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堂书解卷十二
往哉惟休，无替朕命。
此一节，方是命戒之辞。「至以蕃王室，至毗予一人」，是两段，所以命戒之也。又「至有周无斁」，是一段，所以期望之也。四个「乃」字，皆指微子而言，谓尔之往也，当以敷训为第一事。殷民蠢动，不知有君臣上下，正为无人训廸之故。九命之服，朝廷之名器也，尤不可不谨。不谨，即僭差。愚于此重感成王方黜殷命，杀武庚，而命微子，自常情而言，宜盛陈其家之反侧变故以为儆戒，而乃畧无一语及此，寛平易直，读之蔼然如在春风和气中。呜呼！是周公之言也。况微子元良令德素着，乱臣贼子岂容比论？此深足以见圣人忠厚之意。虽然，命戒之辞，语皆正下，若反而观之，一一皆武庚之过也。敷训、谨服、率由典常，安得与三监倡乱？▯祖律民，永绥厥位，安得以小腆叛国，嗣立未几，遽就刑戮？其为厌斁，孰大于此乎？世世可以享德乎？万邦可以为法乎？圣人之言，寛平不廹，而所包蓄者广矣。于其末也，惟曰休美而已，辞防愈含蓄有味。
译去吧，只有美善，不要废弃我的命令。
这一节，方才算是命令告诫的话。“至于辅佐王室，至于辅佐我一人”，这是两段，所以用来命令告诫他。又“至于周朝没有厌倦”，是一段，所以用来期望他。四个“乃”字，都指微子而言，是说你的前往，应当以广泛教导为第一要务。殷商百姓蠢动不安，不知有君臣上下的秩序，正是因为没有人的教导启发之故。九命之服，是朝廷的名器，尤其不可不谨慎。不谨慎，就会僭越差错。我对此深感成王方才废黜殷商的国命，诛杀武庚，而任命微子，从常情来说，理应大谈其家族反复无常的变故作为警戒，却竟然没有一句提及此事，宽和平易直率，读来和蔼可亲，仿佛置身于春风和气之中。唉！这是周公说的话。况且微子原本就有着美好的德行，素来显著，乱臣贼子岂能与他相提并论？这深足以体现圣人忠厚之意。虽然如此，命令告诫的话，语意都端正向下，如果反过来看，每一条都是武庚的过错。广泛教导、谨慎服饰、遵循常法，怎会与三监一起作乱？〇遵循祖法治理百姓，永远安守其位，怎会因小利背叛国家，继位不久，就遭受刑戮？他的令人厌恶，还有比这更大的吗？世代可以享有恩德吗？万邦可以效法吗？圣人的言语，宽平不逼迫，而所包容蕴蓄的却广大。在结尾处，只说美善罢了，言辞的防范愈是含蓄，意味愈是深长。
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
先儒谓《归禾》在反风之后，以愚攷之殆不然。周公居东，而成王之疑未释，遂有偃禾拔木之变。及一见代武王之说，即执书以泣，出郊以迎周公，而后乃反风起禾。是以反风起禾者，迎周公东归之时也。此命唐叔归周公于东，则《归禾》在未迎周公之先，无可疑者矣。禾异亩而合为一穗，乃异体同心之象。周公圣人也，大公至正，忠勤王家，与成王虽异体而实同一心。成王幼冲，乃未免动于流言。禾异亩而同颖，天所以彰周公之德以示成王欤？唐叔得之而献于天子，王不敢有，仍命唐叔归周公于东，而《归禾》之书作，尊周公而归美之也。当时太、召二公在王左右，必有以教之矣。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善则称君，固臣职所当然也。况征东之师未克，而鸱鸮之志未孚，周公此时正处危疑之地，一旦成王得异亩同颖之禾，而不敢受，乃就命唐叔归周公于东，此意非不美也，周公而可安乎？既得所命之禾，即盛陈天子之命，而作《嘉禾》之书，命出于天子，则此嘉禾乃天子之美瑞，而以之命我云尔，故孔子特书曰：「旅天子之命。」百篇独此二序连称天子，如《春秋》之书天王，以表尊无二上之义，皆所以明周公之心也。
康诰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
此《康诰》《酒诰》《梓材》三书之序也。陈贾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叛，有诸？」孟子曰：「然。」《金縢》书：「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国。」《大诰》序：「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观此，则武王崩时，三叔已监殷明甚。是既立武庚，武王即命监之，非周公使之也。贾则失矣，而孟子亦有是言，遂使后世相承皆曰周公诛管、蔡。嗟夫！以周公而诛之也，岂止于过而已？周公，圣人也，惟圣人知之。故孔子序书，独断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呜呼！的哉！三叔者，谋危社稷，成王幼冲，周公居摄，当是时也，谁实任其责哉？是故征东之役，非周公诛兄弟也，为成王而诛乱贼也。孔子此序，所以明万世之大法，故未有表而出之者，愚是以深嘉屡叹而不能已也。康，圻内国名。康叔，周公贤母弟也。以殷余民封康叔者，先儒谓世家大族已迁洛邑，其存而不迁者曰余民，固善。但谓已迁，则未安。且封康叔在初基洛邑之时，顽民之迁方有定论。顽民既有所处，故以其余民封康叔，却不是既迁后方封也。若已迁而后封，则此当在《多士》之后矣。《微子》《蔡仲之命》皆一书，而此独三书，详重如许，何也？殷民反侧，习乱难化，况诛伐后杌陧不安，所以特区处此贤母弟往君之，而命之者，不得不详重欤？康叔封卫侯，而书名康，《诰》序亦止云康叔，本始封之时而书也，与《微子之命》不言宋公同。霍叔罪微责轻，故止书伐管、蔡。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防。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
