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第十四

译宪问第十四

子贡问什么是可耻的事。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做官拿俸禄是可耻的；国家政治黑暗，做官拿俸禄也是可耻的。”

能够克制好胜、自夸、怨恨、贪欲这四种毛病，不表现出来，这就可以算是仁了吗？孔子说：“这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至于是否达到了仁，我就不知道了。”

胜过别人叫做克，自以为是叫做伐。怨恨产生于有所求，贪欲产生于有所好。这四种毛病都出于人的情感，却损害人的本性。普通人放纵它们，而不能制止；求学的人能制止它们，却不能根除。根除了它们才可以称为仁，仅仅制止它们则只能称为义罢了。《召南》说夫人没有嫉妒的行为，《周南》说后妃没有嫉妒的心思。大概没有嫉妒行为的人，不能保证没有嫉妒的心思；没有嫉妒心思的人，一定没有嫉妒的行为。克制、自夸、怨恨、贪欲不表现出来，只是没有这些行为罢了，难道就没有这些心思吗？只有仁者才没有这些心思。宋襄公不攻击没有列好阵势的敌人，孟之反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伯氏没有怨恨，孟公绰没有贪欲，孔子不曾称他们为仁，因为他们只是在这几方面没有表现出来罢了。至于颜回没有自夸，伯夷没有怨恨，这才是所说的没有这些心思。孔子说：“君子说话一定忠诚守信，而内心不忘。仁义在心里罢了，不自夸的人，就是这样。”大概克制是施加于别人，自夸是自我夸耀。克制比自夸严重，自夸比怨恨严重，怨恨比贪欲严重，这就是它们的次序。

孔子说：“士如果留恋安逸的居所，就不足以称为士了。”

士所崇尚的，在于志向。志向所崇尚的，在于道。士如果留恋安逸的居所，就不是立志于道的人。所以不足以称为士。大概生长在丘陵上的东西，安于丘陵；生长在水里的东西，安于水。普通人不同于万物，只是留恋乡土罢了。士则不同于普通人，怎么可以留恋安逸的居所呢？孔子说：“君子居住不追求安逸。”传文说：“安逸如同毒酒，不可留恋。”古代的君子，所以能安于乡土、乐天知命，不被外物牵累，看待九夷之地如同中原一样，不认为简陋；看待陋巷如同宽敞的房屋一样，不认为忧愁。不过是充实这个志向罢了。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政治黑暗，行为正直，言语谦逊。”

天下政治清明，言语足以振兴事业，所以言语正直；天下政治黑暗，沉默足以保全自身，所以言语谦逊。禹告诫舜不要像丹朱那样，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像商王受那样，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灵，这就是所谓言语正直。孔子答应阳货出仕，闵子骞告诉鲁国使者用善意的言辞推辞，这就是所谓言语谦逊。大概行为是用来修养自身的，言语是用来应对事物的。修养自身，是君子确立道义的方法，所以施行于治世和乱世是一样的；应对事物，是用来顺应时势的，所以施行于治世和乱世是不同的。那泄冶在陈国议论国君与臣下嬉戏，李云在汉代弹劾宦官封爵，王嘉谈论董贤，王章谈论王凤，李固谈论梁冀，他们的言语并非不忠诚，然而最终被杀，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言语应当谦逊的缘故。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善言，有善言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仁爱的人一定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不一定仁爱。”

德行极其宁静，它的表现就是言语。仁爱极其柔和，它的发动就是勇气。颜回善于谈论德行，这是有德行的人一定有善言。子贡能言善辩而不能木讷，这是有善言的人不一定有德行。比干杀身以追求仁，这是仁爱的人一定有勇气。子路能勇而不能怯，这是有勇气的人不一定仁爱。大概君子自得就是德行，应对事物就是言语，爱人就是仁爱，厌恶人作恶就是勇气。艮卦六五爻，是有德行的人，所以有善言。谦卦六五爻，是有仁爱的人，利于征伐，所以有勇气。咸卦上六爻，夸夸其谈；同人卦九三爻，刚强敌对，这就是所谓有善言的人不一定有德行，有勇气的人不一定仁爱。

南宫适问孔子说：“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都没有得到好死。禹和稷亲自耕种，却拥有了天下。”孔子不回答。南宫适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这个人真是崇尚德行啊！”

