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举例。两科十类。著书不一定要纯粹而又纯粹吗？著书只要达到极高的境界，《居巢刘氏》的《史通》就是这样。注书忌讳自以为是，所以注书应当推心置腹，山伧先生的《通释》就是这样。注书的作用有两项：不过是辨明它通不通罢了。这部书的流传本彼此差异很大，令人厌恶；大多在通顺处反而插入荆棘，而在意义不通处又偏离旨趣，错误多得像车毂上的炙痕，毛病层出不穷。这种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先生说：偏离旨趣的，方法在于训释并加以订正；毛病丛生的，办法在于刊正讹误。举例总分两科，每科又各有类别，列在下面。所谓训正，就是同时阐明它的意义和文辞，并加以订正。意义由文章产生，文辞出自古代。俗学的弊病，大体有两端：凭主观臆断、任意作说的人，只揣摩意义而不考察文辞，弊病最终会流于束起书本而不阅读，这叫轻视古人；浮泛博杂、贪求奇异的人，只在文辞上用力而不考察意义，弊病又会使心神日益混乱，这叫违背天性。现在应当用意义来考察文辞，考核文辞以求合乎意义，这就是训释的作用。训正这一科，分为六类。第一类叫“释”。篇是由若干节积成的，节次清楚，篇章才能确定。我历来翻阅评论本，考察外篇，看到有的条目区分混乱，主张与全篇是否通顺相验证，有的篇章结构支离、步调错乱。因此替它作释，使结构清楚。释的作用，是分析段落并疏通意义，辨明宾主、形影和神理，使前后相互衔接，中心与边缘彼此贯通。这是着手整理时首先要做的，也是“通释”命名的由来。间或有省略而不采用的，只在短篇议论中如此。自汉、唐以来，经书和史书的通例，都是在墨栏处标出要点，我也仿照使用。第二类叫“按”。“按”也是释义，标识仍用墨色，栏中体例与释相同。一段末尾既已用释来辨析，又再用按来说明，于是旨趣所归便有了明确的归宿。何况《史通》这部书，包罗群史，贯通全书；道路广远，节目繁多，就必须由见识深远的人来考察，由没有障碍的辨析来贯通。这一段的理解应当放在哪里停顿？也只有篇末的按能够承担这种作用。它知识深广，包罗全面；按所涉及的范围尤其像四马并驾的广阔大道，不是只鸡般狭小的局限。又按的体例，比释更为周遍；释有时可以省略，按则没有一处不施行。只有下卷中有四五处，用一条按统摄三条或两条。第三类叫“证释”。就是说援引古书，来解释今文的意义。古语说：要探求事物的根本，必须从它的起始处求取；要采用通行的说法，必须依据它所处的根源。因此凡有征引，事实一定追溯事实的祖本，文辞一定追溯文辞的根源。至于标识，又是每部书都列出书名，每篇都列出篇目。比如《左传》就标明某公某年，《汉书》就标明某纪某传之类。因为引用时多有删节，而原文可以任意查考核对。至于其他内容，若旧注已经考得清楚，就明确写出出自哪部书；若没有书可以验证，就直注“未详”，不窃取、不欺骗，与世人共同看明。第四类叫“证按”。凡是前面的证释，大多在考证之后加按语，用来痛切刮除没有根由的弊病，以及随意附和的习气。例如《尚书》的注文提到王肃这个人，他本来是三国时王朗的儿子，旧注却援引了后魏同名的人。又如《左传》“家”字缺少徐贾的一条注文；徐贾的地位在干宝、萧统两位史家之间，于是查出这是徐广字形上的错误。还有全篇考证都属于设辨的情况，如《书志》篇中关于《东观》的文字说：“记载《采撰》篇的沈炯骂书，一处错误来自俗传，一处错误来自原本；一处应当革除其谬误，一处应当纠正其过失。”凡属这些类别，都必须明白说明。证释的条目有二百多处，加按的地方有五百多处。任意举出旧说，都足以成为一篇说部。第五类叫“夹释”。释并不处在段落界限之外，而是夹入行间的，叫作夹释。凡涉及晦涩的意义，用一两句话使它明白；或者遇到似是而非的文辞，用直截了当的话指出来，都属于夹释。有了它，可以方便读书人寻求解释，也可以杜绝好辩者的歧异猜测。第六类叫“杂按”。杂按施用于原注。原注，就是刘知几自己的注文。有的原注在刊刻流传中失去了原貌，必须加以推定；有的放置在不相合的地方，或发生了错移。还有注文与正文混淆、正文与注文混淆的情况，如《史官》篇“诏曰”处的“修撰暗惑篇”，以及“曹公多诈”处，都可见注文混入正文。又如《史官》篇“自历行事”、《杂说》篇“苏代所言”，可以看到正文与注文错置，应当考察各自的位置，使它们重新确定。这就是设置杂按的原因。它不属于正文，所以称为“杂”。刊正讹误，并不只有一种讹误。有的是流传造成的，有的是窜改造成的，有的是原本本身错乱造成的。这样一来，文字杂乱，于是有错误出现、次序倒置、脱漏、衍文等弊病纷纷兴起；看起来刺眼，篇叶接连飘落；读起来胶牙涩口，如泉水流动而艰涩难咽。文字传下来，简直像以恶食欺骗读者；奇怪的是《曲水序》仍然如此疏漏。我天天思考错误的书，感叹小屋中的人没有写出好书。考察各家刊本，已经刊正的约十分之一，等待刊正的约十分之九。刊正讹误这一科，分为四类：第一类叫“字的错误”。这部书在字上出错的地方也很多：把“乌孤”误作“乌孙”，把“文丁”误作“文王”，把“处道”误作“承祚”，把“涉汉”误作“沙漠”；有的把“失”误作“缪文省”，把“省文”误作“朔方”，把“方朔”误作“武宣”，把“宣武”误作“昌平”，把“平昌”误作“失”；有的倒置“昭后”而漏掉“昭”字，谈论“学者”而漏掉“言”字，《楚汉列国》漏掉“国”字，《微子》篇序漏掉“序”字；有的脱去姓名中的“班”，在“祚土班”之下多出“爵”字；“以其类逆”之下多出“者”字；“虚美相酬”中“马迁乘传美”之下又重复衍出“传”字和“以”字。错误有错写、倒置、脱漏、衍文四端，所以概括称为“失”。总计二百二十多处，这是刊正的数目。刊去的字仍在注文中注明，不抹掉旧本，希望读者能够辨别；况且自作聪明地改动原文、得罪古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本来深恶痛绝，哪里会去重蹈呢？下面三类也都仿照这个原则。第二类叫“句的违误”。“违”也是概括性的说法。句子的违误也有四端，共二十处；至于校勘时增删朱墨所造成的烦琐错误，不在其中。略举如下：说到句子错误，有像删去“万”而留下“千”，记录远处而略去近处，混淆事类而反而违背篇章情意的，这是句子错乱；有像“借权济物”误置在《居京兆府》处，违背文义而埋没语意的，这是句子倒置；有像叙述南齐史事、结论申述左氏一科时，缺去整整一片而遗忘半篇的，这是句子脱落；有像“犀革裹之”一条中，讥刺沈约的一段衍文多到无法阅读，反而舍弃了佳本的，这是句子衍余。所有这些，又不是一两个字之间审察字音字形所能解决的；必须静心通读全文，广泛参校群书，甚至花费很长时间考核篇次，然后真相才会显现。拿这种耗费心力的工作来磨炼晚年，甘苦只有中等资质的人才能承受。

