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第十二

译孔子谈论仁德，所以有时告诉人们要先经历艰难，有时告诉人们要爱护他人，有时告诉人们日常起居要恭敬、处理事务要严肃、与人交往要忠诚，有时告诉人们只需做到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惠罢了。只有颜回能够完全践行仁德，所以孔子告诉他“克制自己，使言行回归礼制”，这是关于践行仁德的具体事务。仲弓可以和他谈论仁德，但还不能完全践行仁德，所以孔子只告诉他做到恭敬和推己及人罢了。“讱”与“难”是同一个意思。说话艰难，就称为“讱”；做事艰难，就称为“难”。子华（牛）多言且浮躁，说“讱”字，大概是用来补救他的过失吧？

译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这样就可以称为君子了吗？”孔子说：“自我反省而没有愧疚，那还有什么可忧愁可恐惧的呢？”

君子修养自身，言行没有过失和悔恨，一举一动都无愧怍。以坚守准则为仁，以践行准则为勇。因为仁所以不忧愁，因为勇所以不恐惧。古诗中有这样的话：“德行道义没有过失，何必担忧别人的议论。”自我反省没有愧疚，就是不忧愁的人。曾子说：“自我反省而理直，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自我反省没有愧疚，就是不恐惧的人。不忧愁不恐惧，孔子尚且认为（仅凭此）还不能称为君子。司马牛不足以与他谈论仁德，而孔子却告诉他这些，为什么呢？司马牛因为桓魋作乱而忧愁恐惧，所以孔子只是以此来开解他罢了，并非司马牛可以与他深入探讨这些道理。忧愁源于内心，恐惧源于外物。《传》中说：“百姓没有内心的忧愁，又没有外部的恐惧。”

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由命运决定，富贵由上天安排。君子做事恭敬而没有过失，对人谦恭而合乎礼节，那么四海之内的人都是兄弟。君子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

郑国的师慧说朝廷没有人，并非真的没有人，而是没有贤人。晋国的叔向说军队中没有长官，并非真的没有长官，而是没有好的长官。司马牛忧愁没有兄弟，并非真的没有兄弟，而是没有贤良的兄弟。命运，是上天的命令；上天，是命运产生的根源。孟子说：“没有人去做却自然发生的，叫做天；没有人去招致却自然到来的，叫做命。这是把遥远而在彼处的称为命，把近处而在此的称为天。”死生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所以说有命运；富贵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所以说由上天决定。综合起来论述，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尚书》说：“我的生存并非由我主宰，命运由上天决定。”所以在命运方面，可以说上天。《列子》中命运对力量说：“为什么轻视贤人而看重愚人，使善良的人贫穷而让邪恶的人富有？”所以在上天方面，可以说命运。说对人谦恭，那么对自己就是恭敬的；说合乎礼节，那么就不会丧失德行。对自己恭敬且有德行，那么人们就会尊崇他；对人谦恭且合乎礼节，那么人们就会亲近他。像这样，四海之内，谁不是兄弟呢？曾子对弟子说：“秉持仁德树立志向，先说话后行动，千里之外的人都是兄弟。”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即使是你的亲人，怎么会亲近你呢？这与子夏的意思相同。观察桓魋作乱时，司马牛献出封邑逃往齐国；等到桓魋逃往齐国，司马牛又献出封邑逃往吴国。赵简子在晋国召见他，陈成子在齐国也召见他，但他都不屑前往，最终在鲁国去世。由此可知司马牛是有贤德的。所以孔子说：“君子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

子张问什么是明智。孔子说：“像水一样逐渐渗透的谗言，像皮肤感受到的那样直接而浅显的诬告，如果在你这里行不通，那就可以说是明智了。像水一样逐渐渗透的谗言，像皮肤感受到的那样直接而浅显的诬告，如果在你这里行不通，那就可以说是深谋远虑了。”

