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冶长第五
菽缊絮，于亲则致滋美。其意亦若是也。传曰：君子为己不重，为人不轻。为人且不轻，况于君亲乎？圣人之妻人，不必求其才徳之备，要其修身慎行，不累其妻孥可也。故于公冶长言“虽在缧绁之中”，于南容言“邦无道免于刑戮”。《家语》曰：公冶长能忍耻，南容世清不废，世浊不污。
译豆秸和乱麻做的絮，对于双亲就要提供滋润美好的。其用意也是如此。传文说：君子为自己不看重，为他人不轻视。为他人尚且不轻视，何况对于君主和双亲呢？圣人选择女婿，不一定要求他的才能品德完备，只要他修养身心、谨慎行事，不连累他的妻子儿女就可以了。所以孔子对于公冶长说“虽然身处牢狱之中”，对于南容说“国家无道时能免于刑罚杀戮”。《孔子家语》说：公冶长能够忍受耻辱，南容在政治清明时不被废弃，在政治黑暗时不被污染。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不染自黒。此不齐在鲁，所以取君子之名也。故曰：鲁无君子，斯焉取斯？不齐于君子，有以父事者，有以兄事者，有以友事者。此其所以取君子之名也。家语言，不齐之事，其学益明，骨月益亲，朋友益笃。孔子嘿然谓之君子者，此也。孔子曰：君子，吾不得而见。又言鲁有君子，与孟子所谓“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同意。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礼曰：「夏后氏四琏，商六瑚，朝廷之器也。君子不器，而子贡谓之瑚琏，则不免于器也。不免于器，而犹为器之珍者，方之君子则不足，比之众人则有余。然则不为人之所器者，而后能器人；为人之所器而器人，则非人之所宜。」故子贡方人，孔子非之。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讷则近仁，巧言则鲜仁，给则夺仁。故颜子之如愚，冉雍之不佞，孔子以为仁。宰予之言语，公西华之可与宾客言，孔子不以为仁。盖仁者爱人，爱人者常爱于人。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则不仁可知矣。孔子谓雍可使南面，为人君止于仁故也。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子曰：道不行，乗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孔子于天下环车接淅，席不暇暖。于南子、阳货则见，于佛肸、公山则欲往。尝谓：“茍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则其汲汲于行道，不为不至矣。然所歴者七十二君，一君无所任用，以至伐木于宋，削迹于卫，围于陈、蔡，欲避世也不可得矣。于是有欲居夷、浮海之说。子路不知乎此，而欲勇于必行，故曰：“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以其能勇而不能怯，非所以为成材也。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撃磬襄入于海，范蠡之泛湖，管宁之浮海，亦乗桴之意也。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颜渊、冉雍得圣人之具体者也。具体则为圣人，而足以名仁，故孔子与之仁。由、求与赤得圣人之一体者也。一体则非成人，而不足以名仁，故孔子曰：“不知其仁。”有曰“未知焉得仁者”，圣人知其为仁也，不欲以不仁名之，故曰“不知其仁”，“未知其为仁也”，特闻其忠清而已，故曰“未知焉得仁”。由，于千乗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则大夫而已；求，于千室之邑、百乗之家可使为之宰，则陪臣而已。然则千乗之国，由也为之，可使有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可使足民，则皆诸侯之事。与此不同者，三子所言者志也，孔子所论者材也。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圣人后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成，知天地之终。故能以微知明，以一知万。岂特闻一知十哉？葢道之所在，有方有隅，有上有下。闻一知十者，知方而已。此颜回所以下于圣人。闻一知二，则不过告往知来而已。此赐所以下于回也。赐虽下于回，与《诗》所谓“人知其一，莫知其它”，庄周所谓“识其一，不识其二者”异矣。孔子尝以赐为士君子，以回为明君子。盖士则上达，故可以知二；明则殆于几，故可以知十也。圣人之与人，常与其自知而不与其自是。子贡不蔽于自是，而知其弗如，故夫子与之。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
译孔子评价子贱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如果说鲁国没有君子，子贱是从哪里学到这种君子风范的呢？
蓬草生长在麻田中，不用扶持自然挺直；白沙混入黑泥中，不被污染却自然变黑。这就是不齐（子贱）在鲁国，能够取得君子名声的原因。所以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子贱是从哪里学到这种君子风范的呢？不齐对于君子，有的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有的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有的像对待朋友一样交往。这就是他能够取得君子名声的原因。根据《家语》的记载，不齐侍奉君子，他的学问日益显明，骨肉亲情日益亲近，朋友情谊日益深厚。孔子沉默不语而称他为君子，就是这个原因。孔子说：“君子，我没能见到。”又说鲁国有君子，这与孟子所说的“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彼此相比，这一方比那一方好一些，意思是一样的。
