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堂书解卷九
肆予小子，▯以尔友邦▯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只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下申明元后作民父母之事
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纣之罪，如绳之穿物，其贯已满，不可复加。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师毕会。王乃徇师而誓曰：「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我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无辜吁天，秽德彰闻。」
书序》云：「一月戊午，师渡孟津。」而此篇首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葢以是日作誓而后渡河，既渡，遂次于河北。诸侯之师于是毕会，王乃徇师而誓，是上、中二篇同日作也。「吉人为善」句，此古语也，故曰「我闻」。大抵常人之为善恶，与吉人、凶人大不同。吉人者，纯于为善之名；凶人者，纯于为不善之名也。庸常之徒，岂全无好善者？往往一出一入，泛泛悠悠，暂作遽辍，未必有力。惟善人则念念皆善，日进无疆，惟恐不逮，故日见其不足。一念之差，无非恶习，然在常人，亦或知所畏忌。惟凶人则念念皆恶，故亦日见其不足。「一肆」字，正是纣力行之效。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已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鉴惟不逺在彼夏王。
上文既甚言纣之罪矣，于此复举桀为证，且申言纣之罪又有过于桀者，以见天必亡之，而吊伐之师断不容后于汤也。四个谓字是举纣平时无忌惮之言，虽是四节，而其病根却只在谓已有天命上。
天其以予乂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夷伤也，纣作威杀戮，毒痡四海，虽有亿兆之众，大抵皆伤夷之人耳。
今朕必往，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勗哉夫子！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呜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此篇大槩专把汤伐桀事为例，反覆启告。自有夏桀弗克若天，至于汤有光，辞防方足，却是与众士言，不可不明以谕之，可谓深切矣。上文说「戎商必克」，此又说「今朕必往」，两个「必」字，斩斩截截，畧无疑辞。虽励众心，然非武王明断，不如是也。汤伐桀，有慙德焉，今畧无口实之嫌，反以为有光于汤，何也？噫！吊民伐罪，古所未有，而汤创行之。汤之所以慙者，诚惧乱臣贼子为篡为逆，而以我借口也。若夫武王之心，是乃汤之心，汤之所创行者，至武王而▯扬之，前日之慙，今日之光也。非圣人，孰能与于此哉！上文辞气勇决，无非言纣之不足畏，以激昻众心。然兵凶战危，万一闻此誓言，有轻敌心，则大不可。于是申言儆告，而使之知所畏焉，言「汝等立定我吊民之功，乃能各保天年永久其世耳」。
泰誓下
时厥明，王乃大巡六师，明誓众士。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结怨于民。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上帝弗顺，祝降时丧。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
大巡者亲行军而整肃之，渡河之后，既已徇师而誓，
译我小子，凭借你们友邦的君主，在商朝观察政事。只有受（纣王）没有悔改之心，竟然像夷狄一样居住，不侍奉上帝和神灵，废弃他的祖先宗庙，不举行祭祀。祭祀用的牺牲和谷物，都落到了凶恶盗贼手中。他却说：“我有民众，我有天命，不会因你们的侮辱而悔改。”上天爱护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有他们能够辅佐上帝，恩宠安抚四方。无论有罪无罪，我怎么敢违背上天的意志？
同样衡量力量，同样衡量德行；同样衡量德行，同样衡量道义。受有臣子亿万，却各有亿万种心思；我有臣子三千，却只有一条心。商的罪行累积已满，上天命令诛灭它。我不顺从上天的意志，我的罪行就与它相等。我小子早晚恭敬戒惧，接受文王的遗命，向上帝祷告，向土地神祷告，率领你们众人，执行上天的惩罚。上天怜悯民众，民众所希望的，上天必定顺从。你们还要辅佐我一人，永远澄清四海，这时机不可失！
纣的罪行，如同绳子穿物，其累积已满，不可再增加。
《泰誓中》