用谗言来说，叫做谗言；首先告发，叫做诬告。逐渐渗透的谗言，就像水浸润物体，是渐进而不暴烈的；直接感受的诬告，就像污垢沾在皮肤上，是浅显而不紧迫的。这些都是难以察觉的。能够察觉这些难以察觉的东西，并制止它们，使它们行不通，那么他的智慧就远远超过常人。大概明智只是明察言语罢了，而深谋远虑则是明智超过了常人。君子对于谗言和诬告，有尺度来衡量它，有方法来计算它。所以《诗经》说：“别人有心事，我揣度它。”往来的流言，在心里计算它。像这样，贤人就不会因为忠诚守信而被怀疑，小人也不会因为荒诞欺诈而被信任。这难道不是既明智又深谋远虑吗？《传》中说：“滚动的弹丸停在瓦器中，流言蜚语止于智者。”

子贡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你。”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这三者中的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这两者中的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有死，但如果百姓不信任，国家就站立不住。

军备对于道德来说是末节，对于器物来说是凶器。所以古人造字的用意，戈是想让它收起，弓是想让它松弛，武是想让它停止。那么军备难道是古代圣王所崇尚的吗？这就是宁可保留信任而去掉军备的原因。粮食所供养的是次要的身体，信任所供养的是根本的大体。所以没有信任而活着，不如拥有信任而死。这就是宁可去掉粮食而保留信任，信任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然而没有军备就无法拥有粮食，没有粮食就无法维持信任。这三者固然不可偏废，只是因为轻重缓急不同，所以孔子的话才这样说。

棘子成说：“君子只要本质好就行了，为什么要文采呢？”子贡说：“可惜啊，先生您这样谈论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文采就像本质一样重要，本质也像文采一样重要。虎豹的皮革，去掉毛后，就和犬羊的皮革没有区别了。”

毛叫做皮，去掉毛的皮叫做鞟。虎豹和犬羊，之所以能区别开来，是因为它们的皮不同。君子和野人，之所以能区别开来，是因为文采和本质的不同。现在去掉毛变成鞟，那么虎豹就和犬羊一样了；去掉文采只保留本质，那么君子就和野人一样了。这是棘子成偏见之失。所以子贡用“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来责备他。邓析说：“一句话错了，四匹马也追不回；一句话急了，四匹马也赶不上。”

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不好，用度不足，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的赋税呢？”哀公说：“抽两成，我还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十分抽一呢？”有若回答说：“百姓富足，您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您怎么会富足？”

十分抽一，是天下最公正的税率。多于十分抽一，就是大桀、小桀

译如果税率少于十分之一，那就是大貉、小貉那样的野蛮国家。鲁国自从鲁宣公开始实行“初税亩”，税率就超过了十分之一，达到了十分之二。鲁哀公又想实行田赋，所以有若趁着哀公担忧财政不足的时机，劝他恢复十分之一的“彻”法，以此来挽救这种弊端。当哀公想要实行田赋时，孔子曾说：“君子衡量这个标准来制定礼制，因为税率低，我也觉得足够了；如果不衡量这个标准而贪婪，日常用度没有穷尽，那么即使实行田赋，仍然不够。”有若所说的“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本来就是孔子的意思。为什么呢？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财富储存在百姓那里，而不储存在官府那里，通过给予百姓利益来取得税收，而不是通过掠夺百姓来取得税收，认为君主就像父亲，百姓就像儿子。从来没有儿子富裕而父亲贫穷的情况，也从来没有百姓富足而君主不富足的情况。扬雄所说的“如果君主独占利益，那百姓又能怎么样呢？”子张学习求取官职俸禄，孔子告诉他要注意言行。有人问如果不从政该怎么办，孔子回答要以孝悌友爱为本。卫国国君对待孔子以为他是来从政的，孔子想要先正名分。梁惠王问如何使国家获利，孟子用仁义来劝说他。大概君子的言论，厌恶苟且简略以迎合私利，宁可高远阔大以端正根本。有若对于哀公询问财政不足，而劝他恢复“彻”法，他的用意也就是这样的罢了。

译子张问如何增进道德、辨别迷惑。孔子说：“以忠信为主，迁善改过，就是增进道德。喜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活着，厌恶一个人就希望他死去，既希望他活着，又希望他死去，这就是迷惑。确实不是因为富有，也只是因为怪异罢了。”

