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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读书录二

读书録卷一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16–27 段

无极而太极」,言虽无形之中而有至极之理,则专以理言。至「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隂」,则亦兼以气言矣。学者知「无者太极之无形,有者太极之有理」,则有无合一。

译“无极而太极”,是说虽然在无形之中却有着至极的道理,这是专门从“理”的角度来说的。到了“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则同时也兼从“气”的角度来说了。学者如果知道“无”是太极的无形状态,“有”是太极蕴含的道理,那么“无”与“有”就合而为一了。

工夫切要在夙夜饮食男女衣服动静语黙应事接物之间,于此事事皆合天则,则道不外是矣。

阳明者,善也;隂浊者,恶也。人见天气晴明,则心意舒畅;见天气隂晦,则心意黯▯。亦可以验好善恶恶之一端。吉凶者,贞胜者也。治乱兴衰,相寻无端,气化之自然也。眼底万物,不出水、火、木、金、土;万善不出仁、义、礼、智、信。凡大小有形之物,皆自理气至微至妙中生出来,以至于成形而着。张子曰:「其来也,几防易简;其至也,广大坚固。元无亏欠,元无止息。」

念虑一毫杂妄,即非仁,便当克去。

一念之差,心即放;才觉其差,而心即正。

心存,则理见;心放,则理与我相忘矣。

  水清则见毫毛心清则见天理

  斯须心不在而动即妄矣

习举业者,借经书之文以徼利逹,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诚所谓侮圣人之言也。

科目进身者,有一第之后,四书本经悉置而不观,则身心事业,从可知矣。

  人伦明则礼乐兴

礼只是序,乐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谓序也。序则礼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聴,朋友有信,所谓和也。和则乐生焉。是则人伦礼乐之本。人伦不序、不和,则礼乐何自而兴哉?

人有斯须之不敬,则怠慢之心生,而非礼矣。有斯须之不和,则乖戾之心生,而非乐矣。故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礼者,因天理之自然,而品节之以为制也。仁者,天理也。人而不仁,则天理亡矣。礼,何自而立哉?

读书记得一句便寻一句之理,务要见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谓读书只怕寻思,近防得“寻思”二字最好。如圣贤一句言语,便反覆寻思,在吾身心上何者为是,在万物上何者为是,使圣贤言语皆有着落,则知一言一语皆是实理,而非空言矣。

程子谓「朞月、三年、必世,大国五年,小国七年」之类,皆当思其作为如何乃有益。窃谓为学亦然,凡读圣贤书,于其一字一句,皆当思其作为如何乃有益也。

读书不寻思,如迅风飞鸟之过前,响絶影灭,亦不知圣贤所言为何事,要作何用。惟精心寻思,体贴向身心事物上来,反覆考验其理,则知圣贤之书,一字一句皆有用矣。

天于善恶必有其报,但人以浅近之见窥测天道,便谓茫昧差爽而不可信。如夏、商之后,皆统承先王,脩其礼物,作賔于王家,虽改姓易物,而宗庙血食,子孙之封爵皆与时王匹休而不泯,非其先世有大徳大功于民,能如是乎?因是以观,魏晋以来,以及五胡、南北朝、杨坚、五代之世,皆素无功徳于天下,徒以狙诈兵力窃命一时,皆不数传,而子孙无容足之地,庙祀遂以絶飨,则天于善恶之报,岂不明甚矣乎?

顔子终日不违,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人性分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则一一不可见,而五则因发见者可黙识也。

咸其辅頬,舌人未信,不可强以言聒之。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小人处,则动心忍性,增脩豫防,而徳乃进。」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与之合。闻人毁已而怒,则誉己者至矣。

人誉己,果有善,但当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无善,则增脩焉,可也。人毁己,果有恶,即当去其恶,不可有恶闻之意;无恶,则加勉焉,可也。

闻人毁己,即怫然怒,是水不可矶也。其小也,固矣。顔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无所不包。譬以寸莛而撞千石之钟,固不能使之鸣也。

中庸不可能犹顔子所谓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己之意。

  程子曰克己最难诚哉斯言也

易》揺而难定,易昏而难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则定而明。荀子性恶之论,先儒固已辨其非。然“粹而王,驳而霸”之语,则甚当。其他犹知尊二帝三王之法,屡举以为言。以圣学律之,固极偏驳。在战国时言之,视纵横之徒为近醇。韩子所以取之者,以是欤?

荀子为人,意必刚愎,咈戾。观其书,其气象可见。果为时用,未必不贻

译用功的关键,在于早晚起居、饮食男女、穿衣行动、言语沉默以及应对事物、与人交往之间,在这些事情上件件都符合天理,那么道就不在外面了。

阳明代表善,阴浊代表恶。人们看到天气晴朗明亮,心意就舒畅;看到天气阴暗晦涩,心意就黯淡。这也足以验证好善恶恶这一端。吉凶,是正固者取胜。治乱兴衰,相继发生没有尽头,这是气化自然的规律。眼前的万物,不出水、火、木、金、土五行;万种善行,不出仁、义、礼、智、信五常。凡是大小有形的事物,都是从理气最精微最奥妙中产生出来,以至于形成形体而显现。张载说:“它的到来,几微简易;它的到达,广大坚固。原本没有亏欠,原本没有止息。”

念头思虑有一丝一毫的杂念妄念,就不是仁,就应当克制去除。

一念之差,心就放逸了;刚觉察到它的偏差,心就端正了。

心存守,则天理显现;心放逸,则天理与我相忘。

水清澈就能看见毫毛,心清澈就能看见天理。

片刻心不在焉,行动就妄乱了。

学习科举的人,借经书的文字来谋求利禄通达,却不知道一句话的可用之处,确实可以说是侮辱圣人的言语。

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一旦考中之后,四书五经全都放置不再观看,那么他们的身心修养和事业成就,就可以知道了。

人伦关系明确了,礼乐就会兴起。

礼只是秩序,乐只是和谐。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各自得到自己的本分而不互相侵越,这就是秩序。有了秩序,礼就确立了。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长友爱,弟弟恭敬,丈夫义气,妻子顺从,朋友守信,这就是和谐。有了和谐,乐就产生了。这就是人伦礼乐的根本。人伦关系没有秩序、不和谐,那么礼乐从哪里兴起呢?

人有一刻的不恭敬,怠慢的心就会产生,这就不是礼了。有一刻的不和谐,乖戾的心就会产生,这就不是乐了。所以说:“礼乐不可以片刻离开自身。”

礼,是依据天理的自然,加以品级节制而制定的制度。仁,是天理。人不仁,天理就灭亡了。礼,从哪里确立呢?

