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续録卷四
异，读者当各即其义而观之，不可以字泥也。
孔子曰：「多乎哉？不多也。」世儒以该博为能，而不察其理之有无者，去道逺矣。
译对待差异，读者应当各自根据文意去观察，不可以拘泥于字面。孔子说：“多吗？并不多。”世俗的儒生以广博为能事，却不考察其中道理是否存在，这就离大道很远了。
有一毫私欲之间杂即非仁矣
自古有天下者，观其所用之人，则政事可知矣。
周子诚上章，诚善道性。元亨利贞，命皆太极也。
程子言：「国祚之祈，天永命；周过其厯，即其效也。」
三王皆以仁立国所谓王道也
汉、唐虽杂伯、杂夷，尚能假仁义而行，故国祚自三代以下最为长逺。秦、隋、南北朝、五代皆以不仁立国，故其祚如彼之促，斯可以为万世鉴矣。
至大者善也人胡不为善
正己者，乃能正人。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也。
作史者不可以强弱成败论人，只当断以大义。
民不习教化，但知有刑政，风俗难乎其淳矣。
贤其贤，否其否，天下所以治；贤其否，否其贤，天下所以不治。
天下国家，当大培根本。何以培之？仁而已。圣人之道，蔽昧不明者千五六百年，至周程张朱而始明。
书称尧曰钦明文思允恭克让，舜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曰明，曰文，曰恭，二帝皆同徳。
道流行于天地间，即元亨利贞、仁义礼智是也。未尝有间断，但道之托于人者，有絶有续耳。
道体于穆而不已，道统有絶有续。
道非亡也，幽厉不由也。不由，则道之在人者亡矣；而道之在天者，则未尝亡也。
行止乆速，皆有理焉。顺理处之，可也。
行止乆速由乎天故不可尤人
中字专言，则包四徳；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是也。偏言，则止为礼之一德定之以中正仁义，是也。
静存动察学易之要也
动、静、语、黙，应事接物，求合乎理，即学《易》也。
易》者，阴阳也。其理则道也。道即天命之流行。朱子所谓「隂阳交错，而实理流行」，一赋一受于其中，是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相得，谓一与二相得，三与四相得，五与六相得，七与八相得，九与十相得。有合，谓一与六合，二与七合，三与八合，四与九合，五与十合。朱子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妇。相得则取其奇偶之相为次第，辨其类而不容紊也。有合则取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类而不容间也。」相得有合四字，该尽河图之数。河图洛书之奇偶，不过一隂一阳耳。朱子言之备矣。洛书之五行，即河图之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五行也。
河图》之数，十。太阳之位，一。得数九，成十。少隂之位，二。得数八，成十。少阳之位，三。得数七，成十。太隂之位，四。得数六，成十。
事无大小皆当致谨
舜之兢兢业业，禹之祗台徳先成汤之栗栗危惧，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谨之谓也。
义利无并立之理，尚义者必不尚利，尚利者必不尚义。惟君子为能尚义而去利也。孳孳为义者，君子也；孳孳为利者，小人也。圣贤言之详矣。
尚义则天下治，三代盛时是也。尚利则天下乱，战国末季是也。
行王道，则黜伯功；行伯道，则弃王道。后世有“王伯并用”之说，非矣。
王道，天理也；伯功，人欲也。天理、人欲，未有并立者也。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曲尽事理。自古以来，黩货厚积以取颠覆者多矣，而犹不知戒，何邪？
利者，人心之同欲，而欲专之，可乎？
孟子深辨王霸之诚伪，所以扩天理，遏人欲也。
千古圣贤之学，惟欲人存天理，遏人欲而已。
天道可畏，圣帝明王事天如事父母。父母有怒，人子恐惧不宁，思有以消其怒。圣帝明王之事天也，亦然。《春秋》书灾异，不言事应，而事应具存。未有书于前而不应于后也。朱子《纲目》书法，仿《春秋》之意。
事天，当自一念之防，纯乎天理；次而一身、一家皆出于至正，则事天而天心悦矣。
古语云：「事天以实，不以文；存其心，养其性，事天之实也。」书言：「罚弗及嗣，赏延于世。」此圣贤之仁心也。故赏当过于厚，而刑不过于滥。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物物一太极也。
性命之理，于一草一木见之，于天地万物皆见之。周子论乐，至矣。
邵子诗云：「不读人间非圣书，凡不正之书皆不可读。阴阳消息，盛衰屈伸，即易也。顺之则吉。」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译有一丝一毫私欲夹杂其中，就不是仁了。
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人，观察他所任用的人，那么政事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周敦颐真诚地上奏章，真诚地阐述善道和人性。元亨利贞，天命都是太极。
程颐说：“祈求国运长久，上天永赐天命；周朝超过了它的历数，这就是效验。”
三位圣王都以仁德建立国家，这就是所谓的王道。
汉朝、唐朝虽然混杂了霸道、夷狄之道，尚且能够假借仁义来行事，所以国运在三代以下最为长远。秦朝、隋朝、南北朝、五代都以不仁建立国家，所以它们的国运像那样短促，这可以作为万世的鉴戒。
至大的是善，人为什么不做善事？
端正自己的人，才能端正别人。没有歪曲自己却能端正别人的。
写史书的人不可以用强弱成败来评判人，只应当用大义来裁断。
百姓不熟悉教化，只知道有刑罚政令，风俗就很难淳朴了。
尊重贤者，否定不贤者，天下因此治理；尊重不贤者，否定贤者，天下因此混乱。
天下国家，应当大力培植根本。用什么来培植呢？只有仁罢了。圣人的道理，被遮蔽不明达了一千五六百年，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才才变得明达。
《尚书》称颂尧说钦敬、明察、文采、思虑、诚信、恭敬、能够谦让，称颂舜说深邃、智慧、文明、温和、恭敬、诚信充实。说“明”，说“文”，说“恭”，两位帝王都有相同的德行。
