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沈卷十八
》《国语》，谓《酌》《桓》《般》《赉》《时迈》《思文》诸篇，皆文公所作，因以颂诗悉出文公之手。而成康无颂，然实无经传他书可证也。夫左氏但以《酌》《桓》《般》《赉》七篇为文公作，若《昊天》一诗，外传明云道成王之徳，何曽以颂诗専属之文公哉？即小序于《昊天》但云“郊祀天地”，于《执竞》但曰“祀武王”，于《噫嘻》但云“祈谷于上帝”，并不以诗之成王谓非成王诵也。即毛传亦不以成王为成此王功，而郑笺创其説，后遂遵之。如一欧阳文忠之时，世论范蜀公之正书，早辨其不然矣。朱子初从旧説，后改为成王之诗，是也。
译《国语》认为《酌》《桓》《般》《赉》等篇都是周文公所作，因此认为所有的颂诗都出自文公之手。然而成王、康王时期没有颂诗，但实际上并没有经传或其他书籍可以证明这一点。左氏只认为《酌》《桓》《般》《赆》等七篇是文公所作，至于《昊天有成命》这一首诗，外传明确说是歌颂成王的功德，哪里曾把颂诗专门归于文公呢？即使《毛诗小序》对《昊天有成命》只说“郊祀天地”，对《执竞》只说“祭祀武王”，对《噫嘻》只说“向上帝祈求丰收”，并没有因为诗中涉及成王就认为不是成王时期的颂诗。即使《毛传》也没有把成王解释为成就王业，而是郑玄的笺注创立了这种说法，后人便沿袭它。就像欧阳修的时代，世人议论范祖禹的正书，早已辨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朱熹起初跟随旧说，后来改为认为是成王时期的诗，这是正确的。
难者曰：蔡邕，鲁诗家也。其《独断》载颂诗三十篇，皆同毛序。毛于《昊天》一诗，明知有外传之言而不用。今舍序而从外传，以《昊天》属之成王，则郊祀之在武王者，乐章安在？且以《执竞》并祭成康，不知三宗并祭之礼，安据？曰：武王郊祀之乐章不可攷。康王嗣位郊祀颂及二后诗文，自明，不必外传也。三宗并祭，原无典据，愚备详之本篇矣。
难者又曰：「合天下之公言，谓之颂。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亦无专颂。宣王中兴，无颂。礼之所垂，维其公也。」唯殷人祖▯宗汤，下及三宗，故髙宗、中宗皆有颂。若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未闻又宗成康。亲尽则祧，即不应有颂矣。盖殷人兼重守成之主，太甲所以不祧；周人独崇开创之君，所以世室止文、武，而不及成、康。子何以知成、康有颂诗哉？曰：「宗法与祭法不同。周人不宗成、康，亲尽则祧，此宗法也。以子祭父，以孙祭祖，亲近则祭重，此祭法也。岂守成之君法不当宗，即法不当祭而作颂乎？」康王昭王专祭成康之诗集传以昊天执竞当之因文见义原无证据然要不得谓成康本无颂也康王郊祀称二后，自当兼道成王之徳；昭王祭武王，自当逓及成、康。又何关于宗法、祭法乎？「天作」一诗，以先王先公难以徧举，故止称太王、文王；非若二后、成、康可以一二言槩也。成、康之有颂诗，断无可疑也。
清庙
周公成雒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而作《清庙》。《尚书大传》曰：「周公与升歌而▯文武，诸侯凡在庙中者，无不伋然渊其志，和其情，愀然若见文武之身焉。」盖三家之説俱言周公宗祀文王，但不作成洛肇祀解耳。或言四时祀祭皆于太庙，此何以独祀文王？不知洛邑未作以前，周公已立庙于丰，以祀文王矣。方望溪曰：「《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则邦甸侯卫骏奔走，当在五庙中之稷庙。及武王迁镐，乃立七庙，而周公于是时立庙于丰，独祀文王。观成王作洛，至于丰而发命，则丰庙作扵迁镐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于丰庙，康王命毕公保厘东郊，则至自丰。《江汉》之诗，召虎锡命，亦曰告于文人，是也。若镐京虽有文庙，而后稷及先王先公皆式临焉。若独命爵于文庙，非文王之心所安也。故郊祀后稷，而别立庙以祀文王，亦此义也。」
于穆哉！清庙之祭也。公侯致其肃雝，执事秉乎文徳，敬之至也。主祭者对越乎在天，助祭者骏奔走于下，诚之至也。以是而思文王之德，岂不光显于在天，丕承于在后？虽百世以下，犹无斁于人斯哉！
维天之命
此与清庙、维清并在一处。记曰：「升歌清庙，下管象。」独不及此诗，未知何用。
维天之命，不已；见文王之纯，亦不已。中庸引此，其义甚明。假之与何？声不能转言。假使文王之德，犹溢于我，我其收所溢以自保也，岂独我哉？文之骏惠，曾孙犹将笃之矣。
维清
序曰：奏象武也。蔡邕谓「奏象武之所歌」，服防谓「文王之乐舞象也」。季札见舞《象箾》《南籥》。《南籥》者，以籥舞《二南》之诗；《象箾》以箾舞《象》诗也。箾，干也。凡舞《象》，必以《二南》爲配。舞时皆以管奏诗，故曰「奏象武」。《记》曰：「下管象是也。」文王専征，征阮徂共，伐宻，伐崇，武功遹骏。周公故作乐以象之。或曰：箾与箫通，箫韶亦作箾韶，非干也。祭文庙不必侈陈武功，是文舞也。亦▯一説。
