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通释卷五　　　　　无锡浦起龙撰

译杀青。〔《后汉书·吴祐传》：吴祐的父亲吴恢任南海太守时，想把竹简杀青后用来抄写经书。注说，用火烘烤竹简，使青汁渗出，便于书写且不易生虫，这叫杀青，也叫汗简。这个字已见《国语》篇、《战国策》注中。〕 禹生启于石。〔《路史·余论》说：“夏后氏出生时，他的母亲化成了石头。”这一说法见于《世纪》，大概是禹的母亲得到月精石，吞下后生了禹。《淮南子·修务》说：“禹生于石。”如今登封庙中有一块石头，号称“启母石”。汉元封元年，武帝巡幸缑氏，下诏说：“朕来到中岳，看见启母石，传说化石并生启的地方在嵩山北面。”按《韵府》说，禹疏通轘辕山时，涂山氏准备送饭，听见鼓声便赶来；禹跳跃时石头误撞了鼓，涂山氏忽然到来，看见禹正变成熊，羞惭离去，到嵩山下化成石头。禹说：“还我儿子！”石头裂开，北面生出启。如此等等。有人说这是《淮南子》的文字，但《淮南子》中实际上没有这些文字，这也是编书人不依据事实的一种证明。〕 伊尹产生于空桑。〔《列子·天瑞》：后稷生于巨人的脚印，伊尹生于空桑。《吕氏春秋·本味》：有莘氏的女子在空桑中得到一个婴儿，查考原因，说：“他的母亲住在伊水上游，怀孕时梦见神说：‘石臼如果浮出水面，就向东逃走。’第二天看见石臼浮出水面，向东走了十里，回头一看，她的城邑全被水淹没，自己也因此化成了空桑，所以给这个婴儿命名为伊尹。”〕 海上客人。〔《博物志》说，天河与海相通。近世有一个住在海边的人，每年八月都有木筏漂来漂去，从不失期。这个人乘木筏而去，到达一个地方，房屋非常整齐高大；远望宫中有许多织妇，又看见一个男子牵着牛，在水边给牛饮水。后来到了蜀地，询问严君平，严君平说：“某年某月某日，有客星侵犯牵牛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姮娥。〔《后汉书·天文志》注引张衡《灵宪》说：羿向西王母请求不死之药，姮娥偷走药物奔向月亮。她将要出发时，用蓍草占卜，卦辞说：“轻盈地归妹，独自向西行，不要惊慌，不要恐惧，后来将大为昌盛。”于是她寄身于月中，这就是蟾蜍。〕 王乔、左慈。〔《后汉书·方术传》：王乔在汉显宗时任叶县令，每月初一、十五从县里到朝廷朝见皇帝。皇帝奇怪他来得如此频繁，秘密命太史监视。太史说他将到时，常有一对野鸭从东南方飞来，于是张网捕捉，只得到一双鞋。诏令尚方察看，原来是他在永平四年中所赐的尚书官属之履。又，左慈字元放，年轻时就有神异之术。曹操想逮捕杀死他，左慈却进入墙中，忽然不知去向。后来曹操又在阳城山顶遇到左慈，于是再次追赶他。左慈逃进羊群，曹操便命他在羊群中传话，说不再杀他，只想试试他的法术。忽然有一只老公羊屈下前膝，像人一样站起来说：“怎么急成这样？”它随即跑去；而数百只羊全都变成公羊，也屈下前膝像人一样站立，说：“怎么急成这样？”〕 不是圣人之书就不看。〔《汉书·扬雄传》：扬雄自有远大的气度，不喜欢圣人、哲人的书籍以外的著作。按：这句话的意思本于《法言》。〕 《皇览》。〔《三国志·魏书·刘邵传》：刘邵字孔才，黄初年间任散骑侍郎，奉诏搜集五经和诸书，按类别编排，撰成《皇览》。旧注《魏略》说：常侍王象奉诏撰写《皇览》，藏在秘府中，共四十多部，每部有几十卷。〕 《遍略》。〔《梁书·文学传》：何思澄字元静，天监十五年被举为学士，进入华林，撰写《遍略》。徐勉举荐何思澄等五人应选。又《顾杳传》说，徐勉举荐顾杳以及顾协等五人撰写《遍略》。又《钟嵘传》说，钟嵘的弟弟钟屿也参与其中。按：各传所举人名互有错杂，现只涉及四人，另有一人姓名无从考察。《南史·刘骏传》说，梁安成王把书籍给刘骏，让他撰写《类苑》一百二十卷；皇帝命诸学士撰写《华林遍略》，以此超过它。旧注说《编略》有七百卷。〕五俊。〔《晋书·薛兼传》：薛兼字令长，丹阳人，清廉朴素而有器度。年轻时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合称“五俊”。起初进入洛阳，司空张华见到他们，惊异地说：“都是南方的金玉。”〕 八龙【《后汉书·荀淑传》：荀淑字季和，颍川人，有八个儿子：俭、绲、靖、焘、汪、爽、肃、旉，都有声望，当时人称他们为“八龙”。颍隂令苑康把他们居住的里改名为高阳里。】曾参杀人【战国时，秦防有一个同曾子同名同族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子的母亲，曾母仍照常织布。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来告诉她，她仍照常织布。过了一会儿，第三个人又来告诉她，曾母害怕了，丢下梭子逃走。】不疑盗嫂【《汉书·直不疑传》：有人诋毁直不疑，说：“不疑相貌非常美，但是怎么能说他善于偷盗嫂子呢？”不疑听见后说：“我本来就没有兄长，但最终也没有为自己辩明。”】翟义不死【《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的小儿子翟义，字文仲，任东郡守。王莽居摄时，翟义发布檄文讨伐王莽，军队失败后逃亡。《后汉书·王昌传》：王昌又名王郎。王莽篡位后，王郎假称是成帝之子，向各州郡发布檄文说：“天命保佑汉朝，使东郡太守翟义拥兵征讨。”王郎因为百姓思念汉朝，许多人都说翟义没有死，所以就假称自己是成帝之子。】诸葛犹存【《蜀志·魏延传》：诸葛亮出兵北谷口时病重，魏延秘密同杨仪、姜维制定了诸葛亮死后撤军的节度。诸葛亮刚去世，他们秘不发丧。《诸葛亮传》注：杨仪等整顿军队撤出，宣王司马懿追赶他们。姜维命令反挂旗帜、击鼓，司马懿退兵，不敢逼近。百姓因此编成谚语说：“死了的诸葛亮吓走了活着的司马懿。”司马懿说：“我能料知活着的诸葛亮，却不便料知死去的诸葛亮。”按：“诸葛犹存”似乎是成语，待以后再详考。】呕血【《蜀志·诸葛传》注引《魏书》说：诸葛亮粮食耗尽、形势困窘，忧愤得呕血，一夜之间烧毁军营，逃入山谷道路，发病而死。臣裴松之认为，诸葛亮当时在渭水边，魏军正在追踪，胜负形势还无法预料，却说他呕血，大概是因为诸葛亮死了，魏人便自我夸大其词。凭诸葛孔明的谋略，难道会被司马仲达逼得呕血吗？】马圏【《魏书·高祖纪》：萧宝卷派太尉陈显达进犯荆州，攻陷马圈戍。孝文帝车驾南征，到了马圈，攻破了它。皇帝病得很重，向北驻扎在谷塘，死于行宫。按：如今萧子显的《齐书》中没有中箭的文字。宝卷，是齐废帝东昏侯的讳。】

