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沈卷二十
，讨淮夷之病。鄫，只此二事，皆因人成事，他无可考。所谓献馘、献囚及元▯、象齿等语，悉非实録。或以末章「式固尔」犹淮夷卒获二句，疑为未定之辞，益是强説。
译讨伐淮夷的祸患。鄫国之事，仅这两件事，都是借他人之力才成功，其他无可考证。所谓献俘首、献囚犯以及元〇、象牙等说法，全都不是实录。有人根据末章“式固尔”和“淮夷卒获”这两句，怀疑这是未定的言辞，更是牵强附会。
按诗凡八章首三章美公之▯泮宫者已毕四章美其允文允武昭假烈祖而曰靡有不孝是美其能绍文武周公伯禽之业也夫泮宫者伯禽始封于鲁之所作非作自僖公但僖公重修之耳五章首曰明明鲁侯既作泮宫是追叙伯禽始作泮宫甚明然则淮夷卒获献馘献囚皆叙伯禽之事无疑矣尚书费誓叙曰伯禽宅曲阜淮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其文曰徂兹淮夷徐戎并兴正与作泮宫服淮夷语语印合盖追述前勋以美公之能复旧业耳末言怀我好音来献其琛意僖公时淮夷尚能▯职备赂而诗特侈言之
閟宫
閟宫，非姜嫄与闵公庙也。诗首言后稷、太王，继及文、武，以逮文公。三章总言龙旂承祀，则非一庙可知。况下云“春秋匪懈，夏而楅衡，秋而载甞是时祭也。“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骍犠”，是孟春郊祀也。“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是祭太祖也。其祭非一则庙亦匪一。盖僖公大▯羣庙，故歴举而美之。当从集传泛指羣庙。
顾氏绛曰：太王当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从翦商？诗特本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犹《泰誓》言「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康诰》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
三章，自王曰叔父至土田附庸，述成王命伯禽之词；自周公之孙以下，言伯禽郊天配祖之事。四章，自秋而载甞至万舞洋洋，言祭之尽礼；自孝孙有庆以下，言祭之获福。可见僣郊实始僖公，诗文显然。李迂仲曰：「春秋书郊多矣，皆讥其僭，而诗乃美之。」左氏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不知诸侯用郊禘，果可以为礼乎？」僖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以四月而卜郊，卜至于四，安在其爲「春秋匪懈，享祀不忒」也哉？安溪诗所曰：「春秋自▯桓以下不书郊，知鲁之郊自僖公始，其可谓成王之锡周公乎？」公羊曰：「鲁郊非礼也。」
龙旂承祀。曺氏曰：司常言日月为常。王建之，交龙爲旂；侯建之，僖虽僭郊，犹以龙旂承祀，不建太常，甚明。乃《明堂位》直曰「日月之章」，则又过矣。按《诗》明着此四字，言建龙旂者，乃祭上帝而接之，曰「是飨是宜，是美」，即为讽也。鲁之禘与周微异。万氏斯同曰：《公羊传》于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庙，曰「大祫也」，大祫即禘也。又曰「毁庙之主陈于太庙，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则下及羣祖，与天子同；推所自出，与天子异。《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言禘礼止言周公，则不推所出也。此《诗》既曰「周公」，又曰「皇祖」，朱子曰：「皇祖，羣公也。」合已祧未祧之主，其为禘可知。不言文王，不推所出也。
集传曰：「白牡爲周公之牲，骍刚为鲁公之牲。周公有王礼，故不敢与文武同；鲁公则无所嫌，故曰骍刚。」罗长源曰：「周牛以骍，而鲁牛以白，此明僭郊而自为之制也。」严氏粲又曰：「从殷之白，所以自比于宋也。」黄楚望曰：「禘者，殷诸侯之盛礼，周公定为『不王不禘』之法，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故命鲁以殷诸侯之礼祀周公，以示不臣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骍刚者，鲁公之牲也。」又可见鲁公以下皆合食于太庙，而礼秩不敢同于周公。若禘于羣公之庙，则后世僭之，此与严氏之意相似，而黄较长。
三夀作朋。郑氏谓是三卿。或据令妻夀母合成风声。姜与僖公为三。皆非王厚斋曰。晋姜鼎铭云。保其孙子三夀是利。则三寿乃古语也。但未知何解。