道流行于天地之间，就是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不曾有间断，只是道寄托在人身上，有断绝有延续罢了。
道的本体庄严而不止息，道统有断绝有延续。
道并没有消亡，幽王、厉王不遵循罢了。不遵循，那么道在人身上就消亡了；而道在天上，则不曾消亡。
行动停止、长久迅速，都有道理在其中。顺应道理来处理，就可以了。
行动停止、长久迅速由上天决定，所以不可以责怪别人。
“中”字专门说，就包含四德；喜怒哀乐没有发动叫做中，就是这个意思。偏颇地说，就只是礼这一德，确定于中正仁义，就是这个意思。
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是学习《易经》的要领。
动、静、语、默，应对事物接触人物，追求合乎道理，就是学习《易经》。
《易经》就是阴阳。它的道理就是道。道就是天命的流行。朱熹所说的“阴阳交错，而实理流行”，在其中一赋予一接受，就是这个意思。
五个位置相互契合而各有配合。相互契合，是说一与二相互契合，三与四相互契合，五与六相互契合，七与八相互契合，九与十相互契合。有配合，是说一与六配合，二与七配合，三与八配合，四与九配合，五与十配合。朱熹说：“相互契合像兄弟，有配合像夫妇。相互契合就取奇偶的相互为次序，辨别它们的类别而不允许混乱。有配合就取奇偶的相互为生成，合并它们的类别而不允许间隔。”相互契合有配合四个字，概括尽了河图的数理。河图洛书的奇偶，不过是一阴一阳罢了。朱熹说得很完备了。洛书的五行，就是河图的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的五行。
河图的数理，是十。太阳的位置，是一。得到数九，合成十。少阴的位置，是二。得到数八，合成十。少阳的位置，是三。得到数七，合成十。太阴的位置，是四。得到数六，合成十。
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谨慎。
舜的兢兢业业，禹的恭敬台德，成汤的栗栗危惧，文王的小心翼翼，都是谨慎恭敬的意思。
义和利没有并存的道理，崇尚义的人一定不崇尚利，崇尚利的人一定不崇尚义。只有君子能够崇尚义而摒弃利。勤勉致力于义的人，是君子；勤勉致力于利的人，是小人。圣贤说得详细了。
崇尚义则天下治理，三代兴盛时期就是这样。崇尚利则天下混乱，战国末期就是这样。
实行王道，就贬黜霸功；实行霸道，就抛弃王道。后世有“王霸并用”的说法，是不对的。
王道，是天理；霸功，是人欲。天理、人欲，没有并存的。老子“多藏必厚亡”的话，曲尽事理。自古以来，贪财厚积以致颠覆的人很多了，却还不知道警戒，为什么呢？
利，是人心共同的欲望，而想要独占它，可以吗？
孟子深刻辨析王霸的真伪，是为了扩充天理，遏制人欲。
千古圣贤的学问，只是希望人存养天理，遏制人欲罢了。
天道可畏，圣帝明王侍奉上天像侍奉父母一样。父母发怒，子女恐惧不安，想着有办法消除他们的怒气。圣帝明王侍奉上天，也是这样。《春秋》记载灾异，不说应验，而应验都具备。没有记载在前而不应验在后的。朱熹《纲目》的书法，模仿《春秋》的意思。
侍奉上天，应当从防范一念开始，纯粹是天理；其次是一身、一家都出于至正，那么侍奉上天而上天就会喜悦了。
古语说：“侍奉上天用实质，不用文饰；存养本心，涵养本性，是侍奉上天的实质。”《尚书》说：“惩罚不及后代，赏赐延及子孙。”这是圣贤的仁心。所以赏赐应当过于丰厚，而刑罚不过于泛滥。
乾道的变化，各自端正性命，万物都是一个太极。
性命的道理，在一草一木中可以看到，在天地万物中都可以看到。周敦颐论述音乐，达到极致了。
邵雍的诗说：“不读人间非圣贤的书，凡是不正的书都不可读。阴阳消长，盛衰屈伸，就是《易经》。顺应它就吉祥。”
天地盈虚，随着时间消长。
学《易》，当深体此理。
朱子曰：「防来人处大运中，无一时闲，吉凶悔吝，一息不曽停，如大轮一般，一恁滚将去。圣人只随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这里则将这道理处之，那里则将那道理处之。」愚按：朱子此言，论《乾》卦潜、见、愓、跃、飞、亢之事，学《易》者当知此意。
译学习《易经》，应当深切体会这个道理。
朱熹说：“在防范未来、处于大运之中时，没有片刻闲暇，吉凶悔吝的变化，连一息之间都未曾停歇，就像巨大的车轮一样，就这样滚滚向前。圣人只是顺应它这样运行，去观察其中的道理是怎样的。在这里就用这里的道理来处理，在那里就用那里的道理来处理。”
我按语：朱熹这段话，论述的是《乾》卦中潜龙、见龙、惕龙、跃龙、飞龙、亢龙的情形，学习《易经》的人应当知晓这层意思。
大有之遏恶扬善，朱子谓非特用人，反之于身，亦莫不皆然。如去人欲，存天理，即遏恶扬善也。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如东汉诸君子，欲以力扶当时之衰乱，是不知此义也。
隂阳在内外分否泰，圣人以君子小人发明其义自古治乱皆由于是，易之垂戒深矣。
朱子曰：「太极中本无一物，天地生物不言所利。故圣人之于功业，虽有若无，分定也。制将智谋为本，不然虽骁勇，一夫之敌也。《易》曰：『师贞丈人吉』，所谓丈人，必能以智谋为本矣。」
圣贤之书，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书特尘编耳。
书能神而明之则活泼泼地
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不然，书自书，理自理，何以有实用哉？偶持一卷《中庸》书，因思此书满天下，能因《中庸》之书实得《中庸》之理者，防何人哉？灯下记此。以上四条。
易》之初，卦画而已。今经传本义之外，诸儒之说遂至数十卷，何其文之多也？
支流多，则迷本源；杂说多，则乱本防。今五经四书传注之外，増録后儒之说，日益多。学者至白首不能遍读，吾恐本源本防迷而乱也。
宋末之文弊，如周末。许鲁斋尝言之矣。
士农工商之业，为之必有实效；异端诵妖诞之空言，以徼不可必之福，茫如捕风系影。举前古为之，何其惑之甚邪！
六十四卦其辞至于无穷
为善诚实，则天报之以福。岂有为不善之人，诵异端之诞言，而福可求邪？
隂阳迭为消长，自复至干，阳长隂消，自姤至坤，阳消隂长。然阳之长，虽至复始，成一阳，而坤之初爻，阳已萌矣。隂之长，虽至姤始，成一隂而干之初爻，隂已萌矣。圣人于阳之复，则喜见于辞，于隂之姤，则不言，扶阳抑隂之义也。
剥尽为纯坤，剥于上而阳已萌于下。夬尽则为纯干，夬于上而隂已萌于初。此阳无间容息，隂亦无间容息。故程子曰：「隂亦然，圣人不言耳。」
