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第一
而乐，则恱者有所得于外，乐者有所适于内。朋友之讲习，易以为恱；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以为乐。是讲习亦此意也。然人之情，莫不喜其所同，恶其所异，荣其所达，丑其所穷。则其喜恶荣丑，在物而不在我，庸能安于命哉？此孔子所以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人不知而不愠，然后为君子。《易》曰：“不见是而无闷。”子曰：“不见知而不悔。”孟子曰：“人不知亦嚣嚣。”故孔子在陈弦歌不衰，孟子去齐未尝不豫，凡以此也。传曰：“兰不为莫服而不芳，舟不为莫乗而不浮，君子不为莫知而愠。”彼子路之愠，见子贡之色作，岂知是哉？
译至于快乐，那么喜悦是对外物有所获得，快乐是对内心有所安适。朋友间的讲习切磋，容易让人感到喜悦；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并教育他们，孟子认为这是快乐。这讲习也是这个意思。然而人的本性，没有不喜欢与自己相同的人，不厌恶与自己不同的人，不推崇显达的人，不鄙夷困窘的人。那么这种喜好、厌恶、推崇、鄙夷，在于外物而不在于自身，怎么能安于命运呢？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了解命运，就无法成为君子”。别人不了解自己却不生气，然后才能成为君子。《易经》说：“不被认可也不烦闷。”孔子说：“不被了解也不后悔。”孟子说：“别人不了解自己，也能安然自得。”所以孔子在陈国弹琴唱歌不止，孟子离开齐国时不曾不愉快，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传文说：“兰花不会因为没有人佩戴而不芬芳，船不会因为没有人乘坐而不漂浮，君子不会因为没有人了解而生气。”那子路的生气，看到子贡脸色变化，难道懂得这个道理吗？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犯上者，常始于不顺；作乱者，常始于犯上。孝弟则顺矣。故好犯上者鲜，不好犯上则顺之至。故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有子不曰“不犯上”，而曰“不好犯上”。者，不犯上在迹；不好犯上在心。心之所不好，则迹之所不为，可知。《诗序》以“无犯非礼”不及“无思犯礼”之深，则不犯上不及不好犯上之为至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弟出于性，而道又出于孝弟。人莫不有孝弟之良心，而道常不存者，以其务末不务本也。言本立而道生，又言孝弟仁之本。盖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礼记》言“中者天下之大本，继之以和者天下之达道”；《诗序》言“《葛覃》后妃之本，继之以化天下以妇道”。其所谓本者虽殊，其本立而道生则一也。孟子以事亲为仁之实，有子则以孝弟为仁之本者，孟子执同以为异，有子合异以为同，故也。古之立言者类多如此。孟子言“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礼记》则言“孝近王，弟近霸”；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乐何”，《礼记》则“义近礼，仁近乐”。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讷者，无巧言；木者，无令色。木与讷，务本者也，故近仁。巧言令色，务末者也，故鲜矣仁。礼称辞欲巧，诗美令仪。巧令者，何也？子曰：有其本而辅以末，则庶乎其可；若事其末而忘其本，则不可。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谋贵忠，言贵信，传贵习。谋交传者，施诸人；忠信习者，存诸已。先忠信，而后习。与《易》言：“忠信进徳，继之以修辞，立其诚。”礼言：“尊徳性，而继之以道问学。”同意。季文子三思，则思其所未然者也；曽子之三省，则省其所已然者也。传曰：“君子三省乎身，则智明而行无过。”此之谓欤？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曾子三省其身，可谓善守身矣。
子曰：「道千乗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敬则无所茍，信则无所诞，节用则不伤财，爱人则不害民，使民以时则不夺其力。盖不能敬事则不能立信，不能节用则无以爱人。故言敬事而继之以信，言节用而继之以爱人。成王诰康叔以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则敬事而信，所谓敬典也；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所谓裕民也。示之以敬，则民不慢；示之以信，则民不疑；示之以爱，则民不离。然后从而使之，且使之也，又以时。人孰以为厉已哉？言人又言民者，人有十等，民则特其贱者而已。爱则兼乎贵贱，故言人使之，则特其贱者，故言民。《诗》曰：「宜民宜人。」《传》曰：「和其民人。」与此同意。《周官》县师、质人、朝士所谓「人民」，则异于是矣。