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第十三
“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湏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译“我不如老农。”于是请求学习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后，孔子说：“樊须真是个小人呀！在上位的人崇尚礼，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恭敬；在上位的人崇尚义，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崇尚信，百姓就没有人敢不真心实意。如果这样，四面八方的百姓就会背着婴儿来投奔，哪里用得着亲自去耕种呢？”
君子能为小人之所不能，而不能徧能小人之所能。盖君子之所能者，劳心也；小人之所能者，劳力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樊迟不知君子之道，而请学小人之事。夫礼以敬之，则民莫敢不敬；义以闲之，则民莫敢不服；信以结之，则民莫敢不用情。敬而后服，服而后用情，则将襁负其子而至，以为已役。虽不学稼，其忧无食乎？盖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樊迟之学稼，陈相之学许行，其能兼物物哉？宜孔子、孟子之所不许也。好礼然后好义，好义然后好信，与《礼记》“修礼然后好义，好义然后体信”，同意此学之序也。孔子曰：“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信以成之”，行之序也。《采菽》之诗，始言礼，中言信，卒言义，则待诸侯之道也。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诗之为书，其事则王道之迹，其词则法度之言。诵之，将以其事施之政，其词施之使而已。若夫不眀其事而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専对，则与不学诗同。故曰：“虽多亦奚以为？”礼曰：“诵诗三百，不足一献。”以言诵诗三百则易，而一献之礼则难。于其易者，犹不眀其义，斯亦不足贵也已。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以身教者，从故其身正，不令而行；以言教者，讼故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书》曰：“尔身克正，罔敢不正。”孟子曰：“大人正已而物正。”扬子曰：“身立则政立。”《礼》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王喜曰：“动以言，不若以行。”似与此同意。马廖曰：“元帝罢服官而不用，成帝御浣衣，荘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杨希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貎兄弟也，寿天贵贱，父子也，名誉爱憎，父子也。父子以况其相逺，兄弟以况其相类也。鲁者，伯禽之所封，而俗则一于周；卫者，康叔之所治，而俗则一于商。其俗虽不同，而其政均善。孔子所以追美之也。曽子布幕，卫也；縿幕，鲁也。孔子有曰：『卫之祔也，离之；鲁之祔也，合之。』善夫！观其礼法之存于后世者，犹足为君子之所取，则当时之政可知矣。」传曰：「政犹鲁卫，徳化均焉。」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茍合矣。」少有，曰：「茍完矣。」富有，曰：「茍美矣。」
瘠地之民多有心，沃地之民多不才，故匹庶之家多循礼，世禄之家多侈怙其势然也。荆为公子，其用称家之有无，以同乎人，而其心未始有累焉。故始曰茍合，少有曰茍完，富有曰茍美，岂所谓怙侈者哉？此季札所以谓之君子也。君子无所茍，亦有所茍。无所茍，则于言行不妄；有所茍，则于利不累。荆之居室如此，以比夫无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者，异矣。荘子曰：满茍得。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不庶，无以蕃民；数不富，无以美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周官大司徒掌人民之数，小司徒掌夫家之数，县师掌野，亦辨夫家人民之数；司冦掌刑，亦登大比之民数。生齿以上，则书于司民；成名以上，则书于媒氏。凶荒则有荒政之条，疾病则有疾医之治。凡此所以庶之也。大司徒十有二等以辨民宜，十有二壤以教民稼；小司徒井其田而任以耕事，牧其野而任以畜事。里宰于器之不足者，助以合耦之令；遂师于力之不足者，救以移用之法。虑其功之有余也，为之疆野以任之；患其耕之有惰也，为之时器以任之。而有成功，则鄙师掌令以行赏劝之；而不勉则载师敛布以致罚。于荒政则散利以薄征，于旅师则平颁其兴积。凡此所以富之也。大司徒示以教象之法，小司徒帅以教法之象；州长岁属民而读法者三，党正岁属民而读法者七，族师岁属民而读法者
