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録卷八
人心见之。
观敬之诗，成王眞得传心之学者也。
视箴曰：「蔽交于前，其中则迁。所谓蔽者，非止谓非礼之色，凡见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动者，皆是也。」
译人心能够察觉它。
观察敬之的诗，成王确实是真正得到传心之学的学者。
《视箴》说：“遮蔽之物呈现在眼前，内心就会随之改变。所说的遮蔽，不仅仅指不合礼制的色相，凡是见到一切令人喜爱的事物，眼睛追逐它而内心随之波动的，都是遮蔽。”
读西铭如见天之大
为学第一，在变化成质。不然，只是讲说耳。
西铭》自“干父坤母”至“兄弟颠连而无告者”一节，皆状仁之体；自“于时保之”至“没吾寜也”，皆求仁之方。
余病头风，乆不敢读书。因念“克伐怨欲不行，可以为难之语”，原宪之学尚未至于仁，况未至于宪之学者，可不勉乎？
聴人之言便识其学之浅深
圣人之博，博而约，以其有此理也。众人之博，但务闻见之广，而不察其理之有无，此所以异于圣人之博也。好为怪异不经之谈者，不明理也。
朱子《小学》一书，理与事而已。内篇之《立教》《明伦》《敬身》通论，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伦》《敬身》通论，实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广，《立教》《明伦》《敬身》，又以理言也。《善行》实，《立教》《明伦》《敬身》，又实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贯之，其《小学》之书乎？
先儒「月映万川」之喻最好。喻太极，盖万川总是一月光，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极也。其统体之太极，即各具之一本；其各具之太极，即全体之万殊。非有二太极也。
推之于前，不见其始；引之于后，不见其终。此所谓动静无端，隂阳无始也。
仁义礼智信五字，括尽《小学》一书，亦括尽五经四书。人才动即有差，故君子慎动。
见理明，则处事熟，如庖丁解牛矣。
太极中涵隂阳五行男女万物之理，体用一原也。隂阳五行男女万物具太极之理，显微无间也。
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见道器合一之妙。
周子太极圗画出理气示人
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动静无端，隂阳无始。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非知道者，孰能知之？
周子太极圗说，字字贴在圗上，朱子解亦然。
圣人言性与天道，惟于賛《易》极言之耳。平日与门人言者极少。
道以浑沦言之义以条理言之
孔门弟子知孔子者，不过顔、曾二子，其次惟子贡庶几焉。
张子曰：「富有者，大无外；日新者，乆无穷。其防深矣。自矜自伐者，皆不能克有已之私也。」
大而无外，天道之于穆也；乆而无穷，天道之不已也。动静者，隂阳也；所以动静者，太极也。盖太极有动之理，故动而生阳；太极有静之理，故静而生隂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为性。人能尽其性，是亦公共之理耳，无可矜伐者。故程子曰：「达理则乐天而不竞，内充故退让而不矜。」
在在处处，时时刻刻，事事物物，皆道也。须要识得圣人之言，如蓍▯，曰吉则吉，曰凶则凶。
礼乐只在进反之间。盖进而盈溢，乐也；以反为文。退而收敛，礼也；以进为文。
惟正足以服人
孔子微辞奥义多在繋辞。伊川微辞奥义多在易传。徳是得于心，行是徳之见于事者。如仁义礼智，徳也。仁形于孝亲，义形于事君，礼形于长防，智形于夫妇之类，皆行也。
治夷狄之法，只当谨守疆场，勿使侵轶而已。穷治不已，必为中国患，如秦皇、汉武是也。
二十三四夜深时，月初出东方，其终魄于东之光，比未望载魄之光尤光明者，盖初升之日光尤甚，西下之日色，故其光明如此。
舍五经、四书与周、程、张、朱之书不读，而读他书者，是犹恶覩泰山而喜丘垤也。
圣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洒落自在。常人才与人不合，即尤人；才不得于天，即怨天。其心忿忮劳扰，无一时之宁泰。与圣人之心，何啻霄壤。
必上达乃有知天之妙
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是圣人之心与天为一。论语言：“知我者，其天乎？”是天与圣人之心为一。