自惟三月至大诰治，先儒疑是《洛诰》「周公拜手」以前之文，简编脱误也。其说曰：周公东征二年，乃克管蔡，即以余民封康叔；七年而复辟，营洛在复辟之嵗，则封康叔时决未营洛。夫以成王既黜殷，即命微子代殷后，则既诛管蔡而以殷余民封康叔，皆是东征一番区处，其事势诚有不容缓者。况此三书谆复详谕，备见商民难化情状，安得商之故地数年无君，而康叔之封乃迟之营洛之日乎？脱简之疑，诚似有理。然细攷之，则殆不然。周公摄政之七年二月，定宅洛之议；三月五日戊申，太保至洛卜宅；十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故《洛诰》亦云：「惟乙卯朝至于洛师，伻来以图及献卜。」是十二日即来告吉，无可疑者矣。于是十四日丁巳用牲于郊，十五日戊午乃社。此书云「惟三月哉生魄」，是十六日己未社之明日也。若谓此节当在「周公拜
译唐叔得到一种异谷，不同田亩却长出同一穗，将它献给天子。周王命令唐叔将异谷送给在东方的周公，于是作了《归禾》。
以前的儒者认为《归禾》发生在反风禾起之后，但我考证后认为大概不是这样。周公居住东方时，成王的疑虑尚未消除，于是发生了禾苗倒伏、树木拔起的变故。等到成王听到周公代武王受命的说法，就拿着书册哭泣，到郊外迎接周公，此后才出现反风禾起的祥瑞。所以反风禾起，是迎接周公从东方归来之时。这里说周王命令唐叔将异谷送给在东方的周公，那么《归禾》一定是在迎接周公之前，这是毫无疑问的。禾苗在不同田亩却合为一穗，这是不同身体却同一心意的象征。周公是圣人，公正无私，忠诚勤勉地辅佐王室，与成王虽然身体不同，但实际心意相同。成王年幼，难免被流言所动。禾苗不同田亩却同一穗，这是上天用来彰显周公的德行以开导成王吗？唐叔得到异谷献给天子，天子不敢独自占有，仍然命令唐叔将异谷送给在东方的周公，于是作了《归禾》这篇书，这是尊崇周公并将美德归于他。当时太公望和召公在成王身边，一定有教导成王这样做的人。
周公既然接受了命令送来的异谷，就宣扬天子的命令，作了《嘉禾》。
有善行就归功于君主，这本来就是臣子职责中应当做的。何况征伐东方的军队尚未取胜，而《鸱鸮》篇所表达的志向尚未使人信服，周公此时正处在危险和疑虑的境地，一旦成王得到不同田亩同一穗的异谷，却不敢接受，反而命令唐叔将异谷送给在东方的周公，这用意并非不美好，周公怎么能安心呢？既然接受了命令送来的异谷，就隆重地宣扬天子的命令，而作《嘉禾》这篇书，命令出自天子，那么这嘉禾就是天子的美瑞，而用它来命令我罢了，所以孔子特别记载说：“宣扬天子的命令。”百篇《尚书》中只有这两篇序言连称天子，就像《春秋》记载“天王”一样，用来表示尊崇没有第二个上级的意义，这都是为了阐明周公的心意。
康诰
成王既然讨伐了管叔、蔡叔，就将殷商的残余百姓分封给康叔，作了《康诰》、《酒诰》、《梓材》。
这是《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书的序言。陈贾说：“周公派管叔监视殷商，管叔带着殷商叛乱，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是的。”《金縢》记载：“武王去世后，管叔和他的众弟在国中散布流言。”《大诰》序言说：“武王去世，三监和淮夷叛乱。”看这些，那么武王去世时，三叔已经监视殷商是非常明显的。既然立了武庚，武王就命令监视他，并不是周公派去的。陈贾就错了，而孟子也有这样的话，于是使后世相承都说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唉！如果是周公诛杀他们，难道只是过错而已吗？周公是圣人，只有圣人能了解他。所以孔子作书序，独自断定为：“成王既然讨伐了管叔、蔡叔。”唉！确实如此！三叔阴谋危害国家，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在这个时候，谁真正承担这个责任呢？所以征伐东方的战役，不是周公诛杀兄弟，而是为成王诛杀乱贼。孔子这个序言，是为了阐明万世的大法，所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人，我因此深深赞赏并多次感叹而不能停止。康，是王畿内的国名。康叔，是周公贤能的同母弟。将殷商残余百姓分封给康叔，以前的儒者认为世家大族已经迁往洛邑，那些留存而没有迁徙的称为余民，这固然好。但说已经迁徙，则不太妥当。而且分封康叔是在刚开始营建洛邑的时候，顽民的迁徙刚刚有定论。顽民已经有了安置，所以将他们的余民分封给康叔，并不是已经迁徙后才分封的。如果已经迁徙后才分封，那么这应该在《多士》之后了。《微子》、《蔡仲之命》都是一篇书，而这里却是三篇书，如此详细郑重，为什么呢？殷商百姓反复无常，习惯于作乱难以教化，况且诛伐之后动荡不安，所以特别安排这位贤能的同母弟去统治他们，而命令他的人，不得不详细郑重吗？康叔被封为卫侯，而书名只称康，《诰》序也只说康叔，这是按照最初分封时的称呼来写的，与《微子之命》不称宋公相同。霍叔罪行轻微责任较轻，所以只记载讨伐管叔、蔡叔。
