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第八

译（曾子）回到家中。孔子认为不敢毁伤身体是孝，乐正子以伤了脚为忧虑，这就是曾子之所以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的原因。大概贤人保全自身，就如同诸侯保全国家一样。所以曾子选取这首诗来阐明自己的孝道，《孝经》选取这首诗来作为诸侯的孝道。先抬起脚然后才移动身体，是为了方便侍奉病人。礼书上说：“曾元、曾申坐在（曾子的）脚边。”

译曾子病了，孟敬子前去探望。曾子说：“鸟快要死的时候，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快要死的时候，他的话是善意的。”

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方面：举动仪容庄重，就能远离粗暴和傲慢；脸色端正，就能接近诚信；说话时的言辞和语气，就能远离浅陋和悖理。至于祭祀时笾豆等礼器的具体事务，自有主管的官吏负责。

道无处不在，万物没有不含道的。所以，默然无声而成就于性命之理，这是道；挥洒散见于容貌和言辞语气，这也是道。大概恭敬体现于容貌，就没有粗暴傲慢的容貌了；诚信体现于脸色，就没有欺诈谄媚的脸色了；忠顺体现于言辞语气，就没有浅陋悖理的言辞语气了。在脸色方面说接近诚信，那么容貌接近礼制、言辞语气接近和顺，就可以知道了。在容貌方面说远离粗暴傲慢，在言辞语气方面说远离浅陋悖理，那么脸色远离虚妄轻慢，也可以知道了。《礼记》说：“礼义的开端，在于端正仪容体态，整齐脸色，顺从言辞命令。”又说：“君子不在别人面前失足，不在别人面前失色，不在别人面前失言。”这与曾子的意思相同。人道，是根本；事务，是末节。末节在于人，根本在于仁。君子则从事于道，官吏则从事于事务。所以说：“笾豆之类的事务，自有官吏负责。”这就是曾子告诉孟敬子的原因。

曾子说：“凭借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向知识贫乏的人请教，有好像没有，充实好像空虚，受到冒犯也不计较。”从前我的朋友曾经致力于这些方面。

有才能，他的才学就多；说到他的学问，凭借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向知识贫乏的人请教。这是借助他人来提升自己的，自己拥有却好像没有，内心充实却好像空虚。这是对待自己的态度。凭借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向知识贫乏的人请教，那么学识就越渊博；有好像没有，充实好像空虚，那么德行就越充实。受到冒犯也不计较，这就是宽恕了。凭借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直到有好像没有、充实好像空虚，不夸耀善行的人能做到；受到冒犯也不计较，不迁怒于人的人能做到。那么曾子所说的“我的朋友”，就是颜回罢了。孔子说：“用正直来回报怨恨，颜回受到冒犯也不计较。”大概受到冒犯不一定就是怨恨。

曾子说：“可以把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寄托给他，面临重大节操时不可动摇。这是君子吗？这是君子啊。”

“托”说的是所依赖，“寄”说的是所交付。年幼的君主，责任重大，所以说“托”；国家的命运，责任相对较轻，所以说“寄”。老子和庄子都说：“以天下为贵其身，才可以托付天下；以天下为爱其身，才可以寄托天下。”那么，以天下为贵其身的人，不辱没自身，他的德行尊贵；以天下为爱其身的人，不危及其身，他的德行宽厚。对于德行尊贵的人，说“托”；对于德行宽厚的人，说“寄”。这是说“托”比“寄”重，“寄”比“托”轻。通而言之，则是一样的。所以《丧服传》中说：“寄公于君。”孟子则说：“托付于诸侯，可以托付年幼的君主，这是仁；可以寄托国家的命运，这是义。面临重大节操不可动摇，这是忠。如果不是君子，谁能做到这些？”

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志向远大、意志坚强，因为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把实现仁德作为自己的责任，不也很重大吗？直到死才停止，不也很遥远吗？”

士人不可以不崇尚志向，不可以不志向远大、意志坚强。志向远大则宽广而有包容力，意志坚强则果断而有成效。孟子说：“这种气，至大至刚。”大概人生没有不具备刚大之气的，担心的是不能崇尚志向来统领它。崇尚志向来统领它，那么志向远大可以达到至大，意志坚强可以达到至刚，所以能承担重大的责任而道路遥远。《礼记》说：“仁作为器物是沉重的，作为道路是遥远的。”举重者不能达到这个程度，所以不可以不志向远大、意志坚强。《诗经》说：“只有仲山甫不欺侮鳏寡，不畏服强暴。德行轻如羽毛，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那么不欺侮鳏寡，是志向远大；不畏服强暴，是意志坚强。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是责任重大。”《礼记》说：“死而后已。”荀子说：“生时遵循这个道，死时遵循这个道，这就是遥远。”《易经》坤卦说厚德载物，乾卦说自强不息，那么责任重大的是地，道路遥远的是天。道充满于志向远大和意志坚强达到这个程度，那么大人的事业就完备了。孟子对于士人崇尚志向，是兼仁义而言的，这里只说仁而不说义，是因为仁是义的根本的缘故。

