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全解卷五
论语全解卷五
宋陈祥道撰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仁人道也，命天道也，利则和同天人之际者也。仁命，人所难知；利，人所难为。智足以及此，无事于言；智不足以及此，无足以与言。所以罕言也。天之所利，年饥不足博施济众，尧舜犹病，况于人乎？故鲜言之。以利人所难为，故也。孔子于利罕言，孟子于利不言。盖罕言者，利之本；不言者，利之末。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颜闵之徒，或以徳行称，或以政事称，或以文学称，或以言语称，皆其所以成名也。孔子无所不学，而人莫名其所以学；无所不知，而人莫名其所以知，则无所成名也。圣人之于天下，方其人之知我也，则承之以谦，若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我于辞命则不能也。”方其人之不知我，则髙其言曰：“天生徳于予，文不在兹乎？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此孔子所以执御而不执射者，以达巷党人之知我故也。孟子于公孙丑之言，既圣则曰：“恶是何言？”于距杨墨则曰：“予欲承三圣。”其抑扬髙下，亦若是而已。射与御皆艺也，古者男子之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不能者则辞以负薪之忧。《周官》六艺先射而后御，《诗》之“叔于田”先善射而后良御，则射者古之所尤重也。孔子于射不敢执，而曰“执御”，者谦之至也。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先王制礼之设，为泰不为俭，为泰不为恭。用可以俭，虽礼有所不行；行在乎恭，虽从有所不从。故众俭则从俭，众泰则从礼。从众者义也，从礼者理也。义者，礼之权；理者，礼之经。知礼之经，则考之先王而不谬；知礼之权，则推于当世而可行。三代之所以因革损益者，亦不过如此而已矣。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圣人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以诚而已。毋意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而已。毋必也，可以止则止，可以仕则仕，趣时而已。毋固也，视人如我，视我如人，非特克已而已，毋我也。庄子曰：“于羊弃意，圣人不必，至人无已此之谓也。”虽然，毋意也，有所谓意，易曰：“立象以尽意”，是也。毋必也，有所谓必，名之必可言，是也。毋固也，有所谓固，君子固穷，是也。毋我也，有所谓我，以我为隐乎，是也。五行之性，惟火为能毋我，而火于五脏主神，此毋我者，圣人之妙用故于后言之，“毋”者，禁止之辞也。孔子之于四者，非无也，特止而不为尔。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圣人之勇，能无惧，如畏于三军。孟施舍之勇，能无惧，而畏于三军。圣人于内能无惧，于外不能无畏。圣人无惧而畏，如孟施舍，同其所以无惧与孟施舍异。若孟子不动心与告子同，其所以不动心与告子异。老子曰：「人之所畏，不敢不畏。」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文王至于孔子，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道徳者，本也；艺能者，末也。有其本而辅之以末，则不害为君子；若事其末而忘其本，则不免为众人。周公之多才多艺，与孔子之多能，则多能亦圣人之所不废，而非其所先也。圣人之于天下，能圆，能方，能短，能长；流之斯为川，塞之斯为渊；升则云，潜则渊。仁者见之谓仁，智者见之谓智，太宰见之谓多能，不亦宜乎？
子曰：「吾
译《论语全解》卷五
宋代陈祥道撰
子罕第九
孔子很少谈论利、命和仁。仁是人道，命是天道，利则是调和天人关系的因素。仁和命，是人难以知晓的；利，是人难以做到的。智慧足以达到这些境界的人，无需多言；智慧不足以达到这些境界的人，不值得与之谈论。这就是孔子很少谈论这些的原因。上天所认为有利的，在年成饥荒时不足以广泛施予、救济众人，尧舜尚且感到困难，何况普通人呢？所以很少谈论。因为利是人难以做到的，所以如此。孔子对于利很少谈论，孟子对于利则完全不谈。大概很少谈论的是利的根本，完全不谈的是利的枝节。
达巷党的人说：“伟大啊，孔子！博学却没有一个特定的名声。”孔子听到这话，对门下的弟子说：“我该专精什么呢？专精驾车呢？还是专精射箭呢？我专精驾车吧。”
