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沈卷十
者，谓之吹豳雅。祭蜡息老，又以豳籥吹《七月》之诗，而合之以播鼗、击磬、颂磬、笙磬凡四种颂器之声，谓之吹豳颂。」又曰：「凡为乐噐，以十有二律为之度数，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凡和乐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诗，特以其噐和声之不同耳。其说似不可易。
译这种演奏方式，称为吹奏豳雅。在祭祀蜡神、休息老人的仪式上，又用豳地的籥吹奏《七月》这首诗，并配合播鼗、击磬、颂磬、笙罄这四种颂器的声音，称为吹奏豳颂。」又说：「凡是制作乐器，以十二律作为音高的标准，以十二声作为音量的齐整尺度，凡是调和音乐也是如此。」这里使用《七月》这一首诗，只是因其乐器与和声的不同罢了。这种说法似乎不可改变。
雪山王氏曰：「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虫鸟草木之化，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燕飨也节，此七月之义也。」范氏处义曰：「民生本乎衣食，礼义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故勤俭之俗，莫如豳风；仁义之至，也此诗大防二家说之备矣。」或曰：「周家积徳累仁，先养后教，不徒専事农桑。诗何无一言及于教？曰：孟子言『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诗曰：『为此春酒，以介眉夀。』『▯壶菽苴以食农夫』，亲其亲也；『私豵献豣，上执宫功，跻彼公堂，称彼兕觥』，长其长也。非谨以庠序申以孝弟，安得有此？盖不言教而教自寓焉矣。」
诗言流火，即继授衣。言授衣，即言觱发，不言八月、十月者，详之在下也。或言日，或言月者，日即月之日，一也。三时皆有馌田畯，皆以劳农，但言三之日、四之日者，举其重也。
柔桑以饲新蚕，采蘩以浴蚕子。蚕事之先后，各有宜也。因采桑而悲，与公子同归，以逺父母为悲，女子之孝也。八月载绩，妇功之要。先言萑苇，而后言载绩者，蚕以奉公而养老，布则少壮所常服，故以绩次蚕。且绩必于八月，不先蚕而废曲薄之功也。
于貉，犹言于猎、于往也。于猎而得狐貍，则取为公子裘。豣犹献公，豵乃私之。猎以教兵戎，习战阵，而奉公亲上之化，亦于是乎寓焉。
斯螽、莎鸡、蟋蟀，非一物而随时变化者。斯螽蜙蝑，即蚱蜢；莎鸡络纬，即织妇；蟋蟀促织也。三者皆草虫，而促织化生不一，不尽依于草，在野，在宇，在户，在床下，唯蟋蟀为然。洪迈曰：「此三句本言豳民出入之时，郑氏并入蟋蟀中，正复不然。盖豳民戒寒之语也。改嵗不言正月而言十月者，周虽改时，而述后稷、公刘风化所由起，宜言夏时，且豳民习言夏时，因其风俗而质言之也。」
稻为禾之总名，十月获稻，先言春酒，介夀者，重养老也。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孝弟之道，读之油然以生矣。百谷之名，见于易、书、诗，而《周礼》有五谷、九谷、六谷。《星经》有八谷，八星。说者谓稷、黍、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为九谷；禾、麦、黍、秫、稻、粟、菽为六谷。又曰：稻、黍、稷、粱、麦▯也。五谷者，禾、麻、菽、麦、豆也。《星经》之八谷，稻、黍、大麦、大豆、小豆、小麦、菽、麻也。百谷见于杨泉之《物理论》，曰：谷者，黍稷之总名；稻者，溉种之总名；菽者，众豆之总名。三谷各二十种，凡六十；蔬果之实，助谷各二十，凡四十，共为百谷也。斩冰、纳冰，蚤朝祭韭，皆君上事，所以燮隂理阳，王道之成也。跻堂非君堂也。蜡祭之时，乡人饮酒，党正与乡大夫皆在焉。民于是得以跻公堂，称兕觥而颂万夀。郑氏所谓飨而正齿之时是也。