读书记住一句就寻找这一句的道理,务必要求得明白透彻才有益处。前代儒者说读书只怕寻思,近来觉得“寻思”二字最好。比如圣贤的一句话,就反复寻思,在我身心上什么是对的,在万物上什么是对的,使圣贤言语都有着落,就知道一言一语都是实理,而不是空话了。

程子说“一年、三年、必定三十年,大国五年,小国七年”之类,都应当思考如何做才有益。我私下认为做学问也是这样,凡是读圣贤书,对于它的一字一句,都应当思考如何做才有益。

读书不寻思,就像疾风飞鸟从眼前飞过,声音断绝影子消灭,也不知道圣贤所说的是什么事情,要做什么用。只有精心寻思,体贴到身心事物上来,反复考验其中的道理,就知道圣贤的书,一字一句都有用了。

天对于善恶必定有报应,但人们以浅近的看法窥测天道,就说模糊差错而不可信。比如夏、商之后,都统承先王,修治他们的礼制,在王家做宾客,虽然改姓易物,但宗庙祭祀,子孙的封爵都与当时的君王匹敌而不泯灭,如果不是他们的先世有大德大功于民,能这样吗?由此看来,魏晋以来,以及五胡、南北朝、杨坚、五代的时候,都平素没有功德于天下,只是凭借狡诈兵力窃取政权一时,都不过几代,子孙就没有容足之地,宗庙祭祀于是断绝,那么天对于善恶的报应,难道不是很明显了吗?

颜回整天不违背,好像愚笨;喋喋不休多言而能存守的,很少了。

人性分开来说有五种,合起来说则一一不可见,而五种则因为发见可以默识。

咸其辅颊,舌人未信,不可强以言语聒噪他。

前代儒者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小人相处,就动心忍性,增加修养预防,而德行于是进步。”

人还没有了解自己,不可急切求他了解;人还没有与自己契合,不可急切与他契合。听到别人毁谤自己而愤怒,那么赞誉自己的人就来了。

别人赞誉自己,确实有善,只应当持守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没有善,就增加修养,也可以。别人毁谤自己,确实有恶,就应当去除其恶,不可有厌恶听闻的意思;没有恶,就加以勉励,也可以。

听到别人毁谤自己,就勃然大怒,这是水不可激起波纹。他的气量小,本来就是这样。颜回被冒犯而不计较,是他的气量大,无所不包。比如用一寸的草茎去撞千石的钟,本来就不能使它鸣响。

中庸不可能,就像颜回所说的“好像有所站立那样卓越,虽然想追随它,却没有路径”的意思。

程子说克制自己最难,确实是这样啊。

《易经》动摇而难以安定,容易昏昧而难以明白的,是人心。只有主敬就安定而明白。荀子性恶的论调,前代儒者本来已经辨明其错误。然而“纯粹则王,驳杂则霸”的话,却很恰当。其他还知道尊崇二帝三王的法度,屡次举以为言。以圣学来衡量,固然极其偏驳。在战国时来说,比起纵横之徒接近纯正。韩愈之所以取法他,是因为这个吗?

荀子为人,意思必定刚愎,乖戾。看他的书,他的气象可见。如果被他当时所用,未必不贻

害于生人。

知莫先于知人。荀子不取孟子、子思,则是以二子为非贤也。使其见用于时,有若孟子、子思尚不为所取,则其所取者又何等人邪?既无知人之明,而欲成治功也,难矣。

译祸害百姓。

认识没有比了解人更重要的了。荀子不采纳孟子、子思,那就是认为这两人不是贤人。假使荀子的学说被当世所采用,连孟子、子思这样的人尚且不被他采纳,那么他所采纳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既然没有识人的明察,却想要成就治国的功业,那就难了。

仰不愧,俯不怍,心广体胖。人欲净尽,天理浑全,则顔氏之乐可识矣。

虽富累千金,而心为物役,寒氷焦火,犹不乐也。顔子虽箪瓢陋巷之窭,而举天下之物不足以动其中,俯仰无愧,胸次洒然,乐可知矣。

尝验之,天下之人,虽至富者,求无不遂,欲无不得。自他人观之,不啻足矣。自其心察之,彼方愈富,愈不足,计较得失之私,日夜汲汲,无须防宁息。是曷尝有泰然之乐耶?

实尝用力于顔子之学,则能知顔子之所乐;不然,但得其乐之之名,而未知其乐之实也。譬之泰山,人皆知其髙,然必亲至其处,方知其所以髙。若聴人传说泰山之髙,而未尝亲至其处,则亦臆想而已,实未见其髙之实也。

主一则作事不差,才二三则,动作小事亦差矣,况大事乎?

  中庸不可能即化不可为也

孔子曰:「一隂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皆兼理气而言。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一以贯之。

须知,己与物皆从隂阳造化中来,则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

处事不可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怒。

夫子所谓一,即统体之太极也;夫子之所谓贯,即各具之太极也。

太极即理也。合天地万物之理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就天地万物之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统体者,所以防夫各具者,似合矣而未尝不分也。各具者,所以分夫统体者,似分矣而未尝不合也。

太极中,隂阳五行、男女万物之理,无所不有。所谓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也。无极是虚字,正以无声无臭,明太极之无形耳。

  天地万物惟性之一字括尽

思无疆,为学思索义理者,当深体之。盖义理深逺无穷,茍思虑浅近,则不足以造其蕴。惟思虑无疆,则可以得髙深▯逺之防。《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万理之名虽多,不过一性。

  性之一言足以该众理

朱子谓孟子七篇皆不能外性善之一言,窃意岂独孟子七篇哉?学者黙识而旁通之,则虽诸经之所言,皆不外于是理矣。

秉心塞渊,可以为积徳之要;思无疆,思无斁,可以为进学之要。

  思无邪乃诚身之要

  圣贤之书神而明之在乎人

凡读书,必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则可以宻察其意。若心杂气粗,急声以诵之,真村学小儿读诵鬬髙声,又岂能识其防趣之所在邪?

  读书当出己之口入己之耳

观书惟宁静寛徐缜宻,则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扰▯急粗畧以求之,所谓视而不见,聼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足以得其妙乎?

  口念书而心他驰难乎有得矣

  惟敬足以神明其德

耳目口,天下之善由于此,而恶亦由于此。《隂符经所谓三要也。

主一则气象清明,二三则昏昧矣。

  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

宋太祖取天下,与五代无异,然能用赵普之谋,収宿将之柄,削藩镇之势,挈数百年涂炭之生民,置诸袵席之上,其功大矣。

宋祖取天下之失,安天下之功,不相揜焉,可也。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者,何?太极是也。

读书不体贴,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虽尽读古今天下之书,犹无益也。

  赵普功之首罪之魁

自家一个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论甚政治。

后人开口论天下事,若指诸掌然,自治空踈,作事无本,果能有成乎?

将圣贤言语作一塲话说,学者之通患。

当官不接异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踈絶。至于匠艺之人,虽不可缺,亦当用之以时,大不宜乆留于家,与之亲狎,皆能变易聴闻,簸弄是非。儒士固当礼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辞,或假字画以媒进,一与之欵洽,即堕其术中。如房琯为相,因一琴工董庭兰出入门下,依倚为非,遂为相业之玷。若此之类,能审察踈节,亦清心省事之一助。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则人必窥而知之。余尝使一走卒,见其颇敏防,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趋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虽小事,以此知当官者当正

译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心境宽广,体态安适。私欲完全净尽,天理完全具备,那么颜回的快乐就可以明白了。

即使富贵累积千金,但心被外物役使,如寒冰般冰冷,如烈火般焦灼,还是不快乐的。颜回虽然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饮食粗劣,但天下的外物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仰俯无愧,胸襟洒脱,他的快乐可想而知了。

我曾经验证过,天下的人,即使是最富有的,追求没有不成功的,欲望没有得不到的。从别人看来,不止足够了。但从他们自己的内心考察,他们越是富有,越觉得不足,计较得失的私心,日夜急切追求,没有片刻安宁休息。这哪里有过泰然自若的快乐呢?

