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续録卷七
外乎中，故朱子云然。
因具于冲漠无朕之中者，有无穷之象，故见于卦画者，有无穷之数。
译在“中”之外，所以朱子这样说。
因为在冲和寂静、无形无迹的本体之中，蕴含着无穷的意象，所以在卦象符号中，便呈现出无穷的数理。
大学出于书，如「克明峻德」「作新民」之类是也。
始条理之事，有缺，则终条理之事，不全。
道无有不到处，亦无有间断处。释氏出家修行，是有不到处，专务上逹而无下学，是有间断处。又焉得为道乎？识进则量进。
性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心杂乎气，故不能无善恶。朱子曰：「心比理，则防有迹；比气，则又灵。」又曰：「心是气之精爽。」
程子曰：「有是心，则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非道」。以此而观，心迹旣不可判，则人为善之迹，固出于心；而为恶之迹，亦出于心也。明矣。
圣人虽有心，然动以天，顺理而已，复何为哉？故程子曰：「圣人有心而无为。」
因看厯日，曰：「乾元亨利贞之道，皆具于此矣。」
经书言性，自书始；言学，亦自书始。
自古奸雄，若曹瞒之徒，虽逞欲一时，而终遗臭万世。孔子之后，知作《易》之本原者，程明道、邵康节；发明二子之学者，朱子也。
阴精阳气聚而成物，即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
不使他事胜好学之心则有进
朱子诗曰：「若识无中含有象，即无极而太极也。」
惠虽不能周于人，而心当常存于厚。
注焉而不满，其量无穷；酌焉而不竭，其源无尽。
朱子本义，依吕氏所定经二巻，传十巻，古易之次序。后儒以本义附今易程传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解《春秋》者，以己意为圣人之意，不知果得圣人之意否？至诚无息之体，与万物各得其所之用，浑然无间。朱子以《易》有太极，即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易》所谓“是生两仪”，即周子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隂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易》言两仪生四象，即周子所谓水、火、木、金。以是而观，则《易》所言太极之生万象，周子所言太极之生万物，同一理也。
人之精神，即隂精阳气聚而为物者，故与天地之气流通而无间。人昼之所为，夜之所梦，吉凶善恶，各以类应也。
消息盈虚，造化自然之理。圣人知之，故顺之而吉；众人不知，故逆之而凶。
画前之易，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既画之易，即卦即爻，一理冲漠无朕。
朱子论太极曰：「惟其理有许多，故其物亦有许多。盖理有许多者，冲汉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也。故其物亦有许多者，皆由理有许多也。」
精义入神，是致知明善之事；于天下之理，知之极其明。致用，是力行之事；于天下之理，行之无不至。
朱子言：「公私邪正，废兴存亡，皆原于防。盖知几则公正兴存，不知防则私邪废亡。」
心统性之静，气未用事，心正则性亦善；心统情之动，气已用事，心正则情亦正。心有不正，则情亦不正矣。乾元，万物无时不资始；坤元，万物无时不资生。
动静无端，隂阳无始，两言括尽造化之妙。妄念忽然而起，然即觉其妄，但不能絶于再起，此所以为难也。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来而顺应者，情也。性者，情之体；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无内外也。
满天地间皆是天所赋之命，物所受之性，但人自不察耳。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此论天之色体俱尽，明善是明，仁义礼智之性诚身，是实性之善，无一毫之妄。
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诚身是诚意正心，养性事天修身之事。
性即理也。理即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故复性则可以入尧舜之道。
阳之成形者，莫大于天；隂之成形者，莫大于地。
凡性理字，皆圣人所制，以明难明之道。
无声无臭，至矣！况可以言语形容之哉？
性情之外无道
满天地是生物之心，满腔子是恻隠之心。
刘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周子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之「定」字，盖出于此。