孔子说：“兴起于诗，确立于礼，完成于乐。”

学习始于言语，所以兴起于诗；中间在于行为，所以确立于礼；最终在于德行，所以完成于乐。礼乐，是成人之事；诗，是养育的工具。孔子对于年轻人，就说：“为什么不学习诗呢？”对于成人，就说：“用礼乐来修饰。”这就是《礼记》所说的“志向所到的地方，诗也到了；诗所到的地方，礼也到了；礼所到的地方，乐也到了”。然而兴起于诗，并不是不学礼，只是不能称之为确立；确立于礼，并不是不懂乐，只是不能称之为完成。《礼记》说：“十三岁，学习乐、诵读诗、舞勺舞；成童，舞象舞，学习射箭驾车；二十岁行冠礼，开始学习礼。”《学记》教导人，也是先以安弦开始；夔教导贵族子弟，也是先以乐开始。在这里说“完成于乐”，那么乐，是学习的始终。只有礼乐都得到，称之为有德行，然后才是修养的极致。荀子说：“学习始于诵读诗，终于阅读礼，这样就可以确立了。”认为学习止于此，那就错了。

孔子说：“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道而行，不可以让他们知道道。”

圣人制定行为准则，依据人而不是依据自己，议论道依据自己而不是依据人，依据人而不是依据自己，所以礼方正而谦卑，用来广开事业而彰显仁爱。依据自己而不是依据人

译所以智慧圆满而精神微妙，用来推崇德行，其作用或隐或显。所以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道而行，因为道是隐微的，所以不能让他们知晓其中的道理。《易经》说：“百姓每天使用道却并不知晓。”孟子说：“终身遵循道却不知其道的人很多”，就是这个意思。正因为百姓不知晓，所以不能让他们知晓。不能让他们知晓却一定要让他们知晓，那就是用自己所能做到的去使别人痛苦，用别人所不能做到的去使别人惭愧。这即使是到了折骨断筋的地步，也没有益处。这就是为什么有余而不敢用尽的原因。至于老子所说的古代善于行道的人，并不是用来使百姓明智。庄子说：“圣人是天下的利器，不可以展示给人看”，这就比前面所说的更进一层了。

译孔子说：“喜好勇武又痛恨贫穷，就会作乱；对于不仁的人，憎恶得太过分，也会作乱。”

子路喜好勇武，然而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却不痛恨贫穷，所以不会作乱。商丘开痛恨贫穷，然而力气弱小且不喜好勇武，也不会作乱。喜好勇武而不痛恨贫穷，就不一定会作乱；贫穷而不喜好勇武，就不能作乱。所以说：“喜好勇武又痛恨贫穷，就会作乱。”鸟被逼到绝境就会搏击，兽被逼到绝境就会抓取，马被逼到绝境就会逃跑，人被逼到绝境就会欺诈。所以对于不仁的人，如果苛求太甚，那么卑劣的心思就会随之产生。所以说：“对于不仁的人，憎恶得太过分，也会作乱。”大概对于不仁的人，不是不去憎恶，而是憎恶不可太过分。孔子不做过分的事，老子说要去除极端，就是这个道理。憎恶不仁的人，是合乎道义的；不至于太过分，是智慧的体现。兵法说：“敌人陷入绝境不要追击”，也是这个意思。

孔子说：“如果有周公那样的才华之美，却骄傲又吝啬，那其余的就不足看了。”

才华之美，没有超过周公的；行为之丑，没有比骄傲吝啬更严重的了。有周公那样的才华之美，如果骄傲又吝啬，尚且不足看；何况才华之美低于周公的人呢？大概君子以礼存心，所以不骄傲；以仁存心，所以不吝啬。小人因骄傲而灭失敬意从而忘记礼，因吝啬而灭失爱心从而忘记仁。忘记礼与仁，就不是所谓有德行的人了。这有什么值得看的呢？荀子说：“弓调好了然后才求强劲，马驯服了然后才求优良，士人诚信笃实然后才求智能。士人不诚信笃实却多智能，譬如豺狼，不可以亲近。”也是这个意思。

孔子说：“学习三年，不以求得俸禄为目的，这样的人是不容易得到的。”