译君子能做到小人做不到的事，却不能普遍地做到小人能做到的事。因为君子所能做的，是费心劳神；小人所能做的，是出力劳作。费心劳神的人统治别人，出力劳作的人被别人统治。统治别人的人靠别人供养，被别人统治的人供养别人。樊迟不懂得君子的大道，却请求学习小人从事的农事。如果用礼来使人恭敬，那么百姓没有谁敢不恭敬；如果用义来约束他们，那么百姓没有谁敢不服从；如果用信来团结他们，那么百姓没有谁敢不真心实意。恭敬之后才会服从，服从之后才会真心实意，那么百姓就会背着孩子前来，甘愿成为自己的役使。即使不学习种庄稼，难道会担忧没有食物吗？大概精通事物的人用事物来支配事物，精通大道的人则能兼用事物来支配事物。樊迟学习种庄稼，陈相学习许行的主张，他们能做到兼用事物来支配事物吗？这正适宜孔子、孟子所不赞许的。喜好礼然后喜好义，喜好义然后喜好信，这与《礼记》中“修习礼然后喜好义，喜好义然后体察信”的意思相同，这是学习的次序。孔子说：“以义作为根本，用礼来实行它，用信来完成它”，这是实行的次序。《采菽》这首诗，开头讲礼，中间讲信，结尾讲义，这是对待诸侯的方法。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办不通；派他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
《诗经》这本书，它的内容是王道的遗迹，它的言辞是法度的言论。诵读它，是将用它的内容施行于政事，用它的言辞施行于出使罢了。如果不懂得它的内容而把政事交给他，办不通；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那就和没学过《诗经》一样。所以说：“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礼记》说：“熟读《诗经》三百篇，还不足以完成一次献祭的礼仪。”这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容易，而完成一次献祭的礼仪则很难。对于容易的事，尚且不明白其中的意义，这也就不值得珍贵了。
孔子说：“自身行为端正，不下命令也能施行；自身行为不端正，即使下了命令也不服从。”
用自身行为来教化的人，因为自身端正，所以不用命令就能施行；用言语来教化的人，因为自身不端正，所以即使下了命令也不服从。《尚书》说：“你自身能够端正，就没有谁敢不端正。”孟子说：“大人端正自己，万物也就端正了。”扬雄说：“自身立得住，政事也就立得住。”《礼记》说：“他所命令的与他所喜好的相反，百姓就不服从。”王喜说：“用言语来行动，不如用行动来行动。”这似乎与此意思相同。马廖说：“元帝废除服官却不使用，成帝穿着洗过的衣服，庄帝撤去乐府，然而奢侈浪费不止。直到衰败混乱，是因为百姓听从行动而不听从言语。”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事，像兄弟一样。”
杨希说：“有个人在这里，年龄像兄弟，言语像兄弟，才能像兄弟，相貌像兄弟，寿命长短、地位贵贱，像父子；名誉爱憎，像父子。用父子来比喻相差很远，用兄弟来比喻相类似。鲁国，是伯禽所封的地方，风俗统一于周；卫国，是康叔所治理的地方，风俗统一于商。风俗虽然不同，但政事都同样美好。孔子因此追念赞美它们。曾子用布做帷帐，这是卫国的做法；用丝做帷帐，这是鲁国的做法。孔子曾说：‘卫国附祭，分开进行；鲁国附祭，合并进行。’好啊！看那些礼法留存于后世的，还足以被君子所取法，那么当时的政事就可以知道了。”传文说：“政事如同鲁国和卫国，道德教化是均等的。”
孔子评价卫国的公子荆善于持家。刚开始有一点财产，他说：“差不多够用了。”稍微多一点，他说：“差不多完备了。”非常富有，他说：“差不多完美了。”
贫瘠土地上的百姓多有心计，肥沃土地上的百姓多无才能，所以平民百姓家多遵循礼制，世代享有俸禄的人家多奢侈，这是倚仗权势的缘故。公子荆身为公子，他的用度根据家庭的有无，与普通人相同，而他的内心从未有过牵累。所以刚开始说“差不多够用了”，稍微多一点说“差不多完备了”，非常富有说“差不多完美了”，这难道是所谓倚仗奢侈的人吗？这就是季札称他为君子的原因。君子没有什么地方是苟且的，也有所苟且。没有什么地方苟且，那么在言行上不妄为；有所苟且，那么在利益上不牵累。公子荆持家如此，与那些没有却装作有，空虚却装作充实，简约却装作奢华的人，截然不同。庄子说：满盈是苟且得到的。
孔子到卫国，冉有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多了，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冉有说：“已经富裕了，再做什么呢？”孔子说：“教化他们。”
人口不众多，无法繁衍百姓；不富裕，无法美化百姓的生活；不教化，无法调理百姓的性情。《周礼》中大司徒掌管人口数量，小司徒掌管家庭数量，县师掌管郊野，也辨别家庭人口数量；司寇掌管刑罚，也登记大比时的人口数量。出生满月的婴儿，就登记在司民那里；成年的男子，就登记在媒氏那里。遇到荒年就有荒政的条例，遇到疾病就有疾医的治疗。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增加人口。大司徒用十二等来辨别百姓的适宜，用十二种土壤来教导百姓耕种；小司徒划分田地并分配耕种任务，管理郊野并分配畜牧任务。里宰对于器具不足的人，用合耦的命令来帮助他们；遂师对于力气不足的人，用移用的方法来救济他们。考虑到他们的功劳有余，为他们划定疆界来任用他们；担心他们耕种懒惰，为他们提供适时农具来任用他们。如果有成功，就由鄙师掌管命令来行赏鼓励；如果不勤勉，就由载师征收赋税来施加惩罚。在荒政方面就散发利益来减轻征收，在旅师方面就平均分发积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他们富裕。大司徒展示教化的形象，小司徒率领百姓遵循教化的形象；州长每年召集百姓宣读法令三次，党正每年召集百姓宣读法令七次，族师每年召集百姓宣读法令
