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通释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二，无锡浦起龙撰，内篇 二体【第二篇】【所谓“二体”，一是编年体，二是纪传体。】三皇五帝的时代，已有《典》《坟》等书，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详尽了解。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代，就是《古文尚书》所记的范围。然而当时世风仍然淳朴，文字写得简略，要想从中求得完备的史书体例，当然是缺少的【一作“已”】【篇首举出那些既非编年体、又非纪传体的史书】。后来左丘明为《春秋》作传【编年体的祖本】，司马迁撰写《史记》【纪传体的祖本】，记载史事的体制到这时才完备了【“后来”四句总括全篇】。后世继续撰写史书，大体彼此沿袭；即使有所改变，变换的也只是名称，范围和限度又能有谁超过这两种体制呢？荀悦、张璠、左丘明一类，属于编年体；班固、华峤、司马迁一流，属于纪传体【以上总说二体的源流和大意：自从左丘明、司马迁分别创立两体以后，历代史家都把它们奉为宗法】。只有这两家【旧本脱“此”字】彼此都自负其长，必须辨析它们的利弊，这才可以说明【这四句又作一提，下文分为编年体、纪传体两方面，分别说明其利弊】。《春秋》【这里指《左传》，本段论编年体】按日月系连史事，依时年相续排列；中国和外夷，同年同世的事情，没有不详细记载的，都呈现在读者面前；事理用一句话便能说尽，语言也不重复出现，这就是它的长处。至于贤士、贞女、高才、美德之人，只要事情关系重大【即与国政有关】，一定会特意注目并详细记载；那些事迹隐没、与国事无关的人【即与国事无涉】，则不必委曲迁就去详加叙述。比如绛县老人、梁国的妻子，有的因回答晋国卿大夫而被记载，有的因回答齐国国君而被记录【因为他们的事情关系重大】；至于贤能如柳下惠、仁厚如颜回的人，最终却不能显扬姓名、彰明言行【因为事迹隐没】。所以从细处说，细小的事情没有遗漏；从大处说，高山大丘般的重要人物反而被弃置，这就是它的短处【短处就是弊端，是它不如纪传体的地方；这种不足也是编年体本身难以避免的】。《史记》【这里举《史记》来概括《汉书》，本段论纪传体】以本纪包举重大纲要，以列传详尽叙述细节，以表按谱系排列年代和爵位，以志总括遗漏的内容；至于天文、地理、国家典制、朝廷章程，显著或隐微的事项都能包罗，大事小事没有遗漏，这就是它的长处【这是它胜过编年体之处，所以说它长而有利；这也是纪传体本身应有的特点】。但如果同一件事分散在数篇之中，前后割裂，相同内容多次出现，那么《高祖本纪》【涉及项羽的事】会说“事情见于《项羽本纪》”【高祖是主、项羽是宾】，《项羽本纪》【涉及高祖的事】又会说“事情详见《高祖本纪》”【项羽是主、高祖是宾】；又把同类人物编在一起【如屈原、贾谊、曹沫、荆轲】，不顾及他们的先后时代【指年代】，后出生的反而排在首篇，先辈却被压到末章，于是使汉代的贾谊和楚国的屈原列在一起，鲁国的曹沫和燕国的荆轲编在一起，这就是它的短处。【这就是它不如编年体的地方，所以说它短而有害；这种不足也是纪传体本身无法避免的。】考察这两种体制的优劣，彼此都有所得，也都有所失；可是晋代干宝著书时，却极力称赞左丘明，深深压低司马迁，说道：“能够用三十卷的简略篇幅，包容二百四十年的史事，没有遗漏。” 考察干宝这番说法，难道可以称为刚劲挺拔的言论吗？【前文分开论述两体，这里借干宝的话发问，开始合起来考察二体。】按《春秋》时代的史事，进入《左氏》记载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左丘明自己也知道记载简略，所以又撰写《国语》来加以补充。然而《国语》之外仍有许多散失的史事，怎么能说它包罗无遗呢？【这八句只是针对干宝的话加以驳斥，下面继续推究。】假使左丘明世代担任史官【一作“而非”】，全都仿照《左传》的体例，那么前汉的严君平、郑子真，后汉的郭林宗、黄叔度【都是隐居而地位低微的人】，以及晁错、董仲舒的对策，刘向、谷永的上书【都是文字繁多、事情复杂的文章】，这些人全都德行冠绝同辈，名声传遍海内，见识能够洞察幽明，言论能够穷尽军国大事；有的因为隐居而地位低微，不能参与朝政【严君平、郑子真、郭林宗、黄叔度】，有的因为文章繁多、事情复杂，难以编排次序【晁错、董仲舒、刘向、谷永】，如果全都略去不写，这还可以；但如果因为有所顾惜，不加删削，那么汉代的志、传一百卷都要与十二篇本纪并列【一作“事”】，恐怕会琐碎而芜杂，零乱而失去体力。【到这里收束一层：假设《左传》体例用于撰写汉史，那么像上面所说的那些人不记载固然不妥，记载下来又很费力，于是不得不改用纪传体。】所以班固【以班固为例说明司马迁的情况】知道会是这样，便设置本纪、列传来加以区分，使各项内容清楚可见，纲领和条理有所分别【这四句收束由编年体转为纪传体】。荀悦厌恶这种体例的迂曲宽泛，又依照左氏体例成书，删节《班史》，篇数只有三十篇，历代称赞它超过《本纪》【旧作“保”，恐怕有误；这里恐怕应作“纪”】、列传【这几句话回应前文对干宝的驳斥：后世又有人厌恶纪传体的迂曲宽泛，称赞删节后的史书，于是转而仿效编年体。由此看来，来回改变，恐怕终究不出这两种体制。】【关于彼此参照考察的文字到这里为止。】既然如此，班固、荀悦两种体制各自奋力争先，想要废除其中一种，本来也是困难的。后来的作者没有超出这两条道路，所以晋史有王隐、虞预的纪传体著作，同时以干宝的编年史作为辅助；《宋书》有徐爰、沈约的纪传体著作，同时分出裴松之等人的编年略史；各自都有优点，并行于世【结尾平稳收束】。这与令升干宝所说的不同，他只是固守一家而已【照应前文借干宝之言发问】。按：这一篇承接《六家》篇，《六家》列举史体的总体，《二体》确定史家正当的用途；先分别论述两种体制的得失，并不因为有缺点就废弃不用，后来又合起来考察两者并行的情况，不能偏任一种而废弃另一种。应当把“左”“荀”等字看作编年体的代称，把“班”“马”等字看作纪传体的代称；明白这些替身字，才能解释清楚。此后秘书省奉诏撰写史书，只有这两条道路；艺文志的史部也必先分为这两类。由此可知，《二体》篇实在是百代不变的标准。【有人问：所谓“替身”是什么意思？】回答说：错综地举出许多史书，最终都归入两种体制，这是揭示两种体制并行存在，并不是评论各部史书的优劣。它们各自的利弊和长短，是体制本身所应有的；两者同时具有利弊也不妨碍，并不是说这种体制有利而那种体制有害，更不是说有利的就是优、 有害的就是劣。只是说两种体制既然确立，一种用来说明岁时，一种用来掌握事迹和行事，国史才不会有所偏缺。旧日评论者没有把它当作“替身”来理解，于是都抛开体制而评论具体史书；既没有认识到是两种体制，也没有认识到史书繁杂，全凭臆测揣摩，完全错了。

