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第十九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译君子尊重贤德之人而包容众人，赞美善良之人而怜悯能力不足的人。如果我是大贤之人，对于别人有什么不能包容的呢？如果我是不贤之人，别人将会拒绝我，又怎么能去拒绝别人呢？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虽互童、原壤，孔子所不拒。此所谓可者与之。其交也不以道，其接也不以礼。虽滕更、储子，孟子所不答。此所谓不可者拒之。也可者与之，则不失人；不可者拒之，则不失己。不失人，仁也；不失己，义也。子夏所云者尽之矣。子张则以贤不贤异之，非知所谓道与礼也。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逺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庄子曰：「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也。盖有所长，有所用，则可观；不该不徧，则致逺，恐泥。此所以谓之小道也。君子为其大者，而小者从之；小人为其小者，则大者斯害己。」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日知其所亡，知新也，犹之智及之者也。月无忘其所能，温故也，犹之仁能守之者也。孔子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子夏以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好学者。温故然后知新，则其所以己知者多，而其所未知者少，故可以为师；知新然后温故，则其所已知者少，而其所未知者多，故可谓好学而已。古之人，其勤有至于爱日，其极有至于竞辰。故学者有三余之勤，而女工有一月四十五日之说。则夫日不知其所亡，月而忘其所能者，安在其为好学者哉？《诗》曰：「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则其爱日也至矣。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学以知之，而不能笃志以有之，所知者必失；切问以辩之，而不能近思以精之，则所辩者必惑。博学切问，则质诸外，所以穷理；笃志近思，则资诸内，所以尽性。此仁行所以在其中也。《易》曰：“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而终之以仁以行之中。”《庸》曰：“博学之，而终之以笃行之。”盖学而至于行，则可以得仁；学而至于思，则有得仁之道而已。故曰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百工，事事者也。然不居肆，不足以成其事。君子，事道者也。然不务学，不足以致其道。时之人，知事事而不知事道。知事事者，必居肆；而不知事道者，必务学。子夏所以告之。子夏以工之居肆，譬务学。孔子以工之事虽成，而未必善。务学而不取友，则其致道也，孰正之哉？子夏之言，姑以明学之大致而已。庄子曰：道不可致。今此言学以致其道，盖不可致则在道，而所以自致之则在人。庄子亦曰：致道者忘心。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君子作徳其过也，以人知之为幸，故不文；小人作伪，其过也，以人不知为幸，故必文。周公之于管、蔡，其过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不文也；冉求之于颛臾，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必文也。古之制字者，以“口文”过为吝，盖吝则不改，改则不吝；吝则小人，不吝则君子。司马迁曰：“君子之过，谢以质；小人之过，谢以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动容貌，斯逺暴慢，故望之俨然；正颜色，斯近信，故即之也温；出辞气，斯逺鄙倍，故听其言也厉。盖望之俨然，则疑于不厉；及听其言，则厉。俨然而温，温变而厉，此所以谓之变。孔子威而不猛，望之俨然者也；温而厉，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者也。小人则貌轻而不严，色厉而不温，言佞而不厉。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信着于民，然后劳之而不辞；信着于君，然后谏之而不疑。说以先民，民忘其劳；信而后劳其民者也。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信而后谏者也。《易》晋之六三曰：“众允，悔亡，志上行也。”《革》之九四：“改命之吉，信志也。”盖众不允，不可以有民；志不信，不可以改命。信若《晋》之六三、《革》之九四，然后可以无厉己、谤己之悔矣。魏永之于龙门，下车而广公室，此未信而劳民者也。杜根之于邓后，未值其说而见诛，此