千乗之国，百里之国也。《礼记》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乗。」者，革车千乗，自百里言之，地方七百里，兼附庸言之。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入则孝于父兄，出则弟于长上。庸行之谨，庸言之信。泛爱众而有容，亲仁而有择。凡此尊徳性者也。尊徳性，而后可以道问学。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盖弓调然后可以求中，马服然后可以求良，士信悫然后可以求智能。若夫不知出此，而以学文为先，此古人所以讥其圣。读庸行，凤鸣鸷翰也。礼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彼善而我善之，谓之善善；彼贤而我贤之，谓之贤贤。易色，智也；事父母能竭其力，孝也；事君能致其身，忠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也。有是四者，则其质美矣。故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由是观之，朽木粪土之质，虽博学多闻，君子谓之未学，可也。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
译有子说：“一个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级，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不喜欢冒犯上级，却喜欢造反作乱，这样的人是从来没有的。”
冒犯上级的人，往往始于不顺从；造反作乱的人，往往始于冒犯上级。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就是顺从。所以喜欢冒犯上级的人很少，不喜欢冒犯上级就是顺从到了极点。所以喜欢造反作乱的人，是从来没有的。有子不说“不冒犯上级”，而说“不喜欢冒犯上级”。这是因为，“不冒犯上级”体现在行为上；“不喜欢冒犯上级”体现在内心上。内心所不喜欢的，行为上就不会去做，这是显而易见的。《诗经序》认为，“不冒犯非礼”不如“不思念冒犯礼法”深刻，那么“不冒犯上级”也就不如“不喜欢冒犯上级”达到极致了。
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也就产生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吧？
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出于本性，而道又产生于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人没有不具备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良心的，但道常常不能保持，是因为他们致力于细枝末节而不致力于根本。说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又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仁的根本。大概仁就是人，合起来说就是道。《礼记》说：“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接着说和是天下通行的道”；《诗经序》说：“《葛覃》是后妃的根本，接着说教化天下以妇道”。它们所说的根本虽然不同，但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这一道理是一样的。孟子以侍奉父母为仁的实质，有子则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为仁的根本。孟子是把相同的东西看作不同，有子是把不同的东西看作相同，所以如此。古代立言的人大多像这样。孟子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罢了”，《礼记》却说：“孝顺接近王道，敬爱兄长接近霸道”；孔子说：“人如果不仁，礼乐又能怎么样呢”，《礼记》却说：“义接近礼，仁接近乐”。
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脸色，这种人很少有仁德。”
说话迟钝，就没有花言巧语；质朴，就没有和善的脸色。质朴和说话迟钝，是致力于根本的，所以接近仁德。花言巧语和和善的脸色，是致力于细枝末节的，所以很少有仁德。礼制称言辞要巧妙，诗歌赞美仪容美好。巧妙的言辞和美好的仪容，是什么呢？孔子说：有了根本而辅以细枝末节，那么差不多就可以了；如果从事细枝末节而忘记了根本，那就不行。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谋划是否不忠诚？与朋友交往是否不守信？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没有温习？”