戊午日，王驻扎在黄河以北，诸侯们率领军队全部会合。王于是巡视军队并宣告誓约说：“唉！西土的众人，都听我的话。我听说善良的人行善，总觉得时间不够；凶恶的人作恶，也总觉得时间不够。现在商王受，肆意妄为没有节制，抛弃年老贤良的人，亲近比附罪人，沉溺于酒色暴虐肆虐。臣下受其影响，同族之间互相仇视，胁迫权贵互相残杀。无辜者呼天抢地，秽恶的德行昭彰显闻。”
《书序》说：“一月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而这篇开头记载“戊午日，王驻扎在黄河以北”，大概是因为这天作誓约后才渡河，渡河后，就驻扎在河北。诸侯的军队于是全部会合，王于是巡视军队并宣告誓约，所以上、中两篇是同一天作的。“吉人为善”这句，是古语，所以说“我听说”。大体上，普通人做善事恶事，与吉人、凶人大不相同。吉人，是纯粹行善的名号；凶人，是纯粹作恶的名号。平庸之辈，难道完全没有喜好善行的吗？往往进进出出，泛泛悠悠，暂时做做就停止，未必有力气坚持。只有善人则念念都是善念，每天进步没有止境，只怕达不到，所以每天觉得时间不够。一念之差，无非是恶习，但在普通人中，也或许知道畏惧忌讳。只有凶人则念念都是恶念，所以也每天觉得时间不够。“一肆”字，正是纣王肆意妄为的效果。
上天爱护民众，只有君主奉行天意。夏桀不能顺从天意，流毒下国。上天于是佑助成汤，降下命令，废除夏朝的天命。只有受的罪行超过桀，剥夺杀害贤良，残害虐待劝谏的辅臣，说自己有天命，说恭敬不值得实行，说祭祀没有益处，说暴虐没有伤害。他的鉴戒不远，就在那夏王身上。
上文已经极力陈述纣的罪行了，在这里又举桀作为证据，并且申述纣的罪行还有超过桀的地方，以显示上天必定灭亡他，而吊民伐罪的军队断不容缓于汤。四个“谓”字是列举纣平时无忌惮的言论，虽然是四节，而其病根却只在“谓已有天命”上。
上天大概要用我来治理民众，我的梦与我的占卜相合，接连出现吉祥的征兆，讨伐商必能成功。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我有十个治国能臣，同心同德。虽然有至亲，不如仁人。上天看从我民众看，上天听从我民众听。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
夷，伤害也，纣作威杀戮，毒害疲惫四海，虽然有亿兆之众，大抵都是受伤的人罢了。
现在我必定前往，我的武德发扬，侵入它的疆界，诛取那凶残之人；我的征伐气势张扬，比汤更有光彩。努力啊将士们！不要有畏惧，宁可抓住非敌对者。百姓恐惧战栗，好像要磕破额头。唉！你们一心一德，建立稳固的功业，才能永远传世。
这篇大概专拿汤伐桀的事为例，反复开导告诫。从“夏桀不能顺从天意”到“汤有光”，言辞才完备，却是与众士说话，不可不明了地告诉他们，可谓深切了。上文说“戎商必克”，这里又说“今朕必往”，两个“必”字，斩钉截铁，略无疑辞。虽然激励众心，然而如果不是武王明断，不会是这样。汤伐桀，有惭愧的德行，现在略无口实之嫌，反而认为有光于汤，为什么呢？唉！吊民伐罪，古所未有，而汤开创实行。汤之所以惭愧，是诚惧乱臣贼子篡逆，而以我为借口。至于武王的心，就是汤的心，汤所开创实行的，到武王而发扬光大，前日的惭愧，今日的光彩。不是圣人，谁能做到这样！上文辞气勇决，无非说纣不值得畏惧，以激昂众心。然而兵凶战危，万一听到这誓言，有轻敌之心，那就大不可。于是申述儆告，而使他们知道畏惧，说“你们建立我吊民的功业，才能各保天年永久其世耳”。
《泰誓下》
第二天，王于是大巡六军，明确誓告众士。王说：“唉！我西土的君子！上天有显明的道，其类别非常显著。现在商王受轻慢侮辱五常，荒怠不敬，自己断绝与上天的关系，结怨于民众。砍断涉水者的腿，剖开贤人的心，作威杀戮，毒害疲惫四海。崇信奸邪之人，放逐黜退师保，摒弃典章刑罚，囚禁奴役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制作奇技淫巧以取悦妇人。上帝不顺从，祝官降下这丧亡。你们要勤勉奉我一人，恭敬执行天罚。”
大巡，是亲自巡视军队并整肃它，渡河之后，已经巡视军队并宣告誓约，
如何明日又誓？葢三令五申，所以重其事也。中篇止是渡河后言商可必克，我今必往，不容但已之意。若此篇则又将自河北啓行矣，遂直言纣汝世雠，又明示厚赏显戮，与前书立言大不同。至于数纣之罪，则又益详于前书，其誓辞浅深，固自有次第也。然愚于此重有感焉。伐桀之时，只《汤誓》一篇，所以罪桀，不过率遏率割二语，而《汤诰》所言，乃作于黜夏之后。今武王作誓至三至四，而所以数纣之罪，极言殚述，不一而足。此非武王之德有歉于汤，葢亦世变至此，不容不尔，可为重叹也哉！中下二篇，皆誓西土之将士也，如何称之曰夫子？又称之曰君子？此深有以见古者上下相敬之意。后世如驱犬豕就锋镝，安得有此气象！
译为什么明天又要誓师呢？大概是因为多次命令、反复告诫，所以事情显得特别庄重。《中篇》只是说渡河之后，商朝必定可以攻克，我们如今必定前往，不容许半途而废的意思。而这一篇则是又要从河北起行了，于是直说纣王是你世代的仇敌，又明确地表示重赏显戮，与前面的誓师辞在立言上大大不同。至于列举纣王的罪状，又比前面的誓师辞更加详细，其誓师辞的深浅，本来自有次第。然而我对此深有感慨。讨伐夏桀的时候，只有《汤誓》一篇，所以归罪于夏桀，不过“率遏”“率割”两句话，而《汤诰》所说的，乃是废黜夏朝之后所作。如今武王作誓师辞多达三四篇，而用来列举纣王罪状的，极尽言辞、详尽叙述，不一而足。这并不是武王的德行有愧于商汤，大概也是世道演变至此，不得不如此，实在令人深深叹息啊！《中篇》和《下篇》，都是对西土的将士誓师，为什么称他们为“夫子”？又称他们为“君子”？这深刻地体现了古人上下互相尊重的意思。后世把士兵像驱赶猪狗一样推向刀锋箭镝，哪里能有这样的气象！