知卦画即易，知交易变易之易，知隂阳迭为消长，隂阳无顿絶之理。至隂之中，阳已生，纯坤初爻有阳是也；至阳之中，隂已生，纯干初爻有隂是也。
姤次夬，才夬去隂为干，而隂又生。邵子所谓「乱生于治也」。
程子曰：「顔子箪瓢，在他人则忧，而顔子独乐者，仁而已。」愚谓：「圣贤之乐，不过全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性也。专言仁，则义礼智皆在矣。」
程子曰理性命一也
尧舜之朝，白佥者众，共之辞。其举人皆于公朝也。此意行公道行矣。
干健坤顺之类，易神明之徳，仁义礼智信，人神明之德旣徃之非不可追，将来之非不可作，此吾之自省也。欲寡其过而未能之意，时时不可忘，此实脩己之要也。蘧伯玉之使，以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之言，对孔子之问，不惟能知伯玉之心，其能自知也审矣。
衞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笃于进修，诚可为后世法。孔子晩年喜《易》，犹曰：“假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况常人之于学，可不知所勉乎？
▯神体物而不可遗，无物无隂阳。
程子曰：「离隂阳更无道。窃谓离物亦无道。富有之谓大，业理气充塞无涯；日新之谓盛徳，理气流行不息。富有虽曰大无外，日新虽曰乆无穷，其实均一理气耳。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万古常如此。」
道不离人，人懵然无知觉者，气质拘之，物欲蔽之也。人之善端，亦时有发见者，但私欲盛，随复汩之耳。
朱子曰：「董遇云读书千遍其义可见。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神将教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极也，非妄语也。此言读书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时也。」杨▯山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以是见▯山之识极髙朱子曰：「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隂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以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是则太极也，天命也，道也，诚也，善也，性也，
译《大有》卦所体现的遏止邪恶、弘扬善行，朱熹认为这不仅适用于用人之道，反求诸己，也无不如此。比如去除人欲，保存天理，就是遏恶扬善。
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月亮圆满就会亏缺。天地的盈虚变化，随着时间而消长。像东汉的那些君子，想要凭一己之力挽救当时的衰败混乱，是不懂得这个道理。
阴阳在内外分别形成否卦和泰卦，圣人用君子和小人来阐明其中的义理，自古以来的治乱都源于此，《易经》留下的警戒非常深刻。
朱熹说：“太极之中本来没有一物，天地化生万物并不宣称对谁有利。所以圣人的功业，虽有却像没有一样，这是分定如此。治理军队以智谋为根本，不然即使骁勇，也只是匹夫之勇。《易经》说：‘师贞丈人吉’，所谓的丈人，必定能以智谋为根本。”
圣贤的书，能否神妙地领悟并明晓，在于人，不然，书只是布满灰尘的篇章罢了。
书能神妙地领悟并明晓，就生机勃勃。
圣贤的书，记载的都是天地古今万事万物的道理。能因为书而知道道理，那么道理就有实际用处；不然，书是书，理是理，怎么会有实际用处呢？偶然拿着一卷《中庸》，想到这本书遍布天下，能因为《中庸》这本书而真正获得《中庸》道理的人，能有几个呢？在灯下记下这些。以上四条。
《易经》的初始，只有卦画而已。现在经文、传文和本义之外，各位儒者的解说竟然多达数十卷，为什么文字这么多？
支流多，就会迷失本源；杂说多，就会扰乱根本。现在五经四书的传注之外，增录后世儒者的学说，日益增多。学者直到白发苍苍也不能读完，我担心本源和根本会被迷惑和扰乱。
宋末文章的弊端，就像周朝末年。许衡曾经说过这话。
士农工商的职业，从事它必定有实际效果；异端诵读荒诞的空话，以求取不可必得的福报，茫然如同捕风捉影。自古以来都这样做，是多么迷惑啊！
六十四卦的卦辞至于无穷。
行善诚实，上天就回报以福报。难道有做不善之事的人，诵读异端的荒诞言论，就能求得福报吗？
阴阳交替消长，从复卦到乾卦，阳气增长阴气消退；从姤卦到坤卦，阳气消退阴气增长。然而阳气的增长，虽然到复卦才开始，形成一个阳爻，但坤卦的初爻，阳气已经萌芽了。阴气的增长，虽然到姤卦才开始，形成一个阴爻，但乾卦的初爻，阴气已经萌芽了。圣人在阳气回复时，喜悦之情见于卦辞；在阴气相遇时，则不言语，这是扶阳抑阴的道理。
剥卦尽处为纯坤，剥卦在上而阳气已在下面萌芽。夬卦尽处则为纯乾，夬卦在上而阴气已在初爻萌芽。这说明阳气没有间隙可以停息，阴气也没有间隙可以停息。所以程颐说：“阴气也是如此，圣人只是不说罢了。”
知道卦画就是《易》，知道交易变易的《易》，知道阴阳交替消长，阴阳没有突然断绝的道理。至极的阴中，阳气已经产生，纯坤初爻有阳就是证明；至极的阳中，阴气已经产生，纯乾初爻有阴就是证明。
姤卦接着夬卦，刚在夬卦去阴成为乾卦，阴气又产生了。邵雍所说的“乱生于治”就是这个意思。
程颐说：“颜回箪食瓢饮，在其他人那里会忧愁，而颜回独自快乐，是因为仁罢了。”我认为：“圣贤的快乐，不过是保全天命之性，仁就是天命之性。专说仁，那么义、礼、智都包含在内了。”
程颐说：理、性、命是一回事。
尧舜的朝廷，众多贤良之士，共同推举的言辞。他们推举人才都在公开的朝廷上。这个意思实行，公道就实行了。
乾健坤顺之类，是《易》神明之德；仁义礼智信，是人神明之德。过去的错误不可追悔，将来的错误不可造成，这是我自我反省的内容。想要减少过错却未能做到，这个意思时时不可忘记，这确实是修养自身的要点。蘧伯玉出使，用孔子“想要减少过错却未能做到”的话，回答孔子的询问，不仅能知道蘧伯玉的心，也能清楚地自知。
卫武公、蘧伯玉都因为年纪高而致力于进修，确实可以作为后世的榜样。孔子晚年喜欢《易经》，还说：“借给我几年时间学习《易经》，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何况普通人对于学习，怎么能不知道勉励呢？