米以不失去谷物的本性为善，人以不失去本性为仁。善是仁的本体，仁是善的作用。孟子用五谷来比喻仁，那么谷就是仁的实质。君子的学习，一年就讨论学问、结交朋友，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至于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死而后已。学习三年，怎么就能达到谷（仁）的境界呢？这就是乐于自强不息的原因。庄子说：“美好的成就在于长久。”荀子说：“真诚积累、用力持久就能进入境界，说的就是这个。”孔子说：“有能一天把力气用在仁上的人吗？”大概只是诱导罢了。

孔子说：“坚定信仰，喜好学习，坚守正道至死不变。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

坚定信仰就对道不怀疑，喜好学习就对道不厌倦，坚守正道至死不变就对道不改变。学习达到这个境界，然后才知道废兴有命运，去留有道义。所以说：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所以君子效法龙的潜藏和升腾作为德行，效法凤的显现和隐藏作为行为。国家有道就顺应道义而行，国家无道就顺应道义而隐居。这就是所谓在治世不逃避责任，在乱世不苟且偷生。然而有这样的话，但说的话不一定都守信；有这样的行为，但行为不一定都果断。所以孔子对于公山不狃的召请就想前往，对于卫国的动乱就想进入环辙。天下最终老于行旅，未曾隐居。如果不是体悟常道而穷尽变化，谁能做到这样呢！

国家有道，却贫穷且地位低下，是耻辱；国家无道，却富有且地位尊贵，也是耻辱。

在可以出仕的时候，却没有可以出仕的道义，贫穷且地位低下，是耻辱。在可以退隐的时候，却没有必须退隐的志向，富有且地位尊贵，也是耻辱。孔子说：“国家有道，却只知求取俸禄，是耻辱。”孟子说：“站在别人的朝廷上而道义不能施行，是耻辱。”这与“国家无道，却富有且地位尊贵，是耻辱”是同一个意思。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就不谋划那个职位的政务。”

大夫不在那个政务范围内却谋划那个政务，就叫做越职；官员不在那个政务范围内却谋划那个政务，就叫做侵官。这就是《易经》所以说“思虑不超出自己的职位”，孔子所以说“各司其职”，这就是“不在那个职位，不谋划那个政务”。至于在天，春夏秋冬不互相更换时节；在地，东西南北不互相更换方位；在人，耳目口鼻不互相更换用途。至于朝廷，不经过职位就互相交谈，不跨越台阶就互相作揖；大到天地之理，小到言语礼仪，其确定的名分尚且不可侵犯，何况不在那个职位却谋划那个政务呢？韩国的典冠者，给昭侯加衣服，不是不爱君主，却免不了越职的诛罚；晋国的中军将，打算用车载厉公，不是不担忧君主，却免不了侵冒的责难。所以厨师虽然废职，但尸祝者不可以代替；驾车者虽然不优良，但参乘者不可以呼喊。孔子曾经担任乘田，就说“牛羊茁壮生长罢了”；曾经担任委吏，就说“会计得当罢了”。曾子不参与越寇之事，孟子不认为这是罪过；阳处父更换中军的班次，《春秋》认为这是罪过，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然而在田常作乱时，孔子不在那个职位却请求讨伐季氏的军队；孔子不在那个职位却想要救助，大概是因为田常之乱，人人都可以讨伐；季氏的军队，只有告诉冉有而已。

孔子说：“师挚开始演奏，到《关雎》的尾声，丰富而充满耳朵啊！”

治理污浊，叫做治污；治理弊病，叫做治弊；治理荒废，叫做治荒；治理混乱，叫做治乱。《关雎》曾经混乱了，师挚开始演奏，在混乱中纠正它，所以师挚开始演奏，《关雎》的尾声，丰富而充满耳朵啊！《尚书》说：“圣人的谋略丰富”；《礼记》说：“鬼神丰富啊，在其上方”；《史记》说：

译“浩浩荡荡啊，美德役使众人，就会浩浩荡荡。”这是赞美至极的言辞，是师挚演奏的开端，也是《关雎》曲终的乱声，而孔子对此加以赞美。等到他到了齐国并感叹它，那么他的贤德就可以知道了。

译孔子说：“狂妄而不正直，恐惧而不谨慎，愚钝而不诚信，这样的人我是无法理解的。”

狂妄是进取而没有节制的人，恐惧是游移而没有操守的人，愚钝是内心空虚而没有实质的人。没有节制却正直，没有操守却谨慎，没有实质却诚信，感叹这是不够完善的。这还出于真诚，不够完善却还不真诚，那就不是君子所交往的人了。孔子因此深深非议并说：“我是无法理解的。”人出生时，愚钝、恐惧、专断、贪婪，先是愚钝，然后恐惧，恐惧之后狂妄。在这里先狂妄而后恐惧和愚钝的人，大概是因为狂妄者进取向善。狂妄并没有被认为善，因为不够完善却还不正直，那么他违背常理就太严重了。子张外表取法仁义而行为违背，大概就是狂妄而不正直的人吧？