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雠。」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树德务滋，除恶务本。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尔众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
上节止是槩举纣众恶，以见其得罪于天。至此复提出作威一事，切众士之心而言。洪惟作威，与作威杀戮正相应。此节专主一雠字。武王前面都不及赏罚，至此将临敌，不可不知所劝戒，方正赏罚以示之。
呜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惟我有周，诞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上文言赏罚辞防已尽，于是复原文王盛德，所以得天下之由。葢三分天下有其二，实文王以之。「我有周诞受多方」，非今日之故也。推此一节最有力。言光于四方，固无不在此照临中矣，如何又说显于西土？西土，岐周也。西伯职分所得为者，独西土耳，故其政教又特显于西土也。惟文王盛德如此，故我有周为天命人心所归，大受多方焉。我今日特因文王见成事体，卒其成功耳，専就文王事体上说。数语之间，反覆抑扬，不惟足以感动人心，抑见周有天下已定于文王之日，非我今日创为此举。圣人辞气包蓄，极有意味，岂徒推功于父、引咎归己而已哉！
牧誓
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牧在纣近郊三十里。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所以纪王者之师，以德而不以力也。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防、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泰誓》中、下二篇所以誓西土者详矣，何故武王又费辞如是？每疑焉。今观「逖矣，西土之人」与「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二语，乃知此书専为誓诸侯及外夷之众而作。夫西土之人，熟于武王之节制，固不待临时谆谕，况上二篇誓戒之已详乎？况当时诸侯、外夷，乃厌纣之恶，慕义向化，翕然来归者，一时临战，未必皆如圣人之节制也。至此，岂可不警饬而明告之？又况《泰誓》上篇告友邦▯君等，则自称曰「予小子▯此篇下文亦自称曰「今予▯至中、下二篇告西土，则皆不名矣。此义坦然甚明。左杖黄钺，特军旅之容，非亲用以战也。右手秉白旄而麾之曰：「逖矣，西土之人！」麾之使逺所以进友邦诸夷之众而誓之也。故下文特书「王曰」以别之。自「嗟我友邦」以至防卢、彭、濮人，直是逐一指名头项，各使之整擉器械，悚然斋肃，而始申之曰：「予其誓！」则其非誓西土也明矣。先儒往往谓「逖矣，西土之人」为慰劳其征行之逺跋涉之劳，此大不然。安有八百诸侯及外夷君长咸在，而武王独首私一语于其属以示恩？圣人必不如此。细观上下文意及白旄以麾情状，灼知其非慰劳西土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上文既言予其誓，于是复书「王曰」以明此下之为誓辞也。武王此誓，専以用妇言数纣之罪，故首举此古语以为证。王父，祖也。王父弟者，同祖之弟也。母弟者，同母之弟也。遗，犹孤遗也，葢父母亡而幼弱未能自立者也。不迪，不知所以训迪也。禹数苗，只是个昏迷；汤数桀，只是个昏德；武王数纣，亦是个昏弃。既昏之后，事事颠倒，何所不有？吁，可畏哉！
今予▯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朂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朂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朂哉夫子！尔所弗朂，其于尔躬有戮。上文既数纣罪，于
译古人有句话说：“爱护我，他就是君主；虐待我，他就是仇敌。”独夫纣大肆逞威施暴，正是你们世代的仇敌。树立德行务必使之滋长，铲除邪恶务必从根本上做起。所以我这个年轻人率领你们众将士去消灭你们的仇敌。你们众将士应当发扬果敢坚毅的精神，来辅佐你们的君主。功劳大的有丰厚的赏赐，不遵从命令的有显明的惩罚。
上一节只是概括列举纣王的种种恶行，以显示他得罪了上天。到这里又提出他逞威施暴这一件事，切合众将士的心意来说。洪惟作威，与作威杀戮正好相应。这一节专门围绕一个“仇”字。武王前面都没有提到赏罚，到这里即将临敌，不能不知道用来劝勉和警戒，于是正当地宣布赏罚来展示给他们看。