学者多以言语观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有不待言而显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盖能得其所以言，则于圣人之言“仁”，便知圣人身上何者是仁；言“义”，便知圣人身上何者是义；以至圣人凡所言之理，皆于圣人身上求其实，则天理流行之实，有不待言而著者，可黙识矣。
宋儒亦有流于禅者不可不察
译阅读《西铭》，就如同看见了天的宏大。
做学问的第一要务，在于变化气质。如果不这样，那只是空谈罢了。
《西铭》中，从“乾父坤母”到“兄弟颠连而无告者”这一节，都是描述仁的本体；从“于时保之”到“没吾宁也”，都是讲求仁的方法。
我患有头风病，很久不敢读书。因而想到“克伐怨欲不行，可以为难”这句话，原宪的学问尚且未达到仁的境界，何况那些学问还不如原宪的人，能不勉励自己吗？
听别人的言论，就能识别他学问的深浅。
圣人的广博，是广博而简约，因为其中有理。众人的广博，只是追求见闻的广泛，却不考察其中是否有理，这就是与圣人广博不同的地方。喜欢谈论怪异不经之说的人，是不明理的表现。
朱子的《小学》一书，不过是理与事罢了。内篇中的《立教》《明伦》《敬身》等通论，是阐述理的。《稽古》中的《立教》《明伦》《敬身等通论，是用事实来充实理的。外篇《嘉言》中广泛论述的《立教》《明伦》《敬身》，又是从理的角度来说的。《善行》中充实的《立教》《明伦》《敬身，又是用事实来充实的。然而理是精微的，是本；事是粗浅的，是末。本末精粗，由一个根本贯穿始终，这大概就是《小学》这本书吧？
前代儒者“月映万川”的比喻最好。用来比喻太极，因为万条河流映照的总是一轮月光，万物统合起来就是一个太极。每条河流各自映照着一轮月光，每个事物各自具足一个太极。那统合整体的太极，就是各自具足的本源；那各自具足的太极，就是整体中的万千差异。并不是有两个太极。
向前推究，看不见它的开始；向后引申，看不见它的终结。这就是所说的动静没有端点，阴阳没有起始。
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概括尽了《小学》全书，也概括尽了五经四书。人一旦行动就容易出现偏差，所以君子要谨慎行动。
看清了道理，处理事情就会熟练，就像庖丁解牛一样。
太极中蕴含着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的道理，这是体用同源。阴阳、五行、男女、万物都具备太极的道理，这是显与微之间没有间隙。
体用同源，显微无间，体现了道与器合一的奥妙。
周敦颐的太极图将理气描绘出来示人。
体用同源，显微无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它广大没有外部，它微小没有内部。不是通晓大道的人，谁能知道这些呢？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字字贴合在图上，朱子的解释也是如此。
圣人谈论性与天道，只有在赞颂《易经》时才极力阐述。平日里与门人谈论的极少。
道是从浑沦整体来说的，义是从条理秩序来说的。
孔子门下的弟子中，了解孔子的，不过颜回、曾参二人，其次只有子贡差不多罢了。
张载说：“富有，是指广大没有外部；日新，是指久远没有穷尽。它的境界很深了。自夸自傲的人，都不能克服有己的私心。”
广大没有外部，是天道的和乐；久远没有穷尽，是天道的不停息。动静，就是阴阳；所以有动静的，是太极。因为太极有动的道理，所以动而产生阳；太极有静的道理，所以静而产生阴。
天地公共的道理，人获得它就成了性。人如果能尽自己的本性，这也是公共的道理罢了，没有什么可自夸自傲的。所以程颐说：“通达道理就能乐天而不争竞，内心充实所以退让而不自夸。”
无论在哪里，什么时候，什么事，什么物，都是道。必须能识别圣人的言语，就像占卜用的蓍草一样，说吉就是吉，说凶就是凶。
礼乐只在进退之间。因为前进而充盈，就是乐；以退为文饰。后退而收敛，就是礼；以进为文饰。
只有正道足以使人信服。
孔子微妙的言辞和深奥的意义多在《系辞》中。程颐微妙的言辞和深奥的意义多在《易传》中。德是心得到的，行是德在事情上的表现。比如仁义礼智，是德。仁表现在孝顺父母，义表现在侍奉君主，礼表现在尊敬长辈，智表现在夫妇关系等方面，这些都是行。
治理夷狄的方法，只应当谨慎守卫边疆，不让他们侵犯越界罢了。如果穷追猛打不停止，必定会成为中原的祸患，像秦始皇、汉武帝就是这样。