子贡问道：“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你就像一件器具。”子贡问：“是什么器具呢？”孔子说：“是瑚琏。”
《礼记》说：“夏后氏用四琏，商朝用六瑚，这些都是朝廷祭祀用的器具。”君子不应局限于某种特定的用途，而孔子称子贡为瑚琏，那么子贡就难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用途。虽然难免局限于某种用途，但仍然是器具中的珍品，与君子相比则有所不足，与普通人相比则有所盈余。然而，只有不被他人当作器具使用的人，才能去任用他人；如果被人当作器具使用却去任用他人，这就不是人应当做的了。所以子贡评论他人，孔子不赞成。
有人说：“冉雍有仁德但不善言辞。”孔子说：“哪里需要善言辞呢？靠伶牙俐齿来应付人，常常被人憎恶，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哪里需要善言辞呢？”
言语迟钝接近仁德，花言巧语很少仁德，伶牙俐齿会损害仁德。所以颜回那样看似愚钝，冉雍那样不善言辞，孔子认为他们有仁德。宰予那样善于言辞，公西华那样可以接待宾客，孔子不认为他们有仁德。大概仁爱的人爱护他人，爱护他人的人常常被人爱护。靠伶牙俐齿来应付人，常常被人憎恶，那么他不仁就显而易见了。孔子说冉雍可以让他治理国家，因为作为君主应当止于仁德。
孔子让漆雕开去做官，他回答说：“我对这件事还没有信心。”孔子很高兴。
孔子说：“道不能实行，我就乘木筏浮海而去。能跟从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听了很高兴。
孔子说：“仲由啊，好勇超过了我，但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孔子在天下奔波，车轮相接，米水未干，席子来不及坐暖。对于南子、阳货，他去见；对于佛肸、公山不狃，他想前往。他曾说：“如果有用我的人，三年就能成功；如果有用我的人，我大概能复兴东周吧？”那么他急于推行道义，没有不竭尽全力的。然而他历经七十二位君主，没有一个君主任用他，以至于在宋国被砍伐树木，在卫国被削除足迹，在陈国、蔡国被围困，想避世也做不到。于是有了想居住于夷狄、浮海而去的说法。子路不了解这一点，而想要勇于必定实行，所以说：“好勇超过了我，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因为他能勇而不能怯，这不是成为成材之道。鼓方叔进入黄河，播鼗武进入汉水，少师阳和击磬襄进入大海，范蠡泛舟五湖，管宁浮海，也都是乘木筏浮海的意思。
孟武伯问：“子路有仁德吗？”孔子说：“不知道。”又问，孔子说：“仲由啊，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管理军赋，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冉求怎么样？孔子说：“冉求啊，在拥有千户人家的城邑，拥有百辆兵车的家族，可以让他做总管，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公西赤怎么样？孔子说：“公西赤啊，穿着礼服站在朝廷上，可以让他接待宾客，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
颜渊、冉雍得到了圣人的全体。得到全体就是圣人，足以称为仁，所以孔子给予他们仁的评价。子路、冉求和公西赤得到了圣人的一部分。得到一部分就不是完整的人，不足以称为仁，所以孔子说：“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仁德。”有的说“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圣人知道他们有仁德，但不想用不仁来命名他们，所以说“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仁德”，“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仁德”，只是听说他们忠诚清廉而已，所以说“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子路，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管理军赋，那就是大夫罢了；冉求，在拥有千户人家的城邑、拥有百辆兵车的家族可以让他做总管，那就是陪臣罢了。然而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子路治理，可以使人勇敢，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冉求治理，可以使百姓富足，这都是诸侯的事。与此不同的是，三位弟子说的是志向，孔子论述的是才能。
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谁更强？”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颜回听到一件事能推知十件事，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两件事。”孔子说：“不如他，我赞同你不如他。”