颜回、闵子骞等人，有的以德行著称，有的以政事著称，有的以文学著称，有的以言语著称，这些都是他们成名的原因。孔子无所不学，而人们不知道他学习的缘由；无所不知，而人们不知道他知晓的缘由，因此没有特定的名声。圣人对于天下，当人们了解他时，他就以谦逊回应，好像说：“我年少时地位低下，所以掌握了许多粗鄙的技能。”至于圣和仁，我怎么敢当呢？“君子所遵循的道有三项，我都不具备。”“我在辞令方面是不能胜任的。”当人们不了解他时，他就抬高自己的言论说：“上天赋予我德行，周代的礼乐文化不就在我的身上吗？下学人事而上达天命，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这就是孔子选择专精驾车而不专精射箭的原因，是因为达巷党的人了解他。孟子对公孙丑的言论，既然被称为圣人，就说：“这是什么话？”在抵御杨朱、墨翟时就说：“我要继承三位圣人的道。”这种抑扬高下，也是如此罢了。射箭和驾车都是技艺，古代男子出生时，用桑木做弓，蓬草做箭，射向天地四方，不能做到的就以承担砍柴的忧虑为借口推辞。《周礼》六艺中先射箭而后驾车，《诗经》中“叔于田”先赞美射箭而后赞美驾车，可见射箭是古代特别看重的。孔子对于射箭不敢专精，而说“专精驾车”，这是谦逊到了极点。
孔子说：“用麻布制成的礼帽，符合礼制。现在用黑丝制成，更节俭，我跟随大众。在堂下拜，符合礼制。现在先在堂上拜，太傲慢了。虽然违背大众，我坚持在堂下拜。”
先王制定礼制，是为了防止傲慢而不是为了节俭，是为了防止傲慢而不是为了恭敬。如果可以用节俭的方式，即使礼制有所不行；如果行在于恭敬，即使跟随大众有所不从。所以大众节俭就跟随节俭，大众傲慢就遵循礼制。跟随大众是义，遵循礼制是理。义，是礼的变通；理，是礼的常道。知道礼的常道，就考察先王而不谬误；知道礼的变通，就推行于当世而可行。三代之所以因袭变革、增减损益，也不过如此罢了。
孔子杜绝了四种毛病：不臆测，不绝对，不固执，不自私。
圣人对于天下，没有固定的倾向，没有绝对的排斥，只是以真诚而已。不臆测，是说言语不必守信，行为不必果断，只以义为准。不绝对，是说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做官就做官，顺应时势而已。不固执，是说看待别人如同看待自己，看待自己如同看待别人，不仅仅是克制自己而已，不自私。庄子说：“舍弃臆测，圣人没有绝对，至人没有自我，说的就是这个。”虽然如此，不臆测，有所谓的臆测，《易经》说：“树立形象以穷尽意旨”，就是这个。不绝对，有所谓的绝对，名称必定可以说出，就是这个。不固执，有所谓的固执，君子安守穷困，就是这个。不自私，有所谓的自我，以我为隐晦吗，就是这个。五行之性，只有火能够不自私，而火在五脏中主宰精神，这不自私，是圣人的妙用，所以在最后说，“毋”是禁止的言辞。孔子对于这四种毛病，不是没有，只是禁止而不做罢了。
孔子在匡地受到威胁，说：“周文王死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就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那么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圣人的勇敢，能够没有恐惧，如在三军之中。孟施舍的勇敢，能够没有恐惧，而在三军之中感到畏惧。圣人在内心能够没有恐惧，在外部不能没有畏惧。圣人没有恐惧而有畏惧，如同孟施舍，同样是没有恐惧的原因与孟施舍不同。如果孟子不动心与告子相同，其所以不动心的原因与告子不同。老子说：“人所畏惧的，不敢不畏惧。”孟子说：“五百年必定有王者兴起，其间必定有名闻于世的人。从文王到孔子，按数目计算已经超过了，按时序考察则是可以的。所以说：‘文王死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就在我的身上吗？’”
太宰问子贡说：“夫子是圣人吗？为什么他如此多才多艺？”子贡说：“本来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又使他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太宰了解我吗？我年少时地位低下，所以掌握了许多粗鄙的技能。君子需要多才多艺吗？不需要。”牢说：“孔子说：‘我没有被任用，所以掌握了许多技艺。’”
道德是根本，技艺是枝节。有根本而辅以枝节，就不妨碍成为君子；如果从事枝节而忘记根本，就不免成为普通人。周公的多才多艺，与孔子的多才多艺，那么多才多艺也是圣人不废弃的，而不是他所优先的。圣人对于天下，能圆能方，能短能长；流动就成为河流，堵塞就成为深渊；上升就成为云，潜藏就成为深渊。仁者见到它说是仁，智者见到它说是智，太宰见到它说是多才多艺，不也很恰当吗？
孔子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