译第三类叫“节的混淆”。节次混淆，内篇较少，外篇较多，这是整篇分条的体例不同所造成的。内篇中，六家各篇的总起既然截断，总结的结尾也应当截断。《书志》篇后的论说，不应以“或问”截断；编次终篇，不应以“寻夫”截断。外篇中，分合、断连、歧异和错失的地方，包括《史官》篇三处、《正史》篇三处、《惑经》篇一处、《杂说》上中下篇十五处；其中如刀斧劈削般的关键处，每到族类纷繁而难以停笔，精神运行也只在节次间有间隙，现在都已经清楚分开了。至于烦琐的摘录史事，隔开抄录而合成一片的，应当用方形空格加以分界。又如卷末《忤时》篇的一篇文字，两端可以依照序文和按语的体例分开。这些都是因地制宜，并不是想要夸耀自己、标新立异。第四类叫“简的错置”。篇、节、字、句都可能有错简。《篇》的错简，如卷九内篇中的《叙传》；这是节次的错乱。《曲笔》中的“夫史十行”，是字句的错乱。《杂说下》中的《李陵书》，是篇章不能移动而节句可以校正的情况。有的已经刊定，有的作为考证说明，都详细写在书中。○凡是我所尽心做的事情，大略如前面所列的条目。有时总合各科各类加以考量，道理虽未明说却彼此相同。然而只有去除错误、趋向正确，心中才会舒畅；必须认为恰当而毫无遗憾，然后才能安定。这样看来，这部书说是刘氏的《史通》可以，说是浦氏的著作也可以。己巳年正月，亲贤堂。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一，无锡浦起龙撰，内篇。六家（第一）。○合起、结，共八章。自古以来，帝王编纂撰述文献，外篇已经说得很完备了。古往今来，质朴与文饰递相变化，各种史书的写作，体例并不固定。释：前两句首先提出“史”字，揭示全书的纲领。概括而加以论述，流派共有六家：第一叫《尚书》家，第二叫《春秋》家，第三叫《左传》家，第四叫《国语》家，第五叫《史记》家，第六叫《汉书》家。现在略述它们的意义，列在后面。按：这一篇是序。史书的体例全在这六家之中，六家各有源流。列举其数目，增加到七家就会有多余，减少到五家又不完整。这是《史通》总括全书的纲领。辨别体例时，必须把相近与相异、纯粹与驳杂分别归类；如果把甲家移到乙家，类别就会混乱。这是六家分类归属的界限。注家没有弄清“家”字，纲领就完全丧失了。现在为它明确说明：一，《尚书》是记言家；二，《春秋》是记事家；三，《左传》是编年家；四，《国语》是国别家；五，《史记》是贯通古今的纪传家；六，《汉书》是断代纪传家。按照这样的分配来阅读六章，再看全书，就像看掌上的纹理一样清楚。《尚书》家。释：这是记言家。它最早出自太古，《易经》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效法它们。”所以可知书籍的起源很远。释：上文追溯原始书籍的起源，下文说明孔子所删定。到孔子在周王室观看典籍，得到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籍，于是删取其中善者，定为《尚书》一百篇。孔安国说：“因为它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为《尚书》。”《尚书璇玑钤》说：“尚，就是上。上天垂示文字，铺布节度，如同天体运行。”王肃说：“上面的人所说的话，下面由史官记录，所以叫《尚书》。”释：三次引用古语，都是解释“尚”字的名义；只有王肃所说的与记言的意义相合，这正是本处“家”字所依据的含义。推究这三种说法，它们的意义并不相同。大概《尚书》所记载的内容，根本在于君主的号令，用来宣扬王道的正义，向臣下发布言语，所以其中记载的都是典、谟、训、诰、誓、命一类的文辞。释：这几句话明确说明它是记言之书。至于《尧典》《舜典》两篇，直接叙述人物和政事；《禹贡》一篇，只说地理；《洪范》总述灾异和祥瑞（董仲舒、刘向的五行学说）；《顾命》全篇陈述丧葬礼仪，这些也都是体例不纯的例子。释：这几句话说明《尚书》中兼有记事的文章，摘出其中要点；从孔

译子观看典籍直到这里，总的仍以记言作为立论的主旨。又有《周书》（指世间流传的汲冢《周书》），与《尚书》相类似。释：它也属于记言一类。它是在孔氏删定约取一百篇之外，共有七十一章（有的本子作七十二章），上自文王、武王，下至周灵王、景王，其中很有明白诚信、笃厚诚实、典雅而高尚的义理，但有时也夹杂浅陋鄙俗的常谈，污秽内容相互混杂，几乎像是后世好事之人增补进去的。至于《职方》的言论，与《周官》（《周礼》）没有差异；《时训》的说法，与《月令》多有相同。这些书是历代君王的正史，也是五经的别录。释：从“又有《周书》”到末尾所附带的三部书，都属于记言的体例，正是为了扩大“家”所包含的范围。○这一节叙述删定《尚书》剩余的《周书》。其中虽然不免真伪混杂，但总的说来是《尚书》一家的余绪，所以引用并附在这里。自从西周覆亡以后，尚书的体例便废弃了，直到汉、魏，也没有能够继承的人。释：这几句话承上启下。到晋代广陵相、鲁国人孔衍时，他认为国史是用来表彰言行、彰明法式的；至于人情常理和日常事务，不值得全部备载，于是删取汉、魏各史，选取其中优美的文辞和典雅的言论、足以作为借鉴的内容，定为篇章次第，编成一家之言。因此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共二十六卷（卷数与《隋书·经籍志》记载不合）。释：尚书体例久已废弃，到晋代才有孔衍的这些著作，这是后来记言的一家。到隋代秘书监、太原人王劭时，又记录开皇、仁寿年间的事迹，编排次序，使同类相从，各自列为篇目，编成《隋书》八十卷。考察它的义例，都以《尚书》为准。释：到隋代又有王劭的《隋书》，这也是后来记言的一家。○上面两家也因为体例相同而附列在这里，下面就对这两家作衡量评论。推究《尚书》所记载的内容：如果君臣相对而谈，言辞旨意值得称道，那么一时之间的言语，即使累积成篇，也都予以记载。比如说“没有足以记载的事，没有可以叙述的话”，如果这样就停止，那么即使史事确实存在，也会有脱漏；但读者并不认为这是错误。到了中叶以后，文献典籍大为完备，却一定要删削当时的文字，模仿古代的体例；事情并未改变道路，义理却陷入拘泥成法。因此，舒元所撰的《汉魏》等书，不能流行于当世。（“舒元”是孔衍的字。）【本节讨论孔衍的书。上古事情简略，所以言辞也简略；后世文字繁多，却只是一味删弃事实，向上仿效《尚书》的记言体，哪里足以成书？】至于帝王没有本纪，公卿缺少传记，那么年月便会失去次序，爵位、里籍也难以详考。这些都是过去所忽略的，却是今天所需要的。比如君懋的《隋书》，虽然想要效法商周、以虞夏为法，考察它所记述的内容，却很像《孔子家语》和《临川世说》【这是说体例不像史书】，可以说是画虎不成，反而像狗了。因此，他的书受到当时人的讥笑，确实是有原因的。【本节讨论王劭的书。既没有纪传，也不按年代编排，只是徒然拾取琐碎传闻，怎么能成为史书？】○这两节的意思，总的说来是：记言一类的史书，只能在上古、中古和三代以前流行，后世不必仿效这种写法。考察朱子曾说，古代史书的体例，能够看见的只有《尚书》和《春秋》。《史通》把这两家列在开头，都是谈史书而不是谈经书。注家拘守经书来解释经书，繁琐地引用义理和训诂，彼此毫无关系。把《尚书》列为一家，只是刘知几特意把它归入记言体罢了。若说体例不相同，类别也不完备，人物又不属于同一类，那么《尚书》既然属于这一体例，就应当把同类书归在它下面。不只是七十一篇的《周书》是它的余绪，像孔衍、王劭等人的书，也都是记言一类，所以也按类别归在一起。郭本纷纷讥讽刘氏，说他是用狗尾续貂，正是因为不知道“家”字归类的缘由，才随意发表浮泛议论。○上古的文字，有什么体

