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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论语全解十九

阳货第十七

儒藏 · 四书 · 已译 · 第 126–129 段

孔子论子产之道,始之以其行已也恭,终之以其使民也义,与此同意。

译孔子论述子产的治国之道,起初是说他自身行为恭敬,最终归结于他役使百姓合乎道义,这与上述观点意思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仁、知、信,徳性也;直、勇、刚,徳行也。好仁不好学,则施而不能返,故愚若墨翟是也;好知不好学,则动而不能静,故荡若仪秦是也;好信不好学,则复言以害仁,故贼若尾生是也;好直不好学,则讦而不能容,故绞若证父者是也;好勇不好学,则暴而不怯,若贲育是也;好刚不好学,则强而不知节,故狂若阳处父是也。子路甞曰:“南山有竹,不扶自直,何学之有?”其使子羔为费宰,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由是观之,则子路之不好学可知矣。故孔子告之如此:仁、智、信五徳之序也;直、刚、勇三徳之序也。刚徳之偏,故在勇下。然言五徳不及礼义,言三徳不及柔者,礼义之于仁、智、信、勇,则履之宜之而已,柔非所以告子路也。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羣,可以怨。迩之事父,逺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可以兴,可以观,穷理也,可以羣,可以怨,尽性也。学至于尽性,则迩可以事父,逺可以事君。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学诗之所成终始也。盖学诗则知言,故可以兴;知言则有节于内,故可以观;有节于内则知所避就,故可以羣;知所避就则出怒不怒,可以怨,则人道尽矣。故以之事父则孝,以之事君则敬,此所以成孝敬,厚人伦者也。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乾坤,易之门;周南、召南,诗之始。学易,始于乾坤;学诗,始于周、召。故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书》云:「不学,墙面。」又不特不学诗已。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鼔云乎哉!」

礼主于中,而不在物;乐主于和,而不在声。故孟子以节文仁义为礼之实,乐仁义为乐之实。《礼记》以中正无邪为礼之质,庄敬恭顺为礼之制,论伦无患为乐之情,欣喜欢爱为乐之官。如叔齐以守国行政无失其民为礼,魏绛以殿万邦来逺人为乐。然则声之与文,岂与其间哉?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子曰乡原徳之贼也

  子曰道听而涂说徳之弃也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人之身,阴阳节通则平,偏倚则疾。性之疾,犹身之疾。故凡性之失其平者,皆谓之疾。《易》言“我仇有疾,损其疾”;《诗》言“庶人之愚,亦职惟疾”。孔子言“民有三疾”,孟子言“寡人有疾”,是也。古之狂也,肆意以进取而已;今之狂则荡而无所守。古之矜也,廉隅以自持而已;今之矜则忿戾而有所争。古之愚也,质直无为而已;今之愚则诈而有所欺。孔子之门,若曾晢、琴张,其志嘐嘐然,可谓狂矣。子贡正衣冠,齐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可谓矜矣。子羔则可谓愚矣。然狂不至于荡,矜不至于忿戾,愚不至于诈,故皆可以游圣人之门,而圣人所以未尝不与之也。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紫乱,正色;郑乱,正声;利口,乱正言。故孔子恶之。传曰:「紫色声,余分闰位,圣王之所驱除云尔。」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

译佛肸召见孔子,孔子打算前往。子路说:“从前我听说老师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君子是不去他那里的。’佛肸凭借中牟叛乱,您要去那里,这怎么说得通呢?”孔子说:“是的,我说过这样的话。不是说坚硬的东西吗?磨也磨不薄。不是说洁白的东西吗?染也染不黑。我难道是个葫芦瓜吗?怎么能只挂在那里而不被食用呢?”孔子说:“仲由啊,你听说过六种美德和六种弊病吗?”子路回答说:“没有听说过。”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爱好仁德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爱好聪明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放荡无根;爱好诚信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害人害己;爱好直率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尖刻伤人;爱好勇敢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作乱;爱好刚强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狂妄。”

