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堂书解卷十七

译是与否的问题。然而我看到“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与上文“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其情状正相同，这正是周公举出来作为今日告成王的例子，知道这一点，那么上下文的意思就都明白了。说的是古人如皋陶那样，引导开导夏朝，正当夏朝大盛之时，招集贤能俊才，不使他们困顿屈居在下，而用来尊崇上帝。虽然呼求而不能知晓，还是呼求。又引导开导他们，使他们知晓诚信于九德的实行。所谓诚信知晓，是说有办法验证其行为的确实如此。像这样，才敢告教其君主说：“拜手稽首，君矣。”君道是怎样的？回答说：“安处你的职事，安处你的牧守，安处你的准则，这三者都安处得当，这就足以成为君主了。”意思是既然呼求了，又知晓了，然后安处他们，那么君道就可以无愧了。然而还不止于此，人君一方面接见并咨询谋划，能够以大德训导，这才开始安处这些人。这三宅，不是小事，怎么可以没有义民来居处呢？义民，就是俊才的别称。

译还有成汤，升任大官，奉行上帝光明的天命，于是任用三位有职位的贤人，使他们能胜任其职；又说三位有才能的俊才，使他们能发挥其才。严肃地作为大的法式，能够任用三位有职位的贤人和三位后辈。他在商邑，用来协调他的邑人；他在四方，用来大大地彰显德行。呜呼！至于受德，却崇尚刑罚、暴虐之人，让他们同处于他的邦国；只让那些习惯于安逸享乐之人，同参与他的政事。上帝恭敬地惩罚他，于是派遣我夏朝，依照商朝受命的先例，普遍治理万姓。

这一节是说商朝的兴盛与衰败，取决于是否体恤民情。耿，是光的意思，上帝光明的天命，在于命令德行、讨伐罪人。呼唤俊才之所以尊崇上帝，就是基于这一点。桀不呼唤俊才，只任用暴虐之人，这是大乱上帝的光明。等到成汤由诸侯而登位，于是大大地纠正了它。大大地纠正如何？就是任用三位有职位的贤人，使他们能胜任其职；又说三位有才能的俊才，使他们能发挥其才罢了。“克用”二字，极宜仔细玩味。天下未曾没有贤者，在于能用与不能用罢了。有贤者而不能用，贤者不屑为之。先儒说三宅是已任用的贤人，三俊是未任用的贤人，大概不妥。夏朝的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正是处所。呼唤的俊，俊是指人，宅是指让人居其位。看“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接着说“曰三有俊克即俊”，这个“曰”字文义很明白。大概是用三位有职位的贤人而能就其职位所任，也说三位有才能的俊才而能就其德行所堪罢了。能胜任职位，是因为能发挥其才的缘故。各称其职，就是各称其德的意思。如果说能任用三宅三俊，而用协调于其邑，用大大地彰显德行，说三俊是未任用的，可以吗？前文论述呼唤俊才而申言九德的施行，那么俊才固然不止三个。称为俊，是因为三宅而立名的。这本书才言宅必言俊，大概不是此俊断不可以居此任，这正是立政的要害，所以兼言以深致其意。羞，进也。进刑，犹言嗜杀不已。周公至此特说钦罚，不是真知天心之不得已，不能道此一字。