唉！只有我的先父文王，像日月照耀降临，光辉普照四方，在西土特别显赫。只有我们周朝，广泛接受了各方诸侯的归附。我能够战胜纣王，不是因为我武勇，而是因为我的先父文王没有罪过；纣王能够战胜我，不是因为我的先父文王有罪过，而是因为我这个年轻人不善。
上文说赏罚的言辞防备已经详尽，于是又追述文王的盛德，说明得到天下的原因。大概三分天下有其二，实际上是文王做到的。“我有周广泛接受各方”，不是今天才这样的缘故。推究这一节最有力。说光辉普照四方，固然没有不在这照耀之中的，为什么又说在西土特别显赫？西土，就是岐周。西伯职权范围内所能做的，唯独是西土，所以他的政教又特别在西土显赫。只有文王盛德如此，所以我们周朝被天命人心所归附，广泛接受了各方。我今天只是凭借文王已经成就的事业，最终完成成功罢了，专门就文王的事迹来说。这几句话之间，反复抑扬，不仅足以感动人心，而且显示周朝拥有天下在文王时就已经注定，不是我今天开创这个举动。圣人言辞语气含蓄，极有意味，难道仅仅是把功劳推给父亲、把过错归于自己而已吗！
牧誓
武王率领战车三百辆、勇猛武士三千人，与纣王在牧野交战，作了《牧誓》。牧野在纣王都城近郊三十里处。武王率领战车三百辆、勇猛武士三千人，这是记载王者之师，依靠德行而不依靠武力。
当时甲子日黎明，武王早晨到达商都郊外的牧野，于是发布誓师令。武王左手拄着黄钺，右手拿着白旄指挥，说：“远道而来的，西土的人们！”武王说：“唉！我友邦的诸侯、执政大臣、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髳、防、卢、彭、濮等部族的人，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树立你们的矛，我要发布誓师令了。”
《泰誓》中、下两篇对西土人的誓师已经详细了，为什么武王又如此费辞？我常对此感到疑惑。现在看“远道而来的，西土的人们”与“不迎战而能奔逃，来服役于西土”这两句话，才知道这篇专门是为了誓师诸侯及外夷的军队而作。西土的人，熟悉武王的节制，本来不需要临时谆谆告诫，何况上面两篇誓师戒令已经详细了呢？况且当时的诸侯、外夷，是厌恶纣王的恶行，仰慕道义向往教化，欣然来归附的，一时临战，未必都能像圣人那样节制。到这里，难道可以不警戒训诫而明白地告诉他们吗？又何况《泰誓》上篇告诉友邦诸侯等，则自称曰“予小子”；此篇下文也自称曰“今予”；至于中、下两篇告诉西土人，则都不称名了。这个意义非常明白。左手拄着黄钺，只是军旅的仪容，不是亲自用来作战。右手拿着白旄指挥说：“远道而来的，西土的人们！”指挥他们退后，以便让友邦诸夷的军队上前而誓师他们。所以下文特别写“王曰”来区别。从“唉！我友邦”直到防卢、彭、濮人，简直是逐一指名道姓，各自让他们整顿器械，肃然恭敬，然后才宣布说：“我要发布誓师令了！”那么它不是誓师西土人就明白了。先儒往往认为“远道而来的，西土的人们”是慰劳他们征行遥远跋涉的辛劳，这大错特错。哪有八百诸侯及外夷君长都在，而武王唯独首先私下对属于自己的人说一句话以示恩惠？圣人必定不会这样。仔细观察上下文意及白旄指挥的情状，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慰劳西土人。
武王说：“古人有句话说：‘母鸡不会在早晨啼叫；母鸡如果在早晨啼叫，只有家的衰败。’现在商王纣只听从妇人的话，昏庸地废弃了常规祭祀不报答，昏庸地废弃了遗留下来的王父王母之弟不加以教导，却尊崇、提拔、信任、使用四方那些有罪逃亡的人，让他们做大夫卿士，使他们残暴虐待百姓，在商都作乱。”
上文既说我要发布誓师令，于是又写“王曰”以明确下面的是誓师辞。武王这次誓师，专门以听从妇言来数落纣王的罪行，所以首先举出这句古语作为证据。王父，就是祖父。王父弟，是同祖父的弟弟。母弟，是同母的弟弟。遗，就是孤遗，大概是父母亡故而幼弱不能自立的人。不迪，是不懂得如何训导。禹数落苗人，只是一个昏迷；汤数落桀，只是一个昏德；武王数落纣，也是一个昏弃。既然昏庸之后，事事颠倒，有什么事没有呢？唉，可怕啊！
现在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今天的事情，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止整齐。将士们努力啊！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击刺，就停止整齐。努力啊将士们！还要勇猛威武，像虎、像貔、像熊、像罴，在商都郊外。不迎战而能奔逃，来服役于西土。努力啊将士们！你们如果不努力，你们自身将有杀戮。上文既数落纣王的罪行，于
是乃以进退、撃刺之节勉之。《泰誓》下篇誓西土有众，止曰「奉予一人，恭行天罚」，此则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罚」。一「惟」字甚严，谓我此举非有一毫私意利于其间也，惟只恭行天之罚耳。武王既示之以节制矣，然又恐绳于法度而沮其勇气，于是复申告之：「汝等庶几奋桓桓之威，如虎、貔、熊、罴之在商郊，期于克敌。」