谋划贵在忠诚，言语贵在守信，传授的知识贵在温习。谋划、交往、传授，是施加于别人的；忠诚、守信、温习，是存于自己的。先做到忠诚守信，然后温习。这与《易经》所说的：“忠诚守信增进德行，接着修饰言辞，确立诚信。”礼制所说的：“尊崇道德本性，接着通过问学来引导。”意思相同。季文子三思而后行，是思考那些尚未发生的事情；曾子的多次反省，是反省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传文说：“君子多次反省自身，那么智慧就会明达而行为没有过错。”说的就是这个吧？孟子说：“事情什么最大？侍奉父母最大。守护什么最大？守护自身最大。”曾子多次反省自身，可以说是善于守护自身了。
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严肃认真地办理政事而讲求信用，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
严肃认真就没有苟且，讲求信用就没有欺诈，节约用度就不浪费财物，爱护百姓就不伤害民众，顺应农时役使百姓就不剥夺他们的劳力。大概不能严肃认真地办理政事就不能确立信用，不能节约用度就无法爱护百姓。所以说严肃认真地办理政事接着说讲求信用，说节约用度接着说爱护百姓。成王告诫康叔说：“你也要无不能够恭敬地遵循法典，从而宽裕地对待百姓。”那么严肃认真地办理政事而讲求信用，就是所说的恭敬地遵循法典；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顺应农时役使百姓，就是所说的宽裕地对待百姓。向百姓展示恭敬，百姓就不会怠慢；向百姓展示信用，百姓就不会怀疑；向百姓展示爱护，百姓就不会背离。然后从而役使他们，而且役使他们时，又顺应农时。谁会认为这是在虐待自己呢？说人又说百姓，是因为人有十个等级，百姓特指其中地位低贱的人。爱护则兼顾贵贱，所以说人；役使则特指地位低贱的人，所以说百姓。《诗经》说：“适宜百姓，适宜众人。”传文说：“调和百姓众人。”与此意思相同。《周礼》中县师、质人、朝士所说的“人民”，则与此不同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是方圆百里的国家。《礼记》说：“分封周公于曲阜，土地方圆七百里，革车千辆。”这里说革车千辆，是从方圆百里来说的；土地方圆七百里，是连同附庸来说的。
孔子说：“年轻人在家就要孝顺父母，出门就要敬爱兄长。要谨慎而守信，广泛地爱护众人，亲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
在家就要孝顺父亲和兄长，出门就要敬爱长辈和上级。日常行为要谨慎，日常言语要守信。广泛地爱护众人而有包容，亲近有仁德的人而有选择。凡此都是尊崇道德本性的。尊崇道德本性，然后才可以引导问学。所以说：行为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大概弓调好了然后才可以求射中，马驯服了然后才可以求良马，士人诚信笃实然后才可以求智能。如果不从这里出发，而把学文放在首位，这就是古人讥讽其圣的原因。读“庸行”，如凤凰鸣叫，鹰隼展翅。礼制说：忠诚守信的人可以学习礼。
子夏说：“尊重贤德而轻视美色，侍奉父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侍奉君主能献出自己的生命，与朋友交往说话讲信用，虽然说是没有学习过，我必定认为他学习过了。”
他善良而我善待他，叫做善善；他贤德而我尊重他，叫做贤贤。轻视美色，是智；侍奉父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是孝；侍奉君主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忠；与朋友交往，说话讲信用，是信。有这四种品德，那么他的本质就是美好的了。所以虽然说是没有学习过，我必定认为他学习过了。由此看来，朽木粪土般的本质，虽然博学多闻，君子说他没有学习过，是可以的。
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
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徳，貌重则有威。盖重足以畏人，而不诎于人；足以役物，而不役于物。不诎于人，故有威；不役于物，故学固。昔颜氏子视听言动无非礼，则重矣。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失之，则固矣。庄子云：“中无主则不正，外无正则不行。主忠信则有主于内，无友不如已则有正于外也。”重以固其学，友以辅其徳，可谓善学矣。然过而惮改，则不足以成君子之道。故终之以“过则勿惮改也”。《易》之要终于补过之无咎，孔子之忧终于不善不能改，与此意同。
曾子曰慎终追逺民徳归厚矣