译沈炯骂书【《史通》说：沈炯所作的骂书，河北人认为是王伟所作。按《陈书·沈炯传》：沈炯是武康人。梁朝侯景之乱时，王僧辩得到沈炯所写的羽檄和军书，全部出自沈炯之手。《梁书·侯景传》：侯景包围宫阙，上表说“陛下偏爱汝、颍一带的臣子，断绝了同河北的友好”，并发布檄文辱骂高澄。《南史·贼臣传》：王伟是魏国行台郎。高澄写信招降侯景，王伟替侯景回信。高澄问是谁写的，左右回答说是王伟的文章。由此看来，沈炯替王僧辩写的檄文，是檄讨侯景，不是檄讨河北。梁武帝辱骂高澄，是受侯景蒙骗，决不会假手于王伟。至于北方人称赞王伟的文章，本来就是王伟所作，不是沈炯所作。《史通》似乎弄错了。魏收草檄【《史通》说：魏收起草檄文，关西人认为那是邢邵所作。按《北史·魏收传》：侯景叛乱投奔梁朝，文襄帝命魏收起草檄文，共五十多纸，不到一天就完成。《周书·独孤信传》：东魏侯景南逃时，魏收起草檄文，假称梁文帝说关西没有忧患，想借此威慑梁朝。《北史·邢邵传》：邢邵字子才，人称北方第一才子。钜鹿人魏收年辈在后，当时并称邢、魏。】历考魏、齐、周诸史，其中谈到起草檄文以及把魏收、邢邵并称的地方，大致就是这样，都没有魏收写檄文、邢邵所作出自关西人之语的文字。《史通》或许另有依据吗？师旷轩辕并世【《列子·汤问》：焦螟聚集在蚊子的睫毛上，师旷俯耳去听也听不见它们的声音，只有黄帝和容成子在空峒山上能听见，声音轰然如雷霆。又《齐民要术》载师旷占卜说：“黄帝问：‘我想占卜药草，专心观察一件事可以知道结果吗？’师旷回答：‘年景将要下雨，雨草就会生长；藕将要遭旱，旱草就会生长；蒺藜将要荒废，荒草就会生长；蓬将要使人得病，病草就会生长；艾……’”《史记》说黄帝是少典的儿子，名轩辕。】公明方朔同时【公明是魏国管辂的字，这句话的出处不详。】尧八眉【《淮南子·修务训》：尧的眉毛有八种色彩。高诱注说：尧的母亲庆都出游观看黄河时，有一条赤龙背负图书来到，忽然阴云密布，尧出生时眉毛便有八种色彩。《尚书大传》：尧有八彩眉，舜有四个瞳孔。】夔一足【王训故：韩非子载，鲁哀公问孔子：“我听说夔只有一只脚，是真的吗？”孔子说：“夔没有别的奇异之处，只是特别通晓声音。尧说：‘有夔一个人就够了。’于是任命他为乐正，并不是说他只有一只脚。”按：这件事见于不止一处，《吕氏春秋》《风俗通》都有记载。】乌白马角【语见《史记·刺客列传·赞》。《博物志》说：燕太子丹作为人质在秦国，想回去，秦王故意说：“乌鸦的头变白、马长出角，才可以。”燕丹仰头叹息说：“乌鸦的头立即就会变白。”又低头叹息说：“马也会长出角。”秦王无可奈何，只得放他回去。】犬吠鸡鸣【葛洪《神仙传》：汉代淮南王刘安是汉高帝的孙子，喜好儒学和方术。有八位老人来到门前，都是须发洁白的人。守门人报告淮南王说：“八位公都变成童子了。”刘安迎接他们，焚烧百和香，八个童子又变回老人，传给刘安炼丹的经书。丹药炼成后，雷被、伍被共同诬告刘安谋反。八位老人对刘安说：“可以离去了。”刘安登山，在白天升天。人们传说他升天时留下的药器，被鸡犬争相啄食，鸡犬也因此升了天。所以说，鸡在天上鸣叫，狗在云中吠叫。】载文【第十六】观察人间的文辞，可以用它教化天下；观察各国的风俗，可以由此考察兴亡。因此可知，文章的作用深远而重大。至于周宣王、周幽王的善政，它们的美名记载在《周诗》中；楚怀王、楚襄王的不善，它们的恶行保存在楚国辞赋中。读者不把尹吉甫、奚斯看作谄媚，把屈原、宋玉看作诽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虚饰美好，也不隐瞒罪恶。释【这是用没有载入史书的文章引出下文。】这样看来，文章同史书相通，它们的流传是一致的。本来可以同南史氏、董狐并驾齐驱，一同称为善于秉持直笔的人。

译释【这四句话把文章牵连到史书上。】○以上是说明“载文”的起因。到了中叶以后，文章体制发生很大变化，建立义理的人多把诡妄作为根本，修饰辞藻的人专以淫丽作为宗旨【一说“多故作者”三个字】。这就好比女工有绮罗和缯帛，音乐有郑声和卫声。释【前面几句话仍然从文章引入，下文才逐渐涉及史书所载的文字。】古语说：“不要做无益之事，以免损害有益之事。”至于史家所记载的内容，本来应当以正道为主。因此，虞帝思考治理天下，夏后失去驾驭能力，《尚书》记载了“元首禽荒”之歌；郑庄公极为孝顺【“孝”二字似为误字】，晋献公昏暗不明，《春秋》记录了“大隧”“狐裘”等诗篇。它们的义理正直而切实，文辞简洁而精要，足以惩恶劝善、观察风俗。至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马融的《广成颂》，比喻超过文章本体，辞藻淹没了义理，繁华而【“而”字一作无，下同】失实，放纵流荡而不知停止，既不能帮助劝善奖德，反而助长奸诈。可是前后《史》《汉》都把它们写入列传，这不是错误吗？释【以上是总说，正反相对，作为“载文”的原则。】汉代的辞赋虽然可以说虚饰矫诞，除此以外的其他文章大体还比较真实。到了魏晋以后，便讹误雷同。概括来说，它的弊病有五种：一是虚构，二是厚颜，三是假手，四是自相矛盾，五是一概而论。释【提出五种弊病的纲要，“失”字紧扣“载文”之说。】为什么呢？从前大道为公，按照才能授予职位，所以尧把帝位交给舜，舜又把帝位交给禹。自曹操、司马氏以后，他们取得帝位就不是这样了。上面发布禅让诏书，下面陈述禅让表文，其间反复劝进，殷切敦促，接连重叠，实际情形同王莽、董卓一样，言辞却仿佛虞舜、夏禹。并且从开始接受陛阶之礼，直到登上坛场，穿彤色礼服、持弓卢矢，新君接受九命之赐；白马侯奉行旧主三恪之礼，这些徒有其文，实际上没有这些事情。这就是所谓“虚设”。释【这是以篡夺帝位为例，说明魏晋南北朝无不是用攘夺取得天下，却把禅让、九锡、三恪等文章载入史书，难道不是虚设吗？】古代两军为敌、两国争雄时，彼此称述对方，言辞没有什么隐瞒。为什么呢？国家的得失成败，如同日月的食相，不是靠修饰辞藻、虚假说法所能掩盖的。到了近古却不是这样【一作“至如”】。曹操赞叹蜀主刘备的英明谋略，说：“刘备是我的同类。”周武帝赞美齐宣帝的强盛，说：“高欢没有死。”有的迁都来躲避敌人的锋芒，有的凿断冰面来防备敌军渡河。可是到了发布诰誓、投降移檄时，便说对方头脑昏聩，连菽麦都辨认不清，黑黄也分不明；建立宅第、营建都城，像鹪鹩在芦苇中筑巢；临阵作战、逞强斗勇，又像螳螂阻挡车轮【这些都是当时诰书、檄文中的话】。这就是所谓“厚颜”。释【这是以敌对双方为例：忌惮对方强盛时便赞叹其英武强大，夸张撰写檄文时却肆意贬低对方，把这些文章载入史书，难道不是厚颜吗？】古代国家发布诏命，都是君主亲自所作，所以汉光武帝时，第五伦任督铸钱掾，看到诏书便赞叹说：“这真是圣明的君主。”一看诏书就能断定。到了近古却不是这样，凡有诏敕都责成群臣起草，只要朝廷中有许多文士、国家中有善于辞令的人，他们任意挥笔，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写入？因此每次颁发玺书诰命、发布皇帝的诏令，都陈述深切怜悯的厚恩，叙说忧劳勤苦的至意。君主即使违背正道、败坏德行，只有顽劣和暴虐；可是看他的政令，却仿佛比辛、癸还坏，读他的诏诰，却仿佛尧、舜再次出现。这就是所谓“假手”。释【这是以诏书为例：昏庸的君主往往说着谦逊的话，臣下却粉饰他的恩德和心意，近代史书所载的诏书尽出文人之手，所以说是假手。】天子不说戏言，如果言语有失，就会受到天下人的责备。因此汉光武帝曾说庞萌可以托付六尺之孤，后来听说庞萌反叛，便向百官道歉说：“诸位莫非要笑话我吧？”由此可知，褒贬之辞是明智君王所谨慎的。到了近古却不是这样：凡是百官、公卿大臣，刚开始受到褒奖时，就说他如美玉般卓异，善行无可增加；不久遭到贬黜时，又把他比作斗筲之材，说他才能低下、罪行不可饶恕。同样是一个士人的品行，同样取自一个君主的话，愚蠢和聪明却在顷刻间产生变化。