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堂书解卷二十

译墨刑的条目有一千，刖刑的条目有五百，宫刑的条目有三百，死刑的条目有二百。五刑的条目总共三千。比照上下相近的罪行定罪，不要超越法度或混淆辞令，不要使用未施行的律令，只依据审慎的态度和法度，务必认真考核！如果重刑适用得轻了，就按轻刑执行；如果轻刑适用得重了，就按重刑执行。各种刑罚的轻重有权衡，刑罚随着世道的治乱而或轻或重，看似不整齐实则整齐，有条理有纲要。刑罚惩戒不是要置人于死地，而是让人极度痛苦。不要靠巧言断案，只凭良善之心断案，没有不公正的。在言辞的细微差别中考察，不盲从而是明辨是非。怀着哀怜与敬意断案，明确地开启刑书共同参酌，大家都希望达到公正。无论是行刑还是处罚，务必认真考核！案件判决后使人信服，执行时也使人信服。刑罚在上位者那里完备，有时甚至合并两种刑罚。

译这一节总共说了四次“审慎克制”，但应当分成两截来看：上截概略列举刑罚、法度以及司法的弊病，最后以“简孚有众”及后面四句话作结；下截详细陈述刑罚的具体条目，以及审理案件的原则，最后以“狱成而孚”及后面四句话作结。至于其大纲，则全在于“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这三句话上。在当今你们安定百姓，防范滥用刑罚，正要从安定百姓的角度去看待。说安定百姓，没有比选择人才、敬畏刑罚、斟酌刑罚的限度更重要的了。选择人才，就是选择掌管司法的人；选择人才的可贵之处，正是为了敬畏刑罚；敬畏刑罚的可贵之处，正是为了斟酌刑罚的限度。这三件事是相互承接的，所以每每说“要审慎克制”。审，就是斟酌的意思。《周礼》中司刑掌管五刑的法律，其下属各有五百条，共二千五百条，而这里三千条反而更多，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墨刑、劓刑虽然各有一千条，但宫刑只有三百条，死刑只有二百条，这是轻罪增多而重罪减少，条目的繁多，正是为了体现宽仁。大体上刑罚贵在适中而已，如果不将上下罪行进行比较，怎么能够斟酌出适中呢？所以在三千条之下，让他们上下比照定罪，固然想要斟酌适中，然而刑罚的变化，又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规定。适，就是趋向的意思。趋向轻罪、趋向重罪，是说案情所趋向的有轻有重。如果只用同一标准来整齐划一，那就不是真正的整齐划一了。这大概是条理分明而不混乱，有要领而不繁琐。案件判决后令人信服了，让犯人自己供述案情，也令人信服了。一个人同时判处两种刑罚的，都要奏报给天子裁决。

周王说：“唉！要敬畏啊！官伯、同姓诸侯，我的话多含戒惧。我敬畏刑罚，有德行才施用刑罚。现在上天辅助百姓，让贤者在下位辅佐，要明察单方面的供词。百姓的混乱，没有不公正审理双方供词的。不要有人在审理双方供词时徇私。狱讼中的贿赂不是宝物，只有宽恕罪人、成就功业，才会招来众多的灾祸。永远敬畏刑罚，不是上天不公正，而是人在命运中。如果天罚不极致，百姓就没有好的政治在天下。”

官伯，以前的儒者说是诸侯。族姓，是诸侯中的同姓。穆王既然已经用赎刑训诫有邦国、有土地的诸侯了，此后就特别告诫诸侯中的同姓，大概是担心分封在外，各自居于尊位，作为宗族的人或许依仗权势扰乱法纪，这与告诫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的意思正相同。王的同姓，先告诫他们并专门用天命来警示；诸侯的同姓，则后告诫他们并专门用天罚来使他们恐惧，这是万世的通病，穆王的深谋远虑啊。

周王说：“唉！继承的子孙，现在前往，以什么为鉴戒？不是以德行施于百姓之中，还要明察审理吗！明智的人施用刑罚，无穷无尽的言辞，归属于五刑的极致，都适中而有福庆。接受王的嘉奖和师保，以这祥刑为鉴戒。”

极，是穷究情理，没有不达到极致的意思。嗣孙是接着官伯族姓而言的，大概是诸侯的继承子孙。穆王这时年纪已经老迈昏乱了，既告诫诸侯，又告诫官伯族姓，又告诫他们的继承子孙，这是深长远的考虑。所以王的同姓也涉及到幼子童孙。这几句话虽然是在嗣孙之下，其实是普遍告诫有邦国有土地的人，与前面的祥刑相呼应。