诗中事实惟膺，戎狄无考。其四年从齐桓伐楚，盟召陵，谓之惩荆舒也。可邾、莒在鲁之东，而近海，世与鲁相争。僖元年败邾师于偃，十月败莒师于郦。二十二年伐邾，取须句，谓之荒大东也。可徐素服于鲁，逾鳬绎，即至于徐。十四年，楚人伐徐，公孙敖帅师防诸侯救徐，是荒徐宅也。徐即南夷，而在淮南非，及彼南夷乎？诗人因公大祀，而先述先公所以保世滋大之由，美公能敬承先志，克复旧宇。至于睂夀，未有艾，非尽虚词，但不免过于夸大
译考察《泮水》一诗共八章，前三章赞美僖公在泮宫（学宫）的功绩已经完毕；第四章赞美他文武双全，昭示并继承烈祖的功业，说“没有不孝顺的”，这是赞美他能够继承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伯禽的基业。那泮宫是伯禽初封于鲁时建造的，并非僖公所建，只是僖公重修罢了。第五章开头说“贤明的鲁侯，既已建成泮宫”，这是追叙伯禽初建泮宫，非常明确。那么，淮夷最终被俘获、献祭战功和俘虏，无疑都是叙述伯禽的事迹。《尚书·费誓》序言说：“伯禽居住在曲阜，淮夷同时兴起，东郊无法开辟，于是作《费誓》。”其文说：“前往征伐淮夷、徐戎，同时兴起”，这与“建成泮宫、平定淮夷”的话完全吻合。大概是通过追述前代的功勋，来赞美僖公能够恢复旧有的基业。最后说“怀念我美好的声音，来进献他们的珍宝”，意思是僖公时期淮夷尚能尽职备礼，而诗歌特意加以夸大。
《閟宫》
《閟宫》指的不是姜嫄和闵公的庙宇。诗开头提到后稷、太王，接着提到文王、武王，直到文公。第三章总说龙旗承接祭祀，可知不是一座庙宇。况且下文说“春秋不懈怠，夏天祭祀用楅衡，秋天祭祀用尝祭”，这是时祭；说“伟大的皇天后帝，伟大的祖先后稷，用赤色公牛祭祀”，这是孟春郊祀；说“周公是伟大的祖先，也赐福给你”，这是祭祀太祖。祭祀不止一种，庙宇也不止一座。大概是因为僖公大规模修缮群庙，所以列举赞美。应当采纳《诗集传》泛指群庙的说法。
顾氏绛说：太王处于武丁、祖甲的时代，殷商道统尚未衰败，从哪里剪除商朝？诗歌只是根据王业的基础而加以夸大。就像《泰誓》说“命令我的文考，严肃地执行天威”，《康诰》说“上天于是大大命令，文王歼灭强大的殷商”。
第三章，从“王说叔父”到“土田附庸”，叙述成王命令伯禽的话；从“周公之孙”以下，讲述伯禽郊祀天帝、配享祖先的事情。第四章，从“秋而载尝”到“万舞洋洋”，讲述祭祀尽到礼节；从“孝孙有庆”以下，讲述祭祀获得福佑。可见僭越郊祀实际上始于僖公，诗文显然如此。李迂仲说：“《春秋》记载郊祀很多，都讥讽其僭越，而诗歌却赞美它。”左氏说：“伟大的皇天后帝，伟大的祖先后稷。君子说这是礼，认为后稷亲近而天帝在先。不知道诸侯使用郊禘之礼，果真可以称为礼吗？”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四次占卜郊祀都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在四月占卜郊祀，占卜多达四次，哪里符合“春秋不懈怠，享祀无差错”呢？安溪《诗所》说：“《春秋》自桓公以下不记载郊祀，知道鲁国的郊祀从僖公开始，这可以说成是成王赐给周公的吗？”《公羊传》说：“鲁国郊祀是不合礼的。”
龙旗承接祭祀。曹氏说：司常官说日月图案的旗帜叫常。天子建立交龙图案的旗帜叫旂；诸侯建立旗帜，僖公虽然僭越郊祀，仍然用龙旗承接祭祀，不建立太常，非常明显。然而《明堂位》直接说“日月之章”，那就又过分了。考察《诗》明确写着这四个字，说建立龙旗的人，是祭祀上帝而接待他，说“这是享用，这是适宜，这是美好”，这就是讽谏。鲁国的禘祭与周朝略有不同。万氏斯同说：《公羊传》在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庙，说“是大祫”，大祫就是禘。又说“毁庙的牌位陈列在太庙，未毁庙的牌位都升合食于太祖”，那么下及群祖，与天子相同；推究所出的源头，与天子不同。《明堂位》说“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说禘礼只提周公，那么就不推究所出的源头。这首诗既说“周公”，又说“皇祖”，朱子说：“皇祖，是群公。”合并已祧和未祧的牌位，其为禘祭可知。不提文王，是不推究所出的源头。
《集传》说：“白牡是周公的牺牲，赤色公牛是鲁公的牺牲。周公有天子的礼仪，所以不敢与文武同；鲁公则没有嫌疑，所以说赤色公牛。”罗长源说：“周朝用赤色牛，而鲁国用白色牛，这是明显僭越郊祀而自定的制度。”严氏粲又说：“采用殷朝的白牛，是为了自比于宋国。”黄楚望说：“禘是殷朝诸侯的盛大礼仪，周公定为‘不称王不禘’的法度，用祫祭代替。成王因为周公有大的功勋劳绩，所以命令鲁国用殷朝诸侯的礼仪祭祀周公，以显示不把他当臣下的意思，所以牺牲用白牡。白牡是殷朝的牺牲；赤色公牛是鲁公的牺牲。”又可见鲁公以下都合食于太庙，而礼制等级不敢与周公相同。如果禘祭于群公的庙宇，那么后世就会僭越，这与严氏的意思相似，而黄氏的说法更优。
