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堂书解卷十八

译啊，怎么可以忽视呢！

周武王说：“君陈，你务必遵循周公伟大的教诲，不要依仗权势来逞威风，不要倚靠法律来苛剥百姓。宽厚而要有法度，从容而要和顺。殷商的遗民如果犯了罪，我说要惩罚，你也不要惩罚；我说要宽恕，你也不要宽恕，只要把握其中正之道。如果有不遵从你政令、不接受你教诲的人，就用刑罚来制止犯罪，这才算是真正的刑罚。如果惯于作奸犯科，败坏常道、扰乱风俗，犯下三条重罪就不予宽恕。你不要对顽固的人怀恨在心，不要对一个人要求完美无缺。一定要有忍耐，事情才能成功；要有包容，德行才能宏大。考察那些有修养的人，也要考察那些没有修养的人；提拔那些善良的人，也要引导那些不那么善良的人。因为百姓的生活丰厚，就会随着外物而改变。违背上级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喜好。你如果能够恭敬地遵循典章制度，注重德行，那么他们就没有不变化的，确实能够走上宏大的正道。只有我一人承受众多的福分，你的美好德行，终将在后世留下美名。”

译此后才是详细论述治理商朝遗民的内容。从“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要倚靠法律进行剥削”以下，是在论述刑罚。这两种弊病，是自古以来居上位者的通病，何况面对顽劣的百姓，他们更容易依仗权势和法律。先去除这两者，然后才可以谈论刑罚。从“你不要对顽劣者愤怒憎恨，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以下，是在论述教化。这两种弊病，也是自古以来居上位者的通病，何况面对顽劣的百姓，他们更容易引发愤怒和求全责备。先去除这两者，然后才可以谈论教化。君陈只是弘扬周公的伟大训诫，自然没有这四种弊病，所以首先提出“你只是弘扬周公的伟大训诫”，然后才依次告诫他。有国家就有可倚仗的权势，有可倚靠的法律，看到顽劣百姓难以教化，就依仗权势来树立威严，倚靠法律作为剥削的工具，从事一切残害百姓以逞私欲的行为，周公的训诫不是这样的。“宽容而有法度，从容而和谐”，是可以的。宽容和谐，正是依仗权势和法律的反面。宽容就不至于严酷逼迫，有法度就不至于放纵懈怠，从容优柔，在春风和气的氛围中养育他们，以消除他们的乖张暴戾，这与《康诰》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裕”字完全相同，是周公教化商人的深远考量。商民只是昏昧无知，所以顽劣而不顺从教化，今天正应当哀怜怜悯，委曲婉转地施行教化，以开导启发他们的心智，怎么能愤怒憎恨呢？古人常以不求全责备为戒，说“对人不求全责备”，说“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任用贤能尚且不可以求全责备，何况对顽劣百姓中的一个人怎么能求全责备呢？周公的伟大训诫不是这样的。“一定要有忍耐，才能成功；要有包容，德行才能宏大”罢了。“一定要有”与“你不要”正好相应。虽然如此，君陈又应当反求诸己。上天生育众民，未曾不厚待，只是因外物而改变，违背上天的命令而顺从自己的喜好，难道是他们本心如此吗？上天的命令不能扭转他们的喜好，大概也是感化他们不够深切罢了。君陈能敬重这些典章，专一于德行，本心受到感化，那么就没有不变化的，确实能上升到大道了。《君陈》这一篇，唯独记载在周公去世之后，最能观察成王所学，应当详细体味。

顾命

成王将要去世，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于是作了《顾命》。

经文从太保到御事，公卿百官没有不在场的，而且成王靠着几案发布命令，起初并没有率领诸侯的文字，而序言这样说，是依据《康王之诰》中“太保率领西方诸侯，毕公率领东方诸侯”，就知道二公确实接受了顾命，率领诸侯来辅佐康王。陕地以东，原本由周公主持；陕地以西，原本由召公主持。现在太保依旧，而与毕公、毛公一起成为三公，这说明周公去世后，毕公继任太师，来主持东方诸侯的事务，看《毕命》中称他为“父师”，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太保为什么排在太师前面？”回答说：“当时毕公担任司马，而召公担任冢宰，无所不统辖。君主去世，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责来听从冢宰，况且召公在武王时就已经是太保，接受遗命托付孤儿，责任没有比这更重的了。下文毕公、毛公都只称公，而唯独首先称太保，并且加上名字来标示他，所以是为了加重这件事的分量。”我看尧、舜禅让，没有顾命可言；禹、汤、文、武，也没有这样的先例。由此可以看出世道日渐衰落，而深切为后代子孙考虑的人，越来越不如古人了，这是可叹的。等到后世所谓的顾命，又有超出成王深思熟虑所不及的，唉！哪里能得到召公、毕公来命令他们呢！