是非在片刻之间改变，皇帝的心意不一致，皇帝的鉴察没有恒定标准，这就是所谓“自戾”。释【这是以驾驭臣下为例，说明鉴识没有定准、前后互相矛盾；史书把这些都一并记载下来，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国家有盛衰，时代有治乱，作者描写和叙述，本来没有固定的标准，所以观看“猗与”之颂，可以验证殷商正在兴起；看到《鱼藻》的讽刺诗，可以知道周王朝将要灭亡。到了近代【一作“古代”】却不是这样。谈论君主的圣明，就说君主个个都可比三皇五帝；叙述宰相的英伟，就说人人都是二八之才。国家只占有一方土地，却说要吞并天下【一作“国非”】；福气还没有充满眼前，却说感动招来了百神【“盈眦”有时讹作“盈旹”】。虽然人事屡有变化，文章的格调却没有改变。因此赞美和贬斥，所用的说法没有不同，想让读者把什么作为标准呢？这就是所谓“一概”。释【这是以歌颂君上为例：时代有盛衰，文辞却不随之进退，史书同样把它们记载下来，不是一概而论又是什么？】于是考察这五种弊病，来探寻文章的义理，虽然事情表面上都相似，言辞却必定凭空虚构。雕刻冰块作为玉璧，不能拿来使用；在地上画饼，不能拿来食用。因此，把这种文章施行于当世，就会使上下互相防备；流传给后世，就会使世人不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可是世上的作者总是不加考察，把那些虚妄的说法聚集起来，编排次序。它们从起居注开始，完成于国史，接连成篇，全部记录，一个字也不删，已经不再是史书，反而成了文集。释【这一节总括五种弊病：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虽然是史书，却成了文集；史书体例严谨，文集则务求完备。】至于历来选取各种著作、考察其中弊病，王沈、鱼豢是其中最严重的，裴子野、何之元稍次。陈寿、干宝颇为简约，但仍常常记载浮泛讹误，不能完全掌握关键。只有王邵撰写《齐史》《隋史》，他所取的材料都趋于真实，义理多可信。至于那些空泛的修饰之辞，他一概不取，这确实懂得去除邪说、遵从正道，舍弃浮华、采摭事实的道理。释【前面都总说“载文”的弊病，这一节举出各史，简要说明其优劣，以事实加以证明。】山中有树，木匠尚且要选择测量，何况天下的文章，难道没有可以选择的？只是苦于作者读书不够罢了。至于诗歌有韦孟的讽谏，辞赋有赵壹的《嫉邪篇》【诗、赋分上中下篇，所以称为“篇”】；还有贾谊的《过秦论》、班彪的《王命论》、张华为女史所作的《女史箴》、张载题写在剑阁的铭文。诸葛亮向君主陈述出师之事的表文，王昶写给儿子以训诫的书信【旧本“字”作“家”，误】；刘向、谷永的上书；晁错、李固的对策；荀伯子的弹劾文【这里所取的人未必恰当，此人喜好攻击他人以博取直名】；山巨源的启事。这些文章都可以成为言辞的准则，作为世人的借鉴。考察历代，这样的文章往往都有。如果把它们写在竹帛上，保存下来而不可刊削，那么它们的文章可以同三代的风范相同，它们的事迹可以同五经并列。古代和今天本来相通，哪里有什么远近之分呢？释【这一节又概括举出旧日文章，以显示标准，说明文章必须像这样，才应当载入史书。】从前孔子编修《春秋》，辨别是非，申明贬黜和升进，于是奸臣逆子都感到恐惧。如今凡是修史而载录文章的人，如果能排除浮华、采录真实，也可以使那些雕虫小技的作者听闻义理而知道改正。这就是禁止淫靡的堤防，持守雅正的法则。凡是负责删削、取舍文章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释【结尾仍归结到“载文”，借载录文章之事来警戒作者。】

译按：前文“载言”，是要从篇章中抽取言论；这里“载文”，是选择文章来著述评论。五种弊病大多都是篡乱、偏狭和浅陋的文字，当时把这些文字标举出来而载录，确实是禁止淫靡的堤防、持守雅正的法则。至于贾谊、班固等人的作品，不再以叙事相互隔绝为理由，足以弥补前文的缺漏，使著书之家彼此参照、互相补救，应当从这里看出这一点。○唐代设置中书省，宋代设置内制、外制，大体上皇帝的诏命都归官府掌管，所以“假手”这一条不能拘泥地理解。然而读这一段，也足以把它当作训诫文辞应当典雅的箴言。○我读到“五失”，惭愧不已。我曾经间或广泛涉猎史料，把九锡、禅代的文章以及檄文、诰文、扬言之作，摘取其中华美的句子，用来充实荒疏的文稿，自以为没有虚度光阴。然而这种学问，古人是鄙视的，称之为放纵流荡；伊川所说的“玩物丧志”之责，也是在告诫那些读史却不知道选择言辞的人吧。绮縠郑卫【王训故：汉宣帝说，辞赋大的方面同古诗意义相同，小的方面辞藻华美，令人喜爱，就好比女工有绮罗缯帛，音乐有郑声卫声。】两都【《后汉书·班固传》：建初年间，京师修建宫室，而关中的老人仍然盼望皇帝西顾。班固感念前代文辞具有讽谏劝勉作用，于是进献《两都赋》，盛称洛邑的制度，用来驳斥西宾的说法。】广成【《后汉书·马融传》：马融字季长。邓太后临朝时，世人认为应当兴盛文德、废止武功。马融认为文武之道，圣贤不能废弃，五种才能的作用没有一种可以废除，于是进献《广成颂》来进行讽谏。注：广成苑，是苑名。】刘备吾俦【《魏武纪》注引《山阳公载记》说：“曹操的船舰被刘备烧毁，他率军从华容道步行撤回，死者很多。出来以后，他对诸将说：‘刘备是我的同类，只是得到计策稍微晚了一些。假如当初早点放火，我们这些人就一个也剩不下了。’】高欢不死【《北齐文宣纪》：周文帝率军出陕城，分兵骑从北面渡河，到达建州。文宣帝亲自出兵驻扎，周文帝听说齐军军容严整盛大，叹息说：“高欢没有死！”于是撤退。】移都【《蜀志·关羽传》：关羽进攻樊城的曹仁，威势震动华夏，曹操商议迁都许地，以躲避他的锐气。】斵氷【《北史·齐文宣纪》：周人常常害怕齐兵向西渡河，总是在冬季河水中间用锤子凿冰。】智昏菽麦【曹魏《檄吴文》说孙权这个小子，连豆子和麦子都分辨不清。按：这句话本出自《左传》，说的是晋悼公的兄长刘。这里借曹魏讥讽吴国的话，类比讥讽蜀国。再按：“识昧玄黄”一定是宇文氏讥讽高氏的话，但尚未见到原文，等待补考。】“昏愚到连豆和麦都分不清。”【曹魏讨伐吴国的檄文中说：“孙权这个小子，连豆和麦都分辨不清。”按语：此语本出《左氏传》，说的是晋悼公的兄长刘；这里借曹魏讥刺吴国的话，来类比讥刺蜀国。又按：“识昧玄黄”一语，肯定是宇文讥刺高氏的话；但尚未见到这段文字，留待补入。】古代的诏命。【《厚斋纪闻》说：汉代诏书让君主亲自撰写诏文。光武帝诏书说：“司徒是尧，赤眉是桀。”明帝诏书说：“如今上没有天子，下没有方伯，难道是代替君主发言的人所能做的吗？”按：这些话可以证明诏书不是假手于人的说法。】第五伦读诏书。【《后汉书》：第五伦字伯鱼，任督铸钱掾，兼管长安市。每次读诏书，常常叹息说：“这真是圣明的君主，一见到诏书就能作出决断了。”】厐萌。【《后汉书·刘永传》：厐萌为人谦逊顺从，很受信任和宠爱。皇帝曾称赞他说：“能够把年幼的孤儿托付给他，能够把百里之地的政务托付给他的人，就是厐萌。”于是任命他为平狄将军，派他攻打董宪，但厐萌却反叛了。皇帝听说后大怒，写信给各位将领说：“我曾经把厐萌看作辅佐社稷的大臣，将军莫非要嘲笑我这句话吗？”】