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堂书解卷十

译各种鬼神，固然可以决断疑难，而验证人事的得失，则又有各种征兆。因此，在君主方面有这种事，在天上就有这种征兆。各种征兆，是君主吉凶的符验，怎么可以不思考并运用它们呢？思考就能谨慎，不思考就会懈怠荒废，其应验的时机、恒常的规律以及相应的结果如前所述，明白地陈列着，没有不是切身实际的实事，所以第八条说“思考并运用各种征兆”。皇极，是用来汇聚五福并赐给百姓的。为什么五福这一畴，又在第九条特别论述呢？大概汇聚福泽赐给百姓，是皇极大公之道的运用。然而有顺从的也有背离的，不能没有福与祸的差别。所以五福就顺从并运用它，使人们知道顺从这一方面有值得羡慕的福；六极就威慑它，使人们知道不顺从这一方面有值得畏惧的祸。这是皇极的教化，想要天下的人都归于中正。所以第九条说：“顺从并运用五福，威慑并运用六极。”九畴精妙的防范全在一个“用”字上。九畴如同耳目口鼻手足，运用它们就是精神所在。然而五行不说“用”，有人说：“这是造化自然的奥妙，不可以用‘运用’来说。”回答说：“不对。鲧堵塞水土导致五行混乱，禹疏导水土使得六府修治，这不是运用吗？”大概君主裁成万物、辅助万物，无非是参赞天地化育的奥妙，从“敬用”以下，都是用来运用五行的，这里难道不说运用吗？如果一定要像禹那样平治水土，那只是八政中司空职分的事罢了。求学的人应当用心去领会。

译一、五行：第一是水，第二是火，第三是木，第四是金，第五是土。水的特性是滋润向下，火的特性是炎烈向上，木的特性是弯曲伸直，金的特性是顺从变革，土的特性是种植收获。滋润向下产生咸味，炎烈向上产生苦味，弯曲伸直产生酸味，顺从变革产生辛味，种植收获产生甜味。

土不能直接称为种植收获，所以不说“曰”而说“爰”。“爰”，就是“于”的意思。万物都生长在土中，而种植收获承受中和的正气，是滋养生命最重要的。在种植收获中谈论土，对于种植收获尤其重要。这都是五行的本性自然如此。一旦失去本性，不遵循正道，那么大地就不能平稳，上天就不能成就，人就不能生活，常理就不能有序，这责任将由谁来承担呢？这就是五行之所以不谈具体功用，而依赖于九畴功用的原因。

二、五事：第一是仪容，第二是言语，第三是视觉，第四是听觉，第五是思维。仪容要恭敬，言语要顺从，视觉要明亮，听觉要聪慧，思维要睿智。恭敬产生肃穆，顺从产生治理，明亮产生智慧，聪慧产生谋略，睿智产生圣明。

圣人门下谈论学问，大抵先谨慎视听，而这里却先说仪容言语，为什么呢？因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百官效法的榜样，从外物接触我自身来说，没有比仪容更先的，言语次之。比如“看起来庄严，接近时温和，听他说话严厉”，比如“改变仪容，端正脸色，发出言辞语气”，这就是顺序。既接触外物，就有视觉和听觉。至于思维，即使在暗室屋漏之中，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其妙用也未曾停止。所以第五是思维，并非思维单独在后，而是从接触外物反过来观察，由枝节探求根源，思维是主宰。孔子说“看要想到明察，听要想到聪慧，仪容要想到恭敬，言语要想到忠诚”，仪容、言语、视觉、听觉，无非是思维的妙用，名为五事而实为一，哪里真有先后的不同呢！仪容，就是恭敬的意思，不恭敬不足以谈论仪容；言语，是心的声音，顺从道理而说，就是顺从的意思，不顺从不足以成为言语；视觉就是明亮，听觉就是聪慧，思维就是睿智，都是其本性自然如此。人如果不恭敬，心意动摇而昏乱颠倒，这五者就都错乱了，所以贵在恭敬运用。恭敬不是从外部强加的，不是能增加其固有的东西，只是不失去其为仪容罢了，不失去其为言语罢了，不失去其为视觉、为听觉、为思维罢了。恭敬而没有失误，每天进步没有止境，那么恭敬不仅表现在仪容上而可以产生肃穆，肃穆，是内心纯粹恭敬；顺从不仅表现在言语上而可以产生治理，治理，是事情没有不条理；明亮达到产生智慧，而外物不能遮蔽；聪慧达到产生谋略，而人言不能迷惑；睿智达到产生圣明，而六通四辟，纯德光明。孔子说：“心的精神叫做圣。”心本来自己就是圣，本来无所不通，何必等待产生呢？这里所说的产生，是恭敬用功，通过恭敬运用而后保全此心的圣明，所以称为产生圣明。圣明就是谋略，就是智慧，就是治理，就是肃穆，就是皇极。恭敬运用五事，是建立皇极实际用力的地方。