如果实在在颜回的学问上用力,就能知道颜回所快乐的是什么;如果不这样,只知道他快乐的名称,却不知道他快乐的实质。好比泰山,人们都知道它高,但必须亲自到那里,才知道它为什么高。如果听人传说泰山的高,而没有亲自到那里,也只是凭空想象罢了,实际上并没有见到它高的实质。

专一那么做事就不会出错,心思分散那么连小事也会出错,何况大事呢?

中庸不可能,就是化育万物不可强求。

孔子说:“一阴一阳叫做道,继承道的是善,成就道的是性。”这都是兼理和气而言的。

天下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用一个根本贯穿起来。

要知道,自己和万物都是从阴阳造化中来的,就知道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了。

孟子说:“天生育万物,只有一个本源。懂得《易经》的,没有比孟子更好的了。”

处理事情不能让人欢喜,也不能让人愤怒。

夫子所说的“一”,就是整体的太极;夫子所说的“贯”,就是每个事物各自具备的太极。

太极就是理。从天地万物的理来说,万物整体是一个太极。从天地万物的理来说,每个事物各自具备一个太极。整体太极,是为了防止各自太极似乎合并了却从未分开。各自太极,是为了区分整体太极,似乎分开了却从未不合并。

太极之中,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的理,无所不有。所谓在空虚寂静没有迹象之中,万事万物的景象已经森然具备。无极是虚词,正是以无声无臭,说明太极没有形体。

天地万物,只有“性”这一个字概括尽了。

思虑没有边界,做学问思索义理的人,应当深刻体会。因为义理深远无穷,如果思虑浅近,就不能探求其蕴藏。只有思虑没有边界,才能领会高深玄妙的旨趣。《易经》说:因为深,所以能通达天下的意志。万理的名称虽然多,不过是一个性。

“性”这一个字足以概括众理。

朱子说孟子七篇都不能超出性善这一句话,我私下认为难道只有孟子七篇吗?学者默识并旁通它,那么即使诸经所说的,都不超出这个理了。

秉持内心充实深远,可以作为积累德行的关键;思虑没有边界,思虑没有厌倦,可以作为增进学问的关键。

思无邪是诚身的关键。

圣贤的书,神妙明达在于人。

凡是读书,必须虚心定气,缓声诵读,就可以细察其意。如果心杂气粗,急声诵读,真是村学小儿读诵比高声,又怎么能识得其旨趣所在呢?

读书应当出自自己的口,进入自己的耳。

看书只有宁静宽缓缜密,心才能进入其中而得其妙。如果急躁粗疏以求得,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怎么足以得其妙呢?

口念书而心他驰,难乎有得矣。

只有敬足以神明其德。

耳目口,天下的善由此产生,恶也由此产生。《阴符经》所谓三要。

专一那么气象清明,心思分散那么昏昧了。

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

宋太祖取天下,与五代无异,但能用赵普的谋略,收回宿将的兵权,削弱藩镇的势力,把数百年涂炭的百姓,安置在安适的环境中,他的功劳很大。

宋祖取天下的过失,安天下的功劳,不相掩盖,是可以的。

《易经》说:形而上者,叫做道。又说:一阴一阳叫做道。道是什么?太极就是。

读书不体贴,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即使读尽古今天下的书,也无益。

赵普功之首罪之魁。

自家一个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论甚政治。

后人开口论天下事,若指诸掌然,治己空疏,作事无本,果能有成乎?

将圣贤言语作一场话说,学者之通患。

当官不接异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疏绝。至于匠艺之人,虽不可缺,亦当用时,大不宜久留于家,与之亲狎,皆能变易听闻,簸弄是非。儒士固当礼接,也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辞,或假字画来求进,一与之款洽,即堕其术中。如房琯做宰相,因为一个琴工董庭兰出入门下,依倚为非,遂为相业之玷。像这类人,能审察疏远,也是清心省事的一助。心不可有一毫偏向,有则人必窥而知之。我曾使一个走卒,见他颇敏捷,使他稍勤下人,即有趋重之意,我遂逐去他。这虽是小事,由此可知当官者应当正

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申公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余谓:「为学不在多言,亦顾力行何如耳。」

译大道的真理是明晰的,不可有一丝一毫的偏颇。

清心寡欲、减少事务,是任职官员和修养身心的关键。

申公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而在于看实际行动如何。”我认为:“做学问不在于多说话,也在于看实际行动如何。”

读书体贴到自己身心上,方有味。

  皆实理也圣贤岂欺我哉

诗曰:「至于太王,实始翦商。」朱子《论语集注》用旧説,最是唯如此,则与「三以天下让之」言相合。通考中,金履祥、熊禾皆力辨诗人之言,谓姑取其王迹之所由始耳。太王实未始有翦商之志,若如其说则「泰伯三以天下让之」言为不通矣。

夫子既称泰伯「三以天下让」,则诗人之言为有自。太王果无翦商之志,则必不称泰伯「三以天下让」。

只泰伯之逃,便见与太王之志有不合处。

使太王无翦商之志,天下无归周之势,周,一侯国耳。泰伯之去,夫子当称其三以国让足矣,何至称其三以天下让邪?以夫子之言证诗人之语,则集注尤为确论;而通考金熊之说,有不然矣。

金氏、熊氏辨太王事,所以为名教虑,其意固美。但以夫子称泰伯「三以天下譲之」语观之,则当时天下盖有归周之渐,周之子孙又多贤圣,太王亦已逆知天命人心之防矣,故欲传位季厯以及昌。泰伯知之,遂逃去。若如金氏之说,诗人皆假设张大之词,则太王欲传季厯以及昌之意,又何为邪?

书言太王肇基王迹,诗言实始翦商,皆相合。

  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太极也

学力未能胜旧习,正如药力未能除旧病。顷刻学力不至,则旧习仍在;一日不服药,则旧病复作。学力胜,则无此病矣。

  志动气多为理气动志多为欲

  不可以色词说人

求民而不已者,其东野稷之御乎?

下学上达,如事君、事亲、事长,皆人事也。能尽事之之道,则仁义之理不外于是,所谓上达也。以至视聴言动、饮食男女之类,皆人事也。于是而处之各得其宜,则天理也。下学人事,形而下之器也;上达天理,形而上之道也。有是事则有是理,有是器则有是道,精粗本末,无二致也。程子所谓「意在言表」者,在人因人事而黙识天理耳。人皆知夫子为圣,而不知夫子所以为圣。欲知夫子所以圣,则黙契化育之妙,有非言语所能及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洗心退藏于宻以约失之者鲜矣。

  循理则事自简

虽数十年务学之功,茍有一日之间,则前功尽弃。故曰:「为山九仭,功亏一篑。」

徳性之学,须要时时刻刻提撕警省,则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茍有一息之间,则人欲长,而天理防矣。

不察理之有无,而泛读一切不经驳杂之书,务以闻见该博取胜于人,吾知其记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识愈昬矣。如此读书,非徒无益,是又适所以为心术之害也。