十四。纠之以司谏，犹王之有师氏；救之以司救，犹王之有保氏。自敬敏以上，莫不书之以教其不自修；自能者以上，莫不与之以劝。凡此所以教之也。《公刘》之什言“既庶既繁”，次之以“既顺乃宣”，又次之以“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与孟子言“省刑罚”，又次之以“深耕易耨”，又次之以“壮者修其孝弟”，是亦庶富而教之也。《易》言“理财正辞”，《书》言“既富方榖”，《诗》言“饮之食之，教之诲之”，《传》言“我有田畴，子产殖之；我有子，弟子产教之”。意同《礼》云：“子产能食不能教，非不能教，特不若能食而已。”
译十四。用司谏来纠正过失，就像君王有师氏一样；用司救来补救过失，就像君王有保氏一样。从敬敏以上的人，没有不记录他们的过失来教导他们自我修养的；从能者以上的人，没有不给予奖赏来鼓励他们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教育他们。《诗经·公刘》篇说“人口已经众多且繁衍”，接着说“已经顺从且宣导”，又说“这时大家说说笑笑，这时大家谈谈话语”；与孟子说“减少刑罚”，接着说“深耕土地，除草耕作”，又说“壮年人修养孝悌之道”，这也是在人口众多、生活富裕之后进行教化。《易经》说“管理财务，端正言辞”，《尚书》说“已经富裕，然后才讲善行”，《诗经》说“给他们吃喝，教导他们”，《左传》说“我有田地，子产使其丰产；我有子弟，子产教育他们”。这与《礼记》所说的意思相同：“子产能让百姓吃饱，却不能教育他们，并不是不能教育，只是不如让百姓吃饱那样擅长罢了。”
子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为政之道，徳隆者其效速，徳杀者其效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则期月可以为之兆，而未必有成；三年有成矣，而未必仁。故曰：「必世而后仁。」《易》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又曰：「圣人乆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诗》言：「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又言：「仁如驺虞，则王道成。」皆「必世而后仁」之谓也。胜残则在下无贼义之民，去杀则在上有措刑之治。汉之兴，至于文景；唐之兴，至于开元，然后几致措刑，皆百年胜残去杀之效也。然胜残去杀，则无暴民而已，语之以仁则未也。王者之仁，成于必世，不必百年。善人之无暴民，必待百年，则其徳之隆杀，效之迟速可知矣。若夫继大治，承大乱者，则又异乎此。故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继大治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承大乱也。然文王百年，徳犹未洽于天下者，以其善政仁人犹有故也。其《家语》有言：「昔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诸侯则焉。」此即所谓「期月而已可也」。
子曰：「茍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礼曰：政行则事治。又曰：不可以私，不将公事。孟子曰：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盖行于上者谓之政，通于下者谓之事。孔子至于是邦，未尝不以誉命，而与闻其政，故曰：“其事也，如有政，吾其与闻之。”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邦之兴丧，在事不在言。故言不可以若是，几之而已。书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而继之以政，乃乂。知为君难之言，可几于兴邦也。《易》曰：“言善则千里应之，言不善则千里违之。”而继之以乱之所生，则言语以为阶。是不善莫违之一言，可几于丧邦也。若邳彤对光武以入闗之非，而史以为一言可以兴邦；李绩导髙宗之立武后，而史以为一言可以丧邦。岂特为君难与？莫予违而已哉？孔子之言止于是者，对定公故也。孙叔敖以一言复郢市，晏子以一言省齐刑，申叔时以一言复陈国。其利虽未至于兴邦，是亦重言者欤？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逺者来
子贡言夫子之得邦家，则曰：「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荀卿言大儒之郊，则曰：「近者讴歌而乐之，逺者竭蹶而趋之。」叶公问政，亦可告以此乎？孔子尝曰：「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心，莫安其居，故政在悦近而来逺。」《诗》曰：「乱离瘼矣，莫之适归。」由此观之，孔子仅欲叶公定其乱离之民而已。《学记》曰：「近者悦服，逺者怀之，大学之道也。」自我论之，盖孔子所言者政也，学记所言者教也。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为政之要，在于循理而图大。循理则无欲速，图大则无见小利。《易》曰：“浚恒，凶，欲速不达之谓也。”《礼》曰：“小谋败大，作见小利，大事不成之谓也。”孟子言：“为学之道，以欲速喻揠苗，以见小利喻养其一指。”兵法言：“用兵之道，军以舒为吉，军无小听，战无小利。”由此观之，君子之所为，凡皆不可欲速见小利，岂特为政已哉？孔子所言，姑以救子夏之失也。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