在三月望日后，周公开始营建新的都城于东方洛邑，四方百姓大大和睦安定。侯、甸、男邦、采、卫，百官和百姓和睦，来到周地进见士人。周公全都勤勉，于是广泛地发布诰令治理国家。
从“惟三月”到“大诰治”，以前的儒者怀疑是《洛诰》“周公拜手”以前的文字，简编脱落错误。他们的说法是：周公东征两年，才攻克管叔、蔡叔，就随即用余民分封康叔；七年才还政成王，营建洛邑在还政的那一年，那么分封康叔时决未营建洛邑。既然成王已经废黜殷商，就命令微子继承殷商的后代，那么诛杀管叔、蔡叔后用殷商余民分封康叔，都是东征时的一次安排，那事势确实有不容迟缓的。况且这三篇书反复详细告诫，充分显示出商民难以教化的情状，怎么能商朝的故地几年没有君主，而康叔的分封却推迟到营建洛邑之日呢？脱简的怀疑，确实似乎有理。但仔细考证，则大概不是这样。周公摄政的七年二月，决定营建洛邑的议定；三月五日戊申，太保来到洛邑占卜宅址；十二日乙卯，周公早晨到达洛邑。所以《洛诰》也说：“乙卯早晨到达洛师，派人来送地图和献卜。”是十二日就报告吉兆，没有可疑的了。于是十四日丁巳在郊外用牲祭祀，十五日戊午举行社祭。这篇书说“惟三月哉生魄”，是十六日己未社祭的第二天。如果说这段文字应当在“周公拜
手」之前，则《洛诰》之书方是十二日告卜时事，不应反以十六日后事冠之首篇。且「乃洪大诰治」与下文事节全不相属。以是而观，是十二日遣使告卜于君，十四、十五奏告天地，十六日乃初基作邑，顽民之迁至此已有定论，然后却以殷余民封康叔耳。愚反覆乎此，而后知周公之处商民，诚大不易也。看得商民难化，全在世家大族。大抵叛乱弗静，皆此一种人颉颃于其间，所以一倡而众和之。若其余细民，只是随羣逐队而已，却不足深虑。观后来保厘东郊，周公、君陈圣贤相继化之，至命毕公时犹云「余风未殄」，则可见矣。若卫地，则自康叔后却不闻有变动也。东征二三年间，周公必不应委商地于度外，必须往来经营，有镇守之者。但区处顽民未定，所以分封之寄特难其人。直是此一种人先有所处，方以余民付之康叔。史氏序周公初基于《康诰》之首，正是区处商民一段事，谓之错简固不可也。洛在丰镐之东。故曰东国周公初营洛，一「播」字极形容得当时气象，因其和防之情而播▯鼓舞之，自有欢忻踊跃不知其然而然者。大诰者，黜殷也，而康叔之封三书之作，正所以洪前日大诰黜殷之治也。故命康叔不曰命而谓之诰。或曰：「康叔三书何以先召诰？」曰：「召公相宅虽在封康叔之前，然出取币锡周公，其诰之所以作者，实在二十一日甲子以后。兼康叔封殷故也，与前黜殷相次，是一派；召诰至多士，乃迁殷顽民于成周，又是一派。故不相参欤？」
译在“手”字之前，《洛诰》所记载的正是十二日报告占卜之事，不应反而将十六日之后的事情冠于首篇。况且“乃洪大诰治”与下文的事理完全不相衔接。由此看来，是十二日派遣使者向君王报告占卜结果，十四日、十五日奏告天地，十六日才开始奠基建邑，对于顽民的迁徙至此已有定论，然后才将殷商的遗民封给康叔。我反复推敲此事，才知道周公处置商民，确实非常不易。可以看出商民难以教化，关键在于世家大族。大体上叛乱不宁，都是这一类人在其中逞强作乱，所以一经倡导众人便附和。至于其余的平民，只是随波逐流罢了，不值得深虑。看后来治理东郊，周公、君陈等圣贤相继教化他们，到任命毕公时还说“余风未绝”，由此可见一斑。至于卫国之地，自康叔之后却再没听说有变动。东征的两三年间，周公必定不会将商地置之度外，必须往来经营，有镇守之人。只是安置顽民尚未确定，所以分封的重任特别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一定是这一类人先有了安置，才将剩余的百姓交给康叔。史官在《康诰》篇首叙述周公奠基，正是安置商民的一段事，称之为错简固然不可以。洛邑在丰镐的东边。所以说东国周公初次营建洛邑，一个“播”字极好地形容了当时的气象，顺应他们和顺防备的心情而加以鼓舞，自然有欢喜踊跃、不知其然而然的效果。大诰，是黜退殷商的意思，而康叔受封的三篇诰辞，正是为了弘扬此前大诰黜退殷商的治理。所以任命康叔不称“命”而称为“诰”。有人说：“康叔三篇诰辞为何排在《召诰》之前？”回答说：“召公相宅虽然在封康叔之前，但出去取币赏赐周公，那篇诰辞之所以作，实在是在二十一日甲子之后。加上康叔封于殷商故地，与前述黜退殷商相承接，是一脉相承的；而《召诰》到《多士》，是将殷商顽民迁往成周，又是另一脉络。所以不相参杂吗？”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冐，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朂，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此书大要，以文王为训，而法文王之纲领，又全在「克明德、慎罚」一句上。自「王曰呜呼」而下，皆明德慎罚之防也。封康叔虽出于王命，其实周公在洛以王命诰之，故史氏首书「王若曰」，而下文呼康叔则云「朕其弟小子封」，称武王则云「寡兄」，皆直述周公之言，乃实録也。周公首呼孟侯，所以尊之；朕其弟，所以亲之；呼小子封，则又语卑幼者之体然也。玩此称谓，蔼然天属之至情，于是乃以文王为训，兄举父事以训其弟，可谓至的切矣。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此正明德慎罚之实用也。