在四月望日后，成王身体不适。甲子日，成王才用水洗脸漱口。辅佐的人为他穿戴好冕服，靠着玉几。于是同时召见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周朝官制中司几筵的职责：“凡是重大朝觐，王位设置黼扆，扆前朝南，设置左右玉几。”这是玉几，是重大朝觐时所用的。司马居四，而毕公以太师主持，为什么呢？大概兵权重大，不轻易交给非世臣元老的人。成王顾命托付给召公、毕公二公，考虑得很深远了。师氏的职责：“凡是丧纪、军旅，君王举动就跟随，让他的属员率领四方夷人的隶卒，各自穿着兵服守卫君王门外，并且清道。”虎贲氏的职责：“君王在国内就守卫王宫，国家有重大变故就守卫王门。”顾命之际，尤其应当警戒防备，所以在六卿之下，就专门提到师氏、虎臣，然后才提到百尹、御事。我对“同召”二字，常常感叹成王到了这个时候不被血气所扰乱，大公至正，明白通达，足以严正防范万世乱贼，读起来使人警惕恐惧。

成王说：“唉！病势日益加重，只是防备，病情一天天逼近，已经病重卧床，恐怕不能完成誓言传给后代，我审慎地训诫命令你们。从前君主文王、武王宣扬重光，奠定礼制陈设教化，就练习练习不违背，因此能够到达殷商聚集大命。在后的懵懂之人，敬承天威，继承遵守文武大训，不敢昏乱逾越。今天降下疾病，大概不能起身不能醒悟。你们还要明白这时我的话，用来敬重保护元子钊，成就艰难，安抚远方能亲近近处，安定劝勉大小各国。想到人自己扰乱威仪，你们不要让钊冒犯进献于非礼。”

从昔君文王、武王以下，其要点全在“宣扬重光”一语。不敢昏乱逾越，是成王不昏乱逾越此光；不要让钊冒犯进献于非礼，是希望诸臣不要让康王自己扰乱此光。这是《顾命》的

译把握纲领，知晓这一点，那么成王学问之所以能够继承前代圣人、垂范后世子孙的道理，就可以明白了。“今天降疾殆”这句话，意思是上天降下疾病，已经是危殆的状况。威仪，是道心正当的运用，是天理法则中不可逾越的部分。仅仅因为一念之差，视听都变得虚妄，举止动作，颠倒反常。由此思考，威仪本来不会混乱，是人自己扰乱了它，怎么可以冒进于没有防备的危险境地呢？《春秋传》说：“军队能够听从指挥左右行动，称为‘以’。”

译如今既已接受遗命，便回到朝堂，将缀衣陈列在庭院中。到了第二天乙丑日，成王驾崩。太保命令仲桓和南宫毛，让他们会同齐侯吕伋，带着两面干戈和一百名虎贲武士，在南门外迎接太子钊。随后将他延请入翼室，安抚并确立其宗庙之主的位置。丁夘日，命令作册制定法度。

太保命令仲桓与南宫毛两位大臣，出使齐侯吕伋那里，手持两面干戈，调取一百名虎贲武士，在南门外迎接太子钊。吕伋以齐侯身份入朝典掌宿卫，所以虎贲武士隶属于他。至于统领六军，则由毕公担任司马。在局势危疑、变故难测之际，要迎接嗣位太子而命令虎贲武士，这难道是小事吗？同时派遣两位大臣，考虑得多么深远啊。成王驾崩时，臣子都在身边，为什么还要在南门外迎接呢？因为天子的地位极其重要，并非一家的私产。成王驾崩后出来，不敢立即居住在宫内，是忌讳以继承世位自居。既然出来了，就从南门外迎接进入。确立嫡子继承统绪，顾命有所归属，大公无私，至正至明，昭示天下无疑。命令作册制定法度，冢宰居摄辅政，命令都出自太保。册是用来记载顾命之辞的，确定其制度并制作出来，所以说作册度。