善于射箭，善于水战，是力量；亲自耕种，是德行。南宫适轻视羿和奡而推崇禹和稷，是崇尚德行。从成就德行的角度说，就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从他所谈论的角度说，就说：“这个人真是崇尚德行啊！”禹和稷相同，说亲自耕种；稷和禹相同，说拥有天下。禹和稷解决百姓艰难的食物问题，那么说禹稷亲自耕种是可以的。文武的功业始于后稷，那么说稷拥有天下也是可以的。说禹稷亲自耕种，与孟子说禹稷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相同；说稷拥有天下，与太伯把天下让给弟弟相同。微小没有比自身更微小的，伟大没有比天下更伟大的。羿和奡的力量，不足以保全自身，何况天下呢？禹和稷的德行，足以拥有天下，何况自身呢？南宫适的话恰当，所以孔子不回答。周厉王喜好耕种，芮伯讽刺他；樊迟请求学习耕种，孔子批评他。为什么呢？喜好耕种、学习耕种，是为了利益；亲自耕种，是为了德行。传文说：“后稷在天下封植。”

孔子说：“君子而不仁爱的人，有的吧！没有小人而仁爱的人。”

有成德的君子，有未成德的君子。成德的君子，对于仁义没有不尽善尽美的；未成德的君子，对于仁义有不能做到的。所谓君子不仁爱，有的吧。君子有勇气而没有义，就会作乱，这就是未成德的君子。大概仁爱，是人尤其难以做到的。颜回对于仁，也不过是三个月不违背罢了，其余的人可想而知了。所以子路、公西赤等人，孔子都说：“至于仁，我就不知道了。”

孔子说：“爱他，能不让他劳苦吗？忠于他，能不

译难道不应该教导他吗？”

劳苦是为了激发他的才能，教导是为了通达他的善性。因为爱他而不忍心让他劳苦，因为对他忠诚而不忍心教导他，这种教导反而会成为害他的原因。《礼记》说：“小人的爱人，是用姑息纵容，这就是爱他却不忍心让他劳苦。”孟子说：“教导别人向善叫做忠，这就是忠诚而能够教导他。”大概说来，爱护他是仁，让他劳苦是义，对他忠诚是义，教导他是仁。君子用义来节制仁，然后仁德才能施行；用仁来调和义，然后义行才能确立。

译孔子说：“起草外交辞令，禆谌负责初步构思，世叔负责研讨辨析，行人子羽负责修饰润色，东里子产负责最后润色定稿。”

起草外交辞令，禆谌负责初步构思以开始，游吉负责研讨辨析以明确，公孙挥负责修饰润色以完善，国侨负责最后润色以增饰文采。大概起草辞令如果专靠一人，就不能没有失误，借助众人的智慧然后才能尽善尽美。郑国起草外交辞令，必须经过四个人然后才完成。这就是《春秋传》之所以说郑国很少失败的原因。《列子》说：“郑国的东里多才多艺，说的就是子产吧？”

有人问子产怎么样，孔子说：“他是位慈惠的人。”问子西怎么样，孔子说：“那个人啊，那个人啊。”

郑国的子西，在子展、子产之间周旋。他参与专权杀害子孔，是依附子展；他参与讨伐陈国，是依附子产。他的才能不值得称道。楚国的令尹子西，治理百姓，充实粮仓，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楚王认为他贤能，他的才能可以想见。他不顺从白公为报郑国之仇的阴谋，最终却死于白公之乱，他的正直可以想见。有人问子西：“孔子用‘那个人啊’来轻视他，不是楚国的子西，大概是郑国的子西吧？”老子说：“舍弃那个，选取这个。那个是应当舍弃的，这个是应当选取的。”

问管仲怎么样，孔子说：“他是个人才，剥夺了伯氏骈邑三百户的封地，使他吃粗劣的食物，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孔子说：“贫穷而没有怨恨很难，富有而不骄傲容易。”

“他是个人才”，就像说他是个人才一样。剥夺伯氏骈邑三百户的封地，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这是极度的公正。桓公认为管仲是圣人，施伯认为管仲是贤人，荀卿认为管仲是粗野之人，他们的说法各有道理，但这与这里所说的“他是个人才”不同。骈邑三百户，说的是剥夺之多；吃粗劣食物，说的是贫困之甚；直到老死，说的是废弃之久。大概剥夺虽然多，但贫困并不至于极贫；虽然极贫但废弃不久，没有怨恨就容易。如果是伯氏，没有怨恨就难了，所以接着说富有而不骄傲容易。江熈说：“颜回没有怨恨，是常人达不到的；子贡不骄傲，还是可以做到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前面谈论子产，接着就谈论晏平仲；这里谈论管仲，荀子说：“晏子是注重功用的臣子，不如子产；子产是慈惠的人，不如管仲。”

孔子说：“孟公绰做赵氏、魏氏的家臣就有余力，但不能做滕国、薛国的大夫。”