朱子曰：「命即理也。」《书》曰：「顾諟天之明命。」《诗》曰：「永言配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思「天命之谓性」，
译《大学》出自《尚书》，像“克明峻德”、“作新民”这类语句就是例证。
如果开始有条理的事情有缺失，那么最终有条理的事情就不完备。
道没有达不到的地方，也没有间断的地方。佛教徒出家修行，是有达不到的地方；专门致力于向上通达而缺乏下学功夫，是有间断的地方。这样又怎么能称为道呢？见识增进，度量也就增进。
本性纯粹是天理，所以只有善而没有恶；心混杂了气，所以不能没有善和恶。朱子说：“心与理相比，则防备会有痕迹；与气相比，则又更加灵妙。”又说：“心是气的精爽。”
程子说：“有这种心，就有这种迹象。”王通说“心与迹象的割裂，就不是道”。由此来看，心与迹象既然不可割裂，那么人为善的迹象，固然出自于心；而为恶的迹象，也出自于心。这就很明白了。
圣人虽然有心，但行动顺应天理，顺从理罢了，还做什么呢？所以程子说：“圣人有心而无为。”
因为看历书，说：“乾元亨利贞的道理，都具备在这里了。”
经书谈论本性，从《尚书》开始；谈论学问，也从《尚书》开始。
自古以来的奸雄，像曹操之类的人，虽然一时逞欲，但最终遗臭万年。孔子之后，懂得《易经》本源的人是程明道、邵康节；阐发这两位学者学问的人是朱子。
阴精阳气聚合而成万物，这就是所说的“天地充满的，是我的形体”。
不让其他事情胜过好学之心，就会有进步。
朱子诗说：“如果认识到无中含有象，就是无极而太极。”
恩惠虽然不能周济所有人，但内心应当常存厚道。
注入它而不满，它的容量无穷；舀取它而不竭，它的源头无尽。
朱子的《本义》，依照吕氏所定的经两卷、传十卷的古《易》次序。后来的儒者将《本义》附在现在《易经》程传的次序之后，失去了朱子的本意。
解释《春秋》的人，用自己的意思作为圣人的意思，不知道是否真的得到了圣人的意思？至诚无息的体，与万物各得其所的用，浑然没有间隙。朱子认为《易经》所说的太极，就是周敦颐所说的无极而太极；《易经》所说的“是生两仪”，就是周敦颐所说的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根本，分出阴分出阳，两仪就确立了。《易经》说两仪生四象，就是周敦颐所说的水、火、木、金。由此来看，《易经》所说的太极生成万象，周敦颐所说的太极生成万物，是同一个道理。
人的精神，就是阴精阳气聚合而成的万物，所以与天地之气流通而没有间隙。人白天所做的，晚上所梦见的，吉凶善恶，各自以同类相应。
消长盈虚，是造化自然的道理。圣人知道它，所以顺应它而吉祥；众人不知道它，所以违背它而凶险。
画卦之前的《易》，在冲漠无迹之中，万象森然已经具备；画卦之后的《易》，就是卦就是爻，一个道理冲漠无迹。
朱子论述太极说：“正因为理有很多，所以物也有很多。所谓理有很多，是在冲漠无迹之中，万象森然已经具备了。所以物也有很多，都是由理有很多造成的。”
精义入神，是致知明善的事情；对于天下的道理，知道得极其明白。致用，是力行的事情；对于天下的道理，实行得没有不到的地方。
朱子说：“公私邪正，废兴存亡，都源于细微之处。大概知道几微则公正兴存，不知道几微则私邪废亡。”
心统摄性的静，气未发挥作用，心正则性也善；心统摄情的动，气已发挥作用，心正则情也正。心有不正，那么情也不正了。乾元，万物无时无刻不依赖它开始；坤元，万物无时无刻不依赖它生长。
动静没有开端，阴阳没有起始，这两句话概括尽了造化的奥妙。妄念忽然兴起，随即觉察它是妄念，但不能杜绝它再次兴起，这就是困难的原因。廓然大公的，是性；事物来临而顺应的，是情。性是情的体；情是性的用。这就是性没有内外之分的缘故。
充满天地之间都是天所赋予的命，万物所接受的性，只是人自己不去体察罢了。
天的苍苍之色，是它真正的颜色吗？还是因为遥远而没有尽头呢？它向下看，也不过如此罢了。这论述天的色和体都完备了。明善是明白，仁义礼智的本性；诚身是充实本性的善，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妄。
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的事情；诚身是诚意正心，养性事天修身的事业。
性就是理。理就是尧舜直到路人是一样的。所以恢复本性就可以进入尧舜之道。
阳形成形的，没有比天更大的；阴形成形的，没有比地更大的。
凡是性理这些字，都是圣人所制定的，用来阐明难以阐明的道理。
无声无臭，到了极点！何况可以用言语来形容呢？
性情之外没有道。
充满天地是生物之心，充满胸臆是恻隐之心。
刘康公说：“百姓承受天地的中道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有动作、礼义、威仪的准则来安定命。”周敦颐用中正仁义来安定，而主静的“定”字，大概出自这里。