神体物而不可遗弃，没有事物没有阴阳。
程颐说：“离开阴阳就没有道。我私下认为离开事物也没有道。富有称之为大，理气充满没有边际；日新称之为盛德，理气流行不停息。富有虽然说是大而无外，日新虽然说是久而无穷，其实都是同一个理气。道不因为尧而存在，不因为桀而消亡，万古常如此。”
道不离开人，人懵懂无知觉，是被气质所拘束，被物欲所遮蔽。人的善端，也时有显现，只是私欲旺盛，随即又淹没它罢了。
朱熹说：“董遇说读书千遍其义可见。又说：‘思考再思考，又重复思考，思考不通，神将教导你。’这不是思考的力量，而是精神的极致，不是妄语。这是说读书熟练，思考精微，自然有通悟的时候。”杨简说：“人性上不可添加一物，由此可见杨简的见识极高。朱熹说：‘太极有动静，是天命的流行。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是圣人的根本，事物的始终，以及命的道理。它的动，是诚的通达，继承它的是善，万物赖以开始。它的静，是诚的回复，成就它的是性，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这就是太极，天命，道，诚，善，性，
一理也。」
天下之理，再无加于性分之外者。
孟子言性善，于道之大本大原，见之至明矣。故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荀、扬诸子不明道之本原，虽多言，愈支矣。
译这是同一个道理。”
天下的道理，再也没有超出本性分限之外的了。
孟子说人性本善，对于道的根本和源头，看得极为明白。所以他的一言一理，都由此产生。荀子、扬雄等人不明白道的根本源头，虽然话说得很多，却更加支离破碎了。
圣人之言，性与天道，虽曰不可得而闻，然与诸弟子言仁、义、孝、弟、忠、信、天命、仁、圣之类，与凡不言之教，何莫非性与天道之妙哉！
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读《论语》者，湏要见何者是圣人之为圣与仁不厌处，何者是圣人以仁与圣诲人不倦处？问：「自其本以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具一太极。如此说，则太极有分裂乎？」朱子曰：「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各自全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处处皆见，不可谓月分也。」又问：「理性命章如何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万川相似。」以朱子之言观之，太极浑然一理，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人物虽各得一理，似乎分矣；合而言之，又浑是一理，实未尝分也。正如天地间总是一月光，万川虽各得一月光，又总是一月光也。太极不可分，于是可见矣。
大学》传言圣人之止，虽有仁、敬、孝、慈、信之分，其实皆以敬为主，故曰“无不敬而安所止也”。
为善之心，当念念不忘，不可有须防之间也。
人心能止，则笃实辉光，故《易》于大畜言之。周子言“防”字，亦自易知，“防其神乎”之语，来天体无穷，程子言之备矣。“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自一刻、一时、一昼、一夜、一月、一嵗积累至千万嵗无非一隂一阳之谓道，循环而无穷。此“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也。盖命即元亨利贞之命，道之谓也。善最大，以性无不在也。
天理本善，故人性无不善。故程子曰：“性即理也。”
或在阳，或在隂，故神无方；或为阳，或为隂，故易无体。神不离乎隂阳，亦未尝倚于隂阳也。
四皓定惠帝之位，先儒多称留侯之谋，而朱子《纲目》不大书其事，惟附注于髙帝还宫之下，必有深意。《楚辞》《鸿鹄歌》有朱子集注议论，当以为正。
读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见于事防之先者，如事之成败，人之贤否，皆预言于前，而具应于后，此等殊开人智识。
朱子曰：「易若靠定象去防，便滋味长；若只恁悬空看，也无甚意思。」《本义》多是靠定象看。
中夜思千古圣人之心，惟是诚而已。
进学之本，惟在忠信。圣贤言之详矣。
孔子视其所以一章，亦可反观己之为善为恶所由，所安之实。
大学》经传一：明徳贯之。明明徳者，明徳明于己；新民者，明徳明于人；止至善者，人已之明徳各造其极。格物致知，穷尽此明徳之理也。诚意者，实其明徳于心之所发也。正心脩身，全此明徳于身心也。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明徳明于家国天下也。
元亨利贞之命，充塞天地，流行古今，无一毫之空隙，无一息之间断，即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也。
五行之外，无隂阳；隂阳之外，无太极；太极之外，无性与天道。精粗本末，浑然一致也。仁义礼智，天理也。乐天，即循天理而乐也。识太极，则识圣人矣。
宴好之私，不形于动静；情欲之感，无介于威仪。盛徳之至也。
易》不出乎隂阳之理，故太极图可以包之。元始统天，仁道统人。
朱子曰：「道之体用，不外乎隂阳；而其所以然者，则未尝倚于隂阳也。是则道即不测之神与？」
尧之命官，厯象授时，以闰月定四时之类，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也欤？
昼动，夜静，而太极不离乎动静，故曰太极本然之妙也。动静所乘之机也。天位乎上，为阳；地位乎下，为隂。而太极不离乎隂阳，故曰隂阳形而下之器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
太极说，不过中庸之理耳。《通书》曰：“诚者，圣人之本，诚太极也。”即中庸“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也。其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即中庸“天命之本然”也。其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即中庸“天命流行，赋于人物之性”也。其曰：“诚者，五常之本。”又即未发之中也。其曰：“动而和，曰道。”即和之逹道也。