君子不像器具那样只有一种用途，没有什么地方不可以施展，不如君子的人就像器具一样。有能做的也有不能做的，所以禆谌谋划野外作战就成功，在屋内谋划就不行。黄覇治理郡县就擅长，做丞相就不如。军事方面，文种不如范蠡；镇抚国家，范蠡不如文种。当面指责、在朝廷争辩，陈平不如王陵；保全社稷、安定刘氏，王陵不如陈平。房元龄善于谋划但不能决断，杜如晦长于决断但不能谋划。孟公绰做赵氏、魏氏的家臣就有余力，但不能做滕国、薛国的大夫。他的才能是有能做的也有不能做的。老，是德行成熟的称呼。王朝有天子之老，五官之长，就是天子之老。邦国有卿老，国君不直呼卿老的名字。卿大夫则有家老，所说的赵氏、魏氏的老就是家老。

子路问什么是完人。孔子说：“如果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克制，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再用礼乐来加以修饰，也可以算是完人了。”子路说：“现在的完人，何必这样呢？见到利益想到道义，遇到危险肯于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困也不忘记平日的诺言，也可以算是完人了。”

孔子向公明贾询问公叔文子，说：“真的吗，先生不说话、不笑、不取财吗？”公明贾回答说：“告诉你的人说过了头。先生该说话时才说话，人们不讨厌他的话；高兴时才笑，人们不讨厌他的笑；合乎道义时才取财，人们不讨厌他的取财。”孔子说：“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

用智慧来认知，用克制来坚守，用勇敢来践行，依据于德行，所以能确立根本；游习于才艺，所以能保存末节。根本和末节都具备，而又用礼乐来加以修饰，那么对于人道就几乎穷尽了。所以说：可以算是完人。孔子对颜渊说：“既能成为完人，而又加上仁义礼乐，这就是完人的行为了。”传文说：“人能曲折顺从以符合礼的，称为完人。”荀卿说：“能确定所应做的称为完人。”这与前面的意思相同。《周官》大司徒教化百姓，最终以五礼六乐结束。孟子说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也最终以礼乐结束。这是说学习到了礼乐，然后才可以成为完人。冉求问治理国家说：“至于礼乐，要等待君子了。”孔子对于颜回问治理国家，然后告诉他礼乐。大概只有颜回可以谈论完人，所以如此。见到利益就忘记道义，遇到危险就爱惜生命，长久穷困就忘记信用，这是世俗的情态。现在见到利益想到道义，就可以做到义；遇到危险肯于献出生命，就可以做到忠；长久穷困也不忘记平日的诺言，就可以做到信。所以说：“也可以算是完人了。”说现在的完人，那么用礼乐来修饰的，是古代的完人。古代的完人，遵循前面君子的事；现在的完人，遵循后面，也不失为善人。臧武仲的智慧，不足以成为完人，而御叔却把他当作圣人，不也太荒谬了吗！简易而天下之理得以获得，从而在其中确立地位，那么他作为完人，不仅仅是用礼乐来修饰而已。

孔子说：“臧武仲凭借防城请求在鲁国立后，虽然说不胁迫君主，我不相信。”

孔子评论臧武仲，认为他凭借防城来胁迫，评论完人时又认为他有智慧。这样看来，如果没有胁迫君主的事，却免不了被怀疑

译您，是什么意思呢？《礼记》说：“正道不能施行，是因为贤人做得过分。”孔子说：“孟仲子的智慧有余，克制私欲，再用礼乐来修饰，就可以成为完善的人。”假使孟仲子贤明而不至于过分，智慧而辅以克制私欲，这是能够没有胁迫君主的心了。《礼记》说：“侍奉君主，三次违背道义而不离开国境，那就是贪图利禄。别人虽然说不胁迫君主，我不相信。”

译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

齐桓公为了会盟而分封异姓诸侯，晋文公为了会盟而灭掉同姓诸侯。桓公责备各国诸侯不向天子进贡，文公在河阳会盟以召见天子。桓公讨伐谭国和戎国却不占有其土地，文公灭掉国家并瓜分其土地。桓公与管仲有仇却任用他，文公与舅父狐偃亲近却猜忌他。桓公寓军令于内政以恢复古制，文公设立三军以逼迫天子。桓公释放了沫地的劫持者并以诚信相待，文公念及卫侯的怨恨而给他下毒。这就是他们正派与诡诈的不同之处。晋文公的诡诈并非没有正派的一面，齐桓公的正派也并非没有诡诈的一面。看他出兵安定襄王以向百姓展示道义，攻打原国以向百姓展示诚信，大规模搜检以向百姓展示礼仪。对于君主的命令有三次推辞的恭敬，对于国家的利益有三次定罪得当。这是晋文公的正派之处。然而诡诈不能胜过正派，所以称他为诡诈而不正派。以前的事情是兄弟争夺国家，内部行为是纵情享乐奢侈浪费，对外事务是欺诈邾国袭击莒国，拘捕陈国的辕涛涂导致诸侯离心；亲近刁、易牙、开方从而在国内制造祸乱。这是齐桓公的诡诈之处。然而正派能够胜过诡诈，所以说他正派而不诡诈。如果用王道来观察，那么桓公的正派也就如同诡诈了。从前孟氏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我说：“五霸没有王道。”