译【干宝这一节，能够由单独驳论中读出相互参照的意思，才是真正善于读书的人。】【“二体”二字贯穿全书，是统摄群史的纲维。】【有人说，自从袁机仲的《枢纪事本末》出现以后，史书体制就参合为三种了。我说，它仍然是从两种体制中产生的，并不是另有第三种来源。】而且把史书降为类书一类的体例，不另立一种体制，所以这类书不由史馆主持，也不奉诏撰修；又如荀悦、张璠的著作【见《左传》家，都是编年体】。华峤【《晋书·华表传》：华表的儿子华峤，字叔骏。元康初年，任内台中书、散骑、著作、门下等职，所撰集的书都依据典章制度。起初，华峤认为《汉纪》烦琐污杂，慨然产生改写的想法。后来任台郎，主管官制事务，得以遍览秘籍，于是完成了这项工作，撰成纪、典、传、谱，共九十七卷。改名为《汉后书》，文字质朴，史实可靠，有司马迁、班固的规范。】绛县老人【《左传·襄公三十年》：晋悼夫人给服役者吃饭，绛县有个人年纪已经很大了，没有儿子，也前来参加这次供食。有个人怀疑他的年龄，问他多少岁，他说：“我出生那年的正月初一是甲子日，已经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了。”官吏跑去询问，朝见师旷时，师旷说：“已经七十三年了。”赵孟召见他，并为先前的过失道歉，说：“让您长久地辱身于泥土之中，是我的罪过。”于是给了他田地，让他担任国君的复陶。】杞梁的妻子【《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伐莒，杞殖载着铠甲，在莒国郊外住宿。莒子亲自击鼓进攻，俘获了杞梁。齐侯回国时，在郊外遇到杞梁的妻子，便派人吊唁她。她辞谢说：“杞殖有罪，怎敢劳烦您的命令？如果他免于罪责，尚且还有祖先留下的破旧房屋在那里，妾身不能接受您在郊外的吊唁。”齐侯于是到她家中吊唁。】杜预注：杞梁就是杞殖。柳下惠的事迹没有显扬【《左传·僖公二十六年》：齐孝公进攻我国北部边境，鲁僖公派展喜去犒劳齐军，并让他接受展禽的指示。杜预注：展禽就是柳下惠。按：柳下惠见于《左传》的这段明文。如今说他的事迹没有显扬，是说他没有和颜子并列称述，这是《史通》的疏漏之处。贾谊、屈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屈原是楚怀王时人，贾谊是汉文帝时人。】曹沫、荆轲【《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曹沫是鲁庄公时人，荆轲是卫国人，刺杀燕王喜未遂，发生在燕王喜时。按：曹沫，《左氏传》和《谷梁传》都写作曹刿。前汉的严君平、郑子真【《王贡龚鲍传》记载：谷口有郑子真，蜀地有严君平，两人都修养自身、保全自己。汉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请郑子真，子真不屈从。严君平在成都市替人卜筮，遇到有人询问邪恶不正之事，便顺着情势引导他们向善。每天接待数人，赚得一百钱，足以养活自己，便关上卜肆、放下帘子，教授《老子》。扬雄著书称许这两个人。】后汉的郭太、黄宪【《郭太传》：郭太字林宗，家世贫贱。他游学洛阳，拜见河南尹李膺。后来回到乡里，与李膺同船渡河，众宾客都认为他们如神仙一般。有人举荐他为有道之士，他没有应召。《黄宪传》：黄宪字叔度，父亲是替牛看病的医生。颍川人荀淑在旅舍遇到黄宪，与他交谈了一整天。随后荀淑到了袁闳那里，说：“你的国家有个颜子，你认识他吗？”袁闳说：“你见到我的叔度了吗？”太守王龚也不能使黄宪屈服。郭林宗年轻时曾路过袁闳家，却没有留宿，跟随黄宪数日后才回来。有人问他原因，林宗说：“奉高的器量，好比水势泛滥，清澈而容易舀取；叔度的胸襟浩大，如同千顷池塘，澄清它也不能使它更清，搅浑它也不能使它浑浊，实在无法测量。”按：林宗这句话，《后汉书·郭太传》也有记载，所以《史通》把两人合在一起称述。晁错、董仲舒的策问应答；向永、谷永上书【《汉书·晁错传》：晁错为人严峻刚直、苛刻深刻。汉文帝时，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号称“智囊”。后来皇帝下诏选举贤良文学之士，晁错入选，皇帝亲自策问他，询问如何明白国家体制、通晓人情事理，以及直言三道的要旨；在应答者中，只有晁错成绩最高。【《董仲舒传》：董仲舒是广川人，年轻时研习《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放下帷幕讲诵，三年不窥视园子。汉武帝即位后，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共三次向董仲舒提问，董仲舒三次应答，天子认为他贤能，任命他为江都相。】【《汉书·楚元王传》：刘向字子政，原名更生。汉元帝初年任宗正。当时外戚许氏、史氏放纵，宦官弘恭、石显玩弄权势，于是刘向上密封奏章进谏。汉成帝即位后，石显等人伏罪，更生改名为向，召入任命为中郎，多次上密封奏章，升为光禄大夫。当时皇帝没有继承人，政权由王氏掌握，刘向上密封奏章极力进谏。天子召见他，叹息不已，任命他为中垒校尉。【《谷永传》：谷永字子云，博学经书，任太常丞，多次上书陈说政治得失。后来作为刺史到京师奏事。当时有黑龙出现，天子询问他想说什么，谷永直切进谏。