圣人后于天地而生，知道天地的开始；先于天地而成，知道天地的终结。所以能由细微知道显著，由一知道万。难道只是听到一件事知道十件事吗？大概道所在的地方，有方向有角落，有上有下。听到一件事知道十件事，只是知道方向罢了。这就是颜回低于圣人的原因。听到一件事知道两件事，不过是知道过去知道未来罢了。这就是子贡低于颜回的原因。子贡虽然低于颜回，但与《诗经》所说的“人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他”，庄子所说的“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不同。孔子曾经认为子贡是士君子，认为颜回是明君子。大概士向上通达，所以可以知道二；明接近于几微，所以可以知道十。圣人与他人，常常赞同他人的自知之明而不赞同他人的自以为是。子贡不被自以为是所蒙蔽，知道自己不如颜回，所以孔子赞同他。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烂的木头不可雕刻，粪土一样的墙壁不可粉刷。对于宰予，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听他的言语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他的言语而观察他的
行。于予与改是。」
良工能雕木，而不能雕既朽之木；杇者能杇墙，而不能杇粪土之墙。圣人能教人，而不能变不美之质。盖质干在于自然，华藻在于人事。所有不可耀，所无不可强，凡在因之而已。此宰予之寝，孔子所以不诛也。盖宰予足于言而不足于行，故尝欲短三年之丧，与田常之作乱。短丧则不仁，与乱则不智，则其质之不美可知矣。质之不美，虽不舎昼夜以学先王之道，孔子犹且不与，则昼寝之过，何所责哉？《春秋》责备贤者，而畧于不贤，亦此意也。孔子尝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故于宰予则改之，此所谓“于予与改”是也。且君子于人也，不逆诈，不亿不信。故始吾于人，聴其言而信其行；及宰予之不信，然后以决之疑焉。疑之所生，因彼而已。孔子之门人，若求之自画，赐之愿息，其不能自勉，非特宰予而已。孔子于赐求，则教之；于宰予则何诛者？以其质不同故也。《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
译“行。于予与改是。”
良匠能够雕刻木头，却无法雕刻已经腐朽的木头；泥瓦匠能够粉刷墙壁，却无法粉刷粪土堆成的墙壁。圣人能够教导人，却无法改变本质不美的资质。大抵资质的优劣在于自然禀赋，文采的修饰在于人为努力。本身没有的东西无法炫耀，本身不具备的东西无法强求，凡事只能顺应其本性罢了。这就是宰予白天睡觉，孔子之所以不责罚他的原因。因为宰予言语充沛而行动不足，所以他曾想缩短三年的丧期，又曾参与田常的叛乱。缩短丧期是不仁，参与叛乱是不智，由此可知他的本质并不美好。本质不美好，即使他不分昼夜地学习先王的道理，孔子尚且不认同他，那么白天睡觉的过错，又哪里值得责备呢？《春秋》对贤者要求严格，而对不贤者则较为宽略，也是这个意思。孔子曾说：“我凭言语来选取人，在宰我身上犯了错误；凭外貌来选取人，在子羽身上犯了错误。”所以在宰予这件事上改变了看法，这就是所说的“于予与改”的意思。况且君子对待别人，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不凭空猜测别人不诚信。所以起初我对待别人，听其言而信其行；等到宰予言行不一，我才开始对他产生怀疑。怀疑的产生，是因为他本人而已。孔子的门人中，像冉求自我设限，子贡希望休息，他们不能自我勉励，并非只有宰予一人。孔子对子贡、冉求，是教导他们；对宰予为何不责罚呢？因为他们的本质不同啊。《传》说：“皮都不存在了，毛将依附在哪里呢？”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刚本乎性，欲出乎情。欲不能无求，不能无求则不能无挠也。故曰：“枨也欲，焉得刚？”君子之于欲也，寡之使不胜，窒之使不行。其固不为物倾，其完不为物亏。此老子所谓“自胜者强”，扬子所谓“胜私之克者”也。又奚适不刚哉？汤之奏勇，其来乃自于不迩声色；文王之赫怒，其来乃自于无然歆羡。子路之不求，所以能全勇之名；孟子之不动心，所以能全至刚之气。此皆以直养而无害者也。盖欲之不行则难矣，而未仁；刚之于仁则近矣，而未至。欲不行然后能刚，能刚然后近仁。则欲仁不可不刚，欲刚不可以有欲也。然阳处父并植于晋，不可谓之无欲，而人以为刚；赵文子生不交利，可谓之无欲，而人不以为刚者，文子之刚也内，处父之刚也外。君子所贵刚于内而已。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孔子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谓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又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吾亦欲无加诸人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而且敬，则我无加诸人矣。然横逆有时而至，亦所不免也。盖我无加诸人，则易；人无加诸我，则难。子贡不能匿人之过，其于是之易者犹或未能，况其难者乎？故曰：『非尔所及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道，出而致广大，则为文章；入而极髙明，则为性与天道。子贡得其言，故于文章可得而闻；未得其所以言，故于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盖性在我者也，未尝不在天；天道在天者也，未尝不在我。礼曰：「天命之谓性，是在我者未尝不在天也。」孟子曰：「圣人之于天道，是在天者未尝不在我也。」颜子殆庶几者也，故于言无所不恱；子贡非殆庶几者也，故于其言不可得闻。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颜子是也；中士闻道，若存若亡，子贡是也。」孟子之言性善，自其离于道言之；孔子之言性，自其浑于道言之。故孟子之言，虽告子有所闻；孔子之言，虽子贡有所不得闻。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不得闻；既闻之，患不得学；既学之，患不得行。子路勇于必行，其患又过于此。故有闻未行，唯恐有闻而行之不逮也。孔子于其无宿诺，则美之；于其兼人，则抑之。美之所以长其善，抑之所以救其失。