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沈卷一

译毛诗与今文诗的差异，不能完全依据刘向的说法来定论。【朱氏认为刘向所阐述的都是鲁诗，这一观点源自王厚斋，理由是刘向身为元王的后裔，必然应当坚守其家学。然而《儒林传》并未记载刘向研习诗经的师承来源，大概是因为刘向的学问极为广博，又特别喜爱《左氏传》，因此他对鲁诗的理解难免有出入，所以《新序》中关于《黍离》的解说，前代儒者怀疑那是齐诗的说法】申公的弟子在当时的盛况无人能及，其他各家都无法与之相比，像孔安国、周霸、鲁赐等人，都成为了著名的儒者。最后张唐、许褚也受到了学者的尊崇敬仰。然而鲁诗传到西汉末年却突然失传，班固早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非要选一种，鲁诗最为接近。”“如果非要选一种”这句话，是表示不足之意的说法。毛传流行之后，鲁诗就被它掩盖了。

译《汉书·楚元王传》记载：“申公最初为《诗经》作传，称为《鲁诗》。楚元王也依次作了传。”颜师古注释说：“凡是称为‘传’的，都是为之解说，就像现在的毛公《诗传》一样。”然而申公的本传却说：“申公只以《诗经》作为训诂，所以用来教导那些对没有传注而存疑的人，如果疑惑不解，就空缺不传。”颜师古注释说：“口头解说其大义，不编写解说的传注，这两种情况不同。”我怀疑申公本人并没有作传，那些传注都是他的弟子所作。

齐诗

齐诗的渊源，《汉书》没有详细记载。看它与黄生争论商汤、周武王受命于天的问题，回答窦太后关于黄老之学的议论，指责公孙弘没有曲意逢迎的学问，都言辞严厉、义理正当，那么它传授的严谨不苟，大概可以知道了。它的弟子如后苍、萧望之、匡衡、翼禀、师丹等人，尤其达到了一时的兴盛。而萧望之、匡衡从平民起家做到丞相，直到东汉陈元方还推崇他们的学问，然而齐诗却与鲁诗一起在西晋灭亡，连遗说也很少流传下来。有人怀疑翼禀喜好谈论阴阳，认为齐诗的错谬驳杂比鲁诗、韩诗更严重，不知道这不是辕固生的过错。看匡衡《政事得失疏》引用《关雎》一诗，谈论后妃夫人的德行与毛传没有不同，可见一斑了。

韩诗

韩诗的渊源不详，它的书有韩婴，所以韩说中有内传、外传四种。本传称韩婴推究诗人的意旨，作内外传数万言，那么都是韩婴自己作的。班固说韩诗与齐鲁诗颇有不同，但其归宿则是一致的，然而当时颇不流行，它的弟子只有王食、长孙几个人而已。外传多断章取义，明代王世贞讥讽它多引用《诗经》来证明事理，而不是即事以证经，所以多浮泛不切、牵强附会可笑的话，那么其他书似乎可以概见。考察韩婴的孙子韩商在殿中待诏，对皇上说：“曾经学习韩诗，不如《易经》深奥，太傅因此专门传授它。”那么韩婴的诗虽然他的孙子也喜欢，但不如《易经》深奥，意在言外了。然而内传流传到北宋才开始亡佚，它的遗说被各家引用的尤其多，外传至今还在。本传称韩婴短小精悍，即使董仲舒也不能难倒他，他的辩说必定有过人之处，可惜内传没有保存下来。《新唐书》记载韩诗前有卜商序，而韩婴为之作注，知道三家诗的序不同，无不托名于西河的卜商了。

大毛公

大毛公毛亨，是毛苌的老师。当时前后有两个毛公，所以用大小来区别。但是《汉书》并没有毛亨的名字，而毛亨的传授也有两种说法。陆玑叙述吴整说【吴时人】：“子夏传授给高行子，高行子传授给薛仓子，薛仓子传授给帛妙子，帛妙子传授给河间大毛公，为《诗经》作训故，在家传授，又传授给赵人小毛公。”另一种说法：“子夏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李克，李克传授给孟仲子，孟仲子传授给根牟子，根牟子传授给赵人荀卿子，荀卿子传授给鲁人毛亨，毛亨传授给毛苌。”这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我的意思是《毛传》明确记载了孟仲子的说法，那么后一种说法是对的。郑康成说：“鲁人大毛公作训故，在家传授。”河间献王得到后献给了朝廷。据此，那么现在的《诗传》应当是毛亨所作，传授给毛苌，而毛苌或许又加以补充，推究明白后传授于世，不能全归于毛苌。