孔子说：“学习好像追赶不上，还担心已经学到的会丢失。”

学习好像追赶不上，还担心已经学到的会丢失，这是用懈怠的态度对待学习，怎么能有所收获呢？这是周文王、周武王之所以急切，孔子之所以忧心的原因。孔子的门人中，还有冉有的自我限制，子贡的想休息，宰予的白天睡觉，当时懈怠学习的人很多。所以孔子说这话来警示他们。

孔子说：“崇高啊，舜和禹拥有天下，却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

崇高，是说功业的高大。拥有天下却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就像尧那样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君子的正道。所以孟子说：“真是君主啊，舜。”孟子先说尧后说舜，这里先说舜禹后说尧，为什么呢？先说尧后说舜，是尧舜先后的顺序。先说舜禹后说尧，是因为舜禹拥有天下，根本在于尧的缘故。

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崇高啊，只有天是最大的，只有尧效法它。浩荡啊，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他。崇高啊，他的功业！光辉啊，他的礼乐制度。”

天遵循理，人遵循情。遵循理就大而公正，遵循情就小而自私。尧作为君主，不把天下私给儿子，就大而公正。所以说：“只有天是最大的，只有尧效法它。”《易经》说：“伟大啊，乾元的创始。”传文说：“无为而为之，称为天。”大概大而公正，然后才能无为，无为就没有什么不为了。尧效法天，以至于浩荡啊，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无为啊，崇高啊，他的功业；光辉啊，他的礼乐制度。没有什么不为了，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所以称他为帝；他有功业，所以称他为放勋；他有礼乐制度，所以称他为重华。然而尧效法天的大，不是美好而不够大。效法天，是与天相合。舜像尧，是美好而不够大。尧认为人不符合天道的，大概是不虐待无助的人，不废弃困穷的人，嘉奖懦弱的人而哀怜妇女，这只是尧的余绪罢了。《易经》说：“天垂示象，显示吉凶，圣人效法它。”《诗经》说：“不识不知，顺从帝的法则。”在尧之前的人，只效法它的象；在尧之后的人，只顺从它的法则。所以说：“只有天是最大的，只有尧效法它。”

舜有五位臣子，天下就治理好了。武王说：“我有十个治国的大臣。”孔子说：“人才难得，不就是这样吗？唐尧虞舜之间，这时候最为兴盛。其中有一位妇女，只有九人罢了。”

把天下给别人容易，为天下找到合适的人难。尧舜的时候，野外没有遗漏的贤人，而舜治理天下的只有五人罢了。周文王的时候，人才济济；武王的治国大臣，只有十人罢了。所以孔子感叹人才难得。考查孟子，五臣就是禹、稷、契、皋陶、伯益。考查《尚书》，乱臣十人，就是同心同德的人。《尚书》提到虢叔，五人之外，就是周公、太公、召公、毕公罢了。马融认为荣公也在其中，是不对的。子没有臣母的道理，那么所说的妇女，就是邑姜罢了。马融认为是文母，是不对的。苌弘说：十人同心同德，周朝因此兴盛。

周文王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服侍殷商。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最完善的德行了。

文王有统治百姓的大德，有事奉君主的谨慎。有统治百姓的大德，所以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有事奉君主的谨慎，所以仍然服侍殷商像这样。那么不因为利益损害名声，不因为私欲损害实质。他的德行不能再增加了。这就是最完善的德行。不说文王的最完善德行，而说周朝的最完善德行，是为了表明周朝世世代代修德行像文王一样。《易经》说：“周朝的盛大德行”，而这里说“最完善德行”。从衰世来说，就说“盛大德行”；从服侍殷商来说，就说“最完善德行”。

孔子说：“禹，我对他没有批评的话。饮食菲薄，而对鬼神尽孝；衣服粗劣，而对礼服祭服尽美；宫室低矮，而对沟渠尽力。禹，我对他没有批评的话。”

厚实的饮食，美好的衣服，高大的宫室，是人的常情。饮食菲薄而对鬼神尽孝，衣服粗劣而对礼服祭服尽美，宫室低矮而对沟渠尽力，这是为了仁爱鬼神，仁爱百姓。仁爱，就是尽人道罢了。人道尽到，就没有间隙了。《易经》乾元说：“伟大啊！”亨通说：“大亨通！”有利说：“大利！”坤元说：“至善啊！”柔顺说：“至柔！”安静说：“至静！”尧以德称帝，是天道，所以称“伟大”。文王以业称王，是地道，所以称“至德”。帝道成于尧舜，王道成于文武，称为“帝王之道”，而没有间隙的，只有禹。所以说禹终结了。

译发布时间：2008年4月10日 11:17 [加为好友][发送消息][个人空间]回复 修改 来源 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