维清，即永清，大定会朝清明之意。言此清明之象，缉续光明以至今者，皆文王所贻之典耳。典者，事也。功成治定之事，记曰：「下而管象，示事也。」其义甚明。二句言象武已毕，下二句明所以奏象武之意。言凡此所舞之容，实维我周开国之祯祥也。是诗词短节长，盖节奏随乎舞容，不可增减，非有阙文也。汉乐如《朱鹭》《翁离》等曲，亦复相似，而间以余声，尤不可解。凡颂皆曲短而音长，凡韵皆以余声相叶。
烈文
诗无即政之意，故朱子但以诸侯助祭言。然人
译质疑的人说：蔡邕是鲁诗学派的人。他的《独断》中记载的三十篇颂诗，都与毛诗的序言相同。毛公对于《昊天有成命》这一首诗，明明知道有外传的说法却没有采用。现在舍弃序言而遵从外传，把《昊天有成命》归属于成王，那么武王郊祀的乐章在哪里呢？况且用《执竞》来同时祭祀成王和康王，不知道同时祭祀三位宗庙的礼制，依据在哪里？回答说：武王郊祀的乐章无法考证。康王继位后郊祀颂扬以及祭祀两位先王的诗文，本身就很明白，不需要外传来证明。同时祭祀三位宗庙，原本就没有典籍依据，我在本篇中已经详细说明了。
质疑的人又说：“汇集天下的公论，才称为颂。太王开创了王业的基业，王季勤勉地经营王家，也没有专门的颂诗。宣王中兴，也没有颂诗。礼制所垂范的，在于它的公正。”只有殷人尊祖汤，下及三位宗庙，所以高宗、中宗都有颂诗。如果周人尊祖文王而宗武王，没听说又宗成王和康王。亲尽则迁入祧庙，就不应该有颂诗了。大概殷人兼重守成的君主，所以太甲不迁入祧庙；周人只推崇开创的君主，所以世室只包括文王、武王，而不包括成王、康王。你怎么知道成王、康王有颂诗呢？回答说：“宗法与祭法不同。周人不宗成王、康王，亲尽则迁入祧庙，这是宗法。以儿子祭祀父亲，以孙子祭祀祖父，亲近则祭祀隆重，这是祭法。难道守成的君主按宗法不当宗，就按祭法不当祭祀而作颂吗？”康王、昭王专门祭祀成王、康王的诗集传，用《昊天有成命》《执竞》来对应，因文见义，原本没有证据，但也不能说成王、康王本来就没有颂诗。康王郊祀称两位先王，自然应当兼述成王的功德；昭王祭祀武王，自然应当递及成王、康王。这又与宗法、祭法有什么关系呢？《天作》这一首诗，因为先王先公难以遍举，所以只称太王、文王；不像两位先王、成王、康王可以用一两个字概括。成王、康王有颂诗，断然没有可疑的。
《清庙》
周公建成洛邑，朝见诸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而作了《清庙》。《尚书大传》说：“周公与升歌而祭祀文武，诸侯凡在庙中的，无不肃然深沉其志向，和谐其情感，庄重地如同见到文武的身躯一样。”大概三家之说都说周公宗祀文王，只是不解释为建成洛邑开始祭祀罢了。有人说四时祭祀都在太庙，这为什么单独祭祀文王？不知道在洛邑未建成之前，周公已经在丰地立庙，来祭祀文王了。方苞说：“《尚书·武成》说王从商回来，到达丰地，那么邦甸侯卫都奔走效劳，应当在五庙中的稷庙。等到武王迁都镐京，才立七庙，而周公在这个时候在丰地立庙，单独祭祀文王。看成王建成洛邑，到达丰地而发布命令，那么丰庙建于迁都镐京之初就可以知道了。凡是爵命公侯卿大夫都在丰庙，康王命令毕公保卫治理东郊，就是从丰地出发。《江汉》这首诗，召虎受命，也说告于文人，就是这样。如果镐京虽然有文庙，而后稷及先王先公都式临。如果只在文庙命爵，不是文王的心所安适的。所以郊祀后稷，而另立庙来祭祀文王，也是这个道理。”
多么庄严啊！清庙的祭祀。公侯表达他们的肃穆雍容，执事者秉持文德，恭敬到了极点。主祭者对越在天，助祭者奔走效劳于下，诚敬到了极点。用这个来思念文王的功德，难道不光辉显赫于在天，盛大继承于在后吗？即使百世以后，人们仍然没有厌倦啊！
《维天之命》
这首诗与《清庙》《维清》并在一处。《礼记》说：“升歌《清庙》，下管《象》。”唯独没有提到这首诗，不知道有什么用。
维天之命，没有止息；看见文王的纯正，也没有止息。《中庸》引用这首诗，它的意义很明白。假之与何？声音不能转变成言语。假使文王的功德，还溢于我，我其收取所溢的以自保，难道只是我吗？文王的骏惠，曾孙还将笃行之。
《维清》
序说：演奏《象武》。蔡邕说“演奏《象武》之所歌”，服虔说“文王之乐舞象”。季札看见舞《象箾》《南籥》。《籥》者，用籥舞《二南》之诗；《箾》以箾舞《象》诗。箾，干也。凡舞《象》，必定以《二南》为配。舞时都用管奏诗，所以说“奏象武”。《礼记》说：“下管《象》是也。”文王专征，征阮徂共，伐密，伐崇，武功遹骏。周公所以作乐来象征它。有人说：箾与箫通，箫韶也作箾韶，不是干。祭祀文庙不必侈陈武功，是文舞。也是一说。
维清，即永清，大定会朝清明之意。说这个清明之象，缉续光明以至今的，都是文王所遗留的典章。典者，事也。功成治定之事，《礼记》说：“下而管《象》，示事也。”它的意义很明白。两句说《象武》已毕，下两句明所以奏《象武》之意。说凡此所舞之容，实维我周开国祯祥。这首诗词短节长，大概节奏随乎舞容，不可增减，不是有阙文。汉乐如《朱鹭》《翁离》等曲子，也相似，而间以余声，尤其不可解。凡颂皆曲短而音长，凡韵律皆以余声相叶。