小毛公

《毛诗》在西汉不流行，所以毛亨没有传记，而毛苌仅附在三家诗的末尾，都没有事实可以考证。凭着河间献王如此尊崇信奉《毛诗》，而他的势力不足以在世上推行，为什么呢？《艺文志》说毛公自称出于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喜好它。大概当时经学之士各自坚守其师说，而不肯相信它。然而它的传授原委如此明白，岂能是诬妄的呢？《毛诗》立于学宫，是在新莽执政的时候。那时诸儒争辩不休，甚至以去留相争。等到它既已立于学宫，而三家诗的学问逐渐晦暗，为什么呢？陆德明说郑康成作《毛诗笺》以贬抑三家，所以三家诗中断绝。叶梦得说毛公时《左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不甚流行，而《毛诗》先与之相合，世人不知道《毛诗》的精密，所以还跟随三家诗。等到诸书出现而证明它，然后都尊崇毛公，这种说法似乎是对的。虽然如此，《仪礼》、《左传》出自河间献王的儿子刘长，《史记》多本于这两传和《国策》，为什么解说《诗经》一遵鲁传呢？还说是史家。刘向传经喜好《左氏》，而《列女传》、《新序》、《说苑》诸书一守元王的家学。刘歆立《仪礼》、《左传》于学宫，移让太常博士，《毛诗》也是他所立的，为什么不舍弃所学而从毛呢？大概经学之士最重视师传，那时实在没有大儒出来纠正它。即使鲁诗也取《春秋》，采杂说，并非全无可考，不可以突然废除。由现在想来，《毛诗》胜于三家诗，不必多言了。即使《关雎》一篇，如果是康王政衰的诗，那么为什么作为风之正始？而且对于“不淫不伤”的大义，有什么可取的？所以毛传虽然不一定全合于经，但比较三家诗，那么毛传更接近。请把班氏论申公的话移用在这里了。

卫宏

郑氏《诗谱》说：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和毛公合作。自汉以前，没有以序为卫宏所作的。

译作者。自从范蔚宗撰写《后汉书》开始称九江谢曼卿擅长《毛诗》，于是为他作训解。卫宏跟随谢曼卿学习，因而作了《毛诗序》，善于把握《国风》《大雅》《小雅》的界限，流传于世。于是《隋书·经籍志》沿袭此说，认为《诗序》创始于子夏、毛公，卫宏又加以润色增补。从此学者们将其视为确凿事实，非议纷纷。我考证《诗序》，如果确实创始于子夏、毛公，敬仲（卫宏）怎敢从而润色增补其遗留的文字？不仅如此，毛序流行于新莽时期，距离敬仲已有一百多年，立于学宫，流传天下很久了。敬仲凭一人的私见，起来更改增补它，谁会相信呢？况且汉代最重视师承传授，敬仲乃是七传之后的弟子【苌授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陈侠，陈侠授谢曼卿，谢曼卿授卫宏】，怎敢擅自更改古序呢？大概孟喜传授《易经》，谎称王孙的枕中遗书，而梁丘贺立即起来证明其伪。卫宏怎能明目张胆地作伪呢？况且毛公依据古序来作传，假如卫宏伪造序文，难道不与传文相违背吗？如果说传也是卫宏伪造的，那么郑玄的笺注就在眼前，为何没有一个字提及卫宏呢？叶少蕴说：范蔚宗，毛公是赵国人，与河间献王同时代，经过三传才到徐敖，起初没有谢曼卿。只有东汉贾逵的父亲贾徽向谢曼卿学习《诗》，到显宗时命令他撰写齐鲁韩三家诗与《毛诗》的异同。大概自从汉室中兴，《毛诗》才开始显扬。郑康成与卫宏大致同时代，怎会有不知道而把卫宏的话当作子夏的话的情况呢？道理非常明显。我认为卫宏与贾徽同在谢曼卿门下受业，假如卫宏作伪，贾徽等人怎会听任呢？大概考证古事务必追溯其本源，那些后来无根据的言论，都应摒弃而不加述说。