三、八政：第一是粮食，第二是财货，第三是祭祀，第四是司空，第五是司徒，第六是司寇，第七是宾客，第八是军队。

有人说：“粮食和居住，教化可以丰厚；刑罚可以厚用吗？宾客可以厚待，军队可以厚用吗？”回答说：“厚用刑罚，不是酷法，是教化所不及而后有刑罚。画在衣冠上，悬挂在象魏上，只有明智才能公允，小惩大戒，这就是所谓厚用。一旦流于薄用，就是申不害、商鞅、韩非了。厚用军队，不是滥用武力，是宾客不能怀柔而后有军队。平时讲习检阅，其势力相互维系；出征讨伐，以威慑不轨，这就是所谓厚用。一旦流于薄用，就是秦始皇、汉武帝了。”这就是八政之所以贵在厚用的原因。八政都是治理天下不可一日缺少的，事情有次第，所以顺序有先后罢了，不是处理完一项再处理另一项。《周礼》六官，八政都具备。

四、五纪：第一是年，第二是月，第三是日，第四是星辰，第五是历数。尧命令羲和，恭敬顺应昊天；舜也首先整齐七政，重视如此。一旦有不协调，那么日月年时都差错，纲纪失去纲纪，而万事混乱，难道是小事吗？

五、皇极：君主建立其应有的准则，收敛这五种福分，用来广泛赐给他的民众。这时他的民众对于你的准则，赐给你保持准则。

观察《皇极》这一畴，反复二百五十多字，唯独首先提出“君主建立其应有的准则”一语，略不谈论建立准则用功者如何。等到反复深思，而后知道这一畴不是为君主建立准则而言，是为收敛福分赐给民众而言。不然，那么皇极的建立，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所以定位天地、养育万物在于此，怎么能等到第五畴才涉及它呢？“恭敬运用五事”，正是建立准则的功夫。然而又八政全部张开，五纪不紊乱，治理历法，种种有条理，而后才可以谈论赐福。如果治理天下没有器具，端正天时没有方法，纷纷扰扰，不知道安定在哪里，那么皇极的功用怎么可以立即施行呢？皇极，是君主的准则。为什么君主没有准则？在于建立运用它罢了。这里说“君主建立其应有的准则，收敛这五种福分，用来广泛赐给他的民众”，正是“建立运用皇极”一句的注脚。《尚书》说“降衷”，《诗经》说“秉彝”，衷就是极，彝就是极。同有此心，同有此极，感物而动，因物有变迁，开始昏乱开始差错，所以有赖于

译这是建立皇极并加以运用的道理。“时”，就是“是”的意思。“锡”，就是“给予”的意思。“汝”，是箕子对武王所说的称呼。君主建立他固有的中正准则，那么五福的权柄就收归在君主手中了。权柄收归在君主手中，然后君主才能运用它来给予百姓。那五福，就是长寿、富贵、安宁、好德、善终这五项。建立皇极，就是收敛五福；教导百姓保持中正，就是赐予五福。收敛五福、赐予百姓，固然体现了建立皇极的用心，然而只有百姓归向你的中正准则，才能与你共同保持中正。“保”，就是不丧失的意思。百姓的中正就是君主的中正，百姓不丧失他们的本心，就是与君主共同保持中正。“于”，就是“于”的意思。“于汝极”，是说归向你的中正准则。你虽然赐予福泽，但如果民心背离，不趋向于此，怎么能与你共同保持中正呢？下文详细论述人品和教化的内容，无非是反复阐发这一主旨。

