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十九无锡浦起龙撰外篇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十九，无锡浦起龙撰，外篇 《汉书·五行志》的错误（第九） 班氏撰写的《五行志》抵牾错误很多，其中五行部分尤其芜杂烦累。现在逐条列出它的错误，定为四类：第一，引用书籍不恰当；第二，叙述事实违背事理；第三，解释灾异过于泛滥；第四，古代学问不精。又在这四类之中，分列杂目，按类别聚集、区分，编排如下。考察这篇文章，大半是在检举错误，所指出的遗漏、重复、混淆讹误、杂糅等情况都确实存在；至于第三类中带有纠正傅会附会之处，尤其可以作为规范性的言论。第一类 引用书籍不恰当的情况，有四种：第一，把《史记》和《左氏》交错并列；第二，把《春秋》和《史记》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别；第三，多次引用《春秋》，说法却没有固定体例；第四，书名有时标出、有时省去，记载彼此不同。《五行志》叙述说法不连贯：先称《史记》记载周单襄公告诉鲁成公说：“晋国将要发生变乱。”又称宣公六年，郑公孙曼满同王子伯廖交谈，想要做卿（这两条引文都在《志》中，原书上面增加了注释，标明出处，以便翻检，后文仿此）。考察宣公六年的事，出自《左传》的记载。前面论说单襄公时，拿《史记》标在开头；后面列举曼满的事，却漏掉《左氏》而不加说明。于是使读者怀疑这里的宣公事也出自《史记》，又没有说是鲁国后来的事，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个国家，也难以明白其中进退依据。这就是所谓把《史记》和《左氏》交错并列。考察起来，《春秋》以鲁国纪年，谁不知道宣公是鲁国国君呢？然而既然先列出别的书，接着又继续叙述，就本应在“宣公”二字上面加上“《春秋》鲁”三字；这是史书书法的定例。单襄公告诉鲁国（《史记·世家》：周单襄公同晋国的郤锜、郤犫、郤至以及齐国的国佐交谈，告诉鲁成公说：“晋国将要发生变乱，三郤大概会成为祸患的承担者吧。”） 曼满的谈话（《左传·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同王子伯廖交谈，想要做卿。伯廖告诉别人说：“没有德行却贪求权位，这就像《周易》丰卦变离卦的情况，不会超过这一结果了。”过了一年，郑人杀了他。） 《五行志》说：《史记》记载成公十六年，鲁公在周地会见诸侯（原书误作“齐”）。考察起来，成公就是鲁国国君。班氏凡是说到鲁国的某位公，开头都标明《春秋》。为什么呢？《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说到《春秋》，就知道其中的公是鲁国国君。如今先引用《史记》，把“成公”放在后面；既然所引不是鲁国史书，又省去了鲁国的名称，却像胶柱鼓瑟一样拘泥不变、像守株待兔一样固执，实在太过分了！这就是所谓把《春秋》和《史记》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别。考察起来，《史记》中的“成公”四字，怎么能够硬拼在一起呢？这就像审判词一样武断。这一件事，班氏《五行志》的错误还不止于此，附在注中详说。在周地会见诸侯（本《志》引《史记》说：成公十六年，鲁公在周地会见诸侯，单襄公见晋厉公，见他目光远视、步伐高迈，便告诉鲁公说：“晋国将要发生变乱。”鲁侯问天道和人事的缘故，单襄公回答说：“我不是瞽史，哪里知道天道？我只看见晋君的容貌，恐怕他一定会遭祸。”考察这次会见，《史记·周简王纪》和鲁、晋二《世家》都没有记载；《左氏》成公十六年的经文和传文也没有记载此事，只有《国语·周语》下卷中有它，但也没有说是成公十六年，只说“柯陵之会”等等。这样看来，《史记》“成公以下十三字”是班氏自己撰写的文字，本应说出自《国语》，却误写成《史记》。又有注说：“柯陵之盟”在成公十七年，杜预注说：“柯陵是郑国西部的地方”，也不是在周地会见诸侯。） 考察班氏撰写《五行志》，本来以汉朝为主，对于汉代的事，只直接记载皇帝的帝号和谥号。至于其他朝代，则说某书记载某国国君，这是它的大体规则。例如叙述火灾不能向上燃烧时，详细引用《春秋》桓公十四年；接着叙述庄稼不能成熟时，却只说严公二十八年而已（原注：严公就是庄公，汉代避明帝刘庄的名讳，所以改称严公。旧注放在后面，现在移到首次出现的地方；两条引文都在《志》上）。火灾和庄稼两事之间，前者另记汉、莽时期的事情，年代已经相隔很远，与鲁国的关系也更加疏远。等到改变说法、叙述另一类事时，仍然以《春秋》为开头，却不再在严公之前标出《春秋》，于是使汉帝和鲁公混同为一类。如果把这作为固定规则，按理也还说得过去；但在其他不同类别的事情中，又不这样处理，体例没有统一。这就是所谓多次引用《春秋》，说法却没有固定体例。考察起来，这里所攻击的是体例没有统一，所以说多次引用却没有固定体例。火灾和庄稼之间（《五行志》前文说：火失去本性，开头引用《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以下历述火灾之事，直到汉平帝末年，高祖原庙发生火灾，王莽第二年居摄时才停止。其后另起一端，说庄稼不能成熟，于是引用严公二十八年冬天大水、麦禾失收的文字。两者中间相隔很远，前面的“《春秋》”二字，当然不能管到这里。） 考察本《志》叙述汉代以前的事情，大多略去书名。至于“服妖”一章，开头说晋献公让太子率军佩带金玦，接着又说郑子臧喜欢制作聚鹬冠（这两件事的上面，每条都先加“左氏”二字）。同样一句话就可以说明清楚，却把书名再次列出；如果省略，就应当全部省去；如果繁复列出，就过于烦琐。这就是所谓书名有时标出、有时省去，所记载的方式不同。考察前面一条合起来看，前一条是偶然漏掉《春秋》，属于脱漏体例；这一条却连续缀引《左氏》，成为多余的笔墨，所以说取舍不同。李本宁说：古人读书用心细密，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看看这几条就可以知道了。佩带金玦（《左传·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率军出征，给他穿上偏衣，佩带金玦。四年后，申生自缢。） 聚鹬冠（《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郑子臧喜欢制作聚鹬冠，郑文公厌恶这件事，派盗贼杀了他。） 第二类 叙述事实违背事理的情况，有五种：第一，只开头提出事情，却不补充后来的验证；第二，空泛编录古人的话，追究事情却不说完；第三，只引用当时的议论，最终没有别的叙述；第四，条目分类不整齐，读者难以寻绎明白；第五，标举年号，详略没有标准。

译《五行志》说：“《左氏》昭公十五年，晋国的籍谈到周国参加穆后的葬礼，服丧期满除去丧服后设宴。叔向说：‘周王恐怕不能善终吧？我听说，凡是所享受的事情，最终一定会结束。如今周王一年之中有两次三年之丧，在这种时候却同服丧宾客宴饮，欢乐压倒了忧愁。礼，是天子的根本大法。一举一动就丧失了两种礼，便没有根本大法了，还能把国家怎么办呢？’”考察后来七年，王室果然像羊舌所说的那样走向终结，这就是预言得到验证的结果。然而班氏完全没有说到这一点。这就是所谓只开头提出事情，却不补充后来的验证。考察前面所引用的话，既然记载了它的预言，就应当验证它所预料的事情；后面记载事实，却不说明事情最终如何。只有开头而没有结尾，所以要加以纠正。两次三年之丧（昭公十五年六月，周王太子寿去世；秋八月，周王穆后去世。叔向说：“周王一年之中有两次三年之丧。”注：天子断绝为期一年的丧服，只有服三年丧；所以王后虽然按礼只是期年丧，通常也称为三年丧。顾炎武《日知录》说：礼制规定长子服丧三年，妻子的丧期虽然只有一年，但《传》说：“父亲一定要服丧三年，然后才能再娶，以完成嫡长子的志愿。”这也是有三年丧意义的。按我的看法，天子从断绝期年丧以后，丧服自然都定为三年，这两种意义本来可以同时成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六月〕 《五行志》说：《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晋国女子齐告诉智伯说：“齐国的高子容、宋国的司徒，都将不能免祸。子容专横，司徒奢侈，都是会使家族灭亡的主人。专横就会很快招致祸患，奢侈则将因势力耗尽而灭亡。”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或作“止”）。所记载到这里就没有别的说明了。考察《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出奔陈国，而班氏从这部传中采来，只写了片段的话。读遍那部书，他只取了事情的一半，于是使求学者怀疑丘明的说法有的对、有的错，也怀疑女齐的话有的应验、有的没有应验。这就是所谓空泛编录古人的话，追究事情却不说完。考察这一条，李本宁的评论最为明白。他评论说：“高止（就是高子容）和华定（就是宋司徒）两个人都写到了，应当把两人一并收录，以补足前文；如今只征引高止，这是叙事遗漏的地方。” 子容专横，司徒奢侈（《左传》：高子容和宋司徒在智伯面前会见女齐、互相行礼待宾，出来后，司马侯把话告诉智伯说：“这两个人都将不能免祸。子容专横，司徒奢侈，都是会使家族灭亡的主人。专横就会很快招致祸患，奢侈则将因自己的势力耗尽而灭亡。专横是人们实际去杀他，祸患将要临头了。”杜预注说，这是襄公二十九年秋天的事，高止出奔燕国。昭公二十年，华定出奔陈国。）