朱子说：“命就是理。”《尚书》说：“顾諟天之明命。”《诗经》说：“永言配命。”孔子五十岁知道天命，子思说“天命之谓性”，
命皆以理言也。孔子曰：「焉用杀？」《论语》二十篇无以「杀」字，论为政者，圣人之仁心大矣。
译“命”这个概念都是依据“理”来阐述的。孔子说：“哪里用得着杀人呢？”《论语》二十篇中没有使用“杀”字，在论述为政之道时，圣人的仁爱之心真是广大啊。
帝王公以为治霸者公以假名
圣人为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才有私意，即入于权谋术数矣。
论语》一书，未有言人之恶者，熟读之，可见圣贤之气象，心虚涵万理。
易》曰：「由辩之不早辩也。」朱子曰：「李光祖云：『不早辩也，直到得郎当了却方辩，刬地激成事来。』此说最好。」愚按：「此说凡事皆当谨之于防，性与天道内外合一，其大无穷。」
读书续録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读书续録卷九 明 薛瑄 撰
人心所具之性，即天所赋之命。人能常存仁义礼智之性，即不咈乎天之所命。或有一之未尽，即咈乎天命，而自絶于天矣。
天命之流注于人心而为性者，其来源源无穷。人能常存此性，则天命无时不流注，而其本无穷矣。
分正百职，各司其事，此唐虞三代大公至正之法也。后世有“内相”之称，非相之职，行相之事，失公正矣。
唐太宗过邺，祭魏武，夫魏武，汉贼也，祭之过矣。胡氏以魏武、唐太宗才优于徳，夫唐太宗虽假仁义，犹有及人之德；魏武则残贼生民，潜移汉鼎，弑伏后及皇子，杀害忠良，乃天下万世不道大贼也，何徳之有？胡氏以之与唐太宗并称，恐非至论。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不明，固无以知事之当断然明而不断，亦不免于后艰矣。
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
言善，则性在其中；言性，则善在其中。善性无二理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即元亨利贞之理。
濂溪先生在当时知之者少，故从游者不多。惟程珦知之，使二子从学，遂明斯道之传。是则周子从游者虽少，反胜于从游者之多也。
人之一呼一吸之息，不停，即天地之化，不停也。
朱子言：「人心最灵，而有以通贯乎性命之全体。心、性命，一理也。」
性即理也满天地间皆性也
朱子本义，依古易次序，自为一书，不与程传杂，最可见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后儒摘以附程传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费隠是显防无间
朱子本义，简切明白，深得圣人作易之意。
杂虑少则渐近道
古圣贤多言私欲为人性之蔽，至张子、程子皆论气质之性，则知为人性之蔽不独私欲，而亦拘于气质，故朱子论人性之蔽必兼私欲、气质言之。
朱子曰：「明命赫然，罔有内外，是性无内外也。」
性情之德，具于人心，此道不可须防离也。
由经以求道，由辞以得意。程子教人切要之言。
程朱之书，吾寤寐敬畏之，不敢慢也。
汉马融绛帐，女乐为权奸作奏，害忠良，得罪名教大矣。犹配飨孔子庙庑，谓宜黜罢之可也。
语之而不惰者，子独称顔子，则其余闻夫子之言而惰者，亦恐多矣。
人心即食色之性，道心即天命之性。
圣人立法，皆脩道之谓教，非于道之外强立法制也。若杂霸立法，则非修道之教矣。
自得之，全在因书之辞，以得其意。得其辞，不得其意，程子所谓糟粕耳。
程子有曰：「帝王以道治天下者，盖自天徳推之防道也。其曰后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者，则无天德以行王道，但用智力之私以防制之耳。」
汉诏多引咎责躬恤民之意，最为近古。
为人须做彻表彻里一般人
自孔子后，知易者，周子、程子、邵子、朱子也。
尧命舜慎徽五典，舜命契敬敷五教。臯陶言：「勑我五典。」汤肇修人纪，武王重民。五教、五典，五教、人纪，天理人伦，道莫出乎是。
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己见于《四书集注》章句及《易本义》《诗传》中。其文集、语类之属所载者，或有非定论者，读者择焉可也。
圣人之德，莫大于孝，故《书》首称舜克谐以孝。
孟子》书首言利之害，千万世人之失，皆由于此。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圣人之仁政，皆自此推之。
道从天出是有本之学
文章俗学，所以浅者，由不知大本大原。自天出而赋于人物，故虽博极羣书，识逹古今，驰骋文章，建立事功，终为无本原而浅。故君子贵乎知道。
知性知天则理无不明矣
译帝王公认为，治理天下与称霸天下都是公道的，只是借用了不同的名义。
圣人治理天下，是推究人本有的善性；一旦人心中产生私意，就堕入权谋术数的范畴了。