译凡是天下的百姓，没有结党营私的淫朋；人们没有偏私的德行，只以君王的准则作为最高标准。

所谓“比德”，是指德行有所偏颇，就像下文所说的“作好”、“作恶”、“偏党”、“反侧”之类。百姓和士大夫如果没有结党营私、德行偏私这类行为，那么自然就会只以君王的准则作为最高标准了。“惟皇作极”，就是说一切只听从、顺从君王的作为，不被不良的风气习俗所牵制。“惟皇作极”与“于汝极”正好相互呼应，然而像这样的情形是非常难以得到的。凡是天下的百姓，有谋略、有作为而处于下位，以及有才能、有作为而处于下位，虽然这两类人各有不同，但大体的界限不过是根据他们的资质和教养来成就他们，使他们懂得喜好德行，才可以赐给他们福分。

凡是天下的百姓，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你就要记念他们；那些不符合最高准则、也不遭受灾祸的人，君王就要接纳他们。如果他们神色安详和悦，说：“我所喜好的是德行。”你就要赐给他们福分，这些人就是只以君王的准则作为最高标准的人。

如果不记念他们，就没有成就的道理；如果不接纳他们，最终就会弃绝他们。记念他们、接纳他们，正是皇极的熔炉冶炼，涵养日益深厚，熏蒸日益成熟，天机自然发动，天籁自然鸣响，应当会有不知不觉而自然形成的情况。大抵心思飘忽不定的人，他的神色一定浮躁；心思专一的人，他的神色一定平静。这是最不能假装做到的。我既然记念他们、接纳他们，一旦其中有神色安详和悦而说话的人，说：“我所喜好的是德行，确实没有其他杂念。”于是赐给他们福分，这作为君王的最高准则，谁能抗拒呢？喜好德行，就是符合“于汝极”。

不要虐待孤独无依的人，也不要畏惧地位高显的人。那些有才能、有作为的人，要让他们展示他们的行为，这样国家就会昌盛。凡是那些正直的人，已经富裕并且享有福禄。你如果不能使他们喜好于你的家族，这些人就是有罪过的。如果他们不喜好德行，你虽然赐给他们福分，反而会给你招来灾祸。

这一节是为了完全阐明“凡是天下的百姓，没有结党营私的淫朋，只以君王的准则作为最高标准”的意思。如果愚昧下层的百姓，因为不可教化而不体恤他们，那就不是皇极了。所以说“不要虐待”，不一定非要痛苦才叫虐待，不体恤就是虐待。那些地位崇高的人，如果教化不能施行，那就不是皇极了。所以说“不要畏惧”，不一定非要恐惧才叫畏惧，教化有所阻碍而不能施行就是畏惧。这一句话是连接上文和下文的枢纽精神所在。上文说百姓，只说记念他们、接纳他们；下文却说两个“使”字，兼及国家和家族，以及“既富方谷”的文字，所以是指身居高位的人。“正人”又不是“有能有为”者所能比拟的，天地间自有一种正当的人物。君王既然正要用福禄使他们富裕，却还不能使他们喜好于你的家族，那么这个人就是有罪过的，这是因为道不能施行于家、道不能施行于身的缘故。两个“使”字，正是皇极熔炉冶炼，所以这些人喜好德行的契机就在这里。有办法使他们，那么有才能的人最终会使国家昌盛；不能使他们，那么即使是正直的人最终也无法使家族向善。喜好德行的契机，全在“使”字上。如果他们实际上不喜好德行，你虽然把福分赐给他们，反而会成为你的过错。《诗经》说：“我谆谆教诲你，你听我话的样子却轻慢，不把我的话当作教诲，反而当作虐待。”不把它当作教诲反而当作虐待，这就是所说的“作汝用咎”吧？不喜好德行，就是不符合“于汝极”。