仁、智、信,是内在的德性;直、勇、刚,是外在的德行。爱好仁德却不爱好学习,就会施予而不能收回,所以愚钝,就像墨翟那样;爱好聪明却不爱好学习,就会行动而不能静止,所以放荡,就像仪秦那样;爱好诚信却不爱好学习,就会因守诺言而损害仁德,所以害人,就像尾生那样;爱好直率却不爱好学习,就会揭发别人而不能包容,所以尖刻,就像告发父亲的证人那样;爱好勇敢却不爱好学习,就会暴戾而不畏缩,就像孟贲、夏育那样;爱好刚强却不爱好学习,就会刚强而不知节制,所以狂妄,就像阳处父那样。子路曾经说:“南山的竹子,不扶持自然笔直,何必学习呢?”他让子羔做费地的长官,就说:“何必读书然后才算学习呢?”由此看来,子路不爱好学习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孔子这样告诉他:仁、智、信是五种德行的次序;直、刚、勇是三种德行的次序。刚强的德行有偏颇,所以排在勇敢之下。然而谈论五种德行没有提到礼义,谈论三种德行没有提到柔和,是因为礼义对于仁、智、信、勇来说,只是践行它们使之适宜罢了,而柔和不是用来告诫子路的。

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没有人学习《诗经》呢?《诗经》可以激发志气,可以观察社会风俗,可以合群交往,可以抒发怨愤。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

《诗经》可以激发志气,可以观察社会,这是穷究事理;可以合群交往,可以抒发怨愤,这是尽人性。学习达到尽人性的程度,那么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至于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这是学习《诗经》所成就的始终。大概学习《诗经》就能懂得言辞,所以可以激发志气;懂得言辞内心就有节制,所以可以观察社会;内心有节制就知道该避什么该就什么,所以可以合群交往;知道该避什么该就什么,就能在愤怒时不轻易发怒,可以抒发怨愤,这样人道的道理就完备了。所以用来侍奉父亲就能尽孝,用来侍奉君主就能恭敬,这就是成就孝敬、敦厚人伦的原因。

孔子对伯鱼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面墙站立一样。”

乾坤是《易经》的门户;《周南》、《召南》是《诗经》的开始。学习《易经》,从乾坤开始;学习《诗经》,从《周南》、《召南》开始。所以说:“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面墙站立一样。”《尚书》说:“不学习,就像面墙。”这不仅仅是不学习《诗经》而已。

孔子说:“礼啊礼啊,只是指玉帛这些物品吗?乐啊乐啊,只是指钟鼓这些声音吗!”

礼的主旨在于内心,而不在物品;乐的主旨在于和谐,而不在声音。所以孟子认为节制文饰仁义是礼的实质,以仁义为乐是乐的实质。《礼记》认为中正无邪是礼的本质,庄重恭敬顺从是礼的制度,议论伦常没有祸患是乐的情态,欣喜喜爱是乐的效用。像伯夷以坚守国家政令不失去民心为礼,魏绛以安抚万邦使远方人来归附为乐。那么声音和文饰,难道在其中吗?

孔子说:“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拿小人来比喻,大概就像挖墙洞的小偷吧?”

孔子说:“乡原,是德行的贼。”

孔子说:“道听途说,是德行的弃绝者。”

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还没有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那他就无所不为了。”

孔子说:“古代百姓有三种毛病,现在也许连这些毛病都没有了。古代的狂妄是肆意进取,现在的狂妄是放荡无度;古代的矜持是有棱角地自我约束,现在的矜持是愤怒乖戾;古代的愚钝是质朴直率,现在的愚钝是欺诈罢了。”

人的身体,阴阳调和通畅就平和,偏颇倾斜就生病。性情的毛病,就像身体的疾病。所以凡是性情失去平和的,都称为疾病。《易经》说“我的仇人有病,减损他的病”;《诗经》说“百姓的愚钝,也是由于疾病”。孔子说“百姓有三种毛病”,孟子说“寡人有病”,就是这个意思。古代的狂妄,只是肆意进取而已;现在的狂妄则是放荡而没有操守。古代的矜持,只是有棱角地自我约束而已;现在的矜持则是愤怒乖戾而有争执。古代的愚钝,只是质朴直率无为而已;现在的愚钝则是欺诈而有欺骗。孔子门下,像曾晢、琴张,他们的志向高远,可以说是狂妄了。子贡端正衣冠,严肃神色,谦恭而整天不说话,可以说是矜持了。子羔可以说是愚钝了。然而狂妄不至于放荡,矜持不至于愤怒乖戾,愚钝不至于欺诈,所以都可以出入圣人的门下,而圣人之所以不曾不接纳他们,原因就在这里。

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伪善的样子,这种人很少有仁德。”

孔子说:“我厌恶紫色夺去了正色朱红的地位,厌恶郑国的音乐扰乱了雅乐,厌恶伶牙俐齿的人颠覆国家。”

紫色扰乱了正色;郑声扰乱了正声;伶牙俐齿扰乱了正言。所以孔子厌恶它们。传文说:“紫色和郑声,是多余的闰位,是圣王所驱逐的。”

孔子说:“我想不说话。”子贡说:“您如果不

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译(子贡说:)“(如果老师不说话,)那么我们这些学生还能记述什么呢?”