译诗序一

《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就像《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尚书》有伏生、大夏侯、小夏侯三家一样。各篇开头的那一句被称为“小序”，这是自古以来的经师相传下来的，依据它来解说经文，并非由某人凭空创作。如果说小序全是子夏所作，这大概是不对的。三家诗各自有序，但都不明确是谁作的。只有毛公自称小序出自子夏，如果三家诗的学者根据他们所传承的说法来纠正毛公，说：“这是我们老师某氏的传授，不是子夏作的。”那么毛氏将怎么回答呢？我大概是熟读《汉书·艺文志》后才明白的。《汉书·艺文志》只说“毛序自称出于子夏所传”，并没有说是子夏作的。即使毛公也不说子夏作序，他说“传，是经师依次传授”，这大概是讲论口授的大致情况。经师见闻不同，记录有误，所以得失时常出现，难道是子夏写下来传授给学者吗？如果毛公说是子夏作的，为什么不在序首明确标上子夏的名字，像标上孟仲子、高子的文章那样呢？这不仅小序不是子夏作的，就是大序也不是出自西河（子夏）之手，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子夏作序的说法，原本出自郑玄的《诗谱》，其他没有依据，而沈重证实了它，《隋书·经籍志》沿袭了它，这其实是郑氏的私言，不足以作为依据。这可以平息千古以来的纷争了。

诗序二

认为子夏不作序而怀疑的人，始于韩愈，欧阳修、苏辙相继附和，于是夹漈（刘克庄）的辨伪出现，朱熹的驳议兴起。韩愈说：“子夏不作序有三点可知：一是揭露宫闱丑事，是《春秋》所不记载的；二是诸侯尚且不敢说，子夏怎敢作序；三是……”欧阳修说：“子夏亲自受业于孔子，他说风雅有正变，而论述《关雎》、《鹊巢》则归于周、召，如果子夏作序，不会这样说。”苏氏说：“子夏曾向孔子谈论诗，孔子称赞他，所以后世作诗的人依附他。总之，难道一定出自子夏？也可能是孔子或懂诗的弟子作的。”苏氏既然说序不出自子夏，又说出自孔子及懂诗的弟子，懂诗的弟子究竟是谁？子夏可以和孔子谈论诗，怎么就比不上同门的弟子呢？欧阳修怀疑序主要在二南归于周、召，但把文王的风诗归于二公分陕之地，仍然是王国的诗，即使如他所说，也不妨害义理。至于韩愈的说法更不完全正确，子夏笃信圣人，文学最显著，为什么说他知道得不够？宫闱丑事，《春秋》不记载，而《左传》记载了，《左传》的作者不是孔子的弟子吗？诗序的创作，国史已经记载，其得失是诸侯所厌恶的，问题在于国史而不在于诗序。大概传授经学的说法，不一定写在简册上以排列在国史中，况且圣贤著书立言，难道一定害怕天祸人刑吗？这三点，怎么足以作为定论？一定要像夹漈、朱熹那样列举序文而详细论述，大概才知道子夏作序，一定不会如此庞杂。但这其实是郑玄的错误，人们不是被毛公欺骗【见前篇】。大概圣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众弟子无不恪守师承，所以七十子之中，没听说有自作一书、自注一经以流传后世的。《论语》、《孝经》、《礼记》，都是记述的话，又是他们的门弟子所记录的。子夏在孔门中年纪最小，晚年设教西河，他尊重所听到的以传授经学给来学者，这是有的，作序则没听说过。诗序难道出自子夏吗？

诗序三

诗序既然不是子夏作的，那么毛的序，是出于私见而妄传的吗？还是另有依据而不是随便的呢？回答说：亨与苌的传授，是明显的。河间献王行事必依儒者，山东儒者多跟随他游历，如果毛公传授不明，献王怎肯相信他？众儒难道不会群起而攻之吗？只是秦朝焚书的法令严厉，简册的流传容易混乱，苌所坚守的或许失去真相，而不能订正以统一，所以从首句以下，有随文生义而毫无意味的了。即使首句，也有诗序相离，以彼冠此，且依次补凑，失去本来面目的。毛公难道能推卸他的过错吗？虽然如此，经义的淆杂，自春秋以后，说法各不相同。左丘明受业于圣门，他解说诗也难以完全相信。“文王陟降”，是相信的意思；“汤降不迟”，是降而有礼的意思。本来就难解了。《大武》的诗，明明说“于皇武王”，却说“武王克商”，所自作﨣﨣，武夫两章本无不同意义，却以前章为赞美，后章为讽刺，他叙述名卿大夫的话，也多可疑。即使《礼记》引诗，也有像《左传》那样的：“我躬不阅，何以为终身之仁？”“明发有怀，何以为文王之诗？”如果说断章取义，那么三百篇哪一句不可断章？这就是朱子《孝经刊误》所以去掉章末引诗的原因。大概圣人去世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即使善守师承的人，怎能完全恢复原本？荀卿、帛妙固然应先承担责任。四诗的出现，毛最长，取其长而舍其短，穷究经学的士人，何必苛求毛公？