谷永自知宫中有人内应，便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出，并不有所依违。】阑单【词义未详，大概是当时的方言，指涣散而振作不起、不能收摄的样子。卢照邻《释疾文》说：“草木扶疏，像这样；只有我兰驒，不能自胜。”怀疑“兰驒”就是“阑单”的另一种写法。《集韵》：“驒”，音他干切。按：如今俗语中也有“阑阑”“滩滩”这样的说法。】王隐、虞预【《晋书·王隐传》：王隐字处叔，父亲王铨有著述的志向，常私下记录晋代史事和功臣行状，尚未完成便去世了。晋元帝召王隐任著作郎，命他撰写晋史。当时著作郎虞预私下撰写《晋书》，多次向王隐访求资料，所听闻的内容逐渐丰富。《虞预传》：虞预字叔宁。《唐艺文志》：王隐《晋书》八十九卷，虞预《晋书》五十八卷。】干纪【就是干宝的《晋纪》，见《左传》家。】徐爰、沈约【《徐爰传》见《正史篇》注文和《书录解题》。《宋书》原由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撰写，到徐爰时才编定为一部史书，起于义熙，止于大明；自永光以来缺失而未补。《梁书·沈约传》：沈约字休文，是吴兴人。高祖的功业已经成就后，沈约曾探问其中的意向，说：“如今不能用淳厚的风俗来期待万物，攀附龙凤的人没有不说明公就是那个人的。”高祖受禅后，沈约任尚书仆射，死后谥号为隐。著有《宋书》一百卷，目录详见《外篇·正史篇》。】裴略【就是裴子野，《宋略》见《左传》家。】载言【第三】○本篇以下，都是在纪传体内部分类立论。

译古代把言论编为《尚书》，把事迹编为《春秋》，由左右两位史官分别承担这两种职务。大概桓公、文公建立霸业，纠合诸侯、订立盟约，是春秋时期的大事；而《尚书》记载秦军战败、秦穆公告诫和誓师，是《尚书》中关于言论的大事。可是《春秋》没有记录前一件事，《尚书》也没有记载后一件事，由此可以明确看出，记言和记事是有区别的。【按：开头一节推究源流，说明古代记事、记言的体例本来并不相同，以引出下文。】到了左氏撰写史书，不遵守古法，把言论和事迹一同写在传中；然而言事兼收，繁简处理得当，所以使读者寻绎不倦，阅读讽诵而忘却疲劳。【按：到了左氏，言论和事迹便都收入了；但因为不是把传体割裂开来，便没有彼此隔绝的弊病，所以自然可以兼收并行。】至于《史记》《汉书》就不是这样了。凡是它们所包举的内容，都务求宏大广博；文辞收入记载的很多，篇幅繁富。因此，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人的传记，只是大量记录他们的言论，很少遇到记载事迹的。所谓人物传记，常常只记述其言论，而不叙述其事迹。【按：这里转到纪传体的概括，专门列举只载文辞的篇章，以引出论题。】正当叙述一件事时，刚刚得到它的纲要，却被一篇长文隔断，分散了次序，使阅读的人有所迷惑。可是后来史书相承，始终不改变这种做法，彼此交错纷乱，古今都是如此。【承接上文，说明把长篇文章夹入叙事之中，使读者感到困苦，因此提出本文的主旨。】考察司马迁、班固把君臣分别列入本纪和列传，把遗逸之士总列在表、志之中，虽然篇名十分繁多，但言论并没有单独编录。我认为，凡是撰写史书的人，应该在表、志之外，另立一部书。【以上数语揭示本文主旨。】例如君主的制诰、诏册，群臣的章表、移檄，都应从纪传中收集出来，全部归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按照类别加以区别；其他文辞也依此办理，就像志书中有《礼乐志》《刑法志》一样。【这段所说的制册、章表等，都是朝廷典章和颁发、奏报的文辞。】又如诗人的诗篇，本来可以自成一家，所以风、雅、比、兴并不是三传所取的内容；自从六义不再创作，文章便兴盛起来。像韦孟讽谏的诗、扬雄出师的颂、司马相如的封禅书、贾谊的《过秦论》以及类似的文章，都被放入纪传之中。我私下认为，应当依照古代诗歌的体例，分别收入书部。【按照前面的例子，这里也应有“题为某某书”的文字，疑有脱文。】这也如同《舜典》列载帝王的歌诗，《夏书》包括五子所作的咏歌一样。【本段所说的诗、颂、书、论等，都是文人的著述和言论。】如果能使史书体例做到这样，差不多就可以使《春秋》《尚书》的传统完备了。【以上两项合为一节，意思是说应当在书、志的篇帙中增立“载言”一类。】过去干宝议论撰写晋史时，认为应当以左丘明为准，对于臣下的曲折事迹仍编为谱注。当时议论此事的人没有不尊崇他的，所以前代史书中不妥当的地方，后代史书应当加以改革。【这是借干宝的话说明斟酌修改旧体例，有可以援引的成例。】因此我冒昧地和有识之士一道，创立这一篇，希望后世的作者能够看到这样做的利弊。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就请等待后来的贤哲评断。按：上面两篇列举和说明史书体例，已经完备；从这里以下，则另行提出已经议论过的问题。编年体只有一条线索，不会杂乱出现；而纪传体名目类别很多，如何斟酌安排，应当审慎。这一篇大概是针对列传而言：正在衡量事迹，忽然夹入长篇文章，难免使文气隔断，所以设置这一论题。我曾私下考虑，像贾谊、董仲舒、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人，没有担任重要官职，也没有其他政绩；他们一生不朽，正在于陈述政事的奏书、应答策问、诗颂、论著等文章。假如把这些删去，还凭什么来体现他们的重要性？况且，假使果真设立这种书，把它与防、挚虞一类的作品同等看待，那么刘知几在《载文篇》中又说它不再是史书，而成了文集，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何况后世著述如同树林一样繁多，只会更加纷乱复杂。这一主张是不能实行的。韦孟讽谏【《汉书·韦贤传》：韦贤是邹地人。他的先祖韦孟，家本在彭城，曾任楚元王的太傅。到了他的孙子楚王戊荒淫无道，不遵守法令，韦孟作诗讽谏。后来他便辞去官位，把家迁到邹地，又作了一篇诗。有人说，这些诗是子孙仰慕先辈、继承先人志向而作的。】