译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能取得显著成就。”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可以克服残暴、废除刑杀了。”这话真是正确啊！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得以实现。”
治理国家的道理，德行深厚的人见效快，德行浅薄的人见效慢。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能取得显著成就。如果有王者兴起，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得以实现。”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可以克服残暴、废除刑杀，那么一年可以为此奠定基础，但未必能取得显著成就；三年虽然能取得显著成就，但未必能达到仁政的境界。所以说：“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得以实现。”《易经》说：“光明重叠附丽于正道，就能教化成就天下。”又说：“圣人长久地坚守他的道，天下就能教化成就。”《诗经》说：“周王长寿，难道不造就人才吗？”又说：“仁德像驺虞一样，王道就能成就。”这都是说的“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得以实现”的意思。克服残暴，那么在下位就没有违背道义的百姓；废除刑杀，那么在上位就有搁置刑罚的治理。汉朝兴起，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唐朝兴起，到了开元年间，然后才几乎达到搁置刑罚的境界，这都是百年克服残暴、废除刑杀的效果。然而克服残暴、废除刑杀，只是没有暴民罢了，谈到仁德还谈不上。王者的仁政，成就于三十年，不一定需要百年。善人治理国家没有暴民，必须等待百年，那么他们德行的深厚与浅薄、见效的快慢就可以知道了。至于继承大治或承接大乱的情况，又与此不同。所以大禹即位三年，百姓就归向仁德，这是继承了大治的缘故。所以做事用一半古代人的力气，功效却加倍，这是承接大乱的缘故。然而周文王治理百年，德行还没有遍及天下，是因为他的善政和仁人还有遗留的问题。《家语》中有话说：“从前孔子担任中都宰，一年，四方诸侯都效法他。”这就是所说的“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己，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冉有退朝回来，孔子说：“怎么这么晚？”回答说：“有政务。”孔子说：“那是事务罢了？如果有政务，即使不被任用，我也能听到。”
《礼记》说：政令推行，事务就治理好了。又说：不可以因为私事，而不处理公事。孟子说：发端于政令，妨害于事务。大概在上位推行的叫做政，通达于下位的叫做事。孔子到达一个国家，没有不询问政令，并参与听政的，所以说：“那是事务罢了，如果有政务，我也能听到。”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说得这么绝对。人们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难，不就几乎是一句话使国家兴盛了吗？”定公说：“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灭亡，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说得这么绝对。人们说：‘我做君主没有什么乐趣，只是我说的话没有人违背我。’如果我说得好而没有人违背，不也很好吗？如果我说得不好而没有人违背，不就几乎是一句话使国家灭亡了吗？”
国家的兴盛或灭亡，在于事务而不在于言语。所以话不能说得这么绝对，只是接近这个意思罢了。《尚书》说：“君主能艰难地做好君主，臣子能艰难地做好臣子。”接着推行政令，国家才能安定。知道做君主难的话，可以接近使国家兴盛。《易经》说：“言语善，千里之外的人响应；言语不善，千里之外的人背离。”接着导致混乱的产生，那么言语就成了阶梯。这是说不好而没有人违背的一句话，可以接近使国家灭亡。像邳彤对光武帝说入关不对，而史书认为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李绩引导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而史书认为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难道只是做君主难和没有人违背而已吗？孔子的话只说到这个程度，是因为回答定公的缘故。孙叔敖用一句话恢复了郢市的繁荣，晏子用一句话减少了齐国的刑罚，申叔时用一句话恢复了陈国。他们的利益虽然没达到使国家兴盛，这也是重视言语的人吗？
叶公问政，孔子说：“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来归附。”
子贡说夫子得到国家或家族，就说：“安抚他们，他们就来；动员他们，他们就和乐。”荀子说大儒的郊外，就说：“近处的人歌唱而快乐，远处的人努力而趋附。”叶公问政，也可以告诉他这些吗？孔子曾说：“楚国土地广阔而都城狭小，百姓有离心，不安居，所以政令在于使近处的人高兴而使远处的人来归附。”《诗经》说：“动乱离散痛苦啊，没有人可以归附。”由此看来，孔子只是想让叶公安定他动乱离散的百姓罢了。《学记》说：“近处的人喜悦信服，远处的人怀念他，这是大学之道。”依我看来，孔子说的是政，学记说的是教。