鸱鸮
金縢》曰：「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防鸮》。孔安国谓居东即为东征，是也。而郑氏独谓周公作▯宰三年，将摄政而流言至，公避居于东。成王多杀其官属，公作《防鸮》以贻王救之。二年，王遭风雷之异，乃迎公反位，居摄，始东征，管蔡获之，如所云。是周公先为▯宰三年，闻流言而避位居东二年，始归朝东征，又复三年，前后凡七年。盖以《金縢》言周公居东止二年，而诗则明云三年，故其说如此。考成王多杀周公之官属，出之郑氏本无证据，王肃已力辨其诬，故孔頴达谓东征实止二年，以行役去来计之，则是三年，并不依郑也。朱子《集传》亦既削之矣。及晚年因蔡氏注《金縢》，仍用郑说，为其所惑，遂有『弗辟之说，只从郑氏为是』之语。而明人郝敬著论以辨居东之非，东征意在翻驳《集传》，而词极浩博，反以蔡氏为是，故不可以不辨。
译雪山王氏说：“向上观察星象、日月、霜露的变化，向下考察虫鸟、草木的化育，了解天时以指导农事。女子在内服侍，男子在外服侍。在上位者以真诚和仁爱对待下位者，下位者以忠诚和利益回报上位者。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赡养老人而慈爱幼童，自食其力而帮助弱者。祭祀按时节进行，宴饮有节制，这就是《七月》这首诗的意义。”范氏处义说：“百姓的生活根本在于衣食，礼义由此产生，孝悌由此兴起，教化由此成就，人情由此稳固。所以勤俭的风俗，没有比《豳风》更好的了；仁义的极致，也在这首诗中体现得最为完备，这两家的说法已经很全面了。”有人说：“周朝积累德行、累积仁爱，先养育后教化，不仅仅专门从事农桑。《诗经》为何没有一句话提到教化？”回答说：孟子说“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诗经》说：“酿造这春酒，用来祝祷长寿。”“用葫芦和豆荚来喂养农夫”，这是亲爱亲人；“私养小猪，进献大猪，承担宫中的劳役，登上公堂，举起犀牛角杯”，这是尊敬长辈。如果不通过学校来申明孝悌之道，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大概是不直接说教化，而教化自然蕴含其中了。
诗中说到“流火”，紧接着就说“授衣”。说到“授衣”，接着就说“觱发”，不说八月、十月，是因为详细的描述在后面。有时说日，有时说月，日就是月中的日子，是一样的。三个季节都有送饭到田间的田官，都是为了慰劳农夫，但只说三之日、四之日，是举出最重要的时候。
柔嫩的桑叶用来喂养新蚕，采集白蒿用来清洗蚕种。蚕事的先后顺序，各有适宜的时候。因为采桑而悲伤，与公子一同归来，以远离父母为悲，这是女子的孝道。八月开始绩麻，是妇女工作的重点。先说萑苇，后说绩麻，是因为蚕丝用来供奉公室和赡养老人，布匹则是少壮人常穿的，所以绩麻排在蚕事之后。而且绩麻必须在八月，不能因为先养蚕而废弛绩麻的工作。
于貉，就是说去猎取、去前往。去猎取而得到狐狸，就取来制作公子的皮衣。豣是进献给公室的，豵是私养的。狩猎用来训练军事，演习战阵，而奉公亲上的教化，也寓含在其中。
斯螽、莎鸡、蟋蟀，不是同一种物，而是随季节变化的。斯螽蜙蝑，就是蚱蜢；莎鸡络纬，就是织妇；蟋蟀就是促织。三者都是草虫，但促织的变化不同，不完全依附于草，在野外，在屋檐下，在门口，在床下，只有蟋蟀是这样。洪迈说：“这三句本是说豳地百姓出入的时间，郑氏把它们都归入蟋蟀中，实在不对。这是豳地百姓警惕寒冷的话语。改岁不说正月而说十月，是因为周朝虽然改变了时令，但叙述后稷、公刘风化的起源，应该用夏历，况且豳地百姓习惯用夏历，所以顺着风俗直说。”