孝经》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慎终者也。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追逺者也。于终慎之，则生可知；于逺追之，则近可知。此民徳所以归厚矣。《诗》序有云：「民徳归厚」，一者，一者，民之行厚者，民之性则民性即民徳归厚一者，以行齐行也；民徳归厚者，以性化性也。慎终追逺，民徳归厚，岂非以性化性哉？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礼曰：「温良者，仁之本。」又曰：「恭俭以求役仁，信让以求役礼。」则温良恭俭让者，仁与礼而已。仁者爱人，爱人则人常爱之；有礼者敬人，敬人则人常敬之。此夫子之至于是邦，必闻其政也。然夫子之道，其体无方，其用无体，岂特温良恭俭让而已哉？盖释其所有，而致人之所以来者，如斯而已。若夫哀公、季康子问之于鲁，景公问之于齐，叶公问之于楚，凡此皆未尝求之，而彼自以其政来问，则夫子之所求，求诸已而已。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父在，观其志，将以承之也。父没，观其行，将以行之也。三年无改，过乎此而改之可也。庄子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孔子以为难能，谓其过三年而不改故也。《礼》曰：“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爱，爱之；父母之所敬，敬之；至于犬马，尽然，况于人乎？”此孝子所以改父之道，不忍为也。然父之道为可行也，虽终身无改可也；以为不可行也，三年无改可乎？曰：“古之人君有三年之丧，皆以其国听于冢宰。虽父之道为不可行，吾犹不与改也。彼鲁隠公于其可改而不改，以至成先公之邪志；秦襄公于其不可改而改之，以至忘先君之举，皆不足以语此。”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敬者，礼之体；和者，礼之用。一之于敬，则离故，用和为贵。一之于和，则流故，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非小大由之者也。然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传曰：“敬与和相反而相成。”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
言必信，则逺义；行太巽，则逺礼。君子无逺义之信，然后言可复；无逺礼之恭，然后逺耻辱。晋文公伐原，退舎则言可复；尾生之信，非可复也。孔子敬所不敬，则逺耻辱；陈质之恭，非逺耻辱也。耻由中出，辱自外至。《论语》有言“耻”，而不及“辱”，此兼言之者，以其恭近礼，而待已侍人之道备故也。
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不因人而人因之，其徳崇。徳崇，则人之所宗也。莫之因而因人者，其徳卑。徳卑，非人之所宗也。虽然，因人而不失其所亲，则所闻者正言，所见者正行，亦可宗也。《易·比》之初六，择有孚者比之，所谓因不失其亲也。终来有它吉，所谓亦可宗也。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己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不以小体害大体，敏于事而慎于言，不以所言胜所为。此资诸已者也，就有道而正焉；资诸人者也，古之有道者，所饱在徳，不在
译言语庄重则有法度，行为庄重则有德行，仪态庄重则有威严。因为庄重足以使人敬畏，而不屈服于人；足以役使外物，而不被外物役使。不屈服于人，所以有威严；不被外物役使，所以学问稳固。从前颜回视听言动没有不合乎礼的，这就是庄重。得到一点善行就恳切地牢记在心而不丢失，这就是稳固。庄子说：“内心没有主宰就不端正，外面没有准则就不能实行。内心以忠信为主宰，外面结交不低于自己的人作为准则。”用庄重来稳固学问，用朋友来辅助德行，可以说是善于学习了。然而有了过错却害怕改正，就不足以成就君子的道。所以最后归结于“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易经》的要旨最终归结于弥补过错而没有灾祸，孔子的忧虑最终归结于不善而不能改正，这与上述意思相同。
曾子说：“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念久远的祖先，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淳厚。”
《孝经》说：“捶胸顿足哭泣，用哀痛的心情送葬；占卜选择墓地，安葬入土，这是慎重办理丧事。建立宗庙，让鬼神享用祭品；春秋两季按时祭祀，追思祖先，这是追念久远。在丧事上慎重，就可以知道生前的情况；在久远的祖先上追念，就可以知道近亲的情况。这就是百姓德行归于淳厚的原因。《诗经》序言中有说：‘百姓德行归于淳厚’，一方面，一方面，百姓行为淳厚，百姓本性即百姓德行归于淳厚一方面，是用行为来规范行为；百姓德行归于淳厚，是用本性来感化本性。慎重办理丧事，追念久远祖先，百姓德行归于淳厚，难道不是用本性感化本性吗？
子禽问子贡说：“老师每到一个国家，必定能听到该国的政事，是求来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老师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因此得到这些，老师求取政事的方式，大概不同于别人的求取方式吧？”