子夏担任莒父的长官，问政。孔子说：“不要追求快速，不要贪图小利。追求快速就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成就不了大事。”
为政的关键，在于遵循道理而图谋大事。遵循道理就不追求快速，图谋大事就不贪图小利。《易经》说：“深挖恒道，凶险，这是说追求快速达不到目的。”《礼记》说：“小谋败坏大事，这是说贪图小利，大事成就不了。”孟子说：“为学的道理，用追求快速比喻揠苗助长，用贪图小利比喻只养一根手指。”兵法说：“用兵的道理，军队以舒缓为吉利，军队不听小计，作战不贪小利。”由此看来，君子所做的事，凡是都不可以追求快速和贪图小利，难道只是为政而已吗？孔子所说的，暂且用来补救子夏的过失。
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儿子就告发了他。”孔子
天下之所为直者，有礼义之直，有非礼义之直。父为子隠，子为父隠，虽曲而直存焉，礼义之直也。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虽直而曲存焉，非礼义之直也。先王之法，父子之罪不相及，则恕之以其亲；邻比之罪相及，则责之以其友。恕之以其亲，为其可以相隐故也；责之以其友，为其不可以相隐故也。仪曰：“不私其父，不成其为子。”《春秋》为亲者讳。今律，大功以上相隐则不坐，皆此意也。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居处易以慢，必欲其恭；执事易以茍，必欲其敬。欲与人以虚，虽戚必踈；欲与人以实，虽踈必密。然则与人，其可以不忠乎？恭也，忠也。虽之夷狄，犹且不可弃。则君子扵此，固不可斯湏去身矣。故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郷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言必信，行必果，则谨身而已，非有称于宗族郷党也。宗族称孝，郷党称弟，则称于近者而已，非逺而有光华也。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则逺而光华矣。盖行已有耻，则有所不为；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则能専对，有所不为，义也；善于専对，智也。宗族称孝，非礼记所谓州闾郷党称孝也。郷党称弟，非礼记所谓僚友称其弟者也。硁硁则常，而不能变；斗筲则小，而不能容。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为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大人。此扬子所谓事非礼义为小，无事于小为大者也。盖莫非小人也？有君子之小人，有众人之小人。言必信，行必果，君子之小人也。懐土懐恵，比而不周，骄而不泰，众人之小人也。莫非君子也？有圣人之君子，有贤人之君子，有未成徳之君子，有在位之君子。易曰：君子上交不謟，下交不渎。君子之道，鲜矣。孟子言君子无上下之交，圣人之君子也。得见君子，斯可矣；贤人之君子也。君子不仁，君子有勇无义，为乱；未成徳之君子也。君子之徳，风；在位之君子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狂者近智，狷者近义。近智而非所以智，则过；近义而非所以义，则不及。狂譬则阳，狷譬则阴，中行譬则冲气也。孟子言中道体也，孔子言中行用也。孟子言狂简言也，孔子言狂简行也。《易》之中爻，或言中道，或言中行，亦体用不同故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徳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荀卿曰：「趋舎无定，谓之无常。巫医贱技，然人所委听，犹不可以无常，况不为巫医者乎？」恒之九三，刚而不中，刚之恒过者也。巽而应柔，巽之过者也。一过于刚，一过于巽，不恒其徳者也。初与二在下而羞承之，或承之羞者也。《易》曰：「极数知来之谓占。」革九五之未占孚，可知矣。恒九三之不占羞，可知矣。《礼》曰：「人而无常，不可以为卜筮。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盖不知《论语》而误为之说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五味相和，然后可食；五声相和，然后可听。则和者有异而无乖，同者有恊而无异。君子之与人也，任道，故和而不同；小人之与人也，任情，故同而不和。栁下恵油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和而不同也。梁邱据，君可则可，君否则否，同而不和也。然君子不同，有所谓同；小人之同，有所谓不同。《易》曰：君子以同而异。君子之同也；《诗》曰：潝潝訿訿，小人之不同也。君子同不同，皆是善；小人同不同，皆是不善。
子贡问曰：「郷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郷人皆恶之，