二十三四日深夜时，月亮刚从东方升起，那最终在东边发光的部分，比起未满十五日前在东边发光的部分更加明亮，因为刚升起时的日光尤其强烈，西沉时的日色，所以它的光明如此。
舍弃五经、四书以及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的书不读，而去读其他书的人，这就像厌恶看泰山而喜欢小土堆一样。
圣人不怨恨天，不责怪人，心地多么洒脱自在。普通人只要与人不合，就责怪别人；只要不得志于天，就怨恨天。他们内心愤恨嫉妒，劳苦烦扰，没有一刻安宁。与圣人的心境相比，何止是天壤之别。
只有向上通达，才有知晓天道的奥妙。
《中庸》说知道天地的化育，这是圣人的心与天合为一体。《论语》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这是天与圣人的心合为一体。
求学的人大多通过言语来观察圣人，却不考察天理流行的实际，那些不待言语就显现的东西，因此只得到了圣人的言语，而没有得到圣人言语的原因。如果能得到圣人言语的原因，那么对于圣人说的“仁”，就知道圣人身上什么是仁；说的“义”，就知道圣人身上什么是义；以至于圣人所说的一切道理，都在圣人身上寻求其实质，那么天理流行的实际，那些不待言语就显著的东西，就可以默默领会了。
宋代儒者也有流于禅宗的，不可不仔细考察。
偶见一伶人于三层卓上，头顶一小童，可谓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际俱无邪心，何也？以恐惧之心胜也。」贱技且然，君子学道，必常存戒惧之心，如处至危之地，斯无邪心矣。茍安于怠惰放肆，则无限之邪心窃从而生矣。
译偶然看见一个戏子在三层高的桌子上，头顶着一个小孩子，可以说是非常危险了。于是笑着拿自己作比喻说：“这个戏子在这个时候都没有邪念，为什么呢？是因为恐惧之心战胜了其他念头。”低贱的技艺尚且如此，君子学习道义，一定要常怀警戒畏惧之心，就像处在极其危险的地方一样，这样就没有邪念了。如果安于懈怠放纵，那么无数的邪念就会偷偷地随之产生。
处事识为先断次之
当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见之
人不自知其过者不明也
作官，常知不能尽其职，则过人逺矣。
处大事，不宜大厉声色，付之当然可也。
以己之欲，知人之欲，亦由是；以己之劳，知人之劳，亦由是。当推以同之。
省察存养不可毫发间断
作官一事不可茍
朱子曰：「观其始合之不正，知其终之有敝。盖人之相交，始合不以正，欲其无隙于终者，难矣。故交在谨始。人以説而动，未有不失其正者。」
础润而天雨，霜降而钟鸣，气类相感也。
心无妄思，言无妄言，身无妄动，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无妄之义，大矣。
道无待于言而着
无非道也识者鲜矣
人誉之，使无可誉之实，不可为之加喜；人毁之，使无可毁之实，不可为之加戚。惟笃于自信而已。
人之自立，当断于心。若实见得是，当决意为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
才呼即吸，才吸即呼，无纎毫之间，隂阳消息，亦然天人之理，一也。
察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庄生之言，亦可取。
轻言则人厌，故谨言为自修之要。
静可以制动
大者弗察，掇拾小者，以为之，不知类，甚矣。
人真实有命，不可以侥幸易其守。
心有开时，开时见是理。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塞时则不见矣。故为学，要时时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义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险以侥幸。
为治，逺者大者不务，而近小是急，众人之见也。
为政须通经，有学术者，不学无术，虽有小能，不达大体，所为不过胥吏法律之事尔。
识量大，则毁誉、欣戚不足以动其中。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为之事功。人不知而不愠，最为难事。今人少被人侮慢，即有不平之意，是诚徳之未至也。
一念之善，景星庆云；一念之恶，烈风疾▯
恒人不可与言上，正犹徐无▯武侯之对也。
许鲁斋曰：「世间巧拙俱相伴，不许区区智力争。」此言宜念。
刘靖，修髙士也。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莫不为之兴起。诚足以廉顽立懦。