过了七天癸酉日，伯相命令士人准备材料。狄人设置黼扆、缀衣，在牖间朝南，铺设双层篾席，绣有黼纹的镶边，用华美的玉石做几案。西墙东向，铺设双层底席，缀有镶边，用文贝做几案。东墙西向，铺设双层丰席，画有镶边，用雕玉做几案。西夹室朝南，铺设双层笋席，纷杂的镶边，用漆木做几案。五重越玉，陈宝、赤刀、大训、琰璧、琬琰放在西墙；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放在东墙。舞衣、大贝、鼖鼓放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放在东房。大辂放在宾阶前面，缀辂放在阼阶前面，先辂放在左塾前面，次辂放在右塾前面。两人戴着雀弁，手持惠戟，站在毕门里面；四人戴着綦弁，手持戈刃向上，夹在两阶的台阶旁；一人戴着冕，手持刘斧，站在东堂；一人戴着冕，手持钺斧，站在西堂；一人戴着冕，手持戣矛，站在东边；一人戴着冕，手持瞿矛，站在西边；一人戴着冕，手持鋭矛，站在侧阶。

先儒说：“命令士人准备木材，等待丧事使用。”依我看，这一天奉顾命册立康王，使用吉礼，下面许多仪节，无非是为了防备这一件事，怎么反而首先命令士人为丧事准备呢？必须衡量事情的情理，完全不相符合。恐怕须材也只是准备这一天所用，但不敢武断地说定。牖间，是指东户西，户牖之间。丰，是指莞草。笋，是指竹笋，用它的箨皮做席子。以上都是成王平时装饰国家的事物，今天大概是为成王陈列出来，以顾命于嗣君。鬼神在上佑助，所以都以西为上。下面叙述宿卫的人，则以东为上。侧阶，先儒说是北下阶上。路寝的北面，将近内寝，怎么能让执兵的大夫站在朝南黼扆的后面呢？然而这五人都戴着冕的大夫，那么执鋭而站在侧阶的，也应当在堂上，只是不知道具体位置，难以臆测罢了。所有执兵以防备非常情况的，都是嗣君的宿卫。当时宿卫都由士大夫担任。唉！这难道是那些有一旦挽强引重技能的武夫健卒可以轻易授予的吗？周公立政，特意将虎贲列在三宅之下，由此可以看出这件事重大，非贤人君子真有忠赤不二之操不可。这是万世不变的借鉴。

成王戴着麻冕、穿着黼裳，从宾阶登堂。卿士和邦君戴着麻冕、穿着蚁裳，进入就位。太保、太史、太宗都戴着麻冕、穿着彤裳。太保捧着介圭，上宗奉着同瑁，从阼阶登堂。太史拿着册书，从宾阶登堂，侍奉成王宣读册命说：“皇后凭靠玉几，传达最后的遗命，命令你继承训导，临君周邦，遵循大法，调和天下，用以报答文武的光明训导。”

陈设既已具备，于是奉嗣王进受册命。麻冕，按《三礼图》以漆布为壳，缁縰其上，前广四寸，高五寸，后广四寸，高三寸。《汉制度》说：“冕制都长尺六寸，广八寸，前圆后方。”其旒都以五采丝绳贯五采玉，每旒各十二，垂于冕。礼有六冕，裘冕无旒，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衮衣之裳四章，而独说黼裳，是因为以其章色之最著者言也。蚁，是指黑色。祭服都玄衣纁裳，这里独说蚁裳，是因为卿士邦君但陪位，故改其裳以示变。至于太保、太史、太宗，则预执事，故全用祭服。彤，赤色，即纁也。王未受册，则犹臣也，犹未践阼也，故自宾阶升。礼卿西面，诸侯北面，从外而入，就此位也。太史掌册书，太宗，宗伯也。太史、宗伯之属，而此则先焉者，今日之事，册为主也。介圭，郑玄说：“大圭也。”唐孔氏说：“《考工记·玉人》云：‘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镇圭，圭之大者，介训大，故知镇圭非三尺大圭。”瑁者，郑玄说：“所以冒诸侯圭，方四寸，邪刻之。”瑁在今日，则为祭耳，岂祭毕遂执之以朝诸侯耶？何以言之？观下文乃受同瑁