译例可以说明呢？专门把《尚书》归入记言一类，这种说法始于郑玄、荀悦，哪里能说是确切的论断？刘知几不辨析这一点，反而怀疑《尚书》的体例不纯，实在是拘泥的说法。【刘氏的说法大概本于《尧典》孔安国传。】

译○《尚书》固然是史家创立体例的开始，但它不按年代编排，也没有纪传，本来就不是正统的史书体例。因此后世难以继承它，也不必一定有继承者。刘知几讥讽孔衍、王劭是在刻舟守株、画虎类犬，确实是见识通达。《尚书》一百篇。【《汉书·艺文志》说：易经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以此取法”。所以书的起源很早。到了孔子编纂，上自尧，下至秦，共一百篇。考察《艺文志》的话，本出于孔安国《尚书序》；一百篇大概就是古《尚书》原有的篇数。】孔安国。【《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后，世代传到伯鱼、子思、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慎和孔鲋，共八世。孔鲋的弟子是子襄，子襄生孔忠，孔忠生延年和安国。安国担任当今皇帝的博士。《汉书·艺文志》说：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得到古文《尚书》。孔安国全部得到这部书，献给朝廷。《尚书孔氏序》因为它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为《尚书》；一百篇的意义，世人没有能够听闻。】《璇玑钤》。【《后汉书·方术传》说：樊英精通《河图》《洛书》和七纬。章怀太子注说，七纬包括《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书纬》包括《璇玑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诗纬》包括《推度灾》《汜历枢》《含神务》；《礼纬》包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乐纬》包括《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征》；《孝经纬》包括《援神契》《钩命决》；《春秋纬》包括《演孔图》《元命苞》《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王肃。【《三国志·王朗传》说，王朗的儿子王肃，字子雍，任中领军、散骑常侍，精通贾逵、马融的经学，却不喜欢郑玄的学说，采集并考辨各家异同，作《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氏》的注解，又撰定父亲王朗所作的《易传》，这些书都列入学官。考察郭本引用南齐投奔北魏的王肃，是错误的。又考察王应麟《困学纪闻》说，《乐书》引用《乐记》，《通典》引用《大传》，都保存了王肃的注，而《集说》却认为王肃是元魏人，也错了。生活在元魏的王肃，字恭懿，并不以经学著名。因此，这个错误在宋代已经出现。至于王应麟说他不以经学著名，也不对，因为王恭懿擅长《三礼》。《北史》把他和刘石经同传，记载他们经常互相辩论往来。】“体例不纯”。【《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记言的书就是《尚书》；右史记事，记事的书就是《春秋》。荀悦《申鉴》的说法与郑玄《六艺论》相同，认为左史所记是《春秋》，右史所记是《尚书》。因此王藻说，行动就由左史记录，言语就由右史记录。考察君王因事而发言，有言语必有事情，事与言的道理和情势本来相互联系，执笔的人怎么能够分开记录？况且左右的对应关系，班固、荀悦与郑玄、戴德各有不同。这些说法都出自汉代儒者，难以偏信其中一家。】魏晋以来，黏附配合的说法沿袭不变；杜预认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错误，《史通》却又把《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作体例，于是便有了“体例不纯”的议论，其实并不是这样。又有《周书》。【《汉书·艺文志》说，《周书》七十一篇。刘向说，这是周代的诰誓号令，大概是孔子所论述的一百篇《尚书》的余篇。《困学纪闻》说，隋、唐《经籍志》把它列为汲冢古书。但汲冢竹书是在晋咸宁五年才出土，而太史公、郑康成、许叔重、马融都引用过其中的文字，他们都生活在汉代。杜元凯注解《左传》时，这些书还没有出土，他也以《周书》为依据。《束晳传》和《左传正义》引用王隐《晋书》所记载的竹书目录，其中也没有《周书》。这样看来，把《周书》归入汲冢古书是错误的。现在考察，《史通》也多次引用这部书，却都没有冠以“汲冢”二字，因此隋、唐《经籍志》的说法确实是错误的。】《职方》《时训》。【《逸周书序》说：王道的纲纪虽然松弛，天命却正长久；四夷八蛮都遵循王政，于是作《职方辨》；十二时气的应验，用来说明天时，于是作《时训》。考察浚仪王氏《纪闻》引用此序，把“十二气”写作“二十四气”。】孔衍《汉魏尚书》。【《晋书·儒林传》说，孔衍字舒元，是孔子第二十二世孙。中兴初年，补任中书郎，出任广陵郡。凡是他撰述的著作，共一百多万字。《唐艺文志》著录《孔衍汉尚书》十卷、《后汉尚书》六卷、《后魏尚书》十四卷。考察“后魏”二字中的“后”是衍文。】王劭《隋书》。【《隋书》说，王劭字君懋，授任著作郎，升任秘书少监，专门掌管国史。他撰写《隋书》八十卷，其中多记录口头诏敕，又采集迂怪荒诞和民间巷语，按类别编排，并为各类拟定题目。】“守株”。【韩非《五蠹》说：宋国有个人耕田，田里有一截树桩，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死了，于是他放下农具守在树桩旁，希望再次得到兔子；兔子不再得到，反而被宋国人嘲笑。】“模仿篇”使用了这句话，内容稍微详细一些。《孔子家语》。【王肃《后序》说：《孔子家语》与《论语》《孝经》同时流传，孔子弟子把其中正确而切合事情的内容另行编出，成为《论语》，其余内容则全部收集记录下来。晁氏《读书志》说共有四十四篇，刘向校订记录的只有二十七篇。王肃说，他是在孔猛家得到这部书的。朱子给吕伯恭的信说：程氏《遗书》如果只是暗中删去，时间久了以后就容易使人迷惑。记录《论语》的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把《家语》留存至今，反而成了后世的疑难。】《临川世说》。【《宋书·宗室传》说，临川王刘道规没有儿子，便以长沙景王的儿子刘义庆为嗣。高氏《纬略》说，刘义庆采集汉、晋以来的佳事佳话，编成《世说新语》。《读书志》说，刘知几颇多批评这部书不是实录，我也这样认为。】