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逺惟商耉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上文语毕而又再诰，故再着「王曰」以明更端，后皆准此。此下两节，告康叔以明德之事也。虽然，知所以明德，而不知达其明德之用，则犹未也。汝之往也，更须敷求殷先哲王之所以保乂其民者，而用以保乂之。抑犹未也。一国之民，必有一国之习俗；而一国之习俗，惟一国之老成知之。教化诱掖之方，疾徐缓急之宜，必有切中其防者。然老成之虑多若迟缓，决非徇小课近者所可与议。汝当大逺，一惟商之老成人，止宅其心，无所变乱，则知所以为训矣。夫治商民而求诸商先哲王，谋诸商耉成人，可谓的切，犹未尽也。自商而上，又有古先哲王，所以安民治民之道，不止一端，皆可取法，又须别求闻而行之，而用以康乂商民可也。呜呼至哉！后世论德而不及治，论治而不及德，安知德即治也，治即德也！虽然，抑犹未也。未至与天同大，是本心犹有亏也，是明德之功犹未至也。一日而觉，豁然开明，范围▯育，乃其本心所自有，谓之▯于天，信乎其大无间于天也。如此方是了康叔分内事，方是不废王命。
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上文诰康叔以明德，而通论讲求治民之法，固已备。至此节，则又切民之情，并指其为德之累者而诰之，工夫尤更精密也。怨不在大小，但顺吾之不顺，勉吾之不勉，足矣。此正尽心要防。应保殷民，应如医家应病用药之应，切中其情之谓也。
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按《史记》，冉季、康叔皆有美行。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周司空，以佐成王，皆有令名于天下。《左氏》亦曰：「武王母弟八人，康叔为司宼。」是康叔以王朝司寇出封卫侯也。而此书又特详于谨罚一事，盖殷民习恶梗化弗顺，况当叛乱之余，人心方未帖息，犯法必众。使任君国之寄者不闲于典宪，则轻重、上下一以意为之，而民愈无所措手足矣。出司防而临商民，非尚刑也，乃圣人好生之至仁，所以处商民之深防也。「敬」、「明」二字，即谨罚之要。不敬则慢忽，不明则蔽于是非，何由能谨？然所谨罚者，则尤莫重于生杀，莫难于疑似，故首明小罪非▯、大罪非终两端以诰之。
王曰：「呜呼！封，有叙时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此节虽再更端，而实承上文有叙者，言可杀
译王这样说：“孟侯，我是你的哥哥，小弟弟封！只有你那显赫伟大的父亲文王，能够彰明美德、谨慎用刑，不敢欺侮鳏夫寡妇，任用能人，敬重贤人，威慑恶人，使百姓显达。因此开创了我们的华夏，连同我们的一两个邦国来治理我们的西土。当时依靠冒犯（指文王受命时的艰难处境），被上帝听闻，上帝喜悦。上天于是大大地命令文王，消灭强大的殷商，广泛地承受了它的天命、它的邦国和它的百姓，当时秩序井然。你那寡德的兄长勉励你，所以你这小弟弟封，要在这东土任职。”
这篇诰辞的大意，是以文王为训诫，而效法文王的纲领，完全在于“彰明美德、谨慎用刑”这一句上。从“王说呜呼”以下，都是彰明美德、谨慎用刑的防范。封康叔虽然出自王命，其实是周公在洛邑以王命告诫他，所以史官首先记载“王这样说”，而下文称呼康叔则说“我是你的哥哥小弟弟封”，称呼武王则说“寡德的兄长”，都是直接叙述周公的话，这才是实录。周公首先称呼孟侯，是为了尊崇他；说我是你的哥哥，是为了亲近他；称呼小弟弟封，则是对待卑幼者的礼节。玩味这些称谓，充满了天然亲属的至情，于是以文王为训诫，兄长举出父亲的事迹来训诫弟弟，可以说非常确切切要了。不敢欺侮鳏夫寡妇，任用能人、敬重贤人、威慑恶人、使百姓显达，这正是彰明美德、谨慎用刑的实际应用。
王说：“呜呼！封，你要思念啊！现在百姓将要恭敬地遵循你文考（文王）的德行，继承听闻并践行德行的言语。前往广泛探求殷商先代哲王的治国之道，用来保全和治理百姓。你要远远地思考商朝的老成之人，安守本心，知晓训诫。另外探求听闻古代先代哲王的治国之道，用来安抚和保全百姓。〇于天，如果德行宽裕你的自身，就不会废弃王的命令。”
上文说完后又再次告诫，所以再次写“王说”以表明另起一段，后面都以此为准。这两节，是告诉康叔关于彰明美德的事情。虽然如此，知道如何彰明美德，却不知道通达彰明美德的作用，那还是不够的。你前往那里，更要广泛探求殷商先代哲王之所以保全和治理百姓的方法，并用来保全和治理百姓。这还不够。一国的百姓，必有一国的习俗；而一国的习俗，只有该国的老成之人知道。教化诱导的方法，疾速缓慢的适宜，必有切合其中要害的。然而老成之人的顾虑多显得迟缓，决不是那些追求小利近功的人所能商议的。你应当远远地，只依靠商朝的老成之人，安守本心，不使变乱，就知道如何训诫了。治理商民而向商朝先代哲王求教，向商朝老成之人谋划，可以说非常确切，但还不够。从商朝往上，还有古代先代哲王，他们安抚和治理百姓的方法，不止一端，都可以取法，又必须另外探求听闻并实行，用来安抚和治理商民就可以了。呜呼，太伟大了！后世谈论德行而不及治理，谈论治理而不及德行，哪里知道德行就是治理，治理就是德行！虽然如此，这还不够。没有达到与天一样广大，是本心还有亏缺，是彰明美德的功夫还没有达到极致。一旦觉悟，豁然开朗，范围涵育，是本心所固有的，称之为〇于天，相信它确实与天没有间隙。这样才算是完成了康叔分内的事，才是不废弃王的命令。