道德从内心发出，迷惑从外部而来。从内心发出的，不能不高尚，所以要推崇它；从外部而来的，不能不明辨，所以要辨别它。《易经》说：“忠信是用来增进道德的，恭敬正义确立，道德就不会孤立。”这就是以忠信为主、迁善改过从而增进道德的意思。《礼记》说：“心中有所愤怒，就不能保持中正；有所喜好，就不能保持中正。”这就是喜爱希望他活、厌恶希望他死，是迷惑的意思。子张秉持高远孤傲的志向，但他的行为不能掩盖缺点，说明他在忠信方面有所不足；他外表堂堂正正，难以做到仁德，说明他在迁善改过方面有所不足。喜爱过度偏颇，就希望他活；厌恶过度偏颇，就希望他死。那么确实不是因为富有，只是足以使人怪异罢了。所以说：“确实不是因为富有，也只是因为怪异罢了。”樊迟问增进道德、辨别迷惑，问题相同，但孔子回答不同，大概是因为好利的人追求得到而多怨恨，追求得到就不能事先谋划，多怨恨就不能没有怨气。以先做事后得利为增进道德，以一时的愤怒为怨恨，这就是孔子回答樊迟的原因。告诉子张说：“这是增进道德，这是辨别迷惑。”告诉樊迟说：“这不是增进道德吗？这不是辨别迷惑吗？”大概是因为樊迟的贤能不及子张，子张常认为孔子的话是对的，所以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他；樊迟怀疑孔子的话是不对的，所以用反问的语气告诉他。看樊迟问关于消除邪念的问题，子张常问善人的道理，这说明子张可以进于善；樊迟还没有脱离邪念。孔子说：“说别人的恶，并不是为了美化自己；说别人的歪曲，并不是为了端正自己。”所以君子只检讨自己的恶，不攻击别人的恶。樊迟问消除邪念，孔子用这个来回答他，是想让他不抛弃自己的田地而去耕耘别人的田地。从前卫国蘧伯玉，对人正直而不苛求别人，大概就是这样。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君主要像君主，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景公说：“好啊！确实如果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

景公在位时，庆封灭掉了崔氏，田、鲍、高、栾四家谋划对付庆氏，而田氏又私自施恩德于百姓，这是臣子不像臣子。景公立少子荼为太子，而将众公子驱逐到莱邑，众公子都逃亡在外，这是儿子不像儿子。臣子不像臣子，是因为君主不像君主；儿子不像儿子，是因为父亲不像父亲，所以孔子回答“君主像君主，臣子就自然像臣子；父亲像父亲，儿子就自然像儿子”。汉代三老茂说：“父亲不像父亲，儿子就不像儿子；臣子不像臣子，是因为君主不像君主。”他先说父子关系，是针对吕后废立之事而发的。《洪范》说“作福作威”，接着说“只有君主才能享用美食”，是说君主能行使威福，然后才不失其美食；不能行使威福，就是君主不像君主了，还能安享美食吗？所以说：“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

孔子说：“凭单方面的供词就能判决案件的人，大概是仲由吧？”子路没有隔夜未履行的诺言。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做到的，是使诉讼不再发生。”

信义不显著，即使多说话也不能判决案件；信义显著，即使一句话也能判决案件。《易经》说：“君子判决案件。”《尚书》说：“只有良善的人才能判决案件。”子路凭单方面的供词就能判决案件，是因为他有君子的良心，被人信任的缘故。《礼记》说：“与其有承诺的责任，宁可已有怨恨。”老子说：“轻易许诺必然缺乏信用。”子路没有隔夜未履行的诺言，就是对别人不轻易许诺，对自己不缺乏信用，这就是他果断判决案件的原因。小邾国轻视千乘大国的盟约而相信子路的一句话，那么子路信义的显著就可想而知了。先用道德礼教引导，辅以政令刑罚，使百姓有羞耻心且归服，而没有实情的人不能尽情狡辩，这就是使诉讼不再发生的原因。子路能在诉讼发生后判决，而不能在诉讼发生前教化人，谈论使诉讼不再发生，他还做不到。孔子审理诉讼和别人一样，使人不再诉讼则和别人不同，所以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做到的，是使诉讼不再发生。”《易经》说：“君子做事谋划开始。”《尚书》说：“帝王的德行没有过失，接着说因此不触犯官府。”《礼记》说：“礼的教化很细微，接着说使人远离罪恶，不知不觉，这就是使诉讼不再发生的意思。”如果婚姻之礼废弛而淫邪之罪增多，乡饮酒之礼废弛而争斗之狱频繁，丧祭之礼废弛而臣下恩情淡薄，聘问觐见之礼废弛而君臣名分丧失，然后才去审理判决，不也太晚了吗？所以子路判决案件不如孔子使诉讼不再发生。召公审理案件，又不如《周南》中百姓不触犯法律。从前扬雄曾说：“一定要做到法律不被触犯。”