译春秋家。【这里的一家是记事类，范围只以经文为界，不要再重复提出编年之意，也不要把它同左传家混为一谈。】它最早出自三代。【这是说明记事家的古称所由来。】考察汲冢《琐语》，记载太丁时的事情，题名为《夏殷春秋》。【以下连续引用各书所见的“春秋”古名，以此证明。】孔子说：“通晓近事而了解远事，是《尚书》的教诲；连缀文辞、比较史事，是《春秋》的教诲。”由此可知，《春秋》的创作开始时，与《尚书》同时。《琐语》又有《晋春秋》，记载晋献公十七年的事情。《国语》说：“晋国的羊舌肸学习《春秋》，晋悼公就让他辅导自己的太子。”《左传》昭公二年说：“晋国的韩献子来鲁国聘问，看见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这样看来，以《春秋》为名的史书，绝不只一家；至于已经湮没无闻的，更是多得无法计算。又考察《竹书纪年》，它所记的事情都与鲁国《春秋》相同。孟子说：“晋国称它为《乘》，楚国称它为《梼杌》，鲁国称它为《春秋》，其实是一回事。”那么，《乘》《纪年》《梼杌》大概都是《春秋》的别名吗？所以墨子说：“我见过百国的《春秋》。”大概都指的是这种书。【以上反复引用众家说法，总的目的是证明古代各国的史书都称为《春秋》，以追溯这一命名的由来；而这种书的用途，都是记事。】到了孔子修订《春秋》时，他于是考察周礼的旧有制度，遵循鲁国史书遗留下来的文字，根据实际发生的事情；顺应人道，对失败者表示惩罚，对兴盛者表彰功劳；借助日月来确定历法和年代，记载朝聘来匡正礼乐。他的说法含蓄委婉，记事的文字隐微简约，写成不可磨灭的言论，制定流传后世的法则，所以历经千年而这部书仍独自流行。【本节正面说明孔子所修《春秋》在记事中寄寓书法，能够独自流传千年，而其他所谓《春秋》都已废失。】又考察儒者解释《春秋》的说法：以事情系于日，以日系于月；说“春”可以包括夏，说“秋”可以兼及冬。一年有四时，所以交错举出其中两时作为所记史书的名称。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晏子、虞卿、吕氏、陆贾所著的书，篇章本来没有年月编次，却也都称为《春秋》，看来其中应当另有原因。【本节涉及编年体，说记事必须系于年月；像晏子、虞卿、吕不韦、陆贾等人所著的书，事情并没有按年月编排，怎么能借用《春秋》这个名称？但本章并不着重讨论编年，只是借此批评诸家。】到了太史公撰写《史记》，才开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察它的宗旨，类似《春秋》的方法。从此以后，撰写国史的人都采用这种方法。然而时代变迁，世事不同，体例也不一样；所记的事情都只是叙述事实，很少褒扬或避讳，也没有贬黜或升降，所以司马迁所谓的只是整理旧事，怎么能同《春秋》相比呢？【末节指出，后世史书的帝王本纪接近《春秋》的经体，因此属于本家的正统，只是记事书法还没有完全完善。】考察这里的《春秋》只举经文，不举《左传》，章旨以记事为主，同《尚书》相对举，而这里才是确切的对应，并不是像把《尚书》强行配作记言体那样。至于编年之意，只是顺带提到。到了下一章的左传家，就把这一点全部说尽了。它标举的意义以孔子为宗旨；考察其名称的由来，以前考察到的书是源头，以后附会上的书只是虚称。它的后裔，则以司马迁《史记》所创始的各帝王本纪为具体形态。合起来考察“家”字的本末、分合，便都具备了。○本纪取法《春秋》，一句话就说中了要害；本纪所增加的详细内容，只在开创时期以及各种诏令文字罢了。后来朱子撰写《资治通鉴纲目》的纲，固然是仰慕并学习《春秋》，但大体上也取法于本纪。春秋家。【至】周礼全都保存于鲁国。【这一段的证据，与杜预《左传序》中孔安国传的文字互相错杂相同。】汲冢《琐语》。【《隋书·经籍志》说，古文《琐语》四卷，是汲冢出土的书。】羊舌肸。【《国语·晋语》说：晋悼公询问德义，司马侯说：“诸侯每天处在君主身边，用善行来辅佐他，用恶行来警戒他，这就可以说是德义了。”悼公说：“谁能够做到呢？”羊舌肸熟习《春秋》，于是召来叔向，让他辅导太子彪。】《竹书纪年》。【杜预《左传后序》说：我完成了《春秋释例》和《春秋经传集解》。适逢汲郡汲县有人在县界内发掘古墓，得到大量古书，都是用竹简编联、用科斗文书写的，内容多半零碎怪诞，无法训释明白。《纪年》最为完整清楚，从夏、殷、周开始，记的都是三代王室的事情，没有分列各诸侯国。只是特别记载晋国的事，从殇叔开始，接着记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庄伯。曲沃庄伯十一年十一月，就是鲁隐公元年正月；都采用夏正，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按年代依次编排。晋国灭亡以后，单独记载魏国的事情，下至魏哀王二十年，大概是魏国的史书。推算考校魏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戌，这一年是周赧王十六年、秦昭王八年、韩襄王十三年、赵武灵王二十七年、楚怀王三十年、燕昭王十三年、齐湣王二十五年。魏哀王二十三年去世，所以特别不称他的谥号，而称为“今王”。这部书的文意很像《春秋》经文，由此足以看出古代各国史书通常都是这种写法。考察汲冢古书有目录，详见后面的《申左》篇。】百国《春秋》。【北平黄氏补注《公羊传》说：从前孔子接受端门的命令，制定《春秋》的义理，让子夏等人寻求周代史记，得到一百二十国的宝书；那么墨子所说的“百国《春秋》”，应当就是这些书。】周礼旧法。【杜预《左传序》说：周朝的德政衰落以后，官吏失去职守，在上位的人不能使《春秋》的义理明白显著，孔仲尼于是依据鲁国史官的记载，写成文章，考察真伪；上面用来遵循周公的制度，下面用来阐明流传后世的法则。】含蓄委婉，记事隐微。【杜预《左传序》说，《春秋》立例的情形有五种：一是文字隐微而意义显明，二是记事明确而文辞含蓄，三是言辞委婉而能成篇章，四是叙事详尽而不污秽，五是惩罚恶行而劝勉善行。】以日系事，以月系日。【语出杜预《左传序》。】春可以包括夏，秋可以兼及冬。【杜预《左传序》说：史书所记的事情，必定标明年份来开始记事；一年有四时，所以交错举出其中的时令作为所记史书的名称。说“春”足以兼及夏，说“秋”足以表示冬。《鲁颂》郑玄笺说：“春秋”就像说“四时”，就是这个意思。】