稻是禾的总称，十月收割稻子，先说春酒，祝祷长寿，是重视赡养老人。文王的百姓没有受冻挨饿的老人，孝悌之道，读起来自然油然而生。百谷的名称，见于《易经》、《尚书》、《诗经》，而《周礼》有五谷、九谷、六谷之说。《星经》有八谷、八星。解说者认为稷、黍、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麦、小麦为九谷；禾、麦、黍、秫、稻粟、菽为六谷。又说：稻、黍、稷、粱、麦也是。五谷是禾、麻、菽、麦、豆。《星经》的八谷，是稻、黍、大麦、大豆、小豆、小麦、豆、麻。百谷见于杨泉的《物理论》，说：谷是黍稷的总称；稻是灌溉种植的总称；菽是众豆的总称。三谷各二十种，共六十种；蔬果的果实，辅助谷物的各二十种，共四十种，总共为百谷。斩冰、纳冰，早起祭祀韭菜，都是君上的事务，用来调和阴阳，成就王道。登上公堂不是君王的殿堂。蜡祭的时候，乡人饮酒，党正和乡大夫都在场。百姓于是得以登上公堂，举起犀牛角杯而颂祝万寿。这就是郑氏所说的宴饮并确定长幼次序的时候。
《鸱鸮》
《金縢》说：“武王去世后，管叔和他的众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周公于是告诉召公和太公说：‘我不躲避，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周公在东居住两年，罪人被抓获。后来周公作诗送给成王，名叫《鸱鸮》。”孔安国认为居东就是东征，是对的。而郑氏独认为周公作《鸱鸮》是在摄政三年，将要摄政时流言到来，周公避居东方。成王多杀了周公的官属，周公作《鸱鸮》送给成王以救他们。两年后，成王遭遇风雷的异象，于是迎接周公返回朝廷，居位摄政，才开始东征，抓获管叔、蔡叔，如郑氏所说。这是周公先作《鸱鸮》三年，听到流言而避居东方两年，才归朝东征，又过了三年，前后共七年。大概因为《金縢》说周公居东只两年，而诗中明确说三年，所以郑氏这样说。考察成王多杀周公的官属，出自郑氏本无证据，王肃已经极力辩驳其诬妄，所以孔颖达认为东征实际只两年，以行役去来计算是三年，并不依从郑氏。朱子《集传》也已经删去了。等到晚年因为蔡氏注释《金縢》，仍然采用郑氏的说法，被其迷惑，于是有“不躲避的说法，只从郑氏是对的”的话。而明人郝敬著论以辩驳居东的非议，意在翻驳《集传》，但言辞极多，反而以蔡氏为是，所以不能不辩驳。
孟子曰：「武王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叛。金縢曰：『武王旣丧，羣弟流言于国。』是成王居丧，公为▯宰时，管蔡已散流言，挟武庚以叛矣。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叛。』其文甚明，考之左传、史记，并无异说。若依郑氏，以『弗辟』为『弗避』，则武庚既叛，公即避位于东，至二年之乆，始奉王命以东征。毋论遗孽防张，惧难扑灭，即公亦何忍坐视王室之动摇，以负顾命之重乎？且成王之疑公，不过冲人之见耳。公唯明白正大，可以释王之疑，计未有善于东征者也。故曰：『我之弗辟，无以告我先王。』辟者，诛也。先获管蔡以归于王，王按法以诛之，所谓辟也【杀管叔，放蔡叔，必奉王命，非周公所敢擅。○武王但使管叔监殷，无蔡叔三监，非三人，谓二伯之下有率正、连帅三等之官也。至蔡叔以启商共叛，见左传；霍叔同布流言，见《蔡仲之命》。一放一降，并不与管叔同诛；蔡、霍并不与管叔同监武庚】岂先已避居于东哉？