猗与之颂。【《尚书》首篇《那》的小序说：“《那》，是祭祀成汤的乐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鱼藻》的讽刺。【小序说：《鱼藻》，是讽刺周幽王的。说的是万物失去了本性。幽王住在镐京，却将不能自得其乐。因此君子思念古代的周武王。】《起居注》。【荀悦《申鉴》说：“先帝的旧例，有《起居注》，凡是行动和静止的情况，都一定记录下来。”《书录解题》说：“《起居注》从汉明德马皇后开始，汉、魏以来沿袭了这一制度。”《唐艺文志》说：“凡是实录、诏令等，都收入《起居注》一类。”《西京杂记》说：“葛洪家中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讽谏嫉邪。【韦孟的《讽谏诗》见《载言》篇。《后汉文苑传》说：“赵壹，字元叔，作《刺世疾邪赋》。”他任上计吏到京师时，司徒袁逢接见他，握着他的手，请他坐在上座，并对座中人说：“这个人是汉阳的赵元叔，我请为诸位让出座位。”】《过秦论》和《王命论》。【贾谊《过秦论》见《载言》篇。《汉书·叙传》说：班彪遭逢王莽败亡，光武帝在冀州即位。当时隗嚣占据陇地，招揽英俊之士。隗嚣说：“从前周朝灭亡后，战国各国互相争斗，天下分裂，难道纵横家的事情又要在今天重新出现吗？”班彪忧虑狂妄狡诈之徒不能止息，于是写作《王命论》来挽救当时的危难。】张华的《女史箴》。【《晋书》说：张华害怕后族势力过于强盛，作《女史箴》加以讽谏。按：今本《晋书》的本传没有记载此事，《文选》注引曹嘉之《晋纪》作为证据，大概是曹嘉之《晋纪》记载了它。】张载的《剑阁铭》。【《文选》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说：张载的父亲张收任蜀郡太守，张载随父亲进入蜀地，作《剑阁铭》。益州刺史张敏见到后认为奇异，于是上表献上这篇文章。世祖派使者把它镌刻在石上。按：张载字孟阳，《剑阁铭》见《晋书》本传。】诸葛亮的表。【按：《蜀志》记载，建兴五年，诸葛亮率领各军向北驻扎汉中，临出发时上奏的防表就是这一篇。又在建兴六年，裴注《汉晋春秋》说：诸葛亮听说魏军向东进发，关中空虚薄弱，于十一月上奏说了这些话。于是发生了散关之战。这篇表不见于《诸葛亮集》，出自张俨的《默记》。】

译王昶的告诫。【《魏志》说：王昶字文舒，为兄长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取字，都依据谦逊、诚实的意义。兄长的儿子王默字处静，王沈字处道；他的儿子王浑字玄冲，王深字道冲。于是写信告诫他们说：“希望你们遵循儒者的教诲，实行道家的言论，看到名字便思考其中的意义，不敢违背逾越。”谚语说：“抵御寒冷没有比穿厚皮衣更好的，止息诽谤没有比自我修养更好的。”这话确实可信。】刘向、谷永、晁错、李固。【刘向、谷永、晁错都见《二体》篇。后汉李固传记载：李固字子坚，阳嘉二年发生地震、山崩、火灾等异常灾害，公卿推举李固回答策问，皇帝又特意询问当时的弊病和施政所应采取的措施，李固回答了这些话。】荀伯子的弹劾文。【《宋书》说：荀伯子任御史中丞，任职勤勉谨慎，有为国忘身的声誉。他在朝廷上神色严正，朝廷内外都畏惧他。凡是他上奏弹劾的，没有不受到严厉斥责和毁谤的，有时还牵连到被弹劾者的祖父和父亲，以显示自己的切直。】山巨源的启事。【《晋书》说：山涛字巨源，武帝接受禅让后，任吏部尚书。他前后主持选举，都能选得合适的人才；所上奏推荐和考核人物时，各自拟定题目，当时称为“山公启事”。】雕虫小技。【《法言·吾子》说：有人问：“您喜欢作赋吗？”回答说：“那是童子所做的雕虫篆刻小技。”过了一会儿又说：“大丈夫是不做这种事的。”】补注。【第十七】从前《诗经》《尚书》编成以后，毛氏、孔氏就分别为它们作传；作传时以训诂为主，也像《春秋》的传与经相配而流传一样。到了中古时代，才开始把传称作“注”。“传”就是转授，把学问不断传授下去；“注”就是流通，使意义流传而不绝。这两个名称虽然不同，实质相同。释：韩氏、戴氏、服氏、郑氏钻研六经，裴氏、李氏、应氏为三史作训解，开导后来的学者，阐明古书原有的意义，使古今相传，这些人就是儒学宗师。释：这一节列举为经书作注的人，以陪衬为史书作注的人。○所谓“儒宗”，就是以训诂为主的意思，这是注家的正统体例。后来又有史传、小部书和人物杂记，例如挚虞（一作赵岐）的《三辅决录》、陈寿的《季汉辅臣》、周处的《阳羡风土记》、常璩的《华阳士女》，把文辞优美的内容列在篇章句读之中；曲折详细的叙事，则保存在细小的文字中。这种注释不同于儒士所作的注释。释：这一节进入史书注释一类，说明它与儒士的注释不同，因为它在正文之外增加了事情的线索。这是注家的变体。○以上是标举这一类的大概范围。其次有一些好事之人，想要扩大异闻见闻，但才力短浅，力量微薄，不能凭自己的能力显达，希望借着骏马的尾巴而驰骋千里、超过群马，于是摘取众史中的不同说法，补充前代史书的缺漏。像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陆澄和刘昭的《两汉书》注、刘彤的《晋纪》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之类就是这样。释：这一节列举三种史书注和一种说部注；从这里往下，后面还有评论。○在叙述史书的地方另外列出《世说新语》，是说刘孝标的才能足以为史书作注，只可惜用在了小事上；看后文的评论自然就明白了。也有亲自担任史官，亲手删改补充史书的人。他们虽然志在广博，但才力不足以安排条理；删去烦琐内容吧，又有所不忍，全部记载吧，又会妨碍文辞，于是便整理那些杂乱的材料，另列为子注（注列在正文行间，如同儿子跟随母亲）。例如萧大圜的《淮海乱离志》、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王劭的《齐志》等就是这样。释：这一节说的是担任史职而撰写杂录，后来又加以注释的人，后文还会有评论。考察它们的得失，探求其利弊：少期（裴松之的字）为《三国志》作集注，是想扩大陈寿所遗漏的内容；但他喜欢搜集异同而不加删定，任意进行驳难，因而使烦琐芜杂不断增加。看他的书写成后上表献书，自比为蜜蜂兼采百花，却不分甘苦，难以像品尝萍实那样得到相同的滋味。释：这是评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陆澄所注《班史》，大量引用司马迁的书；这里少一句，那里添半句，都摘取来编成注，标作不同说法，使人眼花耳乱，难以阅读。释：这是评论陆澄的《前汉书》注。我私下认为范晔删定《后汉书》，文字简约而周备，疏略却不遗漏，可以说已经完备了。然而刘昭搜集范晔舍弃的内容，用来作补注，所说的全不是要紧的，所记的也都不是急切的事。这好比有人吐出果核、丢弃药渣，愚人却又把它们重新拾取，洗干净后陈列在祭品中。把这当作技巧，只能说明他很没有见识。释：这是评论刘昭的《后汉书》注。○按照前面列出的次序，这里以下本应有评论刘彤注《晋纪》的文字，如今缺失。