周子无
译圣人的言论，关于性与天道，虽然有人说无法听闻，然而他向众弟子讲述仁、义、孝、悌、忠、信、天命、仁、圣等道理，以及那些不言而教的教化，哪一样不是性与天道的精妙体现呢！
孔子说：“至于圣和仁，我怎么敢当呢？只是努力实行而不厌倦，教导别人而不疲倦，可以说只是这样罢了。”阅读《论语》的人，必须看清哪一处是圣人作为圣人而不懈追求仁德的地方，哪一处是圣人以仁德和圣道教导别人而不疲倦的地方？有人问：“从本源推及末流，那么一个真实的理，万物分受它作为本体。所以说万物各自具足一个太极。这样说，太极有分裂吗？”朱子说：“本来只是一个太极，而万物各自禀受，又各自完整地具足一个太极。就像月亮在天上，只有一个罢了，等到映照在江湖之中，就处处都能看见，不能说月亮分裂了。”又问：“《理性命》章中如何理解‘分’字？”回答说：“不是割成片那样分开，只是像月亮映照在万条河流中一样。”根据朱子的话来看，太极浑然是一个理，它广大没有外部，它细微没有内部。人和物虽然各自获得一个理，似乎分开了；合起来说，又浑然是一个理，实际上未曾分开。正如天地间总共是一轮月光，万条河流虽然各自获得一轮月光，又总共是一轮月光。太极不可分，由此可以明白了。
《大学》传文中说圣人安止之处，虽然有仁、敬、孝、慈、信的分别，其实都以敬为主，所以说“无不敬而安所止也”。
为善的心，应当念念不忘，不可有片刻的间断。
人心能够安止，就会笃实而光辉，所以《易经》在《大畜》卦中谈论它。周敦颐说到“防”字，也容易理解，“防其神乎”这句话，来自天体无穷，程子论述得很完备了。“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从一刻、一时、一昼、一夜、一月、一年积累到千万年，无非是一阴一阳叫做道，循环而无穷。这就是“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大概命就是元亨利贞的命，也就是道的意思。善是最大的，因为性无处不在。
天理本来为善，所以人性没有不善的。所以程子说：“性就是理。”
有时在阳，有时在阴，所以神没有固定的方位；有时为阳，有时为阴，所以《易经》没有固定的形体。神不离开阴阳，也未尝依附于阴阳。
商山四皓确定了惠帝的帝位，前代儒者多称赞留侯张良的谋略，而朱子的《通鉴纲目》不大大书写这件事，只附注在高帝还宫之下，必有深意。《楚辞·鸿鹄歌》有朱子集注的议论，应当以之为正。
读史书最有益处，古人多有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明察的，比如事情的成败，人的贤与不贤，都在前面预言，而在后面具体应验，这类事情特别能开启人的智慧见识。
朱子说：“《易经》如果依靠卦象去推究，意味就深远；如果只是凭空看，也没什么意思。”《本义》多是依靠卦象来看的。
半夜思考千古圣人的心，只是诚罢了。
增进学问的根本，只在忠信。圣贤论述得很详细了。
孔子“视其所以”这一章，也可以反观自己为善为恶的原因，以及所安处的实质。
《大学》经传一：明德贯穿其中。明明德，是明德在自身彰显；新民，是明德在他人身上彰显；止于至善，是人与己的明德各自达到极致。格物致知，是穷尽这明德的理。诚意，是使明德在心的发动处真实无妄。正心修身，是使明德在身心上完整无缺。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明德在家国天下中彰显。
元亨利贞的命，充塞天地，流行古今，没有一丝的空隙，没有一息的间断，就是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五行之外，没有阴阳；阴阳之外，没有太极；太极之外，没有性与天道。精粗本末，浑然一致。仁义礼智，是天理。乐天，就是遵循天理而快乐。认识太极，就认识圣人了。
宴饮友好的私情，不显露在动静之中；情欲的感触，不夹杂在威仪之间。这是盛德达到极致的表现。
《易经》不出乎阴阳之理，所以太极图可以包容它。元始统领天，仁道统领人。
朱子说：“道的体用，不外乎阴阳；而它之所以然的原因，则未尝依附于阴阳。这就是道即不可测度的神吗？”
尧任命官员，观测天象以授予时节，用闰月确定四季之类，都是规范天地的化育而不逾越；曲折地成就万物而不遗漏吗？
白天动，夜晚静，而太极不离开动静，所以说太极是本然的精妙。动静所凭借的契机。天位于上，为阳；地位于下，为阴。而太极不离开阴阳，所以说阴阳是形而下的器物，太极是形而上的道。
太极说，不过是中庸的道理罢了。《通书》说：“诚，是圣人的根本，诚就是太极。”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它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是诚的源头。”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天命之本然”。它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由此确立。”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天命流行，赋予人物之性”。它说：“诚，是五常的根本。”又就是未发之中。它说：“动而和，叫做道。”这就是和之达道。
周子无
极而太极，指性命之全体而言；张子《西铭》“理一分殊”，指仁义而言。《西铭》示人以求仁之体，专言之仁也。于太极图中，正仁义亦无不包矣。
译“极”与“太极”，是从性命整体的角度而言；张载《西铭》中的“理一分殊”，是从仁义的角度而言。《西铭》向人展示求取仁的本体，这是专门论述仁。在太极图中，仁义也无所不包。
太极图言一理二气五行化生万物，西铭言乾坤为万物之父母，则一理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在其中矣。惇五典，庸五礼，彰五服用五刑，治天下之大本大法不出于是。
千古圣贤教人之法，只欲人复其性而已。圣人千言万语，虽有精粗本末不同，皆说从性上来。学者黙识而旁通之。
天人之理性命而已
学只学天理人伦
西铭大防欲人克己为仁
显也，用也，即道之费也；防也，体也，即道之隠也。体用一源，显防无间。
太极图说，程子之后，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不以语人也。太极图说，朱子解，知者鲜矣。
天地万事万物，各有自然之条理。人之处事，惟顺其条理而行，斯无难处之事矣。
致知，格物，是于事物求至极之理。