译孟子说：“周武王派管叔监视殷商遗民，管叔却率领殷商遗民叛乱。《金縢》篇记载：‘武王去世后，众兄弟在国内散布流言。’这说明在成王居丧期间、周公摄政之时，管叔、蔡叔已经散布流言，挟持武庚发动叛乱了。所以《尚书序》说：‘武王去世，三监叛乱。’其文意非常明确，考证《左传》和《史记》，也没有不同的说法。如果依照郑玄的解释，将‘弗辟’解释为‘不躲避’，那么武庚既然已经叛乱，周公就应当避位到东方去，等到过了两年之久，才奉成王之命向东征讨。且不说叛乱的余孽会因此更加嚣张，恐怕难以扑灭，即使周公，又怎么忍心坐视王室动摇，辜负武王临终托付的重任呢？况且成王对周公的怀疑，不过是年幼君主的见识罢了。周公只有表现得光明正大，才能消除成王的疑虑，没有比东征更好的计策了。所以说：‘我不诛杀管叔、蔡叔，就无法向先王交代。’‘辟’，就是诛杀的意思。先捕获管叔、蔡叔押解给成王，成王依法诛杀他们，这就是所谓的‘辟’【杀管叔、流放蔡叔，必定是奉成王之命，不是周公敢擅自决定的。○武王只派管叔监视殷商，并没有蔡叔参与三监，并非指三个人，而是说二伯之下有率正、连帅等三级官员。至于蔡叔勾结武庚共同叛乱，见于《左传》；霍叔一同散布流言，见于《蔡仲之命》。蔡叔被流放，霍叔被降职，都没有和管叔一同被诛杀；蔡叔、霍叔也没有和管叔一同监视武庚】难道周公事先就避居到东方去了吗？
公之东征，先得二叔，故曰“罪人斯得”，非仅得其罪名可知。二叔既得，复讨武庚之余党，其事匪易，是以居东至三年之乆。诗曰：“防鸮防鸮，既取我子。”子指二叔，“防鸮”指武庚。王杀管叔，放蔡叔，降霍叔为庶人。公不禁痛心疾首于武庚，而目之曰“防鸮”。读其诗如见其情矣。或曰：“武庚、管叔既伏法矣，成王尚何疑于公而不迎乎？”曰：“流言起于骨月，必有傅证，非仅曰‘不利孺子’而已。故管蔡之罪定，而王之疑滋甚矣。”且夫负扆居摄，古所未有之事，周公之创局也。覩其迹，安得不并疑其心？必至天变见金縢啓，而公之精诚始大白于天下。王始悔而迎公。若其不迎公，犹不可以归也。公以防鸮之诗贻王，王但不敢诮公，究未释然于心。斯时虽大圣人，曷以自明哉？诗之恶武庚，闵二叔，唯见于首章，下三章但言成室之难，而唯恐其毁，是虽以晓王，而亦以自明。谓践阼三年，无非代冲人以敉寜王室也。大诰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弗肯”者，王之年冲也。是故沐握髪，食吐哺，思三王兼四事，旁作穆穆，夜以待旦者，今之绸缪牖户，唯恐予侮之苦心也。相寜王伐大商，绍天命，承谟烈，遗大投艰，不敢少寕者，昔之拮据埓荼，蓄租唯恐室家未立之忧勤也。乃今之来东，尾翛翛而羽谯谯，望予室之翘翘，恐不免风雨之漂摇焉。唯予音之哓哓，庶令居是室者无忘祖宗之遗构哉。
东山
因人情之所必至，而曲为之传，不啻若自其口出。所谓饮人以和，而沁其肝脾也。人将归，则思家之情愈切，故西悲也。舍行枚而制裳衣，凯之还也。蠋之烝于桑野，蜎蜎其犹蠢动。我之宿于车下，敦然竟已无知，惫之至也。古之用车，止则为营卫，故士卒宿于车下。
次章言果臝，则余草可知；言伊威、蟏蛸、熠燿，则他虫可知；町畽也，而鹿且为▯，则不止于鹿矣。不可畏，而伊可懐，愈于从军之暴露多矣。此为军士之无室家者言也。鹳俯鸣，则天雨；妇愁霖，而穹窒，叹我行之又不至也。行未抵门，而遥见▯之在薪，恍去家之景物也。此为军士之有室家者言也。
于是无室家者，新有昏▯之乐；有室家者，重有完聚之欢。其慰劳更有不可言喻者矣。至诚之道，以情感情，如是而不能动物者，未之有也。
破斧
东征而凯还，何至破其斧，缺其斨？此非周大夫之恶四国，亦非军士之答周公而慰之也。我者，东人之自我，商奄之叛，五十国之人，非不称而戈，比而干以相抗拒，今则破我斧，缺我斨矣。四国之人于今始得匡正，公之哀我人而拯救之者，其徳亦孔大矣哉！盖东人美公破敌之诗，首序是也。
伐柯
伐柯，必以斧；取妻，必以媒。是故士之相见，不以礼者，君子弗取也。况我之见公，敢不尽礼以往哉？其则不逺，幸公之近也。笾豆有践，多材多艺，如几筵之上，百物具备，不可悉数也。此乐见周公而美之之词。
九罭
九罭之施，宜有鳟鲂。朝廷之大，宜有硕肤。行见公之衮衣绣裳，而往归于周也。鸿之遵渚而南，不得其所也。岂遂于女乎？信处。鸿之遵陆而北，爰得我所，不复来东矣。今于女，不过信▯之暂处耳。