《论语》一书中，没有指责人的恶行的言论，熟读此书，可以见到圣贤的气象，内心虚静而涵容万理。
《易经》说：“这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朱熹说：“李光祖说：‘没有及早辨别，直到事情变得妥当后才去辨别，反而把事情激化得更糟。’这个说法最好。”我按语认为：“这个说法表明凡事都应当在防范上谨慎，性与天道内外合一，其广大没有穷尽。”
读书续录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读书续录卷九 明 薛瑄 撰
人心所具备的本性，就是上天所赋予的命令。人如果能常存仁义礼智的本性，就不违背上天所赋予的命令。如果有哪一点没有尽到，就违背了天命，从而自我断绝与天的联系了。
天命流注于人心而形成本性，其源头无穷无尽。人如果能常存此本性，那么天命无时无刻不在流注，其根本也就无穷无尽了。
分派百官的职位，各自掌管自己的事务，这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大公至正的法度。后世有“内相”的称号，这不是宰相的职责，却行使宰相的权力，失去了公正。
唐太宗经过邺城，祭祀曹操，曹操是汉朝的贼臣，祭祀他太过分了。胡氏认为曹操和唐太宗是才能优于德行，唐太宗虽然假借仁义，还有惠及百姓的德行；曹操则残害百姓，暗中转移汉朝政权，杀害伏皇后及皇子，杀害忠良，是天下万世不道的最大贼臣，有什么德行？胡氏将他与唐太宗相提并论，恐怕不是最恰当的评价。
处理大事，贵在明智而能决断。不明智，固然无法知道事情应当决断；明智而不能决断，也不免会招致后来的艰难。
《中庸》说“明善”，不说“明性善”，因为性就是善。
说善，性就在其中；说性，善就在其中。善与性没有两个道理。逝去的时光像流水一样，日夜不停，这就是元亨利贞的道理。
濂溪先生周敦颐在当时了解他的人很少，所以跟随他学习的人不多。只有程珦了解他，让两个儿子跟随他学习，于是明确了道的传承。这样看来，周子虽然跟随学习的人少，反而胜过跟随学习的人多的情况。
人一呼一吸的气息，不停止，就是天地化育万物，不停止。
朱熹说：“人心最灵，能够贯通性命的全部。心、性、命，是一个道理。”
性即理也，充满天地间的都是性。
朱熹的《本义》，依照古易的次序，自成一体，不与程颐的《传》混杂，最能体现通过象数占卜筮教人的本意。后来的儒者摘取附在程传之后，失去了朱熹的本意。
费隐是显，防范没有间隙。
朱熹的《本义》，简练切要明白，深得圣人作《易》的本意。
杂念少就逐渐接近道。
古代圣贤多言私欲是人性之蔽，到了张载、程颐都论述气质之性，就知道遮蔽人性的不只是私欲，也受气质的拘束，所以朱熹论述人性之蔽必定兼谈私欲和气质。
朱熹说：“天命赫然，没有内外之分，这是性没有内外。”
性情之德，具于人心，这个道不可片刻离开。
由经文以求道，由文辞以得意。这是程颐教人的切要之言。
程朱的书，我醒睡都敬畏，不敢轻慢。
汉代马融的绛帐，女乐为权奸奏乐，陷害忠良，得罪名教大了。还配享孔子庙的廊庑，应当罢黜他。
听他的话而不懈怠的，孔子只称赞颜回，那么其余听孔子话而懈怠的，恐怕也很多了。
人心就是食色之性，道心就是天命之性。
圣人立法，都是修道的教化，不是在道之外强立法制。如果杂用霸道的法制，就不是修道的教化了。
自得之道，全在于因循书中的文辞，以得其意。得其辞，不得其意，就是程子所说的糟粕。
程子有说：“帝王以道治理天下，是从天德推及王道。所谓后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就是没有天德来行王道，只是用智力的私意来防范制约罢了。”
汉代的诏书多引咎责躬、体恤百姓的意思，最接近古意。
为人须做彻表彻里一般人。
自孔子后，懂《易》的，是周子、程子、邵子、朱熹。
尧命令舜谨慎地彰显五典，舜命令契恭敬地推广五教。皋陶说：“敕正我的五典。”商汤开始修明人纪，周武王重视百姓。五教、五典，五教、人纪，是天理人伦，道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
朱熹至精至粹的言论，已经见于《四书集注》章句及《易本义《诗传》中。其文集、语类等所载的，有的不是定论，读者选择即可。
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大的，所以《尚书》首先称赞舜以孝和谐家庭。
《孟子》一书首先言利的危害，千万世人的过失，都由此而来。
尊敬我的老人，从而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我的小孩，从而爱护别人的小孩。圣人的仁政，都由此推及。
道从天出，是有本之学。
文章俗学，之所以浅薄，是因为不知道大本大原。道自天出而赋予人物，所以虽然博览群书，识达古今，驰骋文章，建立事功，终究是无本原而浅薄。所以君子贵在知道。
知性知天，则理无不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