译传文按语：司马侯就是女齐。《五行志》说：成帝在鸿嘉、永始年间，喜欢微服出行，在民间置办私田。谷永劝谏说：“诸侯梦见得到田地，占卜认为这是要失去国家的征兆，何况君王蓄置私田，把财物当作庶人的事情呢？”以下便不再说了。成帝后来悔改还是没有悔改，谷永的话是否见效、是否产生作用，这篇谏词虽然具在，事情却缺少后续叙述。这就是所谓只引用当时的议论，最终没有别的叙述。考察起来，不记载成帝是否悔改，也不记载谷永的劝谏是否见效，如果只是断章取义地引用文字，倒还可以；但班氏的这篇《志》只记了一半，几乎成了空设。鸿嘉、永始（荀悦《汉纪》：成帝鸿嘉二年，出行到云阳。大司马音上书说：“陛下即位十五年，继承人还没有确立，却日夜出游；对外有微服出行的祸患，对内有疾病的忧虑。”这时谷永也上疏劝谏。考察成帝十三年改元鸿嘉，十七年改元永始。） 《五行志》叙述各种征兆中的长期寒冷，先说厘公十年冬天下大冰雹（厘就是僖，原注见《杂驳篇》），接着记载刘向的占说；又说《公羊经》记载“大雨雹”，接着记载董仲舒的解释。考察《公羊》所说的和上文有什么不同，却把同样的话再次列出，两处都只是说“大雨雹”而已。又，这一类开头说大雪和冰雹，接着说霜降伤草；从《春秋》开始直到汉代，事情既然已经叙述完了，却又重新叙述冰雹灾害。各部分分散隔离，断断续续而没有意味。同一类事情，却被分成两条；首尾纷乱，章句杂糅。这就是所谓条目分类不整齐，读者难以寻绎明白。考察这一条，各家评论虽然纷纷指责，实际上却没有分析清楚。分析时必须分成两段看：前一段先举《左氏》厘公十年与《公羊经》所说的雨雹，用来作为依据；后一段才是统论全文，说雪、雹、霜三种灾异忽而叙此、忽而叙彼，文章没有按类别归拢：在厘公十年以前，先说桓公年间下雪，接着夹杂叙述厘公年间的冰雹；下文又夹杂雪灾的事，忽然又夹杂霜灾的事，最后又回来叙述冰雹，所以说条目分类不整齐。评论者只摘出“雹”字的讹误，局限在厘公十年的一件事上，不再从这篇长文的章法详加说明，这就像只看见一根手指而丢失了肩背。三传之中同一经文而字句不同，如“君氏”“尹氏”，“入郢”“入楚”之类，难以一一数尽。传写没有标准，流传转抄常常不同，却说子元不认识“雪”字、“雹”字，恐怕不足以令人信服。况且《公羊》写“雹”而《左氏》写“雪”，也是流传转抄造成的讹误。或许《左氏》经文写“雪”而汉《五行志》写“雹”，又或许唐本写“雹”而近本写“雪”，抄写者各有歧异，本来就是可能发生的事。况且刘向关于阴气盛的解释，本来是解释下雪；即使把它改作解释下冰雹，难道就违背道理吗？所以我在厘公十年雨雹的注中说：“现在的版本作‘雪’，怀疑唐本作‘雹’。” 刘向的占说、董仲舒的解释（《五行志》记载：厘公十年下大雪，刘向认为这是阴气旺盛。《公羊经》说下大冰雹，董仲舒认为这是有事物逐渐受到胁迫的征兆。注：阴气相互逼迫。考察刘向所引用的，大概是《左氏》的经文。《左氏》没有传文。） 开头说、接着说（《五行志》记载：刘歆认为，天下大雪，以及本来还不到下雪时却下雪，还有下大冰雹、降霜杀草，都是长期寒冷所造成的惩罚。桓公八年十月下雪，刘向、董仲舒都有占说。考察这一段在厘公十年《左氏》记载下雪、《公羊》记载下冰雹以及董仲舒占说之前。又有昭公四年、文帝四年、景帝中六年、武帝元狩元年、元鼎二年、三年、元帝建昭二年、四年、阳朔四年等年份，夹杂记载雪灾；又有定公元年、厘公三年、武帝元光四年、元帝永光元年等年份，夹杂记载霜灾；又有厘公二十九年、昭公三年、武帝元封三年、宣帝地节四年等年份，再次记载冰雹。考察这三段，都在厘公十年《五行志》文字之后。） 君主改换年号，始于刘氏；史官记录时，必须保存应有的体例。考察这部《志》记载灾异的情况【以下所引都在《志》中，下面就是前条所说“恒寒”一事中的文字】：开头列出“元封”年号，却没有说明是汉代哪位君主。接着说到“地节”“河平”，详细叙述宣、成二帝【原注：宣帝地节四年，成帝河平二年，纪年号就是这样写的】。武帝则称“元鼎”，每年都记录【原注：开始说元鼎二年，接着又说元鼎三年，考察起来，三年本应删去“元鼎”年号】。哀帝称“建平”，同一年却重复记录【原注：开始说“哀帝建平三年”，后来又说“哀帝建平三年”，考察起来既是同一年，只应说“这一年”而已，不应重复说出年号】。这就是所谓列举年号时详略没有一定标准。考察古人在这类地方，大多不太仔细检核；后世的文笔更加流于敷衍，而犯这种错误的反倒少了。第三科。解释灾异时有许多泛滥之处【“者”字脱漏】，大致有八种：一是商榷前代时完全违背事实；二是灾异与应验彼此接不上，却强行牵连附会；三是铺陈演绎出许多说法，没有确定的标准；四是轻率地拿善政来配合妖灾；五是只作解释，不显示灾异与事实的应验关系；六是考核虽然正直，义理却不精密；七是妖祥明明可以考知，却闭口不说；八是不遵循经典，只任凭自己的想法。《志》说：《史记》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动。这一年，韩、魏、赵篡夺晋国并分割了它的土地。威烈王还下令把他们封为诸侯。天子不顾念同姓，反而给他的贼臣加爵，天下因此不再归附【见《志》中】。考察周朝处在战国时代，国势尤其衰弱，所以君主如同怀疑偷斧子的邻人、修筑台子来躲避债务，正【“可”字一作有】可比作泗水之上的那些依附于大国的诸侯和小国罢了。至于三晋强横跋扈，想要成为诸侯，即使借用了周王的命令，实际上也是出自自己的意愿。譬如近代王莽称为“安汉公”，并不是平帝真心所愿；董卓号称“太师”，难道是献帝本来的心愿吗？可是作者如果只责怪威烈王妄自施行封爵赏赐，招致妖孽，难道就能说他已经完全了解人的真情和伪饰了吗【这三字一作“谓得”二字】【“矣”字一作无】？这就是所谓商榷前代时完全违背事实。这是根据时势来立论，并不是在奖赏乱臣。○这正是《通鉴纲目》开始记述此事的地方，其中文字都说：“命令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译司马氏说，这是天子自己毁坏了礼制。解释史书书法的人说，这是用端正纲常来给万世作警戒；这些说法都是在责怪周朝。国家形势已经到了极其危急、几近崩解的时候，上天又以九鼎震动降下警告，《汉志》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此，占验成为宋儒议论的源头，这是对的。然而那些道听途说的人，竟不再结合世势来参验它了。总的说来，考察时代、观察世情，各人都有自己的见识和解释。宋人的议论虽然支撑得很厉害，却不能挽救国势日渐衰弱、积弊成痿而不能振作的局面；妾压制丈夫、奴役控制主人，尚且如此。唉！偷斧子，逃避债务【《汉书·诸侯王表叙论》】：自幽王、平王以后，周朝日渐衰微，分裂为东西二周，有“逃责之台”，又有“被窃斧”的说法。服虔解释说：周赧王欠下债务，债主催逼得很急，于是逃到这座台上，后人因此给它取了这个名字。颜师古说：鈇钺是君王用来显示威严的器物。周朝衰败，政令不能施行，即使有鈇钺也无处使用，所以说是私自偷藏起来。陈书《纪九锡诏》说：“偷斧逃责，连容身的地方也没有……” 王莽称为“安汉公”【《汉书·王莽传》：王莽暗示益州令边外蛮夷进献白雉，群臣称颂这是王莽的盛大功德，说他的德行招来了周成王时代白雉的祥瑞；王莽有安定国家、安定汉家天下的功劳，应当赐给他“安汉公”的称号】董卓号称“太师”【《后汉书·董卓传》：董卓迁都长安后，暗示朝廷派光禄勋宣璠持节授予董卓太师之职，地位在诸侯王之上】《志》说：昭公十六年九月举行大雩祭。