子路说：“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却没有死。能说他不仁吗？”

孔子说：“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依靠武力，这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

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吗？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殉死，又去辅佐桓公。”

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至今还受到他的恩赐。”

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都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难道要像普通男女那样固守小信，自缢在沟渠中而无人知晓吗？

从“仁”这个名称的由来来说，即使是君子也有不仁的时候；从所爱的人的角度来说，即使是管仲也有施仁的时候。大概仁的施行，有杀身以成就仁的，有不死以成就仁的。杀身不足以成就仁的，是召忽；不死足以成就仁的，是管仲。孔子说：“子纠没有成为君主，召忽没有成为臣子，管仲不死而建立功名，不可以非议他。召忽虽然死了，过于追求仁，也不值得过多称赞。”鲁仲连也说：“拘泥于小节的人不能成就荣名，厌恶小耻辱的人不能建立大功。管仲不以自己身处牢狱为耻，而以天下不治为耻；不以不死于公子纠为耻，而以威信不能取信于诸侯为耻。”凭借管仲的功劳，鲁仲连能理解他，而子路怀疑他，从王道的角度来论，子路产生怀疑是适宜的。桓公穿着礼服举行的会盟有十一次，其中九次是盛大的，这就是所说的九次会合诸侯不依靠武力。首止的会盟，确定了王世子，意思是王世子正统则天下正统，这就是所说的匡正天下。他讨伐山戎，抵御狄人，奉天子之命讨伐楚国和厉国，使得夷狄不能切断血脉而践踏中原腹地，这就是所说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都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史传记载兵车之会三次，乘车之会六次，合为九次会盟，如果不把兵车之会也包含在‘不以兵车’的说法中，那就错了。虽然如此，管仲辅佐桓公，匡正天下，修明内政，寓军令于政令，诸侯在九次会盟中不依靠武力，功业可以称道。等到他志得意满，却修建塞门和反坫，僭越了邦君的礼仪，所以圣人轻视他。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与文子一同升任为公卿，孔子听说后说：“这可以称为‘文’了。”

卫灵公让文子主持卫国政事，修明等级制度，用来与四邻交往。卫国的社稷没有受辱，不也可以称为‘文’吗？孔子认为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与文子一同升任公卿，可以称为‘文’了。大概灵公认为能疏通邻国交往的人为‘文’，孔子认为能推举他人并谦居其下的人为‘文’。疏通邻国交往，是礼的‘文’；推举他人并谦居其下，是仁的‘文’。他们所主张的虽然不同，但作为‘文’是一样的。

孔子谈论卫灵公的无道。康子说：“像这样，为什么没有灭亡？”孔子说：“仲叔圉接待宾客，祝鮀管理宗庙，王孙贾管理军队。像这样，怎么会灭亡呢？”

国家因贤人而兴盛，因谄媚而衰败；君主因忠诚而安定，因奸佞而危险。三位仁人在商朝，商朝却没有灭亡；许多贤人在楚国，秦国却没有讨伐。百里奚离开虞国，虞国就灭亡了；在秦国，秦国就称霸。由余离开戎族，戎族就灭亡了；在秦国，秦国就强大。所以共公任用小人，鲁国人知道他没有依靠；卫国多君子，霸主知道他没有祸患。这就是《孝经》所说的“诸侯有直言规劝的臣子，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国家”；《诗经》所说的“人才流失，国家就会衰败”啊。灵公虽然无道，但是接待宾客有仲叔圉，管理宗庙有祝鮀，管理军队有王孙贾。所以孔子说：“怎么会灭亡呢？”孔子回答鲁公说：“灵公在私家中混乱，在朝廷行事却任用贤人。”伯常骞说：“灵公同宠姬洗澡，史鳅捧着御服进去，所拿的币帛扶着翅膀。他傲慢到这种程度，见到贤人却如此恭敬。大概是因为这个吧？”治理的方法，安抚远方然后才能安定近处，所以接待宾客排在第一位，宗庙其次，三军的运作，是德行的末节。所以军队排在最后。

