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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论语全解二十

微子第十八

儒藏 · 四书 · 已译 · 第 130–133 段

明夷于飞,垂其翼者也,利而不正;死则过渉灭顶者也,正而不利;奴则内难而能正其志者也,利而且正。三者之所趍,虽殊,然去者仁之清,奴者仁之和,死者仁之任,皆其自靖以趋于仁而已。此所以均谓之仁。盖微子去,然后箕子奴;箕子奴,然后比干死,事辞之序也。武王克商,然后释箕子之囚,则箕子未尝去商,而史以箕子避纣于朝鲜误矣。

译明夷卦中“明夷于飞,垂其翼”的意象,指的是微子,他保全了利益但未能坚守正道;比干因涉险过深而灭顶,他坚守了正道却未能保全利益;箕子身为奴隶却能在内难中端正心志,他既保全了利益又坚守了正道。这三种人所趋向的道路虽然不同,但离去者体现了仁的清高,为奴者体现了仁的温和,赴死者体现了仁的担当,都是他们自我安顿以趋向仁德罢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同样被称为仁人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微子离去之后,箕子才沦为奴隶;箕子沦为奴隶之后,比干才赴死,这是事情发展的先后次序。周武王攻克商朝之后,才释放了箕子的囚禁,这说明箕子并没有离开商朝,而史书称箕子避纣王于朝鲜是错误的。

栁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黜而不去者,盖栁下恵以止为事者也。孟子曰:「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隠贤,则栁下恵不以退为事也。」又曰:「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则栁下恵不以进为事也。」以其在于进退之间,援而止之而止,岂非所谓以止为事者哉?栁下恵继伯夷者也,伯夷继伊尹者也,继栁下恵者孔子,然后言孔子之去就。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闲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孔子于齐景公有际可之仕,至于景公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闲待之。」然后行,去他国之道也。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子于季桓子有行可之仕,及齐人归女乐,而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然后行,去父母国之道也。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鳯兮鳯兮!何徳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栁下恵则不屑去者也。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莜丈人则不屑就者也。孔子去齐、去鲁,则非不屑去,以为斯人之徒,则非不屑就。接舆知孔子有鳯之徳,不知孔子所谓隠者不易乎世也。桀溺知天下之滔滔,而不知滔滔者可以与易也。鳯有道则见,无道则隠,见非其时,为徳之衰。所谓非伏其身而弗见,非闭其言而弗出也。乐则行之,忧则违之而已。接舆欲孔子止,而以谓当今之世,欲从其政,则其身必危。扬子曰:「接舆之歌鳯也,欲去而恐罹害也。」盖接舆游方之外者也,故其行虽与孔子异,而孔子亦未尝不欲与之言也。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盖非其周流也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长沮、桀溺所谓固矣,孔子疾固者也。惟天下无道,则孔子与易之,以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误。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羣,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遯于山林,是与鸟兽同羣也。子之言曰:「吾亦人耳,若非与人为徒,则谁与乎?」彼非我以天下皆无道,谁以易之?盖不知,惟其无道,故吾思有以易之。若其有道也,吾不与易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莜。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隠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道虽不行,不可无。仕不仕者,无义而已。夫长幼之节,不及君臣之义。一身之洁,不若大伦之不乱。荷莜知长幼之节,而不知君臣之义;知洁其身,而不知大伦,岂所谓知务者哉?盖仕而行其义,则在己;而不仕于无义,则在时。在时,在己,则亦隠而已,非逸民也。至于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栁下惠、少连,然后可以谓之逸民也。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栁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栁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伯夷、叔齐则清而不和,故内不降其志,外不辱其身。栁下惠、少连则和而不清,故内则降其志,外则辱其身。然志虽降,而言不失其伦;身虽辱,而行不役其虑。盖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嫌于言,不中伦,行不中虑。降志辱身,则嫌其

译柳下惠担任士师(司法官),三次被罢免。有人说:“您难道不能离开这里吗?”柳下惠说:“如果秉持正道侍奉君主,到哪里不会再次被罢免呢?如果违背正道侍奉君主,何必离开自己的祖国呢?”