在这以前，昭公的母亲夫人归氏去世。昭公不悲伤，却在比蒲举行大规模搜捕。又说：定公十二年九月举行大雩祭。在这以前，定公亲自从攻打郑国回来，便修筑中城。两位大夫包围了郓城【见《志》中】。考察起来，大【旧本衍“夫”字】搜捕比蒲，是昭公十一年的事；修筑中城、包围郓城，是定公六年的事。这两次战事距离举行大雩，都不是同一年。国家的日常事务，竟然拖延到灾异发生的年月已经相隔很远之后，才去听取所谓的感应。这难道不是凭空制造成说、叩问寂寞而强作言辞吗？这就是所谓灾异与应验彼此接不上，却强行牵连附会。考察傅会征应的问题，这是《五行志》真正有毛病的地方。本科所说的情况，与其他各科相比立意稍有不同，但仍然切中要害。○《志》说某种灾异是对某种过失的惩罚，并确定说它对应某种事实，这才是正确的。这里所说的傅会，指的是把这两次大雩与年份相隔、灾异不同之间的关系纠正出来，因而可以作为“傅会”来使用，也仍然可以作为错误来使用。《志》说：严公七年【“严”是“庄”的意思，原注旧本在此】秋天发生大水，董仲舒、刘向认为，严公的母亲姜氏与兄长齐侯淫乱，共同杀害桓公；严公为父亲报仇，又娶齐国女子为妻，还没有正式迎娶就先同她淫乱，一年之内两次出嫁，灾异是对这些违逆、乱伦以及臣下轻贱君主之事的回应。又说：十一年秋天宋国发生大水，董仲舒认为，当时鲁、宋连续几年发生乘丘、鄑之战，百姓忧愁怨恨，阴气旺盛，所以两国都发生水灾【原注：意思是七年鲁国发生大水，今年宋国发生大水】。○以上都在《志》的上部】。考察这种说法有三点错误。为什么这样说？【三点错误专指把连续发生战争作为水灾的占验】严公十年、十一年，鲁公在乘丘和鄑打败宋军。既然战胜敌人、取得功勋，就可以接受命令而获得赏赐，使人欢【“以”字一作无，“欢”一作“祈】乐荣耀、降下福气，怎么反而会造成忧愁怨恨、招来灾祸呢？这是第一点错误。况且在此以前好几年严公就遭遇过大水【原注也说是七年】，考察它发生的时间，明显在战争以前，却说因为同宋国交战，所以两国都发生大水，这是第二点错误【这两点错误专门针对把水灾解释为战争的占验】。何况在七年之内，既已经解释过水灾，开始又以齐国女子为理由，最后又以宋军为应验，前后没有确定说法，究竟依据哪一方面呢【“依”一作“倚”】？这是第三点错误【这一点把姜氏与战争两种说法合起来对勘】。同一场灾异，本来只应表示一种警告，却有三种说法争相出现，这就是所谓铺陈演绎多端，没有确定的标准【“者”字一作有】。考察起来，这也不过是从傅会征应中挑出其中的一点罢了。○关于战胜敌人而降下福气的说法，评论者非难它，认为贪取他人的土地，不能说是福。我认为，原文大概是根据鲁国的情况来说的：别人侵占我们的土地，而我们把他们打败，这难道是贪取吗？刘向的说法并没有错。连续几年发生战争【《左传·庄公十年》记载鲁公在乘丘打败宋军，十一年又记载鲁公在鄑打败宋军。杜预注：乘丘、鄑都是鲁国土地。鄑，音“子斯反”】《志》解释这种灾异的过失和灾罚说：恒燠是因为政令松弛懈怠，过失在于宽缓，所以用温暖作为惩罚；冬天没有冰【见《志》中部，以下同】。考察它的解释，《春秋》中记载冬天没有冰，都以为是内部失去百姓，外部失去诸侯，不施行诛罚和赏赐，不辨明善恶，蛮夷侵扰华夏，天子不能讨伐，大夫擅自掌权，国君不敢制约【都是《志》中解释“无冰”的话】，不过如此。接着说到武帝元狩【依《志》改，旧本作“元封”】六年，冬天没有冰，却说在此以前派遣卫青、霍去病两位将军穷追单于，斩杀十多万首级，回来后大规模庆贺赏赐；皇上又怜悯【一作“恤”】他们的辛劳，派使者巡行天下，存问并赏赐鳏寡，借贷【“贷”字一多】给贫乏困顿的人，举荐遗逸之士和独行君子，令他们到行在；郡国有认为便宜合宜的事情，也上报丞相、御史让皇帝知道。于是天下都欢喜【《志》叙述到这里为止】。考察汉武帝的武功文德，是那样显著；他先严猛而后宽厚，又是这样，难道会只有懦弱衰败的过失，却没有施行刑罚、平定天下的功劳吗？怎么能仅仅因为冬天没有冰而说这是灾异，便认为他和前人犯了同样的罪？这不是自己造成矛盾、前后相违背吗？难道竟严重到这种程度吗？这就是所谓轻率地拿善政来配合妖灾。考察这段话，讥评占验的人并没有自我对照：解释灾异和灾罚时这样说，考察实际事迹时却不是这样说；把相反的情况强行拼合起来，这就是所谓自己制造矛盾。像这样，关于傅会征应的问题似乎已经无从穷究了。昆圃黄氏叔琳说，《五行志》自己走上了笨拙的道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

译《志》说：孝昭元凤三年，泰山有大石竖立起来。眭孟认为，应当有平民成为天子。京房《易传》说：“泰山的石头翻倒落下，圣人接受天命，君主成为俘虏。”又说：“石头竖立在山上，同姓之人将成为天下的雄主【见《志》中部】。”考察起来，这应当是孝宣皇帝即位的祥瑞。宣帝出身民间，后来登上帝位，这就是所谓“平民接受天命”。他是曾孙的血亲后代，承继皇统，这就是所谓“同姓为雄”。昌邑王被废，谪居远方，这就是所谓“君主成为俘虏”【从“考察起来”以下都是子元推演说明的话，《汉志》漏掉了所应对应的事实】。班固的《汉书》记载这些征祥，虽然已经有分析说明，却没有把后来的应验细细列举出来。叙事的体例，怎么会这样呢？如果文字有所缺漏，又凭什么说它记载了这些话呢？这就是所谓只作解释而不显示应验。考察这一条与第二科只是揭示开头，大致相同。我认为，《五行志》只记录灾异和祥瑞，不强行搜集应验，也不附会穿凿地作解释，这才是正常体例；庐陵司天考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超过前代史书。而班固的《志》却一定要解释，一定要寻找应验，竟到了这种程度，难道还能完全逃过子元的驳斥吗？眭孟【《汉书·眭宏传》】：眭宏字孟，跟随嬴公学习《春秋》，任议郎。孝昭元凤三年，泰山莱芜山南面有一块大石自行竖立起来。眭孟推求《春秋》的旨意，认为石头属于阴类，象征下民；泰山是王者改换姓氏、宣告承接天命的地方。这时应当有一个平民成为天子。霍光厌恶这番话，便杀了他。五年以后，孝宣帝从民间兴起，征召眭孟的儿子为郎官。《志》说：成帝建始三年，一个九岁的女孩陈持弓，跑进未央宫。又说：绥和二年，男子王襃进入北司马门，登上【“前”字一少】殿堂【见《志》下部上段】。班固的《志》虽然已经有了应验的事实，但说得很疏略，这里姑且加以推演说明。考察女子九岁，九【“九”字脱漏】是阳数的极数。男子王襃，王是巨君的姓氏。进入北司马门、登上【“前”字一少】殿堂，正如王莽开始任大司马，后来到哀帝时前往封国，哀帝死后仍任此官，因而篡夺帝位。有人进入司马门而登上殿堂，也如同从大【“大”字脱漏】司马之位上升【一作“登”】到帝位。灾异和祥瑞所显示的征兆，事情已经非常明白，忽然却不作说明，删略得怎么这样厉害呢？这就是所谓解释虽然正直，义理却不精密。考察《班志》，这件事的应验已经具备，只是没有解释“九”这个数字，也没有揭示王氏这个姓的意义罢了。加以两句推演说明，并不妨碍事实，也不能算作错误。《志》说：哀帝建平四年，山阳女子田无啬怀孕【“怀孕”二字为刘向补入】，两个月尚未生产【“未生”二字今据《志》补入】；孩子在腹中啼哭，出生后没有被养育，便把他埋在路旁。三天后，路人经过，听见啼哭声；母亲挖土把孩子救出收养【见《志》下部上段】。考察《志》的原文，虽然叙述了这个妖灾，却完全没有解释。人从受孕到出生，含有灵性、承受气息，始终都有一定的规律，前后都有固定的标准【这有什么可说的，恐怕只是累赘文字】。至于还在孕中就突然发出哭声，也如同事物已有根基而尚未显现，形迹却已经先显示出来，这就是王氏篡夺国位的征兆。出生后没有被养育，埋葬后却没有死亡，也如同事物的时运已经确定，并不是诛杀剪除所能平息的，这就是王氏受天命的应验【以上是为《本志》补充解释；“占”字以下是把它与前条合起来比较】。又考察班固说【“志”下多“以”字】：小女孩陈持弓的“陈”，正是王莽出身的姓氏【这句话《班志》中已有】；至于女子田无啬的“田”，本来也是王莽的宗族【这个意思《班志》没有说】。事情既然都是同一种占验，说法却完全不一致，难道不是只知道其中一点，却不知道另一点吗？这就是所谓妖祥明明可以考知，却闭口不作解释。考察这里，是因为根据《本志》中田无啬前后的几件事相互比较，其他事都各自写明了占验和解释，唯独这一件没有，所以才摘取材料加以补充而已。然而对于班固来说，这是体例上的缺漏；对于刘向来说，只是一些小的议论。大概也仍然陷入了刘向、刘歆的窠臼，不能摆脱出来。○上面两条可以删去。陈氏出自田氏宗族【《王莽传》：王莽下诏说：“我寄托于皇初祖考黄帝的后代，是皇始祖考虞帝的苗裔。又说：虞帝的先祖接受姚姓，在陶唐时称妫，在周朝时称陈，在齐国时称田，在济南时称王。