孔子说：“说话不惭愧，做起来就难了。”

言语忠信，就不惭愧；行动顾及言语，就能做到。做事的道理，难则说话不惭愧，期望就是这样。说话不惭愧，那么行动就能成功，也贵在说话不惭愧了。扬子说：“

译说话不感到惭愧，行为不感到羞耻。《尚书》说：“实行起来是非常艰难的。”

译陈成子杀害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上朝，向鲁哀公报告说：“陈恒杀害了他的君主，请出兵讨伐他。”哀公说：“去告诉三位大夫吧。”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哀公说：“去告诉三位大夫吧。”三位大夫报告后认为不可出兵。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

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凡在官位的人，都要诛杀，不予赦免。陈恒杀害了简公，孔子请求出兵讨伐。大概意思是说：“请求出兵，是我的职责；出不出兵，是君主的事情。我的职责不能不尽，君主的事情我何必参与呢？”所以说：“不敢不报告。”然而鲁国弱小，齐国强大，攻打齐国难道不困难吗？孔子说：“陈恒杀害君主，而齐国民众不赞同的占一半。凭借鲁国的兵力，加上齐国半数民众的支持，是可以战胜的。”这话一说，三位大夫就报告说不可出兵。《春秋传》认为孔子没有报告，这是错误的。

子路问侍奉君子应当如何，孔子说：“不要欺骗他，但可以犯颜直谏。”

孟子说：“不是尧舜之道，不敢陈述，这就是不欺骗。”《礼记》说：“侍奉君主，可以犯颜直谏而没有隐瞒，犯颜直谏，就是不欺骗，这是忠诚；也是犯颜直谏的道义。”因为孔子想要成为臣子，如果一味顺从而不犯颜直谏，就是欺骗而不忠诚；在颛臾被伐时不去救援，就是顺从而不犯颜直谏，所以他在问侍奉君主之道时，如此告诫。《孝经》说：“进朝时想着竭尽忠诚，退朝时想着弥补过错。竭尽忠诚就是不欺骗，弥补过错就是犯颜直谏。”

孔子说：“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

孔子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完善自己，现在的学者是为了表现给别人看。”

形而上的，是道；形而下的，是事。君子从事于道，所以向上通达；小人从事于事，所以向下通达。孔子说：“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孔子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完善自己，现在的学者是为了表现给别人看。”荀子说：“君子的学习，是为了美化自身；小人的学习，是为了像禽兽幼崽一样取悦于人。”杨子说：“大人的学习，是为了求道；小人的学习，是为了求利。”那么，为了求道以美化自身的人，就是为己的人；为了求利以取悦于人的人，就是为人的人。范晔说：“为己的人，凭借内心来契合道；为人的人，凭借声誉来显扬事物。”大概为己的人，未曾不惠及他人；为人的人，一定不能完善自己。杨朱只知道为己罢了；墨翟只知道为人罢了。像孔子，则是为己而不忘记他人，为人而不忘记自己。所以说：“我学习不厌倦，教导人不疲倦。”那些学习是为了表现给别人看，教导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呢！难怪原宪不忍心去做那样的事。

蘧伯玉派使者去拜访孔子，孔子让使者坐下并询问，说：“先生最近在做什么？”使者回答说：“先生想要减少自己的过错，但还没有做到。”使者出去后，孔子说：“好使者啊，好使者啊！”

孔子认为蘧伯玉勤勉于修身，以善终。庄子认为蘧伯玉活到六十岁，才有所变化；公叔文子想在瑕丘安葬，而蘧伯玉请求前往；孙文子想报复卫君，而蘧伯玉以不知情为由推辞；季札到卫国，称赞他是君子；史鳅尸谏，称赞他贤德，那么蘧伯玉想要减少过错，确实是可信的。说“好使者啊”，是赞许他言语的真实。《诗经》中的《皇华》，以广泛咨询为使者之美。庄子认为相互切磋，以忠信之言为使者之事，那么使者以忠信为主。公明贾的溢美之词，公叔文子以不言、不笑、不取为准则。宋国欺骗鲁国，说郑国军队还没到达国都，这与上述情况不同。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谋划那个职位的政务。”（重复出现）

孔子说：“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

侍奉君主，处在职位上却不履行职务，就会混乱；不在职位上却谋划政务，就是僭越。混乱，不是所谓的懂得事务；僭越，不是所谓的懂得本分。

孔子说：“君子以言语超过行动为耻。”

君子对于天下，与其言语不足而行动有余，哪里比得上行动有余而言语不足？所以不耻于行动超过言语，而常耻于言语超过行动。这是孔子的门徒，善于言辞，不如善于言德行的人优秀。