  学至于心中无一物则有得矣

自有文籍以来,汗牛充栋之书日益多,要当择其是而去其非可也。

  郑声乱雅乐杂书乱圣经

诗困于小序之牵强,晦于诸家之穿凿。至朱子集传,一洗相沿之陋习,洞开千古之光明,真所谓豁云雾而覩青天也。

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继之者善也。

曰:命,曰性,曰诚,曰道,曰理,曰太极,一也。

一念不谨,即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谨,即作圣之端兆。充其极,则尧桀分矣。

于圣贤言理处,若天理,若人心,若性命,道徳诚善,忠恕,一贯,太极之类,要当各随其防而知所以异,又当旁通其义而知所以同也。

鸟雀巢,茂林;蛟龙潜,深渊。圣人洗心,退藏于宻。

言不谨者,心不存也。心存,则言谨矣。

谨言乃为学第一工夫。言不谨而能存心者,鲜矣。文言曰:「脩辞以立其诚。」为学不能立诚,皆不能谨言也。能谨言,斯能立诚。谨言之功,大矣。

  一语妄发即有悔可不慎哉

易》有修辞立诚之训,书有惟口出好,兴戎之训,《春秋》有食言之讥,《礼》有安定辞之训,金人有三缄之诫,《论语》《孟子》与凡圣贤之书,谨言之训尤多,以是知谨言乃脩徳之切要,所当服膺其训而勿失也。

余于坐立方向、器用安顿之类,稍有不正,即不乐,必正而后已。非作意为之,亦其性然。

  公则一私则殊

  正则大邪则小

众人非不视也,而圣人则异乎众人之视。众人非不聴也,而圣人则异乎众

译读书时,若能体贴到自己的身心上,才觉得有滋味。

这些都是真实的道理,圣贤怎么会欺骗我们呢?

《诗经》说:“到了太王,才真正开始翦灭商朝。”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采用旧说,最为恰当。只有这样,才能与“泰伯三次把天下让给弟弟”的说法相吻合。在《通考》中,金履祥、熊禾都极力辩驳《诗经》中的话,认为只是姑且取周朝王业开始的地方罢了。太王实际上并没有翦灭商朝的志向,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么“泰伯三次把天下让给弟弟”的话就不通顺了。

孔子既然称赞泰伯“三次把天下让给弟弟”,那么《诗经》中的话就有依据。太王如果真的没有翦灭商朝的志向,那么孔子就一定不会称赞泰伯“三次把天下让给弟弟”。

仅凭泰伯的出逃,就可以看出他与太王的志向有不一致的地方。

假如太王没有翦灭商朝的志向,天下没有归附周朝的形势,周朝只不过是一个诸侯国罢了。泰伯离去,孔子应当称赞他三次把国家让给弟弟就足够了,怎么会称赞他三次把天下让给弟弟呢?用孔子的话来证明《诗经》中的话,那么《集注》的论断尤其确切;而《通考》中金履祥、熊禾的说法,就不对了。

金氏、熊氏辩驳太王的事,是为了名教考虑,他们的用意固然美好。但是根据孔子称赞泰伯“三次把天下让给弟弟”的话来看,当时天下大概已有归附周朝的逐渐趋势,周朝的子孙又多贤圣,太王也已经预先知道天命人心的趋向,所以想要传位给季历以及昌。泰伯知道了,于是逃走了。如果按照金氏的说法,《诗经》中的话都是假设夸张的词句,那么太王想要传位给季历以及昌的意图,又是为什么呢?

《尚书》说太王开创了王业的基业,《诗经》说真正开始翦灭商朝,两者是相符合的。

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就是太极。

学问的力量不能胜过旧的习气,就像药力不能除去旧的疾病一样。片刻间学问的力量达不到,旧的习气就仍然存在;一天不服药,旧病就会复发。学问的力量胜过了,就没有这种毛病了。

志气感动气,多为理气;志气感动志,多为欲望。

不可以用轻浮的言辞来说服人。

追求民力而不止的人,大概是东野稷驾车那样的人吧?

下学人事,上达天理,比如侍奉君主、侍奉父母、侍奉长辈,都是人事。能够尽到侍奉的道理,那么仁义的道理就不在外面了,这就是所谓的上达。以至于视听言动、饮食男女之类,都是人事。在这些方面处理得各自适宜,就是天理。下学人事,是形而下的器物;上达天理,是形而上的道理。有这些事就有这些理,有这些器就有这些道,精粗本末,没有两样。程子所说的“意在言表”,在于人通过人事而默识天理罢了。人们都知道孔子是圣人,却不知道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想要知道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那么默契化育的奥妙,就不是言语所能达到的了。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洗涤心灵,退藏于幽密,用简约来约束自己,犯错误的人就很少了。

遵循道理,事情自然简单。

即使有几十年致力于学问的功夫,如果有一天间断,那么以前的功夫就全部废弃了。所以说:“堆山九仞,功亏一篑。”

德性的学问,必须时时刻刻提撕警醒,那么天理常存,而人欲消减。如果有一息的间断,那么人欲滋长,而天理就遮蔽了。

不考察道理的存在与否,而泛读一切不经典驳杂的书,务必以见闻广博来胜过别人,我知道他记得越多而心越阻塞,志向越荒废而见识越昏昧了。这样读书,不仅没有益处,这又恰好成为心术的祸害。

学问达到心中没有一物,就有收获了。

自从有文献以来,汗牛充栋的书日益增多,应当选择正确的而去除错误的就可以了。

郑国的音乐扰乱雅乐,杂书扰乱圣经。

《诗经》被小序的牵强所困扰,被诸家的穿凿所晦涩。到了朱熹的《诗集传》,一扫沿袭的陋习,洞开千古的光明,真可以说是拨开云雾而看见青天。

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继之者善。

说命,说性,说诚,说道,说理,说太极,都是一样的。

一念不谨慎,就是走向狂妄的开端;一念能谨慎,就是走向圣人的开端。推究到极致,那么尧和桀就分开了。

在圣贤谈论道理的地方,比如天理、人心、性命、道德诚善、忠恕、一贯、太极之类,应当各自随着其趋向而知道所以不同,又应当旁通其意义而知道所以相同。

鸟雀筑巢,在茂密的树林;蛟龙潜藏,在深渊。圣人洗涤心灵,退藏于幽密。

说话不谨慎的人,心不存留。心存留,那么说话就谨慎了。

谨慎言语是做学问的第一功夫。说话不谨慎而能存留心的,很少了。《文言》说:“修饰言辞以确立真诚。”做学问不能确立真诚,都是因为不能谨慎言语。能谨慎言语,就能确立真诚。谨慎言语的功效,很大啊。

一句话妄发就有悔恨,能不谨慎吗?

《易经》有修饰言辞确立真诚的训诫,《尚书》有“惟口出好兴戎”的训诫,《春秋》有食言的讥讽,《礼记》有安定言辞的训诫,金人有“三缄其口”的告诫,《论语》《孟子》以及凡是圣贤的书,谨慎言语的训诫尤其多,由此知道谨慎言语是修养德行的切要之处,应当铭记这些训诫而不丢失。

我在坐立的方向、器物的安放之类,稍微有不端正,就不快乐,一定要端正才罢休。不是故意做作,也是本性如此。

公正就统一,私邪就殊异。

端正就宏大,邪僻就微小。

众人不是不看,而圣人的看不同于众人的看。众人不是不听,而圣人的听不同于众人的听。

人之聴。盖众人之视聴,徒得其形声;而圣人之视聴,则独得其所以为形声。此圣人聪明睿知,卓冠羣伦也欤?