命令天下把这五种姓氏登记在秩宗那里，封陈崇为统睦侯，奉祀胡王之后；封田丰为世睦侯，奉祀敬王之后。”注：孟康说：“胡王，是追尊陈胡公；敬王，是追尊田敬仲。”】在春秋时代，各国贤能俊杰很多。比如沙鹿【《左传》作“鹿”，《志》作“麓”】崩塌、梁山崩塌、鹢鸟倒飞、飞石落入宋都、龙在郑国水中争斗，有的如伯宗、子产详细说明这并非妖异；有的如卜偃、史过【《左传》作“周内史叔兴”】极力说它一定会应验【都见《志》下部上段】。当时有见识的君子把这些当作美谈，所以左氏把它们写入史书而不删削，留给后代。后来古今道路阻隔，听闻和见识彼此隔绝。到了汉代，董仲舒、刘向这些儒者才另行编造奇异的传闻，来辅助申说其他观点。这样一来，后来的学者反而凌驾于前代贤人之上，大概就是今天俗语所说的“弟弟和哥哥争论嫂子的名字”【“知嫂”五字，一作“私嫂”三字，原注说：今俗语说“弟与兄争嫂字”，因为所争的是她的名字鄙俗，所以稍加文饰】。○这是一个错误。此注】然而班固的《志》仍然舍弃长处而采用短处，抛弃旧有传统而追逐新说，只要提出不同意见，就自夸见闻广博，多半显出他的无知。这就是所谓不遵循经典，只任凭自己的想法。考察起来，以《左氏传》为主，斥责各种说法的支离破碎，所说最为直截了当。既然这样，那么对陈持弓的推演、对田无啬占验的补充，难道不也犯了自夸见闻广博这一责难吗？沙鹿、梁山崩塌，鹢鸟倒飞，龙相争斗【《左传·僖公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塌，晋国卜偃说：“一年之内将有大灾，恐怕会亡国。”杜预注：沙鹿是山名。又《左传·成公五年》梁山崩塌，晋侯以此事告知伯宗。伯宗是辟重，重是绛人，晋侯问他。伯宗说：“国家以山川为主，山崩川竭，君主应当因此不举乐、不穿吉服，乘坐无帷车，撤去乐舞，离开正寝，陈设祭祀币帛，由祝、史依礼致辞，如此而已。”伯宗把这些话告诉晋侯，晋侯便照做。又《左传·僖公十六年》有六只鹢鸟倒飞，经过宋都，这是风吹所致。周内史叔兴出使宋国，宋襄公问他：“这是何种祥瑞？吉凶在哪里？”他回答：“君主将得到诸侯拥戴，但不能始终保持。”退下后却告诉别人：“君主问错了，不该问阴阳之事，因为阴阳并不是吉凶产生的原因。”又《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国发大水，龙在时门之外的洧水深潭中争斗。国人请求举行禳祭，子产不答应，说：“这是龙在争斗，又没有让我看见；龙争斗，我为什么偏要看见？为它禳祭，那只是它们自己的住所，我们不求于龙，龙也不求于我们。”于是停止禳祭】

译董仲舒、刘向另行编造奇异的传闻【《志》：沙麓崩塌，谷梁说：“连接山体的部分叫麓，沙是它的名称。”刘向认为这是背叛、散乱的象征。齐桓公的霸业将要衰败，公羊说沙麓是沙麓，乃河上的城邑。董仲舒的说法大致相同。又，梁山崩塌，谷梁说：“雍水三天不流，晋君率领臣子哭祭，水才流动。”刘向认为，山的南面象征君主，水的北面象征百姓，表示将要亡国。董仲舒的说法大致相同。又，六只鹢鸟倒飞经过宋都，刘歆认为是风从别处吹来，到了宋国，鹢鸟飞得高、风势更高，彼此相遇便退飞；象征宋襄公与强大的楚国争夺盟主地位，六年后被楚国擒获，正应验“六”的数目。又，龙在郑国洧水深潭中争斗，刘向认为这是接近龙孽的征兆。郑国是小国，处在晋、楚之间，又受到强大的吴国威胁，郑国正当冲要；子产执政，郑国最终没有遭受祸患，这是以德行消除变异的效果。考察龙争斗的占验，后来又见于《杂驳篇》】第四科。古代学问不精通的人，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广泛援引前代书籍，却不能把材料搜罗完整；二是兼采《左氏传》的说法，却遗漏了很多逸文；三是屡次举出旧事，却不知道出处。《五行志》说，庶征中恒常的风灾（“恒”一作“常”）。刘向认为《春秋》中没有相应的记载，刘歆则认为应验在鲁厘公十六年；《左氏传》解释“六鹢退飞”就是这种情况（见《五行志》下上）。考察旧史所称，刘向学习《谷梁传》（一处有“刘”字），刘歆学习《左氏传》，既然各自承继的学说不同，所见所闻也就不同，这确实如此。然而，周代木冰的灾异，郑国车辆在济水中翻覆的灾异，关于风灾的记载，在《尚书》《春秋》中都很完备；刘向却略去不说，刘歆虽知道却没有传下来（“传”恐当作“博”）。又如，他详细谈论各种怪异，逐一叙述群妖，记述下雨降毛造成灾害（见《五行志》中上），却不记录赵国地上生毛；记载异鸟互相哺育（见《五行志》中下），却不记载宋国雀生鹯。这些都是看见小事而忘了大事，举出轻微的而略去重要的，大概是由于学术取向不同，见识不能贯通的缘故（这里又检出两件记载不完整的事来发难）。况且在炎汉时代，那些灾异尤其奇异。比如景帝（应作“武帝”）承平年间，出现红得像血一样的风；于公任职时，亢阳造成旱灾。这些事在《纪》和《传》中都记载得很详细，唯独《五行志》中没有说法，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进一步搜求本书中有的记载而《五行志》遗漏的事来发难）？这就是所谓广泛引用前书，却不能网罗周全。按语：所谓遗漏有三类，其中前两类的遗漏都从别处考出，后一类则是在本书内部考出的；越追究越觉得紧密，这位老人对于这件事确实十分熟悉，眼光也很明敏。木冰（见《金縢》）。车辆翻覆（《左传·隐公三年》冬季庚戌日，郑伯的车辆在济水中翻覆。杜预注：已经结盟却遇到大风，这是传记中所记的奇异事件）。降雨（《五行志·中》：“上天汉元年，天降白毛；三年八月，天降白……”《京房易传》说：先欢乐后忧患，这种灾异是上天下羽毛）。赵国地上生毛（《风俗通·皇霸篇》：赵王迁听信秦国的反间计，杀死李牧，于是被秦国灭掉。在此以前有童谣说：‘赵为号，秦为笑。’赵王认为不可信，后来地上生出了毛。这首童谣也见于《赵世家》）。鸟互相哺育（《五行志·中下》：成帝绥和二年三月，天水郡平襄县有燕子生出麻雀，哺食到长大后一起飞走）。《京房易传》说：“燕子生麻雀，诸侯消亡；另一说是生出不属于本类的孩子，后代不能继承世业。” 宋国的麻雀生出鹯（王训《故贾谊新书》说：宋康王时，有麻雀在城角生出鹯，占卜说这是吉兆，小鸟生大鸟，宋国必将称霸天下。康王很高兴，于是灭掉滕国，攻伐诸侯，向天射箭、向地鞭打，灭亡了国家社稷。齐侯攻打他，康王逃到郳侯的馆舍中死去。按：这就是宋王偃）。红得像血一样的风（《汉书·孝武纪》：建元四年夏天，出现红得像血一样的风）。亢阳造成旱灾（《汉书·于定国传》：于定国的父亲于公任郡决曹时，东海太守杀死了一名孝妇，郡中因而干旱了三年。后来太守到任，卜问其中缘故，于公说：“孝妇不应当被处死，前任太守强行判决，祸患或许就在这里吧。”于是太守祭祀孝妇的坟墓，表彰她的墓地，上天立即降下大雨）。《左传》说：宋国人追逐猰狗，华臣逃奔到陈国（见《五行志》中上）。又说：宋国公子地有一匹白马，宋景公夺取了它，把它的尾巴和鬣毛染成红色。公子地的弟弟辰因此凭借萧邑反叛（见《五行志》下上）。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记载这两件事，把它们看作犬马造成的灾祸。考察《左氏传》所记载的这类事情，实际上很多：例如季氏的叛逆，是由斗鸡而牵连到傅介；卫侯的败亡，是因为养鹤而让它乘轩车。曹国的灭亡，起因于捕获大雁；郑国的弑君，萌发于剖解鼋。郤至夺取猪而导致家族灭亡；华元杀羊，最终逃亡。这些也都是黑白之兆、禽兽之灾，为什么偏偏舍弃它们不论，只谈犬马呢？这就是所谓兼采《左氏传》的遗逸，而且遗漏了很多。按语：狗、猰、鬣、朱色本来都不是物怪，所以这一条所搜集的遗事也都属于这一类。不过我认为这一段的分科眼目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不如直截了当地改说“贪图采录《左氏传》，把不是妖异的事混入其中”，似乎更痛快爽利。猰狗（《左传·襄公十七年》：国人追赶疯狗，疯狗跑进华臣家，国人跟随而来，华臣害怕，于是逃奔陈国）。染成红色的尾巴和鬣毛（《左传·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四匹白马，宋景公宠爱向魋，向魋想要它们，景公便取来其中一匹，把它的尾巴和鬣毛染成红色送给向魋。公子地发怒，让他的徒众鞭打向魋并把马夺回）。斗鸡而牵连到傅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季氏和郈氏斗鸡，季氏给鸡披上铠甲，郈氏给鸡装上金属鸡距。平子发怒，扩大郈氏的宫室，又责备他，因此郈昭伯怨恨平子）。鹤乘轩车（《左传·闵公二年》：卫懿公喜爱鹤，有的鹤还乘坐轩车。狄人攻打卫国，将要交战时，接受铠甲的国人都说：“让鹤去作战吧！鹤确实有俸禄和官位，我们怎么能作战呢？”）。捕获大雁（《左传·哀公七年》：曹伯阳喜欢田猎射鸟，曹国的平民公孙彊也喜欢射鸟，捕获了一只白雁，献给曹伯阳，曹伯阳便任命他为司城。公孙彊向曹伯阳谈称霸之道，曹伯阳听从了，于是背叛晋国并侵犯宋国。宋国人攻打曹国，晋国人不救援，曹国最终灭亡）。剖解鼋（《左传·宣公四年》：楚国人把鼋献给郑灵公。子公和子家将要入朝时，子公的食指动了，他给子家看，说：“往日我的食指这样动，一定会尝到奇异的美味。”入内后，厨师将要剖解鼋，两人相视而笑。郑灵公问他们原因，他们便如实相告。吃鼋时，灵公召子公来，却不给他吃。子公发怒，把手指伸进鼎中蘸取汤汁尝了一下便出来。灵公发怒，子公于是弑杀了灵公）。夺猪（《左传·成公七年》：晋厉公田猎时，妇人先杀牲并让他吃饱，随后又让大夫杀郤至。寺人孟张捧着猪，郤至把猪夺了过去，郤至射杀了孟张。晋厉公说：“季子欺骗我，谋划诛杀郤氏三族。”）。杀羊（见《模拟篇》）。