孔子说：“君子之道有三，我都没有做到。仁者不忧愁，智者不迷惑，勇者”

“不畏惧。子贡说：‘这是夫子自我描述啊。’”

子贡评论别人。孔子说：“赐啊，你贤德吗？我则没有空闲。”

不被别人当作器具使用的人，然后才能把别人当作器具使用；被别人当作器具使用的人，不可以把别人当作器具使用。子贡只是被别人当作器具使用罢了，他评论别人难道不是过分了吗？孔子说：“赐啊，你贤德吗？因为贤德的人超过了他。”子贡回答卫将军文子，就说颜渊是相才，冉雍是有志的君子，仲由有才能胜任军事，冉求好学且技艺广博，至于公西赤、颛孙师、曾参、卜偃、灭明、高柴、南容等人，没有不在他议论之中的，而孔子嘲笑他，大概是讥讽他评论别人的过错。所以孔子认为他没有空闲。左丘明的品评，班固的褒美，不免受到后世的讥讽，因为他们不能把别人当作器具使用。孔子说：“不预先猜测别人的欺诈，不凭空推测别人的不信，然而能先觉察出来，这是贤德吗？”欺诈在于行为，不信在于言语。逆，是迎而知之；亿，是度而知之。君子对于别人，用诚意对待，而不用智巧察验；用天道照耀，而不用人意照耀。这就是扬子所说的“不奸诈，不欺诈”的原因。不奸诈，所以不凭空推测别人的不信；不欺诈，所以不预先猜测别人的欺诈。这才是先觉察之所以贤德的原因。如果依靠前识的明察，过于苛察

译智慧，若是达到苛刻严酷的极致，忠诚守信有时也会被人怀疑，这正是愚昧之人被视为不贤的原因。舜对待象，不因为他假装高兴而高兴；周公对待管叔、蔡叔，不因为他们不贤而不予封赏。这些都是不违背常理、不妄加猜测的表现。子贡屡次猜中郄雍相盗的失误，这是对的。

译微生亩对孔子说：“孔丘为什么这样忙碌奔波呢？莫非是想卖弄口才吗？”孔子说：“我不敢卖弄口才，只是痛恨那些固执不通的人罢了。”

能够做官的人，一定重视能够自我克制；能够自我克制的人，一定重视能够做官。做官而不能自我克制，自我克制而不能做官，都是拘守一端而不懂得变通的人。固执不通的人所做的事，君子是痛恨的。孔子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就惶惶不安的样子。那么他忙碌奔波，动静之间没有固定的操守，并不是为了卖弄口才，而是痛恨固执不通，以便践行大道罢了。谁说微生亩足以了解孔子呢？

孔子说：“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而称赞它的品德。”

君子断绝的是品德（指不依赖外在的强力，而靠内在德行），小人断绝的是力气（指依赖外在的强力）。所以千里马用来比喻君子，而不如千里马的马用来比喻小人。扬雄说：“齐国的马以千里马为标准。”又说：“仰慕千里马的马，也是千里马的同类。”有人用千里马比喻仲尼，有人用千里马比喻颜回，因为千里马有品德。厌恶卑贱的羿和奡，崇尚大禹和后稷。孔子赞美千里马的原因，就在于此。

有人问：“用恩德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说：“用什么来回报恩德呢？用公正来回报怨恨，用恩德来回报恩德。”

报仇，是人所不能避免的，是先王所不能禁止的，只是制定法律来制约它罢了。《周礼·调人》规定：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命令不要报仇；那么杀人而不合乎道义的，就在法律所不宽恕之列。因为可以杀的人一定要避开。《周礼·朝士》规定：凡是报仇的人，向士官登记，杀了人没有罪；那么应该避开而不避开的，向士官登记后杀他也可以。然而先王关于报仇的法律并没有实行。凡是有罪过的人，往往不能经常受到惩罚，小民纷纷兴起，互相结为仇敌，由此杀了别人的父亲，别人也杀他的父亲；杀了别人的兄长，别人也杀他的兄长。干戈相寻，没有人能使之停息，哪里只是报复那些不该报仇或应该避开的人呢！于是有人问孔子：“用恩德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说：“用公正来回报怨恨，用恩德来回报恩德。”大概用公正来回报怨恨，百姓就有惩戒；用恩德来回报恩德，百姓就有勉励。用公正来回报怨恨，是义；用恩德来回报恩德，是仁。老子说：“用恩德来回报怨恨。”《礼记》说：“用恩德来回报怨恨，是宽恕自身的仁德；用怨恨来回报恩德，是受刑戮的百姓。”大概用恩德来回报恩德，是恩德，就是《诗经》所说的“报之以琼琚”；用怨恨来回报恩德，是事理，就是《诗经》所说的“反以我为仇”。从前牛臣对叔孙昭子，卢蒲葵对庆舍，寒浞对后羿，公胜对巢公，都是用怨恨来回报恩德的人。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从学习日常事物开始，进而通达天命。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接着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大概是说“没有人了解我，难道是天和人使之这样吗？是命运。天道遥远而难以知晓，所以说怨恨；人道近切而可以指掌说明，所以说责怪。从学习日常事物开始，进而通达天命，就始于穷究事理，终于知晓命运；始于仁义，终于天道。这样就和天相同了。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荀子说：“了解自己的人不责怪别人，知晓命运的人不怨恨天。责怪别人的人困窘，怨恨天的人没有志向。失去自我而反求诸人，难道不也很迂腐吗？”孔子不怨恨不责怪，与反求诸人的人不同；下学上达，与失去自我的人不同。