扬雄出师【按：《汉书·扬雄传》记载了《河东赋》《长杨赋》等赋，以及《离骚解嘲》等辞，和《太玄》《法言》等书的序，却没有《出师颂》。郭璞注文引用《文选》注说：“汉成帝时西羌有警报，皇上思念将帅之臣，追念赞美赵充国，于是召扬雄来，让他依照赵充国的事迹作颂。”《文选·充国颂》后面编有《出师颂》，那么它是史孝山所作，难道是《史通》误以为扬雄所作吗？】司马相如的封禅书【《汉书》记载：司马相如字长卿，看到皇帝喜好神仙，便上奏《大人赋》。天子非常高兴，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产生了遨游天地之间的想法。司马相如因病免官，住在茂陵家中。天子派人取他的文章，派所忠前往时，相如已经死了。所忠询问他的妻子，妻子回答说：“长卿没有死时，写了一卷书，说‘如果有使者来求取文章，就把它奏上去’。那封遗留下来的书信说的是封禅之事。”所忠便把它奏上。】贾谊《过秦论》【按：《汉书·贾谊传》没有在贾谊传中载录《过秦论》，而是在《陈胜项籍传》的赞语中，取用《史记》中褚少孙所述的文字加以记录，只是三篇中的一篇。又按：《史通》所举韦孟、扬雄、司马相如、贾谊的文章，有的置于传首，有的出自其他书，有的收入传中，有的附在赞语之内，并没有统一的例子。它的意思只是选取那些有关劝诫、流传于文苑、按体例应采入史书的文章，用来显示选择文辞的条例罢了。】

译本纪【第四】从前汲冢出土的竹书名为《纪年》，《吕氏春秋》开始设置纪号【该书有十二纪】。大概“纪”就是统摄各种事物、包罗万物的意思。考察各篇篇名中重要的，难道还有超过“本纪”的吗？【按：开头推究“纪”字的来源。】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又把天子的行事列出，以“本纪”为篇名，后世因此沿袭而不改变。譬如遵行夏代历法的正朔，服从孔门的教义一样，【这两句是比喻本纪的体例既已确立，名分便已确定。】即使山河陵谷发生变迁，时代风气和文质有所改变，这种体例仍会一直实行，最终没有人能够改变它。【按：从司马迁说到这里，赞美他创立“本纪”之名，专门归于天子，确实恰当而不可改变，也不容混淆。】然而，司马迁把天子列为本纪、诸侯列为世家，这确实是正确的。但类别既然确定了，界限却没有分明，于是使后来的学者很少能详尽理解其中的意义。【按：这里转变意思。】姬姓从后稷到西伯，嬴姓从伯翳到庄襄王，爵位明明是诸侯，名目却列在本纪中。【按：以下说他们自行命名，反而自行扰乱体例，举周、秦的先世为例。】如果把西伯、庄襄王以前的人另行列作周、秦世家，以殷纣对应周武王，以秦始皇开始承接周赧王，使帝王传授的关系清楚而有区别，难道不是更好吗？【先提出平正的论说。】如果说西伯以前的事迹简略，另列一个篇目不足以成篇【那部书不过两篇】，那么伯翳到庄襄王的事迹，篇幅已经可以先成一卷【其实并不简略】，却不与世家并列，偏偏同本纪编在一起，这尤其奇怪。【按：这里正面驳斥这种说法。周的先世事迹少、篇幅短罢了，秦在称帝以前篇幅很长，另立一篇，为什么还要混同称为本纪呢？】项羽以僭越者和盗贼的身份死去，没有完成君主的大业；从古代事例看，他不过是齐国无知、卫国州吁一类的人罢了。既然没有成为君主，怎么能避讳他的名字，称他为王呢？《春秋》记载吴、楚僭越称王，也仍按列国来书写。假使项羽窃取了帝王的名号，也只应压低身份，把他列同群盗【群盗就是胜、广之类，《汉书》把陈胜、吴广和项籍合为一传，大概依据这一点来说】，何况他的名号只是西楚，称号也不过是霸王呢？所谓霸王，就是当时诸侯的称号【就像彭越、韩信等人，说明他的称号本来就与诸侯相同】。既然是诸侯，却称作本纪，考察名义、核对实际，实在再三违背体例。【按：前一节从帝王的先世说明体例混乱，这一节从本人尚未成为帝王说明体例混乱。】大概本纪这种体裁，就像《春秋》的经文：联系日月而形成岁时，记载君主以彰显国家统统。【按：这两句正好说明，只有压制并统摄全局的君主，才可以按年纪事并题为本纪，名称与意义才相符合。】曹武帝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与王者相同；由于尚未登上帝位，国家没有建立年号，陈寿在《三国志》中权且借用汉代年号，把他的事迹编作《魏纪》，这也如同两汉史书开头列出秦朝和王莽的正朔一样【连王莽为例，是根据《光武纪》的体例而言】。后来的作者应当以此为准。可是陆机《晋书》列出晋宣帝、景帝、文帝三位祖先为本纪，只按次序叙述其事，竟然不按年代编排；既然不按年代编排，还称什么本纪呢？【按：这一节和下一节都在摘举后代史书不合本纪体例的地方。】○本节从开国一代来论说。一个人终身处于臣下地位，总归是臣子；即使后来追加尊号，也只能列入列传范围。因此，韦曜的《吴史》没有把孙和列入本纪，史实上并非没有先例【就是下文所说的戾园】。到了魏收编次《魏书》时，才把景穆帝列入本纪，把戾园的虚谥夹杂在武帝、昭帝之间，想使百代帝王像鱼贯一样排列。【按：本节从继承帝位者死后追尊来论说。】○以上总的从“本”和“纪”二字的名称、意义来阐发主旨。又，“纪”既然以编年为主要体例，便只叙述一位天子；有大事可以记载的，就在相应年月中显示出来，至于事情的详细曲折，则交给列传记述，这就是它的意义。至于近代的撰史者，魏国著作郎李安平之类，他们撰写《魏书》《北齐书》时，在各位皇帝的篇章中，有时杂载臣下之事，有时兼写其他事情，大事小事全部记载，宏大的细节和细微的内容都一一收录。整篇完全成了列传的体例，与本纪文章不同；他们迷惑而不醒悟，岂不是太过分了吗？世上的读者幸而详细考察吧。【按：最后一节从本纪体例立论。本纪体例像《春秋》的经文，只列事迹纲要，只记大事；夹杂记载其他人物和事情便违背体例，可以说其中可探求的义理无穷。】按：《史记索隐》解释“本纪”说：“推究事情的根本并加以记载，所以叫作本纪。”如果这样，那么凡是记载人物事迹的都可以通称为本纪，岂不是过于宽泛了吗？《史通》则说：“联系日月而形成岁时，记载君主以彰显国家统统。”它在《列传篇》中又说：“纪，就是编年；编年，就是记录历代帝王的岁月。”