译晏子、虞卿、吕氏、陆贾也都称为《春秋》。【《史记·管晏列传赞》说：我读《晏子春秋》，想要考察他的行为事迹，所以编次他的传记。《孔丛子·执节篇》说：《春秋》经的名称，晏子的书也称《春秋》；贵贱不同，不妨使用同一个名称。《史记》说，虞卿劝说赵孝成王，担任赵国上卿，后来离开赵国而不得志，于是撰写《节义》《称号》《揣摩》《政谋》等书，共八篇，称为《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虞氏春秋》十五篇。高诱《吕览序》说：吕不韦是阳翟的富商，担任秦国相国，汇集儒家书籍，把自己听闻的内容写成十二纪、八览、六论，命名为《吕氏春秋》。他把书公布在咸阳市门，在书上悬挂千金悬赏；有谁能增删一个字，就赏给他千金。后汉《班彪传》说：汉朝兴起、天下平定后，大中大夫陆贾记录当时的功业，撰成《楚汉春秋》九篇。《史记》本传《索隐》说：陆贾撰写的，是项氏与汉高祖起兵初期以及惠帝、文帝年间的事情。】左传家。【这是编年体中正式的一家。】它最早出自左丘明。【《左传》由左丘明撰写，也可以说，左丘明所传承的是记事家的开端。】孔子既然写成《春秋》，左丘明便接受经文而作传。“传”就是转述，把经文的旨意转述给后人。有人说，“传”就是传布，是用来传示后世的。考察孔安国注《尚书》也称为“传”，这样看来，“传”也有训释的意义吗？【开头只是空泛解释“传”字，说明作传的含义。】考察《左传》解释经文的情况，有的经文中只见到言辞，具体事情在传中详述；有的传中没有记载而经文有记载；有的经文缺失而传还保存着。它的言辞简明而扼要，事情详细而广博，确实是圣人的羽翼，也是述作者中的冠冕。【本节贴合左氏传递、述说古事的“传”义，还没有说到编年。】到了孔子去世以后，经书和传注都不再撰作。【那些以“经”命名的史书，到《左传》以后就断绝了。】当时的文籍只有《战国策》和太史公的《史记》而已。【这两部书都不是编年体，这里忽然引用它们，是因为它们所记内容承接《左传》而连接到秦代，为下文说明乐资《春秋后传》作铺垫。】到了晋代著作郎鲁国人乐资，才追溯采集这两部史书，撰成《春秋后传》。这部书【“书”字疑有脱漏】从周贞王开始，接续《春秋》记载鲁哀公之后的事情；到周王入秦为止。又以秦文王继承周朝为起点，一直写到秦二世灭亡，合计三十卷。

译【乐资采集《战国策》和司马迁的史书撰成此书，上接《春秋》，下至汉初，也称作“传”。】○以上虽然没有说到编年，但编年的意义自然已经显现。当时汉代的史书以司马迁、班固的著作为主，而纪传体的书籍纷纷出现，表、志彼此重复，文字十分繁多，很难周全阅览。接着说汉代史书。起初只有纪传体，没有编年体。到孝献帝时，才命荀悦删取汉史，编成编年体，依照《左传》的体例，著《汉纪》三十篇。此后，各代国史都有这类著作，从后汉一直到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人所著的书，有的称为《春秋》，有的称为《纪》，有的称为《略》，有的称为《典》，有的称为《志》。虽然名称各不相同，大体都以《左传》为准则。所谓准则，就是编年体；凡是名称不同而体例相同的，都在这里列举，才没有遗漏。考察《春秋》经文以提纲挈领，传文用来叙述事情；事情必定系于年代，编年体的方法由此兴起。然而，关于编年体的意义，《史通》不说以经文系年，而说以传文系年，因为事情要等传文说明后才显现。传有三家，《史通》只取《左氏传》，不涉及《公羊传》和《谷梁传》，是因为《公羊传》《谷梁传》以解释义理为主，《左传》以记载事情为主；前者不具备史书体例，后者具备史书体例。因此，《左传》一家是编年体史书体例的祖宗。自《左传》以后，乐资、荀悦，以及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人的撰述，都是它的流派。本章交错列举各国史书；司马迁、班固的纪传体，大概是乐资《后传》、荀悦《汉纪》的基础，就像宋代涑水先生采集十七部史书作为《通鉴》的基础一样：采用纪传体史料，所成却是编年体。这里的观点，读《书略》、绰定、知辨，便可看出其类别，不能混淆。此外，唐代以前还有王氏《元经》、薛收《传正》，属于这一类，《史通》却没有提到它们。因此想到，隋、唐两代的史书都没有为王通立传，直到司马君实才替他补传，说他的事迹和著作出自其家人，前后参差而不真实。既然如此，这部书虽然保存下来，终究还是有所依托，难道能说它可靠吗？何况王通家族推尊他的做法，已经超越身份而且无礼。《白牛谿序》说：“山像尼丘，泉像泗涘。”又替他作文《中子世家》，用来与司马迁的《史记》相配；这种虚妄地抬高名声、僭越地冒用名号的行为，罪过比扬雄还重，按法理也必定应当斥责。所谓受经作传，是说杜氏《左传集解序》称：左丘明从仲尼那里接受经文，以为经文是不可刊改的书，所以传文有时在经文之前叙述事情的开始，有时在经文之后补足义理，有时依着经文辨析道理，有时错综经文以会合不同说法，随着义理而发明；这就是它所看重的体例。乐资：《晋书》没有他的传，《隋经籍志》载有乐资所撰《春秋后传》三十一卷。考察乐资是晋代人，处在荀悦之后；本章却先列乐资，是因为他的书承接《左传》，而叙述的秦代事情在《汉纪》之前，并不是按人物先后排列。又因其书承接《左传》的年代，至周贞王，《史记》作周定王；《左传》一书还杂引各说，姑存疑。荀悦：《后汉书·荀淑传》载，荀淑的孙子荀悦，字仲豫，汉献帝时任秘书监。献帝认为班固《汉书》文字繁多，难以省览，于是命荀悦依照《左氏传》的体例编成《汉纪》三十卷，文字简约而事情详备。他的序说：“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的轨迹，也足以供人观察。”正史本篇还有注文。张璠：国史没有他的传，《隋经籍志》载《后汉纪》三十卷，为张璠所撰。袁宏《后汉纪自序》说，自己闲暇时搜集张璠《汉纪》、谢承之书、司马彪之书、华峤之书、谢忱之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各郡先贤耆旧传等，共数百卷。这些材料大多次序不整，他才看到张璠所撰之书，认为其中关于汉末的事情较为详备，所以又加以搜求补充。孙盛：《隋经籍志》载，《魏氏春秋》三十卷、《晋阳秋》三十卷，都是孙盛所撰。孙盛字安国，另见《论赞直书》两篇。干宝：《晋书》载，干宝字令升，祖父干统，曾任吴奋武将军。干宝凭才干器识被征召为著作郎，兼领国史，著《晋纪》，从宣帝写到愍帝，共二十卷，文笔直率而能委婉。