《礼记》说：“温和善良，是仁的根本。”又说：“恭敬节俭用来服务于仁，诚信谦让用来服务于礼。”那么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就是仁和礼罢了。仁爱的人爱护别人，爱护别人则别人常常爱护他；有礼的人尊敬别人，尊敬别人则别人常常尊敬他。这就是老师每到一个国家，必定能听到政事的原因。然而老师的道，其本体没有固定的方所，其应用没有固定的形体，难道仅仅是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而已吗？大概是舍弃自己所有的，而使人之所以来归附的原因，像这样罢了。至于哀公、季康子在鲁国问政，景公在齐国问政，叶公在楚国问政，凡此种种都没有主动求问，而是他们自己带着政事来问，那么老师所求取的，只是求诸自身罢了。
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可以算是孝了。”
父亲在世时，观察他的志向，是为了继承它。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是为了实行它。三年不改变，超过这个期限而改变是可以的。庄子不改变父亲的臣子和父亲的政令，孔子认为难以做到，是因为他超过三年而不改变。《礼记》说：“孝子的身，终身如此，不是终父母之身，而是终其身。所以父母所爱的，爱它；父母所敬的，敬它；至于犬马，都这样，何况是人呢？”这就是孝子不忍改变父亲的道的原因。然而父亲的道如果可行，即使终身不改变也可以；如果认为不可行，三年不改变可以吗？回答说：“古代的君主有三年之丧，都让国家听命于冢宰。即使父亲的道不可行，我也不会参与改变。那鲁隐公在可以改变时不改变，以至于成就先公的邪志；秦襄公在不可改变时却改变了，以至于忘记先君的举措，都不足以谈论这个。”
有子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先王的道，以此为美。小事大事都遵循它，有时行不通；只知道和谐而追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
恭敬，是礼的本体；和谐，是礼的应用。只专注于恭敬，就会疏远，所以用和谐为贵。只专注于和谐，就会放纵，所以小事大事都遵循它有时行不通。只知道和谐而追求和谐，不是小事大事都遵循它的人。然而不用礼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礼记》说：“用恭敬来达到和谐，什么事行不通呢？”传文说：“恭敬与和谐相反相成。”
有子说：“诚信接近于义，言语就可以兑现；恭敬接近于礼，就能远离耻辱。”
言语必定守信，就远离了义；行为过于谦卑，就远离了礼。君子没有远离义的诚信，然后言语就可以兑现；没有远离礼的恭敬，然后就能远离耻辱。晋文公攻打原国，退兵舍营则言语可以兑现；尾生的诚信，不是可以兑现的。孔子尊敬所不敬的人，就远离耻辱；陈质的恭敬，不是远离耻辱的。耻辱从内心产生，侮辱从外部到来。《论语》中有说“耻”，而没有提到“辱”，这里兼而言之，是因为恭敬接近礼，而对待自己和他人的道理完备的缘故。
不因循他人而他人因循他，他的德行崇高。德行崇高，就是人们所尊崇的。没有人因循他而因循他人，他的德行卑下。德行卑下，不是人们所尊崇的。虽然如此，因循他人而不失去所亲近的人，那么所听到的是正言，所见到的是正行，也可以尊崇。《易经·比卦》初六，选择有诚信的人相比附，就是所说的因循而不失去所亲近的人。最终到来有其他的吉祥，就是所说的也可以尊崇。
孔子说：“君子饮食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做事勤勉而说话谨慎，接近有道的人来匡正自己，可以算是好学了。”
饮食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不因为小体害大体，做事勤勉而说话谨慎，不因为言语胜过行为。这是凭借自身的，接近有道的人来匡正自己；这是凭借他人的，古代有道的人，所饱足的是德行，不在
食；所安在仁，不在居。进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屋，若广厦之荫。终身自适，不知荣辱之在我也，在彼也。君子以饱食安居为戒，此学者所宜知也。《易》曰：“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行则所行者也，事则所为者也。”言君子敏于事，又言君子欲敏于行，则敏于行，成徳之君子也；敏于事务，学之君子也。《传》曰：“行成而先，事成而后。”
译饮食；安身之处在于仁德，不在于居所。进献粗劣的豆叶，却有稻粱的美味；遮蔽简陋的蓬屋，如同广厦的荫庇。终身自得其乐，不知道荣辱是在我自己身上，还是在别人身上。君子以饱食安居为警戒，这是求学之人应当知道的。《易经》说：“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行动就是所践行的，事务就是所作为的。”这是说君子勤勉于事务，又说君子想要勤勉于行动，那么勤勉于行动，是成就德行的君子；勤勉于事务，是求学的君子。《传》说：“行动成就在先，事务完成在后。”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巳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谄，失之卑；骄，失之亢。二者非本于自然，而常出于或使。故贫而谄，不若无谄；富而骄，不若无骄。然无谄则能守而已，未若乐；无骄则能恭而已，未若好礼。此所以有其质者，不可不成之以学也。治骨与角，谓之切磋；治玉与石，谓之琢磨。切磋则以彼利器，修此而成器，故譬之道学；琢磨则以谓见不善，改此而成善，故譬之自修。