译天下所谓正直的，有符合礼义的正直，也有不符合礼义的正直。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虽然行为看似弯曲，但正直的精神却存在于其中，这是符合礼义的正直。父亲偷了羊，儿子去告发，虽然行为看似正直，但弯曲（违背伦理）的精神却存在于其中，这是不符合礼义的正直。先王的法律，父亲和儿子的罪责不互相牵连，这是因为宽恕他们出于亲情；邻居和朋友的罪责互相牵连，这是因为要求他们出于友情。宽恕他们出于亲情，是因为亲人之间可以互相隐瞒；要求他们出于友情，是因为朋友之间不可以互相隐瞒。仪说：“不偏爱自己的父亲，就不能成为儿子。”《春秋》为亲人隐讳。现在的法律，大功以上的亲属互相隐瞒就不治罪，都是这个意思。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平日居家恭敬，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能抛弃这些品德。”
居家容易变得怠慢，所以一定要做到恭敬；办事容易变得苟且，所以一定要做到严肃。想要对人虚伪，即使是亲人也必然疏远；想要对人诚实，即使是疏远的人也必然亲密。既然这样，待人难道可以不忠诚吗？恭敬和忠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尚且不能抛弃。那么君子在这方面，本来就不能片刻离开自身。所以说：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在蛮貊那样的国家，也行得通。言语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恭敬，即使是在同乡邻里，行得通吗？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行为有羞耻之心，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可以称为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乡党称赞他敬爱兄长。”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决，这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但也还可以算作次一等的了。”子贡说：“现在当权执政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唉！那些气量狭小的人，哪里值得计算呢。”
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决，这只是谨慎修身罢了，并没有在宗族乡党中获得称赞。宗族称赞孝顺，乡党称赞敬爱兄长，这只是在近处获得称赞罢了，并没有在远处发出光辉。行为有羞耻之心，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这才在远处发出光辉。大概行为有羞耻之心，就有不做的事；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就能独当一面应对，有所不做，这是义；善于独当一面应对，这是智。宗族称赞孝顺，不是《礼记》所说的州闾乡党称赞孝顺。乡党称赞敬爱兄长，不是《礼记》所说的僚友称赞他敬爱兄长。浅薄固执则是常理，而不能变通；气量狭小则是渺小，而不能包容。孔子把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决的人称为小人；孟子把说话不必守信、做事不必果决的人称为大人。这就是扬雄所说的，做事不符合礼义的是小，不做小事的是大。大概没有不是小人的？有君子中的小人，有众人中的小人。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决，是君子中的小人。留恋乡土、贪图恩惠，结党营私而不周全，骄傲而不傲慢，是众人中的小人。没有不是君子的？有圣人中的君子，有贤人中的君子，有德行未成的君子，有在位的君子。《易经》说：君子向上交往不谄媚，向下交往不轻慢。君子的道，很少了。孟子说君子没有上下交往，这是圣人中的君子。能见到君子，就可以了；这是贤人中的君子。君子不仁，君子有勇无义，就会作乱；这是德行未成的君子。君子的德行，像风一样；这是在位的君子。
孔子说：“得不到行为合乎中庸之道的人与之交往，那一定是狂者和狷介者吧？狂者进取，狷介者有所不为。”
狂者接近智，狷介者接近义。接近智而不是真正的智，就会过度；接近义而不是真正的义，就会不足。狂者好比阳气，狷介者好比阴气，中庸之道好比冲和之气。孟子说的是中道的本体，孔子说的是中道的运用。孟子说的是狂简的言辞，孔子说的是狂简的行为。《易经》中的中爻，有的说中道，有的说中行，也是因为本体和运用不同的缘故。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连巫医都做不了。’这话好啊！‘不恒守其德，就会承受羞辱。’”孔子说：“不占卜罢了。”
荀子说：“取舍没有定准，叫做无常。巫医是低贱的技术，然而人们委托听信，尚且不可以无常，何况不是巫医的人呢？”恒卦的九三，刚强而不居中，是刚强恒常过度的表现。顺从而应和柔顺，是顺从过度的表现。一个过度刚强，一个过度顺从，都是不能恒守其德的表现。初爻和二爻在下位而承受羞辱，就是“或承之羞”的表现。《易经》说：“穷尽数理知道未来叫做占卜。”革卦九五的未占孚，可以知道了。恒卦九三的不占羞，也可以知道了。《礼记》说：“人如果没有常心，不可以做卜筮。龟筮尚且不能知道，何况是人呢？”大概是不懂《论语》而错误地解释它。
孔子说：“君子和谐但不盲从，小人盲从但不和谐。”
五味调和，然后可以食用；五声调和，然后可以聆听。那么和谐是有差异而不违背，盲从是有协调而无差异。君子与人交往，依循道义，所以和谐而不盲从；小人与人交往，依循私情，所以盲从而不和谐。柳下惠自然地与人相处，而不丧失自我，这是和谐而不盲从。梁邱据，君主认为对就对，君主认为错就错，这是盲从而不和谐。然而君子不盲从，有所谓的盲从；小人盲从，有所谓的不盲从。《易经》说：君子以同而异。这是君子的盲从；《诗经》说：潝潝訿訿，这是小人的不盲从。君子无论是同还是不同，都是善的；小人无论是同还是不同，都是不善的。