大概意思是使用帝王的纪元，记录那个时代的事情。按照这样的分析，凡是混乱假借“本纪”之名的，如项羽前面附用秦朝年号，后面附用汉朝年号，与项羽本人都没有关系，不必争辩就可以清楚看出它是错误的。裴世期论述史书篇目说：天子称本纪，诸侯称世家；因为记录其根本统系，所以称“本”。那么，这是否就是刘知几说法的依据呢？○把项羽与州吁、无知相提并论，初看似乎过于琐细；按其意思，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成为君主，并不是因为他们违反了其他体例。有人说：魏武帝借用汉代年号，编作《魏纪》，这样对吗？回答说：尊魏武帝为文帝，是形势所必然，就像晋代追尊三位祖先一样，是为了尊崇开创业绩；否则就会像唐高祖、宋太祖的先世一样，不能得到帝王的尊号。关于这一点，元代《魏称谓篇》的驳斥最为荒谬。○孙和、元晃这一条，裁断和制度都十分严明，濮议、兴献议的聚众争论也可以止息。○从这里直到《题目篇》的条目和论断，都是纪传体中的体例问题。后稷到西伯。按：《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以下依次为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羌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公季、西伯，共十五世。这里的文字非常简略。附按：罗泌《路史》说：“夏朝十七世，商朝三十世，大概经过四十七世以后才有周文王。”这里的叙述只列十五世，遗漏疏略得太厉害了。

译伯翳到庄襄。按：《史记·秦本纪》记载，伯翳本名大费，曾和禹治理水土；传到非子时，正值周孝王，开始受封为附庸，在秦地建立封邑；到襄公时，周平王封他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于是秦开始成为国家；到缪公时，开拓土地方圆千里，于是称霸西戎；到孝公时，天子授予其伯爵；孝公之子惠文君开始称王，直到庄襄王。这些内容合起来编为一卷，编在《始皇本纪》之前。无知、州吁。按《左传·庄公八年》：齐公孙无知受到僖公宠爱，襄公却废黜了他。襄公田猎回来，公孙无知的党羽攻入宫中杀死襄公，拥立无知。庄公九年，雍廪杀死无知。又据《左传·隐公四年》，卫国州吁杀死桓公而自立，卫人派右宰丑到濮地杀死州吁。借用汉朝的年号。按《魏志·武帝纪》：纪年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开始，到建安二十五年结束。陆机《晋纪》。按《晋书》本传：陆机字士衡，是吴郡人。祖父是陆逊，父亲是陆抗。太康末年，他和弟弟陆云一同进入洛阳。成都王颖礼遇谦下地对待士人，陆机便委身于他。宦官孟玖向司马颖诬陷陆机，陆机于是遇害。他所著文章二百多篇。按：陆机本传没有说他撰写《晋纪》，但隋、唐两代的史志以及郑樵、马端临的两部通史，都有陆机《晋纪》四卷，并列入编年类。如今《史通》说：“历叙三位祖先，只直截叙述他们的事情，认为这不合本纪的体例。”莫非陆机的书以“纪”为名，原本是荀悦、袁宏《汉纪》的“纪”，而不是本纪的“纪”吗？这里记下这一点以保存疑问。所谓“三祖”，是指被追尊的宣帝、懿帝、景帝，以及师、文帝、昭帝。弘嗣《吴史》。弘嗣是韦曜的字，也就是韦昭。见《国语》类《吴志》的韦曜传。孙皓即位后，想为父亲孙和撰写本纪，韦曜坚持认为孙和没有登上帝位，应当称为传。孙皓多次提出此事，韦曜都这样回答。孙皓积累了嫌恶和愤怒，最终杀死韦曜。按：现在的《吴志》把孙和传列在五子之中，大概是沿用了韦曜原来的安排。伯起《魏书》。按《北史》：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魏收与温子升、邢子才齐名，世人称他们为“三才”。齐天保元年，魏收被授任中书令，兼任著作郎。天保二年，诏令他撰写《魏史》。魏书中记载，恭宗景穆皇帝名讳为晃，是太武皇帝的长子。他死在东宫，灵柩停放在那里时谥为景穆。高宗即位后，追尊他为皇帝，并定庙号。史臣说：“恭宗明德昭著、声誉美好，却早年去世，这大概是戾园之中的哀悼吧？”按：这篇纪文接在《太武纪》之后，属于僭越体例的本纪，应当附在《太武纪》末尾，不应另分一篇。戾园。按《汉宣帝纪》：汉武帝的戾太子娶史良娣，生下史皇孙，皇孙生下汉宣帝。巫蛊事件发生后，太子逃到湖地，遭到杀害。《汉书·武五子传》：宣帝刚即位时，下诏说：“已故皇太子葬在湖地，还没有称号和谥号，应该议定谥号，并设置园邑，按时祭祀。”有关官员奏请谥为“戾”，设置二百户奉邑，把湖县閺乡祁里聚作为戾园。后来又增加戾园的户数，达到三百户。魏著作。按《北史·魏季景传》：魏季景的儿子魏澹，字彦深，在齐任殿中郎、中书舍人。进入北周后，升任著作郎。皇帝认为魏收所撰《后魏书》褒贬失实，便诏令魏澹另行编成《魏史》，其义例与魏收所书有许多不同。按：魏澹本字彦渊，唐代因避讳改为彦深。李安平。按《唐书·李百药传》：李百药字重规，是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李德林的儿子。他小时候多病，祖母赵氏给他取名百药。七岁就能写文章，被称为奇童。贞观元年，授任中书舍人，封安平县男。他所撰《齐史》流传于世。