子张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居于职位不要疲倦，施行政事要忠诚。”

居于职位不疲倦，对自己就没有安逸懈怠；施行政事忠诚，对别人就没有欺骗。子张问仁，孔子告诉他勤勉，这样就有功效；问增进道德，告诉他以忠信为主，迁善改过；问如何行事，告诉他言语要忠信。大概疲倦就不能勤勉，而迁善改过不忠诚，就不能增进道德而有作为。子张的行为，不免有这些毛病，所以在他问政事时，告诉他“居于职位不要疲倦，施行政事要忠诚”。传记称子张问如何入仕，孔子告诉他怠惰是时代落后的原因，不忠信就无法取信于百姓，这与这里的意思相同。

译大概只有自己不倦怠，才能使百姓不倦怠；只有自己不缺乏忠诚，才能使百姓表现出忠诚。孔子对于子张，兼以不倦怠和忠诚来教导他；对于子路，则只以不倦怠来教导他。因为子路的缺点，还不至于不忠诚。

译孔子说：“广泛地学习文献，用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此句重出）

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

互乡那个童子洁身自好地前来求见，孔子接见了他而不拒绝，这是成全别人的好事。冉求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想击鼓声讨他，这是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幸灾乐祸，所以促成别人的坏事；厌恶正直、忌恨公正，所以不促成别人的好事。孟子提出的五种教化，那些成就德行的人，都是成全别人的好事。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您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

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问计。孔子回答说：“假如您不贪求财利，即使奖励他们，他们也不会偷窃。”

教化感化民众，比命令深入；民众效法上级，比听从法令迅速。所以郑伯喜好勇武，国人就徒手搏虎；秦穆公崇尚信义，士人多愿为之效死。陈侯喜好巫术，民众就淫祀；晋侯喜好节俭，民众就积蓄财物。太王亲身践行仁德，邠地民众就崇尚宽恕；吴王喜好剑客，民众就多受创伤；楚王喜好细腰，朝廷中就多饿死的人。那么季康子贪求财利，鲁国民众就偷盗，这是事理情势的必然。老子说：“不必刻意追求静，天道自然会端正。”又说：“我没有私欲，民众就会淳朴。”所以孔子对于执政者，担心的是不能用正道引导他们罢了。庄子说：“盗窃来的仁德，行为虽然尊贵，可以吗？”说的就是季康子这样的人。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呢？您想要善，民众就会善。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下。”

德教融洽，民众就安乐；法令严苛，民风就衰败。先王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强力，喜好生养而不喜好杀戮，不得已才用刑罚，期望最终不用刑罚罢了。难道是把德礼放在后面而把政刑放在前面吗？所以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呢？您想要善，民众就会善。”上级感化下级，没有可见的痕迹，而风俗日渐改变，所以用风来比喻。民众本性含有仁德而且柔弱，不能自立，所以用草来比喻。草只随风倒伏，民众只顺从上级。季康子不能端正德行来使民众向善，只想要杀戮他们，不也太过分了吗？《尚书》说：“四方像风一样行动。”又说：“您是风，下民是草。”《左传》说：“我的德行像风，民众响应像草。”

子张问：“士怎样才可以称为通达呢？”孔子说：“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呢？”

子张回答说：“在诸侯国必定有名声，在大夫家也必定有名声。”孔子说：“这是有名声，不是通达。所谓通达的人，品质正直而喜好道义，善于察言观色，考虑谦让于人。在诸侯国必定通达，在大夫家也必定通达。所谓有名声的人，表面装出仁的样子而行为违背仁，自居仁德而不怀疑，在诸侯国必定有名声，在大夫家也必定有名声。”