译他与人交往遵循道义，与人接触合乎礼法。即使是互童、原壤这样的人，孔子也不拒绝他们。这就是所说的“可以交往的就与他交往”。他与人交往不遵循道义，与人接触不合乎礼法。即使是滕更、储子这样的人，孟子也不回答他们。这就是所说的“不可以交往的就拒绝他”。可以交往的就与他交往，就不会错失好人；不可以交往的就拒绝他，就不会损害自己。不错失好人，是仁；不损害自己，是义。子夏所说的话已经穷尽了这些道理。子张却根据贤与不贤来区别对待，这不是真正懂得什么是道与礼。
子夏说：“即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值得看的地方。但要想达到远大境界恐怕会受阻碍，所以君子不从事这些。”
庄子说：“诸子百家和各种技艺，都有它们的长处，在特定时候也有用处。虽然如此，但它们不全面、不普遍，只是片面之见的人所掌握的。大概因为它们有长处、有用处，所以值得看；因为它们不全面、不普遍，所以要想达到远大境界，恐怕会受阻碍。这就是它们被称为小技艺的原因。君子致力于大的方面，小的方面自然跟随；小人致力于小的方面，那么大的方面就会受到损害。”
子夏说：“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这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这是获取新知，就像智慧能够达到的那样；每月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这是温习旧知，就像仁德能够保持的那样。孔子认为温习旧知从而获得新知，就可以做老师；子夏认为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是好学者。先温习旧知然后获得新知，那么他所知道的就多，而他所不知道的少，所以可以做老师；先获得新知然后温习旧知，那么他所知道的少，而他所不知道的很多，所以只能说是好学罢了。古人勤奋到爱惜光阴，极致到与时间赛跑。所以学者有利用“三余”时间的勤奋，而女工有“一月四十五日”的说法。那么那些每天不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人，哪里算得上是好学者呢？《诗经》说：“我每天奔波，每月远行”，这就是极尽爱惜光阴的表现。
子夏说：“广泛学习并且坚定志向，恳切提问并且思考当前的问题，仁德就在其中了。”
广泛学习以获取知识，但不能坚定志向以拥有它，所知道的必定会丧失；恳切提问以辨析事理，但不能思考当前的问题以精研它，那么所辨析的必定会困惑。广泛学习和恳切提问，是向外求证，用来穷尽事理；坚定志向和思考当前的问题，是向内资取，用来穷尽本性。这就是仁德之所以存在于其中的原因。《易经》说：“通过学习来聚集知识，通过提问来辨析事理，最终用仁德来践行。”《中庸》说：“广泛学习，最终用坚定践行来终结。”大概学习到了践行的地步，就可以获得仁德；学习到了思考的地步，就只是有了获得仁德的方法罢了。所以说仁德就在其中。
子夏说：“各种工匠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道。”
审察木材的曲直和形势，来加工五种材料，来辨别民用器具，这叫做各种工匠。工匠，是从事具体事务的人。然而不待在作坊里，不足以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是从事道的人。然而不致力于学习，不足以达到道。当时的人，只知道从事具体事务而不知道从事道。知道从事具体事务的人，必定待在作坊里；而不知道从事道的人，必定要致力于学习。这是子夏用来告诫他们的。子夏用工匠待在作坊里，来比喻致力于学习。孔子认为工匠的事情虽然完成了，但不一定做得好。致力于学习却不结交朋友，那么达到道的过程中，谁来纠正他呢？子夏的话，暂且只是阐明学习的大致原则罢了。庄子说：道是无法通过努力获得的。现在这里说通过学习来达到道，大概道本身是无法强求获得的，而自我努力达到道的途径在于人。庄子也说：达到道的人要忘却心智。