然而东人之爱公弥甚也，曰：“东国之僻陋，维公之来，幸得覩此衮衣兮！愿朝廷之无以我公归兮，归则长使我望衮衣而心悲兮！”
狼跋
此诗说凡有四狼以贪欲致祸，圣以无私安泰，程子说也。人视周公犹狼之跋前防后，而公处之从容自得，苏子说也。朱子则曰：「狼跋其胡，则防其尾，公遭流言而安肆自得如此。」盖其道大徳盛，安土乐天，是以遭大变而不失其常也。朱氏善曰：「物之累于形者，无所往而不病；圣之周于徳者，无所往而不宜。」四者之说，皆以狼之跋胡疐尾，喻周公之被谗居东而防窃未安也。
诗若曰：「狼虽贪残之兽，然胡可跋而尾载？防终为人所禽杀而已。武庚虽反侧，然进莫前而退失据，终自取于灭亡而已。」硕肤，大功也
译周公东征，首先擒获了管叔、蔡叔，所以《诗经》说“罪人斯得”，这不仅仅是指知道了他们的罪名而已。管叔、蔡叔被擒后，又去讨伐武庚的残余党羽，这件事并不容易，因此周公在东都居住了长达三年之久。《诗经》说：“防鸮防鸮，既取我子”，这里的“子”指的是管叔、蔡叔，“防鸮”指的是武庚。周王杀了管叔，放逐了蔡叔，将霍叔降为庶人。周公不禁对武庚痛心疾首，因而称他为“防鸮”。读他的诗，就像看到了他的真情实感一样。有人问：“武庚、管叔既然已经伏法，成王为什么还怀疑周公而不迎接他呢？”回答说：“流言起于骨肉兄弟之间，必定有佐证，不仅仅是说‘对年幼的君主不利’罢了。所以管叔、蔡叔的罪行被定罪后，成王的怀疑反而更加深重了。”况且背负屏风代理朝政，这是古代从未有过的事，是周公开创的局面。看到他的行为，怎么能不连带怀疑他的用心呢？直到天象变化，金縢之匮被开启，周公的忠诚才向天下大白。成王这才后悔并迎接周公。如果他不迎接周公，周公还是不能回去。周公把《防鸮》这首诗送给成王，成王虽然不敢讥讽周公，但心里终究没有完全释怀。这时候即使是伟大的圣人，又怎能自我辩白呢？诗中痛恨武庚、怜悯管叔蔡叔，只见于第一章，下面三章只说建成房屋的艰难，唯恐房屋被毁坏，这虽然是为了晓谕成王，也是为了自我辩白。意思是说，践祚三年以来，无非是代替年幼的君主来安定王室。《大诰》说：“如果父亲建造房屋，已经奠定了法式，他的儿子尚且不肯筑墙，何况肯建造屋顶呢？”“不肯”是指成王年幼。因此，周公洗头时握着湿发，吃饭时吐出食物，思念三王的功业并兼顾四方事务，广泛地施行温和的教化，夜晚等待天明，这就是现在绸缪牖户、唯恐遭受侮辱的苦心。辅佐成王征伐大商，继承天命，承接先王的谋略功业，承担重大的艰难任务，不敢稍有安宁，这就是昔日拮据辛劳、积蓄资财唯恐家业未立的忧勤。如今来到东方，尾巴摇摇欲坠，羽毛稀疏，望着我的房屋高高耸立，恐怕难免风雨的飘摇。只有我的声音喋喋不休，希望居住在这房屋里的人不要忘记祖宗留下的基业。
《东山》
顺着人情必然到达的地方，委婉地传达情感，简直就像是从他口中说出的一样。所谓让人喝下和谐之水，浸润到肝脾之中。人将要回家，思念家乡的感情就越迫切，所以向西悲伤。舍弃行军的枚（衔在口中防止出声的木棍）而制作衣裳，是凯旋归来。桑野上蚕虫蒸腾，蠢蠢蠕动。我睡在车下，昏昏沉沉已经无知觉，疲惫到了极点。古代用车，停下时就作为营卫，所以士兵睡在车下。
第二章提到果臝，那么其他的草就可以知道了；提到伊威、蟏蛸、熠燿（萤火虫），那么其他的虫子就可以知道了；田地荒芜，而且鹿群聚集，那么不仅仅只有鹿了。不可怕，反而可以怀念，比起在军队中暴露在外要好多了。这是为没有家庭的士兵说的。鹳鸟低头鸣叫，就要下雨；妇人愁苦连绵阴雨，堵塞洞穴，叹息我还没有到家。还没走到家门口，远远看到柴堆上的景象，恍惚间像是离家时的景物。这是为有家庭的士兵说的。
于是没有家庭的士兵，新有了新婚之乐；有家庭的士兵，重新有了团聚之欢。这种慰劳更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至诚的道理，用情感打动情感，像这样还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过。