译这是用进退、击刺的节拍来勉励他们。《泰誓》下篇誓师西土众人时，只说“辅佐我一人，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这里却说“现在我〇只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一个“惟”字非常严厉，意思是说我的这一举动没有丝毫私心利益夹杂其中，只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罢了。武王已经向他们展示了节制，然而又担心过于拘泥于法度会挫伤他们的勇气，于是再次宣告告诫他们：“你们应当振奋威武雄壮的气势，像虎、貔、熊、罴一样出现在商都郊外，以期战胜敌人。”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
自『王若曰』而下，辞无间隔，皆武王之言，所谓『识其政事』也。而先儒不察『受命于周』以前，乃史官所记事节，而『王若曰』以下，皆述武王所告羣后之言。但见前者丁未、庚戌等日，而癸亥、甲子之事反见于后，遂疑错简，文不相属，未免以意更次之，不得谓之审矣。武成者，武功成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城。既生魄，庶邦▯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乃史官撮记伐商事节，以明此书之所由作。武王以正月三日自周伐商，至四月之三日自商归至于丰，首尾凡一百二十日也。归来弗暇他及，且急急偃武修文。既偃武修文，至四月十九日丁未，乃祀于周庙；二十二日庚戌，柴望，大告武功之成。葢祀周庙亦所以告武功，柴望之时，邦甸侯卫亦未尝不在，互书之，可以互见也。诸侯方受周之命，而与之更始也。
王若曰：「呜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先儒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岂有殷纣尚存，而周称文王？文王乃是追王。然《中庸》止云追王太王、王季，未尝言追王文王。况武王伐商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又曰：「昭我周王。」则伐商之先，周已称王，其义甚明。若谓殷纣尚存，无二王之理，则所谓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岂臣子所得为哉？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曽孙周王▯，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
此一节，武王告羣后以伐商之时所告天地山川之辞也。
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防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上文既述所告天地山川之辞，此节告羣后以既渡孟津会战之事也。周至孟津一千里，孟津至朝歌四百里。武王自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而渡孟津，一日行四十里，甚缓；自戊午至癸亥，凡五日而至商郊，一日行八十里，甚速。先儒以为此奇计也，恐未安。或者渡河之先，如告名山大川、会诸侯之类；至渡河之后，浸迫商郊，其势又当有不容缓者。若以为出奇掩其不备，如何却又陈于商郊而待天之休命也？孟子谓「仁人无敌于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此乃战国救敝之言。或者遂疑此书真有不可信者，则诬圣甚矣！
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
此一节，又告克商之后所以反商政之事也。乃字正承上文而言。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一节，却是告羣后以今日施设规模，正所谓「受命于周」也。「惟食、丧、祭」，此一「惟」字当连上下作一句看，犹言所重者断断乎惟在乎民之五教，与食，与丧、祭也。此皆武王自言今日之规模，所与羣后纲维斯世者在此。夫如是，复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故曰「垂拱而天下治」，言规模一定，我但垂衣拱手而听天下之自治也。或者不察，以此末句为武王极治之功，遂谓「乃反商政」而下皆史氏所记。且自「王若曰」以后，历历皆武王之言，畧无间隔
译武成
武王讨伐殷商，出征归来后，记录其政事，作了《武成》。
从“王若曰”以下，言辞没有间断，都是武王的话，这就是所谓的“记录其政事”。然而以前的儒者没有考察“受命于周”以前，是史官所记载的事节，而“王若曰”以下，都是叙述武王告诫群后所说的话。只看到前面有丁未、庚戌等日期，而癸亥、甲子的事反而出现在后面，于是怀疑是简册错乱，文意不相连贯，不免凭主观臆测更改次序，不能说是审慎了。武成，就是武功成就的意思。”