译人的听闻。大抵众人的视听,只得到事物的表象和声音;而圣人的视听,则独自把握了形成这些表象和声音的根本原因。这难道是圣人聪明睿智,卓越地超越众人的缘故吗?

四方八面之声,无不闻者。窍虽在耳,神则在心。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心之谓欤?

易》曰:君子行此四徳,故曰乾元亨利贞。《隂符经》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天地之所以大,日月之所以明,四时之所以运,鬼神之所以灵,是皆理之自然也。圣人体道无二,与天地合其徳矣。知周万物,与日月合其明矣。动静以时,则与四时合其序矣。屈伸以正,则与鬼神合其吉凶矣。天地也,日月也,四时也,鬼神也,圣人也,形虽有异,而道则无间,是皆自然一致。夫岂有一毫强合之私哉?惟其自然一致,是以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圣人意之所为,与天无毫忽之差爽,所谓先天而天弗违也。天理所在,圣人率而循之,无一息之差缪,所谓后天而奉天时也。天且不违,则人与鬼神之不违者,从可知矣。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欤?

从心所欲,不逾矩。先天而天弗违也;上律天时,后天而奉天时也。

○太极第二圈□太极隂阳皆具,道器合一。上以包无极而太极,下以包五行、男女、万物。故朱子于觧剥图意,终曰:“易有太极□之谓也。”道器精粗本末,此圈尽之。周子作太极图,乃心得之妙,画出造化以示人。

为学于应事接物处,尤当详审。每日不问大事小事,处置悉使合宜,积久则业广矣。

言动举止,至防至粗之事,皆当合理。一事不可茍,先儒谓:“一事茍,其余皆茍矣。”

目欲视,即当思其邪与正;耳欲听,即当思其是与非;口欲言,即当思其可与否。正焉,是焉,可焉,则视之,听之,言之;邪焉,非焉,否焉,则勿以止之。此之谓三要。

观太极中无一物,则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隂阳杂糅之渣滓也。

无极而太极,天地之性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隂气质之性也。天地之性,以不杂者言之,故曰「无极而太极」,○是也。气质之性,以不离者言之,故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隂□是也。然无极而太极,即隂阳中之太极;隂阳中太极,即无极而太极。太极虽不杂乎隂阳,亦不离乎隂阳。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无极而太极,气未用事,故纯粹至善而无恶;及动而生阳,静而生隂则善恶分矣。

见事贵乎理明,处事贵乎心公。理不明,则不能辨别是非;心不公,则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则于事无所疑惑,而处得其当矣。

暑不生于暑,而生于寒;寒不生于寒,而生于暑。动不生于动,而生于静;静不生于静,而生于动。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乱;乱不生于乱,而生于治。盛衰相根之理,防矣。细防,万物皆自冲漠无朕之防,以至于形着。坚固天地之气相感,而物乃成形。如星在天,乃气之精英耳;及陨于地,得地气,遂凝而为石。

  才资始即资生无纎毫之间也

天之气,一着地之气,即成形。如雪、霜、▯、露,天气也,得地气则成形矣。

▯露霜雪,近地方有形。若太虚至髙,则气愈清而不能凝聚。尝在湖南登山之极髙处,日色晴霁,俯视山下,则云合而▯。以此知▯露霜雪之类,皆得地气而成形也。观隂阳互根之防,则知治乱盛衰之端,其来逺矣。有意悦人,便失其本心。

才敬便渣滓融化而不胜其大,不敬则鄙吝即萌而不胜其小矣。

人外无道,道外无人。见天人之合一也,才有间即非道矣。

动为静根,故父生长女而为姤;静为动根,故母孕长男而为复。

造化一嵗一畨新,往者既过,则草木之枯落者皆煨烬糟粕也。

万物之始终,虽有迟速不同,其理皆然。

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知止所包者广,就身言之,如心之止,徳目之止,明耳之止,聪手之止,恭足之止,重之类皆是。就物言之,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兄之止友,弟之止恭之类皆是。盖止者,止于事物当然之则,则即至善之所在。知止则定静安虑得相次而见矣。

不能知止,则耳目无所加,手足无所措。

  知止即智者不惑之事

  知止则万理明而心自定矣

不

译四面八方发出的声音,没有听不到的。听觉的器官虽然在耳朵,但精神的主宰却在于心。不用行走就能到达,不用快速就能迅速。这说的不就是心吗?

《易经》说:君子践行这四种德行,所以说乾卦元亨利贞。《阴符经》说:观察天道的运行,把握天道的规律,这就足够了。

天地之所以广大,日月之所以光明,四季之所以运行,鬼神之所以灵验,这都是理的自然表现。圣人体会大道没有二致,与天地合其德行。智慧周遍万物,与日月合其光明。动静合乎时节,就与四季合其秩序。屈伸合乎正道,就与鬼神合其吉凶。天地、日月、四季、鬼神、圣人,形体虽然不同,但道却没有间隔,这都是自然一致的。哪里有一丝一毫勉强契合的私意呢?正因为自然一致,所以圣人的心就是天地的心。圣人的意念和行为,与天没有丝毫的差错,这就是所说的“先于天意而天不违背”。天理所在,圣人遵循它,没有一刻的差错,这就是所说的“后于天意而奉行天时”。天尚且不违背,那么人和鬼神不违背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吗?

随心所欲,不越出规矩。先于天意而天不违背;上应天时,后于天意而奉行天时。

○太极第二圈□太极阴阳都具备,道与器合而为一。上面包容无极而太极,下面包容五行、男女、万物。所以朱子在解释剥卦图意时,最后说:“易有太极,是谓大衍。”道的精粗本末,这个圆圈都概括了。周敦颐作太极图,是心得的精妙之处,画出造化之理来示于人。

做学问在应对事物、接触人事的地方,尤其应当详细审慎。每天不论大事小事,处理都要使合宜,积累久了事业就广大了。

言语动作举止,最细微最粗疏的事情,都应当合乎理。一件事不能苟且,先儒说:“一件事苟且,其余也都苟且了。”

眼睛想要看,就应当思考它是邪还是正;耳朵想要听,就应当思考它是对还是错;嘴巴想要说,就应当思考它可行还是不可行。如果是正的、对的、可行的,就看它、听它、说它;如果是邪的、错的、不可行的,就不要去做。这就叫做三要。

观察太极中没有任何事物,就知道本性是善的。有不善的,都是阴阳混杂的渣滓。

无极而太极,是天地之性。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从不混杂的角度来说的,所以说“无极而太极”,○是对的。气质之性,是从不离的角度来说的,所以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是对的。然而无极而太极,就是阴阳中的太极;阴阳中的太极,就是无极而太极。太极虽然不混杂于阴阳,也不离开阴阳。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无极而太极,气尚未起作用,所以纯粹至善而没有恶;等到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善恶就分开了。

看见事情贵在理明,处理事情贵在心公。理不明,就不能辨别是非;心不公,就不能裁度可否。只有理明心公,那么对于事情就没有疑惑,处理就能得当了。

暑不生于暑,而生于寒;寒不生于寒而生于暑。动不生于动而生于静;静不生于静而生于动。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乱;乱不生于乱而生于治。盛衰相互为根的道理,很精微了。仔细推究,万物都从冲漠无朕的状态,以至于形成显著形体。坚固的天地之气相互感应,万物才形成形体。比如星星在天上,是气的精英罢了;等到陨落到地上,得到地气,就凝结成为石头。