还有文王、武王，能知道三位有职位贤人的心，明察三位有才能俊才的心，以恭敬地侍奉上帝，设立民众的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文王能安其心，于是能设立这些常事司牧人，以能任用有德的俊才。文王不兼理众言、众狱、众慎，只训用有司的牧夫。众狱、众慎，文王不敢知于此。还有武王，率惟敉功，不敢废弃他的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上文商不知体恤，故有周受命，于是遂申言文武之所以知悉者如此也。说“克知”又说“灼见”，大抵知心固然难，而明察其心尤不易。不是明察地见得分晓，洞彻底蕴，无纤毫微蔽，则其知也必有不尽者。周公于“克知”下再言“灼见三有俊心”，尤更有力。三宅以官言，三俊专以德言也。古语每每只说知人，知与见本亦无异，然二字并出，则不能无轻重。见如见其肺肝之见，直曰“灼见”，则分明如数一二，如辨黑白矣。朝廷之官，莫重于三宅，此立政之纲领。夏商则专言之，至论文武，虽杂举众官，而首亦止称三宅焉。三宅得人，则其他可知。“克知”以下是总提知人之要，“立政”以下是备着得人之实。三事即三宅也。以德言之则曰三俊，以居言之则曰三宅，以职言之则曰三事，一也。读书至此，慨想古有道之君，使人起敬起叹。内而朝廷，外而都鄙，远而侯国，又远而蛮夷，凡命之于上而为王官者，无一非吉士。究其指要，只在“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上，呜呼！所以为文武之盛欤！虽然，抑又有本也。文王之宅心，即禹之安汝止也。此心不宅，扰扰昏昏，则何以洞照三宅三俊之心？文王惟能宅其心，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以能俊有德者而用之。曰“惟克”、曰“乃克”、曰“以克”，正是承上文推本而言。举事与牧，则准在其中。前只言俊而此特申言俊有德，所以明非徒俊也，必有德而后可以言俊也。故《尧典》亦云：“克明俊德。”虽然，使文王之于众务未免以身兼之，则亦非所以能用也。众言，凡朝廷议论与凡出而为号令者皆是也。众狱，凡狱事也。众慎，即众事，事无一之可忽，皆当谨之，故以众慎名也。朝廷众务莫过此三者。独举有司之牧夫，则三宅皆包言之矣。不特无所兼也，于众狱众慎且无敢知焉。一有敢知之心，即是预其事也，即是欲有所兼之根也。兼在事，知在

译心。虽然各种言论不可能全部兼顾，但是谋划、议论难道可以不在上面（君主）那里确定吗？这一点却不可不知，所以只说“庶狱庶慎”。圣人的心境澄澈如同太空，如同静止的水，未曾有丝毫的波动。恭敬地玩味“罔敢”二字，真像是有所畏惧忌惮的样子。如果是周武王的时候，又与周文王不同，所以专门从功业方面来说，并非周文王安顿内心、任用贤德，周武王就不能做到。周武王用来讨伐商朝的那些人，都是周文王已经任用的贤德之人。义德，就是任用贤德中的贤者。义与容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越，就是及、和的意思。这本书多次提到“亦越”，都是承接上文的话。

译唉！你已经是天子的王了。从今以后，我们设立官职、处理政务、选拔人才、管理百姓，我们应当明察并了解那些顺从正道的人，大力让他们治理政事，辅佐我承受天命之民，调和各类诉讼和谨慎之事，这时就不要有离间之辞。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开始，我们最终只任用德行完备的贤才，来治理我承受天命之民。唉！我周公旦已经接受了前人的美好言论，全都告诉了你这位年轻的君王。从今以后，文王的子孙们不要在各类诉讼和谨慎之事上出错，只有公正才能治理好国家。自古以来的商人，以及我们的周文王，在设立官职、处理政务、管理百姓、选拔人才时，都能够安顿他们，能够推究分析他们，这才使他们能够治理好国家。国家没有设立官职而任用奸邪之人，不遵循德行的，这些人不会显达于他们的时代。从今以后设立官职，不要任用奸邪之人，只任用善良之士，用来勉力辅佐我们的国家。如今文王的子孙，你已经是天子的王了，不要在各类诉讼上出错，只有主管诉讼的牧夫才行。你能够责成你的军队，以登上大禹走过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不服从的。以此瞻仰文王的光辉，以此光大武王的伟大功业。唉！从今以后，后世君王设立官职，只能够任用常法之人。