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才也。文之所施不一，故古之为谥者多谓之文。孔子谓“敏而好学，所以聚之也；不耻下问，所以辨之也。”好学则资诸已，下问则资诸人，此所以谓之文也。然此可以为文而已，其于文王、周公之文固有间矣。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产逊不失礼，所谓行己也。恭事君，无二心，茍利社稷，死生以之，所谓事上也。敬济人以乗舆，殖民以田畴，所谓养民也。惠择能使之，所谓使民也。义行己恭，然后移之于君则敬，养民惠，然后使民则义，得其序也。君子之道固多矣，子产有是四者而已。四者之中，尤长于惠，故又命之以惠人。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交患于不久，久患其不敬。晏平仲，久而敬之，此所以为贤大夫。观平仲之与越石父交，延而宾之，久敬可知矣。此曾子所以言晏子可谓知礼。诗之故旧不遗，周官之敬故皆久而敬之之谓也。彼耳，余之凶终，萧朱之隙末，其于平仲之交，不亦逺乎？此林回喻之以甘醴，桓谭譬之以阛阓，朱穆所以有比周之论，刘峻所以有五交之叹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
译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有人回答说：“申枨就是。”孔子说：“申枨欲望太多，怎么能刚强呢？”
刚强本源于天性，欲望产生于情感。欲望不能没有追求，不能没有追求就不能不受到牵制。所以说：“申枨欲望多，怎么能刚强呢？”君子对于欲望，要减少它使其不占上风，堵塞它使其不发生作用。这样内心坚定不被外物倾覆，品格完整不被外物亏损。这就是老子所说的“能战胜自己的人才是强者”，扬雄所说的“能克制私欲的人”啊。这样怎么会不刚强呢？商汤表现出的勇武，源于他不接近声色享乐；周文王显赫的威怒，源于他不产生贪恋羡慕之心。子路不贪求私利，所以能保全勇武的名声；孟子不动心，所以能保全至刚的正气。这些都是通过正直的修养而没有受到损害的结果。大概欲望不发生作用就很难做到，但这还达不到仁的境界；刚强接近仁，但还未达到仁。欲望不发生作用然后才能刚强，能刚强然后才接近仁。那么想要达到仁就不能不刚强，想要刚强就不能有欲望。然而阳处父在晋国树立威势，不能说他没有欲望，但人们认为他刚强；赵文子活着时不结交利益，可以说他没有欲望，但人们不认为他刚强。这是因为赵文子的刚强在于内心，阳处父的刚强在于外表。君子所看重的，只是内心的刚强罢了。
子贡说：“我不希望别人强加于我，我也不想强加于人。”孔子说：“赐啊，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
孔子说：“不让不仁的人强加于自身，这就是所说的‘我不希望别人强加于我’；又说：‘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就是所说的‘我也不想强加于人’。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爱的人爱护他人，有礼貌的人尊敬他人，既爱护又尊敬，那么我就不会强加于人了。然而横逆之事有时会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大概我不强加于人，容易做到；别人不强加于我，则很难做到。子贡不能包容别人的过错，对于容易做到的这一点尚且未必能做到，何况那难做到的呢？所以说：‘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
子贡说：“老师的文献典籍可以听到，老师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言论，听不到。”
老师的道，向外推展达到广大，就表现为文献典籍；向内深入达到极高明，就表现为人性与天道。子贡只得到了老师的言语，所以对于文献典籍可以听到；没有领悟老师言语背后的深意，所以对于人性与天道听不到。大概人性在我身上，从未不在天道中；天道在天上，从未不在我身上。《礼记》说：“天命叫做性”，这是在我身上的从未不在天道中。孟子说：“圣人对于天道”，这是在天上从未不在我身上。颜回差不多接近这个境界了，所以对于老师的言语无所不悦；子贡不是差不多接近这个境界的人，所以对于老师的言语听不到。老子说：“上等士人听到道，勤奋地实行，颜回就是这样；中等士人听到道，似信非信，子贡就是这样。”孟子谈论人性本善，是从人性偏离道的角度说的；孔子谈论人性，是从人性浑然与道合一的角度说的。所以孟子的言论，虽然告子有所听闻；孔子的言论，虽然子贡有所听不到。
子路听到道理，还没来得及实行，只怕再听到新的道理。
君子有三种忧患：没听到道理，忧患听不到；已经听到了，忧患不能学习；已经学习了，忧患不能实行。子路勇于必定实行，他的忧患又超过了这些。所以听到道理还没实行，只怕再听到新的道理而实行不及。孔子对于他不拖延诺言，就赞美他；对于他兼人之勇，就抑制他。赞美是为了发扬他的善，抑制是为了补救他的过失。
子贡问道：“孔文子为什么谥号叫‘文’呢？”孔子说：“他聪敏而爱好学习，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因此称他为‘文’。”
恭敬是文的恭顺，忠诚是文的实在，守信是文的诚信，义理是文的规范，智慧是文的载体，勇武是文的统帅，教化是文的施行，孝道是文的根本，恩惠是文的慈爱，谦让是文的才能。文所施行的方面不一，所以古代定谥号的多称为文。孔子说：“聪敏而爱好学习，这是用来积累知识的；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这是用来辨别事理的。”爱好学习就依靠自己，向地位低的人请教就依靠他人，这就是称他为文的原因。然而这只能称为文罢了，与文王、周公的文相比，本来就有差距了。
孔子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点：他修养自身恭敬，他侍奉君主敬慎，他养育百姓恩惠，他役使百姓合乎义理。”