译世家（第五）。自从有了帝王，就设置诸侯，并按五等爵位排列，用来防卫天下各国。到了周朝东迁，王室大为衰败，于是礼乐和征伐都从诸侯那里发出；到秦代，分裂为七雄。司马迁记载各国时，编次体例与本纪没有不同，各国都使用自己的年号，大概是想压低那些诸侯，使他们不同于天子，所以暂借其他称呼，命名为“世家”。释：开头标明设置“世家”这一名称的缘由，下面都直接对司马迁的史书进行考辨。按：世家这个名称的意义，难道不是因为开创国家、承继家业，世代相传吗？至于陈胜，他从群盗中起兵，称王六个月就死了，子孙也没有继承，国家社稷毫无可言，没有世代可以传承，也没有家业可以安置，却称作“世家”，难道合理吗？史书的篇名，都是司马迁创制的，难道因为“自我创作”的缘故，就可以使名实没有标准吗？释：既然设立了世家一门，陈胜实在难以安置，所以作第一层驳论。况且诸侯和大夫的家国本来不同，三晋和田氏在尚未成为君主以前，只能排在陪臣之列，屈身于藩臣之后；前后都被统一归入世家，使君臣混杂、升降失序，那么凭什么责备季孙氏在庭院中舞八佾，或责备管氏拥有三归之台呢？三晋、田齐的先世，就像帝纪中的上世一样。又列号东帝，与西秦抗衡，土地方圆千里，高视六国，却抹去它原来的国号，只用“田完”来命名。按原注，这是指《田完世家》。按人情推求，谁会认为这样做合理呢？释：第二层驳论本来是总的驳斥三晋和田齐，但“田完”这一篇题目上唯独缺少“齐”字，所以又多出一层。汉朝拥有天下时，它的诸侯和古代不同。古代诸侯都能即位并建立年号，专门统治一国，世代绵延，如瓜蔓相连，预期国家可以长久。到了汉代就不是这样了。汉朝宗室中称王的人，都受到京城的控制，把自己的封国看作和州郡一样；异姓封侯的人，必须到朝廷任官，不能治理一方土地；有的只能传国一代，有的承袭爵位仅仅几代。虽然名义上分封土地，他们的礼制却不同于国君，仍然必须编入世家，实际上和列传相同；而司马迁却强行另加一类记录，把他们按类别归在一起，虽然有分类整齐的好处，哪里懂得随时代变化而处理的道理呢？释：第三层驳论专门谈汉代的分封。○“随时”二字，具有通达事理的认识。大概班固知道情况确实如此，便改革了前人的错误。至于萧何、曹参等受封茅土，以及荆楚一带的皇亲宗属，都一概称为传，不再设立世家，这是形势所当然，并不是矫枉过正。释：归结到班固的史书废除世家一事，所谓“势所当然”，正是因为受到时代变化的影响。自此以后，年数将近四百年。到魏拥有中原，而扬州的吴、益州的蜀仍不归服，最终也受到压制。中原朝廷把它们称作伪主，修史的人如果一定给它们题作“纪”，就是把它们上接帝王；如果题作“传”，又把它们下同于臣妾。梁主命令撰修《通史》，确定把吴、蜀列为世家，是把那些僭越称帝的君主与各诸侯国相提并论。去掉过分之处，取其适中，这难道得到了折中的规范吗？这一说法用于蜀国并不恰当。其次，萧子显的《齐书》把北魏称为“魏虏”，牛弘的《周史》把南朝梁称为“萧氏”，考察它们采用的传体，本来应当称作世家。释：汉代以后，各朝多有分裂割据，似乎可以采用世家体，但这里也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只是近古以来撰写史书，完全没有使用这个名称，使司马迁创立的篇目湮没不行，班固所定的名称反而相传不改。释：结尾选择舍弃司马迁而遵从班固来作结。按：自周朝以来，五等爵位相继存在；在司马子长那个时代，汉代的分封仍然存在，所以设立“世家”这一篇目，用来安置那些既是臣属又是君主的人。此后时代距离古代越来越远，藩国衰微，封爵减少，史书也就没有世家了，这是时代造成的。“随时”四个字，才是这一论述的主旨。○三国与南北朝的形势大致相当，各自编成一部史书，按理说是自然的。宋朝与辽、金，也是这样。晋代十六国统一编入“载记”，唐代的藩镇并不属于同一个姓氏。上述各朝都没有设置世家的地方，唯独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借用世家体例来编写割据政权，远远仿效司马迁，接续采用这种体例，与称扬州、益州以及北魏为“虏”的做法相比，似乎更为恰当，也算是适逢时代需要。然而如果把十国比作“载记”，也非常妥帖。○魏若称帝，就应当列传；蜀若称帝，就应当编入《汉纪》。蜀不能与吴采用同一例，所以尤其不能列入世家。○把孔子列入世家，前代儒者认为不对。我认为，《史记》是根据孔氏世代相承的情况，把孔子列入世家的。所以叙述孔子后代的世系，单独延续到第十一代；安国与司马迁处于同一时代，接着记载子卬、孙驩，到这里为止。此后褒成、褒亭、宗圣、奉圣、崇圣、恭圣、绍圣、褒圣、衍圣等封号，与世代相传一样没有穷尽。由此才明白“世家”二字，千古以来只有孔氏是无可推翻的。《史通》纠正史书中关于孔子的记载，却没有附加多余的话，难道也是对这一点有所防范吗？按《宋史》，龚、欧等诸国的世家夹杂放在列传之中，名目十分混乱。三晋。按《史记·赵世家》：叔带离开周朝前往晋国，侍奉晋文侯，赵氏开始在晋国建立。经过五代，晋献公把耿地赐给赵夙。晋悼公即位时，赵武延续了赵氏宗族。晋顷公在位时，赵简子出仕。有人站在道路上说：“主君的儿子将来一定会取代他。”晋懿公年间，赵襄子与韩、魏一起灭掉知氏。于是北方有代地，南方有知氏旧地。赵襄子死后，献侯即位；献侯死后，其子烈侯籍即位。韩、魏、赵都相继自立为诸侯。《魏世家》：毕万侍奉晋献公。献公把魏地封给毕万。卜偃说：“万是满数，魏又是大名。”因此，天意开始显现，赏赐也由此开启。晋文公命令武子承袭魏氏。晋悼公任用魏绛主持政事。后来，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同攻打并灭掉知伯，分割了他的土地。魏桓子的孙子叫文侯，他与赵、韩一起列为诸侯。注：《世本》说：“都就是斯。”《韩世家》：韩氏的先祖与周王同姓。后来侍奉晋国，受封于韩原，称为韩武子。三代以后有韩厥，他按照封地之姓改为韩氏。晋国设置六卿时，韩厥处在其中一卿的位置，号称献子。他的儿子宣子迁居州地，宣子的儿子贞子迁居平阳。到韩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同击败知伯、分割他的土地时，韩氏的土地更加广大。韩康子的儿子是武子，武子的儿子是景侯防；景侯防与赵、魏一起获立为诸侯。