前面既然说了禹、汤兴起的原因，接着就说桀、纣灭亡的原因，这正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言。那么上文所陈述的文王、武王设立官职的情况是这样，成王将如何对待呢？《无逸》篇说殷朝先王与后王长寿与短命的原因，也是同样的例子。这一节三次提到“你已经是天子的王了”，四次提到“从今以后”，应当分成四部分来看。“唉！你已经是天子的王了”以下是一部分，“唉！我周公旦已经接受了前人的美好言论”以下是一部分，“国家没有设立官职而任用奸邪之人”以下是一部分，“如今文王的子孙，你已经是天子的王了”以下是一部分。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以前实际上未曾亲自执政，现在既然恢复王位，这就是你作为天下的君王了。责任重大，事情全新，不再是从前那样，从今以后，应当完全按照下文所告诫的那样去做。频频提起这一句话，深深地足以警醒成王的听闻。小人的言论，常常乘虚而入，稍有怀疑和贰心，就是残害忠良的大门。只要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开始，我们最终只任用德行完备的贤才，来治理我承受天命之民，坚定不移没有其他想法，就没有空隙可乘了。上文既然说了调和各类诉讼和谨慎之事，这里又专门以不要出错为告诫，更加恳切了。“不要出错”这两个字，极宜仔细玩味。后世用人不当，致力于推行邪道，以致误国误天下，百姓遭殃，国家沦为废墟，令人叹息的事情太多了。既然说“能够明察并了解那些顺从正道的人”，又说“能够推究分析他们”，对于知人之道的说明已经很清楚了。然而不明确说出所顺从的是什么道，所推究的是什么事，也就还不够完备。大抵用人不过邪正两端，善良之士是顺从德行的，奸邪之人是不顺从德行的，所贵在安顿并推究分析的，也就是这个罢了。责成你的军队，责成是要求实效的意思。古代井田制下兵农不分，比、闾、族、党就是伍、两、军、师的制度，大禹足迹所到之处，大体都是这样。责成他们治理，以遍登大禹足迹之内，那么四方遍行直到海外，没有不服从的，足以瞻仰文王的光辉，足以光大武王的伟大功业了。说到诉讼而涉及到军队，是类推而言，足以警醒成王安逸享乐、玩忽松弛的倾向。周朝设立官职用人，实际上从文王开始，所以这本书推原文王最详细。前面“能够明察”一节，虽然总论文王、武王，至于“能够安顿其心”以“能够选拔有德之人”，以至“没有兼用无知之人”，以至“文王的子孙”，以至“能够推究分析”“瞻仰光辉”，都是以文王而言。至于武王则只说“率领平定功业”，而这里也只说“光大伟大功业”了。

周公于是说：“太史！司寇苏公，务必恭敬地处理诉讼，以长久维持我们的王国。这时务必谨慎，以排列使用中等的刑罚。”

上文一部分既然说了“不要在各类诉讼上出错，能够任用常法之人”，设立官职的防备已经完备了。苏忿生身为公而兼任司寇，又兼任太史，这时在旁边，所以周公说完话，就呼唤并勉励他。周朝深厚的仁德恩泽，最终绵延超过历数的期限，而周公唯独将长久维持我们的王国归功于苏公处理诉讼，而苏公处理诉讼，又唯独归结于一个“敬”字。这正是“不要在各类诉讼上出错”的深层防备，虽然说是勉励苏公，而也是用来示警成王吗？

周官

成王已经废黜了殷商的命运，灭掉了淮夷，返回归来在丰邑，作了《周官》。

成王作为周王，是理所当然的。史官叙述这件事，就像所谓“只有君王建立国家”的例子足够了，何必说周王呢？而且从周公摄政直到恢复王位，各书没有听说有这个称谓，唯独在这本书的开头提出，这正是表明周朝一代设官分职的制度，在这里确定，所以书名叫《周官》，而史官则首先提说周王。只有孔子知道这一点，在序言中特别写道：“成王已经废黜了殷商的命运”，其含义深远了。