只有正月壬辰日，月亮处于死魄（晦日）。过了第二天癸巳日，武王早晨从周地出发，去征伐商。到了四月，月亮初生光明，武王从商地归来，到达丰邑，于是停止武备，修明文治，把马放养在华山的南面，把牛放养在桃林的野外，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丁未日，在周庙祭祀，邦、甸、侯、卫的诸侯们迅速奔走，捧着豆和笾。过了三天庚戌日，举行柴望之祭，隆重宣告武功的成就。月亮过了望日，各诸侯国的君主以及百官都接受了周朝的任命。
从正月到受命于周，是史官概括记载伐商的事节，以说明这本书之所以作的原因。武王在正月三日从周地伐商，到四月三日从商地归来到达丰邑，首尾共一百二十天。归来后来不及做其他事，而且急忙停止武备，修明文治。既已停止武备，修明文治，到四月十九日丁未日，才在周庙祭祀；二十二日庚戌日，举行柴望之祭，隆重宣告武功的成就。大概祭祀周庙也是为了宣告武功，柴望之时，邦、甸、侯、卫的诸侯们也未尝不在场，互相记载，可以互相印证。诸侯们正接受周朝的任命，与他们一起更新政令。
武王说：“唉！群后！只有先王建邦开土，公刘能够笃行前人的功业；到了大王，开创了王业的基业；王季勤劳于王家；我的父亲文王，能够成就他的功勋，大大承受天命，以安抚四方华夏。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德行。只有九年，大业尚未完成。我小子将继承他的志向。”
以前的儒者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哪有殷纣还在，而周称文王？文王乃是追封为王。然而《中庸》只说追封太王、王季为王，未曾说追封文王为王。况且武王伐商说：“只有有道曾孙周王”，又说：“昭示我周王。”那么伐商之前，周已经称王，其意义非常明显。如果说殷纣还在，没有两个王的道理，那么所谓大大承受天命以安抚四方华夏，难道是臣子所能做的吗？
推究商王的罪过，告诉皇天后土、所经过的名山大川，说：“只有有道曾孙周王，将在商进行大的正义讨伐。现在商王受无道，残害天物，虐待百姓，成为天下逃亡者的首领，聚集罪人的渊薮。我小子已经获得仁人，敢恭敬地承奉上帝，以遏制乱政。华夏蛮貊，无不顺从。恭敬地成就天命，所以我东征，安抚那里的士女。那些士女，用竹筐装着黄金，昭示我周王。天命的休美震动，用来依附我大邑周。只有你们神灵，尚能辅助我，以拯救亿万百姓，不要使神灵蒙羞！”
这一节，是武王告诉群后伐商之时所告天地山川的话。
到了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癸亥日，在商郊布阵，等待天命的休美。甲子日黎明，受率领他的军队如林般密集，在牧野会师。防备有敌人对我军，前面的士兵倒戈，攻击后面的军队向北逃跑，血流漂杵。一次穿上战衣，天下大大安定。
上文已经叙述所告天地山川的话，这一节告诉群后既渡孟津会战的事。周地到孟津一千里，孟津到朝歌四百里。武王从癸巳到戊午，共二十六天渡过孟津，一天走四十里，很慢；从戊午到癸亥，共五天到达商郊，一天走八十里，很快。以前的儒者认为这是奇计，恐怕不妥。或者渡河之前，如告名山大川、会诸侯之类；到渡河之后，渐渐逼近商郊，其势又应当有不容缓的。如果认为是出奇掩其不备，为什么却又在商郊布阵而等待天的休命呢？孟子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为什么血流漂杵呢”，这是战国救弊的话。或者于是怀疑这本书真有不可信的，那就诬蔑圣人太甚了！
于是改变商政，政令由旧。释放箕子的囚禁，封比干的墓，式商容的闾。散发鹿台的财，散钜桥的粟，大赏于四海，而万姓悦服。
这一节，又告诉克商之后所以改变商政的事。乃字正承上文而言。
列爵只有五等，分土只有三等，建官只有贤人，位事只有能人。重视民的五教，只有食、丧、祭。敦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这一节，却是告诉群后今日施设的规模，正所谓“受命于周”。“只有食、丧、祭”，这一个“惟”字当连上下作一句看，犹言所重的断断乎只在于民的五教，与食，与丧、祭。这都是武王自言今日的规模，所与群后纲维此世的在此。夫如是，复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所以说“垂拱而天下治”，言规模一定，我只垂衣拱手而听天下之自治。或者不察，以此末句为武王极治之功，遂谓“乃反商政”而下皆史氏所记。且自“王若曰”以后，历历皆武王之言，略无间隔
，安知其为史氏所记哉！「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则是结上文伐商之事；「大赉四海而万姓悦服」，则是结上文反商政之事；「垂拱而天下治」，则是结上文告羣后以今日施设之事。辞防甚明，初无可疑者。若谓末句为武王极治之功，则作《武成》时，安得便记此语？其不然明矣。熟玩而后得之【案《武成》一篇，先儒以为有错简，自刘敞、王安石、程子、朱子各有订正。蔡沈作▯载攷定新本，而谓「列爵惟五」之上犹有阙文。此钱时所解，仍从注疏原本，谓「受命于周」以上，史官记事之文；「王若曰」以下，述武王所告羣后之言。至「垂拱而天下治」，畧无间隔，尽辟阙文错简之疑，足补注疏所未备】