子夏说：“小人的过错必定加以掩饰。”
君子修养德行，有了过错，以被人知道为幸事，所以不掩饰；小人弄虚作假，有了过错，以别人不知道为幸事，所以必定掩饰。周公对待管叔、蔡叔，他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看得见，不掩饰；冉求对待颛臾，不说“想要攻打”，却必定为之找借口，必定掩饰。古代造字的人，把“口文”过解释为吝惜，大概吝惜就不改正，改正就不吝惜；吝惜就是小人，不吝惜就是君子。司马迁说：“君子的过错，用质朴来谢罪；小人的过错，用文饰来谢罪。”
子夏说：“君子有三种变化，远看庄严可畏，接近温和可亲，听他说话严厉不苟。”
端正容貌，就能远离粗暴傲慢，所以远看庄严可畏；端正脸色，就能接近诚信，所以接近温和可亲；注意言辞语气，就能远离粗俗悖理，所以听他说话严厉不苟。大概远看庄严可畏，就怀疑他不严厉；等到听他说话，才发现严厉。庄严而温和，温和变为严厉，这就是所说的变化。孔子威严而不凶猛，是远看庄严可畏的样子；温和而严厉，是接近温和可亲、听他说话严厉不苟的样子。小人则外表轻浮而不庄严，脸色严厉而不温和，言语谄媚而不严厉。
子夏说：“君子取得信任后才役使百姓，未取得信任就役使百姓，百姓会认为是在虐待自己；取得信任后才进谏，未取得信任就进谏，君主会认为是在诽谤自己。”
信任确立在百姓心中，然后役使他们他们才不会推辞；信任确立在君主心中，然后进谏才不会有疑虑。用喜悦来引导百姓，百姓就会忘记劳累；这是取得信任后才役使百姓的做法。衡量后再进入，不进入就不衡量；这是取得信任后才进谏的做法。《易经》晋卦六三爻辞说：“众人赞同，悔恨消失，志向向上行进。”革卦九四爻辞说：“改变命令的吉祥，是因为志向可信。”大概众人不赞同，不可以拥有百姓；志向不可信，不可以改变命令。信任像晋卦六三、革卦九四那样，然后才可以没有虐待自己、诽谤自己的悔恨。魏永在龙门，刚上任就扩大公室，这是未取得信任就役使百姓的做法。杜根对待邓太后，还没等到陈述意见就被诛杀，这是
未信而谏者也。孔子谓颜回曰：“徳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暴人之前，是以恶有其美也。”扬子曰：“未信而分，疑几矣哉！则未信者，其可以谏乎？”
译这是在未获得信任时就进行劝谏的人。孔子对颜回说：“德行深厚且诚信坚定，却未能通达他人的气息；名声显扬且不与人争竞，却未能通达他人的心意。你强行用仁义法度的言论，在残暴的人面前展示，这反而会使他厌恶你的美德。”扬子说：“在未获得信任时就进行分辨，几乎就要产生怀疑了！那么，未获得信任的人，难道可以劝谏吗？”
子夏曰：「大徳不踰闲，小徳出入可也。」
大徳中，徳也；小徳庸徳也。中则以大常为体，故不踰闲；庸则以小变为用，故出入可也。孟子曰：「动容周旋中礼，盛徳之至此。大徳不踰闲者也。」《易》曰：「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此小徳出入可也。《礼》曰：「小徳川流，大徳敦化也。」盖敦化则立本而有常，川流则应物而有变，与此同也。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夏之门人，其事则止于洒扫，其言则止于应对，其容则止于进退，教之以渐也。子游讥之，责之以顿也。君子之教人，渐而不顿，孰当先传，孰可后倦？譬之草木，其始种之与移而植之，不可以同区，其大小不同故也。列子曰：学视者，先见舆薪；学听者，先闻撞钟。夫见舆薪，未足为善视，然非舆薪之见，不足以致其明；闻撞钟，未足为善听，然非撞钟之闻，不足以致其听。洒扫应对进退，未足为善学，然非洒扫应对进退，不足以致其本。此《学记》所谓“先其易者，后其节目”也。然则君子之道，焉可诬也？若夫有始以致其本，有卒以致其末者，惟圣人而已。子夏以有始有卒为圣人，则以致其本者为难能，此其所以为子夏欤？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仕而优则日有余，故学学而优则道有余，故仕。君子学以为己，仕以为人。为己不忘乎为人，故不以学废仕；为人不忘乎为己，故不以仕废学。非念终始典于学者，孰与此哉？然则不学而仕，则是未能操刀而制锦者也；仕而不学，则是得人爵而弃天爵者也；学而不仕，则是洁其身而乱大伦者也。学而仕则仁，仕而学则智，惟君子为能尽之。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丧致乎哀，则不忘亲；致哀而止，则不灭性。不忘亲，仁也；不灭性，礼也。