《烈文》
诗没有即政之意，所以朱子只以诸侯助祭言。然而人
君即位，礼当朝享。成王丧毕，亲政于嵗首，朝庙而祭先祖。祭毕，因以陈戒诸侯，序故谓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但不必如《明堂位》为周公居摄七年致政而作耳。《仪礼》主人酌酒献賔，歌《烈文》。盖成王既作此诗，以垂乐府，后王遂通用之，以为献酬助祭之乐。
译君主即位，按礼制应当朝见宗庙并举行祭祀。成王丧期结束，在年初亲自执政，朝见宗庙并祭祀先祖。祭祀结束后，借此机会告诫诸侯，因此说成王开始执政，诸侯协助祭祀。但这不必像《明堂位》所说，是周公摄政七年还政于成王时才作的。《仪礼》中主人斟酒献给宾客，歌唱《烈文》。大概是成王创作了这首诗，留给乐府，后来的君王便通用它，作为献酒酬答、协助祭祀时的乐曲。
首呼辟公而告之：「言尔之文武兼▯，与骏奔而在庙者。我先王既锡尔以今兹之祉福，其将惠我以无疆之庆，使尔子孙长保此天位哉？尔其无封殖侈靡于尔邦也！当惟先王之敬崇，兢兢焉念今兹之大功，使继序者相承而滋大，乃为可贵耳。是故莫强者唯人，虽四方之逺，皆可训而行之；莫显者维徳，虽百辟之众，皆可刑而化之。我前王亲贤乐利，所以使人不能忘者，可弗念与？」
天作
序以为祀先王先公之乐，孔氏解是四时之祭，盖周初时祀及先公，天保所谓禴祀烝甞于公先王是也。然诗祗有先王而无先公，故孔氏又曰：「成王时祭当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经惟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举王迹所起，故其辞不及后稷。」序以时祭实及后稷，故其言及之也。夫时祭既先后稷，诗何得置而不道？且诗但言文王，又置王季于何地？故朱子以太王肇基王迹，理得専祀，改为祀太王之诗，祀太王配以文王，循文省义，较为明白。然专祀太王，究无礼文及他书可证也。
愚按，此诗实时祭之乐章，序不悮也。时祭即时祫祭，七庙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庙为七，序云：“祀先王则自太王以下皆在其中矣。”云先公，则髙圉、亚圉亦在内矣。颂不可一一徧举，故但曰“太王荒之”，以槩其先，而后稷先公自在言下，以太王爲肇基王迹之一人也。但曰“文王康之”，以概其后，而王季亦在言中，以文王为造周新命之一人也。此颂之体裁章曲如此，古説不可改也。
明人季本以《易》升之六四有“王用享于岐山”之文，定为祭岐山之诗，似与诗文符合。但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当用享礼，诗亦不当入颂矣。
作兴，起也。天欲兴起髙山，故使太王荒之。彼山既作矣，文王因而康之。彼险岨之岐，自文王康之，而岐遂有坦夷之行，子孙保以无疆。盖岐为发祥根本之地，太王迁岐，文王治岐，王业所自起，故重言之也。《韩诗》“岨矣”作“徂者”，岐字连下读，更明。
昊天有成命
此诗《国语》引叔向之言，明云“道成王之徳”，《贾谊新书》引之尤详，且爲之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嗣位，仁以临民，故称昊天，不敢怠安，早兴夜寐，以继文武之业。”云云。古説与序如此明白，而必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何也？若《大雅》“成王之孚”、《书》之“成王畏相”、“成王徳显”、“唯助成王德诸所谓“成王”者，就上下文义观之，明爲虚义无疑也。《诗》言“二后受之”，即继之曰“成王不敢康”，岂“成王之孚”、“成王畏相”之谓，而必强引之以爲证哉？
集传改为祭成王之诗者，以诗言二后，畧言成王，详也。然宗庙祭祀之乐歌，必言贻谋之功徳，祀事之诚敬，以及显相之多，祈福之文。若是，诗首言成命，下言基命，重在承天立命，非宗庙语意，当从序为郊祀天地之诗。盖康王嗣位，行郊祀之礼，故述成王之德尤详耳。
序曰：「郊祀天地，而诗言天不言地者，地道无成，而代有终，统之于天也。」中庸曰：「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言上帝，而地即在其中矣。郊者，南郊、北郊也。不言合祀，则《周礼》之两郊分祀爲是，而刘歆合祀之説为悖。既有南郊之祀，则郊爲最重，凡祈谷、大雩皆不得拟。而后人混合爲一者误。既有南郊，则知祭地有北郊，所谓方丘、泰圻，与郊对举也。若王社、祈报社稷，则在国中，乃祭土谷之神，不与郊对举者。后人混北郊于祈报之社者，亦误。
我将
此序本《孝经》为説，按之《诗》文明白无疑。盖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详见孔防】此乃孟冬十月大飨五帝于明堂而祀之之乐歌，尤为独隆。