刘孝标长于攻驳错误，学识广博而且精审，确实能够察看到泉水中的鱼，辨明河中豕形的讹误。唉，以刘峻的才识，完全足以承担远大的事业，却不能探究幽深隐微的道理，广泛搜罗班固、司马迁的著作，反而把心思留在街巷小説上，把敏锐的思考用在流俗的短书上，可以说是劳而无功、耗费而不合适了。释：这是评论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自此以后，缺点更加严重。像萧氏、羊氏的琐碎杂乱，王氏、宋氏的鄙陋细碎，言辞与拣金子相比，事情与鸡肋相比，形式虽然不同，弊病却相同，哪里说得尽呢？释：这是评论萧、羊、宋、王四人的杂志。大体说来，为史书作注的人，有的因人成事（依照正文设置训释），有的自我作故（另外提出自己的意见）；记录没有一定的规范，不足以形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所有这些作者，难道可以不加以仔细考察吗？释：这一节是总结。至于郑玄、王肃解说五经而各不相同，何休、马融讨论《春秋》三传而各自争胜，如果要加以商榷，流派实在太多。这些内容属于儒家经学的范围，不属于史家的范围，所以这里一概不记。释：结尾仍然收束到经书注释，与前文相呼应。按：篇首说：“传就是转授，注就是流通，以训诂为主。”这三句话，就是本篇立论的主旨。至于聚集异同来增加烦琐芜杂，拾取被吐弃的东西来夸耀陈列供品，都不是刘氏所赞成的。后世却把搜集遗文、另作记录，当作显示见闻广博、善于辩说的凭借。韩愈说：“古人与今人不能相互达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宋人著有《班马异同》一书，分别校勘字句之间的异同，足以作为相互参校的依据。可是刘氏说：“这里缺少一句，那里增加一句，摘取来编成注，会使人眼花耳乱。”他的话过于拘执。即使只是校勘考证的小辨析，也属于注释体例的一个方面。【附带见杨正衡注《晋书》、窦苹和董冲注《唐书》、徐无党注《五代史》，如今仍在流行。】

译韩氏、戴氏、服氏、郑氏。【《汉书·儒林传》：韩婴是燕地人，推求《诗经》作者的意旨，撰作《诗内传》《诗外传》数万字。后仓撰《曲台记》，传授给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戴德号为“大戴”，戴圣号为“小戴”，都曾任博士，参与石渠阁的讨论。《后汉书·儒林传》：服虔字子慎，荥阳人，作《春秋左氏传解》，又依据《左传》驳斥何休所驳。郑玄字康成，高密人，所注有《易》《书》《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又著《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等，共一百多万字。郑兴是郑玄的父亲，字少赣，开封人，年轻时学习《公羊传》，尤其精通《左氏》《周官》，杜林、桓谭、卫宏等人都曾参考斟酌他的学说。其子郑众字仲师，跟随父亲学习《左氏春秋》，作《难记条例》，兼通《易传》，任大司农时作《春秋删》十九篇。】裴氏、李氏、应氏、晋氏。【裴骃《史记集解》序。索隐说：裴骃字龙驹，任宋朝兵曹参军。正义说：裴骃采集经书、史书以及众多书籍的目录来注释《史记》。颜师古《汉书注》序例。李斐的出处不详；李奇是南阳人；应劭后来任后汉泰山太守；晋灼是河南人，任晋朝尚书郎。】挚虞《三辅》。【挚虞注释赵岐的《三辅决录》，见《书志》篇。】陈寿《季汉》。【《蜀志·杨戏传》：杨戏作《季汉辅臣赞》，其中所歌颂叙述的人物，如今大多载入《蜀书》。那些只作赞而没有作传的人，其余内容都在赞辞下面以注释说明始末。】周处《风土》。【就是《阳羡风土记》，见《书志》篇。】常璩《华阳》。【吕大防《华阳国志》引用晋代常璩作《华阳国志》，从西汉初年到晋初，经过四百多年，能够记载的士人和女子有四百人。《晋书》说常璩字道将，任散骑常侍。按：《周书》和《常书》的注文都没有考证。】裴松之《三国》。【《宋书》：裴松之字世期，任中书侍郎，皇帝命令他为陈寿的《三国志》作注。裴松之上表说：“我私下以为，彩绘的图画要用多种颜色才能成文，蜜蜂要兼采百花才能成味。臣实在愚钝浅陋，反而惭愧不如这两种东西。”按：世期，《史通》中写作少期，北平本说这是为了避唐讳。】陆澄。【见《书志》篇。《隋经籍志》记载：《汉书注》一卷，齐金紫光禄大夫陆澄撰。《困学纪闻》说，这部书已经失传。】刘昭、刘彤。【《南史·文学传》：刘昭字宣卿，任临川王记室。起初，刘昭的伯父刘彤汇集各家《晋书》，并为干宝《晋纪》作注，共四十卷；后来刘昭汇集《后汉书》的异同，为范晔《后汉书》作注，当时称为博洽详尽，共一百八十卷。】刘孝标《世说》。【《世说》见《尚书家》篇。《梁文学传》：刘峻字孝标，任荆州户曹参军。高祖招揽文学之士，刘峻不能随众人沉浮，所以没有得到任用。高氏《纬略》说，孝标为这部书作注，引用汉、魏的文辞和史书；关于晋代一朝，共有一百六十六家，都是正史之外的材料。】萧大圜。【《周书》：萧大圜字仁显，是梁简文帝的儿子，客居长安。太祖设置麟趾殿，招集学士，萧大圜也参与其中。《隋志》记载《淮海乱离志》四卷，萧世怡撰写。叙述侯景之乱，新、旧《唐志》都说是萧大圜撰写的，萧世怡难道就是萧大圜吗？按：本传没有记载他写过此书，《志》也没有说有注。】羊衒之。【见《书志》篇。按：《洛阳伽蓝记》序说：“我的才力不适合著述，遗漏很多，后来的君子请详察其中的缺漏。”序中也没有说有注；书中有注。】萍实。【《孔子家语》说，孔子说：“我听童谣唱道：楚王渡江，得到萍实，大得像斗，红得像太阳，剖开来吃，甜得像蜜。”】王肃。【见《尚书家》篇。】何休。【《后汉书·儒林传》：何休字邵公，任城人，精心研习六经，作《春秋公羊解诂》。】马融。【《后汉书》本传：马融被任命为议郎，著有《三传异同说》，注释《孝经》《论语》《易》《诗》《三礼》《尚书》。马融替梁冀起草奏章，李固很为他的行为有损正直而感到羞耻。】因习。【第十八】○“因习”一作“因习”，与下篇同题，分列次序。○“习”与“袭”相通。我听说三王各有不同的礼制，五帝各有不同的音乐，所以传记说应当因循风俗而改变所尊尚的事物，随着时代而变化。何况史书只是记载事情的文字呢？事情会迁移变化，而语言却不改变，这就叫胶柱调瑟、刻船求剑。释：这是总起随时变通的大意，反对拘泥于“因”字。古代诸侯死称“薨”，卿大夫死称“卒”，所以《左传》记载楚国令尹子文说：“邓国君主在行军途中去世，这是国家的福分。”【《庄公》四年】又记载郑国子产说：“文王、襄王时代的霸业，君主死了，大夫前来吊丧。”【《昭公》三年】这就是证据。考察孔子编修《春秋》，确实采用了这个原则；但各国国君都称“卒”，只有鲁国称“薨”，这是区别外邦、尊重鲁国的做法。司马迁《史记》从周文王以下，和各诸侯国的王侯（指各世家）凡是称“薨”的，都一律改称“卒”，这难道是区别外邦、尊重鲁国吗？为什么贬低“薨”而写成“卒”呢？释：这一节指出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卒”是错误的，是拘泥于沿袭。大概记载鲁国史事的人，不称其邦为鲁国；撰写周朝史书的人，也不称其君主为周王。史官记事总括古今，势必要不分主客，所以说到汉高祖时常写作汉王，这也不能算作缺点。班固既然把史记分割开来，定名为《汉书》，至于叙述高祖还是平民、沛公、汉王的时候，都没有删去“沛”“汉”等字；凡有不同地区来归降的，都写成归附汉朝。错误从班固的《汉书》开始，首先造成了这种过失；到了仲豫（荀悦的字），仍然沿袭这种错误。积久相传，竟然没有一个先觉察到的人。释：这一节指班固、荀悦两部史书把“沛”“汉”二字写入，是因袭而造成的错误。○《魏志·武纪》记载，曹操起兵时，直接称太祖；到建安初年封为武平侯，改称公；建安二十一年晋爵为魏王，于是改称王。凡是“公”“王”前面都不加“魏”字，刘知几大概就是依据这一点来立论的。