三寿作朋。郑氏认为是指三卿。有人根据“令妻寿母”合成“风声”，姜氏与僖公为三。都不是。王厚斋说：晋姜鼎铭文说：“保佑他的子孙，三寿是利。”那么三寿是古语。只是不知道何解。
诗中事实只有“膺戎狄”没有考证。那四年跟随齐桓公伐楚，在召陵结盟，称为惩罚荆舒。邾、莒在鲁国的东边，靠近海边，世代与鲁国相争。僖公元年，在偃地击败邾师，十月在郦地击败莒师。二十二年伐邾，夺取须句，称为荒服大东。徐素服于鲁，越过凫绎，就到了徐。十四年，楚人伐徐，公孙敖率领军队防备诸侯救徐，这是荒服徐宅。徐就是南夷，而在淮南非，以及那南夷吗？诗人因为僖公大祀，而先叙述先公所以保世滋大的原因，赞美僖公能够恭敬继承先志，克复旧土。至于眉寿，没有尽头，并非全是虚词，只是不免过于夸大。
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名颂，颂之美者，周用六代之乐，故太帅有之。正考父爲戴公大夫，宋自微子至戴公，仅十世而礼乐废坏，至于名颂无存。非正考父，则不可复问矣。夫子取以附《鲁颂》之后，断无删去七篇之理，已详卷首。
商颂之文，较周颂反似平易者，周人尚臭，殷人尚声。尚声则音曲寛转，节拍纡徐，所以格神明而□幽渺者，盖在乎斯，不可不知。
商有三宗，今唯髙宗、中宗，而太宗则无。三宗皆中兴之主，其庙百世不迁，必有専颂而轶之矣。
那
那爲殷人尚声之证，通篇皆言声乐。中间“于赫汤孙，穆穆厥声”二句尤极分明。首曰“置我鞉鼓，奏鼓简简”，即记云“讙以动众，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乃乐之始作，非如毛氏谓鞉乃乐之成也。《诗》分三节，首“莭”是乐，三阕然后出迎牲求神之事。二节，牲既入，行九献，仍以鞉鼓为“莭”。第三节是九献之终，金鼓交作，而万舞在庭，节次如绘。
防曰：「记所谓尚声，特未迎牲，先奏乐耳。此诗贯祭之始终，岂是未迎牲之乐？且臭味殷，岂不重？不见烈祖之重言『和羹』、『▯鸟』之重言『大糦』乎？曰：『臭味之重，何论殷周？但殷尤以声是尚耳。』就此篇绎之，臭味未成，先以涤荡其声；既成，则鞉鼓与管音并作焉。而结之以『依我磬声』，但言声不言味，非尚声之明证而何？」
奏鼓简简，以下乐之音节至繁，诗难悉举，故但以革竹二音括之，而八音之克谐可知。既和且平，兼众音而言，非専指鞉鼓也。
庸鼓有斁之庸，当兼有钟磬在内。《周礼》钟有颂钟，笙有颂笙，磬亦有颂磬。颂即庸也，与歌声相间。
周乐之不同于殷者，在乎音容莭奏之繁杀，不在乎条理始终之差别。故曰：“周因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郊特牲》曰：“禘有乐而尝无乐。”今此诗専言声，而曰“顾予烝甞，汤孙之将”，则殷人秋尝有乐，甚明。此其与周异者也。若其作乐之条理，大抵无甚悬殊耳。
烈祖
此序以为祀中宗之诗，其首称烈祖，毛传无明文。郑氏谓指成汤，其下及“尔斯所之所指主祭之时王”，欧阳公谓烈祖自太甲至纣皆是。诗云“烈祖”，即指中宗；及“尔斯所指助祭”，言其説与郑不同。盖以中宗为殷三宗之一，功烈颇盛，其称为祖者，如丙以甲爲祖，戊又以丙为祖也。此于烈祖为创解，而要皆爲祀中宗之诗。夫中宗爲汤之四世孙，有桑糓之异，复兴商业，其庙百世不迁，特祀固宜。但诗无明文可据，而“奏假思成”等句，又与烈祖同，是以朱子改为祀成汤之乐。而诸家多执序説不从。今按“那主声乐，此主臭味”，“那无祈福祝嘏”，此言丰穰降康，似“那”为迎牲之诗。此乃迎牲后献神之诗，朱子改此非无故也。
和羮，铏羮也。晏子曰：「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和羮也。」《诗》记曰：「仪礼」载祭祀、燕享，毎始言羮定。盖以羮熟为莭，然后行礼，即戒平之谓。按礼曰：「纳牲，诏于庭；血毛诏于室；羮定诏于堂。」是羮定在纳牲启毛之后也。既戒既平，在行礼之先；而诏羮则在荐熟之时，于礼为五献。
清酤者，祼神之清酒，载设也。殷人先合乐以求神于阳，而后迎牲。迎牲而后祼，非如周之祭，先祼地以求神于阴，而后迎牲也。盖声阳也，味阴也。孔氏曰：「殷周之礼先后虽异，而作乐行祼，相去亦无防。」是知殷祭亦未甞不祼，故曰「既载清酤」，是祼也；曰「赉我思成」，是祼在后也。
▯鸟
序祀髙宗，明见诗文。朱子乃以「武丁孙子」为武丁主祭之称，则是祀祖庚矣。考祖庚之有武功，不见书传；而武丁非商家世袭之号，是不可从也。
首曰天命，▯鸟降而生商，虽无吞卵之文，而显有降命之语，故愚以为吞卵、流娀事或有之，但不过圣人降生之祥耳。简狄吞卵，自仍进御而生▯，详见《生民》之
译《国语》说：“正考父在周朝太师那里校订商朝的十二篇名颂，以《那》为首篇。”名颂，是颂中美好的篇章，周朝使用六代的音乐，所以太师那里有这些名颂。正考父是宋国戴公的大夫，宋国从微子到戴公，仅仅十代，礼乐就废弛败坏了，以至于名颂没有留存下来。如果不是正考父，那么这些名颂就无法再查考了。孔子选取这些名颂附在《鲁颂》之后，断没有删去七篇的道理，这在卷首已经详细论述过了。