子产谦逊而不失礼节，这就是所说的修养自身。恭敬侍奉君主，没有二心，如果有利于国家，生死都在所不惜，这就是所说的侍奉君主。救济他人提供车马，安置百姓分配田地，这就是所说的养育百姓。选择有才能的人使用，这就是所说的役使百姓。修养自身恭敬，然后推及君主就敬慎；养育百姓恩惠，然后役使百姓就合乎义理，这是得其顺序。君子之道本来很多，子产只有这四点罢了。这四点之中，尤其擅长恩惠，所以又被称为惠人。
孔子说：“晏平仲善于与人交往，时间越久，别人越尊敬他。”
交往的忧患在于不能长久，长久的忧患在于不尊敬。晏平仲，时间越久别人越尊敬他，这就是他成为贤大夫的原因。看晏平仲与越石父交往，延请他并把他当宾客对待，长久尊敬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曾子说晏子可谓知礼的原因。《诗经》所说的不遗弃故旧，《周礼》所说的尊敬故旧，都是指时间越久越尊敬。那些开始友好最终凶险的，萧何与朱勃最终产生隔阂的，他们与晏平仲的交往，不是相差太远了吗？这就是林回用甘美的酒来比喻，桓谭用市场来比喻，朱穆所以有结党营私的议论，刘峻所以有五交之叹的原因。
孔子说：“臧文仲养大龟，龟室的斗拱雕成山形，梁上的短柱绘成水草纹，他的智慧怎么样呢？”
？」
冀多良马，天下命良马者，因谓之骥。泸水之黒，天下命黒者，因谓之卢。蔡之出龟，天下命龟者，皆谓之蔡。漆雕凭曰：「臧氏有守龟，曰蔡。文仲三年为一兆，臧氏之居蔡，始于文仲，故也。」礼曰：「诸侯以龟为宝，家不宝龟，山节藻梲。」文仲之居蔡，有僭于天子之庙饰，非所谓知，而夫子非之，曰：「何如其知也？」管仲山节藻梲，君子以为滥，与此同也。古之作服者，绘山于衣，所以象仁之静；绣藻于裳，所以象徳之洁。侯伯之章，犹不及山；大夫之章，犹不及藻。又况可施于文仲之节梲乎？孔子于文仲言不知，于武仲言知，则文仲之于武仲，固有间矣。颜渊问二者孰贤，子曰：「武仲贤哉。」
译冀地多产良马，天下称良马的，因此都叫作骥。泸水的水色黑，天下称黑色的，因此都叫作卢。蔡地出产大龟，天下称大龟的，都叫作蔡。漆雕凭说：“臧氏有一只占卜用的大龟，名叫蔡。臧文仲三年才用这只龟占卜一次，臧氏拥有蔡龟，是从臧文仲开始的，所以如此。”《礼记》说：“诸侯把龟当作宝物，大夫之家不把龟当作宝物，（若用龟占卜）以及使用山形斗拱和藻纹梁柱，都是僭越。”臧文仲拥有蔡龟，在庙宇装饰上僭越了天子的规格，这不能算是明智，所以孔子批评他，说：“怎么能说他明智呢？”管仲使用山形斗拱和藻纹梁柱，君子认为这是过分，与臧文仲的情况相同。古代制作礼服的人，在衣上画山，是用来象征仁德的沉静；在裳上绣藻，是用来象征德行的洁净。侯伯礼服的纹章，尚且不到山纹；大夫礼服的纹章，尚且不到藻纹。又何况可以施用于臧文仲的斗拱和梁柱呢？孔子对臧文仲说他不智，对武仲说他智，那么臧文仲与武仲相比，本来就有差距了。颜渊问这两个人谁更贤德，孔子说：“武仲贤德啊。”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进退在君，不在已，故三仕三已，无喜愠之色，此忠于君者也。待人以诚，不以欺，故旧政必告，此忠于人者也。不顾十乗之富，不恤大夫之位，无崔子之乱则就之，有崔子之乱则违之，此清其身者也。忠足以尽己，未足以成已；清足以避乱，未足以救乱，故皆曰未知焉。得仁？比干之忠，伯夷之清，孔子皆以为仁，何耶？比干之忠，所以戒万世之为君；伯夷之清，所以戒万世之为臣。其所忠清与二子同，其所以忠清与二子异。令尹子文之无喜愠，盖出于或使；公孙敖之无喜愠，则出于自然。出于自然，犹孟子之言不动心也；出于或使，犹告子之不动心也。传曰：“卿违，从大夫之位。”又曰：“凡诸侯之大夫违，告于诸侯。”盖大夫去其位曰违。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文子于国则忠，于家则俭。其逐纪太子，以不忠孝责韩穿，以非信义。内无衣帛之妾，外无食粟之马。金玉非所藏，宝器非所重。鲁君以为社稷之臣，而存亡之所系，则其所举固寡过矣。然犹三思而后行，故孔子言「再斯可矣」。古之人，其谨身有至于三省，其慎言有至于三复。则三思而后行，不为过矣。盖有文子之质，「再斯可矣」；无文子之质，非三思则不可。孔子于三思则抑之，于率尔而对则责之，因人而为之教也。文子尝曰「备豫不虞，三思可知矣」。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君子之仕也，邦有道，其言足以兴；邦无道，其黙足以容。故坤之六三，居下卦之上，则曰「知光大」；六四居二阴之间，则曰「括囊」。《卷阿》之什，则曰「来游来歌」；《抑》之章，则曰「靡哲不愚」。武子，邦有道则知，无道则愚，盖得诸此而过之者也。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而已；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亦如矢而已；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懐而已。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曽子曰：「孟庄子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为难能也。」然则不可及者，其难能之谓欤？颜子之如愚，宁武子之愚，有以异乎？曰：「如愚可也，不可及不可也。不可及，非中道也。」此颜宁之愚所以不同。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狂者能为而不能已其成章也，失之过；简者能畧而不能详其成章也，失之不及。孔子在陈，欲与中道者不可得，故思鲁之狂简者，裁之使归于中也。《诗》言有斐，君子记言，且其斐色则斐者，文之散也。东南为文，西南为章，则章者文之成也。此言狂简。孟子言狂狷者，简言其所学，狷言其所守。所守在行，故以狷言之；所学在言，行故以简言之。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求在外者不可必，故放于利而行，所以多怨。求诸已者可必，故求仁得仁，怨是用希。葢仁人不藏怒，不宿怨，则所谓旧恶者在彼而已，我何加损焉？此所以不念也。怨是用希，则不能无怨。又曰：“何怨者？”以怨出于不怨，虽曰无怨，可也。回不思旧怨，雍不录旧罪，孔子皆与之，亦求仁得仁之谓与？