译何况班固本人是汉臣，体例更应当如此。近来有人认为删去“沛”“汉”二字是不对的，现参取相关文献来证明这一点。又《史记·陈涉世家》说他的子孙直到今天仍享受祭祀，《汉书》又有陈涉传，于是完整载录司马迁的文字。按：司马迁所说的“今”，确实是汉武帝时代；班固所说的“今”，应当是汉明帝时代。两件事相隔一百多年，语言却说成同一个道理，难道陈氏的后裔在东汉仍然延续了福祚吗？这一定不可能。《汉书》又说严君平已经去世，蜀人直到今天仍然称颂他；皇甫谧把这句话完整记录下来，载入《高士传》。班孟坚与士安所处的年代相距很远，怎么能把“至今”的说法说成同一时期呢？班固因袭司马迁，错误已经如此；皇甫谧承袭班固，过失又是这样。迷惑而不醒悟，怎么会严重到这种程度呢？释：这一节指出班固、皇甫谧两部书因误用“今”字而造成的错误。何法盛《中兴书》记载刘隗曾议论审理案件的事情，说刑法志中有详细记载，但查检《刑法志》却完全没有这种说法。后来臧荣绪《晋书》、梁朝《通史》在刘隗（刘隗字大连）的传记中，都有这句话；志书中仍然没有文字，传记却继续虚构记载。这也是不精审的过失，与玄晏相同。释：这一节说何法盛的书先把志书中的事情遗漏了，臧荣绪和梁朝《通史》后来又沿袭了他的错误。考察班固、司马迁撰写列传的方式，都是详细编列人物姓名；如果人物的行状尤其相似，就共同归入一个称目，例如刺客、日者、儒林、循吏等就是这样。范晔既然把篇名移到传记开头，又把姓名列在卷中（卷中，指传记之中），却还在列传下面列出“列女”“高隐”等目名。假如姓名已经写明，篇名又已经标出，那么邓禹、寇恂传的开头就应当题作“公辅”，岑彭、吴汉传的前面就应当标作“将帅”了。由此类推，类似的名目实在很多，哪里只是“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呢？（释：这一节是说，范史既采用司马迁标明类别的做法，又增加列出姓名这一层，于是前后并不相因。按：这与篇末谈题目的意思相同；但这里的议论过于拘泥。）魏收著书，给南方诸国标作“岛夷”，桓氏、刘氏等族都称作岛夷。这样一来，从长江以东全都成了穿草衣的夷人。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人的传记，叙述他们的爵位和籍贯时，却又与中原人没有不同。（原注：刘昶等传都说是丹徒县人，沈文秀等传则说是吴兴郡武康人。按：今本《魏书·刘昶传》没有“丹徒人”一句，大概是根据刘宋的祖籍而言。）难道同为君臣、同在一个国家，父子又同姓，吴王阖闾和季札之间竟会因此产生不同的地方风俗吗？（这两句承接“父子”。）孙防、虞翻竟又成为夷夏有别的人吗？（这两句承接“君臣”。）从以往的事例中寻找这种做法，从来没有听说过。（释：这一节是说，魏收把南朝斥为岛夷，至于“南士来归”等传记，也同样不能自相因袭。）晋朝占据江淮地区，实际上奉行正统年号；它憎恨那些群雄，称他们为僭越作乱的盗贼。因此阮孝绪《七录》把田氏、范氏、裴氏、段氏等人的记载，以及刘氏、石氏、苻氏、姚氏等人的史书另立一个名目，题为“伪史”。到了隋氏受命，天下成为一统之家，国家之间不再有爱憎，人也不再分彼此；可是后来编撰《隋书·经籍志》的人，给群书划分流别时，仍然依照阮孝绪《七录》（一作“同阮录”）。按：把某国称为伪史，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如杜宇称帝，勾践称王，孙权建立鼎立之业，萧詧作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写《蜀纪》，子贡著作《越绝》，虞裁撰《江表传》，蔡允恭撰《后梁史》，这些作品都属于伪史，本来可以按类别归并，合编为一部，哪里只是取东晋一代的十六家而已呢？（释：“伪史”二字这里只应当作“编年史”使用。古代和近代所谓“偏纪”，都可以按类别编在一起；而《隋书·经籍志》限定晋人的遗著，专门收录刘氏、石氏等人的史书，这也是拘泥于旧例而不知道随时变通。）王室将要崩溃、霸业谋划纷纷兴起时，必然会有忠臣义士舍生取义、以死殉节。至于韦晃、耿纪谋划诛杀曹操，文钦、诸葛诞向司马昭问罪，而魏晋史臣记载他们时称他们为“贼”，这是迫于当时的形势，难以直说。至于荀济、元瑾在萧衍统治末年像兰花摧折，王谦、尉迟迥在宇文氏末年像玉石碎裂，而李百药编修《齐史》、颜师古撰述《隋书》时，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威逼畏惧，事情又必须纠正偏失，却仍沿袭旧说，不加改正，把这几个人都称为叛逆。这样记事，褒贬又从何体现呢？（释：这一节是说，前朝拒不奉命的士人，在新朝建立后被加上恶名；后来修史本应申明他们的气节，李百药、颜师古之流却沿袭曲笔，大错特错。） （“条驳”至此为止，以下是总结。）从前汉代有一个人在府中负责修撰奏记，于是偷取葛龚所作的文章进献上去。他已经把别人的文章完整抄录下来，却不知道改换姓名。当时人讥讽他说：“写奏章虽然工整，应当去掉葛龚的名字。”后来邯郸淳编撰《笑林》，把这件事记下来作为笑谈。唉！纵观自古以来的事情，这类情况尤其多。那些本来应当删去却没有删去的，难道只有葛龚这一件吗？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偏偏使人发笑讥讽呢？凡是修史的人，如果能够详审地辨识事实，措辞精密，由一件事推知其他三件事，从已往的事情推知将来的事情（“者”字一说为衍文），这样大概就可以不犯大的过错了。按：本篇所说的“因”字，含义各不相同：有的事情过去这样做是对的，后来沿袭它却变成了错误；有的是前人已经疏漏，后人沿袭它仍然错误；有的是沿用过去的例子，却没有完全照搬；有的是自己制定了例子，却不按自己制定的例子实行；有的是当代的记载条例应当如此，换到后代便不一定要沿用，甚至不应当沿用。逐条分辨才清楚，混在一起说就容易混乱。（“伪史”一节，骤然之间很难领会。）议论这件事的人，大都死死拘泥于十六国史书中的“伪”字，又死死拘泥于《越绝书》中“子贡作”三个字，于是产生了许多惊疑。我起初也像刻舟求剑一样去寻求解释，不能洒脱通达；直到第三次修改稿本，才开始明白刘知几的意思，不过是说：凡是地方割据一方所编的史书，都可以收归同一门类。这句话最为平直明白。东晋十六国，正如残唐时期的十国。考察《宋史·艺文志》，在史类的末尾分设“霸史”一门，首先列《越绝》《九州春秋》等书，其次列常璩、和苞、范亨等人的史志；记载其后的，则有南唐、蜀、闽、吴越、荆湘、湖楚等小史，以及刘恕的《十国纪年》，全都收录无遗，兼及数代。由此可知，刘知几所说的范围，早已由《宋史》为它突破了藩篱。历览前后各代史书的艺文志和经籍志，从没有哪一门只收录某一时代的书册，只有《隋书·经籍志》独立出这样狭窄的一门，唐代经籍志又沿袭它，拘泥于阮孝绪的《七录》，不能自我突破，理应被通达事理的人讥笑。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唐书·经籍志》中有记载，《宋史·艺文志》中却没有，不知道在哪一年散佚了。