译田氏。按《田敬仲完世家》：陈完是陈厉公佗的儿子，逃奔齐国。齐桓公让他担任工正。陈完死后，谥号为敬仲。敬仲到了齐国后，以陈氏为田氏。按：陈完的后代传到第九代，是太公和；太公和把齐康公迁到海上。他与魏文侯在浊泽会盟，请求被立为诸侯。魏文侯派使者向周天子说明此事，周天子答应了。田和被立为齐侯，列入诸侯之中。葭莩。按《汉书·中山靖王胜传》：群臣并不是有葭莩那样的亲属关系，也不是像鸿毛那样轻。注：莩是芦苇茎中白色的薄皮，非常薄，用来比喻亲属关系浅薄。去太去甚。按《老子·无为章》：“圣人去掉极端、奢侈和过度。” 子显编写《魏虏》。按《梁书·萧子恪传》：萧子恪的弟弟萧子显，字景阳，上表请求撰写《齐史》，书成后上表奏报。萧子显《齐书》的列传第三十八篇，题为《魏虏》。牛弘《周史》。按《隋书》本传：牛弘字里仁，开皇初年授任秘书监，任礼部尚书，奉诏修撰五礼，编成一百卷，另有文集十三卷。按：牛弘撰写《周史》的事，本传缺载；《隋书·经籍志》记载《周史》十八卷，尚未完成。牛弘撰写此书的事，也见于《外篇·正史篇·读书志》。苏绰主持政务时，军国文书多取法《尚书》；牛弘修史，尤其致力于使用清雅的文辞。萧詧。按《后周书》：萧詧字理孙，是梁武帝的孙子，昭明太子的第三子。昭明太子死后，梁武帝舍弃萧詧兄弟，改立简文帝。大同元年，萧詧被授任持节、都督雍、梁、随诸军事。萧詧因为襄阳是梁武帝创建基业的地方，心里有意安抚养育当地。侯景作乱时，梁元帝驻守江陵，萧詧与他结怨，害怕获罪，于是向北魏称藩。江陵平定后，北周太祖立萧詧为梁主，给他江陵一州的土地作为资助，萧詧于是就在自己的国中称帝。在位八年后去世。北周又命令他的太子萧岿继位。萧岿字仁远，有文才，善于安抚和治理，在位二十三年后去世。北周又命令他的太子萧琮继位。萧琮字温文，性情倜傥，善于骑射。即位二年，隋朝征召他入朝，废除了梁国。从萧詧开始即位到这年，共三十三年。按：萧詧对于后周来说，如果题作世家，确实是恰当的称呼。

译列传（第六）。纪传体的兴起，开始于《史记》和《汉书》。大体说来，“纪”就是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年月，犹如《春秋》的经文；“传”就是分列事迹，记载人臣的行为事状，犹如《春秋》的传文。《春秋》用传来解释经，《史记》《汉书》则用传来解释纪。释：本篇讨论列传，为什么把本纪也一并提出？因为纪传类史书中还包括表、志，论述时常常约略举出两端来命名，所以把两者并提，以分析其中的意义。一方面，纪与经相配，传与《左传》相配，用来说明详略分工，正如本节所说。另一方面，传没有其他独立体例，常常与本纪混淆、讹误或相互出入，所以应当审察各自的义例是否恰当。考察这种体例，它开始于司马迁，但仍保留着朴拙简略之处，区分还不够严密。像项王本来应当列传，却以本纪为名；这不仅因为项羽是僭越的盗贼，不可与天子相同，而且考察他叙事的次序，完全采用传的写法。要说这是纪，就无法成立。有人说，司马迁记五帝、夏、殷三纪，也都只是分列事迹而已；《史记》这三纪都没有按年编排，他却并不觉得奇怪，为什么偏偏责难《项羽本纪》呢？回答说：不是这样。五帝与夏、殷，正统和历法相承，子孙相继，即使没有可以书写的具体年份，列为纪又有什么妨碍呢？像项羽这样的人，事情起于秦朝余势，生命结束于汉朝开始之时，完全不同于夏朝后来的羿。羿世代没有君主地位，尚且类似黄帝时代的蚩尤；把他们比作闰位，或许还可以列入纪中，若拿他们与骈拇相比，就难以编成正统的篇章。这里说的是羿。把他们比作骈拇，就难以编成篇章；这里说的是蚩尤。况且夏、殷的纪不牵引其他事情，因为纪体庄严。伯夷、叔齐劝谏周朝，实际上发生在纣王在位之日，却被列入传中，不收入殷纪；《项羽本纪》却把上下各方面的事情都记载在一起，君臣相互杂糅。篇名叫纪，内容却是传体，因此成为笑柄。释：这一段所说的本纪篇问题，前面已经论述过，似乎是重复出现。但前文谈纪，只批评把项羽僭越地列入本纪；这里则详细考察《项羽本纪》的文字，实际上全是传体，去掉本纪的名称而保留其实际内容，确实应当收入列传类。前篇虽然有“记载君主、显扬国家”的说法，但论到项羽时没有充分说明这一层疑义，所以在这里补足。纪和传的不同，就像诗与赋有区别一样；后来的继作，也有很多没有弄清这一点的。按：范晔《后汉书》记载后妃六宫，实际上是传，却称为纪，因为它跟随君主的年次。陈寿《三国志》记载孙权、刘备两位帝王，实际上是纪，因为采用各自国家的年号，却称为传。考察几家所撰史书，难道他们没有通晓纪传的实质吗？如果上等智慧的人尚且如此，那么中等资质的人就更可想而知了。释：以上两层都是借讨论本纪来剖析列传：先纠正《史记》，接着指出范晔、陈寿把本应属于传的内容托付给他人，却不收入传；把本应按我方纪年编写的内容反而称作传，都是名实不符。论述列传体例的错误，到这里为止。列传这种体裁，大体上是相同的，但撰述者的写法多种多样，有时也会有所不同。比如两个人的事迹首尾相连，就可以合写一传，把事情完整记尽。像陈余、张耳合成一篇，陈胜、吴广互相参照并列记载，就是这种情况。也有的人事迹虽然不多，但名声品行值得尊崇，便把他寄附在另一篇传记中，作为篇首的标举。像商山四皓的事迹列在王吉传的开头，庐江毛义的名声列在刘平传的前面，就是这种情况。释：单独成篇的传体不必讨论，合传和寄传属于变体，所以抽出加以论述。合传，是两个人的事迹合写，不是《儒林传》《循吏传》那种按类别合传。寄传，是另立传篇并列于篇首，不是召平、沮授那种附见。自此以后，历代史官相承，著述虽然很多，这种方法全都废弃了。与古代相同的，只有附出这一种。释：所谓附出，是附带见于另一传中，因合传、寄传而触类涉及。考察附出的意义，就是依附列传而流传名声。像纪季把酅邑纳入齐国、颛臾臣属于鲁国，都是附庸自我依托，得以厕身于同类之中。然而世上求取名声的人，都把附出看作小事，大概是因为借助他人成事，不值得大加称道。私下认为，名字写在竹帛上，难道以记载详略为限吗？只要问事情最终怎样罢了。比如召平、纪信、沮授、陈容，有的运用一项奇谋，有的树立一项奇节，都足以流传不朽，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颂他们，难道非要假借编入名录、撰成传记以后，他们的遗烈才得以传播吗？【释义：借附出者也可以流传，说明滥列入传者的可鄙。】唉！自班固、司马迁以来，能够被载入国史的人多了。其中有的人，生前没有美好的声誉，死后没有特殊的事迹，致使游谈之士无法征引其事，讲习之人很少记得其名，却白白占据史书传记的名额，妄自占有篇目。像这样的人，哪里记得完呢？古人把死后不能不朽看作难事，大概就是因为这个。 【释义：从“自自兹以后”到篇末，寄托的情意尤其深远。果真可以凭片段而不朽，又何必过分铺陈、增添许多文字？