《破斧》
东征凯旋归来，怎么会弄破了斧头，弄缺了斨（方孔的斧）？这不是周朝大夫厌恶四国，也不是士兵回答周公来安慰他。这里的“我”，是东人自称，商奄叛乱，五十个国家的人，不是不拿着戈矛，拿着盾牌相互抗拒，现在却弄破了我的斧头，弄缺了我的斨。四国的人如今才开始得到匡正，周公哀怜我们并拯救我们，他的德行真是非常伟大啊！这是东人赞美周公破敌的诗，序言就是这样说的。
《伐柯》
砍削斧柄，一定要用斧头；娶妻，一定要用媒人。所以士人相见，如果不按照礼节，君子是不会接受的。何况我去见周公，敢不竭尽礼节前往吗？法则并不遥远，幸好周公就在近处。笾豆陈列有序，多才多艺，就像几筵之上，百物具备，无法一一列举。这是乐于见到周公并赞美他的词句。
《九罭》
九罭（细密的鱼网）撒下，应该有鳟鱼和鲂鱼。朝廷广大，应该有德行高尚的大臣。看到周公穿着衮衣绣裳，就回到周朝去了。大雁沿着水洲向南飞，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难道就适合你吗？信处（暂时停留的地方）。大雁沿着陆地向北飞，这才找到了合适的地方，不再来东方了。如今对于你来说，不过是暂时停留的地方罢了。
然而东人对周公的爱戴更加深厚，说：“东国偏僻简陋，只有周公到来，有幸能看到这衮衣啊！希望朝廷不要把我们的周公召回去啊，回去就会长久地让我们望着衮衣而心中悲伤啊！”
《狼跋》
这首诗说凡是有四只狼因为贪欲招致祸患，圣人因为无私而安泰，这是程子的说法。人们看待周公就像狼跋前疐后，而周公处之从容自得，这是苏子的说法。朱子则说：“狼绊住了胡须，就绊住了尾巴，周公遭遇流言而安适自得就是这样。”大概是因为他的道义广大德行兴盛，安于土地乐天知命，所以遭遇大变而不失常态。朱氏善说：“被形体所累的东西，无处不生病；德行周全的圣人，无处不适宜。”这四种说法，都用狼绊住胡须和尾巴，比喻周公被谗言所害居东而防备盗窃不安。
诗好像在说：“狼虽然是贪婪残忍的野兽，但是绊住了胡须和尾巴，终究会被人们擒杀。武庚虽然反复无常，但是前进不能向前，后退失去依据，终究自取灭亡罢了。”硕肤，指大功。
。言公奏此肤功以报朝廷，乃居东至于三年之乆，其赤舄犹是几几也，其徳音依然不瑕也。曾流言之足以累公哉？以狼喻四国，以硕肤、徳音称周公，斯之为美。
译周公上奏这微小的功绩以回报朝廷，却住在东方长达三年之久，他的红鞋依然步履轻盈，他的美德与声誉依旧完美无瑕。流言蜚语怎能足以连累周公呢？用狼来比喻四方诸侯，用“硕肤”和“德音”来称赞周公，这才是真正的美。
诗沈卷十
<经部,诗类,诗沈>
钦定四库全书
诗沈卷十一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小雅
雅乐说
雅之有大小者，以乐之大小别之也。孔子反鲁，正乐之部分，以复先王之旧，使大小各归其所。小雅自《鹿鸣》以至《鱼丽》，治内治外，事莫重焉。而较之大雅之所用，则为小政。有大小，故乐亦分大小也。小雅如《鹿鸣》《四牡》《頍弁》《间关》诸篇，皆杂以风体，而大雅则无是。小雅如《南山》《鱼丽》诸篇，皆用叠曲，而大雅则无是。小雅犹近于风，而大雅则已近于颂。由其辞曲以思其音节，由其体制以观其典礼，则雅之大小思过半矣。
马端临曰：「古人歌诗合乐，有不可晓者。如《关雎》《鹊巢》，后妃夫人之诗，何预于燕礼，而乡饮燕礼用之？《采苹》《采蘩》，大夫妻能主祭祀之诗，何预于乡射，而射礼用之？《文王》《大明》《绵》，兴周之诗，何预于交邻，而两君相见歌之？歌诗与作诗之意，判然不合，有不可强通者，殆难意解。而愚谓不难解也。葢圣人之作乐，与礼制相为表里，而其施不同。礼之本在节，乐之本在和。礼辨异，乐统同。乐之用，施之于朝廷，亦通之于▯国，其辨在音容之隆杀，器数之等威，而不在于文辞章曲之异同。故其义苟可通，则通用之而不为紊，不必有一事即备一诗也。」