子曰：「孰谓微生髙直？或乞酰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君子之于天下，外不可失人以存己，内不可失已以为人。与其失已以为人，孰若不为人以存已髙之乞酰，为人可也，为已则非直也。强无以为有，非安命者也。今夫君子之于言，知则为知，不知为不知，内不以自诬，外不以欺人。言尚如此，况于行乎？此髙之所以不足取也。《洪范》之三徳：平、康、
译子张问道：“令尹子文三次担任令尹，没有喜悦的神色；三次被免职，没有怨恨的神色。他把前任令尹的政事，一定全部告诉新任令尹，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可以说是忠了。”子张问：“这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这我不知道，怎么能算是仁呢？”崔杼杀害了齐君，陈文子有四十匹马，他抛弃了这些马而离开了齐国。到了别的国家，他说：“这里的执政者，也像我们国家的崔杼一样。”于是又离开了。到了另一个国家，他又说：“这里的执政者，也像我们国家的崔杼一样。”于是又离开了。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可以说是清白了。”子张问：“这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这我不知道，怎么能算是仁呢？”
进退任免在于君主，不在于自己，所以三次任职三次罢免，没有喜悦和怨恨的神色，这是对君主忠诚的表现。待人以诚，不欺骗，所以旧政事一定告知，这是对他人忠诚的表现。不顾四十匹马的财富，不吝惜大夫的职位，没有崔杼那样的祸乱就任职，有崔杼那样的祸乱就离开，这是使自身清白的人。忠诚足以尽己，还不足以成就自己；清白足以避乱，还不足以救乱，所以说不知道怎么能算是仁呢？比干的忠诚，伯夷的清白，孔子都认为是仁，这是为什么呢？比干的忠诚，是用来警戒万世做君主的人；伯夷的清白，是用来警戒万世做臣子的人。他们忠诚清白的表现与这两个人相同，他们忠诚清白的动机与这两个人不同。令尹子文的没有喜色和怒色，大概是由于外在因素迫使；公孙敖的没有喜色和怒色，则是出于自然。出于自然，就像孟子所说的不动心；出于外在因素迫使，就像告子所说的不动心。传文说：“卿离开，跟随大夫的职位。”又说：“凡是诸侯的大夫离开，要告知诸侯。”大概大夫离开他的职位叫做违。
季文子每件事都要思考多次然后才行动。孔子听说了，说：“思考两次就可以了。”
文子对国家忠诚，对家庭节俭。他驱逐纪太子，以不忠不孝责备韩穿，以不符合信义。家里没有穿丝绸的妾，外面没有吃精粮的马。金玉不是他收藏的东西，宝器不是他看重的东西。鲁君认为他是国家的栋梁，关系到国家的存亡，那么他所举荐的人本来过错就很少了。然而他还是思考多次然后才行动，所以孔子说“思考两次就可以了”。古人，他们谨慎自身有的达到三次反省，他们慎重言语有的达到反复诵读。那么思考多次然后才行动，不算过分了。大概有文子这样的资质，“思考两次就可以了”；没有文子这样的资质，不思考多次就不行。孔子对于思考多次就抑制他，对于轻率回答就责备他，这是根据人的不同而进行教育。文子曾经说“防备意外，思考多次就知道了”。
孔子说：“宁武子，国家政治清明时就聪明，国家政治黑暗时就装傻。他的聪明别人可以达到，他的装傻别人无法达到。”
君子做官，国家政治清明，他的言论足以振兴国家；国家政治黑暗，他的沉默足以保全自己。所以《易经》坤卦六三爻，处于下卦之上，就说“智慧光大”；六四爻处于两个阴爻之间，就说“扎紧口袋”。《诗经·卷阿》篇，就说“来游玩来歌唱”；《诗经·抑》篇，就说“没有智者不装傻”。宁武子，国家政治清明就聪明，国家政治黑暗就装傻，大概是得到了这些道理并且超过它们的人。南容，国家政治清明不被废弃，国家政治黑暗免于刑罚罢了；史鱼，国家政治清明像箭一样直，国家政治黑暗也像箭一样直罢了；伯玉，国家政治清明就任职，国家政治黑暗就收敛抱负罢了。子游说：“我的朋友子张是难能可贵的。”曾子说：“孟庄子不改变父亲的臣子和父亲的政策，是难能可贵的。”那么不可达到的，大概就是指难能可贵吧？颜回的装傻，宁武子的装傻，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装傻可以，不可达到不可以。不可达到，不是中道。”这就是颜回和宁武子装傻不同的原因。
孔子在陈国时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家乡的学生志向高远而疏阔，文采斐然，不知道如何裁度他们。”
狂者能够作为而不能停止他们的文采，失之过度；简者能够粗略而不能详细他们的文采，失之不及。孔子在陈国，想要得到符合中道的人不可得，所以思念鲁国的狂简之士，裁度他们使他们归于中道。《诗经》说“有斐”，君子记录言论，而且那斐色就是斐的，是文采的散乱。东南为文，西南为章，那么章就是文采的完成。这里说狂简。孟子说狂狷者，简说的是他们的学问，狷说的是他们的操守。操守在于行动，所以用狷来说；学问在于言语，行动所以用简来说。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念旧的仇恨，怨恨因此很少。”
追求外在的东西不能必然得到，所以依循利益而行，因此怨恨多。追求自身的可以必然得到，所以追求仁得到仁，怨恨因此很少。大概仁人不藏怒，不宿怨，那么所谓的旧恶在于他们而已，我有什么增减呢？这就是不记念的原因。怨恨因此很少，那么不能没有怨恨。又说：“有什么怨恨的呢？”因为怨恨出于不怨恨，虽然说没有怨恨，也可以。颜回不思旧怨，雍也不录旧罪，孔子都赞许他们，这也是追求仁得到仁的意思吧？
孔子说：“谁说微生高直率？有人向他借醋，他向邻居借来给人家。”
君子对于天下，对外不能失去别人来保全自己，对内不能失去自己来成全别人。与其失去自己来成全别人，哪里比得不成全别人来保全自己呢？微生高借醋，成全别人可以，保全自己就不是直率。强无以为有，不是安于天命的人。现在君子对于言语，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对内不自我欺骗，对外不欺骗别人。言语尚且如此，何况行动呢？这就是微生高不值得取法的原因。《洪范》的三德：平、康、