子贡问道：“全乡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全乡的人都讨厌他，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洁，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而众皆悦之，是郷愿者，人之所好也，故曰郷人皆好之，未可也。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故事成而谤兴，徳髙而毁来，是独行者，人之恶也，故曰郷人皆恶之，未可也。方周之衰，京人以叔叚为仁，沃人以桓叔为君子，齐人以陈仲子为?以匡章为不孝，然则郷人之好恶，可不察之哉？故郷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则所好无非善，所恶无非不善矣。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书》曰：「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皆此意也。盖谋贵于众，断贵于独，不因乡人，则失于自用；因郷人而不察之，则失于随人。内不失于自用，外不失于随人，惟仁者能之，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僃焉。」
君子处已也正，责人也轻。正故难悦，轻故易事。小人处已也不正，责人也私。不正故易恱，私故难事。泰九二之包荒，用凭河，易事也。兊九二之孚，难说也。与人不求备，而不迩声色，汤之易事，难悦也。不显亦临，而无畔援歆羡，文王之易事，难悦也。易事，仁也；难悦，义也。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君子坦荡荡，而谦以自牧，故泰而不骄；小人长戚戚，而贱物贵我，故骄而不泰。荘子曰：“宇泰定者，发乎天光。”《易》曰：“履而泰，然后安。”则宇泰定者，徳也；履而泰者，行也。《礼》曰：“小人富斯骄。”荀子曰：“小人能则倨傲以骄，溢人则富斯骄者，累于利也；能斯骄者，累于名也。”君子安于能行，而不知有名利，故能泰而不为骄；小人累于名利，而不知有徳行，故为骄而不能泰。君子不骄，有所谓骄，荀子所谓“志意修则骄富贵”是也；小人不泰，有所谓泰，《礼记》所谓“骄泰以失之”是也。然骄富贵，非君子之成名时也；至君子之成名，则无骄矣。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刚则无欲，无欲则静。仁者静，故刚近之。毅则果敢，果则勇。仁者必勇，故毅近之。木者无令色，则不以色取仁；讷者无巧言，则不以给夺仁。凡此不以末害本也。仁者务本而已，故木讷近之。刚毅木讷，近仁，质美故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美故也。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责也，偲偲强也。诗曰：“代木丁丁，鸟鸣嘤嘤，切切偲偲之谓也。”兄弟既翕，和乐且耽，怡怡之谓也。盖闺门之内，恩掩义；闺门之外，义掩恩。孔子言：“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孟子言：“责善，朋友之道。”父子之间不责善，是皆不以恩废义，不以义贼恩。子路之为人，喭而行，行其于朋友兄弟，必不能然，故孔子告之。“棠棣之诗：‘于急难则良朋不如兄弟，于丧乱既平则兄弟不如友生。’”此先朋友而后兄弟者，亦兄弟不如友生之意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有不能教之君，无不可用之民。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则君子教民，虽不七年，可以即戎矣。孟子曰：「师文王者，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可以为政于天下。」盖善人之教民，犹小国之施政；小国之政，必七年然后及于天下；善人之教民，必七年然后可以即戎，其势然也。观晋侯之教民，定襄王以示之义，伐原以示之信，大搜以示之礼，然后用之以战。则先王之教民，岂特司马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而已哉？彼不知务者，大则不能教民以礼义，小则不能教民以战阵；及其有事，则驱市人以就死地而已。此孟子所以言「不教而战，谓之殃民」也。《司马法》曰：「教惟豫。」孙武曰：「教道不眀，曰乱。」吴起曰：「兵之
译表面上看，他似乎忠诚守信，行为上似乎廉洁正直，指责他，找不到他的过错；批评他，也找不到他的瑕疵，而大家都喜欢他，这就是乡愿，是众人所喜爱的，所以说“全乡的人都喜欢他，还不足以肯定他”。懒惰的人不能修身，嫉妒的人害怕别人修身，所以事情成功了诽谤就兴起，德行高尚了诋毁就到来，这就是独行其是的人，是众人所厌恶的，所以说“全乡的人都厌恶他，还不足以否定他”。周朝衰微时，京地的人认为叔段是仁人，沃地的人认为桓叔是君子，齐地的人认为陈仲子是廉洁的，认为匡章是不孝的，那么乡人的喜好和厌恶，难道可以不考察吗？所以乡人中善良的人喜欢他，不善的人厌恶他，那么所喜欢的无非是善人，所厌恶的无非是不善之人了。孔子说：“大家都喜欢他，一定要考察；大家都厌恶他，一定要考察。”孟子说：“国人都说贤能，然后去考察；国人都说该杀，然后去考察。”《尚书》说：“出入都听从你的师长，众人的言论一致就加以验证。”都是这个意思。大概谋划贵在众人参与，决断贵在独自决断，不依据乡人的意见，就会失之于刚愎自用；依据乡人的意见却不考察，就会失之于随波逐流。对内不刚愎自用，对外不随波逐流，只有仁者能做到，所以说：“只有仁者能正确地喜爱人，能正确地厌恶人。”