只有周王安抚万国，巡视侯、甸，四方征伐不服从的，安抚亿万民众。六服的诸侯，没有不承受德行归附于宗周的，督正治理官职。

四方征伐商、奄、徐、夷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正好在侯、甸二服之内，所以说：“只有周王安抚万国，巡视侯、甸，四方征伐不服从的。”先儒往往拘泥于“巡”为“时巡”，于是认为巡视只限于侯、甸二服，未免可疑。殊不知下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才是确定

译制定这样的制度，可以看出在此之前实际上并没有实行过天子巡狩的礼仪，那么所谓的“巡侯、甸”，不过是出兵亲自征讨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侯服和甸服地区罢了。

译成王说：“从前的大道，在于未乱之时就建立治理，在未危之际就保全国家。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百官，朝廷内有百揆、四岳，地方上有州牧、侯伯，各种政务和谐，万国安宁。夏、商两代官职加倍，也能以此治理好国家。贤明的君王设立官职，不只看官位，而要看人选。如今我小子，恭敬勤勉于德行，早晚都担心自己做得不够，仰望前代如何顺应时势，教导和引导他们的官员。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讨论治国大道，协调阴阳，官位不必全设，只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辅佐三公教化天下，恭敬地辅佐天地，帮助我一人。冢宰掌管国家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推行五常，安抚百姓；宗伯掌管国家礼仪，治理神人关系，调和上下；司马掌管国家军事，统领六军，平定邦国；司寇掌管国家禁令，惩治奸恶，刑罚暴乱；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安置四民，适时利用地利。六卿分工负责，各自率领下属，以倡导九州长官，使百姓富足成功。六年五服诸侯来朝一次，又过六年，君王按时巡视，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大大明确升降赏罚。”

以下都是成王整顿治理官员的言辞。猷，就是道。我由此看出成王的学问大有进步，通达四方，无处不是道。如果他的学问没有达到通达四方的境界，那么从前的人未乱时建立治理，只是建立治理罢了；未危时保全国家，只是保全国家罢了，怎么知道那是大道呢？成王提出这三句话，又着重加了一个“曰”字，正是回应上文所说的从前的大道，所以制治保邦是这样的。百揆尤其尊贵，大概不常设置。尧在位七十年，得到舜之后才开始任命；舜也是得到禹之后才开始任命。四岳是大臣，也不止于掌管四方诸侯。尧想治水就咨询他们，想防备篡位就咨询他们，等到舜想任命百揆也咨询他们，事情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不只看官位，而要看人选，比如皋陶掌刑、夔掌乐、益掌虞、垂掌工之类，断然不能错置混杂，真可以说是只看人选了。冢宰以下称为六卿，那么各有职掌了。然而《周官》六卿有三百六十官，却不列三公。至于宰夫的职掌，则说端正君王及三公、六御、群吏的位置。大概三公不是常设的职位，有合适的人就任用；如果是六卿，则不可一日空缺。曾经考察周公为师而又位居冢宰，《顾命》中所称的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是六卿，而太保、毕公、毛公实为三公。由此可以看出三公的任用，未必另外设立人选，往往六御之中足以担任三公的，就兼任罢了。山顶称为冢，位居最上，所以取冢的含义。司徒，徒众也，管理众人的道理没有比教化更大的。老师对于弟子，也以徒众看待，就是这个意思吧？司空，空有平治开辟的含义，土地不空旷怎么安置居民？大概六卿的下属各六十人。冢宰是六卿的纲领；六卿是三百六十官的纲领；朝廷又是九州的纲领；而九州的长官，又是天下诸侯的纲领。前面说六服群辟，这里说五服一朝，为什么呢？大概周朝有九服，而夷、镇、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只是羁縻而已，所以前面只说六服。六服之中，要服最远。舜的五服，每服五百里，是连同王畿计算的；周的九服，也是每服五百里，是在王畿千里之外。那么周的要服，距离舜的五服之外还有千里，朝贡难以定期，所以这里只说侯、甸、男、采、卫，而不包括要服吧？