没有偏私没有倾斜，遵循君王的义理；没有喜好，遵循君王的道路；没有厌恶，遵循君王的路径。没有偏私没有结党，王道广阔平坦；没有结党没有偏私，王道公平正直；没有反复没有邪曲，王道正直不阿。会合那最高的准则，回归那最高的准则。说：“皇极的广泛言论，是常道是训诫，对于天帝也是训诫。凡是天下的百姓，对于皇极的广泛言论，是训诫是实行，以此来接近天子的光辉。”说：“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以此作为天下的君王。”

这一节是为了完全阐明“人们没有偏私的德行，只以君王的准则作为最高标准”的意思。我观察《皇极》的教化，最为精密。淫朋比德，首先论及风气习俗；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而下位，以及下文所说，又极力说明人品资质的不同，确实有不可勉强做到的。圣人在上位，也是对于众民中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以及不符合准则、不遭受灾祸的人，士大夫中有才能、有作为，以及凡是正直的人，才可以熔炉冶炼，才可以谈论高深的道理，或许风气习俗一端正，本心自然恢复。如果愚昧下层的百姓，昏浊已经非常严重，所谓“可以让他们去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的人，只要不虐待他们，使他们同样承受皇极的恩泽就可以了，怎么能一概要求他们达到高深的境界呢？箕子阐明这个界限，阐明教法，可以说非常精密了。“无偏无陂”这一节，话语承接在“作汝用咎”之下，所以极力说明人没有偏私德行的妙处。确实能做到没有偏私没有倾斜，就是遵循君王的义理了，不是在无偏无陂之外，另外有所谓遵循君王的义理，下面都仿照这个意思。众病脱去，一无偏私德行的拖累，六通四辟，何莫非中！范围天地，化育万物，春秋冬夏，风雨霜露，风雷流动成形，万物显露生长，举目而视，纵耳而听，昭布森罗，纵横变化，都是我心中的中道。这是无处不与我固有的中道相会合。称之为“会其有极”，难道极在那边，而我与之相会合吗？从“皇建其有极”而下，说“于汝极”，说“锡汝保极”，说“惟皇作极”，说“时人斯其惟皇之极”，这极好像还是君王的物品一样。这里说“会其有极”，就是会合那所固有的了。归，是复的意思。以前茫茫然向外驰求，一旦

译省悟，就像旅人开始归家，恢复了他本来固有的本性，所以接着说“回归那至善的准则”。到了这时，才知道圣人用来教导我的，并不是从外面树立一种教条来强迫我，而是欣喜地说：“皇极所铺陈的言论，正是我本性中本来就有的。我有这些常道，所以才有这些训诫，这些训诫就是它本身，不是别的，是上天给我的训诫。”唉，真是崇高啊！这种快乐哪里可以衡量呢！然而这件事又难以同样要求普通百姓。所有百姓，因为皇极铺陈的言论如此而加以训诫，能够如此去实行，也就不会背离圣人，从而接近天子的光辉了。说“会合”、说“回归”，并不是两回事；说“接近”，则还有距离。这就是百姓不背离皇极的原因。既然接近了天子的光辉，就会远离恶习，不走邪路，知道感恩戴德，怎么可以忘记呢？于是也欣喜地说：“天子大概是百姓的父母吧！”作为百姓的父母，所以能成为天下的君王。箕子这番话，又是就教法成就的极致而言，更加精密了。