维天其右之，右与佑同，非神降于牛羊之右，言将享诚敬，牲牷博硕，天其佑助也。祭天用特牛，而此兼有羊者，文武为配，礼得有羊。或曰，羊以实柴而燔燎也。《周礼》羊人，凡积供其羊牲，先柴而后献，故羊先于牛。
伊嘏文王，既右飨之。祭之将
译首呼诸侯而告之：“告知你们文武兼备，以及在宗庙中奔走效劳的人。我先王既然赐予你们如今的福祉，希望你们将无边的喜庆惠赐给我，使你们的子孙长久保有这天的位份吧！你们不要在你们的邦国中封殖奢侈靡费！应当只尊崇先王的敬重，兢兢业业地念及如今的大功，使继承者相继而更加光大，这才是可贵的。所以，没有比人更强的，即使四方遥远，都可以训导并施行；没有比德更显著的，即使百官众多，都可以效法并教化。我前王亲近贤人、乐于利民，所以使人不能忘记，能不念及吗？”
《天作》
《诗序》认为这是祭祀先王先公的乐歌，孔氏解释这是四时的祭祀，大概是周初时祭祀先公，即《天保》所说的“禴祀烝尝于公先王”那样。然而诗中只提到先王而没有先公，所以孔氏又说：“成王时祭应当从太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经文只涉及先王之事，而《诗序》一并提到先公，是举出王业所起的踪迹，所以其言辞不及后稷。”《诗序》认为时祭实际上涉及后稷，所以其言辞提及他。既然时祭已经先后稷，诗为何能置而不说？况且诗只说文王，又把王季置于何地？所以朱熹认为太王肇基王业，理当专祀，改为祭祀太王的诗，祭祀太王配以文王，遵循文义，较为明白。然而专祀太王，终究没有礼文及其他书籍可以证明。
我认为，此诗确实是时祭的乐章，《诗序》没有错误。时祭即时祫祭，七庙三昭三缪并太祖之庙为七，序说：“祭祀先王则从太王以下都在其中了。”说先公，则高圉、亚圉也在内了。颂歌不可能一一列举，所以只说“太王荒之”，以概括其先，而后稷先公自在言外，以太王作为肇基王业的人。只说“文王康之”，以概括其后，而王季也在言中，以文王作为造周新命的人。此颂的体裁章法如此，古说不可更改。
明人季本根据《易经》升卦六四有“王用享于岐山”的文句，定为祭祀岐山的诗，似乎与诗文符合。但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五岳视同三公，应当用享礼，诗也不应当入颂了。
作兴，兴起的意思。天想要兴起高山，所以让太王开辟它。那山既已兴起，文王因而安顿它。那险峻的岐山，自从文王安顿它，岐山于是有了平坦的道路，子孙保有无疆的福泽。大概岐山是发祥根本之地，太王迁岐，文王治理岐山，王业由此兴起，所以反复强调。《韩诗》“岨矣”作“徃者”，岐字连下读，更加明白。
《昊天有成命》
此诗《国语》引用叔向的话，明确说“称道成王的德行”，《贾谊新书》引用它尤为详细，并且解释说：“文王有大德而功业未成，武王有大功而治世未成，等到成王嗣位，以仁德临民，所以称昊天，不敢懈怠安逸，早起晚睡，以继承文武的基业。”等等。古说与《诗序》如此明白，为何一定要以成王为成就此王功呢？如果《大雅》“成王之孚”、《尚书》的“成王畏相”、“成王德显”、“唯助成王德”等所谓“成王”，就上下文义来看，明显是虚义无疑。《诗经》说“二后受之”，接着就说“成王不敢康”，难道是“成王之孚”、“成王畏相”的意思，而一定要强行引用作为证据吗？
《集传》改为祭祀成王的诗，因为诗言二后，略言成王，是详略得当。然而宗庙祭祀的乐歌，必定言及贻谋的功德，祭祀的诚敬，以及显相之多，祈福的文辞。如果是这样，诗首言成命，下言基命，重在承受天命，并非宗庙语意，应当从《诗序》认为是郊祀天地的诗。大概康王嗣位，行郊祀之礼，所以述说成王的德行尤为详细。
《诗序》说：“郊祀天地，而诗言天不言地，是因为地道无成，而代有终，统属于天。”《中庸》说：“郊社之礼，是用来祭祀上帝的。”言上帝，而地就在其中了。郊，是南郊、北郊。不言合祀，则《周礼》的两郊分祀是对的，而刘歆合祀的说法是错误的。既有南郊之祀，则郊最为重要，凡祈谷、大雩都不得比拟。而后人混合为一的是错误的。既有南郊，则知道祭地有北郊，所谓方丘、泰�，与郊对举。若王社、祈报社稷，则在国都之中，是祭祀土谷之神，不与郊对举。后人混淆北郊于祈报之社的，也是错误的。
《我将》
此序本《孝经》之说，按之《诗经》文义明白无疑。大概文王配享明堂，其祭祀不止一次【详见孔�】，这是孟冬十月大飨五帝于明堂而祭祀的乐歌，尤为独隆。
维天其右之，右与佑同，并非神降于牛羊之右，是说将享诚敬，牲牷博硕，上天其佑助也。祭天用特牛，而此处兼有羊，是因为文武为配，礼得有羊。有人说，羊是用来实柴而燔燎的。《周礼》羊人，凡积供其羊牺牲，先柴而后献，所以羊先于牛。
伊嘏文王，既右飨之。祭祀的将
终，祝以神嘏主人之辞曰：「维受福于文王，既右我而欣飨之矣。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有此福哉？」《诗》凡十句，上三句言天，中四句言文王，下三句总天与文王言之。