成王说：“唉！凡是我有官位的君子，恭敬地对待你们的职务，谨慎地发布命令。命令发出就执行，不要反复。用公心消灭私欲，百姓才会真心归附。学习古制进入官场，依据古制议论政事，政事才不会迷惑。你们以典常作为师法，不要用巧言扰乱你们的官职。蓄积疑虑会败坏谋划，懈怠疏忽会荒废政务。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处理事务只会烦乱。告诫你们卿士，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奋，只有能够果断，才没有后来的艰难。地位不期望骄傲，俸禄不期望奢侈。恭敬节俭才是德行，不要承载你们的虚伪。做德行事，心里安逸而日益美好；做虚伪事，心里劳苦而日益拙劣。身处宠幸要想到危险，无不畏惧，不畏惧就会陷入危险。推举贤能，众官才会和谐，不和谐政事就会混乱。举荐能胜任官职的人，在于你们的能力；称职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在于你们的不负责任。”

上文陈述，都是职分所应当做的。以下言辞反复叮嘱，有教导有告诫，才是用职分之所以能尽的道理来训导他们，是这样的。看“学古入官”、“不学墙面”等语，似乎专为初仕者而发，与下面告诫卿士的话不同。那么这大概是训导卿士以下众官的吧？从“钦乃攸司”到“其尔典常作之师”，一节比一节深入。

成王说：“唉！三事暨大夫，恭敬地对待你们的官职，治理你们的政务，以辅佐你们的君王，永久安顿百姓，万国才会没有厌倦。”

前面说使百姓富足成功，这里说永久安顿，永久也。富足成功是一时的事，至于永久安顿，则源深流长，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了。

成王讨伐东夷后，肃慎来祝贺，成王命令荣伯作《贿肃慎之命》。东夷就是淮夷，在周朝称为东。所以《序》“成王政”也说：“成王东伐淮夷。”然而必须改文为“东夷”，大概肃慎在东，不是远夷。

译书写“东”字，是为了加以区别。况且征伐东夷，而东北远方的夷人来朝贺，成王的威德已经远播了。既然赐给他们财物，又让荣伯作书来命令他们，以彰显对他们的恩宠赏赐，这是为了奖励他们前来朝贺。先前巢伯来朝见，也有命令，只是说“芮伯作《旅巢命》”，而这里特别记载为“王让荣伯”，这是为了显示命令出自成王的特意安排吗？荣伯，是同姓诸侯，在朝廷中担任卿大夫。贿，《说文》解释为：“财物。”

译周公在丰邑，临终前，想要葬在成周。周公去世后，成王将他葬在毕地，向周公报告此事，作了《亳姑》这篇铭文。

周公虽然曾摄政复辟，但实际上最终老死在丰邑。《公羊传》说：“周公为什么不回鲁国？是想让天下人心统一于周朝啊。”唉！这种看法太浅陋了，哪里足以认识圣人的心意呢！况且《洛诰》中急切命令周公继承者的原因，正是为了留下周公治理的地方。只有伯禽被封在鲁国，而周公实际上留下来辅佐成王，虽然已经交还政权，但实际上从未离开成王。所以成王回到丰邑时，周公也在丰邑。然而既然都在丰邑，为什么周公临终前却想要葬在成周呢？大概是因为营造成周并迁移顽劣的商民，是周公教化商人的首要急务，经营这件事，他确实是亲自承担。商民还没有完全顺从周朝的教化，而周公就告老退休了。如今成王的学业已成，天下都已平定治理好，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而周公死后所担忧的，唯独在于成周。看《毕命》中，已经过了三十六年，余下的恶劣风气还没有灭绝，还说：“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殷商遗民。”事情的重要程度由此可见。周公临死时，分管东郊的人选还没有任命，那么今天怎么能忘记这件事呢？周公不能忘记，又担心成王或许会忘记，直到他临终时，反复叮咛的话，唯独恳切地想要葬在成周，这用意是很深的。周公去世，成王将他葬在毕地，为什么呢？周公的本意不在于葬在哪里，成王已经领会了他的心意。周公去世后，立即任命君陈分管东郊成周，一方面说：“努力发扬周公的训诫。”另一方面说：“你应当效法周公的谋略和训诫。”第三方面说：“你只应遵循周公伟大的训诫。”唉！这就是周公想要葬在成周的意思，虽然没有葬在成周，也如同葬在成周一样。况且文王、武王的墓在毕地，想要葬在成周，是周公忧国的心意；最终葬在毕地，是成王尊崇周公的礼节吗？下葬时报告此事，于是作了《亳姑》这篇铭文，那么亳姑，是毕地埋葬处的地名吗？