译六三德：一是正直，二是刚强取胜，三是柔和取胜。天下太平康宁时，应持守正直；面对强横不顺从的人，用刚强取胜；面对和顺友好的人，用柔和取胜；面对深沉隐忍的人，用刚强取胜；面对高傲显达的人，用柔和取胜。只有君王可以赐福，只有君王可以施威，只有君王可以享用珍美食物。臣子不可以赐福、施威、享用珍美食物。臣子如果赐福、施威、享用珍美食物，就会危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陷入凶险。人们因此会变得偏邪不正，百姓因此会僭越违常。在太平康宁之时，不需要用刚强，也不需要用柔和，只应使用正直。然而有时应当刚强却不能刚强，这就偏颇了，不是正直，所以对于强横不顺从的人，就用刚强来制服他；有时应当柔和却不能柔和，这就偏颇了，不是正直，所以对于和顺友好的人，就用柔和来制服他。刚强取胜、柔和取胜，都是为了达到正直。虽然如此，刚强取胜，大多容易失于强暴；柔和取胜，往往容易流于暗弱。只知道用刚强而不能深沉隐忍，也就不是正直了。深沉隐忍，是刚强取胜的精妙运用，虽然刚强却不致于强暴；只知道用柔和而不能高明通达，也就不是正直了。高明通达，是柔和取胜的精妙运用，虽然柔和却不致于暗弱。唉，真是精妙啊！玉食，指用玉器盛放食物，《礼记》说：“君王斋戒时便供给玉食”，就是这个意思。开合卷舒，其权柄实在取决于三德。三德的使用，一旦失当，赐福、施威、享用珍美食物的权柄就会丧失，这还能称为治理得当吗？各种征兆以“治理得当”对应“僭越”，不治理得当就是僭越。汉朝的哀帝、平帝如果能运用三德，必定不会有王莽篡位的事。赐福、施威、享用珍美食物的权柄一旦转移到王莽手中，天下就大乱了。王莽被诛灭全族，这是危害你的家族；汉朝灭亡，这是使你的国家陷入凶险。扬雄作《剧秦美新》、刘歆和甄丰献符命、称颂功德，这是人们偏邪不正；绿林、赤眉之徒纷纷四起，这是百姓僭越违常。

七、稽疑。选择并确立占卜和筮卦的人，于是命令他们进行占卜和筮卦，卦象有雨、霁、蒙、驿、克、贞、悔，共七种。占卜用五种，筮卦用两种，推演其中的差错。设立专职的占卜筮卦人员，三人占卜，就听从其中两人的意见。你如果有重大疑惑，要咨询你自己的内心，咨询卿士，咨询百姓，咨询占卜筮卦。你同意，卿士同意，筮卦同意，卿士同意，百姓同意，这叫做完全一致。身体康健强壮，子孙逢吉，这是吉兆。你同意，卿士同意，筮卦同意，卿士反对，百姓反对，这是吉兆。卿士同意，卿士同意，筮卦同意，你反对，百姓反对，这是吉兆。百姓同意，卿士同意，筮卦同意，你反对，卿士反对，这是吉兆。你同意，卿士同意，筮卦反对，卿士反对，百姓反对，在国内行事吉利，在国外行事凶险。占卜和筮卦都违背人意，保持安静吉利，采取行动凶险。

占卜出现雨、霁，蒙、驿、克用于筮卦，则使用贞、悔，这是占卜筮卦的常规法则。至于如果有差错，超出常规法则之外，那就需要占卜筮卦的人推演并详细探究了。

八、庶征：有雨，有晴，有暖，有寒，有风，有适时。这五种气候都具备，各自按照次序到来，各种草木就会茂盛。一种气候极端过多，凶险；一种气候极端缺乏，凶险。吉利的征兆：君王严肃，适时就有雨；君王治理得当，适时就有晴；君王明智，适时就温暖；君王善谋，适时就寒冷；君王圣明，适时就有风。凶险的征兆：君王狂妄，常下雨；君王僭越，常天晴；君王安逸，常温暖；君王急躁，常寒冷；君王蒙昧，常有风。君王考察一年，卿士考察一月，师尹考察一日。年、月、日、时的秩序没有改变，百谷因此成熟，治理因此清明，贤才因此显扬，国家因此太平康宁。日、月、年、时的秩序已经改变，百谷因此不成熟，治理因此昏暗不明，贤才因此被防范，国家因此不安宁。百姓好比星辰，星辰有喜好风的，有喜好雨的。日月的运行，就有了冬夏。月亮跟随星辰，就会带来风雨。