孔子说：“为君子做事容易，但很难取悦他。不依正道去取悦他，他不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时，会根据人的才能来任用。为小人做事很难，但很容易取悦他。不依正道去取悦他，他也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时，会苛求完美。”
君子要求自己端正，要求别人宽容。端正所以难以取悦，宽容所以容易共事。小人要求自己不端正，要求别人苛刻。不端正所以容易取悦，苛刻所以难以共事。《易经》泰卦九二的包容荒秽，凭借大河，是容易共事的表现。兑卦九二的诚信，是难以取悦的表现。对人不求全责备，且不亲近声色，商汤的容易共事、难以取悦就是这样。不炫耀也能临朝，而没有攀附羡慕之心，文王的容易共事、难以取悦就是这样。容易共事，是仁；难以取悦，是义。小人则相反。
孔子说：“君子安详舒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安详舒泰。”
君子心胸坦荡，且谦虚以自我修养，所以安详舒泰而不骄傲；小人常常忧愁恐惧，且轻视他人而看重自己，所以骄傲而不安详舒泰。庄子说：“内心安详舒泰安定的人，发出的是天然的光辉。”《易经》说：“践行安详舒泰，然后才能安宁。”那么内心安详舒泰安定，是德行；践行安详舒泰，是行为。《礼记》说：“小人富有就骄傲。”荀子说：“小人有能力就倨傲骄傲，富有就骄傲，这是被利所累；有能力就骄傲，这是被名所累。”君子安于能够践行，而不知道有名利，所以能安详舒泰而不骄傲；小人被名利所累，而不知道有德行，所以骄傲而不能安详舒泰。君子不骄傲，有所谓的骄傲，就是荀子所说的“志向意志修养好了就骄傲于富贵”；小人不安详舒泰，有所谓的安详舒泰，就是《礼记》所说的“骄傲放纵而失去它”。然而骄傲于富贵，并不是君子成名时的状态；等到君子成名时，就没有骄傲了。
孔子说：“刚强、坚毅、质朴、迟钝，接近仁。”
刚强就没有欲望，没有欲望就宁静。仁者宁静，所以刚强接近仁。坚毅就果敢，果敢就勇敢。仁者必定勇敢，所以坚毅接近仁。质朴的人没有伪善的脸色，就不以脸色取悦仁；迟钝的人没有巧言，就不以口才损害仁。凡此种种，都是不以末节损害根本。仁者致力于根本罢了，所以质朴迟钝接近仁。刚强、坚毅、质朴、迟钝，接近仁，是因为本质美好。努力推己及人而行，求仁没有比这更近的了。这是因为行为美好。
子路问：“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切磋勉励，和乐融洽，可以称为士了。朋友之间切磋勉励，兄弟之间和乐融洽。”
切切是责备，偲偲是勉励。《诗经》说：“砍伐树木丁丁响，鸟儿鸣叫嘤嘤声，这就是切切偲偲的意思。”兄弟和睦，和乐且沉迷，这就是怡怡的意思。大概家室之内，恩情掩盖道义；家室之外，道义掩盖恩情。孔子说：“朋友切磋勉励，兄弟和乐融洽。”孟子说：“劝勉向善，是朋友之道。”父子之间不劝勉向善，这都是不因为恩情而废弛道义，不因为道义而伤害恩情。子路为人，粗鲁而行动，他在朋友兄弟之间，一定做不到这样，所以孔子告诉他。“《棠棣》这首诗：‘在急难时，好朋友不如兄弟；在丧乱平定后，兄弟不如朋友。’”这里先说朋友后说兄弟，也是兄弟不如朋友的意思。
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了。”
孔子说：“用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就叫抛弃他们。”
有不能教导百姓的君主，没有不可使用的百姓。善人教导百姓七年，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那么君子教导百姓，即使不到七年，也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了。孟子说：“效法文王的，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就可以治理天下了。”大概善人教导百姓，就像小国施政；小国的政治，必定七年然后才能推广到天下；善人教导百姓，必定七年然后可以投入战争，这是形势使然。看晋侯教导百姓，安定襄王以显示道义，讨伐原国以显示信用，大举搜阅以显示礼仪，然后才让他们投入战争。那么先王教导百姓，难道仅仅是司马规定的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的节律而已吗？那些不知务本的人，大的方面不能教导百姓礼义，小的方面不能教导百姓战阵；等到有事时，就驱赶市井百姓去送死罢了。这就是孟子说“不教导就作战，叫做祸害百姓”的原因。《司马法》说：“教导只在于预先。”孙武说：“教导的方法不明确，叫做混乱。”吴起说：“军队的
法，教戎为先。」邓析曰：「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巫；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春秋》书「师次于郎，甲午治兵」，「师次而后治兵」，宜圣人讥之也。
译治理国家，教化戎狄是首要任务。」邓析说：「谋虑不先确定，就不能应对巫祝；军队不熟练训练，就不能抵挡敌人。」《春秋》记载「军队驻扎在郎地，甲午日整治军队」，「先驻扎军队而后整治军队」，这大概是圣人讥讽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