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堂书解卷四

译第一条说：“先王有训诫，百姓可以亲近，不可凌驾。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我看天下，即使是愚昧的男子和妇女，一旦得势也能胜过我；一个人三次失误，怨恨难道在于明显之处吗？在怨恨尚未显现时就应加以防范。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如同用腐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拉的车。身为统治者，怎么能不恭敬谨慎呢？”

译我往下看下面十句，共两节，前后呼应，都是说我的不可轻忽之处就是这样。“一个人犯了三次过错，怨恨难道还在于明显之处吗？”看这两句话，使人感到恐惧。普通人犯下千错万过，却漫不经心不知反省。大禹把三次过错当作大戒，垂训后代，可见圣人修身，像玉一样洁白，几乎没有微小的瑕疵可指。孔子说：“大禹，我对他没有可挑剔的地方。”确实如此！大禹于是又重申说：“我面对千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这与上文相应。看一个愚夫愚妇尚且足以胜过我，何况面对千万百姓，应当如何？所以又说：“作为百姓的君主，怎么能不恭敬？”这个“敬”字，正是看不见就图谋实用功夫的地方。这一章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百姓，而面对百姓的根本在于恭敬。

其二说：“《训》中有这样的话：在内沉迷女色，在外沉迷田猎，沉溺于酒，嗜好音乐，建造高峻的房屋，雕刻华丽的墙壁。有其中任何一项，没有不灭亡的。”

这一章又举出皇祖的训诫，说明丧失天下的祸根所在。

其三说：“只有那陶唐氏，拥有这冀州之地。如今失去了他的道，扰乱了纲纪，于是导致灭亡。”

上面两章叙述皇祖的训诫，开陈保全天下与丧失天下的两个方面，这里才具体指向太康败亡的祸患。尧定都于冀，所以说拥有这冀州之地。后羿已经据守黄河，那么从黄河以北已经不属于我，所以只提冀州而言。尧传给舜，舜传给禹，这冀州不是禹的冀州，而是舜的冀州；不是舜的冀州，而是陶唐氏的冀州。难道是太康的私产吗？道，是三位圣人相传的道。纲纪，是用来维持天下的大经大法，也就是这道的妙用。如今太康失去了三位圣人相传的道，扰乱了三位圣人相传的纲纪，而灭亡了三位圣人相传的都邑，可惜啊！他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罪责呢！这一章开头以陶唐氏而言，源流深远。

其四说：“光明的我的祖先，万国的君主，有典章有法则，留给子孙。度量衡标准，王府中都有。荒废坠失他的基业，就会倾覆宗庙，断绝祭祀。”

上一章说太康灭亡冀州，就是灭亡帝尧禅让的都邑，已经非常深切。这一章又从他的家族而言，说大禹垂法后代，无所不备，而太康荒废坠失，以至于倾覆宗庙，断绝祭祀，更加深切。大禹以光明的德行，著作为典章，无非是大经；作为法则，无非是大法；以至于制定制度，无非是大公至正的运用。所以有典章留给子孙，实在是家传的成规，度量衡标准，制度在王府，可以世代遵守而不改变。一世遵守它，就是一世宗庙生灵的幸福；百世遵守它，就是百世宗庙生灵的幸福。太康不能遵承，荒废坠失他的基业，而至于倾覆宗庙，断绝祭祀，岂不是很痛心吗！太康既被废黜，仲康继位，夏朝的宗庙祭祀未曾倾覆断绝，而这首歌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作歌时后羿正据守黄河以北以抗拒太康，都邑都成了盗区，而还没有立仲康的事，所以直接说倾覆宗庙，断绝祭祀。

其五说：“唉，哪里是归宿？我心中悲伤。万民仇视我，我将依靠谁？心中郁结，脸上羞愧。不谨慎他的德行，即使后悔又能追回吗？”

第二章说灭亡冀州，第四章说倾覆宗庙，断绝祭祀，到这里最后一章又切身而言，其中称“我”的屡屡出现，悲伤悔罪，好像出自太康之口，大概是深切代太康哀痛的言辞，以尽无可奈何的情状。歌共五章，五子所作，而词旨相续，浅深次第，好像出自一人之手，玩味咏叹多次，可敬可叹。