庶征，是人事在天上的验证。有雨、有晴、有暖、有寒、有风、有适时，共六种，所以称为庶征。从“五者来备”以下，是阐明雨、晴、暖、寒、风的验证；从“王省惟岁”以下，是阐明适时的验证。以前的儒者因为吉利征兆项下有“适时”的文字，于是把“曰时”这一条当作雨、晴、暖、寒、风的适时，关于“王省惟岁”的论述纷纭杂乱，始终没有定论，甚至有人认为是五纪畴中的脱简，唉，这也太诬蔑了！“适时”与“恒常”相对而言，是依据吉利、凶险两种征兆而立论的，前面所说的“有雨、有晴、有暖、有寒、有风、有适时”，这六种都是列举庶征的项目，怎么能就把吉利征兆作为一条列在雨、晴、暖、寒、风之下呢？“曰时”，正是说年、月、日的适时。上段吉利征兆、凶险征兆，下段“年、月、日、时没有改变”与“日、月、年、时已经改变”，都是一正一反，非常明白。前后相承，没有比这更清楚的，脱离旧注，独见圣心，大概能得其要领了。“庶草蕃庑”，说各种草木，其他的也就可知了。然而其吉利或凶险，不是天意，而是君主造成的。虽然如此，雨、晴、暖、寒、风，其精妙固然在于君主，而年、月、日的适时，则又不是这五种所能尽的，君王与卿士、师尹实际分担其责任。箕子重下一个“曰”字以表明另起一端，说君王所考察的，只有一年的适时；卿士所考察的，只有一月的适时；师尹所考察的，只有一日的适时。考察其适时，就是检验他们的职责。年、月、日的适时都没有改变，那么君王与卿士、师尹的职责

译这些都没有差错的确切证据，这正是百谷得以成熟、治国之道得以昭显、贤能之士得以彰显而不隐没、国家得以安宁而没有变故的原因。如果贤能之士被埋没，就会选择隐居避世。箕子在这里将百谷、治国之道、贤能之士与国家连成一体来论述，非常精妙。从常理来看，百谷自然属于天地造化，治国之道和贤能之士自然属于人事，怎么能把它们打成一片呢？其实，君臣关系就是天地造化，天地造化也就是人事。《易经》说：“天地变化，草木繁茂；天地闭塞，贤人隐退。”明白了这一点，就懂得了一以贯之的奥妙，这难道是拘泥于章句的儒生和传注所能解释清楚的吗？至于庶民所省察的，只有星辰罢了。风有顺风，雨有甘雨，就像百姓的喜好各不相同，治理百姓的人不可以有所偏私和迎合。日月的运行，有冬有夏，这是天地造化的运转，一年的农事成就赖以完成。如果月亮顺从星辰的喜好，那就只有风雨罢了，这难道是月亮的常规法度吗？省察这一点，就足以验证治理百姓时偏私迎合的过失了。星辰对于月亮，就像庶民对于执政大臣。百姓处于治理教化的过程中，并不是推动治理教化的人，所以不与时、岁、月、日同属时间范畴，而是另外附在篇章末尾，这也是各种征兆之一，都是君主应当时刻记挂并加以运用的。

译五福：第一是长寿，第二是富贵，第三是健康安宁，第四是喜好美德，第五是善终。六极：第一是凶短夭折，第二是疾病，第三是忧愁，第四是贫穷，第五是丑恶，第六是懦弱。

丑恶是指不喜好美德，懦弱是指卑微软弱没有志向，受制于外物，不能自强为善。五福都是道心正当的运用，不是从外部获得的，知道趋向皇极，从内心践行，没有不是福的；与皇极背道而驰，务行邪道，没有不是祸的。那么，喜好美德是五福的根本，丑恶是六极的根源。知道趋向皇极，固然适宜得到五福，但必须喜好美德才称为福；不趋向皇极，固然适宜陷入六极，但必须作恶才称为极。喜好美德这一条，特意排在长寿、富贵、健康安宁之后；丑恶这一条，特意排在凶短夭折、疾病、忧愁、贫穷之后，其防范之深啊。至于善终，就是所谓得到正理而死，断然不是小人所能侥幸得到的，所以又排在喜好美德之后。作恶的人，一旦感悟，奋起刚毅果断，勇于进善，那么小人就化为君子，六极转为五福，只是一反掌之间。而只有懦弱不能自立，不能自强，因此最终没有自新的道路，所以在丑恶之后又加上一个懦弱，六极就完备了。虽然如此，向用、威用，这是从皇极之世来说的。那时，有五福而不知道趋向，罪过在百姓；后世皇极不建立，凡是暗中胡乱行事的，无非是招致乖违和灾祸的工具，这是驱赶一世之人陷入六极之中，背离五福而疾驰，其祸患岂可胜叹！那时，有五福而不能运用，罪过在君主。