侧媚小人，惟得是务，不自知其可贱也。
刘靖修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气象。
未同而与言古人所深耻
要当浑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真是天理民彛不可冺灭
立得脚定却须寛和以处之
但当自求所未至者，知不知，在人，我何与焉？
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
习于见闻之乆，则事之虽非者，亦莫觉其非矣。
所贵于智者，为能别贤否，分是非也。是非贤否不能辨，乌足以言智？
举万物莫能尚其过人逺矣
昔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生二程为道学之宗也。千万人一人，宜其识非常人所及。
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财利之源；省妄费，去冗食，所以裕财利之用。
圣贤恶异端，为其陷人心，耗财用，贻害之大。
财出于民，费用广则财不足。财不足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穷。民穷则力竭，力竭则本摇矣。
伍举曰：「私欲▯侈，则徳义鲜少。徳义不行，则近者骚离，逺者违距。亦名言也。」
无深逺之虑，乐浅近之事者，恒人也。
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诗之意深逺矣！非孟子孰能知之？无妄语入诚之门，深宜体此。
与人言宜和气从容，气忿则不平，色厉则取怨。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诚足以动之。
刘立之谓：“从明道年乆未尝见其有暴厉之容，宜观明道之气象。”
徳冠古今，功满天下，皆分内事，与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
进将有为，退必自修，君子出处，惟此二事。
记曾防之言，志独详其本末，亦见道之大意者，与宋鉴取予是非未当者多，读者宜自谨择。
顔子为仁之效，天下归仁；仲弓为仁之效，邦家无怨。其大小可见。
汉初君臣大抵尚诈，如蹑足、封信、萧何、贱市民田、汉祖诈游云梦之类，此其为杂霸之治。
人有以自乐则穷通为一
太史
译处理事务，见识是首要的，决断是次要的。
担当重任，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别人一定会察觉。
人不能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是因为不明智。
做官，常常知道自己不能尽到职责，这就比一般人强得多了。
处理大事，不宜严厉地显露声色，顺其自然即可。
用自己的欲望去推测别人的欲望，也是这样的道理；用自己的辛劳去推测别人的辛劳，也是这样的道理。应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
反省检查、存养心性，不可以有丝毫的间断。
做官这件事，不可以马虎敷衍。
朱子说：“看他起初结合得不端正，就知道他最终会有弊端。大凡人与人相交，起初不以正道结合，想要他们最终没有嫌隙，是困难的。所以交往在于谨慎开始。人因为听信甜言蜜语而行动，没有不失去正道的。”
屋基湿润预示天将下雨，霜降预示钟鸣，这是同类气息相互感应。
心中没有妄念，言语没有妄言，行为没有妄动，怎么会出差错呢？所以出差错的，都是由于妄念。无妄的意义，是很大的。
道不依赖言语就能彰显。
没有不是道的，但能认识的人很少。
别人称赞你，如果你没有值得称赞的实质，不可以因此增加喜悦；别人诋毁你，如果你没有值得诋毁的实质，不可以因此增加悲伤。只有坚定地自信罢了。
人的自立，应当决断于心。如果确实看到是对的，就应当下定决心去做，不可以因为别人的言论而退缩，改变自己的操守。
刚呼气就吸气，刚吸气就呼气，没有丝毫的间隔，阴阳消长，也是如此。天人的道理，是一致的。
明察安危，安于祸福，谨慎于去留，就没有谁能伤害他了。庄子的话，也是可以采纳的。
轻率说话就会让人厌烦，所以谨慎言语是自我修养的关键。
静可以制约动。
大的方面不考察，捡拾小的方面，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不知道分类，太严重了。
人确实有命运，不可以靠侥幸改变自己的操守。
心有开通的时候，开通时就能见到真理。没有事物不具备，没有时刻不是这样。闭塞时就看不见了。所以做学问，要时时提醒这颗心，不让它昏沉闭塞。