王说：“呜呼！小弟弟封，痛惜你的身心，要恭敬啊！天威辅助诚信，民情大体可见，小人难以保全。前往竭尽你的心力，不要安于喜好安逸享乐，这样你才能治理百姓。我听说：‘怨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不施恩惠，不勉励。’罢了！你只是小弟弟，你要服从并〇，王应当保全殷商百姓，也要辅助王安守天命，使百姓革新。”
上文告诫康叔彰明美德，并通论讲求治理百姓的方法，本来已经完备。到了这一节，又切合民情，并指出那些损害德行的人而告诫他，功夫更加精密了。怨恨不在于大小，只要顺应我的不顺，勉励我的不勉，就够了。这正是竭尽心力的要害。应当保全殷商百姓，应当像医家对症下药那样，切中其情的意思。
王说：“呜呼！封，要恭敬地彰明你的刑罚。人有小罪，不是〇，而是始终如一，自己作恶不守法度，像这样，虽然有罪小，却不可不杀。如果有大罪，不是始终如一，而是〇灾，偶然如此，已经穷尽了他的罪责，这时就不可杀。”
按《史记》记载，冉季、康叔都有美好的品行。于是周公举荐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周司空，来辅佐成王，都在天下享有美名。《左传》也说：“武王的同母弟弟八人，康叔担任司寇。”这是康叔以王朝司寇的身份出封为卫侯。而这篇诰辞又特别详细地论述谨慎用刑一事，大概是因为殷商百姓习惯作恶，顽固不化不顺从，何况当时叛乱之后，人心尚未安定，犯法的人一定很多。如果担任国家重任的人不熟悉典章法度，那么轻重、上下都凭主观意志行事，百姓就会更加无所适从。出任司寇而面对商民，不是崇尚刑罚，而是圣人好生的至仁，所以对待商民的深谋远虑。“敬”、“明”二字，就是谨慎用刑的关键。不恭敬就会轻慢疏忽，不明了就会遮蔽是非，怎么能谨慎呢？然而所谨慎的刑罚，没有比生杀更重的，没有比疑似更难办的，所以首先阐明小罪非〇、大罪非终这两端来告诫他。
王说：“呜呼！封，有秩序时你就要大大地彰明服罪，只有百姓才会勉力和谐。如果有疾病，只有百姓才会彻底抛弃罪过；如果爱护婴儿，只有百姓才会安康治理。不是你封刑人杀人，不要随意刑人杀人；不是你封又说割鼻断足，不要随意割鼻断足。”这一节虽然再次另起一段，但实际上承接上文有秩序的话，说可以杀
王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王曰：「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冦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罔弗憝。」
两着王曰本合作两节看，详玩前面首提外事，而曰『汝陈时臬司』，后面直曰『汝陈时臬事』，则是虽分两节，其实皆主外事而言也。外事者，卫国之事也。臬者，射之准的，故谓法曰臬也。臬司者，主法之官也。臬事者，丽法之事也。又曰，语接上文也。要者，要约也。要囚，犹言已结正之囚。服用也，谓罪囚虽已如殷法结正，须用审思。夫此心人人所同，何谓未有若康叔之心者？他人昏之而康叔觉之，他人失之而康叔全之，所以不若欤！惟无若康叔之心，故周公之心之德，惟康叔知之。呜呼！康叔亦甚高矣。上文两节拳拳欲用殷罚者，只为殷民未谙周之典宪，故就以其法治之，此圣人忠厚之意，最要体认，最不可不仔细，所以最难其人。不是有康叔之心，又知得周公之心，周公亦不付托，康叔亦如何承当？若夫罔弗憝者，虽不用殷罚可也。举此一例，正是提醒康叔所以用殷罚之意。」
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不率大戞，矧惟外庶子训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诸节，乃别播敷，造民大誉，弗念弗庸，瘝厥君，时乃引恶，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兹义率杀。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则予一人以怿。」