理不外事，惟于事上求其理。理既明，即以此理处此事，斯得其当矣。
中庸或问曰：「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元亨利贞，是也。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仁义礼智，是也。神明之徳，在天为元亨利贞，在人为仁义礼智。」
中庸》序曰：「恍然似有得其要领，所谓要领，天命之性也。一书之理，不外是。」
论语》虽不明言性善，凡言仁义孝弟道徳天命之类，无非性善也。
人之寂然不动时，隂也，而理具焉；感而遂通时，阳也，而理亦具焉。或隂或阳，而理无不在；此在人隂阳不测之神也。
论语》凡告门弟子，问仁、一贯、求仁、得仁、礼、义、善性之类，皆天理也。天理即性善也。
圣人虽罕言命，而《论语》所言者，无非命之理；虽罕言仁，而所言者，无非仁之道。盖命即元亨利贞赋于人，仁义礼智之性。圣人一言一事，岂有出于性命之外者？学者黙而识之可也。
静而敬以涵养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动而敬以省察喜怒哀乐中节之和，此为学之切要也。
关雎之诗即中和之理
动以天天，即仁义礼智之天理也。
论语，言仁；大学，言明徳；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仁义。一理也。
动静无端，隂阳无始。于贞元之间，见之。
一以贯之只是性情
圣人教人百行万善性以贯之
豁然贯通者性而已
日省已过之不暇，何暇责人之过？
恕字用之不尽
道无声臭取之不竭用之无穷
朱子太极西铭解至矣尽矣
贞元动静人心动静一也
朱子言：「顔子触处洞然，自有条理。条理即性情之条理，大本逹道也。」
性命之理，散见于圣贤之书。天地之间，反之吾心，至精至宻之地，而不可见也。
始终条理性命体用是也
圣人荅门弟子问仁，虽因人变化不同，其致一也。造化无一息之间，人之存心亦当无一息之间。
学者一日之间，心在义理上之时少，在闲事上之时多。所以于义理生，而于闲事熟。诚能移在闲事上之心，常在义理上，念念不忘，则天理熟矣。
孟子言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譬之饮食，熟则消融而有益；生则非徒无益，又将有害焉。此为仁贵乎熟也。程子曰：“人只有个天理，不能存，更做甚人？盖天理即仁义礼智也。四者一有失焉，则非人矣。”
思万端，外事皆无益。惟思天理，则日进高明。
诚为中庸之枢纽，即此性之实也。非性之外，别有一物为诚。
博学详说，反说到至约之处，则无声无臭矣。
道心即仁义礼智之心性是也
尽性者，圣人；复性者，贤人。至于圣人，圣人相传之道，不过于此。
尧舜禹汤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后世莫知所尊；周程张子之道，非得朱子，后世莫知所统。孔子之后，有大功于道学者，朱子也。古圣人之道，《四书》之理，湮晦千五百年，至程朱始明。
知至处即性之一源
性者，万物之一源，无方所，无形象。
费隠即逹道大本
不迁怒，工夫甚难，惟尝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圣不自圣者，如此复之，有益于人大矣。虽顔子，亦由于不逺复。
小学以事教人，理在其中。精粗本末，无二致也。
践
译《太极图》说一理、二气、五行化生万物，《西铭》说乾坤是万物的父母，那么一理、二气、五行化生万物的道理就包含在其中了。敦厚五典，常行五礼，彰显五服，使用五刑，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
千古圣贤教育人的方法，只是想要人恢复其本性罢了。圣人千言万语，虽然有精粗本末的不同，都是从本性上说的。求学的人应当默默领会并广泛通达。
天与人的道理，不过是性与命罢了。
学习只是学习天理和人伦。
《西铭》的大纲是要人克制私欲以成就仁德。
显发的是用，就是道的广泛表现；隐微的是体，就是道的深藏不露。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隐之间没有间隙。
《太极图说》，在程子之后，只有朱子懂得。所以程子不把它告诉别人。《太极图说》，朱子加以解说，懂得的人很少了。
天地万事万物，各自有自然的条理。人处理事情，只要顺着它的条理去做，就没有难以处理的事了。
致知、格物，是在事物中探求极致的道理。
道理不超出事物之外，只在事物上探求它的道理。道理既然明白了，就用这个道理来处理这件事，就能得当了。
《中庸或问》说：“格物的功夫，正是在具体事物上，分别探求它们的道理。天的神妙之道，四季运行没有差错，这就是元亨利贞；圣人用神道设立教化，天下信服，这就是仁义礼智。神明的德行，在天表现为元亨利贞，在人表现为仁义礼智。”
《中庸》序说：“恍然好像掌握了要领，所说的要领，就是天命之性。整本书的道理，不超出这个范围。”
《论语》虽然没有明确说性善，但凡是说到仁义孝悌道德天命之类，无非都是性善。
人寂然不动的时候，是阴，而道理具备其中；感而遂通的时候，是阳，而道理也具备其中。无论是阴是阳，道理无处不在；这就是人心中阴阳变化莫测的神妙之处。
《论语》凡是告诉门弟子的，关于问仁、一贯、求仁、得仁、礼义善性之类，都是天理。天理就是性善。
圣人虽然很少谈论命，但《论语》所说的，无非是命的道理；虽然很少谈论仁，但所说的，无非是仁的道。大概命就是元亨利贞赋予于人，成为仁义礼智的本性。圣人的一言一行，哪有超出性命之外的？求学的人默默领会就可以了。
静时恭敬以涵养喜怒哀乐未发时的中，动时恭敬以省察喜怒哀乐发而中节时的和，这是做学问的关键所在。
《关雎》这首诗就是中和的道理。
动而顺应天，就是仁义礼智的天理。
《论语》谈仁；《大学》谈明德；《中庸》谈天命之性；《孟子》谈仁义。这是一个道理。
动静没有开端，阴阳没有起始。在贞元之间，可以看到这一点。
一以贯之只是性情。
圣人教人百行万善，用性来贯穿。
豁然贯通的，只是性罢了。
每天反省自己的过错都来不及，哪有闲暇责备别人的过错？
恕字用起来用不尽。
道没有声音气味，取之不尽，用之不穷。
朱子对《太极图》和《西铭》的解说，达到了极致。
贞元动静，人心的动静是一样的。
朱子说：“颜回接触事物时洞然明白，自有条理。条理就是性情的条理，也就是大本达道。”
性命的道理，分散体现在圣贤的书里。天地之间，反观我们内心，至精至密的地方，却是看不见的。
始终条理，性命的体用就是如此。
圣人回答门弟子问仁，虽然因人而异变化不同，但其宗旨是一致的。造化没有一息的间断，人存养本心也应当没有一息的间断。