三次被罢免却不离开,大概是因为柳下惠以“止”(坚守本分、不轻易进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孟子说:“他不以侍奉污浊的君主为羞耻,也不推辞卑微的官职,在进用时不隐藏贤能,那么柳下惠就不是以‘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又说:“被遗弃而不怨恨,处于困厄穷困之中而不悲悯,那么柳下惠也不是以‘进’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因为他处于进与退之间,被挽留就留下,这难道不是所说的以“止”作为行为准则的人吗?柳下惠继承了伯夷的道统,伯夷继承了伊尹的道统,继承柳下惠的是孔子,然后才谈论孔子的去留之道。

齐景公对待孔子说:“像季氏那样,我不能以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待遇来对待他。”又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你了。”孔子于是离开。

孔子对于齐景公,是有机会可以出仕的,直到景公说:“像季氏那样,我不能以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待遇来对待他。”然后才离开,这是离开他国的道理。

齐国人赠送女乐,季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上朝,孔子于是离开。

孔子对于季桓子,是有机会可以出仕的,等到齐国人赠送女乐,而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上朝,然后才离开,这是离开父母之邦的道理。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车旁经过,说:“凤凰啊凤凰啊!为什么德行如此衰微?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补救。算了吧算了吧!现在执政的人危险啊。”孔子下车,想和他说话,接舆快步避开,没能和他说话。

柳下惠是不屑于离开的人。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是不屑于出仕的人。孔子离开齐国、离开鲁国,并不是不屑于离开,认为这些人(指隐士)不值得交往,也不是不屑于出仕。接舆知道孔子有凤凰般的德行,却不知道孔子所说的隐士是不随世俗改变志向的。桀溺知道天下滔滔浊流,却不知道这滔滔浊流是可以改变的。凤凰在政治清明时出现,在政治黑暗时隐退,出现如果不是时候,就是德行衰微。所谓不是伏下身子不出来,也不是闭口不言。高兴就实行,忧愁就避开罢了。接舆想让孔子停止(出仕),认为当今之世,想要参与政治,那么自身必然危险。扬雄说:“接舆歌颂凤凰,是想离开却害怕遭受祸害。”大概接舆是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人,所以他的行为虽然与孔子不同,但孔子也曾想和他说话。

长沮和桀溺并肩耕作,孔子路过,派子路去问渡口在哪里。长沮说:“那个拿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自然知道渡口在哪里了。”

大概是不认同他四处游历。

子路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回答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像滔滔洪水一样混乱,都是这样,你和谁去改变它呢?况且你与其跟随躲避坏人的人,哪里比得上跟随躲避世俗的人呢?”说完继续除草不停。

长沮、桀溺所说的就是固执,孔子厌恶固执。只有天下无道,孔子才去改变它,认为“天下像滔滔洪水一样混乱,都是这样”,这是错误的。

子路走回去告诉孔子,孔子惆怅地说:“人不能和鸟兽同群,我不和这些人在一起,又和谁在一起呢?天下如果有道,我就不会去改变它了。”

逃隐于山林,就是和鸟兽同群。你的意思是说:“我也是人,如果不和人在一起,又和谁在一起呢?”他们不是认为天下都无道,谁去改变它吗?大概他们不知道,正因为无道,所以我才想去改变它。如果有道,我就不去改变了。

子路跟随孔子,落在后面,遇到一位老人,用拐杖挑着除草的工具。子路问:“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你的老师?”说完插下拐杖除草。子路拱手站立,老人留子路住宿,杀鸡煮小米给他吃,并让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走了,把这事告诉孔子,孔子说:“这是位隐士。”派子路返回去看他,到了那里,老人已经走了。子路说:“不做官是不义的。长幼之间的礼节不能废除,君臣之间的道义怎么能废除呢?想要洁身自好却扰乱了大伦常。君子做官,是为了实行道义。道义不能实行,我已经知道了。”

道义虽然不能实行,但不能没有。做官不做官,只是有没有道义的问题。长幼之间的礼节,比不上君臣之间的道义。个人的清洁,比不上大伦常不乱。荷蓧老人知道长幼之间的礼节,却不知道君臣之间的道义;知道洁身自好,却不知道大伦常,这难道是所谓懂得事务轻重的人吗?大概做官而实行道义,在于自己;而不做官是因为无义,在于时势。在于时势,在于自己,那么也就是隐居罢了,并不是逸民。至于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然后才可以称为逸民。

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伯夷、叔齐,以及柳下惠、少连,降低了志向,辱没了身份。言语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思虑,大概就是这样罢了。