译怎么知道这是史官所记载的呢！“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总结上文讨伐商朝的事；“大赉四海而万姓悦服”，是总结上文废除商朝政令的事；“垂拱而天下治”，是总结上文向群臣宣告今日施政措施的事。文辞的界限非常明确，起初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如果说最后一句是武王达到极盛治理的功绩，那么在撰写《武成》时，怎么能够就记下这样的话呢？它不是这样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反复玩味之后才能领悟【按：《武成》这一篇，以前的儒者认为有简册错乱，从刘敞、王安石、程子、朱子各自有订正。蔡沈作《书集传》考定新本，却认为“列爵惟五”之上还有缺漏的文字。这是钱时当时所做的解释，仍然遵循注疏原本，认为“受命于周”以上是史官记事的文字；“王若曰”以下，是叙述武王告知群臣的话。到“垂拱而天下治”，毫无间隔，完全排除了缺文错简的疑惑，足以补充注疏所没有完备的地方】
融堂书解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融堂书解卷十
宋 钱时 撰
洪范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孔子序《书》，直曰：「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非不足于武王也，亦非不足于箕子也，正所以▯明圣贤心事，使天下皆知杀受之心，即以箕子归之心，即箕子陈《洪范》之心，道并行而不相悖也。不明斯义，不可与言《洪范》。受本自焚，书「杀」明非弑。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隂隲下民，相恊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相佑助也。王既访箕子，于是乃言。先儒谓：「武王圣人，于常道非真不知，缪为不知而▯此问欤？」是不然。圣人之于常道，固无不知；若夫垂世立教，所以纲维斯道之大法，则容有不尽知也。故孔子问礼、问乐、问官，茍知矣，何问之有哉？武王克商，急急奉箕子以归，亲访其馆，首问此事，最是武王定天下规模第一着。洪范九畴，自禹之后千有余嵗，未尝显于世，今也一问而尽得之，岂细事也哉！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箕子之在商，非秘此而不言也。易曰：「茍非其人，道不虚行。」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可乎哉？故至此而后乃言之。两个乃言字，深足以见斯道之重。武王必访箕子而后乃言，其不茍问如此；箕子必得武王而后乃言，其不茍授如此。或曰：「羲、农、尧、舜诸大圣人出，为天地人极之主，正斯道之所以▯也。箕子陈《洪范》，如何只说鲧、禹？况尧舜在上，彝伦之叙不叙，顾何系于一鲧？」曰：「此以天锡《洪范》九畴之所以始者而言也。《洪范》之妙，虽先天地而存，至于九畴之书，则前此未之见也。鲧陻洪水，天不畀之；禹行其所无事，而洛书出焉。因禹之始锡，而原鲧之所以不畀，箕子之防，岂茍云哉？伏羲得河图而八卦画，非易始兆于伏羲也，河图者，八卦之始也；禹得洛书而九畴▯，非彝伦始叙于禹也，洛书者，九畴之始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汉儒谓此即《洛书》之文，虽未必尽然，当亦有据。大抵观此一节，当看此「用」字，然亦先明其次，而后方识其用。先儒往往主皇极为説极居中以贯上下，然则何以言次二、次三、次四，至次五始曰「建用皇极」乎？殆不然。葢自清浊分而五行已流行乎天地之间，成象成形，莫非此妙，有物之最先也，故初一曰五行。人君为天地万物之主，其大本莫先于修身。修身之要，莫过于五事。事者，日所从事之谓也。不敬用之，则貎言、视、听、思皆失则矣，故次二曰「敬用五事」。身修而后天下可治，八政者，治天下之要也。不厚用之，则政非其政矣，故次三曰「农用八政」。治天下不可以不正天时，五纪者，治历明时之法也，小大相统，如纪律然。不恊用之，则五者之纪乱矣，故次四曰「恊用五纪」。为君之道，宜莫先于建极，而其次却何以居九畴之五？葢皇极一畴，専为敛福锡民而设也。敬用五事，正是建极功夫。五事不敬，极何由建？八政不厚，五纪不合，福何以锡？皇极之次在四畴之后，其防深矣。建，立也。人皆有此中，皆当用此中，惟不能，是以冥冥妄行，日用而不知耳。非君建极于上，人心安所适从？故次五曰「建用皇极」。皇极建矣，而动不合乎时措之宜，则执中无权，顾何足以致治？所贵乎三德之用者，以治为的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三德随时，固足以致治，然事不能无疑，非质诸鬼神不可也，于是有卜筮焉。此心清明，神本无间，自然无所不通。不诚不信，出之昬昬则是我不用灵矣，神安在哉？故次七曰「明用稽疑」。质
译融堂书解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融堂书解卷十
宋 钱时 撰
洪范
周武王战胜殷商，杀了商纣王受，立武庚为君，带着箕子返回，于是作了《洪范》。