求学的人一天之中，心思在义理上的时候少，在闲杂事情上的时候多。所以对义理生疏，而对闲事熟练。如果真的能把放在闲事上的心思，常常放在义理上，念念不忘，那么天理就熟练了。
孟子说仁，也在于熟练罢了。比如饮食，熟了就会消融而有益；生了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这就是仁贵在熟练的原因。程子说：“人只有个天理，不能存养，还做什么人？大概天理就是仁义礼智。这四者只要失掉一样，就不是人了。”
思虑万端，对外在事物都没有益处。只有思考天理，就会日益高明。
诚是《中庸》的枢纽，就是这性的真实体现。不是在性之外，另外有一个东西叫诚。
博学详说，反过来说到至为简约的地方，就无声无臭了。
道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心性。
尽性的是圣人；复性的是贤人。至于圣人，圣人相传的道，不过如此。
尧舜禹汤文武的道，如果不是孔子，后世不知道尊崇什么；周程张子的道，如果不是朱子，后世不知道统摄什么。孔子之后，对道学有大功的人，是朱子。古代圣人的道，《四书》的道理，湮没晦暗了一千五百年，到程朱才开始明白。
知道至极的地方，就是性的一个源头。
性，是万物的一个源头，没有方位处所，没有形象。
费隐就是达道大本。
不迁怒，功夫很难，只有曾经用力的人知道。然而也不能不努力。孔子说：“君子之道有四，我连一个都做不到。”圣人不自以为是圣人，就像这样反复，对人益处大了。即使是颜回，也是由于不远复。
《小学》用事来教人，道理在其中。精粗本末，没有两样。
实践
履尽小学之事，则天理烂熟，虽大而化之之圣，恐亦不外是。
天地万物，昼夜寒暑，弥满六合，流行古今，皆易也。易曰：「知崇礼卑，知崇如博文，礼卑如约礼。」日夜省察身心思虑动作之过恶，改之，体认身心性情固有之天理，存之，改过存善，昼夜循环用功，庶防恶去而善存。读《西铭笔録》。
译践行完小学阶段的所有事务，那么天理就会烂熟于心，即使是达到大而化之境界的圣人，恐怕也不过如此。
天地万物，昼夜交替与寒暑变化，充满整个宇宙，贯通古今，这些都是“易”的道理。《易经》说：“智慧崇高，礼仪谦卑；智慧崇高如同广博地学习，礼仪谦卑如同约束自己以守礼。”
日夜反省检查身心、思虑、行为中的过错与恶念，加以改正；体认身心性情中固有的天理，加以存养。通过改过存善，日夜循环地用功，或许能防止恶念去除而善念存留。阅读《西铭笔録》。
朱子解《西铭》“天地之帅吾其性”曰：“干健坤顺，此天地之志，为气之帅，而人物之所得以为性者也。盖乾坤之健顺，即元亨利贞之徳，赋于人物为仁义礼智之性也。人物皆同此性，民曰同胞，以能推明乎此性也；物吾与也，以不能推明乎此性也。大君、宗子、大臣、家相、高年、长长、孤、弱、防、防、圣人、贤者，以至兄弟无告，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而同此性也。惟圣人能全其性，与天地合徳也；贤者能不失其性，而秀出于等夷也。于时保之，保此性也，乐且不忧，乐天即乐此性也。违曰悖徳，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皆逆此性，戕此性，稔恶而沦灭此性者也。践形惟肖者，能充形色之性，而克肖乎乾坤父母者也。知化善述其事者，知隂阳变化之道，而所行者皆天地之事，即此性见于日用事为之间者也。穷神善继其志者，通天地元亨利贞神明之徳，而所存者皆天地之心，即此性蕴于寂然不动者也。不愧屋漏，为无忝，存此性于幽隠之中，无忝于乾坤父母也。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其心养其性，不怠于事天者也。遏人欲而恶防酒，又所以顾天之养而存此性也。育英才而永锡类，乃所以广万物之一原而推此性也。不弛劳而尽底豫之恭，非存此性以事天乎？无所逃而待烹，非尽此性以顺天乎？体其受而全归者，全归乎此性而已。顺乎天而惟命是从者，不咈乎此性而已。或富贵而厚吾生，吾惟尽其性而不敢骄；或贫贱而玉吾成，吾惟顺其性而不敢怨。以至存则存吾性以事天，没则全吾性以乐天，此性之一字，皆自天地之帅吾其性之性来。”《西铭》始终之意，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惟在吾养性而已。先儒以“理一”“分殊”明此篇之大防，然“理一”所以为仁，“分殊”所以为义，举仁义而言，则性之全体在其中矣。窃以“性”之一字贯之如此，未知是否，以俟正于后。之君子，薛瑄识。
观顔子所好何学？论顔子全在性情上用功夫。
程子曰：「西铭乃原道之宗祖。盖原道但言率性之道，西铭言道所从出，即天命之性也。」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仁也。于亲曰亲，于民曰仁，于物曰爱。仁之始，各得其宜者，义也。此仁之理，一贯乎分殊之中，义之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也。
道学相传，非有物以相授也。盖性者，万物之一原，而天下古今公共之理，即所谓道也。但先觉能明是道，行是道，得其人而有以觉之，使之明是道，行是道，则道得其传；无其人，则道失其传矣。
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此可见，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朱子本义卜筮外亦多本程传
至诚无息，即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在圣人，则纯亦不已。举目见天地万物之理，皆活泼泼地，何止鸢飞鱼跃？理者何？即天命之性是也。所谓洞见道体者，恐不过如此。一性贯乎《中庸》。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之意。
明徳新民，止于至善。无非尽已、尽人之性，各造其极。物理之极处，即性之一原也。天下之物，皆造乎极处，则吾心所知，无不至矣。
程子曰：「沿流而求源，流者传之辞也；源者，易之理也。因辞以求理，所谓沿流而求源也。」
长沮、桀溺之徒，其言圣人，虽非其自处，却是。盖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隠，贤者只当守此义。若圣人，则无不可为之时，不当以贤者例之也。
惟圣人之言，中正无过；贤者之言，或有过者。
宇文周多行周礼，然无其本焉，得有周礼之治？