才资始即资生无纤毫之间也

天的气,一接触地的气,就形成形体。比如雪、霜、〇、露,是天气,得到地气就形成形体了。

〇露霜雪,靠近地面才有形体。如果太虚极高,那么气越清就不能凝聚。曾经在湖南登上极高的地方,天色晴朗,俯视山下,就云合而〇。由此知道〇露霜雪之类,都是得到地气才形成形体的。观察阴阳互根的精微,就知道治乱盛衰的开端,其来源很远了。有意取悦于人,就失去了本心。

才恭敬,渣滓就融化而不胜其大;不恭敬,鄙吝就萌生而不胜其小。

人之外没有道,道之外没有人。看见天人的合一,才有间隔就不是道了。

动是静的根,所以父生长女而为姤;静是动的根,所以母孕长男而为复。

造化一年一度更新,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那么草木的枯落者都是煨烬糟粕了。

万物的始终,虽然有快慢不同,其理都是这样的。

不是能力所及而思考的,是妄念。所以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

知止所包含的很广,就自身来说,如心的止,德目的止,明的止,聪的止,恭的止,重的止之类都是。就事物来说,如子的止孝,父的止慈,君的止仁,臣的止敬,兄的止友,弟的止恭之类都是。大概止,是止于事物当然的法则,法则就是至善所在。知止就定静安虑得依次显现了。

不能知止,那么耳目无所施加,手足无所措置。

知止即智者不惑之事

知止就万理明而心自定了

不

能知止,犹迷方之人,心揺揺而莫知所之也。

知止,则能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矣。

译能够知道适可而止,还像迷失方向的人一样,心神不定而不知道要去哪里。

知道适可而止,就能安守本分而行事,不贪求本分之外的事物了。

知止则动静各当乎理

万物不能碍天之大,万事不能碍心之虚。

朱子作《濓溪赞》,其曰:「风月无邉,以言乎逺则不御也。」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则静而正也。」其曰:「书不尽言,图不尽意。」此理之防妙,诚有非图书所能尽者。

  心静能处事

平旦虚明,气象最可观。使一日之间常如平旦之时,则心无不存矣。

平旦虚明之气象,有难以语人者。惟无欲者能识之。平旦未与物接之时,虚明洞彻胸次,超然,真所谓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者。此盖夜气澄静之验。茍一日之间,勿使物欲汩杂,而神清气定,常如平旦之时,则心恒存,而处事无过不及之差矣。

瑄因忆少年时,晚间诵书愈数而不能诵,至来早即心志豁然,昨晚所读之书悉能成诵。今思之,晚间诵多不能记者,气昏也;早间能背诵者,气清也。此亦可验夜气之说。

因思古来事势之去,有非人力所能及,虽圣贤亦无如之何。

  理盛则能胜气气盛亦能胜理

因思古来治乱盛衰,固有因人事得失所致。然所以或生贤哲而人事脩,或生昏暴而人道乖,亦莫非气运之自然,有非人力所能与也。

治世之音,文、武、成、康而已。下此,则变风、变雅盛焉。人事之得失,气化之盛衰,于此可考矣。

亢极之治,惟圣人有道以持之,使不至于倾。如尧之治极矣,时当衰也,有舜则能持其盛。舜之治极矣,时当衰也,有禹则能保其治。使尧之后无舜,舜之后无禹,则鸣条、牧野之事不待后世而后见也。乃知治乱盛衰相寻无端者,理之常然。或当衰不衰,当乱不乱者,则圣人斡旋造化之功也。

伪学之谤,正如毁日月者,初何损其明?

法立,贵乎必行。立而不行,徒为虚文,适足以啓下人之翫而已。故论事当永终,知敝。

立法之初,贵乎防酌。事情必轻重得宜,可行而无敝者,则播告之。脩既立之后,谨守勿失信。如四时,坚如金石,则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防酌事情,轻重不伦,遽施于下。既而见其有不可行者,复遂废格。则后有良法,人将视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为政以爱人为本

法者,因天理、顺人情而为之防范禁制也。当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轻重之宜,不可因一时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则不得其平者多矣。

论事不可趋一时之轻重,当思其久而逺者。

日入而羣动息者,气机阖也。日出而羣动作者,气机辟也。一阖一辟,至理昭然。

人之性与气有则一时俱有,非有先后也。

望道未见之心,即求道不己之心。学者以是自励,则其进自不能止矣。

  许鲁斋力行之意多

  不力行只是学人说话

文士学做圣贤,文词如中国人学外国人言语,学得虽是自身,却只是中国人,做得虽是自身,却只是庸众。人禽鸟得气之先者也。丑则鸡先鸣者,阳气动也;午中鸡亦鸣者,隂气动也。是皆天机之自然。▯鸟鸿雁往来,亦如此。

  鲁斋不陈伐宋之谋其志大矣

鲁斋不对伐宋之谋,伐国不问仁人之意也。

  鲁斋出处合乎圣人之道

鲁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则去,未尝少贬以徇世,真圣人之学也。

世祖虽不能尽行鲁斋之道,然待之之心极诚,接之之礼极厚。自三代以下,道学君子未有际遇之若此也。鲁斋学徒,在当时为名臣则有之,得其传者则未之闻也。

程朱之外,诸儒性理杂论,尤当大着眼力,以辨其真是真非,不可执以为先儒成说,而悉从其言。鲁斋谓其言有弥近理而大乱真者,盖谓是也。

鲁斋厌宋末文弊,有从先进之意。

处事,即求是;处格物致知之一端。

格物所包者广,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如耳则当格其聪之理,目当格其明之理,口鼻四肢则当格其止肃恭重之理,身心则当格其动静性情之理。推而至于天地万物皆物也,天地则当格其健顺之理,人伦则当格其慈孝仁敬智信之理,鬼神则当格其屈伸变化之理,以至草木鸟兽昆虫则当格其各具之

译知道止境的所在,那么动与静就各自符合天理。

万物不能阻碍天的广大,万事不能阻碍心的虚静。

朱熹撰写《濂溪赞》,其中说:“风月无边,说的是它广大而不可限量。”又说:“庭草交翠,说的是它近处静正。”又说:“言语不能完全表达思想,图画不能完全表达意蕴。”这道理的微妙,确实有不是图书所能完全表达的。

心静能够处理事务

清晨虚空明澈,气象最值得观赏。如果一天之中常常像清晨那样,那么心就没有不存在的了。

清晨虚空明澈的气象,有难以向人言说的地方。只有没有私欲的人才能认识它。清晨尚未与外物接触的时候,虚空明澈洞彻胸怀,超然物外,真正可以说是清明在自身,志气如神灵。这大概是夜间气息澄静清明的验证。如果一天之中,不让物欲搅乱混杂,而精神清爽气息安定,常常像清晨那样,那么心就恒常存在,处理事务就没有过分或不及的偏差了。

许衡因此回忆起少年时,晚上读书多次却不能背诵,等到第二天早晨就心志豁然开朗,昨晚所读的书全部能够背诵。现在想来,晚上诵读多不能记住的,是气息昏沉;早晨能够背诵的,是气息清明。这也可以验证夜间气息的说法。