正。直皋陶之九徳，直而温。《诗》曰：“邦之司直。”《易》曰：“直其正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三代直道而行。”孟子曰：“不直则道不见，道之所贵，直而已矣。”
译正直。皋陶所提出的九种德行中，正直而又温和。《诗经》说：“是国家掌管正直的人。”《易经》说：“正直就是端正。”孔子说：“人的本性是正直的，夏、商、周三代都是遵循正直之道来行事。”孟子说：“如果不正直，正道就无法显现，道所看重的，不过是正直罢了。”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巧言令色，足恭，非务本者也。不足于仁，匿怨而友其人，非质直者也。不足于义。故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圣人之于人，有所异，亦有其所同。其得地而君之，则与伯夷、伊尹同；用舎行藏，则与颜回同；则其所耻与左丘明同也。宜矣。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
重财轻义，人之常情。子路愿乗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义者之志也。谦则不伐善，爱则不施劳。颜回愿无伐善，无施劳，仁者之志也。老幼安，懐于已者，恕也；朋友信，于已者，忠也。孔子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圣人之志也。贤人之志，则入而成已；圣人之志，则出而成物。以轻裘肥马，敝而无憾，所以成已之义；伐善施劳之不为，所以成已之仁。老幼之所安懐，朋友之所信，然后成物之道尽。充子路之义，然后至于颜子之仁；充颜子之仁，然后至于孔子之圣。盖物足以累已，非学者之道也。言侍则先颜子，言志则先子路，岂子路之对亦率尔乎？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阴阳有时而愆，日月有时而食，川谷有时而竭，天地之大，犹且不免于过，况于人乎？要在改过而已。改过始于见过，不见其过而不知自讼者，君子所不责；见其过而不自讼者，君子必责之。盖见其过而不自讼，非好学为已者也。孔子之教，将无所施焉。故曰：已矣乎！昔申徒嘉有曰：“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则自状者不知自讼，自讼者斯不自状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十步之内，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忠信则徳性，能尊尊徳性，而道问学，则广大可致，髙明可极。其亦何所不至哉？时人之徳性如孔子者，盖有之矣。然不如孔子之好学，此所以愚益愚，圣益圣也。孔子尝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固乐矣，而言好学何也？盖好之者不必乐，乐之者必不不好。孔子于道则乐，于学则好，故曰「乐以忘忧」，又言「好古敏以求之也」。颜渊之好学而不改其乐，殆庶几于此。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孔子于冉求则曰：百乗之家可使为之宰。于子路则曰：千乗之国可使治其赋。于仲弓则可使南面。是冉求可以仕大夫，而亦可以仕诸侯；子路可以仕诸侯，而亦可以为诸侯；仲弓可以为诸侯矣。语之以王者之佐，则未也。惟颜子可以当之。仲弓问伯子，孔子答之以其人可也，然失之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葢人主执要，则百事详；丛脞则百事隳。则简者先王之所尚也。然内之所居者敬，外之所行者简，则在下者有所从；内之所居者简，外之所行者亦简，则在下者无所从。子桑所为无乃太简，而孔子以雍之言为然，则其行可使南面矣。在《易》之坤言：君子敬以直内，继之以不习无不利。敬以直内，居敬也；不习无不利，行简也。春秋时有公孙子桑，意伯子即其人欤？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思属土，怒属水。水可以胜土，故怒可以胜思。不迁怒，则犯而不校者也。不贰过，则知不善未尝复行者也。盖能惩忿，然后能不迁怒；能窒欲，然后能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则能修性矣。故孔子谓之好学。然不迁怒，则所怒以类而已，未至于出怒不怒；不贰过，则无祇悔
译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过分恭敬。左丘明认为这是可耻的，我也认为可耻。把怨恨藏在心里，表面上却同那个人交朋友，左丘明认为这是可耻的，我也认为可耻。”
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过分恭敬，不是致力于根本的人。内心缺乏仁德，把怨恨藏在心里却同那个人交朋友，不是质朴正直的人。这是缺乏义的表现。所以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圣人与世人，有相异之处，也有相同之处。他得到土地而成为君主，这一点与伯夷、伊尹相同；出仕或隐退，这一点与颜回相同；那么他所认为可耻的，与左丘明相同，也是理所当然的。
颜渊、子路在旁边侍立。孔子说：“何不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子路说：“愿意拿出自己的车马、皮衣，同朋友共同使用，用坏了也不遗憾。”颜渊说：“愿意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说：“愿意听听老师的志向。”孔子说：“使老年人安逸，使朋友信任我，使年轻人得到关怀。”