《商颂》的文辞，比起《周颂》反而显得平易，这是因为周人崇尚气味，殷人崇尚声音。崇尚声音，那么音曲就宽缓流转，节拍纡回徐缓，所以能够感格神明而通达幽深渺远之处，大概就在于此，这是不可不知的。
商朝有三位宗庙之主，现在只有高宗、中宗，而太宗则没有。这三位宗庙之主都是中兴之主，他们的庙宇百世不迁，必定有专门歌颂他们的诗篇而流传下来了。
那
《那》是殷人崇尚声音的证据，全篇都在谈论声乐。中间“于赫汤孙，穆穆厥声这两句尤其分明。开头说“置我鞉鼓，奏鼓简简”，就是《礼记》所说的“喧哗以动员众，先击鼓以警戒，走三步以显示方位”，这是音乐刚开始演奏，不像毛亨所说的鞉鼓是音乐完成之时。《诗经》分为三节，第一节是音乐，三阕之后才进行迎接牺牲、祈求神灵的事。第二节，牺牲已经进入，进行九次献酒，仍然以鞉鼓作为节拍。第三节是九次献酒的终结，金鼓交相演奏，而万舞在庭院中进行，节次如同绘画一般清晰。
防说：“《礼记》所说的崇尚声音，只是指在迎接牺牲之前，先演奏音乐罢了。这首诗贯穿祭祀的始终，难道只是迎接牺牲之前的音乐吗？况且气味，殷人难道不重视吗？不见《烈祖》中反复提到‘和羹’，《玄鸟》中反复提到‘大糦’吗？回答说：‘气味的重视，何必区分殷周？只是殷人尤其以声音为崇尚罢了。’就这篇诗来推究，气味尚未形成，先以涤荡其声音；气味形成后，那么鞉鼓与管乐同时演奏。最后以‘依我磬声’作结，只谈声音不谈气味，这不是崇尚声音的明显证据又是什么呢？”
“奏鼓简简”以下，音乐的音节非常繁多，诗歌难以全部列举，所以只用革、竹两种声音概括，而八音的和谐可知。既和谐又平和，是兼指众音而言，不是专门指鞉鼓。
“庸鼓有斁”中的庸，应当兼有钟磬在内。《周礼》中钟有颂钟，笙有颂笙，磬也有颂磬。颂就是庸，与歌声相间。
周乐不同于殷乐的地方，在于音容节奏的繁简，而不在于条理始终的差异。所以说：“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郊特牲》说：“禘祭有音乐而尝祭没有音乐。”现在这首诗专门谈论声音，而说“顾予烝尝，汤孙之将”，那么殷人秋尝有音乐，非常明显。这是它与周朝不同的地方。至于制作音乐的条理，大体上没有很大的差异。
烈祖
这首诗的序言认为是祭祀中宗的诗，其开头称烈祖，毛传没有明确的说明。郑玄认为指成汤，其下及“尔斯所”所指主祭时的王，欧阳修认为烈祖从太甲到纣王都是。诗中说“烈祖”，即指中宗；及“尔”所指助祭的人，说他的说法与郑玄不同。大概因为中宗是殷三宗之一，功业盛大，其称为祖的人，如丙以甲为祖，戊又以丙为祖。这是对烈祖的新解，但都是祭祀中宗的诗。中宗是成汤的四世孙，有桑谷之异，复兴商业，其庙宇百世不迁，特别祭祀是适宜的。但诗中没有明确的文字可据，而“奏假思成”等句，与《烈祖》相同，所以朱熹改为祭祀成汤的音乐。而各家多坚持序言的说法不从。现在按“《那》主声乐，此主臭味”，“《那》无祈福祝嘏”，此言丰穰降康，《那》似乎是迎接牺牲的诗。这是迎接牺牲后献神的诗，朱熹改此并非没有缘故。
和羹，是铏羹。晏子说：“水火醋酱盐梅，用来烹煮鱼肉，厨师调和它，调剂味道，补救其不足，泄除其过分。君子食用它，以平其心，这就是和羹。”《诗》记说：“《仪礼》记载祭祀、宴享，每次开始都说羹定。大概以羹熟为节，然后行礼，就是戒平的意思。按礼说：“纳牲，在庭院宣告；血毛在室内宣告；羹定在堂上宣告。”这是羹定在纳牲启毛之后。既戒既平，在行礼之前；而宣告羹定则在荐熟之时，在礼中为五献。
清酤，是祼神的清酒，已经陈设。殷人先合乐以求神于阳，然后迎接牺牲。迎接牺牲然后祼，不像周朝的祭祀，先祼地以求神于阴，然后迎接牺牲。大概声音属阳，气味属阴。孔颖达说：“殷周之礼先后虽然不同，而作乐行祼，相差也不大。”可知殷祭也未尝不祼，所以说“既载清酤”，是祼；说“赉我思成”，是祼在后。
玄鸟
序言说祭祀高宗，诗文中有明显的证据。朱熹却以“武丁孙子”为武丁主祭的称呼，那么就是祭祀祖庚了。考察祖庚有武功，不见于书传；而武丁不是商家世袭的号，这是不可从的。
开头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虽然没有吞卵的文字，但明显有降命的语言，所以我认为吞卵、流娀的事或许有，但不过是圣人降生的祥瑞罢了。简狄吞卵，自仍进御而生契，详见《生民》之
诗。方命二句，直就武丁説起，言商自正域四方以后，至中叶而微矣。武丁既立，乃班四方之命于羣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所以受命不殆者，在武丁之为孙子，克绍前烈也。称武丁者，在庙则名，商尚质也。
译《诗经》中“方命”两句，直接从武丁说起，意思是商朝自从平定四方之后，到了中期便衰微了。武丁即位后，于是向诸侯颁布四方的政令，完全拥有九州。商朝的先王之所以承受天命而不危殆，在于武丁作为子孙，能够继承前人的功业。称武丁而不称其谥号，是因为在宗庙中直呼其名，这是商代崇尚质朴的缘故。