周公去世后，任命君陈分管东郊成周，作了《君陈》。

君陈，就像君奭一样，应当有封国，所以称为君。东郊，以前的儒者认为指下都，依我看大概不是这样。成周，是洛邑；是王城和下都的总称。洛水北边是王城，洛水南边是下都，南北相对，那么下都不是东边就很明白了。这个东郊正是指洛邑。从丰镐来说，它就是东边，所以《洛诰》中有说：“大大考察东方的土地”，说：“东方的洛邑”。等到平王时，就说东迁。从洛邑看宗周，就是西边，所以说“我的西土”。《易经》《小畜》卦的卦辞，是文王所作的，说：“从我西郊”，解说者认为是指西土而言。那么东郊是洛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虽然如此，说东郊就够了，为什么又说成周呢？大概经文只说“治理这东郊”，所以序言特意注明“东郊成周”，明确东郊就是成周。《毕命》中将成周的民众交给毕公，又说“保卫治理东郊”，与这里正好相合。周公营造成周以迁移顽民，虽然身在王室，但这件事他也兼管，所以说“周公谨慎地开始了这件事”。然而周公复辟后告老，按理应该另外任命人了，为什么到这里才任命君陈呢？大概周公虽然负责这件事，但实际上留下来辅佐成王，成周必定自有官员主管，周公只是兼总大体罢了。所以虽然告老，但也未曾另外委任他人，直到他去世后，才有任命君陈的命令。正，就是尹的意思。说分管，那么就是君陈特别分担东郊的重任，与周公兼总事体不同。

成王说：“君陈，只有你美德孝顺恭敬，只有孝顺友爱兄弟，能够施行政治。任命你治理这东郊，要恭敬啊！从前周公教导保护万民，百姓怀念他的美德。去谨慎地管理你的职务，遵循常规，努力发扬周公的训诫，百姓才能安定。我听说：‘极致的治理像香气一样，感动神明；黍稷不是香气，光明的德行才是香气。’你应当效法周公的谋略和训诫，每天勤勉努力，不敢安逸享乐。大凡人们没见到圣人，好像不能见到；既已见到圣人，也不能遵循圣人的道路。你要警惕啊！你是风，下面的百姓是草。谋划政事，没有不艰难的。有废除的有兴起的，出入都要出自你的深思熟虑，众说一致就加以推演。你有好的计谋和谋略，就进宫向你的君主报告，然后你在外面顺从地执行，说：‘这计谋这谋略，都是我们君主的美德。’唉！臣下都这样，只有贤良的人才能显达啊！”

禹征伐有苗，益独自举出瞽叟也顺从的事来赞美他。成王任命君陈治理东郊，也只有这三句话，而这三句话的要旨，又独独在孝顺恭敬上。唉！这是教化的本源啊！良知良能，天下人都拥有，爱亲敬长，在孩童时就有。商民虽然顽劣，谁唯独没有这种心呢？后世推举选择这类人任用，必定先选拔才能，必定预先谋划方略。成王到这里没有其他做法，只是选取有这种德行的人而托付给他，抓住了关键。于是就拿周公作为榜样，东郊，是周公旧日治理的地方。“我听说”以下，都是勉励他努力发扬周公训诫的实际做法。进宫向君主报告，然后你在外面顺从地执行。然而又必须切切自认为：这计谋这谋略，是我们君主的美德，不是我的事。一有不谨慎，就是君主的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