陈晋之曰：「乡射升歌《鹿鸣》《四牡》诸诗，所以寓君臣之教；笙奏《南陔》《白华》诸诗，所以寓父子之敎；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所以寓上下之敎；合乐三终，歌《二南》诸诗，所以寓夫妇之敎。其说可谓明辨晳矣。然则乡射之歌《苹蘩》，取其守职而循法也；享元侯之歌《肆夏》，取其毋忘觐光而扬烈也；见两君之歌《文王》，取其陈天命而勉事周也；皆易地以见义，而不必泥于作诗之本意。此乐之所以统同也。若三家歌《雍》，乐有限制，义无所取，所谓礼崩乐坏而莫之挽者欤？」
鹿鸣
此非燕享通用之乐歌，当从序为燕羣臣嘉賔之乐歌。葢享礼设几而不▯，受爵而不饮，礼主乎恭。燕则饮酒乐，岂笙簧琴瑟并奏于堂？礼以通上下之情，与享不同。二三章明曰：「嘉宾式燕以敖」，以燕乐嘉賔之心，安可以通于享乎？享当用肆夏，见《左传》穆叔之言。
淮南子》曰：「鹿鸣兴于兽，而君子美之。取其得食之相呼，鼓瑟承筐，则所以厚贶之而使言也。燕以示慈惠，而不废求言之本。礼之盛者，无具文。」
周行大路也，德音孔昭。所谓示我周行，视民不佻，君子是则是效，即其仪不忒，正是四国之意。宾以是示我，可谓实获我心矣。君臣一徳，燕乐非虚，如此。
四牡
郑氏以此诗是文王为方伯时使臣以王事来往四国，于其来也，陈其功苦以劳之之词。其云王事，即殷之王事。愚谓诗作于周公，自从追王之礼，称之事虽殷事，王即文王。详见《采薇》。
或曰：文王遣使臣，岂致有不遑将父之叹？不知此文王代使臣以言情，所以慰且劳也。与《陟岵》诸诗不同。"不遑将父，不遑将母"，皆以鵻兴者。苏氏谓鵻即祝鸠，孝鸟也。《左传》："祝鸠氏司徒也，敎孝也。"是以孝子不获养而称焉。
皇华
四牡以不遑将父为义，有慰劳而无戒勉；皇华以每怀靡及为义，则戒勉多于慰劳，意各不同。
駪駪征夫，车骈马集，启行之状；六辔如濡，车调马良，征途之状。重在▯谋询度，以尽厥职。合为五善，分为六徳。内外传之言，备矣。
常棣
左传》富辰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屏藩周。召穆公思周徳之不类，故紏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又曰：「周之有懿徳也，犹曰莫如兄弟，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杜氏以为周公作诗，穆公歌之，是也。召穆公在厉王时，见王室无亲，故重歌此诗，以明公所以作诗之故，非以诗为穆公作也。
常人之于兄弟，不至于外侮生急难，至不足见手
译诗沈卷十
经部，诗类，诗沈
钦定四库全书
诗沈卷十一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小雅
雅乐说
雅乐分为大雅和小雅，是根据乐曲的规模大小来区分的。孔子回到鲁国后，校正了音乐的篇章，以恢复先王时期的旧制，使大雅和小雅各自归于其应有的位置。小雅从《鹿鸣》到《鱼丽》，涉及内政外交，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但与大雅所适用的场合相比，小雅属于次要的政治事务。因为有大小之分，所以音乐也分为大小两类。小雅如《鹿鸣》《四牡》《颍弁》《间关》等篇，都夹杂着国风的特点，而大雅则没有这种情况。小雅如《南山》《鱼丽》等篇，都采用叠曲的形式，而大雅则没有这种情况。小雅还接近于国风，而大雅则已经接近于颂。通过其辞曲来思考其音节，通过其体制来观察其典礼，那么关于雅乐大小之分的道理，就明白大半了。