武丁之为孙，子遵武王之遗业，任天下之艰钜，其德靡所不胜，是以诸侯賔服，威徳逺加，而奉黍稷以来助祭者，在庙之济跄，如是其盛也。
邦畿千里，三句承武王靡不胜言之，言武丁中兴之功与武汤之正域，四方无异。今日之祭，四海来假，由景山四周之大河，以至皇都，可卜殷之受命咸宜，虽百世未艾也。
长发
序曰：长发，大禘也。朱子承赵伯循解《大传》之误，谓配唯始祖一人，不及羣祖。《诗》中兼及相土，明非大禘，因改是诗为大祫。今详考唐、宋、元、明诸儒禘祫不同之説，而折衷之，知禘祫本无二祭。禘非单祭始祖，不及羣祖，而序不可易也。
按《礼大传》及《丧小记》皆曰：「礼不王不禘。」《大传》「不王不禘」下接言之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扵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马端临谓《礼文》止言一祭是也。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诸侯祭止太祖，大夫、士见知于君，许之祫，则干祫及其髙祖，共是合祭祖宗，但所及有逺近耳。盖天子五年之殷祭，谓之大禘，其礼独隆。诸侯无大禘，合祭祖宗但可谓之祫，不可谓之禘。赵氏泥于「祖之所自出」一语，遂谓配惟始祖一人，不及羣祖，不知始祖以下皆祖也。《记》曰：「以祖配之」，不包有羣祖乎？《长发》之合祭祖宗，正是大禘，非大禘之外别有大祫也。自朱子误信赵氏，以之注《论语》，并因之以改《序》，而杨信斋诸人推广其意，附防《礼文》，以成其是，谓禘为大祭，不与祫混，皆与礼不合也。且夫祫禘何以本无二祭也？禘非王者不举。《祭法》曰：「夏后氏禘喾而郊冥。」《国语》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其制盖始于有虞，而三代因之。《尔雅》曰：「禘，大祭也。」即《公羊传》所谓五年殷祭是也。合毁庙、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庙，是之谓禘。其文从示从帝，盖帝祭之称，又以审视昭穆为义也。若夫祫之爲祭，于经不数见。自《大传》「大夫、士干祫」外，唯《曾子问》有祫祭于祖，《王制》有祫甞、祫烝之文，乃是时祭，时祭亦合祭羣庙，所以谓之祫。其他别无祫祭。而《春秋》文二年有事于太庙，《公羊》独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而大祫之名始见于是。《礼纬》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语，韦元成遂误解《公羊》，谓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汉光武诏问羣臣禘祫之礼，张纯即据纬书以对。康成笃信纬书，遂谓祫大禘小。王肃、张融、孔晁诸人，又谓祫小禘大，聚讼纷如，而禘祫分以爲二矣。不知《公羊》氏解「大事」为「大祫」者，以禘之合祭为特大特发一义，以补诸经所未及耳。祫之文从示。从合，凡合祭皆谓之祫。通于上下，故大夫、士亦可干祫及其髙祖也。孔颍达曰：「取其序昭穆，谓之禘；取其合羣祖，谓之祫。」杜预以《左传》无大祫，因以经之大事即为禘。孔氏又曰：「祫即禘也，皆不易之论也。」夫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古者日有祭，月有享，时有类，嵗有祀，可谓勤矣。若三年一祫，五年又一禘，不且烦数，而非所以敬祖乎？汉元帝始创爲五年祫祭，而不行禘礼。司马彪谓即禘祭，章怀太子亦云祫即是禘。然则禘不当改爲祫明矣。「长发」之诗，决当从序，不当从朱为大祫也。
禘祭有混于大禘者，二人主免丧即吉，致新主入太庙，而逺主当迁入祧庙，因大祭而审昭穆之序，谓之吉禘。三年即吉而行之，如春秋闵公二年书吉禘于庄公是也。或疑礼无吉禘明文，闵之禫祭适当时禘之期，故合两祭为一耳。不知闵之吉禘，丧服犹未阕也，春秋所以讥之而书于经。况竹书纪年称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显然可证。且雍非吉禘之诗乎？一也。天子诸侯四时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谓之时禘。散见于礼文及春秋者，非一。如春秋昭十五年春禘于襄公，定八年冬禘于僖公，皆时禘也。郑康成谓王制所言是殷礼，若周之时祭改夏禘爲祠矣
译武丁身为孙子，继承并遵循武王留下的基业，承担天下艰难重大的责任，他的德行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因此诸侯归顺臣服，威望和德泽远播，那些捧着黍稷来助祭的人，在宗庙中济济一堂、步履庄重，盛况就是如此。