译胶柱刻船。（《史记·廉蔺列传》：赵王用赵括代替廉颇，蔺相如说：“大王因为名声而任用赵括，就像把琴柱胶住而弹瑟一样。”按：调弦之说，又用了《淮南子》的话。《吕氏春秋·察今》说：“有个楚国人渡江，剑掉进水里，立即在船上刻下记号，说：‘这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广韵》说：“契、锲相通，都是刻的意思。”）称天子死为“崩”，称诸侯死为“薨”，称大夫死为“卒”。（《公羊传·隐公三年》：天子称崩，诸侯称薨，大夫称卒，士称不禄。） 刘隗。（《晋书》说：刘隗字大连，因躲避战乱渡过长江，晋元帝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升任丞相司直，把刑法狱讼之事交给他办理。按：今本《晋书》把议论狱讼的事情收入本传，删去了“具刑法志”一句，没有沿袭臧荣绪《通史》的错误。） 刘昶、沈文秀。（《魏书·刘昶传》说：刘昶字休道，是刘义隆的第九个儿子。《沈文秀传》又说：沈文秀字仲远，是吴兴郡武康县人。按：刘义隆是宋文帝的讳名。沈文秀世代都是宋朝臣子，《宋书》中也有他的传记。二人都是逃奔魏国并在那里做官的人。《魏书》称他们的君父为“岛夷”，称他们的子弟臣民为“邑里”，这就使父子、君臣分属不同的籍贯了。） 阖闾、季札。（按：《史记》说，吴太伯传到第十九世为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是诸樊，季子是季札。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就是阖闾。按照季札与阖闾的关系，季札处于长辈的辈分。） 孙策、虞翻。（按：《吴志》说，孙策字伯符，是汉朝讨逆将军；孙策的弟弟孙权称帝后，追谥孙策为长沙桓王。虞翻曾任孙策的功曹。）田融、范亨、裴景仁、段龟龙。（《隋书·经籍志》“霸史”类：《赵书》十卷，又名《二石集》，伪燕太傅田融撰写《燕书》二十卷，伪燕尚书范亨撰写《秦记》十卷，宋殿中将军裴景仁撰写《凉记》十卷，伪凉著作郎段龟龙撰写。） 刘氏、石氏、苻氏、姚氏。（前赵由刘渊建立，后赵由石勒建立，前秦由苻洪建立，后秦由姚弋仲建立。按：上文“田范”一句错误地列举了十六国史书，“刘石”一句错误地列举了十六国的姓氏，都是总括性的说法；详见《外篇·正史篇》。又按：“苻”字旧本作“符”，有参证说明，也见《正史篇》。）杜宇。（《华阳国志》说，有个国王叫杜宇，教导百姓顺应农时；朱提有个梁氏女子名叫利宇，杜宇娶她为妃，自称望帝，改名蒲卑。）《蜀记》《越绝》。（《隋书·经籍志》：《蜀王本记》一卷，扬雄撰；《越绝书》十六卷，子贡撰。《越绝》的本义是“断绝”，说的是句践时期的事情，称赞他内能自我约束，外能断绝与他人的关系，是吴越贤者所作。按：书中有春申君、秦始皇、汉高祖等人，又有毗陵、无锡、盐官、太末、丹阳、豫章等地名，这些都是后世的名称，因此可知它不可能是子贡所撰。） 《江表传》《后梁春秋》。（《晋书》说，虞溥字允源，任鄱阳内史，撰写《江表传》。唐代史书说，蔡允恭在隋朝任起居舍人，撰写《后梁春秋》十卷。后梁即萧詧建立的政权，见《世家篇》。） 韦晃、耿纪。（《后汉书·献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杀曹操，未能成功，三族都被诛灭。《魏志·武帝纪》：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反叛，进攻许都，烧毁丞相长史王必的军营；王必与严光讨伐并斩杀了他们。） 文钦、诸葛诞。（《魏志·母丘俭传》：扬州刺史、前将军文钦与母丘俭假传太后诏书，列举大将军司马师的罪状，起兵反叛。大将军统率军队讨伐并击破他们，文钦逃亡投奔吴国。吴国任命文钦为镇北将军。又据《诸葛诞传》：诸葛诞字公休，司马师东征时，派诸葛诞督军进攻寿春。文钦被击破后，诸葛诞多次遭到夷灭宗族的威胁，害怕不能自保，于是起兵反叛。吴国人和文钦前来响应。大将军司马昭讨伐诸葛诞；文钦与诸葛诞有嫌隙，诸葛诞杀死文钦。大将军于是亲自到城下围攻并进击，斩杀诸葛诞。诸葛诞部下不肯投降，都说：“为诸葛公而死，没有遗憾。”） 荀济、元瑾。（李百药《齐书·文襄纪》：尚书祠部郎中元瑾与梁朝降人荀济、淮南王元宣洪等人谋害文襄帝，事情败露后被诛杀。又据《荀济传》：荀济字子通，被捕后，杨愔对他说：“年老将暮，为什么还这样做？”荀济回答：“不过是发发脾气罢了。”） 王谦、尉迟迥。（颜师古说：《隋书·高祖纪》：相州总管尉迟迥自认为是重臣宿将，心中不能平服，于是起兵于山东。隋高祖命韦孝宽讨伐，击破尉迟迥，传首京城阙下。当初尉迟迥作乱时，上柱国王谦任益州总管，见幼主在位而政权掌握在高祖手中，于是发动巴蜀军队，以匡复为名，进军驻扎剑阁，攻陷始州。隋高祖命梁睿讨伐平定。按：《周书》说，王谦字勅万，尉迟迥字薄居罗。又按：颜师古叙述王谦、尉迟迥的事情，在他们本传中颇为得体；但在高颎、王述、李德林、梁士彦等其他臣子的传记中，每当提到这两人，都称他们为“贼”、称他们为“逆”，说“王谦作乱”“尉迟迥反叛”等，不一而足。《史通》应当摘举这些例子。） 葛龚。（《后汉书·文苑传》：葛龚字元甫，以擅长文章和记事而知名。按：篇末所引用的内容，详见章怀太子的注。） 《笑林》。（《隋书·经籍志》：《笑林》三卷，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写。） 邑里。（第十九。） （有的版本作“因习”，以下承接此语。） 从前《五经》和诸子百家广泛记载人物，虽然可以考察姓氏族属，但籍贯却难以详知。到了太史公，才开始改变这种体例：凡是列入传记的人，先叙述其本来的居处（一作“太古”）；后来国家有兴衰，乡里有合并和省撤，也都随时记载，用来说明事实的真实和审慎。考察夏侯孝若撰写的《东方朔赞》说：“东方朔字曼倩，是平原郡厌次县人。魏建安年间，把厌次县划入乐陵郡，所以又成为乐陵郡人。”一个人在死后，地名尚且发生变更，仍然追溯记载他的籍贯，以便向后人说明；由此可知，对于人在出生以前的地名沿革，也本来应该详细记录。（有的版本“身”误作“生”，或作“在”。）（释：开头提出记载籍贯的方法，重在把沿革始末说明清楚，务求符合事实。）奇怪啊，晋氏拥有天下以后！自从洛阳倾覆，士族官僚南渡，江东侨置州县，不再保留原来的桑梓之地。因此，斗宿、牛宿所在的地区却设置了青州、徐州，吴越一带却编入了冀州、豫州。想要使南北不至于混乱，使淄水、渑水能够区分，做得到吗？（这两个字有的版本作“其于”，归入下一句。两句有讹脱文字，也可以省略。）（释：这一层是贴近本题，引出晋室东渡、侨置州县造成混乱的议论。）后来岁月长久，文教制度和车轨文字趋于大同。（这两句进入唐代。）州郡却不断废置，名称也古今各不相同。