孝子之事，如此而已。曾子七日水浆不入口，而弁人之为孺子泣，不亦过哉？礼曰：「毁不危身。」又曰：「而难为继。」又曰：「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堂堂乎张也，能庄敬故也，难与并为仁矣。不能同，故也。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孟庄子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则非中道，是难能也。其为孝，亦在去取之域矣。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乆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先王之于民，有九两以系之，本俗以聨之，大比以比之，荒政以聚之。则民附于上而不离，安于下而不散。及其有罪，然后治之以刑，不足恤也。衰周之时，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曾子谓阳肤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以罪在上，不尽在民也。盖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商人羣饮，周公戒康叔以勿杀。鲁有父子讼，孔子为司冦而舍焉。以此。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君子之过，过于厚，如日月之食，而皆见，故以人知之为幸；小人之过，过于薄，虽必文而难解，故必以人不知之为幸。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圣人之道，无所不在。仁者见之之谓仁，智者见之之谓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咸其自取者然也。孔子于老聃、苌弘、师
译子夏说：“大德不逾越界限，小德稍有出入是可以的。”
大德，是根本的德行；小德，是日常的德行。根本的德行以恒常不变为体，所以不逾越界限；日常的德行以细微的变化为用，所以稍有出入是可以的。孟子说：“举止周旋合乎礼制，这是盛德达到的境界，就是大德不逾越界限。”《易经》说：“行为过于恭敬，丧事过于悲哀，用度过于节俭。”这就是小德稍有出入是可以的。《礼记》说：“小德像河流一样流淌，大德使万物敦厚化育。”大概敦厚化育就确立了根本而有常道，河流流淌就顺应事物而有变化，这与上述道理是相同的。
子游说：“子夏的学生们，在洒水扫地、应答宾客、进退礼节方面，是可以的，但这只是末节，根本的学问却一无所知。”子夏听说后说：“唉！言游说错了。君子之道，哪样先传授，哪样后传授呢？拿草木来作比喻，是有类别区别的。君子之道，怎么可以歪曲呢？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子夏的学生，做事只限于洒水扫地，言语只限于应答宾客，仪容只限于进退礼节，这是循序渐进地教导他们。子游讥讽他们，是要求他们顿悟。君子教导别人，是循序渐进而不是顿悟，哪样应当先传授，哪样可以后传授呢？拿草木来作比喻，开始种植和移栽种植，不能放在同一类中，因为它们大小不同。《列子》说：学习看的人，先看见车上的柴草；学习听的人，先听见撞钟的声音。看见车上的柴草，不足以称为善于看，但如果不看见车上的柴草，不足以达到明目的境界；听见撞钟的声音，不足以称为善于听，但如果不听见撞钟的声音，不足以达到善听的境界。洒水扫地、应答宾客、进退礼节，不足以称为善于学习，但如果不做这些，不足以达到根本。这就是《学记》所说的“先学容易的，后学难点”的道理。那么君子之道，怎么可以歪曲呢？至于有始以达到根本，有终以达到末节的人，只有圣人而已。子夏认为有始有终的是圣人，那么以达到根本为难以做到的，这就是子夏之所以为子夏的原因吧？
子夏说：“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
做官有余力就时间充裕，所以学习；学习有余力就道义充裕，所以做官。君子学习是为了自己，做官是为了别人。为自己不忘为别人，所以不因学习而废弃做官；为别人不忘为自己，所以不因做官而废弃学习。不是始终致力于学习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那么不学习就做官，就是不能操刀却去裁剪锦缎；做官而不学习，就是得到人爵而抛弃天爵；学习而不做官，就是洁身自好而扰乱大伦。学习而做官就是仁，做官而学习就是智，只有君子才能尽善尽美。