孔子说:“上天说了什么话呢?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上天说了什么话呢?”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原天地之美,逹万物之理,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其斯以为孔子。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不屑之教不与焉。盖五者之教,教之教也。不屑之教,不教之教也。孔子之于孺悲,如是,非教之教也,不教之教而已。然则君子之教者,不为多术乎?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壊;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榖既没,新榖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懐。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子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之丧,称情以出,之所以为其痛极也。由是而杀焉,故有期月,有九月,有五月,有三月。是丧因隆以有杀,非因杀而有隆焉。《礼记》、荀卿皆曰:“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其说误矣。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人之性,劳则易以善,佚则易以淫。故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盖博弈非所以待君子,亦以为特贤乎无所用心而已。或以为待君子者误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勇非义不立,义非勇不行。则勇以义为主义,以勇为辅。此义所以为上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若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是也。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荆轲、専诸是也。子路能勇不能怯,孔子于其喜浮海则曰无所取材,于其闻斯行诸则曰有父兄在,于其行三军则曰暴虎凭河,吾不与也,于其问强则曰寛柔以教,不报无道,则其问勇而对之以义,宜矣。孔子谓子路曰:君子以心导耳目,立义以为勇;小人以耳目导心,不逊以为勇。盖以此也。言义以为质,又言义以为上者,义为质则礼文,义为上则勇下。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传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而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此所以恶称人之恶者也。孟子曰:「不得而非其上,非也。」扬子贼义,近乡讪,此所以恶居下流而讪上者也。孔子曰:「勇而无礼则乱。」州吁勇而无礼,卫风刺之,此所以恶勇而无礼者也。盖称人之恶则不仁,居下流而讪上,勇而无礼则不义,果敢而窒则不知。四者以称人之恶为先,以子贡不能匿人之过故也。子贡曰:「赐恶徼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盖察伺者似智,不逊者似勇,讦者似直,三者似是而非,故子贡恶之。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子贡不足于仁而有所恶者,茍有所恶而已,语之以能恶则未也。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逺之则怨。」

女子小人,不知礼义者也。不知礼,故近之则不孙;不知义,故逺之则怨。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年弥髙,徳弥卲,君子之所善也。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则年弥髙,徳弥消,可知矣。四十者,强仕之年也。当强仕之际,宜其为人所敬畏,而不见恶焉。为人见恶而不见畏,孔子亟言而深斥之,为其终此而已焉,故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去,所以存商之祀;箕子奴,所以贻天下之法;比干死,所以示人臣之节。去则

译天地有伟大的美却不言说,四季有明确的规律却不议论,万物有成形的道理却不解说。圣人推究天地的美,通达万物的理,所以至人无为,大圣不造作,这就是观察天地的含义。大概这就是孔子所认为的。

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以生病为由推辞。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就取来瑟弹唱,让孺悲听到。

君子教育人的方式有五种,不屑于教的人不在其中。那五种教育,是“教”的教育;不屑于教,是“不教”的教育。孔子对待孺悲,就是这样,不是“教”的教育,只是“不教”的教育罢了。那么君子的教育,方法不是很多吗?

宰我问道:“三年的丧期,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必定败坏;三年不习音乐,音乐必定崩坏。旧谷吃完,新谷登场,钻木取火的木头也换了一遍,一年的丧期就可以结束了。”孔子说:“吃着白米饭,穿着锦缎衣,你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孔子说:“你心安,就去做吧。君子居丧,吃美味不觉得甘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安适,所以不做这些事。现在你心安,就去做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我不仁啊!孩子出生后三年,然后才脱离父母的怀抱。三年的丧期,是天下的通丧。宰我对他的父母有三年之爱吗?”