道学，所谓见贤思齐者也；自修，所谓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自切磋至于琢磨，然后器可用；自道学至于自修，然后道可成。故先切磋，后琢磨；先道学，后自修也。《礼》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荀卿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盖别而言之，切磋非自修，琢磨非道学；合而言之，皆学问而已。此以富而无骄，未若好礼。以好礼然后不骄，何也？无骄者质也，好礼者文也。美质者，待文而后成；故无骄未若好礼。非美质者，待文而后治；故好礼而后不骄。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人之于已，知不为益，不知不为损，故不患不知，以在外故也。已之于人，知则为智，不知则为不智，故患不知人，以在我故也。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亦此意欤？
为政第二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天运无穷，三光迭耀，其中正而不移者，北辰而已。故天之枢，则北辰；为政者取譬焉。北者，道之复于无，无者，无为者也。辰者，居中而正乎四时者也。无为而正乎四时，则无为而无不为矣。为政以徳，亦若此也。盖政以徳，然后善；以正，然后行。《书》曰：「徳惟善政，政以徳然后善也。」孔子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以正而后行也。」孔子之时，为政者不然，故譬称以明之。《家语》曰：「徳者，政之始。」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无邪者，天之道。思无邪者，人之道。诗言性情，而束之于法度。其言虽多，一言可以蔽之者，思无邪而已。观变风、变雅，作于王道陵夷之后，犹止乎礼义，则诗之「思无邪」者，于此可见矣。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扬子曰：「多闻，守之以约。」《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者，说约故也。然说约者，犹事乎善言。为诗者不说，则忘言矣。盖言者，君子所以教人；忘言者，君子所以自处。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徳，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政，则非以徳。道之以徳，非无政也。齐之以刑，则非有礼。齐之以礼，非无刑也。民免而无耻，礼所谓民有遯心也。有耻且格，礼所谓民有格心也。民可使觌徳，不可使觌刑。觌徳则纯，觌刑则乱。则道之以政，以至于民免而无耻者，觌刑则乱也。道之以徳，以至于有耻且格者，觌徳则纯也。书云：「帝徳罔愆，继之以不犯于有司。」此道之以徳而有耻且格者也。传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此道之以政，民免而无耻者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志学至立，为学日益，而穷理者也。不惑至耳顺，为道日损，而尽性者也。然心不踰矩，损之又捐，而至于命者也。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则十五志于学，兴于诗，而可与共学者也。三十而立，立于礼，而可与立者也。成于乐，而可与权者也。惟七十从心，然后能之耳。然耳顺则用耳而已，非所谓视聴不用耳目；从心则有心而已，非所谓废心而用形。孔子之言不及是者，姑以与人同也。孔子尝曰：「吾六十有九，未闻
译子贡说：“贫穷却不谄媚，富有却不骄傲，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不如贫穷却安乐，富有却喜好礼法的人。”子贡说：“《诗经》说：‘像骨角那样切磋，像玉石那样琢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说：“赐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告诉你过去的，你就能推知未来的。”
谄媚，过失在于卑微；骄傲，过失在于亢奋。这两者并非出于自然本性，而常常是受外力驱使。所以贫穷而谄媚，不如不谄媚；富有而骄傲，不如不骄傲。然而不谄媚只是能够坚守本分罢了，不如安乐；不骄傲只是能够恭敬罢了，不如喜好礼法。这就是说，拥有良好资质的人，不可不通过学习来完善自己。加工骨角，叫做切磋；加工玉石，叫做琢磨。切磋是用利器修整材料使其成为器物，所以用来比喻向他人学习；琢磨是因为看到不善之处，改正自己从而向善，所以用来比喻自我修养。向他人学习，就是所说的见到贤人就想着向他看齐；自我修养，就是所说的见到不贤的人就内心自我反省。从切磋到琢磨，然后器物才能有用；从向他人学习到自我修养，然后大道才能成就。所以先切磋，后琢磨；先向他人学习，后自我修养。《礼记》说：“玉不经过雕琢，就不能成为器物；人不经过学习，就不懂得大道。”荀子说：“像骨角那样切磋，像玉石那样琢磨。”指的是做学问。分开来说，切磋不是自我修养，琢磨不是向他人学习；合起来说，都是做学问。这就是说，富有而不骄傲，不如喜好礼法。因为喜好礼法然后才能不骄傲，为什么呢？不骄傲是内在的资质，喜好礼法是外在的文饰。美好的资质，需要文饰然后才能成就；所以不骄傲不如喜好礼法。资质不美的人，需要文饰然后才能治理；所以喜好礼法然后才能不骄傲。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