译周王三次宿斋、三次祭祀、三次呼告，随后停止言语，太保接受同爵，而文中未提及接受瑁圭，且有周王答拜的礼节，这是手持瑁圭进行祭祀，接受同爵后，仍然手持瑁圭行拜礼。命令你继承训诫，大概是成王殷切地将继承并守护文王、武王的宏大训诫作为临终遗命的深切防范，如今康王不仅仅是继承王位，更是想要继承那些训诫。能够坚守文王、武王的训诫而不败坏，才算是真正的继承，所以说“嗣训”。仅凭这两个字，便可见召公、毕公等大臣深刻领悟临终遗命深切防范之处，所以在下文紧接着说“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这就足以回应文王、武王的宏大训诫，所谓的“嗣训”，说的就是这个。治理天下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调和而已，这就好比人的身体，血气本来并非不和，受到扰动才不和。继位的君主如果热衷于变革，致力于更改旧制，纷纷扰扰地寻求治理天下的方法，而天下反而更加混乱。如果不遵循旧制，就没有调和的道理；如果不调和，就没有回应训诫的道理，哪里还谈得上继承训诫呢【案：此处的解释，《永乐大典》原本以麻冕按《三礼图》至〇冕三旒一段及介圭〇曰大圭也。至方四寸，邪刻之。一段并错置，陈设既具，于是奉嗣王进，受册命也。二句前，今依经文更正】

译康王再次拜谢，起身，回答说：“我这样微小的末代小子，能够治理四方，以恭敬戒惧天威吗？”

先前的儒者说：“如果康王自认为有能力，就会有疏忽轻慢之心；如果自认为没有能力，就会有谨慎敬畏之心。有了谨慎敬畏之心，那么思虑就不敢放纵，贤才就不敢轻视，这就是他最终能够承担重任的原因。后来的人称颂周朝的成王、康王，汉朝的文帝、景帝，认为那是盛世。”

于是接受同爵和瑁玉，康王三次献酒、三次祭祀、三次祝祷。上宗说：“享用吧！”太保接过同爵，走下台阶，洗手，拿着另一只同爵和璋玉来酬答，把同爵交给宗人，拜谢，康王回拜。太保接过同爵，祭祀，品尝，放置，把同爵交给宗人，拜谢，康王回拜。太保走下台阶，收拾祭器。诸侯走出庙门等候。这就是康王接受册命的礼仪。我这样微小的末代小子，能够治理四方，以恭敬戒惧天威吗？这是谦逊不敢承受的话。成王说要恭敬迎接，这里说要恭敬戒惧。戒惧，就是有所畏惧，恭敬戒惧是为了恭敬迎接。康王既然接受了同爵和瑁玉，就用同爵斟酒献给灵柩前，于是祭祀，于是放下酒爵，像这样做了三次，这是献酒，所以说三次献酒、三次祭祀、三次祝祷。这三节都应当有拜谢，经文只是总括记载了大概。太保于是接过同爵，走下台阶，回到下面的筐前，于是洗手，另取一只同爵，拿着璋玉来酬答。宗人，是宗伯的属官。宗伯辅佐康王，宗人辅佐太保。太保于是把同爵交给宗人并拜谢，这是向成王的灵柩表示顾念遗命。康王回拜，是回答太保传达的遗命。太保走下台阶收拾，有司不仅撤去祭品，连狄人设置的祭品也一并撤去了。

康王之诰

康王既然主持天子之位，于是告诫诸侯，作了《康王之诰》。

先前的儒者说：“太保和芮伯都进前，互相作揖后走下台阶”，这是冢宰及群臣、诸侯都进前陈述告诫，不说诸侯，是因为以内见外。“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往下，是康王回报告诫，不说群臣，是因为以外见内。古今解说的人往往认为这样是对的。那么孔子编次《尚书》为什么唯独说“于是告诫诸侯”呢？我曾经认为新天子登基，元老大臣应当充分陈述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议论，像伊尹告诫太甲“继承德行在于初始”那样，像召公告诫成王“敬德历年”那样。况且成王修明光明的学问，不是没有可以告诫嗣王的话，而太保、芮伯所称述的，除了“完全协调赏罚，平定功业”之外没有其他言辞；勉励当今君王，又除了“壮大六军，不要败坏我们高祖的遗命”之外没有多余的事。成王的德行功业，难道只停留在平定上，而当今君王所应当急切追求的，又唯独在于壮大六军吗？我反复深思，然后知道孔子所叙述的，确实不假。大概自从武王去世，众叔父散布流言，四方国家交相混乱，成王征伐，经过多少年才平定。商朝的旧俗余风，到现在还没有灭绝。册命之初，四方诸侯拿着圭玉和礼物，都来到朝廷，这确实是振作权纲的时候，耸动观瞻的开始。太保、芮伯老成持重，深思熟虑，难道不知道新天子登基，不应当立刻用六军来开启；康王居丧不言，不应当立刻有告诫吗。大臣必定在这个时候进前告诫，使朝廷纪纲因此肃然；嗣王必定在这个时候发出命令，使天下耳目因此一新。所以消除奸邪、镇抚浮躁，通达权变、合乎中道，正在于这一举动。那么这篇《书》，正是为了告诫诸侯而作的。序说：“康王既然主持天子之位，于是告诫诸侯。”尸，是主持的意思。遂，是继事的词，用来表示即主持即告诫，有不容迟缓的意思。唉！不明白序言，怎么能阅读《尚书》呢！