译考察太史公的著作，从《春秋》以前开始，所有各国灾异以及贤哲的占验，都是出自《左氏传》和《国语》。如今班固在《五行志》中所引用的，上至周幽王、周厉王，下至鲁定公、鲁哀公，却不说《国语》，只称《史记》，难道不是忘记根本而追逐末流，追逐近处而抛弃远处吗？这就是所谓屡次举出旧事，却不知道它们出自哪里。按语：数说典故却忘记它的祖本，注释书的人通常也多有这种毛病。浚仪王氏说：“苏轼诗中有‘黄花后秋节’一句，来源很远，出自《夏小正》，大概因为《夏小正》有‘九月荣鞠’的句子。注释者只引用《月令》，是不对的。”我从这件事得到鉴戒：比如《史通》原本摘引《元魏书》，注家往往引用《北史》来代替；原本摘引沈约、萧子显的书，注家往往引用《南史》来代替。其余杂史著述，逐项列举起来更多。我这部拙注一律依据文字追溯根本，希望可以避免举出事例却不考察出处的讥责。这里附带说明而不称《国语》。（按：第一科的第二条说“公会诸侯于周”，就是不称《国语》的一例。其他如“言不从”的灾异、“三郤语火沴水”的灾异、“谷洛斗”等错误，也屡见于《五行志》中。） 他所确定的项目很多，总共有二十种（有的讹作十九种，有的讹作二十九种）。但是其中的错误既然很多，不能全部论述，所以每一项目中有时只举出一件事，希望由此触类旁通，其余的也都可以知道。（这里总结前面四科。）又考察这部《五行志》的写作，本来是想说明吉凶，解释休咎，惩罚恶行、劝勉善行，以此警戒后人。（以下几句指出，既然号称五行灾异应验，就应当加以核查。）至于《春秋》以来、汉代以前，其中的日食、地震、陨石、山崩、雨雹、雨鱼、大旱、大水、犬猪作祸、桃李在冬天开花等事，只是直叙灾害，却不说明它们所对应的征验。（原注：春秋时期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其中二次没有说明应验；汉代日食五十三次，其中四十次没有说明应验。又如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光三年、成帝绥和二年，地震陨石共十四次，都没有说明应验。又有高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国降下大如斧头的冰雹，飞鸟被打死；成帝鸿嘉四年信都降鱼；孝景帝时大旱两次；昭帝、成帝两代发生大水三次；成帝河平元年，长安出现像人一样、披甲持兵拿弩攻击人的东西，都是狗；鸿嘉年间狗与猪交配；惠帝五年十月，桃李开花、枣树结果，都没有说明应验。） 这不过是《鲁史》的《春秋》和《汉书》的帝纪罢了，为什么还要把它们重新编入这部《五行志》呢？过去班叔皮说，司马迁叙述司马相如时，列举了他的郡县，记载了他的字（这三个字依据《班彪传》补入，旧本脱漏）；至于萧何、曹参、陈平等人（“陈平之属”四字也依据《班彪传》补入，旧本脱漏；否则萧何、曹参也就是司马迁同时代的人了），以及董仲舒同时代的人，不记载他们的字；有的人只记县而不记郡，大概是有些地方来不及详记。像班孟坚这部《五行志》错误非常多，难道也是删削得不周全吗？不然，为什么遗漏得这样严重呢？（以上都是说《五行志》在应验方面有遗漏，前后不一致。）也有穿凿附会来形成文章，强行产生异义的，例如把“蜮”解释为“惑”，把“麋”解释为“迷”；陨落五块石头，说是齐国五位公子的征兆；山崩七座，说是汉代七国的象征；叔服参加葬礼、郕伯来奔，说成亢阳所以形成妖异；郑国交换许田，说成鲁国谋划讨伐莱国；蝗虫吃禾苗，说成因此成为祸害。像这一类事情非常多，只是有解释而已，没有什么值得观赏、采纳的地方，希望有识之士详细辨察。（这一段说的是虽然有解释、有应验，却又失于穿凿。） 按语：这一条承接上文，又推类而论。“遗漏”和“穿凿”四个字，分头概括了班氏《五行志》中纠缠蔓延的各种问题，总共写成五册。即使是嗜好古学的人，拿起来还没有读满一卷，就已经精神昏惫了。现在看来，《史通》的编排确实存在错误：总的分科只有四类，细分却有二十项，好像把米、砂、秕糠、稃皮和颗粒铺在一张席上，又像摊开一本律书，把所有事例分别归入各条。若不是对这些材料钻研得极其熟透，怎么能够下手整理？我私下曾经估量，如果让我下笔能够写成杂糅驳杂的体例，我一定不会采用分科体例。不是不想采用，而是不能采用。后来的年轻人说话轻率，讥笑前代贤人，假如把这篇删去，只让他试着另立条目，我恐怕他很快就会看不清水的源头，转眼便把它的面目弄错。这些话是用来警诫那些喧嚣妄议的人。后世史书中的灾祥记载，都知道删去那些纠缠繁杂的枝蔓了。然而篇章以五行作为纲宗，最终仍然相继沿袭而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分列门类就有条理，纲举目张就不会遗漏。班固仍然是在承继前人的事业啊。司马迁……还没有来得及记载……（这些都是《后汉书·班彪传》的文字。按：董仲舒的事，《史记》收入《儒林传》）。把“蜮”解释为“惑”（《五行志》下：鲁隐公十八年秋天有蜮。刘向认为，蜮产生于南越，越地男女共同在河中洗浴，由淫乱之气所生，所以称为蜮；“蜮”与“惑”同音义相通）。把“麋”解释为“迷”（《五行志》中上：鲁严公十七年冬天麋多。刘向认为，麋的颜色青，接近青色，是青祥；“麋”的名称又与“迷”相通，大概是淫乱的雌兽）。五块石头对应五位公子（《五行志》下下：鲁厘公十六年正月，宋国陨落五块石头。刘歆认为，正月太阳在星纪，岁星位于玄枵；玄枵是齐国的分野，石头属于山，齐国有泰山，所以五块石头象征齐威王死后五位公子作乱）。七座山对应七国（《五行志》下上：汉文帝元年，齐、楚之地有二十九处山大量涌水崩溃。刘向认为，这是水侵害土的灾异，是上天告诫不要强盛齐、楚两国的君主。十六年后，文帝分割齐地，立悼惠王的六个庶子为王；到景帝三年，齐、楚七国起兵，汉军全部击破它们。汉代七国的众多山体崩溃，都受到了这种灾害）。按：这里所说“七座山崩溃”，是七国的山都因水而崩溃。叔服参加葬礼、郕伯来奔（《五行志》中上：鲁文公二年，从十二月开始不下雨，一直持续到秋七月，周天子派叔服参加葬礼。按：事情详见《杂驳》开头一条。又文公十三年，从正月起不下雨，一直到秋七月。在此以前，曹、杞、滕来朝见，郕伯来奔，秦国派使者来聘问，修筑诸邑和郓城。两年之间，五国接连而来，鲁国在国内修筑两座城，亢阳失去众人）。《易》中的交换田地、谋划攻打莱国（《五行志》下上：鲁隐公八年九月发生蝗灾，当时郑伯在邴地会见鲁国，准备交换许田，内心有贪利之意。京房《易传》说：贪婪的灾害是虫灾，虫子啃食根部。又《五行志》中下：鲁桓公五年发生蝗灾，刘向认为这是甲虫造成的灾异；《易》说这是城邑兴工役的征兆。鲁宣公六年发生蝗灾，刘向认为这是宣公连续两次前往齐国、谋划攻打莱国的征兆）。《五行志》的杂驳部分（第十……）。原注：《春秋》时期的事，违背、错误之处最多，总共有十五条。按语：这条注释所说的，正是原文的杂驳之处，总的说来都不超出《春秋》时期。