文侯之命

周平王赐给晋文侯秬鬯、圭瓒，作了《文侯之命》。

以前的儒者说：“平王忘记了杀父之仇，却感激文侯拥立自己。”孔子不删去这篇书，是为了彰显他的罪过。如果真的彰显他的罪过，那么序言为什么没有讥讽的话？这大概是不对的。假如文侯的力量足以讨伐贼人，诛杀申侯而立宜臼，固然很好。那时幽王无道，威信不能行于诸侯，而天下的形势瓦解已经很久了。申侯一旦激于子女之私怨，敢挟持夷狄弑杀君父而不顾，这凶逆到了什么地步啊！我们周朝东迁，依靠晋、郑。晋的君臣还念念不忘后王，那么在艰难中捍卫周王，使周的宗庙社稷赖以没有倾覆的，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所以平王的赏赐、文侯的接受，都不为过。况且他的命辞说：“回去视察你的军队，安定你的邦国。”说：“安抚远方，亲近近处，恩惠安顿小民，不要荒废安宁。”说：“简省体恤你的都城，用以成就你的显赫德行。”一一都是人君的话，即使是文、武、成、康训诫诸侯的话，也不过如此。孔子特意保存在三代灵王末年【案灵字疑误】，难道是偶然的原因吗？虽然如此，这是东迁的开始，平王的初年。假如痛惜父仇未报，思虑天下的大计，卧薪尝胆，涤荡振作，与文侯等人共同谋划大事，那么周的王业还有希望。今天的命辞，有什么可指责的？鲁隐元年，是周王崩逝的前两年，在位共五十年。循循旧规，一无足道，却让冢宰下葬诸侯的妾，朝廷的纪纲于是扫地，这是可以指责的。唉！同一个平王，文侯之命得以附在典谟训诰之后，春秋的作史特意始于赗妾之年，是有原因的啊。礼说：“赐给圭瓒然后才有秬鬯，没有赐给圭瓒则向天子借秬鬯。”文侯这时九命为伯，所以得到这个赏赐。经文不说圭瓒而序言说，是因为赐给秬鬯则必赐圭瓒，所以如此。略去弓矢与马，举其重要的来说。

王这样说：“父义和，伟大的文武，能够谨慎明德，昭明升于上天，广布闻于下土。当时上帝把天命集于文王。也只有先正能够左右昭明侍奉他们的君主，无论是小大谋略，没有不……”

译不遵从（我的命令），放纵先祖怀在位。唉！可怜我这小儿子继承王位，造成上天巨大的过失。断绝了对下民的恩泽，侵扰我的国家，使其纯正之道受损。至于我手下的办事官员，没有年老长寿、才智出众的人在其职位上，我就无法胜任。说：只有祖辈和父辈，他们或许会体恤我的自身。唉！有功劳于我一人，使我长久安稳在位。父亲义和，你能显扬你显赫的祖先，你开始效法文王武王，用来辅佐你的君主，追念孝敬前代的贤人。你多次在艰难中护卫我，像你这样，我嘉奖你。

译这一节共有三层转折，都以获得人才辅助为核心。因为先祖怀王在位，所以我先祖先祖怀王依靠左右臣子的辅佐，使他们世代在位而不忘本。造成这巨大的过失，固然在于幽王，也是平王逃往申国之后，才发生了戎狄弑君作乱的事情。上天降下这巨大的罪责，确实是我这个小子继承幽王而造成的，这正是自我责备的话。因此断绝了对下民的恩泽，而侵害了我国家纯一的整体。宣王之后，周朝的王道虽然已经衰微，但其大体仍然纯一，没有混杂。为何酿成天地的大变，让夷狄异族的军队在中国交战，君主遭到杀害，旧都变成废墟，平王才开始东迁，连奔走避难的工夫都没有。文、武、成、康几百年间混一而成的天下，一朝之间就破碎了，这是国家的纯一从此开始受到戎狄的侵害。从“即我御事”到“伊恤朕躬”，极力描述当时狼狈的状况，以此来强调文侯辅佐的功劳。所以唯独你开始以文武之道为念，不废弃法度仪刑，因此会合诸侯，继立君主，使他们追孝于前代的先王。既然依靠申侯而立平王，虽然与郑武公相同，这件事应当是文侯提出建议，然后会合诸侯实行，所以说“肇刑”。大概勤王的元勋，唯独任命为伯而不包括郑武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周王说：“父义和，你回去视察你的军队，安定你的邦国。因此赏赐你黑黍香酒一卣，红弓一张，红箭一百支，黑弓一张，黑箭一百支，马四匹。父去吧！安抚远方的人，亲近近处的人，惠爱安抚小民，不要荒废政事而贪图安逸。简省体恤你的都城，用来成就你的显赫德行。”

上文既然嘉奖文侯的功劳，这里才下达命令。《文侯之命》是让他回到晋国，特意让他视察他的民众，安定他的邦国，这是在外担任方伯，与周、召、毕公两位方伯不同。去掉“义和”而单独称“父”，是极其亲近的表现。