看重财物而轻视道义，是人的常情。子路愿意乘坐肥马，穿着轻暖的皮衣，同朋友共同使用，用坏了也不遗憾，这是讲求道义之人的志向。谦逊就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仁爱就不表白自己的功劳。颜回愿意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不表白自己的功劳，这是仁爱之人的志向。使老幼得到安逸和关怀，这是恕道；使朋友信任，这是忠道。孔子说：使老年人安逸，使朋友信任我，使年轻人得到关怀，这是圣人的志向。贤人的志向，在于修身以完善自我；圣人的志向，在于出仕以成就万物。凭借轻暖的皮衣和肥马，用坏了也不遗憾，以此来完善自我的道义；不夸耀优点、不表白功劳，以此来完善自我的仁爱。只有老幼得到安逸和关怀，朋友得到信任，然后成就万物的道理才算完备。扩充子路的道义，然后达到颜回的仁爱；扩充颜回的仁爱，然后达到孔子的圣德。大概外物足以拖累自身，这不是求学之人的正道。说到侍立，先提到颜回；说到志向，先提到子路，难道子路的回答也是轻率而言的吗？
孔子说：“算了吧！我没有见过能够看到自己的过错而在内心自我责备的人。”
阴阳有时会出现差错，日月有时会发生食象，河流山谷有时会干涸，天地如此广大，尚且不免有过错，何况是人呢？关键在于改正过错罢了。改正过错始于看到过错，看不到自己的过错而不知道自我责备的人，君子不责备他；看到自己的过错而不自我责备的人，君子必定责备他。因为看到自己的过错而不自我责备，就不是好学以完善自我的人。孔子的教化，将无处施展了。所以说：算了吧！从前申徒嘉曾说：“为自己过错辩解认为不该受罚的人很多，不为自己过错辩解认为不该存活的人很少，那么为自己辩解的人不知道自我责备，自我责备的人就不会为自己辩解了。”
孔子说：“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也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那样好学罢了。”
十步之内，一定有茂盛的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忠信的人。忠信是德性，能够尊崇德性，并且通过问学来追求道，那么广大可以达成，高明可以穷尽。这还有什么达不到的呢？当时人的德性像孔子这样的，大概也有。然而不如孔子那样好学，这就是愚昧的人更加愚昧，圣明的人更加圣明的原因。孔子曾经说：“知道它的人不如喜好它的人，喜好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孔子固然以道为乐，为什么说好学呢？大概喜好它的人不一定以它为乐，以它为乐的人一定不不喜欢它。孔子对于道是以它为乐，对于学习是喜好它，所以说“快乐得忘记了忧愁”，又说“喜好古代文化，勤勉地追求它”。颜渊好学而不改变他的快乐，大概接近于此。
雍也第六
孔子说：“冉雍可以让他治理国家。”仲弓问起子桑伯子。孔子说：“这个人不错，行事简约。”仲弓说：“内心持守恭敬而行事简约，以此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内心持守简约而行事也简约，岂不是太简约了吗？”孔子说：“冉雍的话是对的。”
孔子对于冉求说：拥有百辆兵车的家族，可以让他做家臣。对于子路说：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管理赋税。对于仲弓说：可以让他治理国家。这说明冉求可以在大夫家做官，也可以在大夫家做官；子路可以在诸侯国做官，也可以成为诸侯；仲弓可以成为诸侯了。至于说让他做王者的辅佐，则还没有达到。只有颜回可以担当此任。仲弓问起伯子，孔子回答说这个人不错，但失之于简约。仲弓说：内心持守恭敬而行事简约，以此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内心持守简约而行事也简约，岂不是太简约了吗？大概君主抓住要领，那么百事都会详细周全；琐碎繁杂那么百事都会败坏。所以简约是先王所崇尚的。然而内心所持守的是恭敬，外在所实行的是简约，那么在下面的人有所遵循；内心所持守的是简约，外在所实行的也是简约，那么在下面的人无所遵循。子桑伯子所做的岂不是太简约，而孔子认为冉雍的话是对的，那么他的行为就可以治理国家了。在《易经》的坤卦中说：君子以恭敬使内心正直，接着说不用学习也没有不利。恭敬使内心正直，就是居敬；不用学习也没有不利，就是行简。春秋时有公孙子桑，大概伯子就是这个人吧？
鲁哀公问：“你的学生中谁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人好学，他不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了。没听说有好学的人了。”
思虑属于土，怒气属于水。水可以克制土，所以怒气可以克制思虑。不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就是受到冒犯也不计较的人。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就是知道不善的行为未曾再犯的人。大概能够克制愤怒，然后才能不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能够堵塞欲望，然后才能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不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那么就能修养本性了。所以孔子称他好学。然而不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那么所怒的对象仅限于同类而已，还没有达到该怒则怒、不该怒则不怒的境界；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那么没有仅仅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