〇征

羲和沉溺淫乱，废弃时节，扰乱日历，〇前往征讨他，作《〇征》。

孔子编排《尚书》，唯独说《〇征》不写王命，为什么呢？表明这不是王命。大概羲和世代担任大臣，后羿一旦因为百姓无法忍受，直接占据都邑，将太康拒之门外，而立仲康，于是专断国政。看后来篡逆的事，那么他包藏祸心，必定不是一天两天。羲和远远抛弃他的职守，直接前往封邑，整天从事于饮酒，大概不止是酣饮而已。如果只是酣饮，抓起来治罪，很容易办，何必张皇征讨，而有歼灭首恶、胁从不治的誓言呢？我私下认为羲和对后羿不满，当时必定有共同起来谋划的人，可惜羲和忠君的志向没有明确，而失职的罪责先被坐实，后羿于是得以以此为借口。那么〇前往征讨，实际上是后羿的命令，不是仲康的命令。所以孔子首先写沉溺淫乱，以正羲和失职的罪；不写王命，以彰显贼人后羿无君的恶。《春秋》作而乱臣贼子畏惧，可以从这里看到了。

只有仲康开始即位四海，〇侯受命掌管六军。羲和废弃他的职守，在封邑中沉溺于酒，〇后秉承王命前往征讨。

以下是作书者叙述〇侯出征的大意。太康失去国家，仲康嗣位，开始恢复帝位以拥有天下，于是任命〇侯为大司马，掌管六军。〇侯出征，是仲康五年。为什么在这里写开始即位的事呢？大概是追记〇侯入掌兵权之初，以明确今日出征的来历。后羿既立仲康，就把兵权交给〇侯，这谋划很深了。羲和废弃他的职守，在封邑中沉溺于酒，以大义断之，固然无处逃避罪责。然而张皇六军，如同讨伐抗逆的强国，其他没有可数的罪过，而

译专门以沉溺酒色为借口，那么当时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这里说〇后奉王命出征，孔子作序，〇后与王命都被删削不载，却只说：“〇前往征伐。”小人的奸诈阴谋和诡诈行径，就像在青天白日之下揭开覆盖物一样显露无遗，哪里还能逃避呢！

译向众人宣告说：“唉，我的众位臣民，先圣有谋略和训诫，通过观察天象的征兆来确立保守大业的道理。先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臣下能够遵循常法，百官尽心修补辅佐，他们的君主才能圣明。每年孟春之月，遒人摇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和师长互相规劝，工匠们手持技艺之事来进谏。如果有不恭敬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

向众人宣告说，以下是誓师的辞令。其辞令分为三节：从“圣有谟训”到“邦有常刑”，是第一节，首先讲述先王的事迹，用来证实羲和的罪过。征，就是庶征的征，君主的德行有修明或废弛，那么上天的征兆就有吉或凶，征是君主德行的验证。往圣告诫后人，有谋略有训诫，贵在明确庶征的感应，来确立保守大业的道理。如果庶征不明确，君主心中没有警惧，除非是上智之君，怎么能勤勉兢业，保守大业而没有过失呢？从“先王克谨”以下，是因为明确征应而确定保守大业的实际做法。天戒就是凶征，凡是灾异到来，都是上天用来警戒人君的手段。因此我先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恐惧修省，不敢懈怠荒废；臣下也因为上天的警戒而能遵循常法，不敢堕落。然而又不只是遵守常法而已，以至于百官众多，都尽到了修补辅佐的道义。修，是弥合君主的缺失；辅，是辅佐使君主不偏邪。这就是君主的心不放逸、不昏惑，达到圣明盛大的原因。然而还不止于此，每年孟春之月，遒人摇着木铎在路上巡行，说：“你们众官员应当互相规正，你们百工各自拿着你们的技艺来向君主进谏。如果有不恭敬的，即不遵从所巡行宣告的，那么国家有固定的刑罚。”先王时代的体制就是这样。现在你们羲和，姑且不要指望别人的修补辅佐，姑且不要指望别人的规劝进谏，明确征应的职责正在于你，将如何逃避你的罪责呢？

当时羲和败坏了他的德行，沉溺混乱于酒色，背离官职离开岗位，扰乱天纪，远远抛弃了他的职责。到了季秋月的初一，日月没有会合于房宿，乐官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羲和尸位素餐，没有听闻知道，昏迷于天象，从而触犯了先王的诛杀之罪。上一节既已阐明先王的典刑如此，这一节却列举羲和的罪过，所以他触犯了先王的诛杀之罪。先儒说：“羲和是夏朝的忠臣，誓师之辞是文饰之辞。”我认为这却是陈述事实，不能称为文饰之辞。只是关于谋害羿的那一节，隐讳而不敢明说罢了。看来羲和只是对羿忿闷不平，心中怏怏如狂如痴，所以决然离去，想要起事图谋他，沉溺纵酒，不再顾念。当时也有一类忠义之士，慷慨激烈，一起合谋举事，事情没有成功而踪迹先已暴露，以至于失败。这是羲和疏忽迷误的过错，并不是为夏朝谋划的忠臣。为什么呢？羿的恶逆，是天下公愤。羲和作为国家大臣，从容谋划，难道没有他的道理吗？陈平曾经纵酒一言不发，最终能结交绛侯以诛杀诸吕、安定刘氏，这固然不值得称道。况且哪有天子在上，身为大臣，有官职操守，有进言责任，却委弃而去，毫无顾忌，只务沉湎，私植党羽，明显有谋动干戈的迹象，而不遭受祸患的呢？况且自古以来，轻率浅谋，想要诛杀君主身边的恶人，以至于为自己招致死亡、为国家招致混乱的人多了，能称为忠吗？孔子编次《尚书》，首先正羲和之罪，没有一个字假借，与太甲侯专征两不相掩，这才是万世之公论，不可改变。