通达的人志向在于不困穷，有名声的人只是为了名声罢了。通达的人不一定有名声，有名声的人不一定通达。品质是正直的德行，喜好道义是义，察言观色是智，考虑谦让是礼。德和义是用来安身立命的，所以内心志向不困穷；礼是用来待人接物的，所以外在行为不困穷。这就是为什么在家必定通达，在国必定通达的原因。表面装仁而行为违背，自居仁德而不怀疑，这只是采取虚伪的手段来凌驾于人罢了。这与品质正直、喜好道义、察言观色、考虑谦让的人相反。这就是为什么在家必定有名声，在国必定有名声的原因。《诗经》说：“天帝对文王说，不要大声色。”文王宏大，不失其神色，这不是表面装仁，而是凭借德行罢了。这就是在国必定有名声，在家必定有名声的情况。大概通达与受，小国是通达受，大国是通达同。名声与声音，名声超过实情相同。在家说它只在家，在国说它只在国。子张外表庄重，平时就表面装仁了。难以与他一起行仁，就行为违背他的志向。说：“古人啊，古人啊。”就自居仁德而不怀疑了。孔子针对他的过失来挽救他。

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下游览，说：“请问如何增进德行、消除邪念、辨别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先做事后求利，不就是增进德行吗？攻治自己的恶，不攻治别人的恶，不就是消除邪念吗？一时的愤怒，忘记自身甚至牵连到亲人，不就是迷惑吗？”

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问智，孔子说：“知人。”樊迟没有通达，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曲的人，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樊迟退出后见到子夏，说：“刚才我见到老师而问智，老师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曲的人，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子夏说：“这话含义丰富啊！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了。”

从仁和智的角度来说，智容易而仁困难；从爱人和知人的角度来说，爱人容易，知人困难。所以樊迟在爱人方面通达，在知人方面却没有通达。《尚书》说：“简省他的修德，也简省他不修德；进用他的良善，来率领他不良善的。”《易经》说：“君子只有解脱，吉兆对小人也有诚信。”《左传》说：“禹称赞善人，不善的人远离。”这就是所说的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曲的人，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舜、汤所举用的人很多，特别提到皋陶、伊尹。皋陶的贤能，他的德行足以安抚民众，他的谋略足以知人，他作为士，能使百姓在刑罚中受到制约。伊尹的贤能，他的才能足以承担重任，他的道足以感通上天，他割正夏朝，能改变简贤附势之徒。这样，仁德贤能的人居于职位，奸邪的人全部退却，难道不是不仁的人远离了吗？尧、舜的

译所谓仁，并不是普遍地爱所有人，而是急切地亲近贤德之人，仅此而已。

译子贡问怎样对待朋友。孔子说：“忠诚地劝告他，善意地引导他，如果不听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

忠诚劝告属于言语，善意引导属于行为，这是仁的表现。如果不听就停止，这是义的表现。芮伯对朋友说：“既然去了阴暗的地方，你反而让我来受责难。”又接着说些冷淡的话，说：“不能再背负你了。”善意的责骂不算受辱，而芮伯这样做，是因为有挽救时局的职责。

曾子说：“君子通过学问来结交朋友，通过朋友来辅助仁德。”

学问源于道理，仁德源于本性。通过学问结交朋友，然后才能穷尽道理；通过朋友辅助仁德，然后才能尽善本性。《礼记》说：“互相观察而变得更好。”通过学问结交朋友，所以能够互相观察；通过仁德辅助，所以能够变得更好。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工作，必须先磨利工具。”工作用来比喻仁德，工具用来比喻朋友。工作依靠锋利的工具，然后才能做好；仁德依靠有益的朋友，然后才能成就。君子对于朋友，能不慎重吗！孔子说：“有害的朋友有三种，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益的朋友用来辅助仁德，有害的朋友则只是损害仁德罢了。

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做在百姓前面，让百姓勤劳。”子路请求再多说一些。孔子说：“不要懈怠。”做在百姓前面，