公伯寮向季孙诽谤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事告诉孔子说：“季孙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了，我的力量还能把他在街市上处死示众。”孔子说：“道将要实行吗，这是命运；道将要废弃吗，这也是命运。公伯寮能把命运怎么样呢？”

不了解命运的人，认为道的兴起和废弃在于人，因而有所难以分辨，子服景伯就是这样。了解命运的人，认为道的兴起和废弃在于天，因而无所计较，孔子就是这样。大概道等待命运而后实行，命运等待道而后确立。用道来对待命运，那么生死无所忧虑；用命运来对待道，那么废弃和兴起无所牵累。君子对于道和命运，虽然生死都不能改变它，何况废弃和兴起呢？孔子对公伯寮谈论命运，孟子对臧仓谈论天命，他们的旨趣是一致的。

孔子说：“贤人逃避乱世，次一等的逃避地方，再次一等的逃避脸色，再次一等的逃避言语。”

孔子说：“这样做的人有七个了。”子路住在石门，早晨的守门人说：“从哪里来？”

子路说：“从孔氏那里来。”守门人说：“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的人吗？”

孔子在卫国击磬，有个背着草筐的人经过孔氏的门说：“有心啊，这击磬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说：“鄙陋啊，那硁硁的声音！没有人了解自己，就自己停止罢了。”水深就穿着衣服涉水，水浅就提起衣裳涉水。孔子说：“决绝啊，没有什么可责难的了！”

伯夷住在海边，管宁浮海，是逃避乱世。危险的国家不进入，混乱的国家不居住，是逃避地方。脸色不好就离开，礼貌衰败就离去，是逃避脸色。声音怪异就离开，是逃避言语。那七个人，就是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这七位士人，都是成就德行的隐士，所以有的逃避乱世、逃避地方、逃避言语，而去就进退的道理完备了。至于孔子，则集合了七人的大成，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所以说“我则不同于他们，没有不可，也没有不可”。扬雄说：“圣人不逃避乱世，不脱离人群。”庄子说：“古代所说的隐，是像牛马一样伏下身体而不显现，不是闭口不言，不是藏起智慧而不发挥。当时命运行于天下，就返归一无踪迹；不当时命运困于天下，

译于是深深扎根、安守极致而等待。”这就是所谓的“无可无不可”。古代所说的大隐，不过如此罢了。那晨门讥讽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荷蒉讥讽他无人知晓却不停止，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呢？然而圣人的有所作为，常常出于无为；他的有心，常常出于无心。荷蒉听到磬声，知道孔子有心却不知其无心，那么他所知道的就太浅薄了。季咸对于列子，知道他的气机却不知道他从未离开我的本源，也像这样。晨门，是掌管早晚开闭城门的人。《周官》从黄昏关闭的角度来说，称为“阍人”；《论语》从清晨开启的角度来说，称为“晨门”。

译子张说：“《尚书》说：‘高宗居丧守孝，三年不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难道只有高宗这样吗？古代的人都是这样的。国君去世，百官总揽自己的职责而听命于冢宰，为期三年。”

斩衰的丧礼，只应声而不答话；齐衰的丧礼，答话而不随意交谈。高宗三年不说话，大概是礼制如此。子张认为国君不能守丧三年，是用今人的情况怀疑古人的情况，所以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用古人的情况来批评今人的浅陋，所以说：“难道只有高宗这样吗？古代的人都是这样的。”《诗经》中的《素冠》讽刺不能守丧三年，滕国的父兄百官都不愿意守丧三年，那么孔子时代的状况就可以知道了。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那么百姓就容易役使。”