此节专论天伦之罪，万世大法所不赦，却不拘于殷罚，一断之以文王之罚刑可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圣人立罚正为明伦而设，所以于此▯明最为详密。然须分作三截看方明白：自「元恶大憝」而下，是言民之泯乱天伦，康叔不可不速治；自「不率大戛」而下，是言诸臣不训民以天伦，反违道干誉，上病其君，康叔亦不可不速治；自「亦惟君惟长」而下，是言君长不自正其天伦，反与诸臣为恶，放弃王命，康叔则不可不反求诸己。曰民彝，曰大戛，曰家人，曰敬典，皆是言天伦一事。始训专说民，次及臣之病君，又次及君之放王命，一节遡一节，然后却本诸风化之原，归宿在康叔身上，次第分剖，文义晓白，圣人立言其精密矣哉！子之初生，以帛鞠敛之，故曰鞠子。始言不孝不友，下文乃兼不慈不恭言之者，盖总提孝友之两端，则慈恭在其中矣，已而条陈之，故具言也。观此节者，须看「惟吊兹」句与「刑兹无赦」相应，方识得圣人之意，惟其罪已至此，所以无赦，此乃据所犯而言，却不是说敷教也。戛，常也，大戛即天伦之大常也。外庶子训人者，训公族之官，以其在卫，故曰外，以其职在训人，故曰训人。正人，即庶官之正长。小臣诸节，谓小臣之有符节，为官行文书者。若大若小，皆于康叔分任化民之责者也。速由兹义，盖指言此文王作罚刑之义也。小臣外正，即上文小臣诸节与正人、外庶子也。周公谓：「汝康叔亦自无不能敬典矣，乃由此典以裕民可也。」一裕字，正周公化商民之深防。康叔敬典，固可由此以裕民，又须惟文王之敬忌可也。大凡人之不及前圣者，皆生于不敬而败于无所忌。敬则知勉，忌则有所畏而不敢违。敬忌二字，正是夹持康叔敬典之绳墨，乃寛裕其民，而念念自期曰：「惟我欲有及于文王。」如是，则予一人以为怿矣。此节专以文王为法。速由者，所以正其罪；敬忌者，所以正其原。曰憝、曰怿之不同，曰速、曰裕之有异，阳开隂阖，秋杀春生，道并
译王说：“处理对外事务，你颁布当时的法度，主管司法的官员要依据殷商的刑罚条例，有条理地执行。”又说：“对于已定罪的囚犯，要反复思考五六天，甚至十天，然后才做出对重罪囚犯的最终判决。”王说：“你颁布法度，依据殷商的常法进行判决，使用合乎道义的刑罚和杀戮，不要随意更改你封地的制度。你完全顺从地说‘这是有序的’，只说‘没有不顺从的事情’。罢了！你虽然是年轻人，但没有谁像康叔那样用心。我的心思和德行，只有你知晓。凡是百姓自己获罪，抢劫偷盗，杀人越货，暴戾不怕死，没有不令人痛恨的。”
这两处“王曰”本应看作两节，仔细玩味前面首先提到外事，说“你颁布法度，主管司法”，后面直接说“你颁布法度”，那么虽然分为两节，其实都是针对外事而言的。外事，就是卫国的事务。臬，是射箭的靶心，所以称法度为臬。臬司，是主管法度的官员。臬事，是触犯法度的事情。“又说”，是承接上文。要，是约略、确定。要囚，就是说已经定罪了的囚犯。服，是用，意思是罪囚虽然已经按照殷商的法规定罪，必须用心审思。这种心人人都有，为什么说没有像康叔那样的心呢？别人昏昧而康叔清醒，别人失误而康叔周全，所以不如他啊！因为没有像康叔那样的心，所以周公的心思和德行，只有康叔知道。唉！康叔确实很高明。上文两节恳切地想要使用殷商的刑罚，只是因为殷商百姓不熟悉周朝的典章制度，所以就用他们原有的法律来治理，这是圣人忠厚的用意，最需要体认，最不可不仔细，所以最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如果不是有康叔那样的心，又懂得周公的心思，周公也不会托付，康叔又怎能承担？至于那些令人痛恨的人，即使不使用殷商的刑罚也可以。举这个例子，正是提醒康叔使用殷商刑罚的用意。
王说：“康叔，首恶大罪之人，何况是不孝不友的人。儿子不恭敬地服侍父亲，大大伤害了父亲的心；父亲不能慈爱地养育儿子，反而憎恶儿子；弟弟不念及上天显明的恩德，不能恭敬兄长；兄长也不念及抚育子女的辛劳，对弟弟非常不友爱。只有哀叹这些，不让我治理的人获罪，上天就让我百姓的常理大大混乱。说：‘你要迅速依据文王制定的刑罚，惩罚这些人，绝不赦免。’不遵循常道，何况是外庶子训人，以及他们的长官和小臣等官员，他们分别散布谣言，博取民众的声誉，不念及职责，不任用贤能，损害君主，这时他们引导邪恶，只有我痛恨。罢了！你要迅速依据这合乎道义的原则率领他们杀戮。还有君主和长官，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人和小臣外正，只知威严和虐待，大大违背王命，不是用德行来治理。你也无不能够敬重典章，你由此来宽裕百姓，只有文王的敬重和忌惮，你宽裕百姓说：‘我只有赶上。’那么我一人就会高兴。”
这一节专门论述天伦之罪，是万世大法所不赦免的，却不拘泥于殷商的刑罚，一概用文王的刑罚来裁决也可以。明晓五刑以辅助五教，圣人设立刑罚正是为了明辨伦理而设，所以在这里论述得最为详密。然而必须分成三部分看才明白：从“元恶大憝”以下，是说百姓泯灭天伦，康叔不可不迅速治理；从“不率大戞”以下，是说诸臣不教导百姓天伦，反而违背正道追求声誉，使君主受累，康叔也不可迅速治理；从“亦惟君惟长”以下，是说君主和长官不端正自己的天伦，反而与诸臣作恶，放弃王命，康叔则不可不反求诸己。说民彝，说大戛，说家人，说敬典，都是说天伦这一件事。开始专门说百姓，接着说到臣子使君主受累，再说到君主放弃王命，一节追溯一节，然后归结到风化的本源，落脚在康叔身上，次第剖析，文义清晰，圣人立言多么精密啊！孩子初生，用布包裹收敛，所以叫鞠子。开始说不孝不友，下文兼说不慈不恭，大概是总提孝友的两端，那么慈恭就在其中了，接着条陈，所以具体说明。看这一节，要看“惟吊兹”句与“刑兹无赦”相应，才能识得圣人的意思，只有罪行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不赦免，这是根据所犯的罪行而言，却不是说要施行教化。