费誓

鲁侯伯禽居住在曲阜，徐国和夷族同时兴起，东郊无法开辟，于是作了《费誓》。

伯禽受封于鲁，是在周公复辟之初。不久成王就有了东征淮夷的战事，这里说“鲁侯伯禽居住在曲阜，徐夷同时兴起”，那么《费誓》的写作，正是在成王东征的时候。徐戎、淮夷与鲁国相邻，过去多次叛乱，也非常不安宁。周公复辟后告老，成王挽留他，不让他离去，而特意封伯禽于鲁国。先儒认为不选择安定的地方留给儿子，是圣人公正无私、没有偏私的心意。如果圣人真的不选择安定的地方留给儿子，那么可以封的国家也很多，为何偏偏把他安置在鲁国呢？如果儿子不能承担重任，却突然把他投到危险多变的境地，万一误事，天下将不可保全。圣人想要显示公正，而以社稷的安危在不可预测中考验他的儿子，可以吗？唉！伯禽受封于鲁，正是周公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的策略。殷商的顽民已经迁居成周，殷商的余民已经交给康叔，这是以前的不安宁者一一都有了安置，而日后值得忧虑的，唯独在淮、徐罢了。现在看《费誓》如此严密，说明伯禽此时已经熟习家学，已经练达世故，才谋干略已经可以施展，应对突发变故已经可以托付。而且周公的亲儿子出镇淮、徐附近的土地，不仅仅是说让公子享受封国的荣耀而已。曲阜既然安居，淮、徐果然叛乱，而伯禽果然有办法应对，那么周公的心意就显现了。孔子特意记载“鲁侯伯禽居住在曲阜”，以说明徐夷同时兴起是在伯禽刚开始就国的时候，这有原因吗？先儒认为命令伯禽居住在曲阜是担任方伯，《费誓》的军队，大概是伯禽率领所统辖的诸侯来协助成王东征吧？徐戎、淮夷同时兴起，而只说“甲戌日，我只征讨徐戎”，王师东征淮夷，而伯禽的军队只征讨徐戎吗？那么孔子编订《尚书》怎么知道东郊无法开辟？回答说：“孔子是鲁国人，而且相距不远，应当有国史可以考证。”既然说东郊，那么一定有南、西、北郊。经文中设置木桩、树干之类，只说三郊、三遂，先儒认为明确东郊防守不设置木桩，这正是东郊无法开辟的实证。东郊处在敌人的冲要之地，所以防守不开，以严明戒备，而在费地治兵吗？费，是鲁国东郊的地名。

伯禽说：“唉！众人不要喧哗，听命。前往此地，淮夷、徐戎同时兴起。好好地擦拭你们的铠甲，修好你们的盾牌，不敢不谨慎。准备好你们的弓矢，锻打你们的戈矛，磨砺你们的锋刃，不敢不精良。现在禁止放牧牛马，堵塞你们的猎获物，填塞你们的陷阱，不敢伤害牛马。牛马受到伤害，你们就有常刑。马牛发生瘟疫，臣妾逃跑，不敢越界追逐。只要归还，我就赏赐你们。如果越界追逐而不归还，你们就有常刑。不敢抢劫掠夺，翻越墙垣，偷窃马牛，诱骗臣妾，你们就有常刑。甲戌日，我只征讨徐戎，准备好你们的干粮，不敢不充足，你们就有大刑。鲁国人三郊三遂，准备好你们的木桩。甲戌日，我只修筑工事，不敢不供给，你们就有无余刑非杀的惩罚。鲁国人三郊三遂，准备好你们的草料，不敢不充足，你们就有大刑。”

后面两次提到三郊三遂，而开头只说“唉！人”，就知道这是普遍告诫所统辖的诸侯军队，不是专门告诫鲁国人，这是明显的。徂兹，是前往此地。伯禽说我前往此地鲁国，而淮浦的夷族、徐州的戎族恰好同时兴起，所以有今天的誓师。序言特意记载“鲁侯伯禽居住在曲阜，徐夷同时兴起”，正