伯夷、叔齐清高而不和顺,所以内心不降低志向,外界不辱没身份。柳下惠、少连和顺而不清高,所以内心降低了志向,外界辱没了身份。然而志向虽然降低,言语却不失伦理;身份虽然辱没,行为却不违背思虑。大概不降低志向,不辱没身份,言语不嫌忌,不合伦理,行为不合思虑。降低志向辱没身份,则嫌忌

不能,如此故特曰“言中伦,行中虑”而已。

译做不到,因此特意说“言语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思虑”罢了。

谓虞仲、夷逸隠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虞仲、夷逸,隠居则身中清,放言则废中权。中清则污俗不能染,中权则反经以合道。盖伦有经权,有常变,以中权为放言,伦非放言矣。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伯夷、叔齐、虞仲、夷逸,不可者也;栁下惠、少连,可者也。孔子集七人之大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于其义之所去,则无可;于其义之所在,则无不可。故曰:“我则异于是。”不言朱张者,荀卿以子弓与孔子同于行。盖子弓则子张是也。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古者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然记此者,以明乐工之贱,亦知去就之义。若夫君子知进退之义,则不尽于此矣。虽然,犹异于长沮、桀溺之徒,専以隠为事也。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施者易也。荀卿曰:「充虚之相施易是也。」君子不以人之亲易己之亲。易己之亲,则于亲无去就之义。于亲无去就之义,则事君有之矣。君子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则臣其可以使君怨其不为用乎?故旧无大故不弃,则君无大故而可以去之乎?君无求备于一人,则臣其可以求备于君乎?凡此欲自尽其恕以循理进退故也。纪周公之言,所以成微子之义。工师之贱有去就之义,故前此而言之。八士则事人而已,未必能尽去就之义,故后此言之。则周公所以谓鲁公者,不过不施其亲,至于无求备于一人而已。荀卿则以为周公曰:「吾执贽而见者十人,还贽而见者三十人,貎执之士百有余人,欲言请毕事者千有余人。」后世因为飰而吐哺、沐而握发之说,殆不然矣。成周之时,士之所以为士者,有徳行道艺以自重,非若六国纵横之士汲汲于伸身以干泽也。周公之所以为周公者,有道法以御世,非若孟尝、春申之仆仆于礼士以干誉也。《国语》曰:「文王询于八虞而说之者以为八士。」

  [楼主] [10楼] 作者:背树谖草 发表时间: 2008/04/10 11:24 [加为好友][发送消息][个人空间]回复 修改 来源 删除

  论语全解卷十

  宋陈祥道撰

  子张第十九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孔子论成人则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子张论士则曰:「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者,授命授君之命而不废。」致命则致君之命以死制而已。此成人所以与士异也。得则在己,利则不必在己。见得思义则非见得而忘其形者也。见利思义则非见利而忘其真者也。成人于不以在己者则能思之,士则能思其在己者而巳或先见利思义而后见危授命,或先见危致命而后见得思义。盖成人以成己者为先,士以事君者为先。

子张曰:「执徳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徳有体,故可执;道无体,故信之而已。弘则张而大之也,笃则行而至之也。执徳、弘信、道笃,有之则为盈,亡之则为虚,此能为有为亡者也。执徳不弘,信道不笃,有之不为益,亡之不为损,其能为有为亡哉?「传曰:彼有人焉,能为有者也。」「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能为亡者也。」若周亚夫之得剧孟,世祖之得吴汉,隠若一敌国,是亦能为有者也。萧何之亡,汉髙以为失左右手,是亦能为亡者也。然此特可以为有为亡而已,与夫执徳、弘信、道笃者有间矣。然于徳言弘,而有所谓笃,「易曰:笃实辉光,日新其徳。」是也。于道言笃,而有所谓弘,「孔子曰:人能弘道。」是也。凡言道徳,先道而后徳,出道之序也;先徳而后道,入道之序也。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

译说虞仲、夷逸隐居,放纵言论,自身符合清高,废弃仕途符合权变。

虞仲、夷逸,隐居则自身符合清高,放纵言论则废弃仕途符合权变。符合清高则污浊的世俗不能沾染,符合权变则违背常理以契合大道。大概伦理有常道与权变,有常规与变化,把符合权变当作放纵言论,伦理并非放纵言论了。

我却不同于这些,没有绝对不可,也没有绝对可以。

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是坚持不可的人;柳下惠、少连,是坚持可以的人。孔子集七人的大成,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在道义所离去的地方,就没有绝对不可;在道义所在的地方,就没有绝对不可以。所以说:“我却不同于这些。”不提及朱张,是因为荀卿认为子弓与孔子行为相同。大概子弓就是子张。