郭评说，杨诚斋曾与同舍谈话，谈到干宝这个官吏时说：“‘干’字不是‘于’，查验字书果然如此。”按：这段话见《鹤林玉露》，说韵书在“干”字下注明：“晋代有干宝。”诚斋高兴地说：“这就是我在一个字上的老师。” 徐贾：这个人的事迹和著作都无从考察。考察《隋志》《唐志》，在干宝《晋纪》之后、裴子野《宋略》之前，有徐广《晋纪》四十五卷，和这里列名的次序正相同，所列的编年体类别也相合。因此，“贾”字就是“广”字的讹误。《宋书·徐广本传》说，徐广字野民，任员外散骑侍郎，兼领著作。裴子野：《梁书》载，裴子野字几原，曾祖是裴松之。何承天续修《宋史》没有完成，裴子野又重新撰成《宋略》二十卷，叙事和评论多有可取之处。吴均：《梁书》载，吴均字叔庠，文章体制清新俊逸，好事之人有的仿效他，称为“吴均体”。他被授任奉朝请，著《齐春秋》三十卷，另有《外篇》《正史篇》。书中称梁帝为齐明帝的辅佐者，梁帝厌恶这种说法，下诏焚毁此书；然而他的私人抄本最终仍流传开来。何之元：《陈书》载，何之元专心精力从事著述，认为梁朝始于武皇，终于敬帝；它兴亡盛衰的事迹足以作为后人的鉴戒，也足以据此确定褒贬。他考察梁朝七十五年的史事，草创成三十卷，书名叫《梁典》。王劭：见《尚书》家，但那里引用的是《隋书》，属于记言体；这里引用的则是《北齐志》，属于编年体。本章末尾所说“有的称为志”，正是指这部书。旧注把他所著的书全都取来混列在一处，使各种史书体例无法分清。《唐艺文志》编年类载：“王劭《北齐志》十七卷。”《外编·正史篇》载：“王劭依据起居注，广泛采用异闻，编成编年体史书，名为《齐志》。”等等。由此可见，两种体例分得很清楚。

译国语家：这就是国别史家，只在分封割据的时代才有。它最初也出自左丘明。左丘明既作《春秋》内传，又考察它的逸文，汇编其中的别说，把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事情分别记载下来，从周穆王开始，到鲁悼公结束，另编为《春秋》外传。《国语》合计二十一篇，文字大体与内传相同，有的内容重复而略有差异。然而自古以来，著名儒者贾逵、王肃、虞翻、韦曜等人，都为它作注释，整理章句；这也是六经的支流，是三传的次一等著作。到了纵横家交错兴起、竭力争战称雄，秦国兼并天下之后，又著《战国策》。其中有东周、西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共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称为“策”，大概是因为只记录而不编排时序，所以取简策为名；也有人说，汉代刘向认为这些是战国游士的策谋，因此称为《战国策》。到孔衍时，又认为《战国策》所记还不够完善，于是引用太史公所记载的内容，参照两者的异同，删取《国策》和司马迁史书两家材料，汇聚编成一部记录，称为《春秋后语》。除去东周、西周以及宋、卫、中山，保留下来的只有七国；起于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与《春秋》相比，也完整记载了二百三十多年的史事。孔衍起初撰写《春秋时国语》，随后又撰写《春秋后语》，编定为两部书，各十卷。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后语》保存下来。考察他的书序说，即使左丘明也不能超过它；世人都责怪他不自量力、不估量自己的德行。推究孔衍这层意思，他是把自己比作左丘明的；这里所说的《国语》不是《春秋传》，必定是因为同类事物相聚，难道不被人讥笑吗？本节因《战国策》铺陈而引出；舒元舆撰写此文时，这些内容显得很是多余，但《史通》引用它却是类推，因为这一史家著述极少，所以提到了它。汉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之后，英雄们相互角力，司马彪又记录当时的史事，撰成《九州春秋》，每州一篇，合为九卷。考察它的体例，也接近近代的《国语》。这部书是国语家的一个支派，国语一家到此就停止了。自魏国定都许、洛以来，三国鼎立；晋朝据有江淮，天下分裂。各国君主虽然名号都与王者相同，但实际领土只是诸侯所在之地。史官记载本国史事，采用纪传体的，规模仿效班固、司马迁；创作编年体的，则拟议效法荀悦、袁宏。于是，《史记》《汉书》的体例大为流行，《国语》的风气便衰落了。本节末尾正说明，《国语》一家长期废弃；魏晋以来虽然有许多分国而记的史书，大都承袭班固、荀悦的体例，同样是国别史，体制却已不是《国语》的体制。考察起来，这两类都属于国别史；《史通》虽然专门以“外传”作为标题，实际上却把各种内容交错列举。自从封建制度废除，史书归于一统，便没有事情再分成不同的道路了。有时山河气势分割，各自设置官职、记录史事，而编年体和纪传体彼此仿效，无论大小，也都不采用分条缀辑的体式。这样看来，《国语》这一家，恐怕将要被置于说部之中，列入《史通》却不能列为一家；不能列为一家，是因为它的体例并不属于正统的史书体制。本章末尾的文字在列举和取舍上与其他各家不同，是有道理的。内传、外传：韦昭《国语序》说，从前孔子修订旧史，用来垂示法则；左丘明依据圣人的言论，抒发自己的意旨，可以说是博学而善于著作的人。他的高雅思虑还没有穷尽，又采录前代自周穆王以来、下至鲁悼公诛杀智伯的史事，编成《国语》。它的文字不止于经文，所以称为外传。又说，我实在不敢自量，又替它作了注解，并参照五经，检核内传。贾逵注：《后汉书》载，贾逵字景伯，是贾谊的九世孙。贾逵身高八尺二寸，各位儒生因此编了句俗语说：“询问事情没有休止，贾长头。”他尤其通晓《左氏传》《国语》，为二书作解诂五十一篇，其中注《左氏传》三十篇，注《国语》二十一篇。王肃注：王肃是三国时人，见《尚书》家。考察《魏志》本传，在各经解之后又记有三传、《国语》《尔雅》等注。《隋经籍志》载有王肃所撰《春秋外传章句》一卷。虞翻注：《三国吴志》载，虞翻字仲翔，孙权任命他为骑都尉，后来迁徙到交州。他虽然身处获罪流放之中，却讲学不倦；为《老子》《论语》《国语》作训释注解，都流传于世。韦曜注：《吴志》载，韦曜字弘嗣，任尚书郎，升任太子中庶子。孙皓即位后，封他为高陵亭侯。韦曜本名韦昭，因为晋朝避讳，史书改写为“曜”。《宋崇文总目》说，他参考郑众、贾逵、虞翻、唐固四家，合计五家为《国语》作注，发明订正三百零七处。考察唐固注《国语》一事，见于《吴志·阚泽传》；有的版本写作“唐”，因此这里不取异文。《战国策》：刘向原序说，所校订的内府《战国策》一书，我刘向按照各国分别记载的情况，大略依时间次序编排，得到三十三篇。内府本原来的书名，有的称《国策》，有的称《国事》，有的称《短长》，有的称《事语》，有的称《修书》，有的称《长书》。我刘向认为，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策谋，应当称为《战国策》。它接续《春秋》以后，直到楚汉兴起，二百四十五年间的事情，都已经校定并写定。