诗序四

王安石说：“诗序是诗人自己作的，这是妄谈。古人的诗，难道一定如

译现在的人，是先确立题旨然后创作吗？」程子说：「《大序》的文辞似乎与《系辞》分明相合，是圣人所作。」范处义说：「观察《赉》的序言与《论语》相合，《都人士》与《缁衣》相合，《柏舟》、《淇澳》等篇与《孔丛子》相合的有二十处，由此知道是孔子的言论。殊不知这些都是经学大师坚守而不失传的内容罢了。」子夏尚且不编订《诗》序，怎能举出并归属于孔子？曾经考察古今，尊崇《诗序》的，在汉代没有谁比得上郑玄，在唐代没有谁比得上孔颖达，而宋代的吕祖谦、元代的严粲，尤其能够详尽阐发其义理。怀疑《诗序》的始于韩愈，发扬于成伯璵，而宋儒于是极力排斥它。舍弃《诗序》而谈论《诗经》的，始于苏轼，甚于郑樵、王质，而朱熹于是逐句指责、逐字驳斥。从此以后，或相信或不信，又分道扬镳，多得无法记载。平心而论，过分相信的固然未必完全得当，过分攻击的尤其未见没有失误。君子的学问，务必权衡折中以寻求恰当而已。汉代的经学上承周秦的古序，难道完全没有依据？读书关键在于找到缝隙（理解余地），创立新义并非为了求新。《诗序》中能够讲通的，不要苛求其瑕疵；其中不能讲通的，经文本身还在，可以通过《四经》《三传》来旁证。用这种方法研读《诗序》，必定会有豁然开朗、心神领悟的时候。

译《诗序》第五

毛公《诗序》因流传而散失的，其证据有二：刘歆说：“汉文帝时，《诗经》的研究如同萌芽，到汉武帝时，邹、鲁、梁、赵各地才各有《诗》《礼》《春秋》的先师。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不能独自穷尽一经的含义，有的专攻《雅》，有的专攻《颂》，相互结合才成体系。因此，《诗经》初出时，本是由于诸儒的联缀而成，何况传授义理的不统一呢？”郑玄笃信小序，但在《曹风·下泉》四篇、《大雅·雨无正》四篇上，都改从自己的说法，称这是经师移易古序所致，这是第二个证据。先儒认为序出于毛氏，而毛传的解说却不完全与小序相合，如《羔羊》的小序认为在位者都节俭正直，而毛传没有这个意思；《鸤鸠》的小序认为德行像鸤鸠一样，而毛传也没有这样的训释。即使仅就小序本身而言，如《鱼丽》的小序既说“文王、武王用《天保》以上的诗篇治理内政，用《采薇》以下的诗篇治理外事”，这些都是文王、武王时的诗；而《常棣》又说“哀悯管叔、蔡叔失道”。凡是这类情况，明显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即使是毛公的原序，后人也可能有移易失次、牵强附会补凑而非真实的情况，这是第三个证据。人们怀疑古序不完全出于毛公，我却怀疑毛公的传注讹误而无人辨明，大概是因为是非错杂出现，坚守其范围太难了。

《集传》第一

以千年后的学者，去翻检千年前的成书，如果不是其学问与名声相称，并且能深入抉发古人的弊病，是做不到的。虽然如此，他们的论断必定多有失当之处。《公羊传》《谷梁传》不如《左传》，但排斥它们的人竟视其为膏肓之疾；《周官》被王莽使用，但诋毁它的人统称为国师之书，难道真是这样吗？朱熹作《诗集传》，是为了对抗毛公。他审察本文，以求其义；参酌三家诗，以折中其说；取法《三传》《国语》《汉书》《楚辞》，以加重其防备。他的用意没有比这更勤勉的了，所以颁布于学宫，至今没有人能改变它。然而当时吕祖谦已经与他反复争论，而陈傅良直接写信责备他，说他以千年来的彤管（《静女》）、三代以来的学校（《青衿》）指为偷期之物、淫奔之地，而我私下认为这并不妥当。朱熹也恨他的书过早刊行，追悔莫及，所以在“忧心悄悄，不素餐兮”上仍依古说解释（见《孟子》注）；在“青青子衿”上，仍以乐育长养为辞（见《白鹿洞赋》）。而他序吕氏《诗纪》的话说：“这本书所引用的朱氏之说，实在是我少年时浅陋的看法，后来自己知道不安，有所更改，但吕伯恭父已经去世了。”大概是因为言辞失当而不加防备，如果不是贤者，肯这样吗？我考察《集传》的说法，它廓清旧说的疵谬并非浅薄，但矫枉过正，难免后人的指摘，而《国风》尤其严重。马端临说“《雅》《颂》的序可以废除，而《国风》的序必不可废”；郝仲舆说“不微妙不婉转，不可为诗；一览无余，拘泥于防墨，不可为诗”。尽于此，不通于彼；胶柱鼓瑟则合，触类旁通则非，这些都是诋毁朱熹《国风》的失误，而《雅》《颂》也可以概见。在朱熹之前攻击序的，没有比郑樵的《诗序辨妄》更甚，而最不被当时人所认可。陈振孙已经讥讽他不知妄作，而同时的周孚竟作《非辨妄》一书来诋毁他。由此可知，古说之难攻，没有比小序更难的了。如果不是朱熹，能使天下后世如此信从吗？可惜他的改正之说没有完全见于后世，而世间习诗的人，只知道恪守《集传》，不知道广搜博证，以折衷于一是，这也是学者的大病啊。

