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曰第二十
及其开国承家，则不善之小人不以禄富之矣。故曰「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汉髙祖之用人，下至于彭、卢、韩、英、鬻缯、屠狗、轻滑之徒，莫不裂土而封之，终以贾乱。是知开国承家而不知小人勿用也。光武之兴，监前事之违，虽冦、邓之髙勲，弇、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是知小人勿用而不知开国承家也。知开国承家与小人勿用，惟武王尽之矣。周亲自纣言之也。仁人自周言之也。纣之无道，微子去之；周之有道，微子归之。是纣虽有周之亲，不如周有仁人也。周官八柄，废以驭其罪，诛以驭其过。《易》言「赦过宥罪」，则罪重于过矣。于商言「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于周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则周之责已尤重也。可欲之谓善，尽人之道之谓仁。则善人于仁为不足，仁人于善为有余。言善人，又言仁人，则赉而富之者不必皆仁人。周亲不特不如善人而已。于汤言伐桀之事，而不言善人与仁人，以周见之也。于周言善人、言仁人，而不言伐纣之事，以汤见之也。由是观之，汤之建中，周之用皇极，非不允执厥中而不言之者，以舜、禹见之也。夫君人者，其自任则以执中与罪已，其所以辅之者，又有善人与仁人，则治之本立矣。然不知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则四方之政未必行；不知兴灭国、继絶世、举逸民，则天下之心未必归。故又继之以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兴灭国、继絶世、举逸民也。盖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权量者，法度之所出；法度者，百官之所守。谨权量、审法度，则法有所明，而四方无异制；修废官，则法有所行，而四方无废事。权衡度量，其度量衡所以同天下、齐风俗。又曰「同律度量衡权，所以齐逺近立」。民信，故舜则同律度量衡，禹则闗石和钧。周官内宰，出其度量司事，掌其度量合方氏于度量，则一之；行人于度量，则同之。故量之铭曰：「嘉量既成，以正四国。」然则权量之于政，其可以不谨乎？夫国不可灭，而灭者天下莫不望其兴；世不可絶而絶者天下莫不望其继；逸民不可遗，而遗者天下莫不望其举。今也，因天下之望兴之而不废，继之而不絶举之而不遗，此天下之民所以归心也。衰周之时，若齐之四量，陈氏三量，则权量之不谨可知矣。《诗》之《荡》刺「无纲纪文章」，则法度之不审可知矣。《大东》刺「南箕北斗，长庚唘明」，皆有名而无实，则官之废者可知矣。《春秋》讥灭国五十二，则灭国之不兴可知。《诗》之《裳华》刺「絶功臣之世」，则絶世之不继可知。《隰桑》刺「君子在野」，则逸民之不举可知。故孔子言帝王之政，而尤详于此也。盖行政设官有方，故以四方言之；施徳立贤无方，故以天下言之。夫天下固有常重，为天下者固有常徳民食丧祭者常重也，寛信敏公者常徳也。《书》曰：「重民五教，惟食丧祭。」盖非民无以守邦，非食无以养人，非丧无以送终，非祭无以追逺，故先王重之也。《书》曰：「御众以寛，」又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春秋》传曰：「上徳以寛服人，」此所谓寛则得众也。《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盖疑而不信，则百姓惑而不任；信而不疑，则百姓任而不惑。此所谓信则民任也。《家语》曰：「天道敏生，地道敏树，人道敏政。」《易》曰：「有攸往，夙吉。」《春秋》传曰：「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此所谓敏则有功也。《书》曰：「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懐。」传曰：「出言而天下服，公之谓也。」季羔公以行而刖者说，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而无怨言，公则说之谓也。以季羔、管仲之公而致人之说，犹然，况不为季羔、管仲者乎？寛、敏、信、公四者，政之所以成终始也。由尧至周，揖让征诛，虽或不同，其为政之道，不过以此。而已，故《论语》以详记之。