译祭祀结束，祝官用神赐福于主人的辞辞说：“我们承受文王的福佑，他已经保佑我们并欣然享用了祭品。我们怎敢不早晚敬畏上天的威严，从而保有这份福佑呢？”《诗》共有十句，前三句说的是天，中间四句说的是文王，后三句是总括天和文王来说的。
时迈
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按《武成》：「武王克商，归至于丰，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诗，乃告祭所过名山大川之乐章也。《武成》为告祭之文，而诗则配以入乐者。或曰：巡狩告祭既有此诗，何以复有《般》乎？曰：《般》乃十二年一巡狩告祭于所过之四岳河海，此乃初即位而大告《武成》，其典尤钜，故特为一诗也。《武成》先告于皇天后土，乃告名山大川，故诗首言「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以明受命代商，祈天永命之意。「时迈其邦」，谓及时而迈其邦，凡所过名山大川，皆在言下矣。「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即《武成》所谓「诞膺天命，以抚方夏」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疉」，即所谓「大邦畏力，小邦怀德」也。「柔百神及乔岳」，即「神克相予以济兆民」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即「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戢弓櫜矢」，即「偃武▯文，归马放牛，求懿德，肆时夏」，即「惇信明义，垂拱建治」，即书以证诗，▯然如出一手。若七年时巡而祭告，则义各有取，与《武成》逈不相合矣，详见本篇。
吕叔玉以时迈即九夏中之肆夏，而韦昭因之后人据以爲説。夫肆夏，王出入之所奏也。故记曰：「行以肆夏，趋以采齐。」郑氏乃曰：「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然则「我求懿徳，遂于大位」，其可通乎？吕叔玉因经有肆夏之文而为之説，岂足爲据？如以「肆于时夏」为「肆夏」，则「陈常于时夏」非常夏乎？乃吕叔玉又以《执竞》、《思文》二篇与时迈次序相连，因以《执竞》即是繁遏，《思文》即是渠，并不必有诗文之可证。韦昭知其难通而小变之，曰：「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纳，夏一名渠。」则尤是臆説。《国语》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肆夏既爲繁矣，何以《国语》既曰「肆夏」，又曰「繁」乎？《执竞》如即是遏，《思文》如即是渠，何以《国语》但云「肆夏繁」，不云「执竞遏、思文渠」乎？其谬显然。毛竒龄曰：「穆叔如晋，金奏肆夏之三者，谓自肆夏至纳夏，凡三夏耳。」盖九夏之诗悉已无存，乐崩颂不能具是也。
执竞
朱子以此诗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诗，以昊天一诗例之也。但朱子又于时迈篇引吕叔玉之説，谓此三篇即九夏中之肆夏昭夏纳夏，则九夏皆周公所作，而诗所云成康非成王康王矣。周公作九夏，何独阙韶夏一篇，留待昭王？朱子盖不及细详，而误引其説。愚既正之前篇，而断此诗必为昭王时诗。但朱子合祭三宗之説，不可不详辨也。朱子合祭三宗之説，本之范氏镇、欧阳氏▯，而胡绍曾诸人疑其不然，谓成康非百世不迁之庙，何当并祭？朱公迁谓三王并祭无其例，武王有世室，岂昭王以后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与此不过爲朱子弥补之词。夫武世室始于孝王之世，此诗岂作于周衰之际乎？或疑为时祭之诗，则时祭必兼四亲，诗何以不及文王？季氏本又指爲昭王时，以成康祫食于武王庙之乐歌，则祫食并不止四亲，且何当在武王之庙？更不通矣。不知序本不悮，而人自悮也。序但云祀武王，不言何王之祭，则何碍爲昭王之诗乎？昭王之世，武虽未有世室，而百世不祧之祖，当新王即位之初，礼当専祀也。祀武王因及成康，嗣武之功徳。诗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言能明武王执竞之烈也。称成康，仍归重武王，非専祀武王而何？
武王持自强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相竞，岂不显乎【朱子初注】自彼成康，承武王之业，奄有四方，而无竞之烈，斤斤乎其愈明焉。于是武王如在之神，祭则降福，主祭之礼仪，既始终之不倦，则福禄之降，自穰穰而来。反反者，返也；返复其初也。《诗》文至明，首序何当改易乎？
思文