是以正道率领百姓，让百姓勤劳，是用思虑让百姓勤劳，如果只有做在前面而没有役使百姓，那么百姓不会服从；如果只有役使百姓而没有让他们勤劳，那么百姓会怨恨。《易经》说：“用喜悦来率领百姓，百姓会忘记劳累。”孔子说：“君子取得信任后才役使百姓，没有取得信任就会被认为是虐待。”《礼记》说：“不验证，不信任，不信任百姓，不听从。”这是先做在前面，然后才可以役使百姓。《豳风》用东征来慰劳士兵，《小雅》用枤杜来催促归来，这是役使百姓必定要有慰劳他们的原因。做在前面与《孝经》中的“以博爱为先，以恭敬谦逊为先”相同，让百姓勤劳与《孟子》中的“慰劳他们，招徕他们”相同，先做在前面让百姓勤劳并加上不懈怠，那么百姓也会以不懈怠来回应。杨子说：“不懈怠地坚持到底，做学问而不懈怠，那么德行就会日日更新；治理政事而不懈怠，那么政事就会日日更新。”所以子张问政，孔子也用不懈怠来告诉他。现在天地对于万物，从震卦出来，在巽卦整齐，在离卦相见，在坤卦役使，这是先做在前面然后役使。在兑卦喜悦，在乾卦交战，在坎卦劳累，这是役使然后慰劳。《大元》说：“仰望天空而天空不疲倦，俯视大地而大地不怠慢。怠倦却能做好事情的，古今未见。”那么先做在前面慰劳然后加上不懈怠，是天地的道理。天地尚且如此，何况人呢？

仲弓做季氏的家臣，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先责成下属，赦免小过错，举荐贤才。”仲弓说：“怎样知道贤才而举荐他们？”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别人会舍弃他们吗？”

下属分任职务，然后事情才能治理；事情治理好，然后才可以惩治人的罪过。而赦免小过错，赦免小过错那么故意犯罪的人就要受刑了。故意犯罪的人受刑，然后举荐贤才。这就是所说的遏制恶行弘扬善行，贤指德行，才指才能。传文说：一个贤人统领众多有才能的人就绰绰有余，众多有才能的人衡量一个贤人就不够。贤人必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人不一定贤德。子游做武城的长官，孔子问他是否得到了人才。大概做长官的政事，必定先责成下属。治理政事的大事，没有比举荐贤才更重要的了。

子路说：“卫国国君等待您来治理政事，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必定是端正名分吧？”

子路说：“有这样的吗，您太迂腐了！为什么要端正名分？”孔子说：“粗野啊，由！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大概就存疑不说。名分不正，那么言语就不顺；言语不顺，那么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那么礼乐就不能兴起；礼乐不能兴起，那么刑罚就不当；刑罚不当，那么百姓就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所以君子命名必定可以说明，说明必定可以实行。君子对于他的言语，只是不随便罢了。”

卫国因为父子争夺国家，而君臣上下的名分不正。孔子想要以端正名分为先，而子路认为这是迂腐，所以说：“粗野啊由！”粗野，只是质朴罢了。《家语》所说的“文采压不住质朴”就是这样。子路在见南子时就不高兴，在陈国时就生气，在公山弗扰召请时就说：“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在佛肸召请时就说：“亲自做不善之事的人，君子不进入。”那么子路不了解孔子，不只是这一件事。名分必定可以说明，名分不正那么言语就不顺，言语不顺那么实行必定不可行，而事情就办不成。《洪范》说言语要“顺从，顺从就能治理”；《礼记》说“功业成就制作音乐，治理安定制定礼仪”。大概顺从那么言语就顺，治理那么事情就成。功业成就治理安定，是事情办成的意思，所以说“事情办不成那么礼乐就不能兴起”。礼乐不能兴起，那么谦逊和睦的风气就衰败，争强固执欺诈虚伪的习俗就形成。即使是善于听断的人，也不能没有冤枉。所以说：“礼乐不能兴起，那么刑罚就不当。”《易经·豫卦》制作音乐就说：“刑罚清明。”传文说：“礼和刑互为表里。”这是刑罚是否得当，取决于礼乐罢了。从前荀子说过：“礼乐废弃而邪音兴起，是危险屈辱的根本。”

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孔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