译等到开国立家的时候，就不应该用俸禄去使那些不善的小人富有了。所以说：“周朝有大赏赐，使善人得以富有。”汉高祖用人，下至彭越、卢绾、韩信、英布、卖丝织品、杀狗、轻浮狡滑之类的人，没有不裂土封侯的，最终导致了祸乱。由此可知，开国立家却不懂得“小人勿用”的道理。光武帝兴起，鉴于前事的过失，即使是寇恂、邓禹那样的高勋，吴汉、贾复那样的鸿烈，分封土地也不过几个大县，所加的只是特进、朝请之类的荣誉罢了。由此可知，懂得“小人勿用”却不懂得“开国承家”的道理。既懂得“开国承家”又懂得“小人勿用”的，只有武王完全做到了。周武王是从纣王的亲属关系来说的。仁人是从周武王来说的。纣王无道，微子离开了他；周武王有道，微子归附了他。由此可知，纣王虽然有周武王那样的亲属，却不如周武王拥有仁人。《周礼》八柄，用废黜来驾驭犯罪的人，用诛杀来驾驭有过错的人。《易经》说“赦免过错，宽宥罪责”，那么罪责比过错更重。在商朝说“万方有罪，罪责在我身上”；在周朝说“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那么周朝的责任尤其重。值得向往的叫做善，尽到做人的道理叫做仁。那么善人在仁方面有所不足，仁人在善方面有所多余。既说善人，又说仁人，那么赏赐并使他们富有的不一定都是仁人。周武王的亲属不仅不如善人罢了。在汤那里说伐桀的事，而不说善人和仁人，是用周武王的情况来对照说明的。在周武王那里说善人、说仁人，而不说伐纣的事，是用汤的情况来对照说明的。由此看来，汤建立中正之道，周武王使用皇极之道，并非不允执厥中而不说，是用舜、禹的情况来对照说明的。那些统治百姓的人，自己承担的是执中和罪己，用来辅助他们的，又有善人和仁人，那么治国的根本就确立了。然而如果不谨慎权量、审慎法度、修治废弛的官职，那么四方的政令未必能推行；如果不兴复灭亡的国家、继承断绝的世系、举用隐居的贤人，那么天下的人心未必能归附。所以接着说要谨慎权量、审慎法度、修治废弛的官职、兴复灭亡的国家、继承断绝的世系、举用隐居的贤人。大概制定并运用它，在于法度；推广并实行它，在于人。权量，是法度的来源；法度，是百官所遵守的。谨慎权量、审慎法度，那么法度有所明确，而四方没有不同的制度；修治废弛的官职，那么法度有所实行，而四方没有废弃的事。权衡度量，其度量衡是用来统一天下、整齐风俗的。又说“统一律度量衡权，用来整齐远近确立”。百姓信任，所以舜统一律度量衡，禹把关石调和均匀。《周礼》内宰，拿出度量司事，掌管度量合方氏于度量，那么统一它；行人于度量，那么相同它。所以量器的铭文说：“嘉量既成，用来端正四国。”那么权量对于政事，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国家不可灭亡，而灭亡的天下没有不希望它兴复的；世系不可断绝，而断绝的天下没有不希望它继承的；隐居的贤人不可遗弃，而遗弃的天下没有不希望他们被举用的。现在，顺应天下的希望兴复它而不废弃，继承它而不断绝，举用它而不遗弃，这就是天下百姓归心的原因。衰微的周朝时期，像齐国的四量，陈氏的三量，那么权量之不谨慎就可以知道了。《诗经》的《荡》篇讽刺“没有纲纪文章”，那么法度之不审慎就可以知道了。《大东》讽刺“南箕北斗，长庚启明”，都有名而无实，那么官职之废弛就可以知道了。《春秋》讥讽灭国五十二次，那么灭亡的国家不被兴复就可以知道了。《诗经》的《裳华》讽刺“断绝功臣的世系”，那么断绝的世系不被继承就可以知道了。《隰桑》讽刺“君子在野”，那么隐居的贤人不被举用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孔子谈论帝王的政事，而尤其详细地讲这些。大概行政设官有方法，所以从四方来说；施德立贤无固定方法，所以从天下来说。天下本来有常重的东西，为天下的人本来有常德的，百姓的衣食丧祭是常重的，宽厚、诚信、勤勉、公正就是常德。《尚书》说：“重视百姓的五教，只有衣食丧祭。”大概没有百姓就无法守卫邦国，没有食物就无法养活人，没有丧礼就无法送终，没有祭祀就无法追念远祖，所以先王重视它们。《尚书》说：“用宽厚驾驭众人”，又说：“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向兆民彰显诚信。”