译鲁文公二年不下雨，班固认为，这是因为文公即位后，周天子派叔服参加葬礼，毛伯来赐予命令，又在戚地会见晋侯；对上得到天子认可，对外得到诸侯拥护，于是气势充沛而自大，所以招致亢阳的灾祸（见《五行志》中上）。考察周朝东迁以后，国势一天比一天衰弱，因此郑国夺取温地的麦子（隐公三年），射中周王的肩膀（桓公五年），楚国断绝进贡苞茅（僖公四年），出兵示威并询问鼎的大小轻重（宣公三年），所作所为都与列国相同，雅乐之政变成了国风。像鲁国这样，当时大国尚且比不上，小国又有余力，怎么会因为暂时压倒衰弱的周王室，鲁国使臣就马上骄傲自恃，坐等招来惩罚，以亢阳作为怪异呢？如果从人事上寻求原因，道理一定不是这样。上天高远却能听见下民，难道会如此行事吗？按语：这一条所驳斥的，主要针对“对上得到天子认可”一句；“对外得到诸侯拥护”只是顺带提及。从周室衰微转入议论，似乎有些隔膜。参加葬礼，接受赐命；在戚地会见（《本志》颜师古注：参加葬礼，是参加僖公的葬礼；接受赐命，是接受周天子赐予的命圭，作为瑞信；在戚地会见，是大夫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戚是卫国的土地）。雅乐之政变成了国风（《诗经·黍离》郑玄笺：幽王时发生动乱，宗周灭亡，平王东迁，政令于是衰微，地位下降到诸侯之列；他的诗不能再称为雅，于是同归于国风）。《春秋》鲁成公元年没有结冰，班固认为，当时王札子杀死了召伯、毛伯（《五行志》中下）。“王札子杀召伯、毛伯”这件事在今天的《春秋》经文中属于鲁宣公十五年，而这里说是在成公年间，我没有弄清其中的说法。下文删去“无冰”二字，共有三年。按语：这一条纠正的是年份的讹误，是依据颜师古的注释立论。至于今天的《春秋》……我没有弄清其中的说法。（《本志》颜师古注：王札子就是王子札；召伯、毛伯都是周大夫。以下即为“今《春秋》”起的五句文字。） 删去“无冰”后共有三年。（按语：宣公的纪年止于十八年，从宣公十五年到成公元年，正好相隔三年。） 《春秋》鲁昭公九年，陈国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陈国的夏征舒弑杀国君，楚庄王借口要替陈国讨伐贼人，陈国打开城门等候他，楚庄王便趁机灭掉陈国。陈国的臣子和百姓怨恨中毒气更为深重，极盛的阴气生出阳气，所以导致火灾（见《五行志》上）。考察楚庄王进入陈国，实际是鲁宣公十一年的事。开始有践踏田地的譬喻，楚庄王因此受到叔时的讥讽；后来又有封还陈国的恩德，使孔子见到他的贤明。说陈国臣民怨恨极深，这个道理没有听说过。又考察，陈国前后三次被楚国灭掉：第一次在宣公十一年被楚庄王灭掉，第二次在昭公八年被楚灵王灭掉，最后在哀公十七年被楚惠王灭掉。如今董仲舒把陈国第二次灭亡的战争错误地当作楚国第一次灭陈，于是妄自作出占候和虚构的辨析。考察昭公年间距宣公年间，鲁国已经更换了四位君主；从庄王以后到灵王，楚国经历了五代君主，虽然相隔很远、差别很大，他却混杂在一起而不加分别。唉！闭门读书三年，确实算勤奋了；可是差错相隔千里，差得何其远啊！按语：旧有评论说，董仲舒把楚灵王的事移到了楚庄王身上，这是对的。又有评论说：“宣公十一年并没有说灭陈，昭公八年才灭陈，把三次灭陈之说视为不审慎。其实既然已经把陈国改为县，除了灭亡又是什么呢？第一次灭亡后又重新封立，第二次灭亡后也重新建立，直到哀公十七年灭亡后才真正亡国。子元，这一条实在没有不审慎之处。” 宣公十一年灭陈，《本志》、董仲舒的占断以及《左传》杜预注，都有明确文字。践踏田地（《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庄王因为陈国夏氏作乱的缘故攻打陈国，并把陈国改置为县。申叔时说：“人们有句话说，牵着牛践踏别人的田地，却把牛夺走。牵牛践踏田地的人确实有罪，但把牛夺走，惩罚已经过重了。”）。使孔子见到他的贤明（《史记·陈世家》：楚庄王攻打陈国，于是把陈国改置为县并据有它。申叔时劝谏楚庄王，楚庄王便到晋国迎接陈灵公的太子午，立他为君，恢复陈国的君位如旧，这就是陈成公。孔子读《史记》读到楚国恢复陈国时，说：“楚庄王贤明啊！轻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却重视一句话。”按语：事情就是这样。注：王本把《左传》全文引用进来，却把“贤明啊”这一句赞语贯穿其中，这也是不考察出处的一端。《左传》哪里有这句赞语呢？） 陈国被楚国灭掉共有三次【楚国开始灭陈，即鲁宣公十一年，将陈设置为县。鲁昭公八年，楚国公子弃疾率军奉孙吴之命包围陈国，宋国的戴恶为陈防守。这年冬十一月，楚灭陈。晋侯问史赵：“陈国大概要灭亡了吗？”史赵回答：“还没有。岁星在鹑火之次时，陈才会最终灭亡。现在岁星在析木之津，陈国还将复兴。”鲁哀公十七年，楚国发生白公之乱，陈人依仗本国民众聚集而侵犯楚国。楚国安定后，楚王派武城尹率军夺取陈国的麦子，随后包围陈国。这年秋天，楚灭陈】楚国从楚严王到楚灵王共五代【《楚世家》：庄王死后，其子共王审即位；共王死后，其子康王招即位；康王死后，其子员即位，这就是郏敖；公子围杀死郏敖，自己即位，这就是灵王。总计五代】鲁桓公三年，《春秋》记载发生日食。日食之后，京房《易传》认为，此后楚严王才开始称王【《志》中没有“始”字，这里采用颜师古的注语】，并兼并土地千里【《志》下下篇】。考察楚国自楚武王僭越称王、在邓地会盟而使人畏惧，到楚国以荆尸之法长期用兵【旧本“荆尸”误作“荆又”】，再到楚国历经文王、成王、穆王三王【一作“三主”】，才到楚严王。这样看来，楚国称王已经四代了，怎么能说楚严王才开始称王呢？而且鲁桓公死后，历经严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原注：僖公即厘公，均依本书原字不改，下同】，共五位鲁公，楚严王才开始称霸。哪有鲁桓公三年发生日食就已经应验这些事的道理？这不只是叙事彼此违背，连占候也失去了准验。鲁僖公二十九年秋天，下了大冰雹。刘向认为，僖公末年，公子遂专擅权力、放纵任性，甚至到了弑君的地步，这是阴气胁迫阳气的征象；僖公没有醒悟，于是两年后杀死公子赤，拥立宣公【《志》中下篇】。考察公子遂拥立宣公、杀死公子赤的事，发生在文公末年，却忽然说成僖公晚年，时代相差很远，这样的说法实在颠倒错乱。考察起来，这一条和上一条，都是驳正《志》中占候所说的年代与世代相差悬殊的错误。年代既然错了，占候又有什么作用？那些讲灾异祥瑞的人所说的话，果真可以作为依据吗？邓地会盟【鲁桓公二年，蔡侯、郑伯在邓地会见，这是开始畏惧楚国。注：楚武王开始僭越称王，想要侵害中原，蔡、郑接近楚国，所以害怕而会盟】；荆尸【鲁庄公四年，楚武王采用荆尸之法，授予军队孑。注：“尸”是陈列的意思，楚国改变为陈列兵阵的方法；扬雄《方言》说：“孑”是防守的意思。因此楚国从这里开始把“防”兼用作“陈”】

译楚国开始称王【《楚世家》：楚熊通讨伐随国，随人请求周王尊崇楚国王室，周王不听。熊通愤怒地说：“我的先祖鬻熊，是文王的老师，却早早去世。成王命令我的先祖以子男的田地居住在楚国，蛮夷都服从了，但周王却不给我们提升爵位，我只好自己尊尊号。”于是自立为武王。考察此事，楚国开始称王，有明确文献记载。评论者说：“楚国先祖熊渠的三个儿子，曾有句亶王、鄂王、越章王的称号，因此称王并非始于楚武王，可以据此驳斥刘向。”然而这三个称号并不是楚国正式的国号，而是他们作为熊渠之子时所用的父亲名号，不久便废除了，又有什么值得计算的呢？况且这些事发生在春秋以前一百多年。各种驳论所涉及的条目，都没有超出春秋时期的事情。题下注语也说得非常明白。眼光短浅而嘴巴很长，这能叫作善辩吗】杀死公子赤，拥立宣公【见《编次篇》，事情发生在文公十八年。公子遂就是襄仲；公子赤就是恶】鲁僖公十二年，发生日食。刘向认为，这时莒国灭掉了杞国【《志》下下篇】。考察僖公十四年，诸侯修筑缘陵城。《公羊传》说：“为什么修筑城池？因为杞国被灭了。谁灭了它？大概是徐国和莒国。”按照中垒校释的说法，应当以《公羊传》为依据。可是《公羊传》的说法不如《左氏传》详细。《左氏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晋平公时，杞国还存在【“在”一作“存”，旧本多出一个“云”字】。考察起来，这些都是申明《左氏传》说法的余论。○是有依据的。《史记》记载杞国在获麟后四十八年灭亡，而有人责怪刘向没有考察清楚，却不知道刘向只是依据《春秋》：既然说《春秋》采用《左氏传》，就已经足以驳倒《公羊传》了，哪里还需要再追究后来的事情呢？这也是没有记住题下注语的意思。杞国还存在【《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晋侯派司马女叔来处理杞国的田地，但没有全部归还。晋悼夫人因此发怒，叔侯说：“杞国是夏的后裔，却已经接近东夷；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却亲近晋国。为什么一定要使鲁国贫瘠而使杞国肥沃呢？”】注：悼夫人是杞国女子】鲁文公元年，发生日食。刘向认为，此后晋国灭掉了江国【《志》下下篇】。