译《隋经籍志》载：刘向编录的《战国策》三十二卷，高诱撰写注释的本子二十二卷。孔衍《后语》：《唐艺文志》载，孔衍有《春秋时国语》十卷，又有《春秋后国语》十卷。考察《史通》说：“如今流行于世的只有《后语》保存下来。”由此可知，《新唐志》只是因袭旧史的原文，并不是这些书全都实际存在。《九州春秋》：《隋经籍志》载《九州春秋》十卷，为司马彪所撰。陈氏《书录解题》说，司马彪记载汉末各州部的动乱，司州、冀州、徐州、兖州、青州、荆州、扬州、凉州、益州、幽州，凡盗贼、僭越、叛乱之事都记载下来。《晋书》载，司马彪字绍统，是高阳王睦的儿子，官任秘书郎。魏都许洛：《三国志·魏志》载，建安元年，洛阳残破，董昭等人劝太祖定都许县；建安三十五年迁都洛阳，文帝黄初元年营建洛阳宫。考察当时谈到曹魏时，通常称为许洛。例如《吴志》中朱桓说进取寿春以图谋许洛，就是这种用法。晋宅江淮：《晋元帝纪》载，晋元帝是琅邪恭王司马觐的儿子，继承琅邪王位。永嘉初年，镇守建邺；愍帝即位后，西都不能守住。建武元年，依照魏、晋旧例，在建康为晋王建立宗庙和社稷。考察这里就是东晋的开始；建康就是建邺，吴大帝起初也定都于此，江淮是其疆界所在，也常作为吴地的通称。例如《吴志》说周鲂本是阳羡人，却说自己生长于江淮，就是这种用法。史记家：这是纪传体史家的祖宗，刘氏认为《史记》贯通古今，自成一种体例，所以另列为一家。它最初出自司马迁。自五经流行以来，诸子百家竞相陈列，史事彼此错杂，前后又多有违背。到司马迁时，才搜集各国史书，采访私人记载，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编写本纪、世家、列传以统摄君臣，撰写书、表以谱系年爵，共一百三十卷。司马迁因袭鲁国旧史的名称，给它取名为《史记》。从此汉代史官续作的史书，都以《史记》为名；到了东汉，所著之书仍称《汉记》。梁武帝时，又命群臣上自太初、下至齐朝，编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这部书从秦代以前都以《史记》为根本，另外采集其他说法以扩大异闻；至于两汉以后，则全部抄录当时的纪传体史书，上下贯通，旨趣相互承接。又把吴、蜀二位君主都列入世家，把五胡以及拓跋氏列入夷狄传。大体说来，体例都像《史记》，不同的地方只有没有表。本节叙述通史。梁武帝贪慕《史记》的体制，命人撰写了这部范围广大的编年史。后来，元魏济阴王元晖业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断限也从上古开始，到宋代为止。它的编次多仿效《通史》，又把事迹特别相似的内容合为一科，所以取名《科录》。皇家显庆年间，符玺郎、陇西人李延寿抄取近代各史，南史起自宋，终于陈；北史始于魏，终于隋；合计一百八十篇，名为《南北史》。其中君臣的类别、纪传的分组，都按类别相互归并，各自附于本国之下。这些著作都是《史记》的流派。考察《史记》，疆域广大，年代久远，却把内容分散在本纪、列传、书、表之中；每当论述某一国家的一项政事时，胡地与越地相隔遥远；叙述同一时期的君臣时，又像参星和商星一样彼此隔绝。这是它体例上的缺失。加上它所记载的内容多采集旧日记载，间或采用杂说，所以读者看到的事情很少有新异之闻，言语却多有重复，这是编撰记录上的烦琐。这些弊病，都是由于时代相隔久远、记载繁杂造成的，大概是劝诫之辞，并不是贬斥之辞。何况自《通史》以后，芜杂累赘更加严重，于是使求学者宁愿学习本朝原有史书，也懒于探看新编的史录；而且编次没有条理，残缺又很快增多，可以说劳而无功，是著述者应当深切戒惧的。这里总结说，仿效通史体例的人如果没有相应的笔力，只贪求内容广博久远，必然不是芜杂就是残缺。这是通史一家的必然弊病，所以应当引以为戒；希望作史的人以纪传体史书按朝代断限为正体，下一章所说的《汉书》家就是如此。考察起来，本章是著述家深刻认识史书利弊的话。世人通常的通病，大多在于夸耀所记朝代多、年代久，文章便更加庞杂荒诞；“无田甫田”正是《诗经》诗人用来劝诫这种做法的话。《史通》大概因为《通史》《科录》等芜杂的编年史纷纷出现，其弊端的源头实在出自司马迁，所以反复加以告诫。它在其他史家中把班固列为司马迁的区别，正是为了作出这样的评论；不了解这一点，却误认是在诋毁《史记》，就错了。《南北史》的体例，是把纪传分别设置，却跨越朝代相互接续；同一姓氏往往有多部传记，多以家族为系而不以国家为系，因此在划分朝代方面显得紊乱。假如八朝各自划定断限，像陈寿《三国志》那样，那么刘知几不该把它收入史书，记家延寿也不会受到这样的责难了。至于欧阳修的《五代史》年数太短，不能用这个标准来约束它。我曾说，古人之所以把古今史事综合起来，贯通编成一部书，是因为当时有汇刻各史的定本罢了。有见识的人鉴于这一点，于是有了《十七史》的刻本，后来又编成《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依照朝代接续编纂，各自恢复原来的卷帙；既没有汇编的劳苦，也免除了散失的忧患。这实在是从刘氏这番话发端的，刘氏难道不是史学部门的功臣吗？采访家人【这句话又见于《采撰》篇和《正史》篇。文中说，巴西谯周认为太史公的著作记载了周、秦以前的历史，有时采用普通人家和诸子的说法，并不专门依据〔正▯〕，于是撰成《古史考》等书。由此可知，把“人”改为“乘”的人并不是谯周。】鲁国的史书旧称《史记》【此称见于《春秋家》】。《通史》【《梁书·吴均传》：吴均被免职，不久又被召回撰写《通史》，上起三皇，下至齐代。吴均编写本纪、世家已经完成，列传尚未完成便去世了。又据《梁书·武帝纪》，太清二年，《通史》完成，武帝亲自撰写赞和序，共六百卷；武帝天性聪慧，下笔即能成章。】《科录》【《北史·魏宗室传》：常山王元遵的曾孙元晖，平素喜爱文学，招集儒士崔鸿等人，编撰百家重要史事，按类别归并，名为《科录》，共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下至晋代，共十四代，进呈给皇帝。按：本文错误地把撰写者说成济阴王元晖业，郭延年对此加以辨正，认为晖业所撰的是《辨宗录》，不是《科录》。《史通》既然已经误记，王伯厚《玉海》又跟着误记了。】断限【也称“限断”，这两个字最早见于《断限篇》的注文。】