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都是确定的道理。君子知道这一点，所以践行道义来等待命运；小人不知道，所以冒险去侥幸求取。
治理国家，不致力于长远和重大的事情，却急于眼前和细小的事情，这是众人的见识。
为政必须通晓经书，有学术的人，不学无术，即使有小才能，也不通达大体，所做的不过是胥吏法律之类的事情罢了。
见识和度量广大，那么毁誉、欣戚就不能动摇他的内心。
一定要能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触犯和忤逆，这样才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功。别人不了解自己而不生气，是最难的事情。现在的人稍微被人侮辱，就有不平之意，这确实是德行没有达到。
一念之善，如同景星庆云；一念之恶，如同烈风疾雨。
普通人不可以和他们谈论高深的道理，正像徐无鬼回答武侯那样。
许鲁斋说：“世间巧拙都相伴，不许区区智力争。”这话值得念诵。
刘靖，是修养高深的士人。百世之后，听到他的风范的人，没有不为之振奋的。真诚足以使顽劣者廉洁，使怯懦者自立。
阿谀奉承的小人，只追求利益，不知道自己可贱。
刘靖修养有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的气象。
没有共同点却与之交谈，是古人深深耻于做的。
应当浑厚中有分辨，这样才可以。
这才是天理民彝，不可泯灭。
立得住脚跟，却必须宽和来对待它。
但应当自己寻求尚未达到的地方，知道不知道，在别人，我有什么关系呢？
法律是辅助治理的工具，应当以教化为先。
习惯于见闻久了，那么事情虽然不对，也感觉不到不对了。
智者的可贵，在于能辨别贤与不贤，分清是与非。是非贤否不能辨别，怎么足以谈智呢？
举万物没有能超过他的，他比别人强得多了。
从前周敦颐只有程珦了解他，适宜他生下二程成为道学的宗师。千万人中一人，适宜他的见识非常人所及。
停止末业，禁止游民，是为了巩固财利的来源；节省浪费，去除冗员，是为了充裕财利的用途。
圣贤厌恶异端，因为它们陷溺人心，耗费财用，贻害极大。
财富出自百姓，费用广泛则财富不足。财富不足则赋税沉重，赋税沉重则百姓贫困。百姓贫困则力气耗尽，力气耗尽则根本动摇了。
伍举说：“私欲奢侈，那么德义就稀少。德义不行，那么近处的人骚动离散，远处的人违背抗拒。”这也是名言。
没有深远的考虑，乐于浅近的事情，是普通人。
他们怎么能善？一起陷入溺亡。《诗经》的意思深远啊！不是孟子谁能知道？无妄语是进入诚的门，深宜体悟这一点。
与人说话应当和气从容，气忿就不平，声色严厉就招怨。
百姓最愚昧，但神明不可欺骗。只有至诚足以感动他们。
刘立之说：“从明道年间很久没有见过他有暴厉的样子，适宜观察明道的气象。”
德行冠绝古今，功业满天下，都是分内的事，与人一毫，毫不相干，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进取时将有作为，退隐时必定自我修养，君子的出处，只有这两件事。
记录曾巩的话，志向独详其本末，也可见道的大意，与《宋鉴》取予是非不当的地方很多，读者应当自己谨慎选择。
颜子行仁的效果，天下归仁；仲弓行仁的效果，邦家无怨。其大小可见。
汉朝初年君臣大体崇尚欺诈，如踩脚、封信、萧何、贱市民田、汉高祖诈游云梦之类，这就是杂霸之治。
人有自我快乐的方法，那么穷通就是一样的。
太史
公作屈平传有感而然也
太史公作贾谊传，不载《治安防载《吊屈原鵩鸟赋》，亦有感而然。
汉法去秦无几观武帝时可见
天地上下同流，是乾道变化；万物各得其所，是各正性命。
译司马迁为屈原作传，是有所感触而这样写的。
司马迁为贾谊作传，不记载《治安策》，却记载了《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也是有所感触而这样做的。
汉朝的法律距离秦朝不远，从汉武帝时期就可以看出来。
天地上下之气共同流动，这是乾道的变化；万物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这是各自端正其本性与命运。
为学只要分理欲二字
程子言：「恶亦不可不谓性也。」此指理在气中。荀子言「性恶」，则专主气言，故有不同。
孔子因尧舜三代之遗典故，得以删述賛修；朱子因濂洛诸儒之遗论，故得以折▯去取。
尧舜之道，非孔子无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无以发。周子、程子、张子之学，非得朱子为之发明，后世纷纷，莫知所定论矣。