戛，是常道，大戛就是天伦的大常道。外庶子训人，是训导公族的官员，因为在卫国，所以叫外，因为职责是训人，所以叫训人。正人，就是庶官的长官。小臣诸节，是说小臣中持有符节、为官行文者。无论大小，都在康叔分担教化百姓的责任。速由兹义，大概是指文王制定刑罚的道义。小臣外正，就是上文的小臣诸节与正人、外庶子。周公说：“你康叔也自无不敬重典章，由此典章来宽裕百姓也可以。”一个“裕”字，正是周公教化商民的高明之处。康叔敬重典章，固然可以由此宽裕百姓，又必须只有文王的敬重和忌惮才可以。大凡人不及前圣的，都生于不敬而败于无所忌惮。敬重就知道勉励，忌惮就有所畏惧而不敢违背。敬忌二字，正是约束康叔敬重典章的绳墨，从而宽裕百姓，而念念自期说：“只有我想赶上文王。”这样，我一人就会高兴了。这一节专门以文王为法。迅速依据，是为了正其罪；敬重忌惮，是为了正其本源。说憝、说怿的不同，说速、说裕的差异，阳开阴阖，秋杀春生，道并行不悖。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
此书纲领在法文王明德谨罚，言明德谨罚，可谓明备矣。此节乃拳拳乎一「迪」字。迪者，所以导之使知所趋也。昏愚之民，日颠倒乎凶危之境，亦惟上之人有以迪之耳。周公谓康叔：「今日分明惟在迪民于吉康。迪之如何？曰：德而已。我时复思念殷先哲王，专是用德安治其民，以作民之所求。况今殷民习乱梗化，又非前日之比，无以迪之，则冥然莫知所适从。若不能迪，则无以为政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无在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
前面明德谨罚，大槩都是作两项开陈。上节论民迪吉康，既专以殷先哲王之德为说矣，又恐康叔将德罚分作两事看，则大不可。臯陶为士，实迈种德；《吕刑》云：「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古圣悯斯人横罹凶害以伤其生，故立之罚以辅教化之所不逮。是故罚即所以为德，非德自德、罚自罚也。后世德不足而罚是用，是罚而已，不复知有德矣，岂不甚可叹哉！周公于是将明德谨罚通作一事言之，最为紧切，故曰：「予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监告者，言监观古昔，告汝以德之说以行其罚也。且殷民不静，固是难化，然其本心实未尝乖戾，但道迪屡屡之功未至于同，所以不静耳。若到同处，即是斯人同然之心，习恶消除，本心固自无恙，何乖戾之有？然则康叔今日行罚，无非道迪之妙，岂可非德而妄用也？且如分明上天以罚殛我，我甘受之，必无所怨。罚出于天，以以德行罚之谓。若吾之罚如天之罚，则民安得而怨也？夫民之罪，无在大与多，况曰其尚显闻于天，则是吾之罚即所以行天之罚，又可非德而妄用乎？
王曰：「呜呼！封，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逺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王曰：「呜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聴，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聴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下乃德之说，前面文王明德、殷先哲王德，既告之详矣，至此方是指康叔丕则工夫实用力处，正所谓德之说也。上文「我其不怨」至「矧曰其尚显闻于天」，辞防未尽，于是遂叹曰：「无用非德之罚，以作民之怨也。」小民难保，怨最易生，怨詈咨嗟乃其常态，然有以作之，则大不可蔽。断也，断者，决定不易之辞也。本心所▯未尝不诚，惟不能断，是以所见不定，所守易摇。惟断此诚，方有力量，方能丕则敏德。丕则如何？用康乃心是也。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康心之功，日用融怡，蒙养防升，非思非为，然不可不省察也。时时省察，则观过精微，鞭勉不懈。不康必不能顾，不顾则易于不康，此日用工夫不可须臾偏废者。若夫出而临民，见之行事，其谋猷则又不可不逺服，即孟侯之服。我所以命汝此服者，果为何事？汝宜明我服命之本防，高汝之聴，而用以安治殷民可也。「用康乂民」与「裕乃以民宁」相应而言也。丕则敏德，至此▯挥已尽，于是复申敬典之训。前所谓「尔亦罔不克敬典」，则敬典者，乃康叔所已能也。虽然，汝之徃也，勿替此敬典可也，以终一篇之意。非德之外，他有所谓典也，即所以为德也。此书以明德谨罚为纲领，及至篇末，自敏德之外无余说；又其末也，自敬典之外无余德。曰「不汝瑕殄」，曰「无我殄享」，曰「乃以殷民世享」，三节语脉聨贯不断。前面正提大放王命而不罚，至此三语方▯挥尽，都只归宿在敬典上，所以警康叔者深矣。
融堂书解卷十二
<经部,书类,融堂书解>
钦定四库全书
融堂书解卷十三
宋 钱时 撰
酒诰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