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观知至连意诚说，则致知格物先于身心性情上用功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明，则意可得而诚矣。
允执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学之源，本于此。故朱子曰：「尧之一言，至矣尽矣。」
吴陆逊有先礼后刑之言，亦可谓识治体矣。
常存不如人之心则有进
元大而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仁，则仁道之大可知。
仁从乾元大本大原中流出，所以为众善
译朱熹解释《西铭》中“天地之帅，吾其性”一句时说：“乾健坤顺，这是天地的意志，作为气的统帅，而人和万物所禀受以成为本性的。大概乾坤的健顺，就是元亨利贞的德行，赋予人和万物成为仁义礼智的本性。人和万物都拥有同样的本性，百姓称为同胞，是因为能够推究阐明这种本性；万物是我的伙伴，是因为不能推究阐明这种本性。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老人、长辈、孤儿、弱者、幼儿、圣人、贤者，乃至兄弟中无依无靠的人，凡是天下的人都是天地的子女，并且拥有同样的本性。只有圣人能保全他的本性，与天地合德；贤者能不丧失他的本性，从而在普通人中显得优秀。在时代中保持它，是保持这种本性；快乐而不忧愁，是顺应天命也就是快乐于这种本性。违背本性叫做悖德，伤害仁德叫做贼害，助长恶行叫做不才，这些都是逆反这种本性、残害这种本性、积恶而毁灭这种本性的。践行形体而惟肖，是能够充实形色的本性，从而能够肖似乾坤父母。知晓变化而善于记述其事，是知晓阴阳变化的道理，而所行的都是天地的事，也就是这种本性显现在日常行为之中。穷尽神妙而善于继承其意志，是通晓天地元亨利贞神明的德行，而所存的都是天地的心，也就是这种本性蕴藏在寂然不动之中。在屋漏之处也不惭愧，是为了不辱没，在幽隐之中存养这种本性，不辱没乾坤父母。存心养性而不懈怠，是存养其心本性，不怠慢于侍奉上天。遏制人欲而厌恶邪僻酒色，又是为了顾念上天的养育而存养这种本性。培育英才而永远赐福同类，是为了推广万物同一本源而推扩这种本性。不松懈劳苦而竭尽恭敬以达成喜悦，这不是存养这种本性以侍奉上天吗？无处可逃而等待烹煮，这不是竭尽这种本性以顺从天命吗？体察所受而完全归还，是完全归还于这种本性而已。顺从天命而只听从命令，是不违背这种本性而已。或者富贵而厚待我的生命，我只竭尽我的本性而不敢骄傲；或者贫贱而磨砺我的成就，我只顺从我的本性而不敢怨恨。以至于活着就存养我的本性以侍奉上天，死了就保全我的本性以顺应天命，这个“性”字，都源自“天地之帅，吾其性”中的性。《西铭》始终的意思，是通过侍奉父母的诚意来阐明侍奉上天的道理，只在于我存养本性而已。先儒用“理一”“分殊”来阐明这篇文章的大纲，然而“理一”是为了仁，“分殊”是为了义，举出仁义来说，那么性的全体就在其中了。我私下用“性”这个字贯穿起来像这样，不知道是否正确，留待后来的君子指正。薛瑄识。
观察颜回所喜好的是什么学问？论述颜回全在性情上用功夫。
程颐说：“《西铭》是《原道》的祖宗。大概《原道》只说率性的道理，《西铭》说道理所从出的地方，就是天命之性。”
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都是仁。对亲人叫亲，对百姓叫仁，对万物叫爱。仁的开端，各自得其适宜，就是义。这仁的道理，一贯于分殊之中，义的分殊，不在理一之外。
道学相传，不是有实物互相授予。大概性，是万物同一本源，而天下古今公共的道理，就是所谓的道。只是先觉的人能明晓这个道理，实行这个道理，遇到合适的人而有所觉悟，使他明晓这个道理，实行这个道理，那么道就得到传承；没有合适的人，那么道就失传了。
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我的性。这可见，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朱熹本义除了卜筮外，也多本于程传。
至诚无息，就是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在圣人那里，就是纯亦不已。举目看见天地万物之理，都活泼泼地，何止是鸢飞鱼跃？理是什么？就是天命之性。所谓洞见道体，恐怕不过如此。一性贯穿《中庸》。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到了极点。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就是首章“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的意思。
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无非是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各自达到极致。物理的极致处，就是性的一源。天下的事物，都达到极致处，那么我心中所知的，没有不周全的了。
程颐说：“沿流而求源，流是传说的言辞；源是《易》的道理。因言辞以求道理，就是所谓的沿流而求源。”
长沮、桀溺之类的人，他们谈论圣人，虽然不是他们自处的态度，却是正确的。大概天下有道就出仕，无道就隐居，贤者只应当守此义。如果是圣人，就没有不可为的时候，不应当用贤者的例子来类比他。
只有圣人的言语，中正无过；贤者的言语，有时会有过当之处。
宇文周多行周礼，然而没有其根本，能得到周礼的治理吗？
《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观察知至连着意诚来说，那么致知格物先于身心性情上用功夫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明，那么意就可以得到诚了。
允执厥中，中是性命之理。千古道学的源头，根本于此。所以朱熹说：“尧的这一句话，至矣尽矣。”
吴国陆逊有先礼后刑的言论，也可以说是识治体了。
常存不如人之心则有进。
元大而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仁，那么仁道之大可知。
仁从乾元大本大原中流出，所以成为众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