而已，故继之以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礼曰：“亲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诗曰：“亲亲以睦，故旧不遗。”周官八政，统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驭以亲亲，则民莫遗其亲；驭以敬故，则民莫慢其故。莫遗其亲，则兴于仁也；莫慢其故，则不偷矣。后世不知亲亲，而角弓之怨兴；不知敬故，而谷风之刺作。欲民免于无礼，其可得乎？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氷。」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
译孔子病重，子路请求祈祷。孔子说：“有这种做法吗？”子路回答说：“有的。《诔》文中说：‘为你向天神地祇祈祷。’”孔子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
“疾”和“病”合起来是一个意思，分开则不同。《周礼》中“疾医”说的是“疾病”，而“兽医”只说“病”。因为人的情况容易了解，即使是小病也能看见；兽的情况不易察觉，生了大病才知道。所以“疾”比“病”轻。孔子病重，是由小病发展到大病。君子对于神祇，没生病时就祈祷；众人对于神祇，没生病时不祈祷，生了病才祈祷。没生病时祈祷，是用正直之心祈祷；生了病才祈祷，是用祭祀享用来祈祷。孟子说：“寿命长短都不改变志向，修养身心来等待天命，这就是确立命运的方法。”用祭祀享用来祈祷，就是改变了志向。孔子生病不祈祷，没有原因的病，不用药也可以痊愈。春秋时期，楚昭王生病不向河神祈祷，齐侯生病想杀祝史，贤与不贤就可以知道了。
孔子说：“奢侈就会不谦逊，节俭就会寒酸。与其不谦逊，宁可寒酸。”
奢侈就会僭越，所以过失在于不谦逊；节俭就会拘束，所以过失在于寒酸。不谦逊的危害大，寒酸的危害小。老子对于奢侈就去除它，对于节俭就珍视它。管仲的奢侈，孔子认为是不懂礼；晏子的节俭，曾子认为是懂礼。这就是与其奢侈宁可节俭，与其不谦逊宁可寒酸。然而这两者都不是中道，因为曹风的奢侈，魏晋的节俭，都是诗人所讽刺的。孔子说“宁可节俭，宁可寒酸”，与“思狂狷”的意思相同。
孔子说：“君子心胸平坦宽广，小人经常忧愁悲伤。”
孔子温和而严厉，威严而不凶猛，恭敬而安详。
修养德行，内心安逸，每天进步，所以心胸平坦宽广；做伪善的事，内心劳累，每天拙劣，所以经常忧愁悲伤。君子处于平易的环境等待天命，得志时不增加，不得志时不减少，所以有终身的快乐，而没有一天的忧愁；小人冒险以求侥幸，没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得到了又担心失去，所以有终身的忧愁，而没有一时的快乐。这就是心胸平坦宽广和经常忧愁悲伤不同的原因。孔子温和而严厉，威严而不凶猛，恭敬而安详，这也是君子所谓的心胸平坦宽广。大概温和而不严厉，过于柔弱；威严而凶猛，过于刚强；恭敬而不安详，过于拘谨。子夏说：“接近他感到温和，听他说话感到严厉，这就是温和而严厉。”《礼记》说：“温和而慈爱，威严而不凶猛。”孔子说：“对人恭敬而有礼，这就是恭敬而安详。”温和而严厉，就是用义来处理仁；威严而不凶猛，就是用仁来完成义；恭敬而安详，就是用礼来实行义。先有仁而后有义，先有义而后有礼，这是事务和言辞的顺序。
泰伯第八
孔子说：“泰伯，可以说是达到了最高的德行了！三次把天下让给弟弟，百姓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称赞他。”
不被丰厚的利益所牵累，所以三次把天下让给弟弟；不被高名所牵累，所以百姓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称赞。这就是最高的德行。太伯的让位，是让出国位。三次把天下让给弟弟，是因为文王有圣德，有得到天下的道理。《诗经》说：“上帝建立邦国作为对应”，从太伯、王季开始；又说：“文王开始祭祀，是周朝的祥瑞”，那么文王有得到天下的道理。这是确定的。后世伯夷让位给孤竹君，季札让位给吴国，鲁隐公让位给桓公，宋穆公让位给与夷，燕哙让位给子之，韦元成让位给弟弟胜，东海王强让位给弟弟阳，邓彪让位给弟弟荆，丁鸿让位给弟弟盛，刘恺让位给弟弟宪，像这样的人很多。如果伯夷、季札，是遵循道义的，其余则是矫饰奇异以获取一时的名声罢了，难道是君子所赞许的吗？然而与突、忽兄弟，蒯、辄父子相比，还是有区别的。
孔子说：“恭敬而没有礼就会劳累，谨慎而没有礼就会畏缩，勇敢而没有礼就会作乱，直率而没有礼就会尖刻。”
君子笃厚地对待亲人，百姓就会兴起仁爱；不遗弃老朋友，百姓就不会刻薄。
喜好勇敢而不喜好学习，弊病是作乱；喜好直率而不喜好学习，弊病是尖刻。那么所谓的没有礼，就是不好学的弊病。恭敬、谨慎、勇敢、直率，出于德性，而德性本于道学。有这种德性，而没有礼来节制，所以恭敬就不安详而劳累，谨慎就过度思虑而畏缩，勇敢就达到悖乱，直率就达到尖刻。耸肩谄笑，比在夏天种菜还痛苦。恭敬而没有礼，就会劳累。父亲偷羊而儿子作证，直率而没有礼，就会尖刻。畏缩就像荀卿所说的“諰諰然”。尖刻就像《诗经》传注所说的“绹绞”。《礼记》说：“恭敬而不合乎礼，叫做给；勇敢而不合乎礼，叫做逆。”那么没有礼不仅仅是合乎礼而已。大概恭敬谨慎就不足，必须努力进取以合乎礼；勇敢直率就过度，必须抑制以合乎礼。礼以仁厚为本质，所以接着说君子笃厚地对待亲人，百姓就会兴起仁爱；不遗弃老朋友，百姓就不会刻薄。《礼记》说：“亲人不要失去其为亲人的关系，老朋友不要失去其为老朋友的关系。”《诗经》说：“亲近亲人以和睦，不遗弃老朋友。”《周礼》八政，统驭万民：一是亲近亲人，二是敬重老朋友。用亲近亲人来统驭，百姓就不会遗弃亲人；用敬重老朋友来统驭，百姓就不会怠慢老朋友。不遗弃亲人，就会兴起仁爱；不怠慢老朋友，就不会刻薄。后世不知道亲近亲人，所以《角弓》的怨恨兴起；不知道敬重老朋友，所以《谷风》的讽刺产生。想要百姓免于没有礼，怎么可能呢？
曾子病重，召集门弟子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经》说：“战战兢兢，如同临深渊，如同踩薄冰。”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于祸患了，小子们！
父母完整地生下我，子女完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