南郊之祭，以后稷配；明堂之祭，以文王配。上帝一而配之，二者推功德以厌天心。尊祖正以敬天，如配惟一祖，则嫌于并天
译《时迈》
《序》说：这是巡狩时告祭柴望的诗歌。查考《尚书·武成》篇记载：“武王攻克商朝，回到丰邑，在周地接受天命。丁未日，在周庙祭祀。过了三天，庚戌日，举行柴望大典，向天地神灵宣告。”《武成》篇中的这首诗，就是告祭所经过的名山大川的乐章。《武成》是告祭的文章，而诗歌则是配合音乐演唱的。有人问：巡狩告祭既然有了这首诗，为什么还有《般》呢？回答说：《般》是每十二年一次巡狩时，在路过的四岳河海进行告祭的诗歌；而这首诗是武王初即位时，依照《武成》篇进行大规模告祭的乐章，其典礼更为隆重，所以特别作了一首诗。《武成》篇先向皇天后土告祭，然后向名山大川告祭，所以诗歌开头说“昊天其子之实”，佑助并序正周朝，以表明接受天命取代商朝，祈求上天永保命数的意思。“时迈其邦”，是说及时地巡行邦国，凡是所经过的名山大川，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昊天其子之实”，佑助并序正周朝”，就是《武成》所说的“诞膺天命，以抚方夏”。“薄言震之，莫不震叠”，就是所说的“大邦畏力，小邦怀德”。“柔百神及乔岳”，就是“神克相予以济兆民”。“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就是“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戢弓櫜矢”，就是“偃武修文，归马放牛”；“求懿德”，就是“惇信明义”；“肆时夏”，就是“垂拱建治”。用《尚书》来印证《诗经》，竟然像出自同一人之手。如果是七年一次的巡狩告祭，那么意义各有侧重，与《武成》篇完全不合，详见本篇。
吕叔玉认为《时迈》就是九夏中的《肆夏》，韦昭沿袭他的说法，后人据此作为论据。《肆夏》是君王出入时演奏的乐曲。所以《礼记》说：“行走时演奏《肆夏》，快走时演奏《采齐》。”郑玄却说：“肆，是遂的意思；夏，是大大的意思。意思是说遂于大位。”那么“我求懿德，遂于大位”，这样解释能通吗？吕叔玉因为经文中有《肆夏》的文字而这样解释，难道足以作为依据吗？如果把“肆于时夏”理解为《肆夏》，那么“陈常于时夏”不就是《常夏》了吗？于是吕叔玉又因为《执竞》、《思文》两篇与《时迈》次序相连，就认为《执竞》就是《繁遏》，《思文》就是《渠》，并不需要有诗文作为证据。韦昭知道这样难以讲通，稍微改变说法，说：“《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纳》，《夏》一名《渠》。”这更是主观臆测。《国语》说：“金奏《肆夏》、《繁遏》、《渠》，是天子用来宴请元侯的。”既然《肆夏》已经是《繁》了，为什么《国语》既说“《肆夏》”，又说“《繁》”呢？如果《执竞》就是《遏》，《思文》就是《渠》，为什么《国语》只说“《肆夏》《繁》”，不说“《执竞》《遏》、《思文》《渠》”呢？其错误显而易见。毛奇龄说：“穆叔出使晋国，金奏《肆夏》等三首乐曲，是指从《肆夏》到《纳夏》，共三首夏曲罢了。”大概九夏的诗歌都已经失传，乐崩颂缺，无法具备。
《执竞》
朱熹认为这首诗是祭祀武王、成王、康王的诗歌，是依据《昊天有成命》一诗类推的。但是朱熹又在《时迈》篇中引用吕叔玉的说法，认为这三篇就是九夏中的《肆夏》、《昭夏》、《纳夏》，那么九夏都是周公所作，而诗中说的成康就不是成王、康王了。周公作九夏，为什么唯独缺少《韶夏》一篇，留待昭王呢？朱熹大概没有仔细详查，而错误地引用了这种说法。我既然在前篇中已经纠正，就断定这首诗必定是昭王时的作品。但是朱熹合祭三宗的说法，不可不详细辨析。朱熹合祭三宗的说法，本于范镇、欧阳修，而胡绍曾等人怀疑这种说法不对，说成王、康王不是百世不迁的庙，怎么能一起祭祀？朱公迁说三王一起祭祀没有先例，武王有世室，难道是昭王以后祭祀武王世室而配享成王、康王吗？这不过是替朱熹弥补的言辞。武王世室始于孝王之世，这首诗难道作于周朝衰微之际吗？有人怀疑这是时祭的诗歌，那么时祭必定兼祭四亲，诗歌为什么不及文王？季氏本又指出这是昭王时，成王、康王在武王庙中合食时的乐歌，那么合食并不止四亲，而且为什么要在武王的庙里？更不通了。不知道《序》本来没有错误，而是人自己弄错了。《序》只说祭祀武王，没说是什么王祭祀，那么有什么妨碍它是昭王时的诗歌呢？昭王时，武王虽然还没有世室，但作为百世不迁的祖先，在新王即位之初，礼制上应当专祀。祭祀武王因而及于成王、康王，继承武王的功德。诗歌说：“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是说能够彰显武王执竞的功烈。称颂成康，仍然归重于武王，这不是专祀武王又是什么呢？
武王持自强不息之心，所以他的功业盛大，天下没有人能与他相竞争，难道不显赫吗【朱熹初注】自那成王、康王，继承武王的基业，拥有四方，那无人能比的功烈，更加明显。于是武王如在的神灵，祭祀时降下福佑，主祭的礼仪，始终不懈怠，那么福禄的降临，自然丰盛而来。反反，是返回的意思；返回到初始的状态。《诗经》的文意非常明白，首序为什么应当更改呢？