《春秋》传说：“上级用宽厚的德行使人信服”，这就是所说的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礼记》说：“上级怀疑那么百姓迷惑”，大概怀疑而不信任，那么百姓迷惑而不被任用；信任而不怀疑，那么百姓被任用而不迷惑。这就是所说的诚信那么百姓就被任用。《家语》说：“天道勤勉于生养，地道勤勉于种植，人道勤勉于政事。”《易经》说：“有所前往，早吉。”《春秋》传说：“勤勉地实行，事情虽然大必定成功。”这就是所说的勤勉就有功效。《尚书》说：“用公正消灭私心，百姓就会真心归附。”传说：“说出话来天下信服，这就是公正。”季羔公正地行事而被砍脚的人高兴，管仲夺取伯氏骈邑三百而没有怨言，公正那么高兴就是这样的。用季羔、管仲的公正而使人高兴，尚且如此，何况不是季羔、管仲的人呢？宽厚、勤勉、诚信、公正这四者，是政事之所以能始终完成的原因。从尧到周，揖让征诛，虽然有所不同，他们为政的道理，不过如此罢了，所以《论语》详细地记载了它们。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恵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恵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恵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恵而不费，所谓有孚恵心者也。劳而不怨，所谓佚道使民者也。众寡在人，小大在事。恵而不费，仁也。成仁在乎爱，爱则虽欲而不贪。劳而不怨，义也。成义在乎敬，敬则虽泰而不骄。盖仁义之施在民，而成仁义在己。故言恵而不费，劳而不怨，则继之以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也。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徳行也。威而不猛，威仪也。徳行本也，威仪末也。无本不立，无末不成。故言欲而不贪，泰而不骄，而终之以威而不猛也。《家语》《荀卿》皆曰：「慢令谨诛，贼也。敛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虐也。」言暴虐与此不同者，盖对季康子，而其指异也。《春秋传》曰：「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曾子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然则人君而为有司之事，则上与下同徳矣。故曰：「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矣。」非圣不可以为君，非贤不可以为臣。《干》则君道也，《坤》则臣道也。《易》以《坤》为吝啬，而制字者以贤从臤，则出纳之吝，在人臣则为善，在人君则为恶。犹之屯膏，在小人者则吉，在大人者则凶也。圣人之法言，其事足以尽其实，故「言之」谓《诗》曰：「是谓伐徳。」《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是也。其事不足以尽其实，则「言谓之」而已。《诗》曰：「谓之尹吉。」《易》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也。《论语》是谓弃之，又言谓之虐，谓之暴，谓之有司，其意亦若是也。夫言尊则有卑，言屏则有存。五美不特可存而已，故言尊。四恶不特卑之而已，故言屏。此即事之证也。若夫即道观之，则善之与恶相去何若？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知言，将以穷理；知礼，将以尽性；知命，将以至命。故不知诐淫邪遁之辞，则无以知其人之蔽陷离穷；不知惭枝寡多游屈之辞，则无以知其人之叛疑吉躁诬善失守。故曰：不知言，无以知人。恭而无礼，则劳；勇而无礼，则乱；慎而无礼，则葸。故曰：不知礼，无以立。君子畏天命，居易以俟之；小人不知天命，行险以徼幸。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学而先时，习之说继以朋来之乐，而终于知言之君子。此先知命，继以知礼，而终于知言，则习而知言者，学之所成终始者也。明夫学之所以终始，则孔子可以无言。故《论语》终也。