因此想到自古以来事势的离去,有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即使是圣贤也无可奈何。

理旺盛就能胜过气,气旺盛也能胜过理

因此想到自古以来治乱盛衰,固然有因人事得失所导致的。然而之所以有时产生贤哲而人事修明,有时产生昏暴而人道乖离,也莫非是气运的自然,有不是人力所能参与的。

治世的声音,只有文、武、成、康而已。低于此,那么变风、变雅就兴盛了。人事的得失,气化的盛衰,在这里可以考察了。

极盛之治,只有圣人有道义来维持它,使它不至于倾覆。像尧的治理极盛了,当时应当衰落了,有舜就能维持它的兴盛。舜的治理极盛了,当时应当衰落了,有禹就能保全它的治理。如果尧之后没有舜,舜之后没有禹,那么鸣条、牧野那样的事变就不必等到后世才出现了。于是知道治乱盛衰相继没有尽头,是理的自然常态。有时应当衰而不衰,应当乱而不乱的,那是圣人斡旋造化的功绩。

对伪学的诽谤,正像诋毁日月一样,起初哪里能损害它们的明亮?

法令确立,贵在必须执行。确立了而不执行,只是虚文,正好足以引起下属的轻慢罢了。所以议论事情应当考虑长远,知道弊端。

立法之初,贵在斟酌。事情必须轻重适宜,可行而没有弊端的,就颁布告知。确立之后,谨慎遵守不要失信。像四时一样,坚固像金石一样,那么百姓就知道畏惧,而不敢违犯了。或者在立法之初,不能斟酌事情,轻重不伦,就施行于下属。不久发现它有不可行的地方,就又废弃搁置。那么以后有良法,人们将把它视为不可信的器具了。命令从哪里能执行?禁令从哪里能制止呢?

中是立法的根本,信是行法的关键

为政以爱人为本

法律,是依据天理、顺应人情而设立的防范禁制。应当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定轻重的适宜,不可以因为一时的喜怒而立法。如果这样,那么得不到公平的就会很多了。

议论事情不可以趋附一时的轻重,应当考虑长久和深远的。

太阳落山而众动停止,是气机闭合。太阳升起而众动兴起,是气机开启。一闭一开,至理昭然。

人的性与气有则一时都有,没有先后之分。

望道未见的心,就是求道不已的心。学者以此自我勉励,那么他的进步自然不能停止了。

许鲁斋力行的意思多

不力行只是学人说话

文士学习做圣贤,文词就像中国人学习外国人的语言,学得虽然是自身,却只是中国人,做得虽然是自身,却只是庸众。人禽鸟得到气的先兆。丑时鸡先鸣,是阳气动;午中鸡也鸣,是阴气动。这都是天机的自然。〇鸟鸿雁往来,也是这样。

鲁斋不陈述伐宋的谋略,他的志向大了

鲁斋不应对伐宋的谋略,是伐国不问仁人之意的体现。

鲁斋出处合乎圣人之道

鲁斋以王道期望他的君主,不合就离去,未曾稍加贬损以迎合世俗,真是圣人之学。

世祖虽然不能完全实行鲁斋的道,然而对待他的心极诚,接待他的礼极厚。自三代以下,道学君子没有际遇像这样的。鲁斋的学徒,在当时作为名臣是有的,得到他传承的却没有听说。

程朱之外,诸儒性理杂论,尤其应当大着眼力,来辨别其真是真非,不可以执以为先儒成说,而全部听从他们的言论。鲁斋说他们的言论有接近理而大乱真的,大概说的就是这个。

鲁斋厌恶宋末文弊,有从先进之意。

处理事务,就是求取是;是格物致知的一个方面。

格物所包含的广泛,从自身来说,耳目口鼻身心都是物。如耳就应当格其聪明的理,目就应当格其明亮的理,口鼻四肢就应当格其止肃恭重的理,身心就应当格其动静性情的理。推而至于天地万物都是物,天地就应当格其健顺的理,人伦就应当格其慈孝仁敬智信的理,鬼神就应当格其屈伸变化的理,以至草木鸟兽昆虫就应当格其各具的

理。又推而至于圣贤之书、六艺之文、歴代之政治,皆所谓物也,又当各求其义理精粗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谓格物也。然天下之物众矣,岂能遍格而尽识哉?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序以格之,不踈以畧,不宻以穷,澄心精意以徐察其极。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明日又格之,无日不格之,潜体积翫之,久沉思力探之,深已格者不敢以为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为难而遂厌。如是之久,则塞者开,蔽者明,理虽在物,而吾心之理则与之潜防而无不通。始之通也,见一物各一理;通之极也,则见千万物为一理。朱子所谓「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者」,可得而识矣。

译道理。又推而至于圣贤的著作、六艺的文章、历代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是所谓的事物,又应当各自探求其义理的精深与粗浅、根本与枝节、正确与错误、得与失,这些都是所谓的格物。然而天下的事物太多了,怎么能全部去格物并完全认识呢?只应根据所接触的事物,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地去格物,不因为粗略而忽略,不因为细密而穷究,使心境澄明、精神专注,慢慢观察其极致。今天格物,明天格物,后天又格物,没有一天不格物,暗中积累、反复玩味,长久深思、努力探究,已经深刻格物之处不敢认为正确而自满,尚未格物之处不敢认为困难而厌倦。像这样长久坚持,那么堵塞的就会开通,遮蔽的就会明朗,道理虽然存在于事物之中,但我心中的道理则与之暗中契合而没有不通达的。刚开始通达时,看见每一事物各有其理;通达到极致时,则看见千万事物只有一个理。朱子所说的“万事万物的表象和内在、精深和粗浅没有不到的,而我心的全体大用没有不明的”,就可以认识了。

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处横逆之道也。

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真名言也。

  学贵乎日新

履端者,时之新也。为学亦当与时俱新。宣徳辛亥元日,书于辰溪分司。

一语一黙,一坐一行,事无大小,皆不可茍。处之必尽其方。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学。盖事有大小,理无大小。大事谨而小事不谨,则天理即有欠缺间断。故作字虽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勿起一念之妄诚可存矣

观经书所载之道,即当求吾身固有之道。心常存,则因事触发,有开悟处,所谓左右逢原者。可见心不存,则与理相忘,虽至近至明之理,亦无觉无见也。

圣贤知觉运动,虽不能不以气,而理则为主;众人知觉运动,但气之所为,漫不知理为何物。

斯须无序,即非礼;斯须不和,即非乐。然不和,由于无序。是知礼又乐之本也。

如数人在坐,尊卑贵贱各得其序,自无乖争;失序则争矣。以是知礼先而乐后。

度数所以辨人伦自然之序,声音所以发人伦自然之和。无序不和,礼云礼云,度数云乎哉?乐云乐云,声音云乎哉!