孔子为《尚书》作序，直接说：“武王战胜殷商，杀了受，立武庚，带着箕子返回，作了《洪范》。”这并不是对武王有所不满，也不是对箕子有所不满，正是为了阐明圣贤的心意，让天下人都知道，杀受的心，就是带着箕子返回的心，也就是箕子陈述《洪范》的心，大道并行而不相违背。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能与他谈论《洪范》。受本来是自焚而死，书中写“杀”，是为了明确这不是弑君。
在武王即位第十三年，武王向箕子咨询。武王于是说：“唉！箕子，上天暗中庇佑下民，辅助他们安居，我不知道常理是如何安排的。”
相，是佑助的意思。武王既然咨询箕子，于是便说了这番话。以前的儒者说：“武王是圣人，对于常道并非真的不知道，难道是假装不知道而这样问吗？”这是不对的。圣人对于常道，固然没有不知道的；但是至于垂范后世、确立教化，用来作为维系大道的根本法则，则可能有不详尽知道的地方。所以孔子问礼、问乐、问官，如果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可问的呢？武王攻克商朝，急切地奉请箕子返回，亲自到他的馆舍咨询，首先问这件事，这实在是武王安定天下格局的第一步。洪范九畴，自从禹之后一千多年，未曾显现在世间，如今一问就全部得到了，这难道是小事吗！
箕子于是说：“我听说在从前，鲧堵塞洪水，扰乱了五行，上帝于是震怒，不赐给他《洪范》九畴，常理因而败坏。鲧就被处死，禹于是继承兴起，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常理因而有序。”
箕子在商朝时，并非秘密保留这些而不说。《易经》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不会凭空施行。”不可以与他谈论却与他谈论，可以吗？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才说。两个“乃言”字，深深地足以体现大道的庄重。武王必定咨询箕子之后他才说，他这样不轻率地提问；箕子必定遇到武王之后他才说，他这样不轻率地传授。有人说：“伏羲、神农、尧、舜等大圣人出现，作为天地人的准则之主，正是大道得以彰显的原因。箕子陈述《洪范》，为什么只说鲧、禹？况且尧舜在上，常理有序还是无序，难道取决于一个鲧吗？”回答说：“这是从上天赐给《洪范》九畴的开始来说的。《洪范》的精妙，虽然先于天地而存在，至于九畴的文字，在此之前未曾见过。鲧堵塞洪水，上天不赐给他；禹顺应自然无所作为，洛书就出现了。因为禹开始受赐，而追溯鲧不被赐予的原因，箕子的防备，难道是随便说的吗？伏羲得到河图而画出八卦，并非《易经》始于伏羲，河图是八卦的开端；禹得到洛书而确立九畴，并非常理始于禹，洛书是九畴的开端。”
第一叫五行，第二叫敬用五事，第三叫农用八政，第四叫协用五纪，第五叫建用皇极，第六叫乂用三德，第七叫明用稽疑，第八叫念用庶征，第九叫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汉代儒者说这就是《洛书》的文字，虽然未必完全如此，应当也有依据。大体上观看这一节，应当看这个“用”字，但也先明白它的次序，然后才能认识它的运用。以前的儒者往往以皇极为说，极居中以贯穿上下，那么为什么说到第二、第三、第四，到第五才说“建用皇极”呢？恐怕不是这样。大概自从清浊分开而五行已经在天地之间流行，成形成象，没有不是这种精妙的，是万物中最先的，所以第一叫五行。人君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其根本没有比修身更先的。修身的要点，没有比五事更重要的。事，是每天所从事的意思。不敬用它，那么容貌、言语、视、听、思就都失去准则了，所以第二叫“敬用五事”。修身之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八政是治理天下的要点。不厚用它，那么政就不是真正的政了，所以第三叫“农用八政”。治理天下不可以不正天时，五纪是治理历法、明确时节的法则，大小相统，像纪律一样。不协调用它，那么五者的纪就乱了，所以第四叫“协用五纪”。为君之道，适宜没有比建立极更重要的，而它的次序为什么排在九畴的第五位？大概皇极这一畴，专门为了收敛福气赐给百姓而设立的。敬用五事，正是建立极的功夫。五事不敬，极从哪里建立？八政不厚，五纪不协调，福气怎么赐给？皇极的次序在四畴之后，其意旨深远了。建，是立的意思。人都有这个中道，都应当用这个中道，只是不能做到，所以暗中妄行，日用而不知罢了。如果不是君主在上面建立极，人心哪里有所依从？所以第五叫“建用皇极”。皇极建立了，而行动不符合时宜，那么执守中道而没有权变，怎么能足以达到治理？所贵在三德运用的，是以治理为目标的，所以第六叫“乂用三德”。三德随时变化，固然足以达到治理，然而事情不能没有疑惑，不向鬼神质问是不行的，于是有卜筮。此心清明，神本来没有间隔，自然无所不通。不诚不信，出于昏昧，那就是我不运用灵验了，神在哪里呢？所以第七叫“明用稽疑”。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