译《南北史》【《旧唐书·李延寿传》：李延寿在贞观年间任崇贤馆学士，曾删补宋、齐、梁、陈以及魏、齐、周、隋八代史，称为《南北史》，共一百八十卷。《读书志》说：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曾认为，宋、齐直到周、隋，南北分隔，南方称北方人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人为“岛夷”；他想改为编年体，但尚未完成便去世了。李延寿详细考察旧事，又依照司马迁的体例，总叙八代历史：北方二百四十年，南方一百七十年，写成南、北两史。《通志·艺文略》另立“通史”一门，把李延寿的书与《梁通史》并列，这是很恰当的。】胡越【《汉书·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说：“意气相合时，胡人与越人也可以成为兄弟；意气不合时，即使骨肉亲人也会成为仇敌。”】参商【《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说：“从前高辛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阏伯，幼子叫实沈，住在旷野之中，彼此不能相容。后来帝王把阏伯迁到商丘，让他主管辰星和商地，唐人因此把辰星称为商星；又把实沈迁到大夏，让他主管参星，唐人因此把参星作为晋国的星宿。”】所谓《汉书》一类，是解释说：以纪传体断代成书，是从这里开始的。此前，班固和司马迁撰写《史记》，下限到当今皇帝【指汉武帝，沿用太史公的话】；太初以后便缺略而没有记录。班彪因循这一做法，推演写成《后传》，用来续接前篇【班彪的书稿起初还不是完整的一代史】。到班固时，才从高祖写起，一直到王莽【《汉书》完整记载西汉；这两句是本章的主句，说明断限的正式形式】，分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汇编成一部史书，题名为《汉书》【点题完毕】。从前虞、夏的典籍和商、周的诰命，孔子所编纂的都称为“书”。以“书”为名，也是考察古代史事的美称。考察它们的创制，全都仿照司马迁，只是不设世家，改称“志”罢了【说明“书”这一名称及其体制的由来】。东汉以后，作者相继沿袭这一名称，没有改变；只有东观称为“记”，三国称为“志”。然而名称虽有不同，体制却完全相同【从开头到这里，总说纪传体都仿照司马迁，只是从高祖写到王莽以后的史书都沿用断代体制。由此可以明白，前一章的告诫不是贬斥之辞】。纵观自古以来史书所记载的内容，《尚书》记周事止于秦穆公，《春秋》叙述鲁文公【一作“史”】止于鲁哀公【旧本误作鲁定公】，《竹书纪年》直到魏国灭亡也没有完整记完；《史记》只是从汉代开始论述【“纵观”以下都是论断之辞】。【这里先推论前代史书：有的连续记载数代，有的连一代也没有记完，从来没有一部完整划定断限、记完一代的史书。】像《汉书》这样，考察西汉的始末，穷尽刘氏王朝的兴衰，包举一代史事，撰成一部书【一作“家”】。这说明只有《汉书》才是断代史的正体。它的言辞精练，史事十分完备周密，所以学者查考起来容易取得成效【这里的“容易”，是相对于《史记》的困难而言】。从那以后直到今天，再没有改变这种方法【篇末总括，从断代处加以赞许】。【旧本与下文相连，今分出作为结尾。】考察纪传体史书，自隋、唐以来，经籍、艺文诸志都把它列在史部的第一类，称为“正史”；先列司马迁的《史记》，再列班固的《汉书》，这是固定的惯例。刘氏认为，时代较近的史书容易完成，时代久远的史书则难以成事；他鉴于《通史》《科录》的芜杂累赘，所以特别提出断限，借《史记》和《汉书》两家来表示应当遵从的方向。夹漈郑樵立论有意矫正这种偏失，但他的话既然违背了原意，后来评论者却把这里理解成“贬低司马迁、抬高班固”，实在是不懂文义。自从班孟坚有了断代史书，自然知道再也没有人能够改变《汉书》的论说；此后的各史，没有不沿用这种做法的。这种说法一经提出便成为定式，难道会是孟浪之言吗？班彪、班固【《汉书·叙传》：班彪字叔皮，二十岁时遭逢王莽败亡。世祖在冀州即位，天下纷扰，班彪撰写《王命论》。他有一个儿子，名叫班固。班固认为，汉朝承接尧的气运，逐渐建立帝业，传到第六代，史官才追述其功德，私下撰写本纪，把它编在历代帝王之后，列于秦、项之间。太初以后，史事缺略而没有记录。因此他探求、编纂前代记载，连缀整理所听闻的史事，撰写《汉书》，上起元年和高祖，下至孝平帝以及王莽被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合记述这些人的行事，从旁贯通五经，上下融会贯通；撰成纪、表、志、传，共一百篇。按：《叙传》最终竟没有提到父亲班彪续写史书的事，这是欺骗自己的父亲，也欺骗后世。纠正《班史》的人，应当把这一点列为第一条。《后汉书·班彪本传》说：班彪断取前史遗事，旁采异闻，撰成《后传》数十篇。】东观称为“记”【《书录解题》：《东观汉记》由汉代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人撰写。起初，班固在显宗朝曾撰写《世祖本纪》《功臣列传》《载记》共二十八篇。永初年间，刘珍、刘騊駼等人在东观任著作，编撰《汉记》。后来卢植、蔡邕、马日磾等人也都曾补续。按：外篇《正史》篇详细叙述了这部书，应当参看。】三国称为“志”【《晋书·陈寿传》：陈寿字承祚，在蜀国任馆阁令史。蜀国平定后，司空张华爱惜他的才干，举荐他为孝廉，授任著作郎，撰写魏、吴、蜀《三国志》，共六十五篇。】《竹书纪年》到魏国灭亡时还没有记完【意思是《竹书纪年》尚未记到魏哀王便停止，正好与《汉书》完整记载一代相对照；“不”字或为讹误，失去了“下”的意思。】因此考察这六家史书，商议、辨析千年的史学传统，大概史书的各种流派，也就在这里穷尽了。然而质朴淳厚的风气已经消散，时代迁移，世事变异，《尚书》《春秋》《国语》《史记》这四家的体制已经长期废弃。可以作为继承依据的，只有《左氏》与《汉书》两家而已【这是对六家的总结，与篇首相照应，所以应当另列一条；旧本把它接在《汉书》家篇末，是不对的】。按：这一篇就像下棋，先摆开棋盘、布置棋子，从总体上掌握全局。要概括史书的体制，也就是要辨析史体的不同类别；既然要概括体制，所以先完整陈述各家体例，在篇末协调它们的用途，预先为转入下文作枢纽。《尚书》记言，却不注明岁时；《春秋经》记事，却不详细说明始末；《国语》按国别记载，却不归入某种规范体式【既不是编年体，也不是纪传体】；《史记》所记年代久远，却没有划定断限。这就是所谓四家体制已经废弃。至于按照年份和月份排列、叙述时事，则次序清楚【《左传》】；纪、志、表、传能够包举一朝，起止完整【《汉书》】，这就是所谓可以继承的只有两家。这里结篇的六个字，也就是提起下一篇的两个字，文脉和义理彼此相连。《史通》全书的整体布局，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史通通释》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