邦畿方圆千里，这三句是承接上文“武王无所不胜”的意思来说的，是说武丁中兴的功业与武王、成汤所确立的疆域，四方没有差异。今天的祭祀，四海之内的人都来参与，从景山四周的大河，一直到皇都，可以推测殷朝承受天命完全适宜，即使经过百代也不会衰败。
《长发》
《诗序》说：《长发》是大禘祭。朱熹沿袭赵伯循解释《礼记·大传》的错误，认为配享的只有始祖一人，不包括其他祖先。《诗经》中同时提到了相土，明显不是大禘祭，因此朱熹将这首诗改为大祫祭。现在详细考察唐、宋、元、明各位儒者关于禘祭和祫祭不同的说法，并加以折衷调和，知道禘祭和祫祭本来没有两种不同的祭祀。禘祭并非单独祭祀始祖而不包括其他祖先，所以《诗序》的说法是不可更改的。
查考《礼记·大传》和《礼记·丧小记》都说：“礼制规定，不是王者不能举行禘祭。”《大传》在“不王不禘”之后接着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远祖，用自己的祖先配享。诸侯祭祀只到太祖，大夫、士有大事，向君主请示，允许他们举行祫祭，则祫祭到高祖。”马端临说《礼文》只提到一种祭祀，这是对的。天子祭祀其祖先所从出的远祖，诸侯祭祀只到太祖，大夫、士得到君主的许可，允许他们祫祭，则祫祭到高祖，这都是合祭祖先，只是所及的范围有远近而已。大概天子五年一次的大祭，称为大禘，其礼仪特别隆重。诸侯没有大禘，合祭祖先只能称为祫，不能称为禘。赵氏拘泥于“祖先所从出”这一句话，于是认为配享的只有始祖一人，不包括其他祖先，不知道始祖以下都是祖先。《礼记》说：“用祖先配享”，这不包括其他祖先吗？《长发》中合祭祖先，正是大禘，并非在大禘之外另有大祫。自从朱熹误信赵氏，用这个观点注解《论语》，并因此更改《诗序》，而杨信斋等人推广他的意思，附会《礼文》，以证明自己的正确，说禘是大祭，不与祫混淆，都与礼制不合。况且祫祭和禘祭为什么本来没有两种祭祀呢？禘祭不是王者不举行。《祭法》说：“夏后氏禘祭喾而郊祭冥。”《国语》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祖祭颛顼。”这种制度大概始于有虞氏，而夏、商、周三代沿袭它。《尔雅》说：“禘，是大祭。”就是《公羊传》所说的五年大祭。将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牌位，都升合到太庙一起祭祀，这就叫禘。它的字形从示从帝，大概是帝祭的名称，又以审视昭穆次序为义。至于祫祭，在经书中不常见。除了《大传》中“大夫、士干祫”外，只有《曾子问》中有在祖庙祫祭，《王制》中有祫尝、祫烝的文字，那是时祭，时祭也是合祭群庙，所以称为祫。其他没有另外的祫祭。而《春秋》文公二年有事于太庙，《公羊传》单独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于是大祫的名称开始在这里出现。《礼纬》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的话，韦元成于是误解《公羊传》，说五年两次大祭，一次禘一次祫。汉光武帝下诏询问群臣禘祫之礼，张纯就依据纬书回答。郑玄笃信纬书，于是说祫大禘小。王肃、张融、何晏等人，又说祫小禘大，争论纷纷，于是禘祫被分为两种。不知道《公羊传》解释“大事”为“大祫”，是因为禘祭的合祭特别盛大，特别发挥一个义理，以补充其他经书所未涉及的罢了。祫的字形从示从合，凡是合祭都称为祫。通行于上下，所以大夫、士也可以干祫到高祖。孔颖达说：“取其序昭穆，称为禘；取其合群祖，称为祫。”杜预因为《左传》没有大祫，于是将经书中的大事当作禘。孔氏又说：“祫就是禘，这都是不可更改的论断。”祭祀不想要频繁，频繁就会烦琐，烦琐就不恭敬。古人每天有祭，每月有享，每季有类，每年有祀，可以说很勤谨了。如果三年一次祫祭，五年又一次禘祭，不是过于频繁，而不是用来敬祖的吗？汉元帝开始创立五年祫祭，而不举行禘礼。司马彪说这就是禘祭，章怀太子也说祫就是禘。那么禘不当改为祫是明显的了。《长发》这首诗，决应当遵从《诗序》，不应当遵从朱熹改为大祫。
禘祭有混入大禘的情况，两人主免丧即吉，将新主送入太庙，而远主应当迁入祧庙，因大祭而审视昭穆的次序，称为吉禘。三年即吉而举行，如《春秋》闵公二年记载吉禘于庄公就是这样。有人怀疑礼制没有吉禘的明文，闵公的禫祭正好赶上时禘的日期，所以将两祭合为一罢了。不知道闵公的吉禘，丧服还没有除尽，《春秋》所以讥讽它而记载在经书中。况且《竹书纪年》称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明显可以证明。而且《雍》不是吉禘的诗吗？这是第一点。天子诸侯四季的祭祀，春天叫礿，夏天叫禘，秋天叫尝，冬天叫烝，称为时禘。散见于礼文及《春秋》的，不止一处。如《春秋》昭公十五年春禘于襄公，定公八年冬禘于僖公，都是时禘。郑玄说《王制》所言是殷礼，如果周朝的时祭将夏禘改为祠了。