《政典》说：“早于规定时间的杀无赦，晚于规定时间的杀无赦。现在我率领你们众臣民，奉行上天的惩罚。你们众士同心协力于王室，还要辅佐我恭敬地承受天子的威命。大火燃烧昆仑山，玉石一起焚毁。天吏放纵德行，猛烈于猛火。剿灭他们的首恶，胁迫跟随的不治罪。旧日沾染污俗的，都给予他们新的开始。唉！威严胜过仁爱，确实能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没有功效。你们众士，要努力警戒啊！”

这一节是号令军师的辞令，上面两节阐明先王之法，列举羲和的罪过，辞令明白义理正当，凛然毫无遗漏。到这里则其情状有不可掩蔽的了。政典就是夏朝的司马法，周官所说的政典就是它。看上一节所陈述的，羲和不过是一个沉酣荒酒的徒辈，哪里有渠魁？哪里有胁从？有渠魁、胁从可以指认，那么就是羲和谋动干戈，事状已经大大暴露。作为大臣而在私邑谋动干戈，如果图谋不轨，他的罪难道不比沉湎淫乱重吗？太甲侯列举他的罪过，却没有一句话涉及这一点，情状可见了。大抵誓师，往往在戒饬的最后才说赏罚，而这里却首先明确必杀无赦的罪过。大概这次战役，是以叛逆讨伐忠义。当时六军之众如果没有人心也就罢了，倘若有良心，何忍加诛？太甲也知道犯顺兴师，人不归服，只得先以威严压制，然后才与他们说话。一说是天罚，二说是王室，三说是君命。大凡欺天者喜欢指天发誓，无君者必定尊君为辞，这是小人的常态。况且太甲所谓的胁从，无非是忠义之士，一旦挟私杀之，于心固然不安，特意说不治罪以示宽大，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然。等到篇末，又发出呜呼的感叹，说：“威严胜过仁爱，确实能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没有功效。你们众士，要努力警戒啊！”况且征讨是为了伸张威严，为什么以仁爱为言呢？

译如果凶恶的逆党触犯了天下人的公愤，王师所到之处，人人都会效死力，哪里还顾得上爱惜呢？大概羲和的军队与今天被驱赶出征的士兵本是一家人，起初并无怨恨，就像骨肉亲情一样，一旦被迫于逆贼，让他们自相残杀。在这个时候，是威严胜过仁爱呢？还是仁爱胜过威严呢？这就是为什么深切担忧人心或许会被仁爱所动摇，不能有所成就，而直接逼迫他们，使用威严来遏绝他们尊君亲上的至情，以遂行他们叛逆的奸谋。唉！真是可怜啊！如果羲和讨伐逆贼有方，名正言顺，难道不足以遏制这泛滥的祸患吗？可惜他迷惑不明，先投入虎口，正好助长了他们的恶行，成就了日后的篡逆，羲和到了这一步，也就无法逃避他的罪责了。

译从契到成汤经历了八次迁徙，成汤开始居住在亳地，追随先王的居所，作了《帝告》《厘沃》。这是《帝告》《厘沃》两篇的序言。《帝告》实际上是商书的开端，后世把《汤誓》列为第一篇，弄错了次序。现在这两篇书虽然已经亡佚，但只应当以序言为准。【案：《帝告》《厘沃》《汤征》《汝鸠》《汝方》五篇，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旧解认为是夏书，马融、郑玄等人认为是商书。”两种说法都讲得通。孔颖达《正义》说：“经文已亡而序言尚存，文字没有依托，不能把没有经文的序言放在卷首。”所以附在这一卷的末尾。只有郑康成所注《尚书大传》把《帝告》排在《汤誓》之前，钱氏大概是沿袭他的体例，所以说“书虽亡，只当以序为正”。只是《永乐大典》不著录卷目，现在仍然依照注疏附在夏书之后】契的父亲帝喾居住在亳地，帝舜开始把契封在商地，所以《商颂》说：“帝立子生商。”这是说契居住在商地。到成汤时已是第十四世，经历了八次迁徙。《世本》说：“昭明居住在砥石。”《左传》说：“相土居住在商丘。”而汉代的孔氏又说：“成汤从商丘迁到亳地。”汉代距离古代还不算太远，这种说法应当有所依据。然而从事理推究，从契到相土才三代，不应该相土之后直到成汤才迁徙，必定是累世多次迁徙，又有居住在商丘的人，所以成汤是从商丘迁到亳地。根据经传所见的是这样，其他情况无法考证了。先王，指的是帝喾。从契以来屡次迁徙，等到成汤迁到帝喾的旧都，所以说：“成汤开始居住在亳地，追随先王的居所。”有人说：“帝告就是帝喾，是成汤的谥号，名天乙。厘沃二字，先儒认为厘是治理，沃是肥沃的土地。”从字义来看，迁到亳地而称为治理肥沃的土地，话似乎有道理。然而书既然已经亡佚，也难以完全考证了。