乐师挚到齐国去,二饭的乐师干到楚国去,三饭的乐师缭到蔡国去,四饭的乐师缺到秦国去,击鼓的方叔到黄河边去,摇鼗的武到汉水边去,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到海边去。

古时候有官职的人,不能胜任其职就离职。然而记载这些,是为了说明乐工地位卑微,也知道去留的道义。至于君子懂得进退的道义,就不止于此了。虽然如此,还是不同于长沮、桀溺那些人,专门以隐居为事。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怠慢他的亲人,不让大臣怨恨不被任用。故旧没有重大过错,就不抛弃他们。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周朝有八位贤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施是易的意思。荀卿说:“充实与空虚相互更替就是易。”君子不拿别人的亲人替换自己的亲人。替换自己的亲人,那么对于亲人就没有去留的道义。对于亲人没有去留的道义,那么侍奉君主就有去留的道义了。君子不让大臣怨恨不被任用,那么臣子可以让君主怨恨自己不被任用吗?故旧没有重大过错不抛弃,那么君主没有重大过错就可以离开吗?君主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那么臣子可以对君主求全责备吗?所有这些,想要自己竭尽恕道以遵循道理进退的缘故。记载周公的话,是为了成全微子的道义。工师地位卑微有去留的道义,所以在此之前说它。八士只是侍奉人罢了,未必能尽去留的道义,所以在此之后说它。那么周公对鲁公所说的,不过是不怠慢亲人,至于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罢了。荀卿则认为周公说:“我拿着礼物去拜见的有十人,还礼后拜见的有三十人,容貌恭敬的士有一百多人,想要陈述请求完成事业的有一千多人。”后世因此有吃饭时吐出食物、洗头时握着头发(接待贤士)的说法,大概不是这样。成周之时,士之所以为士,有德行、道义、技艺来自重,不像六国纵横之士那样急切地伸展自身以谋求恩泽。周公之所以为周公,有道法来治理天下,不像孟尝君、春申君那样忙碌于礼遇士人来谋求声誉。《国语》说:“文王咨询八位虞官而悦纳他们,人们认为那是八位贤士。”

子张说:“士人见到危险能献出生命,见到利益能想到道义,祭祀时想到恭敬,居丧时想到悲哀,这样就可以了。”

孔子论述成人就说:“见到利益想到道义,见到危险献出生命。”子张论述士就说:“见到危险献出生命,见到利益想到道义,是接受君主的命令而不废弃。”献出生命就是献出君主的命令以死守职分罢了。这是成人与士不同的地方。得在于自己,利不一定在于自己。见到利益想到道义,就不是见到利益而忘记自己形体的人。见到利益想到道义,就不是见到利益而忘记自己本真的人。成人在不属于自己的事物上能想到它,士则能想到属于自己的事物罢了。或者先见到利益想到道义而后见到危险献出生命,或者先见到危险献出生命而后见到利益想到道义。大概成人以成就自己为先,士以侍奉君主为先。

子张说:“持守道德不广大,信仰道义不笃实,这样的人有他算什么呢?没有他算什么呢?”

道德有实体,所以可以持守;道没有实体,所以信仰它罢了。广大就是张而扩大它,笃实就是实行而达到它。持守道德、信仰广大、道义笃实,有他则充实,没有他则空虚,这是有他算有、没有他算无的人。持守道德不广大,信仰道义不笃实,有他不增加益处,没有他不减少损失,他能有他算有、没有他算无吗?“传文说:那里有这样的人,是有他算有的人。”“诗说:人云亡,邦国殄瘁,是没有他算无的人。”像周亚夫得到剧孟,光武帝得到吴汉,隐然像一个敌国,这也是有他算有的人。萧何去世,汉高祖认为失去了左右手,这也是没有他算无的人。然而这不过是能有他算有、没有他算无罢了,与持守道德、信仰广大、道义笃实的人有差别。然而在道德上说广大,而有所谓笃实,“易经说: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就是这个意思。在道上说笃实,而有所谓广大,“孔子说:人能弘道。”就是这个意思。凡说道德,先道而后德,是出道的次序;先德而后道,是入道的次序。

子夏的门人向子张问交友之道。子张说:“子夏怎么说?”回答说:“子夏说:‘可以交往的就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拒绝。’”子张说:“这与我听到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