，故诗曰「禴祠烝尝」也。按郊特牲亦曰「春禘而秋甞」，郑指爲殷礼，并无明证。若春秋定公冬烝于僖公，何以云冬禘乎？似「礿祠烝甞」通可名之曰禘，故曰时禘。二也。吉禘时禘皆兼羣庙，虽俱名曰禘，而其礼皆杀于大禘。毛竒龄曰：「吉禘亦称吉祫。」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商颂「▯鸟」注曰：「祀者祫也。」其义一也。时禘亦称时祫。主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甞祫烝祫」。「犆者特也」，天子以春礿为特祭，而禘尝烝皆合祭。诸侯不然，礿固特祭，而禘则一年特，一年祫，是时即爲祫，非时之外又别有祫也。是故大禘非吉禘时禘可得混也。近时四明万充宗着《学礼质疑》，其辨禘祫为一事尤极详明，但断以大禘即爲时禘，博引经传而不顾其是否，亦足悮人，故为之辨而附于后。
译所以《诗经》说“禴祠烝尝”。查考《郊特牲》也说“春禘而秋尝”，郑玄将其指认为殷代的礼制，并没有明确的证据。如果春秋定公在冬天于僖公庙举行烝祭，怎么能说是冬禘呢？似乎“礿祠烝尝”都可以通称为禘，所以叫做时禘。这是第二点。吉禘和时禘都兼及群庙，虽然都叫做禘，但它们的礼仪都低于大禘。毛奇龄说：“吉禘也称吉祫。”《公羊传》说：“大事是指什么？是大祫。”《商颂·玄鸟》的注解说：“祀就是祫。”它们的意义是一样的。时禘也称时祫。《主制》规定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蒸”，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蒸祫”。“犆”就是“特”的意思，天子把春礿作为特祭，而禘、尝、烝都是合祭。诸侯则不然，礿本来就是特祭，而禘是一年特祭，一年祫祭，这时就是祫，并非在时祭之外另外还有祫祭。因此，大禘不能与吉禘、时禘混淆。近代四明人万充宗著《学礼质疑》，他辨析禘、祫为同一件事尤其详细明白，但他断定大禘就是时禘，广泛引用经传而不顾其是否恰当，也足以误导后人，所以为此进行辨析并附在后面。
万氏曰：大禘即时禘也。大传、丧、小记所言「不王不禘」，皆指时禘，不但礼文并无吉禘，亦并无大禘可证。凡禘岁举，必以午月，盖夏祭之禘乃时祭中最大之礼，《春秋》一一可证也。其説凡数千言，不可悉载。夫时祭乃毎嵗之常祭，大禘乃五年之大典。今谓天子无大禘而但有时禘，举经传一扫而空之，以辩博文，其武断悮人甚矣。按《祭统》曰：「夏祭曰禘，时阳盛也。」其取义不过如此。今以「不王不禘」为「不王不作时阳之祭」，可乎？古者诸侯时祭亦名爲禘，《王制》曰：「诸侯礿则不禘，禘则不甞。」又曰：「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也。」岂诸侯与王者之重祭同乎？记何以云「不王不禘」乎？大禘惟鲁僭行，他国未见，妄干唯时禘通于侯国。若时禘即是大禘，则鲁僖非僭矣，非背传且以背经乎？万氏特以《中庸》言禘甞之义与郊社对举，取以为时禘即大禘之证。不知《中庸》以禘甞对郊社者，承上文「▯其祖庙三节」皆指时祭而言也。执其偏谬，欲以改古王之盛典，愿学者毋信其谬也。
诗首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是禘所自出之帝也。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昭明之子，▯之孙。自▯至汤，凡十四世【国语】此诗作于汤崩之后，是相土早为毁庙之主，而合祭于庙。此合毁庙、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庙也。末章：「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此大禘之时，功臣与祭。盘庚所云：「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是也。
▯与禹同为尧臣，而诗曰：“禹敷下土方，有娀方将者”，言司徒之命在禹平水土之后，乃推言▯受命之始也。或云禹既平水土，是时有娀方大，乃立其女而生契，不但年分相去甚逺，似▯为尧所生之子矣。
▯王桓拨。《毛传》：桓，大也。拨，治也。言五品不逊，百姓不亲。▯为司徒，而大治之。而大国小国，皆达其道也。
幅员既长，员与圆同。《诗缉》曰：“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围言之曰员。”有娀方▯，言简狄方▯往为帝喾之妃。天已立子氏之姓，而生商矣。
帝命不违，至于汤，齐齐集也。日跻者，日新又新也。上帝是祗，正圣敬日跻之实。帝命式于九围，惟民归于一徳也。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允执厥中也。小球大球，大国小国所执之瑞，缀旒以喩诸侯之心，如旌旗之旒缀之于縿也【旂之下垂者爲旒，众旒所着为縿】小共大共，惟正之供。骏大厖厚也，为下国大其恩泽，薄取于下而不伤其财也。