两个尊贵的人不能互相侍奉，两个卑贱的人不能互相役使。在上位的人喜好礼，就不敢轻率地役使百姓；百姓喜好礼，就懂得职分。没有不容易役使的情况了。大概礼是用来尊敬百姓的，那么役使百姓就像举行大祭一样慎重；百姓喜好礼来尊敬上位者，那么谁还会轻视他们的长官呢？所以说：“在上位的人有所喜好，下面的人一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保持恭敬。”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他人安乐。”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百姓安乐。”修养自己使百姓安乐，尧舜大概还担心做不到呢。

《尚书》称颂尧的德行，开始于钦敬明智，中间在于公平彰明，最终在于教化改变。钦敬明智，就是修养自己保持恭敬；公平彰明，就是使他人安乐；教化改变，就是使百姓安乐。老子说修养自身，而其最终达到天下太平；《礼记·曲礼》说无不恭敬，而其功效达到使百姓安乐，这与孔子的话意思相同。修养自己保持恭敬，是自爱；修养自己使百姓安乐，是博爱。正直的人未必能使百姓安乐，但使百姓安乐的人必定正直。孟子认为端正自己从而使万物端正，是大人做的事，那么修养自己使百姓安乐，就是圣人的事了。尧舜在这方面可以不修养而还担心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免有流放诛杀的刑罚啊。《尚书》说：“使百姓安乐就是恩惠，只有帝王觉得这很难”，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孝经》说得到人的欢心，又说得到百姓的欢心，这是人不如百姓众多啊。

原壤伸开两腿坐着等待，孔子说：“你小时候不谦逊，长大后没有值得称道的成就，老了还不死，这是害群之马。”用拐杖敲他的腿。

没有值得称道的成就就没有可取之处，害群之马就会有所危害。庄子说：“人如果没有先于他人的德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陈腐之人。”曾子说：“年轻时被称为不敬兄长，是耻辱；壮年时被称为没有德行，是侮辱；年老时被称为没有礼貌，是罪过。”荀子说：“年少时不学习，长大后就无能，这就是没有值得称道成就的意思。”用拐杖敲他的腿，只是责备他罢了。所谓故交，是不失去作为故交的本分。

阙党的童子去传话，有人问孔子：“他是想求益的人吗？”孔子说：“我看见他坐在成年人的位子上，看见他和长辈并肩而行。他不是想求益的人，是想速成的人。”

坐在成年人的位子上就是不谦逊，和长辈并肩而行就是不敬兄长。传话不是童子的事，而孔子让他去做，是因为他想速成。所以借着传话来教导他。孟子对好货好色、好勇、好乐的人进行教导，与此意思相同。

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的事，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的事，我曾经听说过；用兵打仗的事，我没有学过。”

天根向无名人询问治理天下的事。无名人说：“你是鄙陋的人，为什么问得这么不恰当？”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的事，也是这样的。所以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的事，我曾经听说过；用兵打仗的事，我没有学过。古代文事一定有武备，武备一定有文事。所以射箭驾车的事包含在礼仪中，舞干舞戚的事包含在音乐中。那么君子学习礼乐，用兵打仗的事没有不在其中的。孔子在夹谷之会，就用兵威胁莱人，齐国人害怕；在费人作乱时，就命令将士讨伐他们，费人败退。曾经说：“我作战就能胜利。”而冉有也说：“圣人文武并用。”那么孔子对于用兵打仗的事，何尝没有学过呢？大概是有选择地不说罢了。孔子对孔文子也说：“祭祀用的簠簋之事，我曾经学过；甲兵之事，我没有听说过。”他的回答与对卫灵公相同，但他责备的意思与对卫灵公不同。

第二天就离开了，在陈国断绝了粮食，随从的人饿病了，都起不来。子路生气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固然会穷困，小人穷困就会胡作非为了。”

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多学并且记住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是的，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个根本的道理来贯穿它们。”

孔子说：“由啊，懂得德的人很少啊。”

君子没有固定的产业，但有固定的心志，所以在穷困时也能坚守；小人没有固定的产业，因而也没有固定的心志，所以穷困时就会胡作非为。君子穷困时也能快乐，小人穷困时就会胡作非为。多学并且记住，就是广博；对于文章只知道广博而不知道简约，所以所知道的是具体的事；用一个根本的道理来贯穿，就通达于一个根本，而万事都完备了。所以所知道的是德，懂得德就自然得到了。所以穷困时也快乐，通达时也快乐。懂得具体的事就只是迎合外物罢了，所以厌恶穷困而脸色改变。子贡在陈国时脸色改变，子路则生气地来见孔子，此时说由懂得德的人很少，那么生气和脸色改变就表现出来了。孔子对子贡、曾子都说用一个根本的道理来贯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