子游说：“丧事尽到悲哀就可以了。”
丧事尽到悲哀，就不忘记亲人；尽到悲哀就停止，就不灭人性。不忘记亲人，是仁；不灭人性，是礼。孝子的事，就是这样罢了。曾子七天水米不进，而弁人作为童子哭泣，不也过分了吗？《礼记》说：“毁伤身体不危及生命。”又说：“难以继承。”又说：“毁伤身体而死，君子说他没有儿子。”
子游说：“我的朋友张也，是难以做到的，然而还没有达到仁。”
曾子说：“堂堂的张也，难以与他一起达到仁。”
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人没有自己尽力做到的，一定是在父母丧事上吧？”
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孟庄子的孝，其他方面可以做到，他不改变父亲的臣子和父亲的政治，这是难以做到的。”
堂堂的张也，能庄重恭敬，所以难以与他一起达到仁。不能相同，所以如此。父亲在世，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可以称为孝了。孟庄子不改变父亲的臣子和父亲的政治，那么不是中道，这是难以做到的。他的孝，也在取舍的范围内了。
孟氏让阳肤做士师，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明了案情，就哀怜同情而不要高兴。”
先王对于百姓，有九种方法联系他们，用风俗联合他们，用大比考核他们，用荒政聚集他们。那么百姓依附在上位者而不离开，安居在下位而不离散。等到他们有罪，然后用刑罚治理他们，不值得怜悯。衰微的周朝时期，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所以曾子对阳肤说：“如果查明了案情，就哀怜同情而不要高兴。”因为罪过在上位者，不完全在百姓。大概三军大败，不可斩首；监狱混乱，不可刑罚。商人聚众饮酒，周公告诫康叔不要杀他们。鲁国有父子诉讼，孔子做司寇而赦免了他们。就是这样。
子贡说：“纣王的不好，不像这样严重。所以君子厌恶处于下流，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
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人们都看得见；改正了，人们都敬仰他。”
君子的过错，过于厚道，像日食月食，而都被看见，所以以人们知道为幸；小人的过错，过于薄情，虽然一定掩饰而难以解释，所以一定以人们不知道为幸。
卫国的公孙朝向子贡问：“仲尼在哪里学习？”子贡说：“文武之道没有坠落在地，在人们中间。贤者识记大的方面，不贤者识记小的方面，没有不有文武之道的。夫子哪里不学习？而且有什么固定的老师呢？”
圣人之道，无所不在。仁者看见它称为仁，智者看见它称为智。贤者识记大的方面，不贤者识记小的方面，都是各自取之如此。孔子向老聃、苌弘、师
襄、郯子之徒，有一善之可宗，一言之可法者，皆从而师之，则亦何常师之有？《书》曰：“徳无常师，主善为师。”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谓也。”盖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资诸己者也。孔子之无常师，资诸人者也。资诸己，材也；资诸人，取材者也。
译像襄子、郯子这些人，只要有一点值得尊崇的优点，有一句话值得效法的道理，就跟随他们并向他们学习，那么哪里还有固定的老师呢？《尚书》说：“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师。”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大概贤能的人能认识重大的道理，不贤能的人能认识细微的道理，这是凭借自己的才能。孔子没有固定的老师，这是凭借他人的长处。凭借自己的才能，是拥有才能；凭借他人的长处，是选取他人的才能。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絶，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责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下士不笑，不足以为道。武叔不毁，不足以为仲尼。宫墙，言其深；日月，言其明；天，言其髙。方武叔之不贤仲尼，则譬之以宫墙，以言其深而不可知也。及武叔之毁仲尼，则譬之以日月，以言其明而不可知也。