康王走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边，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边，都陈列着四匹黄马和朱色礼物。作宾的人称颂，捧着圭玉和兼币，说：“一二臣卫，敢执壤奠。”都再次拜谢并叩头。康王顺应继承的德行，回拜。

这是太保、毕公率领诸侯入见。外朝在雉门之内，由朝士掌管；治朝在应门之内，由司士掌管；燕朝在路寝，由太仆掌管。当时灵柩在路寝，所以康王走出应门内，在内朝接见诸侯。毕公反居在东边，是因为他本来掌管东方。然而必须先说太保率领西方诸侯，是因为他是冢宰的缘故。小行人合并六种礼物：圭配马，璋配皮，璧配帛，琮配锦，琥配绣，璜配黼。解说的人说五等诸侯享天子用璧，二王之后用圭璋。像这样，那么用圭而礼物是马的，是二王之后，不是诸侯都用，这是明显的。这里说“都陈列着四匹黄马和朱色礼物”，布，是陈列；乘，是四匹马；黄朱，是杂说其他礼物，像“篚厥黄”之类，说是黄马朱鬃，大概不对吧。入见的时候，只有一位尊者致辞，二王之后在王家作宾，在诸侯中最尊贵，是向前所称举的，解说的人说是宾，所以说“宾称”，而只说捧着圭，宾是根据自己的贽礼来说的。兼币，是用圭而兼用马作为礼物，以此来验证宾是二王之后。“曰”，是宾称颂的话。诸侯是王的藩屏，所以说“臣卫”。“一”“二”，是概举以包罗众多。“敢执其壤地所出而奠贽”，这是普遍说诸侯所献的礼物。宾称颂完毕，于是和诸侯都再次拜谢并叩头。康王这时本来不可以接受礼物，

译义认为康王继承先王美德而朝见天子，于是答拜接受册命。“义嗣德”这三个字，正是阐明礼制变化的关键。先儒议论康王接受币帛是不对的，甚至援引叔向拒绝诸侯拜见新君的观点作为证据。天子即位而诸侯朝见，这与邦国之间的交往本来就不相同，他们哪里懂得“义嗣德”的道理呢！虽然如此，从成王驾崩到康王接受册命才几天时间，四方诸侯为何都聚集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前来朝见时恰逢国家丧事，于是共同参与册命仪式并朝见新天子，先儒的说法是对的。然而，诸侯所携带的贽礼都是他们国内平时就准备好带来的，这是朝见天子的礼节，这就叫做“壤奠”。有人不明白二王之后以圭和马为贽礼的规定，于是认为因为国家丧事，诸侯都使用同样的贽礼，这难道是在一旦到达京师、遇到国家丧事后所能立刻准备齐全的吗？这既不符合礼制，又违背了“壤奠”的本义。

译太保和芮伯都走上前，互相作揖，都两次叩头至地，说：“我们恭敬地禀告天子，皇天改变了大邦殷商的命运，只有周文王、武王大大地接受了天命，能够体恤西土百姓。刚刚去世的先王，完全协调赏罚，平定了功业，用来给后人留下美善的基业。现在君王要敬慎对待啊！壮大六军，不要败坏我们高祖所受的命。”

这是太保、芮伯趁着诸侯入朝觐见而进言告诫。召公、毕公同样受有顾命，率领诸侯来辅佐康王，在此时进言告诫，太保却连带芮伯，为什么呢？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都是六卿中的长官。先前率领诸侯，这是召公、毕公的职责。至于在朝廷台阶上排列班次，冢宰、司徒实际上是班首，这又有固定的次序。暨，就是及的意思。说暨芮伯，只是连带芮伯一人，非常明确。大禹的暨益、暨稷，就是益、稷而已，难道还连带其他人吗？以前的儒者认为群臣诸侯都一同进言告诫，大概不对吧。羑，《说文》解释为：“进善。”若，顺从。意思是天命原本在大国殷商，上天既然厌恶殷商而改变它，只有周文王、武王从而大大地接受，大概是进善不懈怠，顺从而无违背，因此能够悯恤西土。