这是警戒后世文辞浮靡，使其如砥柱般屹立。】按：起初以为列传应当没有编排混乱的弊病，又疑惑《史通》为什么有这么多牵连的话，过了很久才明白它的解释。这里提出本纪相互照应的文意，直截了当地指出：纪是记载年代；年代依赖他人者，虽然记的是事实，也应列入传；能够自主纪年的，虽然列入传，也应实录其纪年。用片言即可断定是非，纪的法则确定以后，传的体例也就清楚了。等到文辞胜过事实，流弊更加严重时，便在污秽的史书中制造声势，任意撰写诽谤之书；这样的作品，难道能免于实录之名而不感惭愧吗？篇末提出劝诫药方，也正是传记的通病。子长首先倡导传记体例时说：“若不是依附权贵，怎么能施惠于后世？”子元严格论说传记体例时说：“生前没有美好声誉，却白白占据篇目；其中的用意本来就不同，寄托的言辞更加深远。”国史的体例尊严，难道可以降低到家乘的水平吗？后羿【见《尚书·五子之歌》，又见《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蚩尤【《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时，神农氏世代衰微，诸侯相互侵伐，于是轩辕开始练习使用武器，以征讨不来朝贡者，而蚩尤更加暴虐。索隐说：蚩尤大概也是诸侯。】范后妃纪【范晔《后汉书》把皇后纪列在帝纪之后，他在叙文中说：“考察历代皇后的事迹，作为皇后本纪；虽然成败各不相同，但同样处于正统名号之下的，一并列入篇中；亲属及其他事情，则分别依照列传记载。”】

译陈志孙刘【陈寿《吴志》中，孙权称《吴主传》，所用年号依次为黄武、黄龙、嘉禾、赤乌、太元五个；孙亮、孙休、孙皓称《三嗣主传》。孙亮改元三次，分别为建兴、五凤、太平；孙休改元永安；孙皓的年号有八个：元兴、甘露、宝鼎、建衡、凤凰、天册、天玺、天纪。《蜀志》中，刘备称《先主传》。传文大略说：魏武帝自称尊号，改元黄初。听说汉帝被害，先主于是发丧并穿丧服。议郎阳泉侯刘豹等上书说，应当立即登帝位，以继承二祖，于是恭谨地奉上尊号。先主在成都武担山以南即皇帝位，作誓文说：“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刘备谨用黑色公牛，明白告祭皇天后土。汉朝拥有天下，历数无穷。先前王莽篡夺盗窃帝位，光武皇帝震怒而将其诛灭，社稷得以恢复。如今曹操拥兵而残忍，杀戮君主和皇后；曹操之子曹丕承袭其悖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认为社稷已经毁废，刘备应当修复它，继承武帝、光武帝，恭行上天的惩罚。天下都希望寄托在刘备一人身上。谨慎选择吉日，与百官登坛接受皇帝玺绶，建元章武。”后主传的年号有四个：建兴、延熙、景耀、炎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按：两国的主传都不采用魏国年号，实际上采用的是纪事本末体。余耳胜广【《史记》《汉书》都把这两人合为一传。】四皓列在王阳之前【《汉书·王吉等传》篇首也有叙文，叙文中说：汉朝兴起时，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四人；他们在秦朝时为避乱隐居商山。高祖听说后召见他们，他们不肯来。吕氏采用留侯的计策，让皇太子用谦卑的言辞、乘安车迎请，终于把他们请来。四人跟随太子拜见高祖，高祖以宾客之礼敬重接待他们。太子因此获得高祖的重视，最终得以自安。王吉本传说，王吉字子阳，与贡禹是朋友，世人称说“王阳在位，贡公弹冠”。】毛义列在刘平之前【《后汉书·刘平等传》篇首也有叙文，叙文中说：中兴时，庐江人毛义，字少节，家贫，却以孝行著称。南阳人张奉仰慕他的名声，前去拜访，恰好郡府檄文到达，任命毛义代理县令。毛义拿着檄文进来，喜悦之情显现在脸上，张奉心中轻视他。等到毛义的母亲去世，他辞去官职服丧。后来被举为贤良，朝廷用公车征召，他却没有赴任。张奉叹息说：“贤者本来就不可测度，往日的喜悦，原来是因为亲人而屈情啊！”】刘平本传说，刘平字公子，本名旷；显宗后来改其名为平。纪季入齐【《左传·昭公三年》经文说：“纪季把酅邑纳入齐国。”】杜预注说：“酅，是纪国的城邑。纪季把城邑纳入齐国，成为附庸，但原有的祭祀没有废止。”按：《史通》把这件事同鲁国的附庸颛臾并举，都是用来比喻传记中附带列入的人。召平、纪信【《汉书》中，召平附见于《萧何传》，纪信附见于《项籍传》。】沮授【《后汉书·袁绍传》记载：袁绍兼领冀州牧，任用沮授为别驾。沮授进言说：“将军忠义奋发，威势凌驾河朔；如果在长安迎接天子，在洛邑恢复宗庙，号令天下，这功业并不难成。”兴平二年，车驾被李傕等人追赶。沮授说：“向西迎接天子，把宫室设在邺都，挟持天子以临制诸侯，积聚士卒马匹来讨伐不服从者，谁能抵挡？如果不早作决定，一定会有人抢先做这件事。”袁绍不听。袁绍进攻许都时，沮授被曹操军队擒获，大声说：“我沮授不是投降，只是被擒罢了。”曹操说：“国家尚未安定，正要同你一起谋划此事。”沮授说：“赶快让我死，才是福。”于是曹操杀了他。章怀太子注《献帝传》说：“沮授是广平人。”近来存研楼集有宜兴储防元撰写的《沮授补传》。】陈容【《魏志·臧洪传》记载：臧洪任东郡太守，袁绍起兵将他杀死。臧洪的同乡陈容，年轻时是书生，亲近仰慕臧洪，跟随臧洪担任东郡丞。看到臧洪将要被杀，便对袁绍说：“将军想替天下除掉暴虐之人，却专门先杀忠义之士，难道合乎天意吗？”袁绍命人把他牵出去，对他说：“你不是臧洪的同党。”陈容空着手却仍然回头说道：“仁义难道有固定不变的吗？践行它就是君子，背弃它就是小人。今天我宁愿同臧洪在同一天死去，也不愿同将军在同一天活着。”他也被杀了。在袁绍座下的人无不叹息，私下相互说道：“为什么一天之内杀了两个烈士？”】《史通通释》卷二 《史部，史评类，史通通释》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三，无锡浦起龙撰，内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