译子张向孔子问道：“怎样才可以治理政事呢？”孔子说：“尊崇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治理政事了。”子张说：“什么是五种美德？”孔子说：“君子施恩惠于民却不耗费财力，役使百姓却不引起怨恨，追求仁德却不贪婪，安泰从容却不骄傲，威严庄重却不凶猛。”子张说：“什么是施恩惠却不耗费财力？”孔子说：“顺着百姓有利的地方去让他们获利，这难道不是施恩惠却不耗费吗？选择可以役使的时候去役使他们，又有谁会怨恨呢？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怎么会贪婪呢？君子不论人多人少，不论事大事小，都不敢怠慢，这难道不是安泰而不骄傲吗？君子端正他的衣帽，庄严他的目光，严肃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这难道不是威严而不凶猛吗？”子张说：“什么是四种恶政？”孔子说：“不教导百姓就加以杀戮，叫做虐；不预先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暴；政令松懈却突然限期完成，叫做贼；同样是要给人财物，却在出纳时吝啬，叫做像小吏一样。”
施恩惠而不耗费，就是所说的有诚信恩惠之心。役使百姓而不怨恨，就是所说的以逸待劳之道役使百姓。人多人少在于人，事大事小在于事。施恩惠而不耗费，是仁。成就仁在于爱，有爱则虽然有所欲求却不贪婪。役使百姓而不怨恨，是义。成就义在于敬，有敬则虽然安泰却不骄傲。大概仁义的施行在于百姓，而成就仁义在于自己。所以说施恩惠而不耗费、役使百姓而不怨恨，接着就说欲求而不贪婪、安泰而不骄傲、威严而不凶猛。欲求而不贪婪、安泰而不骄傲，是德行。威严而不凶猛，是威仪。德行是根本，威仪是枝末。没有根本不能确立，没有枝末不能成就。所以说欲求而不贪婪、安泰而不骄傲，最后归结于威严而不凶猛。《家语》《荀卿》都说：“政令松懈却严厉惩罚，是贼；征收没有定时，是暴；不教导就要求成功，是虐。”这里说的暴虐与上述不同，大概是因为面对季康子，而所指不同。《春秋传》说：“山林川泽的物产，器用的资财，皂隶的事务，是官吏的职责，不是君主所应涉及的。”曾子说：“笾豆等祭祀礼仪的事，自有官吏掌管。”那么，如果人君去做官吏的事，那就与下人同德了。所以说：“同样是要给人财物，却在出纳时吝啬，叫做像小吏一样。”不是圣人不可以做君主，不是贤人不可以做臣子。《乾》卦是君道，《坤》卦是臣道。《易经》以《坤》为吝啬，而造字者以“贤”从“臤”，那么出纳吝啬，在人臣则是善，在人君则是恶。就像囤积财物，在小人那里是吉，在大人那里则是凶。圣人的法言，其事足以穷尽其实，所以“言之”谓《诗》说：“是谓伐德。”《易》说：“阴阳不测之谓神。”是这样的。其事不足以穷尽其实，则“言谓之”而已。《诗》说：“谓之尹吉。”《易》说：“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这样的。《论语》说是弃之，又说谓之虐，谓之暴，谓之有司，其意也是如此。说尊崇就有卑下，说摒弃就有留存。五美不只是可以留存而已，所以说尊崇。四恶不只是使之卑下而已，所以说摒弃。这就是事理的证明。如果从道的角度观察，善与恶相差多少呢？
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不懂得礼仪，就不能立身；不懂得言语，就不能了解人。”
懂得言语，是为了穷究事理；懂得礼仪，是为了尽人性；懂得天命，是为了达到天命。所以，不懂得偏颇、邪淫、邪恶、逃避的言辞，就无法知道人的蒙蔽、陷溺、背离、困穷；不懂得惭愧、枝蔓、寡少、游移、屈服的言辞，就无法知道人的背叛、猜疑、急躁、诬陷善人、失去操守。所以说：不懂得言语，就不能了解人。恭敬而没有礼仪，就会劳累；勇敢而没有礼仪，就会作乱；谨慎而没有礼仪，就会畏缩。所以说：不懂得礼仪，就不能立身。君子敬畏天命，安处平易以等待天命；小人不懂得天命，行险以求侥幸。所以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学习时先于时，习说的喜悦接着朋友到来的快乐，最后成为懂得言语的君子。这是先知天命，接着知礼仪，最后知言语，那么习而知言语的人，是学习所成就的始终。明白了学习之所以始终，那么孔子就可以无言了。所以《论语》终结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