考察《春秋》经文，文公四年明明记载楚人灭江，现在却说是晋国灭江，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本《志》颜师古注也这样说】。而且江国处于南方边远地区，和楚国相邻；晋国在北方，距离江国很远，说是晋国所灭，情理上难以说通。考察起来，这里只是一个字的讹误，也可能是传抄者写错了，不能确定。《左氏传》记载，鲁襄公时，宋国有一个女子出生时全身赤红而且长毛，被丢弃在堤下。宋平公的母亲共姬的车夫看见后把她收养了，于是取名叫弃。她长大后容貌美丽，被纳入平公后宫，生下一个儿子，名叫佐。后来宋国大臣伊戾陷害太子痤，把他杀死【原注：事情发生在襄公二十六年】。在此以前，大夫华元逃奔晋国【原注：事情发生在成公十五年】；华合比逃奔卫国【原注：事情发生在昭公六年】。刘向认为，当时有火灾，这是赤色怪异之物显现的应验【《志》中下篇】。考察灾异祥瑞的发生，是要应验后来显著的事迹，用来符合先前的征兆。可是华元逃奔晋国发生在成公十五年，把它和弃被丢在堤下的事情联系起来，实在难以相符。华合比逃奔卫国发生在昭公六年，却和华元逃奔晋国一同被说成“在此以前”，只有前后两件事全都相互矛盾。考察起来，前后既然互不相符，后面的事更不能说成前面的征兆；这是一项记载中的两重错误。伊戾陷害太子【《左氏传·襄公二十六年》：宋国寺人惠墙，伊戾担任太子内师却不得宠。楚国使者出访晋国，经过宋国，太子野设宴招待他，伊戾随行。到达后，伊戾挖坑埋牲畜，并加上书信作为证据，然后驰马报告宋平公说：“太子将要作乱，已经和楚国使者结盟了。”平公派人查看，果然有这些东西，太子于是上吊】；华元逃奔晋国【成公十五年，华元说：“我担任右师，国君的家室衰弱而不能匡正，这是我的罪过太大了，哪里还敢依仗宠信呢？”于是逃奔晋国】；华合比逃奔卫国【昭公六年，宋国寺人柳受到宠爱，太子佐憎恶他。华合比说：“我杀了他。”柳听到后，告诉宋平公说：“华合比将要接纳逃亡者的家族。”平公驱逐华合比，华合比逃奔卫国】鲁成公五年，梁山崩塌【《志》下上篇】；成公七年，鼷鼠咬食郊祭用的牛角【《志》中上篇】；鲁襄公十五年，发生日食【《志》下下篇】。董仲舒、刘向都认为，从这以前到这以后，晋国在鸡泽会见诸侯并结盟，大夫又结盟；后来又在湨梁会见诸侯，诸侯在场而大夫却单独互相结盟。国君像系在旗杆上的旒一样，不能举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发生地震。刘向认为，这一年三月大夫在湨梁结盟，五月就发生了地震【《志》下上篇】。又襄公二十八年春天没有结冰。班固认为，这是天下发生异常现象。襄公时期，天下诸侯的大夫都掌握国政，国君不能控制，势头逐渐一天比一天严重【原注：《谷梁传》说“诸侯开始失去政权，大夫掌握国权”，又说“诸侯失政，大夫结盟，政权在大夫手中”，这是大夫不臣】。按：这里引用《志》的文字只到“国君像系在旗杆上的旒一样，不能举手”“大夫掌权，国君不能控制”等句。考察春秋各国可以称为权臣的，不过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像鸡泽会见、湨梁结盟这样的事情，其中的大臣难道真有刘向所说的那样吗【此处先驳斥董仲舒、刘向的说法】？然而《谷梁传》说大夫不臣、诸侯失政【《谷梁传》作“失正”，前注相同】，只是讥刺他们在这一次行动中无礼而擅自行动罢了。并不是像“政权由宁氏掌握，祭祀时只有寡人”那样，世代担任官职，最终转移了国家权柄，形成这种严重的失误。像董仲舒、刘向这些人不考察《左氏传》，只凭《公羊传》《谷梁传》，于是大肆发挥其他说法，极力夸张地说，还说国君像系在旗杆上的旒，大臣的势力将一天比一天严重，这是多么荒谬啊【原出自董仲舒、刘向的说法，大概本于二传而加以夸大】。考察这段驳论，总的都是从援引《左氏传》的观点出发，也与申明《左氏传》的意旨相同。鸡泽、湨梁两次结盟，苏黄门苏辙认为合乎礼制，赵氏赵鹏飞认为是尊卑名分得到端正。把它们同各家解释经文的话相互验证，也常常能够符合。然而到了襄公十六年的结盟，当时是晋平公在位，权力逐渐转移的趋势，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鸡泽会见【《左氏传·襄公三年》：六月，鲁襄公在鸡泽会见单顷公和诸侯，并与他们结盟。陈成公派袁侨到会见处请求讲和，晋侯派和组父向诸侯传达。秋天，叔孙豹和诸侯的大夫以及陈国的袁侨结盟，因为陈国请求服从。杜预注：陈国国君没有来，所以让大夫结盟，这是地位相当的适宜做法】；湨梁结盟【《左氏传·襄公十六年》：晋平公即位，改变服制，整顿官职，在曲沃举行烝祭，警戒守备，然后在湨梁会见诸侯，命令归还侵占的田地。晋侯和诸侯在温地宴饮，让各国大夫起舞，并说赋诗必须合乎事类。于是叔孙豹、晋国荀偃、宋国向戌、卫国宁殖、郑国公孙虿和小邾国大夫结盟，约定共同讨伐不服从者】

译“政权由宁氏掌握”这两句【《左氏传·襄公二十六年》：卫献公从夷地请求复国，派子鲜和宁喜互相约定，这就是所说的话】；二传的说法【襄公三年《谷梁传》记鸡泽会见，下面就是注中所说的话；又襄公十六年记湨梁会见，下面也有注中所说的话；《公羊传》记湨梁会见，说：“诸侯都在这里，为什么说大夫结盟？确实是政权在大夫手中，国君就像系在旗杆上的旒一样。”】夸张的言论【《字书》说：“奓言”就是夸大的话。《唐书·陆贽传》说：“夸张的言论没有验证。”】鲁昭公十七年六月，发生日食。董仲舒认为，当时岁星运行在毕宿，这是晋国的象征。晋厉公诛杀四位大夫，失去众人的心而被弑；他死后，再也没有人敢责罚大夫，六卿于是相互勾结，专擅晋国，晋国国君反而侍奉他们【《志》下下篇】。考察起来，晋厉公杀戮的只有三郤，怎么能说诛杀四位大夫呢？又，州满已经死了【原注：今本《春秋左氏传》都作“州蒲”，错误，应作“州满”，事情详见王劭《续书》；按：“续”疑当作“读”】，晋悼公继位后，选任六官，人人都得到适当的才能【一作“事务”】；驱逐七人，也都恰当地惩治了他们的罪过。因为事情牵连到扬干，悼公将要诛杀魏绛，读到书信后才醒悟，主动承认过错并授予魏绛官职。这说明生杀大权掌握在悼公手中，宠辱也由他决定，所以他能够施行五项有利措施来和戎，三次出兵挫败楚国，威势遍及夷夏，使晋国的霸业恢复到文公、襄公的盛况。既然如此，却说他不再敢责罚大夫，实在是极其过分的诬蔑。自晋昭公以后，晋国政权由多个门户分掌，出现把国君当臣下侍奉、居于下位却僭越上位的情形；这只是由于昭公的过失，逐渐衰败造成的，并不是因为惩罚晋厉公被弑一事而自行取得屈辱。怎么能随意拿后来的事情来诬蔑前代呢？按这一节总共提出三处语句，驳斥了三件事：“诛杀四位大夫”是第一处；“没有人敢再责罚大夫”是第二处；“反过来侍奉六卿”是第三处。仔细考察，刘向作这些驳论，似乎仍然含混不清。晋厉公的事情发生在鲁成公十七、十八年间，距离昭公十七年的日食已经超过五十年，而董仲舒的占说却是这样，实在是因为成公十七年也有记载日食的文字，于是错误地把它牵连到这一年，混淆远近，言辞便支离错乱。只要从这个迷误处醒悟过来，就会明白：他把两个“十七”混成了一次日食，简直把桶底都脱落了。刘向只是考校得还不够彻底，所以前面《汉书·五行志》的小注反而把昭公误作成公，而他的辩说也没有切中要害。读者应当把这些内容取来互相参照校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八年〕 被陈尸的只有三郤【《左氏传·成公十七年》：晋国杀死大夫郤锜、郤犨、郤至。传文说：长鱼矫用戈杀死他们，把三人的尸体都陈列在朝廷上。胥童披甲在朝廷上劫持栾书和中行偃。晋厉公说：“一天之内陈尸三位卿，我不忍心再增加了。”胥童回答：“人们将会忍心对待国君】州满【成公十八年，晋国杀死国君州蒲。按：这是晋厉公的名。这里说“州满”，详细情况见王劭的书，但无从考证】六官、七人【《左氏传·成公十八年》：春季正月，晋国人在京师迎接周子并拥立他。周子已经十四岁，说：“我起初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即使到了今天，难道不也是上天的意志吗？你们如果今天任用我，也就是今天共同扶助我，神明一定会赐福给你们。”大臣回答：“怎敢不听从命令？”庚午日结盟后入国，驱逐七名不臣之人。二月，晋悼公在朝廷即位，开始任命百官。六官的长官都得到百姓的赞誉，任用的人没有失职，官员也没有改变职责，所以晋国恢复了霸业】；魏绛【《左氏传·襄公三年》：在鸡泽会见时，晋侯的弟弟扬干在曲梁扰乱行列，魏绛杀了他的车夫。晋侯发怒，羊舌赤说：“魏绛没有二心，他将来会来谢罪。”魏绛终于到来，递给仆人一封书信，准备伏剑自杀，士鲂、张老阻止了他。