译王说：“封啊，要使民众引导他们走向吉祥安康，我这时只效法殷代先代圣王的德行，用来安治百姓，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何况现在的民众如果不引导他们，就没有合适的去处；不引导他们，就没有治理在你们的国家。”
这段书的纲领在于效法文王彰明德行、谨慎刑罚，谈到彰明德行、谨慎刑罚，可以说是明白完备了。这一节是恳切地围绕一个“迪”（引导）字。迪，是用来引导他们使他们知道所趋向的。昏庸愚昧的民众，每天颠倒在凶险危急的境地，也只有在上位的人有办法引导他们罢了。周公对康叔说：“今天分明在于引导民众走向吉祥安康。如何引导呢？说：只是德行罢了。我这时又思念殷代先代圣王，专门是用德行安治他们的民众，以成就民众所追求的。况且现在殷民习惯于作乱、违抗教化，又不同于从前，没有方法引导他们，就冥然无知，不知道所适从。如果不能引导，就没有办法治理了。”
王说：“封啊，我只有不可不借鉴，告诉你德行的道理在于刑罚的执行。现在只有民众不安定，没有顺服他们的心，引导屡次未能相同。分明只有上天要惩罚诛戮我，我难道不怨恨吗？只有他们的罪过没有大的，也没有多的，何况说它还要显扬听闻于上天呢？”
前面彰明德行、谨慎刑罚，大抵都是作为两项分开陈述。上一节论述民众引导吉祥安康，既然专门以殷代先代圣王的德行为说辞了，又恐怕康叔将德行和刑罚分作两件事看，那就大不可了。皋陶担任士官，确实超越种德；《吕刑》说：“我敬畏刑罚，有德行才用刑罚。”古代圣人怜悯这些人横遭凶害以伤害他们的生命，所以设立刑罚来辅助教化所达不到的地方。因此刑罚就是用来作为德行的，不是德行自德行、刑罚自刑罚。后世德行不足而使用刑罚，只是刑罚罢了，不再知道有德行了，岂不是很可叹吗！周公于是将彰明德行、谨慎刑罚通作一件事来说，最为紧切，所以说：“我不可不借鉴，告诉你德行的道理在于刑罚的执行。”借鉴告诉，是说借鉴观察古昔，告诉你德行的道理来执行刑罚。况且殷民不安定，固然是难以教化，然而他们的本心实在未曾乖戾，只是引导屡次之功未能达到相同，所以不安定罢了。如果达到相同之处，就是这些人共同的心，习恶消除，本心固自无恙，有什么乖戾的呢？那么康叔今天执行刑罚，无非是引导的妙用，岂可非德行而妄用呢？况且分明上天以刑罚诛戮我，我甘受之，必无所怨恨。刑罚出于上天，以德行执行刑罚的称谓。如果我的刑罚如同上天的刑罚，那么民众怎么能怨恨呢？民众的罪过，没有大的与多的，何况说它还要显扬听闻于上天，那么我的刑罚就是用来执行上天的刑罚，又可非德行而妄用吗？
王说：“唉！封啊，恭敬啊！不要制造怨恨，不要用非议非常的谋略。断绝这种诚意，大则敏捷德行，用来安治你的心，顾念你的德行，深谋远虑，宽裕你的方法使民众安宁，不让你瑕疵灭绝。”王说：“唉！于是你小子封，只有天命不常在，你念啊！不要使我灭绝享祀，明你的服命，高你的听闻，用来安治民众。”王说：“去吧！封，不要废弃恭敬的典章，听我的告诫，你才能以殷民世代享祀。”
这下面是德行的道理，前面文王彰明德行、殷代先代圣王德行，已经告诉得很详细了，到这里才是指康叔大则工夫实用力处，正所谓德行的道理。上文“我难道不怨恨吗”到“何况说它还要显扬听闻于上天”，辞意未尽，于是遂叹息说：“不要用非德行的刑罚，来制造民众的怨恨。”小民难保，怨恨最容易产生，怨恨詈骂咨嗟乃是他们的常态，然而有以制造之，就大不可断绝。断也，断者，决定不易之辞也。本心所〇未曾不诚，只是不能断绝，所以所见不定，所守易摇。只有断绝此诚，方有力量，方能大则敏捷德行。大则如何？用安治你的心是也。禹说：“安你的止，惟几惟康。”康心的工夫，日用融怡，蒙养防升，非思非为，然而不可不省察。时时省察，则观过精微，鞭勉不懈。不安治必不能顾念，不顾念则易于不安治，这是日用工夫不可须臾偏废的。至于出而临民，见之行事，其谋略则又不可不深远服，即孟侯之服。我所以命令你此服的，果为何事？你宜明我服命的本防，高你的听闻，而用来安治殷民可也。“用安治民众”与“宽裕你的方法使民众安宁”相应而言。大则敏捷德行，至此〇挥已尽，于是复申敬典之训。前所谓“尔亦罔不克敬典”，那么敬典者，乃是康叔所已能的。虽然，你的徃也，不要废弃此敬典可也，以终一篇之意。非德行之外，他有所谓典也，即所以为德行也。此书以彰明德行谨慎刑罚为纲领，及至篇末，自敏捷德行之外无余说；又其末也，自敬典之外无余德。曰“不让你瑕疵灭绝”，曰“不要使我灭绝享祀”，曰“你才能以殷民世代享祀”，三节语脉聨贯不断。前面正提大放王命而不罚，至此三语方〇挥尽，都只归宿在敬典上，所以警康叔者深矣。
融堂书解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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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堂书解卷十三
宋 钱时 撰
酒诰
王说：“在妹邦彰明大命。你的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他的告诫谨慎庶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