《思文》
南郊的祭祀，以后稷配享；明堂的祭祀，以文王配享。上帝只有一个，配享的两位，是推举功德以迎合天心。尊崇祖先正是为了敬天，如果配享只有一位祖先，那么就有与天并列的嫌疑。
，而非以爲配矣。立烝民，即所以配天之功；陈常道，乃垂文德之本。立植立也，植立烝民，即包粒食在内。极者，徳之至也。立我烝民，莫非尔德之至。其始也，贻我来牟，无有此疆彼界。而尧舜之常道，司徒之矢陈于中国者，不啻后稷之所陈。文莫大焉，故曰思文。
译而不是把它当作配偶了。安定民众，就是用来配享上天的功绩；阐述恒常之道，乃是垂示文德的根本。“立”是树立、安定的意思，安定民众，就包含了让百姓有粮食吃在内。“极”是德行的极致。安定我的民众，没有不是您德行的极致。起初，您赐予我们小麦和大麦，没有这疆那界的界限。而尧舜的恒常之道，司徒所陈述于中原的，不亚于后稷所陈述的。文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说“思文”。
诗沈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诗沈卷十九
栁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周颂
臣工
颂皆祭祀之乐章，无専戒农官之诗。当如古説，诸侯春朝于王，因助祭而遣之之诗。上四句戒其在公之宜敬，成者成宪。王既厘尔以成宪，尔又当因时冝民来咨而来茹也。保介者，天子之车右，非农官之副，以其近君故，随地以农事相朂。明昭上帝，明年丰祭盛，皆由感召所致也。
或曰：「助祭而遣诸侯，何以重言农事？」此乃耕借时戒公卿诸侯大夫之诗也。月令九推之礼，在孟春正，周之暮春。又《国语》曰：「农祥晨正，王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借。王即斋宫，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祼鬯，飨醴乃行，即借。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终畆。」此诗盖祼鬯时歌，以戒公卿大夫诸侯者也。此説虽古所未有，而与诗义▯合。
噫嘻
丰年为秋冬之报，此爲春夏之祈。一祈一报，首序不可易也。成王即成王诵，非成其王业之谓，言成王之德既昭格于上下，复专勤于农事，率是典农之官，敎民大发其私田，及时而服耕，所以秋成稌黍之多如此。盖康王祈谷之乐章，祈天之降康，如成王时也。
终三十里者，万夫之田。即下所云十千维耦，举一川之众，而天下之服耕者可知。私者八家所受之百畆，对公田言，则谓之私也。朱子谓乡遂无公田，故皆谓之私田，意谓天子劝农止及乡遂耳。夫谓天子劝农止及乡遂可也，谓乡遂之中无公田而皆私田，不可也。遂人乡遂之制，即匠人都鄙之制，原统天下之井田而言，非仅王畿之田，已详《大田》之诗。
振鹭
此二王之后，来助祭而遣之于庙之乐歌，称之曰「客亲」之，曰「我欣爱之至也」，嘉其恶斁之胥泯，勉其美誉之永终，慰勉之勤也。辟雍有水，而鹭集之，诗人因所见以起兴，取其洁白之意，非以容之白衣为兴。
丰年
序曰：秋冬报也。郑氏以爲甞烝，蔡邕亦云秋冬尝烝之所歌，盖鲁诗説耳。蘓颍濵曰：报者，秋祭四方，冬祭八蜡之类，非烝甞之祭。其曰烝畀祖妣者，谓进享先祖，皆方社八蜡神功之所致耳。曹粹中曰：秋冬大飨，四方八蜡无所不报，同歌是诗，非特宗庙、方社、先农也。二家之説当矣。盖噫嘻祈谷于帝，丰年之报亦报上帝，一时宗庙百神▯洽百礼，要皆归本上帝，岂是甞烝之祭。
有瞽
诗曰：「既备乃奏箫管▯举」，又曰：「肃雝和鸣，先祖是聴是奏」。其新定之乐以告于庙，特为一祭，而非常祭也。范防义谓：「合乎祖即是祫祭」，非是诗非祫祭语气。按《月令》：「季春之月，择吉日大合乐；孟夏，命乐师习合礼乐；季冬，大合乐。」此合于祖，正是合乐扵祖庙，非祫祭也。但《月令》不言祭。
田当作▯【郑笺】小鼓之在大鼓防者，周礼太师曰：「奏鼓▯」，盖先击小鼓以引大鼓也。孔防经传无田鼓之名，毛传误耳。▯谓之应，亦谓之鞞。县鼓，大鼓也有三鼓：路鼓、晋鼓、贲鼓。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悬之，故曰县鼓。足承以趺，而楹贯扵柱，垂于簨簴之间者也。晋鼓以鼓金奏，此则路鼓也。凡乐以金玉二音爲重，次莫如革，以其节乐而用多也。肃雝和鸣，四句言神人感格和平，即书云「祖考来格，虞賔在位，羣后徳让」之意。
潜
孔防冬则众鱼皆可荐，春惟荐鲔，而无诗。蔡邕《独断》曰：「季冬荐鱼，春荐鲔。之所歌，则爲通用之乐歌矣。古之荐鱼，犹之荐新，盖特为一祭。」
雝
序以爲禘太祖之诗，太祖后稷也。禘太祖，则当并举帝喾、后稷，何以止言皇考、烈考？盖成王三年丧毕，致武王新主于庙，而吉禘之诗，故曰：「假哉皇考，绥予孝子，若有余慕也。」朱子本刘向封事，改为武王祭文王之诗，似不合。