殷武
高宗当帝乙之世，亲尽当祧，以中兴功髙百世，不迁。此新庙既成，而祀之乐歌。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古注谓即荆楚，盖南人尚鬼，故曰鬼方也。意其负固阻兵，三年中伐，非一次，非竟顿兵三戴也，此其防后荡平之举耳。百濮羣蛮之地，林莽深菁，其人随服随叛，非穷其巢穴不足以安反侧，故必冞入其阻，以彰挞伐。
来享来王，享入贡也，王来朝也，非近者以时聘享，逺者亦来终王之谓。孔疏曰：「逺夷父死子继，及嗣王即位乃来朝于王。其非来朝之日，凡遇嵗贡则有贡献。」盖待戎狄之礼当如此，亦不必以要荒分二等。
三章举天命以柔人，谓天既命尔众君，设此都邑于禹所厎绩之所，必时以自戒。嵗时来▯朝贡，谓天其庶勿予我以祸适乎？尔于稼穑之事，尤当尽心匪懈。此正天所以命尔以主民者也。
寝庙之成，非高宗之▯之也。此所重在徳威之逺服，与閟宫不同。集传谓立高宗百世不迁之庙，据《史记》也。方是祀髙宗之诗。
诗沈卷二十
译万氏说：大禘就是时禘。《大传》、《丧服小记》中所说的“不王不禘”，都指的是时禘，不仅礼制文献中没有吉禘，也没有大禘可以证明。凡是禘祭每年举行，必定在午月，大概夏祭的禘是时祭中最大的礼仪，《春秋》中每一条都可以证明。他的论述共有数千字，不能全部记载。时祭是每年的常规祭祀，大禘是五年一次的重大典礼。现在说天子没有大禘而只有时禘，将经传中的记载一概抹杀，用辩驳博学的言辞，其武断误导人太严重了。查《祭统》说：“夏祭叫禘，因为这时阳气旺盛。”它的取义不过如此。现在把“不王不禘”解释为“不是王就不举行时阳之祭”，可以吗？古代诸侯的时祭也叫禘，《王制》说：“诸侯举行礿祭就不举行禘祭，举行禘祭就不举行尝祭。”又说：“诸侯礿祭单独举行，禘祭单独举行一次，祫祭也是单独举行一次。”难道诸侯与天子的重大祭祀相同吗？《礼记》为什么说“不王不禘”呢？大禘只有鲁国僭越举行，其他国家未见，妄自认为只有时禘通行于诸侯国。如果时禘就是大禘，那么鲁僖公就不是僭越了，这不仅是违背传文，而且是违背经文啊。万氏特别以《中庸》中禘、尝的意义与郊、社对举，取来作为时禘即大禘的证据。不知道《中庸》中以禘、尝对郊、社，是承接上文“〇其祖庙三节”都是指时祭而言的。抓住其偏颇谬误，想要改变古代天子的盛大典礼，希望学者不要相信他的谬误。
《诗》开头说：“有娀氏正兴盛，帝喾立子生下商。”这是禘祭所出自的帝。说：“相土威武显赫，海外有截断。”相土是昭明的儿子，〇的孙子。从〇到汤，共十四代【《国语》】这首诗作于汤去世之后，相土早已是毁庙的主神，而合祭于庙。这合毁庙、未毁庙的主神，都升合食于太庙。末章：“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这是大禘之时，功臣参与祭祀。盘庚所说的：“现在我大享于先王，你们的祖先也跟随参与享祭。”就是如此。
〇与禹同为尧的臣子，而《诗》说：“禹敷下土方，有娀方将”，是说司徒的任命在禹平定水土之后，于是推言〇受命的开始。有人说禹既平定水土，这时是有娀正强大，于是立其女而生契，不仅年份相距甚远，似乎〇是尧所生的儿子了。
〇王桓拨。《毛传》说：桓，大也。拨，治也。说五品不逊，百姓不亲。〇担任司徒，而大治之。大国小国，都通达其道。
幅员既长，员与圆同。《诗辑》说：“从直方来说叫幅，从周围来说叫员。”有娀方〇，说简狄正〇往为帝喾之妃。天已确立子氏之姓，而生商了。
帝命不违，至于汤，齐齐集也。日新又新也。上帝是祗，正是圣敬日新之实。帝命式于九围，只有民归于一德。不竞不絿，不刚不柔，诚执其中。小球大球，大国小国所执的瑞玉，缀旒以喻诸侯之心，如旌旗之旒缀于縿也【旂之下垂者为旒，众旒所着为縿】。小共大共，惟正之供。骏，大厖厚也，为下国大其恩泽薄取于下而不伤其财。
殷武
高宗当帝乙之世，亲尽当迁，以中兴功高百世，不迁。这新庙既成，而祀之乐歌。
《易》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古注释谓即荆楚，大概南人尚鬼，故曰鬼方。意其负固阻兵，三年中伐，不是一次，不是竟顿兵三年，这是其后荡平之举。百濮群蛮之地，林莽深菁，其人随服随叛非穷其巢穴不足以安反侧，故必深入其阻，以彰挞伐。
来享来王，享入贡也，王来朝也不，是近者以时聘享，远者亦来终王之谓。孔疏说：“远夷父死子继，及嗣王即位乃来朝。其非来朝之日，凡遇岁贡则有贡献。”大概待戎狄之礼当如此，也不必以要荒分二等。
三章举天命以柔人，谓天既命众君，设此都邑于禹所底绩之所，必时以自戒。岁时来〇朝贡，谓天其庶勿予以祸适乎？尔于稼穑之事，尤应当尽心匪懈。这正是天所以命尔以主民者也。
寝庙之成，非高宗之〇之。此所重在德威之远服，与閟宫不同。集传谓立百世不迁之庙，据《史记》。方是祀高宗之诗。
诗沈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