成汤征讨诸侯，葛伯不祭祀，成汤开始征讨他，作了《汤征》。

当时成汤是方伯，所以能够专行征伐。仲虺作诰，只说“葛伯仇视馈赠，最初征讨是从葛国开始。”孟子也说“因为他杀害那个童子而征讨他。”而孔子为《尚书》作序，却只记载说“葛伯不祭祀。”唉！真是至高啊！只有圣人能理解圣人，成汤的心意如果不是我的孔子谁能阐发呢？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用来承继祭祀、侍奉鬼神、治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无非就是这孝悌。统治国家养育百姓，作为宗庙社稷的主宰，荒淫怠慢，以至于废弃祭祀而不讲求，这是不知道有山川鬼神，而且不知道有祖先了。人如果不知道有祖先，不知道有山川鬼神，这与禽兽没有区别，何况是有国有家的人呢？葛伯不祭祀，成汤送给他牛羊，又派亳地的民众去为他耕种，直到他杀害童子抢夺食物，才开始征讨他。征讨葛伯，虽然起因于仇视馈赠，但事情始于不祭祀。《礼记》说：“山川神灵有不祭祀的是不敬，不敬的人君主削减他的土地；宗庙有不顺从的是不孝，不孝的人君主剥夺他的爵位。”成汤征讨诸侯，首先惩罚一个不孝不敬的人，这是修明人伦纲纪、为万邦树立榜样的第一件大事。孔子略去他杀害童子的罪行，而专门记载他不祭祀。唉！这是成汤的心意，如果不是圣人谁能与他同心呢！

伊尹离开亳地前往夏朝，已经厌恶夏朝，又回到亳地。从北门进入，于是遇见汝鸠、汝方。作了《汝鸠》《汝方》。

孟子说：“五次投奔成汤，五次投奔夏桀的，是伊尹。”这两篇书，大概是作在最后一次返回的时候吧？鸠、方，是成汤的两位贤臣。伊尹刚进入北门，忽然看见这两位贤臣，各自陈述他再次回归的原因，史官记录下来就成了这两篇书。可惜它们没有保存下来！书虽然不存，但孔子的序言大意可以考证，说：“已经厌恶夏朝，又回到亳地。”这就是这两篇书的大旨，必定是详细说明了夏朝之所以可厌恶的地方，而辅佐成汤讨伐夏桀的论断就确定在这个“丑”字上了。鸠、方两人，如果是同时相见，叙述事情，似乎不必各自成为一篇书，必定是各自有陈述。邂逅两人，也不一定同时。鸠、方名字上面各加“汝”字，像汝舜、汝禹之类，大概是伊尹呼唤并和他们说话。

融堂书解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融堂书解卷五

宋 钱时 撰

商书

汤誓

伊尹辅佐成汤讨伐夏桀，从陑地进军，于是在鸣条之野与夏桀交战，作了《汤誓》。看这篇书，只是成汤晓谕他的民众并告诫他们，起初没有伊尹辅佐成汤讨伐夏桀的文字，也没有从陑地进军、在鸣条交战的事情。而序言这样说，这是孔子特意记载讨伐夏桀的始末，用来深切阐明成汤的心意。大概当时天下虽然被夏桀搞得如此狼狈，但事情的关键完全取决于伊尹一个人的去留。看成汤向夏桀推荐伊尹，起初有什么讨伐夏桀的心意呢？伊尹离开亳地前往夏朝，又有什么厌恶夏朝的心意呢？假如夏桀一旦感悟，得到伊尹而任用他，那么成汤和伊尹本来就是夏桀的圣臣。一位圣臣在中间辅佐成就君王的德行，一位圣臣在方伯连帅的位置上讨伐不义的诸侯，那么天下立刻可以发生巨大的变化，岂不是很大的幸运？岂不是两位圣人的本心吗！怎么五次投奔而不能被任用，最终使得伊尹厌恶夏朝而回来，讨伐夏桀的计谋于是确定。孔子因此深切阐明讨伐夏桀不是成汤的心意，是伊尹实际辅佐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