理无形也，假象以显。义易卦太极圗，皆然。
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顔曽思孟周程张子之道昭然明于万世，而异端邪说莫能杂者，朱子之功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气有消息，理无穷尽。
理无方体无穷尽
朱子门人陈北溪论理切实
程子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陈北溪曰：「理是在物当然之理，义所以处此理。」
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徳，不但动时如此，虽静而有得于心，即所谓徳。
黙而存之，有得于心，非所谓徳乎？
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克己。视听言动之合礼处，便是复礼。
程子曰：「不仁者无所知觉，指知觉为仁则不可。窃疑知觉之所以能知觉者，由生理之流行而无间也。生理是仁，知觉是智。如人一身，生理周流无间，是仁；有是仁，方能知觉痛痒。生理不周流，则不仁；不仁，则不知痛痒。所谓手足痿痹不仁也。」
仁，则满腔子是恻隠之心，故有知觉；不仁，则此心顽然无知觉矣。
知觉不可训。仁，所以能知觉者，仁也。
体言理，用言象。体用一源，言理而象在其中显；言象微，言理显微无间。以象言，而理在其中。
天以一理赋与万物，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于全之中，又有气质昬明强弱之不齐。惟生知上圣，气得其清，于全者无所蔽；中人以下，则气质昬浊，而全者不能无蔽，与物之偏者无异。此人有近于物者，物于偏之中，又有得其一端之明者，如雎鸠有别，蜂蚁君臣之类。此物有近于人者，但物之气质之偏，终为所拘，不能通乎理之全。惟人能变化气质，则有可通之理。故张子曰：「善变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不知言则无以知人。盖知言则理明于人之贤否，无遯情，如鉴之照物。
临川呉氏曰：太极无动静，故朱子释太极圗曰：「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为周子分解太极，不当言动静。以天命有流行，故只得以动静言。窃谓天命即天道也，天道非太极乎？天命既有流行，太极岂无动静乎？朱子曰：「太极本然之妙也，动静所乘之机也。」是则动静虽属隂阳，而所以能动静者，实太极为之也。使太极无动静，则为枯寂无用之物，又焉能为造化之枢纽，品彚之根柢乎？以是而观，则太极能为动静也，明矣。宋髙宗中兴之主，陈少阳、岳飞皆死于谗佞，信用汪黄、秦桧之奸邪，其不亡者，幸而已。
水火木金土五行，虽各具一性，却总是一个太极之理。但五行之气各有所偏，故所得不全耳。如普照万物，总是一个日光，而得其光者有偏，全由物有大小不同，而日光则本无不全也。朱子所谓五行各一其性，而太极浑然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无不在者，此也。
宋徽宗崇道教，真宗启之也。其效可见矣。
语大，天下莫能载，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天下莫能破，万物各具一太极也。
战国之时，举世趋利，而孟子言仁义，是以所如不合。性如水，水本清，被泥沙浊了，便浊了也，只得谓之水。性本善，被气质夹杂恶了，便恶了也，只得谓之性。故程子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者，此也。」
人心无一毫私意，便与天地万物之理相合为一。圣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尝极论髙逺。
教人言理太髙使人无可依据
圣人未尝轻以理之本原语人也。
读书録卷九
<子部,儒家类,读书录>
钦定四库全书
读书録卷十 明 薛瑄 撰
在天为命，在人为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理无空缺，与人心之性浑合无间。
敬以直内之
译做学问只要分辨理与欲这两个字。
程子说：“恶也不能不说是本性。”这是指理存在于气之中。荀子说“人性本恶”，则是专从气方面来说，所以观点不同。
孔子凭借尧、舜、夏、商、周三代遗留的典章故事，得以删削、记述、赞颂、修定；朱子凭借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儒者遗留的言论，所以得以折中取舍。