马端临说：“古人歌诗配合音乐，有些情况令人难以理解。例如《关雎》《鹊巢》是后妃夫人的诗篇，为何与燕礼有关，却在乡饮酒礼和燕礼中使用？《采苹》《采蘩》是大夫妻主持祭祀的诗篇，为何与乡射礼有关，却在射礼中使用？《文王》《大明》《绵》是兴起周朝的诗篇，为何与结交邻国有关，却在两国君主相见时歌唱？歌唱的诗篇与创作诗篇的本意，明显不合，无法强行贯通，确实难以意会。但我认为并不难解释。大概圣人制作音乐，与礼制互为表里，但其应用不同。礼的根本在于节制，乐的根本在于和谐。礼辨别差异，乐统一相同。乐的应用，既施行于朝廷，也通达于邦国，其区别在于音容的隆重或简省，器物的等级威严，而不在于文辞章曲的异同。因此，如果意义可以相通，就通用而不混乱，不必有一件事就专门准备一首诗。”陈晋之说：“乡射礼升歌《鹿鸣》《四牡》等诗，是为了寄托君臣之间的教化；笙奏《南陔》《白华》等诗，是为了寄托父子之间的教化；间歌《鱼丽》，笙奏《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奏《崇丘》；歌《南山有台》，笙奏《由仪》，是为了寄托上下之间的教化；合乐三终，歌《二南》等诗，是为了寄托夫妇之间的教化。这种说法可以说明辨清晰了。那么乡射礼歌唱《苹蘩》，是取其恪守职分、遵循法度的意思；享元侯歌唱《肆夏》，是取其不忘觐见天子的荣光而发扬功业的意思；会见两国君主歌唱《文王》，是取其陈述天命而勉励侍奉周朝的意思；都是换用地点来体现意义，而不必拘泥于创作诗篇的本意。这就是乐之所以能统一相同的原因。如果三家歌唱《雍》，音乐受到限制，意义无所取用，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而无人挽救吧？”
鹿鸣
这不是燕享通用之乐歌，应当依据《诗序》认为是宴请群臣和嘉賓之乐歌。大概享礼设置几案而不设席位，接受爵杯而不饮酒，礼仪主在恭敬。燕礼则是饮酒作乐，难道笙簧琴瑟都在堂上合奏吗？礼仪用来沟通上下之情，与享礼不同。第二、三章明确说：“嘉賓式燕以敖”，用燕乐使嘉賓安心，怎么可以通用于享礼呢？享礼应当用《肆夏》，可见《左传》穆叔的话。
《淮南子》说：“鹿鸣兴起于兽类，而君子赞美它。取它得到食物时互相呼唤，鼓瑟承筐，是用来厚赐它并让它发声。燕礼用来显示慈惠，而不废弃求言的根本。礼仪盛大的时候，没有虚设的文饰。”
周行是大路，德音非常显明。所谓“示我周行”，看待百姓不轻浮，君子以此为准则效仿，即其礼仪没有差错，正是安定四国的意思。嘉賓以此指示我，可以说确实符合我的心意了。君臣一心，燕乐不是虚妄，就是这样。
四牡
郑氏认为这首诗是文王担任方伯时，使臣因王事往来于四国，在他们回来时，陈述他们的功劳和辛苦以慰劳他们的言辞。其中所说的王事，就是殷朝的王事。我认为诗作于周公，自从追尊王礼以来，称王的事虽然是殷朝的事，王就是文王。详见《采薇》。
有人说：文王派遣使臣，难道会导致来不及侍奉父亲的感叹？不知道这是文王代替使臣表达情感，用来安慰和慰劳他们。与《陟岵》等诗不同。“不遑将父，不遑将母”，都是以鵻鸟起兴的。苏氏认为鵻就是祝鸠，是孝鸟。《左传》说：“祝鸠氏是司徒，教导孝道。”所以用孝子不能赡养父母来称引。
皇华
《四牡》以不遑将父为义，有慰劳而没有告诫勉励；《皇华》以每怀靡及为义，则告诫勉励多于慰劳，意思各不相同。
駪駪征夫，车马聚集，是启程时的景象；六辔如濡，车马协调良好，是征途中的景象。重在谋划咨询，以尽到职责。合为五善，分为六德。内外传中的言论，完备了。
常棣
《左传》富辰说：“周公哀悼管叔、蔡叔的不和，所以分封亲戚以作为周的屏障。召穆公思念周德的衰败，所以在成周纠合宗族而作诗。”又说：“周朝有美德，还说没有比兄弟更亲近的，所以用亲人作为周的屏障。”召穆公也这样说。杜氏认为周公作诗，穆公歌唱它，是正确的。召穆公在厉王时，看到王室没有亲人，所以重新歌唱这首诗，以说明周公作诗的原因，不是认为诗是穆公作的。
普通人对待兄弟，不到外侮产生急难，以至于不足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