译这是防止人们前往那里的防备措施。这是后来誓师告诫的言辞，条理清晰，次序井然。公子王孙一旦面临突发事变，法度如此精明，规模如此严密，由此可以观察古人的学问了。像伯禽这样的人，真是周公的儿子啊！从“善敹乃甲胄”以下，是整治器械；从“今惟淫舍牿牛马”以下，是谨慎管理放牧；从“马牛其风”以下，是严明军纪；从“甲戌我惟征徐戎”以下，是预备军需。自《甘誓》以后，凡是誓师文书，都是在即将作战时誓师，明确赏罚，以便使将士服从命令。唯独这篇文书没有一句话提到作战，只是前期为军队出行做准备。大概是因为伯禽刚刚就任封国就突然发生变故，军队尚未熟悉训练，各种器具装备都不是平时准备好的，所以这一天专门发布誓令来警示告诫他们，从头到尾逐一整顿，贵在事先预先确定。这最能体现伯禽老成持重、详细干练的地方，与其他誓师决战的情况不同。解说的人认为徐夷侵犯鲁国，所以东郊不开城门，因而有此誓令。如果敌人已经逼近我们，才去缝制铠甲、磨砺兵器，那与口渴了才去挖井有什么不同呢？看这句“甲戌我惟征徐戎”，就知道徐戎同时兴起，而伯禽作为方伯前往征讨，必定是与王师约定了日期才行动，所以关闭城门严加戒备以防备意外，而在费地治军，从容不迫，并不是因为敌人来了才与之抵抗作战。先儒认为《周礼》中司徒管辖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司马法》中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小司徒说：“凡是征发徒役，每家不超过一人。”也就是说每家出一人，一乡组成一军。天子有六军，出自六乡；诸侯大国三军，也应当出自三乡。《周礼》又说：“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遂。”遂人的职责说：“按时稽查人民，检阅兵器，以征发徒役。”那么六遂也应当出六军，乡为正军，遂为副军。郊就是乡，所以这里说三郊三遂。这种说法固然有理，但在我看来，国家必定有东、南、西、北四郊，说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乡而称为三乡是可以的，现在坚决把郊等同于乡，那么国家就只有三郊了，这怎么可能呢？总之只是东郊严加戒备，既然专门用于守备，所以储备木材、草料等物资的役使对象是西南北三郊和三遂的人，道理很明白，正不必另寻他解。筑，是指三郊、三遂储备这些物资所用的劳役。先儒认为：“甲戌日应当筑造，如攻打敌垒、堆土山之类的工事。”我认为：“甲戌我惟征徐戎，是说在这天启程前往征讨，并不是说确定在这天发动进攻。”距离的远近固然不可知，但敌情难以预测，事变无常，又怎能预先确定呢？况且机密不保密就会坏事，敌国相互关联，间谍相互窥探，这尤其不能不保密。哪有在誓师之初，就公然昭示于人，说在某天发动进攻的呢？必定没有这种道理。那么“甲戌我惟筑”，也不是真说在这天筑造，其实只是预先让人储备物资。既然在这天出兵，而这些筑造的器具也在这天一同准备齐全，所以都以甲戌为期。这件事本发生在成王时期，因为是诸侯国的誓令，所以附在《周书》的末尾。

译秦誓

秦穆公讨伐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崤山击败了他，秦穆公回国后，作了《秦誓》。

穆公虽然因违背蹇叔的劝告而后悔，却始终不认为任用孟明视是错误的，仅仅称霸西戎，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孔子又为什么选取这本书呢？俗话说：“君子不因人的过错而废弃他的言论。”当穆公刚悔过的时候，本心显露，脱口而出的话，诚实深切。可惜他心中怀有不甘，志向在于洗雪耻辱，竟使善的萌芽中断而没有实现，沉没在春秋时代的习气中，而我们的孔子也没有时间去追问了。唉！世道越来越衰落，想要找到像这样书的文章，再也无法得到了。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唯独这本书被收录其中，在二帝三王的末期，孔子大概也是有所感触吧！

穆公说：“唉！我的将士们，听好不要喧哗！我要向你们宣誓，这是众多言论的首要。古人有话说：‘百姓各自安守本分，这是多数的常态。责备别人并不难，只有接受责备能像流水一样顺畅，这才是困难的啊！’我心中的忧虑，是时光流逝，好像不再回来。只有古代的谋士，我说他们还没有成就我的忌讳；只有现在的谋士，姑且将他们当作亲近的人。虽然如此，还是应当咨询那些黄发老人，这样就不会有过失。白发苍苍的良士，体力虽然衰退，我仍然尊重他们。勇猛刚强的勇士，射箭驾车没有差错，我尚且不喜欢。只有那些巧言令色、善于花言巧语的人，使君子改变言辞，我竟然多有这样的人。我深思熟虑：如果有这样一位臣子，忠厚专一没有其他技能，他的心地宽宏，好像能包容一切。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拥有一样；别人贤德圣明，他内心喜爱，不止是从口头上说出来。这样的人能包容他人，来保护我的子孙百姓，这也是有利的啊！别人有才能，他却嫉妒厌恶；别人贤德圣明，他却违背，使对方不能显达。这样的人不能包容，不能保护我的子孙百姓，这也是危险啊！国家的动荡不安，是由一个人造成的；国家的荣耀安定，也是由一个人的福庆带来的。”

融堂书解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