陈子禽之仰仲尼，则譬之天，以言其髙而不可及也。其言各有所当尔。扬子曰：仲尼，圣人也。或劣诸子贡辞而精之，廓如也。然宫墙则不离乎器，天与日月则不离乎象。孔子之道不特乎此，子贡之言亦其粗者而已矣。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立之者政也，道之者教也。有政以立之，有道以教之，然后绥之以徳，莫不来；动之以乐，莫不和。生则天下歌之，故荣；死则天下哭之，故哀。尧之治天下，其効至于黎民于变时雍；其死至于百姓如丧考妣，不过如此。盖其有为也：立然后道，道然后绥，绥然后动，其有为之之效也。立然后行，行然后来，来然后和。治至于和，则乐矣。所谓成于乐者，此也。孔子尝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盖用此道而已。
尧曰第二十
尧曰：「咨！尔舜！天之歴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数在天，歴在人。非数无以作歴，非歴无以纪数。天之歴数，则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也。是数也，变化待之，以成鬼神，待之以行万物。所听之命，则命于此而已；万物所由之道，则道于此而已。然则帝王之兴，岂特人事哉？故曰：“天之歴数在尔躬。”然以命废义，则蔽于天；以义废命，则蔽于人。天事数在尔躬，以其有命，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然则不能允执厥中，至于四海困穷，则于内不足以备百福，而于外不足以宜民人。天禄其有不终乎？盖允执厥中，所以教之也；四海困穷，所以戒之也。《书》言：“天之歴数，继之以人心，道心，然后至于允执厥中；又继之以言，谋君民之事，然后至于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此则畧之者反说约故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人君之于天，犹子之于父，臣之于君。故以恩言之，谓之天子；以义言之，谓之帝。臣有罪，不敢赦，所谓不敢不政也。帝臣不蔽，所谓罪大而不可掩也。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所谓以得为在人，以失为在己也。《春秋传》曰：「禹、汤罪已，其兴也勃然；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圣人所以执左契而不责于人，盖以此欤？《书》之《多方》曰：「非我有周，秉徳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此又罪人不罪己者，盖教告已备，而有不用，降尔命者，乃其自速之也。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絶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寛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书曰「大赉于四海而万姓说服」。注曰「赉，予也。言所以钦予善人也。」盖方用兵之时，使智勇，使贪，使愚，而小人皆在所用。
译叔孙武叔在朝廷上对大夫们说：“子贡比仲尼更贤能。”子服景伯把这话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拿宫墙来作比喻，我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能窥见室内的美好。老师的墙有几仞高，找不到门进去，就看不见宗庙的宏伟和百官的富丽。能找到门进去的人很少，大家这样说，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叔孙武叔诋毁仲尼。子贡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就像丘陵一样，还可以逾越。仲尼就像日月一样，没有办法逾越。人即使想断绝与日月的关系，对日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显得他不知深浅罢了。”陈子禽对子贡说：“您这是谦虚吧，仲尼难道比您更贤能吗？”子贡回答说：“君子一句话可以显示他的智慧，一句话也可以显示他的无知，说话不可不慎重。老师的高深不可企及，就像天不能靠着阶梯爬上去一样。如果老师得到国家或封地来治理，那就是所说的，确立制度百姓就能安居，引导百姓百姓就能行动，安抚百姓百姓就能归附，动员百姓百姓就能和谐。他活着时荣耀，死后令人哀痛。怎么能赶得上他呢？”