尧舜之道，如果没有孔子就无法阐明；周敦颐、程颢、程颐之道，如果没有朱子就无法发扬。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学问，如果不是朱子为他们阐发，后世议论纷纷，就没有确定的论断了。
理没有形体，借助形象来显现。《易经》卦象和太极图，都是这样。
假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子之道能明显地昭示于万世，而邪说异端不能混杂其中，这是朱子的功劳。韩愈说孟子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我也认为朱子的功劳不在孟子之下。气有消长，理没有穷尽。
理没有方位形体，没有穷尽。
朱子的门人陈北溪论述理切实。
程子说：“在事物上为理，处理事物为义。”陈北溪说：“理是事物中当然的道理，义是用来处理这个道理的。”
践行道而有所心得于心，叫做德，不仅行动时如此，即使静处而有所心得于心，也就是所谓的德。
默然存养，有所心得于心，不也就是所谓的德吗？
不合礼的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就是克制私欲。视听言动符合礼的地方，就是恢复礼。
程子说：“不仁的人没有知觉，把知觉当作仁则不可以。我私下怀疑知觉之所以能够知觉，是因为生理的流行而没有间断。生理是仁，知觉是智。比如人的身体，生理周流没有间断，是仁；有了这个仁，才能知觉痛痒。生理不周流，就是不仁；不仁，就不知道痛痒。这就是所谓的手足痿痹不仁。”
仁，那么满腔都是恻隐之心，所以有知觉；不仁，那么这颗心就顽固而没有知觉了。
知觉不能训释。仁，之所以能够知觉的，是仁。
从本体上说理，从作用上说象。本体与作用同出一源，说理而象在其中显现；说象微妙，说理显明，显明与微妙没有间隔。从象来说，而理在其中。
天用一个理赋予万物，人得到它的全部，物得到它的偏颇。在全部之中，又有气质昏明强弱的不同。只有生而知之的上圣，气得到清明，对于全部没有遮蔽；中等人及以下，则气质昏浊，而全部不能没有遮蔽，与物的偏颇没有区别。这就是人中有接近物的，物在偏颇之中，又有得到一端明理的，如雎鸠有别、蜂蚁有君臣之类。这就是物中有接近人的，但物的气质偏颇，终究被所拘束，不能通达理的全部。只有人能变化气质，就有可以通达理的可能。所以张载说：“善于变化那么天地之性就存在了，气质之性，君子有不把它当作本性的。”
不懂言辞就无法了解人。因为懂言辞那么理就明白人的贤与不贤，没有隐藏的情感，像镜子照物一样。
临川吴氏说：太极没有动静，所以朱子解释太极图说：“太极有动静，是天命的流行。”这是为周敦颐分解太极，不应当说动静。因为天命有流行，所以只能用动静来说。我私下认为天命就是天道，天道不就是太极吗？天命既然有流行，太极难道没有动静吗？朱子说：“太极是本然的妙用，是动静所凭借的机枢。”那么动静虽然属于阴阳，而所以能动静的，实际上是太极做的。假如太极没有动静，就是枯寂无用的东西，又怎么能成为造化的枢纽、万物的根本呢？由此看来，那么太极能够动静，是明显的了。宋高宗是中兴之主，陈少阳、岳飞都死于谗佞，信用汪伯彦、黄潜善、秦桧的奸邪，没有灭亡，是侥幸罢了。
水、火、木、金、土五行，虽然各具一性，却总是一个太极之理。只是五行之气各有所偏，所以得到的不全。比如普照万物，总是一个日光，而得到光的有偏颇，全是因为物有大小不同，而日光则本来没有不全。朱子所说的五行各一其性，而太极浑然的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无处不在，就是这个意思。
宋徽宗崇尚道教，是真宗开启的。其效果可以看到了。
说大，天下没有能承载的，万物统体一个太极。说小，天下没有能分割的，万物各具一个太极。
战国之时，举世追求利益，而孟子说仁义，所以所到之处都不合。性如水，水本来清澈，被泥沙弄浊了，就浊了，只能称之为水。性本来善，被气质夹杂恶了，就恶了，只能称之为性。所以程子说：“恶也不能不说是本性，就是这个意思。”
人心没有一丝一毫私意，就与天地万物之理相合为一。圣人教导人，只是文、行、忠、信，不曾极力论述高远。
教导人谈论理太高使人没有依据。
圣人不曾轻易以理的本原告诉人。
《读书录》卷九
<子部，儒家类，《读书录》>
钦定四库全书
《读书录》卷十 明 薛瑄 撰
在天为命，在人为性。一而二，二者一。
理没有空缺，与人心之性浑然合一没有间隔。
用敬来端正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