《集传》第二

郑渔仲讥笑汉人讲诗，专以义理相传，而使诗的本意丧失。我说宋儒传经，专以义理，上薄汉唐，郑樵正是如此，反而贬低汉人，为什么呢？汉代的传笺训诂，确实不免于穿凿，但尚不以空言相臆测，而没有失去诗的本意。以义理空为臆测，则考据失而诗的本意更加背离。即以《集传》而论，如《关雎》是诗的第一义。朱熹认为小序不对，而改说：“后妃的德行，宜配君子。宫中的人，在她初到时，见她有幽闲贞静的德行，所以作这首诗。”这是以义理推测，而知道它是这样的。然而所谓宫人，是王季的宫人呢？还是文王的宫人呢？古时父子异宫，王季的宫人，何以见文王求后妃，寤寐展转如此迫切呢？如果是文王的宫人，那么东宫多嫔御，不宜早在洽阳渭水之先了。宫中之事，由宫正主管，属于少宰，动静传于应门，何必宫人才能说后妃的德行呢？这是其义难从的。《卷耳》这首诗，朱熹认为小序不对，改说：“后妃因君子不在而思念他。”也是以义理推测，而知道它是这样的。然而以后妃的幽闲袆翟的尊严，而驱仆马，陟冈砠，斟觥罍，遣忧伤，较寻常的思妇，殆有甚焉。这又是其义难从的。大概开卷之可疑如此，其他可胜举哉？以千年后的心思，遥溯千年以上的道脉，可以默而印也。以千年后的心思，逆推千年以上的事实，不可据为实也。《庄子》说：“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了。甚矣！明了之难言也。”

译集传三

朱熹的《诗集传》，由辅广、黄干继承，其后何基、王柏、金履祥、吴等人，都以辅佐阐发《集传》为己任。紫阳（朱熹）的学说因此更加显扬，然而尊崇过度，招致的攻击也就越多，这未必不是各位君子所招致的。为什么呢？朱熹晚年深深后悔《集传》的刊行，想要改正却来不及了。他的裔孙朱鉴有《诗传遗集》一书，序言中对此说得非常明白。可是各位君子却坚持认为《集传》是不可更改的定本，对于《四书章句集注》与《集传》以及《诗序辨说》中观点不同的地方，全都避而不谈。只是反驳《诗序》的意义，甚至比朱熹还要激烈，这是因为心中存有门户之见而不能化解，怎么能禁止后人不去攻击呢？朱熹私下师承程子，大概就像孟子对于孔子一样。程子笃信《小序》，认为非圣人不能作；到了朱熹则彻底扫除并否定它，斥之为不通文理。他们见解不同，不妨如此。更严重的是，做学问的道理，只求其正确，而不必依附老师的说法来自我安慰。假如各位能采纳朱熹后来修改的说法，全部汇集起来刊行于世，那么用来补救《集传》缺失的作用就不小了。所以说尊崇得越厉害，攻击也就越多，实在是各位君子招致的。历来解说《诗经》迂腐呆板，没有比辅广的《童子问》更甚的了，然而其中小处偶尔也有可取之处。至于王柏想要将《野有死麕》一篇从《周南》中剔除，将《何彼秾矣》、《甘棠》两篇从《王风》中退回，删去郑、卫两国的诗三十篇，俨然以删削《诗经》自任，这简直是悖理妄为到了极点，连朱熹都要得罪了。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