武王战胜殷商之后，分封诸侯，颁赐宗彝，作了《分器》。

武王战胜殷商之后，确立了五等爵位、三等分土的制度。邦诸侯，就是确定邦国制度来分封诸侯。宗彝，是宗庙中的彝器。分封诸侯并颁赐宗彝，统一权力的来源，这与舜接受禅让而颁赐瑞玉给群臣的意思相同。然而，彝是宗庙的器物，让诸侯知道拥有这些宗器，是上面实际命定的，用来祭祀，世代守护而不忘，也是用来教导子孙尽孝的。尊卑等级各有不同，应当分明，所以作了《分器》这篇文献。《春秋传》说：“诸侯受封，都从王室接受命器。”注解说：“明德的分器就是这样。”

融堂书解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融堂书解卷十一

宋 钱时 撰

旅獒

西旅进献大狗，太保作了《旅獒》。

西旅，是西方的国家。武王是圣人，年纪将近八十岁了。大狗，是微小的东西，哪里值得谈论？而召公反复开导陈述，不像严师训诫子弟那样严厉。大概作狂作圣，在一念之间，一个缝隙的投入，就是百邪之路。孟子说：“只有大人才能够纠正君心的错误。”这正是纠正心念几微之处。不说召公而称太保，是为了显示他的责任不容许自己沉默吗？

能够战胜商朝，于是开通了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西旅进贡了他们的大狗，太保于是作了《旅獒》，用来训诫武王，说：“唉！明王盛德，四夷都来归顺，没有远近之分，全都进献方物，只是服食器用。王于是昭示德行给异姓的邦国，不废弃他们的职事；分赐宝玉给伯叔的邦国，以此来展现亲情。”

西旅之国进贡大狗，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国家以大狗为珍宝，而圣贤的法度对此有所忧虑。刚开通蛮夷道路之初，就接受一只大狗，这举措也太审慎了。然而因此放纵嗜欲，那么自己的德行就会丧失，民生就会受害，远方的人就会轻视中国，而国运就会无法保全。唉！难道只是一只大狗而已吗！太保于是作了《旅獒》，用来训诫武王，他的考虑深远啊。

人不会改变外物，只有德行能改变外物。德行盛大就不轻慢侮辱。轻慢侮辱君子，无法尽得人心；轻慢侮辱小人，无法尽得其力。

这一节承接上文说明明王分赐方物给诸侯，并由此推明盛德之事。那么，接受这只大狗，用来昭示德行展现亲情，是不可以的，难道足以使人不改变吗？这不是谨慎德行的做法，恐怕是轻慢侮辱的萌芽吧？圣贤的议论宽平开阔，看似不相关，实则紧切。

不役使耳目，百事才能纯正。玩弄人丧失德行，玩弄物丧失志向。志向以道安宁，言语以道相接。不做无益的事损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就；不贵重异物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

人指宠幸之徒而言，物指珍奇之类而言。召公的大防重在玩物，而兼言玩人，为什么呢？这本书的语言多对下，大体上通过比类来阐明其意，如不做无益，与不贵异物，意思不在上文。所以刚说玩物丧志，就紧接着说志以道宁，心就是道，所以说道心虚明无体，本静本正，只有动于物，才开始不安宁。不安宁，是意动，心其实未曾动。禹说：“安守你的止境，惟几惟康。”这正是志以道宁的妙处。虽然如此，应物之际，人言尤其不易听。舜命令禹：“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接着说：“无稽之言勿听。”虽然志以道宁，不能保证其不动，所以又说言以道接，以道为准，不被人言扰乱，那么德性纯固，不用担心丧失了。上面既阐明了玩物对自己有害，于是又说贵异物对百姓有利，又推出一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