周礼》乐师及彻，率学士而歌彻。郑氏谓「歌雍以彻，似雍乃彻爼之诗也」。小师云「大祭祀登歌击拊，下管击应鼓彻歌」。小师言「大祭祀」，则乐师为大祭祀可知。盖祭有大小，而雍彻
译《诗沈》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诗沈》卷十九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周颂
臣工
颂诗都是祭祀的乐章，没有专门告诫农官的诗。应当如古说所言，是诸侯春天朝见天子，因协助祭祀而被遣返时所用的诗。前四句告诫他们在公事上应当恭敬，“成者”指既定的法度。天子既然把成宪赐予你们，你们又应当顺应时宜、体察民情来咨询并施行。保介是天子的车右，并非农官的副手，因为他接近君主，所以随时随地以农事相勉励。使上帝明察昭示，来年丰收祭祀丰盛，都是由感召所致。
有人说：“协助祭祀而遣返诸侯，为何要反复强调农事？”这是耕藉时告诫公卿诸侯大夫的诗。《月令》中九推的礼仪，在孟春正月，即周朝的暮春。《国语》说：“农星晨正，天子命令司徒全面告诫公卿百官庶民，司空在藉田清理坛场。天子进入斋宫，到了日期，郁人进献鬯酒，牺人进献甜酒。天子用鬯酒灌地，饮甜酒然后出发，到达藉田。天子耕种一墢，分派给庶人耕完一亩。”这首诗大概是灌鬯时歌唱的，用来告诫公卿大夫诸侯。这种说法虽然古所未有，但与诗意完全吻合。
噫嘻
丰收是秋冬的报答，这是春夏的祈求。一祈一报，首尾顺序不可改变。成王即成王诵，不是成就王业的意思，是说成王的德行已经昭示感通于天地，又专门勤于农事，率领那些典掌农事的官员，教导百姓大力开发他们的私田，及时从事耕作，所以秋天稌黍的收成如此丰盛。这是康王祈求谷物的乐章，祈求上天降下安康，如同成王时代一样。
终三十里，是万人的田地。即下文所说的“十千维耦”，举出一个川地的众人，而天下从事耕作的人就可以知道了。私田是八家所受的百亩，相对于公田而言，就称为私田。朱子说乡遂没有公田，所以都称为私田，意思是天子劝农只及于乡遂。说天子劝农只及于乡遂是可以的，说乡遂之中没有公田而都是私田，则是不可以的。遂人乡遂的制度，就是匠人都鄙的制度，原本统括天下的井田而言，不仅仅是王畿的田地，这在《大田》诗中已详细论述。
振鹭
这是二王之后，来协助祭祀而在庙中遣返时的乐歌，称他们为“客”，亲近他们，说“我喜爱他们到了极点”，嘉许他们厌恶败坏之心都已消泯，勉励他们的美誉永远保持，慰勉之殷切啊。辟雍有水，而白鹭聚集，诗人因所见而起兴，取其洁白的意思，不是以白鹭的白衣为兴。
丰年
《序》说：这是秋冬的报答。郑氏认为是尝、烝之祭，蔡邕也说秋冬尝烝之所歌，大概是鲁诗的说法。苏颍滨说：报答，是秋祭四方，冬祭八蜡之类，不是烝尝之祭。他说“烝畀祖妣”，是说进享先祖，都是方社八蜡神功所致。曹粹中说：秋冬大飨，四方八蜡无所不报答，同唱这首诗，不只是宗庙、方社、先农。这两家的说法恰当。大概《噫嘻》祈求谷物于上帝，《丰年》的报答也是报答上帝，一时宗庙百神融洽，百礼齐备，都要归结于上帝，哪里是尝烝之祭。
有瞽
诗说：“既备乃奏箫管并举”，又说：“肃雝和鸣，先祖是听是奏”。其新制定的音乐用来告于庙，特别为一祭，而不是常祭。范防义说：“合乎祖即是祫祭”，这不是诗非祫祭的语气。按《月令》：“季春之月，选择吉日大合乐；孟夏，命令乐师习合礼乐；季冬，大合乐。”这合于祖，正是合乐于祖庙，不是祫祭。但《月令》不言祭。
田当作鼖【郑笺】小鼓在大鼓旁，周礼太师说：“奏鼓鼖”，大概是先击小鼓以引大鼓。孔颖达经传无田鼓之名，毛传错误。鼖谓之应，也谓之鞞。县鼓，大鼓也有三种：路鼓、晋鼓、贲鼓。夏代用足鼓，殷代用楹鼓，周代悬挂，所以叫县鼓。足鼓承以趺，而楹鼓贯于柱，垂于簨簴之间。晋鼓以鼓金奏，这是路鼓。凡音乐以金玉二音为重，其次没有比皮革更重要的，因为它节制音乐而用途多。肃雝和鸣，四句说神人感通和平，即《尚书》所说“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的意思。
潜
孔颖达说冬天众鱼都可以进献，春天只进献鲔鱼，而没有诗。蔡邕《独断》说：“季冬荐鱼，春荐鲔。《潜》之所歌，则为通用之乐歌了。古时荐鱼，如同荐新，大概是特为一祭。”
雝
《序》认为是禘祭太祖的诗，太祖是后稷。禘祭太祖，就应当并举帝喾、后稷，为何只说皇考、烈考？大概是成王三年丧毕，将武王新主致于庙，而吉禘之诗，所以说：“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好像有余慕之意。朱子本刘向封事，改为武王祭周文王的诗，似乎不合。
《周礼》乐师及彻，率领学士而歌彻。郑氏说“歌雍以彻，似乎雍是彻俎之诗”。小师说“大祭祀登歌击拊，下管击应，鼓彻歌”。小师说“大祭祀”，那么乐师为大祭祀可知。大概祭有大小，而雍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