康王说：“各国的侯、甸、男、卫，只有我一人钊向你们宣告告诫。从前文王、武王，大大地平定富足，不追求过错，达到整齐，信用昭明于天下，于是也有熊罴般的勇士、没有二心的臣子，保卫治理王家，用来端正天命于上帝。皇天因此训导他们的道，交付四方，于是命令建立诸侯树立屏障，在我们后人之中。现在我各位伯父，还互相连带顾念，安抚你们先公的臣属服从先王。虽然你们身在外地，但你们的心没有不在王室，用来奉行体恤那顺从，不要给幼主留下羞辱。”群公都已经听从命令，互相作揖快步退出。康王脱下冕冠，换回丧服。

太保、芮伯只陈述平定的功业，而想要他壮大六军罢了。康王不再涉及其他，就呼唤各国的侯、甸、男、卫来宣告告诫，并且推说文王、武王建立诸侯树立屏障的缘由来感动他们。唉！如果不是康王意志思虑通达、见识洞明、洞察事机、熟于世故，怎么能达到这样？与两位公的告诫似乎不相合，而实际上相承接，君臣之间默默相应和，无非是为了警示耸动诸侯而设。只有孔子知道这一点，所以略去文辞，而特别记载说“遂诰诸侯”。这里说“庶邦侯、甸、男、卫”，可见成王去世正好在六年五服一朝的时候非常明确。报诰是因为两位公的话而于是告诫诸侯来回答他们。说“予一人”而又自名，是因为即位之初，不敢纯粹以君道自居。端，是端正根本。端正根本犹言奠定天命。周朝的天命，从这里开始端正。天子称呼诸侯，对同姓的称为伯父、叔父，对异姓的称为伯舅、叔舅。这里只说伯父，是举出尊贵者来告诫他们。

融堂书解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融堂书解卷十九

宋 钱时 撰

毕命

康王命令作册毕公，分别安置居民，在成周郊外，作了《毕命》。

周公开始把顽民迁到洛邑，只说：“靠近王室，用教化他们的训导，使他们与我们周人熏染陶冶。”就是召公所说的“比介于我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的意思。等到命令君陈时，那时教化逐渐信服，就稍微加以区别了，所以说：“简选他们的善行，也简选那些不善的；进用他们的良善，来率领那些或不良的。”然而还没有截然分疆画界。已经历了三纪，世道变化风气转移，而还有未教化的，如果不大大加以区别，是非善恶界限截然分开，有以产生他们的愧耻，怎么能行呢？看得到此时大势已经教化，而未教化的已经极少，才用这种方法。如果未教化的还多，而突然想要分别他们的居里，那么丑类群居，同恶相济，有叛有乱，而现在区处特别施行于世变风移之后，极有深意。凡是教化成为良民的，都盎然同在春风和气中，而顽劣不率教的，孤独地分别在这里，他们将说：“我也是人罢了，他们这样尊荣，我们这样鄙贱，良心善性，难道不跃然为之感动吗？”分居里，就是《表宅里》。成周郊，是说命令毕公在成周东郊分别他们的居里。毕公是四世元老，特别命令作册，所以重视这件事。

在十二年六月庚午日朏，过了三天壬申日，康王早晨从宗周出发，到达丰，用成周的民众，命令毕公保卫治理东郊。

这是史官叙述册命毕公的事节。康王十二年六月六日清晨，从宗周走陆路到丰。丰，文王的庙在那里，就在祖庙进行册命。《周官》说：“归于宗周，董正治官。”而序则说：“还归在丰，作《周官》。”这是丰为宗周。这里说步自宗周至于丰，那么镐京又为宗周了。由此来看，宗周是丰镐的通称，确实无疑。成周之众，就是所迁的顽民。成周在宗周的东边，所以说东郊。用成周的民众命令毕公，大概是为了让他保卫治理东郊。保之使安，厘之使正。从旌别淑慝以下，都是保厘的事情。这两个字，正是一书的大纲。

康王说：“唉！父师！只有文王、武王把大德施于天下，因此能够接受殷商的命。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