下等的士人不嘲笑，不足以成为正道。叔孙武叔不诋毁，不足以显出仲尼的伟大。宫墙，是说其深；日月，是说其明；天，是说其高。当叔孙武叔认为仲尼不贤时，就用宫墙作比喻，来说明其深而不可知。等到叔孙武叔诋毁仲尼时，就用日月作比喻，来说明其明而不可知。陈子禽仰慕仲尼，就用天作比喻，来说明其高而不可及。这些话各自都有恰当之处。扬子说：“仲尼是圣人。有人贬低他，子贡用言辞来精辟地阐述，广阔而明白。然而宫墙不离器物，天与日月不离形象。孔子的道不仅仅在于此，子贡的话也只是粗浅的罢了。”“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确立的是政令，引导的是教化。有政令来确立，有教化来引导，然后用德行来安抚，没有人不归附；用音乐来动员，没有人不和谐。活着时天下歌颂他，所以荣耀；死后天下哭悼他，所以哀痛。尧治理天下，其成效达到百姓和睦；他死后百姓像死了父母一样，也不过如此。这是因为他有所作为：先确立政令，然后进行教化，教化之后进行安抚，安抚之后进行动员，这就是他有所作为的成效。先确立然后行动，行动之后归附，归附之后和谐。治理达到和谐，就快乐了。这就是所说的通过音乐来完成教化。孔子曾经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三年就能有成。”又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能复兴东周吧？”大概就是用这种方法罢了。
尧曰第二十
尧说：“唉！你舜！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真诚地执守中正，如果四海百姓困苦穷乏，上天的福禄就永远终结了。”舜也用同样的话告诫禹。
历数在于天，历法在于人。没有历数就无法制定历法，没有历法就无法记录历数。上天的历数，就是天地之数五十五。这个数，变化依靠它，以成就鬼神，依靠它来运行万物。所听受的命令，就命令于此；万物所遵循的道，就道于此。那么帝王的兴起，难道仅仅是人事吗？所以说：“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然而如果用命来废弃义，就偏蔽于天；用义来废弃命，就偏蔽于人。天事历数在你身上，因为有天命，适宜百姓和贤人，承受上天的福禄。如果不能真诚地执守中正，导致四海百姓困苦穷乏，那么在内不足以具备百福，在外不足以适宜百姓。上天的福禄难道能不终结吗？大概真诚地执守中正，是用来教导的；四海百姓困苦穷乏，是用来警戒的。《尚书》说：“上天的历数，接着是人心、道心，然后达到真诚地执守中正；又接着是言语、谋划君民之事，然后达到四海百姓困苦穷乏，上天的福禄永远终结。”这就是省略者反说简约的缘故。
说：“我小子履，敢用黑色的公牛，敢昭告于伟大的后帝。有罪不敢赦免，帝王的臣子不隐瞒，简记在帝心之中。我自身有罪，不牵连万方；万方有罪，罪责在我身上。”
君主对于天，就像儿子对于父亲，臣子对于君主。所以从恩义来说，称为天子；从道义来说，称为帝。臣子有罪，不敢赦免，这就是所谓不敢不施行政令。帝王的臣子不隐瞒，这就是所谓罪大而不能掩盖。我自身有罪，不牵连万方；万方有罪，罪责在我身上。这就是所谓把成功归于人，把过失归于自己。《春秋传》说：“禹、汤归罪于自己，他们的兴起迅猛；桀、纣归罪于人，他们的灭亡迅速。”圣人之所以持有左契而不责备别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尚书·多方》说：“不是我周朝，秉持德行不安宁，而是你们自己招致罪过。”这又是归罪于人而不归罪于自己的情况，大概是教告已经完备，而有人不听从，降下命令的，是他们自己招致的。
周朝有大赏赐，善人因此富足。虽然有至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谨慎权衡度量，审察法度，修明废弛的官职，四方的政令就能施行。复兴灭亡的国家，继承断绝的世系，举用隐逸的贤人，天下的百姓就归心。所重视的，是百姓、粮食、丧礼、祭祀。宽厚就能得到民众，诚信就能使百姓信任。勤勉就能有功，公正就能使百姓喜悦。
《尚书》说“大赏赐于四海而万姓说服”。注解说“赉，给予。说所以恭敬地给予善人。”大概是在用兵的时候，使用智勇，使用贪婪，使用愚笨，而小人都在被使用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