别人了解自己，对自己没有益处；不了解自己，对自己没有损害，所以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因为这是身外之事。自己了解别人，了解就是智慧，不了解就是没有智慧，所以担心不了解别人，因为这是自身之事。孔子说：“不担心没有职位，担心没有赖以立足的才能。”也是这个意思吧？
为政第二
孔子说：“以道德来治理政事，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都环绕着它。”
天道运行无穷无尽，日月星辰交替闪耀，其中端正而不移动的是北极星。所以天的枢纽是北极星，治理政事的人取它作为比喻。北，是道回归于无，无，就是无为。辰，是居中而端正四季的。无为而端正四季，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以道德治理政事，也是如此。大概政事有了道德，然后才完善；有了端正，然后才能推行。《尚书》说：“道德是善政的根本，政事有了道德然后才完善。”孔子说：“你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有了端正然后才能推行。”孔子那个时代，治理政事的人不是这样，所以用比喻来阐明它。《孔子家语》说：“道德，是政事的开始。”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无邪’。”
没有邪念，是天道的法则；思想纯正无邪，是人道的法则。《诗经》言说人的性情，却约束在法度之中。它的言论虽然很多，但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纯正无邪。观察变风、变雅，产生于王道衰微之后，仍然止于礼义，那么《诗经》的“思想纯正无邪”，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孟子说：“广泛学习并详细解说，是为了最终回归到简约。”扬雄说：“多听多见，用简约的原则来坚守。”《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是因为解说简约的缘故。然而解说简约，还在于善于言辞。作诗的人不执着于言辞，就能忘掉言辞。大概言辞，是君子用来教导别人的；忘掉言辞，是君子用来安顿自己的。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顿百姓，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法来整顿百姓，百姓既有羞耻心而且能归服。”
用政令引导，就不是用道德。用道德引导，并不是没有政令。用刑罚整顿，就不是用礼法。用礼法整顿，并不是没有刑罚。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就是《礼记》所说的百姓有逃避之心。有羞耻心而且归服，就是《礼记》所说的百姓有归服之心。百姓可以让他们看见道德，不可以让他们看见刑罚。看见道德就纯正，看见刑罚就混乱。那么用政令引导，以至于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是因为看见刑罚就混乱。用道德引导，以至于有羞耻心而且归服，是因为看见道德就纯正。《尚书》说：“帝王的道德没有差错，接着百姓就不触犯官府。”这就是用道德引导而有羞耻心且归服的情况。传文说：“法令一出，奸邪就产生；命令一下，欺诈就兴起。”这就是用政令引导，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的情况。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能自立于世，四十岁不迷惑，五十岁知道天命，六十岁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七十岁能随心所欲，却不越出规矩。”
从立志学习到自立于世，是做学问日益增加，从而穷尽事理。从不迷惑到听得进不同意见，是修道日益减少，从而穷尽本性。然而心不越出规矩，是减少再减少，从而到达天命。孔子说：“兴起于《诗》，自立于礼，完成于乐。”又说：“可以一起学习的，未必可以一起追求大道；可以一起追求大道的，未必可以一起自立；可以一起自立的，未必可以一起权衡变通。”那么十五岁立志学习，兴起于《诗》，就是可以一起学习的。三十岁自立，自立于礼，就是可以一起自立的。完成于乐，就是可以一起权衡变通的。只有七十岁随心所欲，然后才能做到。然而听得进不同意见只是运用耳朵罢了，并不是所说的视听不靠耳目；随心所欲只是有心罢了，并不是所说的废用心智而运用形体。孔子的话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暂且与普通人相同。孔子曾经说：“我六十九岁，还没有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