  古之乐正人心后之乐荡人心

古称唐太宗语及礼乐,房杜有愧,论者因谓房杜无制作之才。余谓非特房杜有愧,盖太宗有愧也。上有虞舜之徳,则天叙、天秩明而上下和,由是伯夷、后防得以推其序与和,形之度数,播之声音而为礼乐。太宗之德果如有虞之盛乎?天叙、天秩果明而上下和乎?不然,虽使伯夷、后防生于其时,亦无如礼乐何矣。是又不得为房杜病也。

用人当取其长,而舍其短。若求备于一人,则世无可用之才矣。

凡取人,当舍其旧而图其新。自贤人以下,皆不能无过。或早年有过,中年能改;或中年有过,晚年能改。当不追其往,而图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过,并弃其后来之善,将使人无迁善之门,而世无可用之才也。以是处心刻,亦甚矣。

大抵常人之情,责人太详,而自责太畧,是所谓以圣人望人,以众人自待也,惑之甚矣。

作诗、作文、写字,皆非本领工夫。惟于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余,力游焉可也。

作诗作文写字,疲弊精神,荒耗志气,而无得于己。惟从事于心学,则气完体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亲歴者知其味,殆难以语人也。

养深则发于文词者沛然矣。有徳者必有言,是也。明徳指此心昭然不昧而言。盖心明则理亦明,故朱子释明徳曰:「明徳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重在虚灵不昧上。其曰「具」、曰「应」,皆虚灵之所为。所谓「心统性情」者也。

求在外者,未可必;求在内者,必可得。未可必者,一聴于天;必可得者,当责之已。

万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读书之乐也。

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而不知厌也。酒色之类,使人志气昏酣,荒耗伤生,败徳,莫此为甚。俗以为乐,余不知果何乐也。惟心清欲寡,则气平体胖,乐可知矣。

  事无小大即求合理

聴言杂则,与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贵乎聴徳。惟聪理,气本不可分先后,但语其防显,则若理在气先,其实有则俱有,不可以先后论也。

  理气决不可分先后

  读书録卷二

<子部,儒家类,读书录>

  钦定四库全书

  读书録卷三       明 薛瑄 撰

太极动而生阳,但就动之端说起,其实动之前又是静也。

天地一终翕寂之余,太极动而生阳,而天复开;动极而静,静而生隂,而地复成。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天命流行无穷,而万物生生不息焉。其天地翕寂之前,如是之动而生阳,静而生隂,如是之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如是之天命流行,化生万物者,葢不可胜穷也。斯所谓“动静无端,隂阳无始”也欤?

太极图,一言以蔽之,曰:「理气而已。」

程子「性即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论性之疑。

圣人之所以教,贤者之所以学,性而已。

今天地之始,即前天地之终。其终也,虽天地

译有不请自来的三位客人到来,恭敬地对待他们,最终吉祥;这是处于横逆之道中的情况。

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做到完美无缺呢?这真是名言啊。

学习贵在日日更新。

履端,是时间的更新。做学问也应当随着时间一起更新。宣德辛亥年正月初一,写于辰溪分司。

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事情无论大小,都不可马虎。处理事情一定要竭尽方法。

程子写字非常恭敬,说:“这就是学习。因为事情有大小,但道理没有大小。大事谨慎而小事不谨慎,那么天理就会有欠缺和间断。所以写字虽然是小事,也必须恭敬,这是为了保存天理。”

不要产生一丝虚妄的念头,真诚就可以保存了。

观察经书中记载的道理,就应当寻求我们自身固有的道理。心常常保持,就会因为事情的触发,有开悟的地方,这就是所说的左右逢源。可见心如果不保持,就会与道理相忘,即使是最近最明白的道理,也没有感觉和看见。

圣贤的知觉运动,虽然不能不依靠气,但道理是主导;众人的知觉运动,只是气的作用,完全不知道道理是什么。

片刻没有秩序,就不是礼;片刻不和谐,就不是乐。然而不和谐,是由于没有秩序。由此可知礼又是乐的根本。

比如几个人坐在一起,尊卑贵贱各自得到秩序,自然没有争执;失去秩序就会争执。由此可知礼在先而乐在后。

度数用来辨别人伦自然的秩序,声音用来发扬人伦自然的和谐。没有秩序和不和谐,礼啊礼啊,只是度数吗?乐啊乐啊,只是声音吗!

古时的乐正人心,后来的乐荡人心。

古人称唐太宗谈到礼乐,房玄龄、杜如晦感到惭愧,评论者因此说房玄龄、杜如晦没有制作的才能。我认为不仅是房玄龄、杜如晦感到惭愧,唐太宗也感到惭愧。上面有虞舜的德行,那么天叙、天秩明显而上下和谐,由此伯夷、后夔得以推行秩序与和谐,形成度数,传播声音而成为礼乐。唐太宗的德行真的像虞舜那样盛大吗?天叙、天秩真的明显而上下和谐吗?如果不是,即使让伯夷、后夔生在那个时代,也对礼乐无可奈何。这也不能归咎于房玄龄、杜如晦。

用人应当取其长处,而舍弃其短处。如果对一个人要求完美,那么世上就没有可用的人才了。

凡是选取人才,应当舍弃其过去的过错而谋求其新的表现。自贤人以下,都不能没有过错。有的早年有过错,中年能改正;有的中年有过错,晚年能改正。应当不追究过去的过错,而谋求其新的表现,是可以的。如果追究过去的过错,并抛弃后来的善行,将使人没有向善的门路,而世上没有可用的人才。以此处心积虑,也太苛刻了。

大体上常人的情感,责备别人太详细,而责备自己太粗略,这就是所谓的以圣人的标准期望别人,以众人的标准对待自己,迷惑太深了。

作诗、作文、写字,都不是根本的功夫。只有在身心上下功夫,最重要。身心功夫有余,随意游玩也可以。

作诗作文写字,疲弊精神,荒废志气,对自己没有收获。只有从事心学,那么气完体胖,有休休自得的乐趣。只有亲身经历的人知道其中的味道,难以向人说明。

修养深厚,那么表现在文词上的就会充沛。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是这样的。明德指此心昭然不昧而言。因为心明则理也明,所以朱子解释明德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具备众理而应万事。”重在虚灵不昧上。所说的“具备”、“应对”,都是虚灵的作用。这就是所说的“心统性情”。

追求外在的东西,不一定能得到;追求内在的东西,一定能得到。不一定能得到的,听凭天命;一定能得到的,应当归责于自己。

万金的财富,也不换我一天读书的快乐。

外物的味道,久了就会厌倦;读书的味道,越久越深,而不知道厌倦。酒色之类,使人志气昏沉,荒废伤害生命,败坏德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世俗认为快乐,我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快乐。只有心清欲寡,那么气平体胖,快乐就可以知道了。

事情无论大小都要求合理

听言论杂乱,就会随之变化,于是失去正道,所以贵在听德。只有聪明的人,气本来不可分先后,但说其明显,则好像理在气先,其实有则俱有,不可以先后来论。

理气决不可分先后

读书录卷二

<子部,儒家类,读书录>

钦定四库全书

读书录卷三 明 薛瑄 撰

太极动而生阳,只是从动的开端说起,其实动之前又是静。

天地一个终了翕寂之后,太极动而生阳,而天重新开启;动极而静,静而生阴,而地重新形成。一动一静,互为根本。天命流行无穷,而万物生生不息。那天地翕寂之前,这样的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这样的一动一静,互为根本,这样的天命流行,化生万物,大概不可穷尽吧。这就是所说的“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吗?

太极图,一句话概括,就是:“理气而已。”

程子“性即理也”这一句话,足以确定千古论性的疑惑。

圣人之所以教导,贤者之所以学习,就是性而已。

今天地的开始,就是前天地的结束。其结束,虽然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