创伤大的,愈合的时间就长;疼痛剧烈的,痊愈就迟缓。三年的丧期,是根据哀痛之情来制定的,是因为哀痛到了极点。由此递减,所以有一年的,有九个月的,有五个月的,有三个月的。这是丧礼因隆重而递减,不是因为递减而变得隆重。《礼记》和荀子都说:“增加隆重,使加倍。”所以定为两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孔子说:“整天吃饱了饭,不用心思考,这样的人很难造就啊!不是有下棋的游戏吗?去做下棋,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人的本性,勤劳就容易向善,安逸就容易放纵。所以说:“整天吃饱了饭,不用心思考,这样的人很难造就啊!”不是有下棋的游戏吗?去做下棋,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大概下棋并不是用来对待君子的,只是认为它比不用心要好罢了。有人认为这是用来对待君子的,这是错误的。

子路问:“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以义为最高。君子有勇无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无义就会做盗贼。”

勇没有义就不能确立,义没有勇就不能实行。那么勇以义为主,义以勇为辅。这就是义之所以为最高的原因。君子有勇无义就会作乱,就像好勇不好学,弊病就是作乱,就是这样。小人有勇无义就会做盗贼,就像荆轲、专诸那样。子路能勇不能怯,孔子在他喜欢渡海时说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在他问听到就去做时说还有父兄在,在他说统率三军时说徒手搏虎、徒步过河,我不参与,在他问什么是强时说宽厚柔和地教导,不报复无道,那么他问勇敢而用义来回答,是合适的。孔子对子路说:君子用心引导耳目,确立义作为勇;小人用耳目引导心,不谦逊作为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说义作为本质,又说义作为最高,义作为本质则礼仪文饰,义作为最高则勇处于下位。

子贡问:“君子也有厌恶的人吗?”孔子说:“有。厌恶宣扬别人坏处的人,厌恶身居下位而毁谤上级的人,厌恶勇敢而无礼的人,厌恶果敢而固执不通的人。”子贡说:“赐也有厌恶的人吗?”孔子说:“厌恶抄袭别人以为智慧的人,厌恶不谦逊以为勇敢的人,厌恶揭发别人以为直率的人。”

传书说:“聪明深察而接近死亡的人,是喜欢议论别人的人;博学善辩而危及自身的人,是揭露别人坏处的人。”孟子说:“说别人的不好,怎么对待后来的祸患呢?”这就是厌恶宣扬别人坏处的原因。孟子说:“得不到满足而毁谤上级,是不对的。”扬子贼义,在家乡毁谤,这就是厌恶身居下位而毁谤上级的原因。孔子说:“勇敢而无礼就会作乱。”州吁勇敢而无礼,《卫风》讽刺他,这就是厌恶勇敢而无礼的原因。大概宣扬别人的坏处就是不仁,身居下位而毁谤上级,勇敢而无礼就是不义,果敢而固执不通就是不知。这四种以宣扬别人的坏处为首,因为子贡不能隐藏别人的过错的缘故。子贡说:“赐厌恶抄袭别人以为智慧的人,厌恶不谦逊以为勇敢的人,厌恶揭发别人以为直率的人。”大概察伺别人好像智慧,不谦逊好像勇敢,揭发别人好像直率,这三种似是而非,所以子贡厌恶它们。孔子说:“只有仁者能爱人,能恶人。”子贡在仁方面不足而有所厌恶,如果有所厌恶罢了,告诉他能够厌恶还做不到。

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教养。亲近他们,他们就不谦逊;疏远他们,他们就怨恨。”

女子和小人,是不懂礼义的人。不懂礼,所以亲近他们就不谦逊;不懂义,所以疏远他们就怨恨。

孔子说:“到了四十岁还被别人厌恶,这一生也就完了。”

年纪越高,德行越高尚,是君子所赞赏的。到了四十岁还被别人厌恶,这一生也就完了,那么年纪越高,德行越消退,就可以知道了。四十岁,是壮年任职的年纪。在壮年任职的时候,应当被人敬畏,而不被厌恶。被人厌恶而不被敬畏,孔子急切地说而深深斥责他,因为他最终就这样罢了,所以如此。

微子第十八

微子离开了,箕子做了奴隶,比干劝谏而死。孔子说:“殷朝有三个仁人。”

微子离开,是为了保存商朝的祭祀;箕子做奴隶,是为了留下天下的法则;比干死,是为了显示人臣的节操。离开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