晋侯读完书信，光着脚走出来说：“这是我的过错，您不要再增加我的过错。”晋侯认为魏绛能够用刑法辅佐百姓。战事结束后，晋侯以礼宴请魏绛，让他辅佐新军。又过了四年，魏庄子请求和戎，说：“和戎有五项好处：可以使货物贵重，可以交换土地，可以使农民获得收成，可以使四邻震动，可以不劳烦军队而施行德政。”晋侯很高兴，于是整顿民政，按时耕田】三次出兵【襄公九年，晋国在戏地结盟。晋国不能使郑国屈服，回国后谋划使百姓休息，并予以实行。过了一年，国家就有了节制。三次出兵后，楚国便不能与晋国抗争。襄公十年，晋军攻打郑国，在牛首驻军。襄公十一年四月，晋军攻打郑国，在亳城北结盟；秋七月，又攻打郑国，在萧鱼会见结盟。注：这就是三次出兵】鲁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董仲舒、刘向认为，周历十一月就是夏历九月，太阳在氐宿，从东方出现的是轸、角、亢宿。有人说，角宿、亢宿是大国的象征，代表齐国、晋国【《志》下下篇】。考察彗星出现两年后，《春秋》的经文就结束了；又过十一年，《左氏传》也结束了。传文结束后八十二年，齐康公被田和灭掉；又过七年，晋静公被韩、魏、赵灭掉。从彗星出现的年份算起，这些事情都相隔一百多年。星辰的征象所缠绕、灾气所指向的事情，如果彼此能够感应，为什么间隔会这样疏远呢【此层是正面驳斥】？况且《春秋》已经结束以后、《左氏传》尚未结束以前，这段时间里，卫国弑杀国君、越国灭掉吴国、鲁国逊位于越国【旧本此处衍有“云云”二字】，逆臣贼子、家破国亡的事情多得很。这些才正好是东方的象征、大国的征兆，为什么舍弃它们不说，却要远远追究后代的事情呢【此层借考察当时的事情，更显出对方强行附会的拙劣】？况且范氏、中行氏早已先后灭亡，智氏进入战国后也紧接着灭亡，却偏偏把他们和三晋并列称呼，总称为六卿，这实在错误得厉害！考察这种错误的起因，可以推测其原因。为什么呢？《公羊传》《谷梁传》所引用的史事终止于西狩获麟，《左氏传》所记载的文字则延续到赵襄子灭智氏。汉代学者只读二传，不看《左氏传》，所以所记事情不周全，言辞也多有脱漏。况且《春秋》之后的战国时期，史官缺少记载，年代难以考察，于是学者便怀疑齐国被田氏篡夺、晋国被六卿瓜分的时间与鲁国史书相接近，所以轻率地引用灾异祥瑞来互相附会。白圭玉上的污点，怎么会严重到这种程度呢【最后以三传的混乱和低劣作结】？考察起来，这个意思也归结为申明《左氏传》。○明明是三卿分晋，却说成六卿，颜师古的注也这样说，这是错误。○也可以证明杂驳篇所陈述的事情，只管涉及春秋时期。卫国弑杀国君【哀公十七年，卫侯贞占问卦辞说：“像鱼窥视自己的尾巴，水横流而徘徊在岸边，后代将会如此。” 卫国国君派匠久去办事，国君想要驱逐石圃，石圃便借匠氏之机攻打国君。国君越过北方而坠落，摔断了腿。国君进入戎州，对已氏说：“救活我，我把璧玉给你。”已氏说：“杀了你，璧玉还能归谁？”于是杀死了国君】；越国灭吴【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越国灭掉吴国，请吴王住在甬东。吴王推辞说：“我已经老了，哪里还能侍奉您呢？”于是上吊自杀】；鲁国逊位于越国【发生在哀公二十七年，相关言语见《惑经篇》】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降霜却没有杀死草【《志》中下篇

译○这一条下面，刘向的占说牵连到三家驱逐鲁昭公的文字】。成公五年，梁山崩塌【《志》下上篇 ○刘向的占说也牵连到三家驱逐鲁昭公】。成公七年，鼷鼠咬食郊祭用的牛角，刘向认为这是后来三家驱逐鲁昭公、鲁昭公最终死在国外的征象【《志》中上篇 ○单独一项占说概括了上面的三种灾异。考察干侯出奔一事，起因在季氏、孟氏、叔孙氏三家，子家本来没有参与；何况昭公由于迎回国君未能成功，发愤而死，论他的义烈，德行贯通幽明，确实是忠臣，即使如此也无愧，怎么能把他编入逆臣党徒之中，竟这样严重地诬蔑他呢？罪责明明出在一家，却还把两个家族一起说进去；用这样的题目，未免太滥了吧。考察三部志书，可以看到三处都有关于“三家逐昭”的记载，这大概正是在专门驳斥“三家”这两个字。原本是要替叔孙昭子洗清罪名，但下笔时稍有放纵，把孟孙也牵连进来，难免造成误断。○厘成与昭隔世，三五纠不及此，亦更失拈。昭子发愤【昭二十五，季氏逐昭公，叔孙昭子自阚归。平子稽颡曰：「茍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昭子从公于齐，与公言。公使昭子自铸归。平子有异志。十月辛酉，昭子齐于其寝，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氏传》昭公十九年，龙鬬于郑时门之外洧渊。刘向以为近龙孽也。郑小国，摄乎晋楚之间，重以强吴，郑当其冲，不能修徳，将鬬三国以自危亡。是时子产任政，内惠于民，外善辞令以交三国，郑卒亡患。此能以徳销灾之道也【志下下】案昭之十九年，晋楚连盟，干戈不作，吴虽强暴，未扰诸华，郑无外虞，非子产之力也。又吴为逺国，僻在江干，必略中原，当以楚宋为始，郑居河颍，地匪夷庚，谓当要冲，殊为乖角，求诸地理，不其爽欤？按，此专駮郑当吴冲一语也。故曰：「地匪夷庚。」至云「非子产力」，不合兼顶晋楚，语欠钩画，太抹煞了。郑居河颍【外传《郑语》：桓公为司徒，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君若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夷庚【左成十八塞夷庚。注：吴晋往来之要道。疏：夷，平地也。《诗序》云：「由庚，以庚为道也。」束晢《补亡诗》：「荡荡夷庚，物则由之】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蚀之。董仲舒以为时宿在毕，晋国象也。又云【旧作云云误】日比再蚀，其事在春秋后，故不载于经【志下下】案自昭十五【旧作四误】年，迄于获麟之歳，其间日蚀复有九【旧误七，下同】焉。事列本经，披文立验，安得云再蚀而已？又在春秋之后也？且观班志编此九蚀，其八【旧误六】皆载董生所占，复不得言董以事后春秋，故不存编録。再思其语，三覆所由，斯葢孟坚之误，非仲舒之罪也。按此条所駮，主日比再蚀，防句故，本文当作「又云其于再蚀三言悟得」，是班文非董语，擘画最精。所谓「彼节有间，而吾刃无厚」，观书不当如是耶？九蚀八占【按本志志日蚀自昭十五年之后于昭又有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凡五蚀；于定则有五年、十二、十五，凡三蚀。下至哀十四之蚀，而春秋尽总九蚀也。董之占惟哀十四无占，总八占也】春秋昭公九年，陈火。刘向以为，先是陈侯之弟招杀陈太子偃师，楚因灭陈。春秋不与蛮夷灭中国，故复书「陈火」也【志之上】案楚县中国以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见于经者，岂可不以楚为名者哉？葢当斯时，陈虽暂亡，寻复旧国，故仍取陈号，不假楚名。独不见郑禆灶之説乎？禆灶之説【一脱此五字】斯灾也，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效也【一脱此四字】自斯而后，若颛顼之墟，宛丘之地，如有应书于国史者【一无者字】岂可复谓之陈乎？按此为「陈火」二字申解义，以辟不与蛮夷之説也。「陈火」之义，具两解。《史通》从禆説，而杜注别为一説。今以注补备之。陈火【左昭九夏四月陈灾。郑禆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嵗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杜预经注：天火曰灾。陈既为楚县，而书陈灾者，犹晋之梁山、沙鹿崩，不书晋灾，繋于所灾，故以所在为名】招杀偃师【昭八经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传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太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宠属诸司徒招哀公有废疾招杀偃师而立留哀公缢子徴师赴于楚楚灭陈按灭陈事见上】史通通释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