译可是著书的人给人物立传（指记载当时的事情），往往都说“某地人”，而且把那些地名全部拿旧称来施用于今天。（原注：近代史书为王氏立传说“琅琊临沂人”，为李氏立传说“陇西成纪人”，就是这种情况。不仅王、李两族早已离开本来居住的地方，而且当时本来就没有这些郡县，这些都是晋、魏以前的旧名称。）想要追求如实记载，不也很难吗？（释：这一层正是说明，记载当时人物却承袭侨置州县留下的旧称，怎么能说符合事实呢？）况且人的本质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旧本“质”误作“所”），会随着所居之地而变化。所以（有的本子没有“故”字），生在荆地的人，说话全都成了楚音；住在晋地的人，牙齿也就跟着染成黄色。有人经过魏地向东迁徙，已经七代；有人历经长江向北迁徙，也不止一代（“北”一作“左”）；这四句说南北人相互迁徙，指的是唐代，不涉及晋室南渡）。可是他们仍然把本国看作正统，把这个地方看作非正统。这样一来，孔子的祖先居住在昌平（旧本误作“平昌”），阴氏家族居住在新野，却把世系追溯到微子、把源流承接到管仲，于是便成为齐国、宋国人，而不是鲁国、邓国人（“非闗”一作“非曰”）。从古代事例中考察，这种道理从未听说过。（原注：当时修撰国史，我被分派编写李义琰的传记。李义琰家居魏州昌乐，已经三代，所以我说“李义琰是魏州昌乐人”。） 监修国史的人大笑，认为这严重违背史书体例，于是依照李氏旧日的郡望，改写成“陇西成纪人”。既然说了却不被采纳，所以有了这番议论。（释：这一层就是进一步说明上面的意思，三层合为一节，是说自己如实记载籍贯，反而招来当时人的讥笑，实在可怪。）况且自从世人看重高门、轻视寒族以后，便竞相夸耀姓氏郡望的出处，以籍贯互相矜夸。比如仲远寻找郑玄，先说自己是汝南应劭；文举回答曹操，自称是鲁国孔融，也是这样。到了近古，这类说法大多虚假。至于刻在碑文颂辞上的文字，或者以封土所定的名称为依据，往往虚称其他邦国，冒充为自己的乡邑。比如说袁氏，就修饰说是陈郡人；说杜氏，就把它系于京兆；姓氏中含有“卯”“金”字形的，都说是彭城人；姓氏中含有“禾”“女”字形的，都说是钜鹿人。（原注：现在有姓邴的、姓弘的，因为触犯国讳，都改作李氏。若记载他们的籍贯，必定说是陇西、赵郡。假姓尚且如此，真姓的情况就完全可以知道了。又如今天西越边远地区的百姓中，多有姓明和姓卑的；等到加封五等爵位，有的称平原公，有的称东平子。这是因为明氏说出自平原，卑氏说出自东平。边远荒僻之地的群盗尚且要窃取美名，那么中原士大夫当然更不应当以此为羞耻了。）在各种史书传记中，大多也都沿袭这种风气。（原注：如《隋书·牛弘传》说“牛弘是安定郡鹑觚县人，本姓尞氏”。） 至于其他篇章所引用的材料，都称他为“陇西牛弘”。《唐书·谢偃传》说他本来姓库汗氏，后来却称为陈郡谢偃，这些都属于同一类情况。这不过是寻找流俗中的惯常说法，忘记了著书的旧有体例。（释：这一层指出了弊病的根源：晋、宋以来社会习尚重视门第簿籍，所以才会这样沿袭；这难道能算史书的要旨吗？）又有近世人物没有显著官阶（有的版本多“姓氏”二字）的人，开始用州郡地域来标明自己，例如楚国的龚遂、渔阳的赵壹就是这样。至于名位已经显赫，就不再按这一类记载，例如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就是这样。考察《周书》《隋书》两部史书，每当叙述王氏、庾氏诸人的事情，以及高氏、杨氏几位公卿时，必定说“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把这种写法作为成例，难道能说是为了省略文字吗？由此就可以看出。（释：这一层也是从上面的意思引申出来，用当时流行的称呼作证；每举出一个人必定带上郡望，实在很费辞。上面两层合为一节。）所有这些过失，都是由于积久相传，逐渐成为习俗，迷失之后却不肯回头。大概俗话说：事情开始时难以同人谋划，到了成功时却可以共同享受。已经沿用千年，把它当作旧例；若突然加以纠正，必然会使愚昧的世俗惊骇。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哪里能找到忘言之人，和他谈论这些呢？” 这些话已经说完了，希望知音的君子能够详察其中的得失（有的本子脱“得”字）。也许有人能够明白它。（释：末尾仍然归结到作者自身，感叹通达事理的人难以遇到。）按：详察篇中的注文，可以知道这是当日作者亲自参与史馆修史、因记载籍贯而招致讥笑时所作；记载籍贯应当依据当时情况，而不应依据旧日定论。喜欢议论的人说：侨置的本州仍然保存着原来的首县，欧阳修寄居颍州却仍署名庐陵，因此认为刘知几违背了“豺獭”的义理。议论事情的人，也不过是议论它最终归属的依据罢了。请就近代的情况来验证：从宋代直到明代，国史记载清清楚楚，随便举出一个人的传记，其中称“某地人”的，有哪一个不记载当代的郡县呢？假如明朝冒称宋代的州，宋朝冒称唐代的县，难道没有人站出来讥笑吗？这些琐碎的议论喋喋不休，只是徒然多事罢了。（《野客丛谈》记载：高从所作的《昌黎盘谷序》称“陇西李愿是隐士”，等等。） 陇西距离太行山有数千里之遥，而《序》的文字却说李愿居住在那里，题目又说是送他归去，彼此很不相合。这也可以作为把郡望拿来沿袭旧称的一条证据。由此就能明白，沿袭旧称是不足以遵从的。江左侨置的州郡【《晋地里志》说：晋朝都城在河南，仍沿用魏朝的名称，称为司州。元帝渡过长江后，侨置司州于徐地，并非原来的治所。后来又在寻阳侨置弘农郡，在武陵侨置河东郡。兖州则侨置于京口，后来改广陵为南兖州，又侨置青州，并分置陈留郡、山阳郡。豫州则侨置于襄阳，又在襄阳分置京兆、扶风、河南、广平等郡。至于《晋地里志》所记徐州、荆州、扬州三州，幽、冀、青、并、雍、凉、兖、豫等州的地名，大多错杂寄列其中，无法一一录载】居住在晋地，牙齿就会发黄【嵇康《养生论》说：虱子生在头上便是黑色，麝吃柏叶便会有香气，脖子处在险峻之地便会生瘿，牙齿生在晋地便会发黄。由此推论，凡是所吃食物的气味，都会熏蒸人的性情、沾染人的身体，没有不相互应合的。考察《文选》李善注，虱、麝、脖子都各有义理上的解释，唯独“牙齿发黄”没有解释，大概当时已经没有人能详知了。《史通》只是直接使用嵇康的话】昌平【《史记·世家》说】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陬邑，他的祖先是宋国人，名叫孔防叔。索隐引《家语》说：孔子是宋微子的后代。宋襄公传至孔父嘉，五代以后亲属关系已经疏远，另立为公族，改姓孔。到了孔防叔，因为害怕华氏的逼迫而逃奔鲁国，所以孔氏成为鲁国人】

译阴氏【《通鉴·光武纪》说】光武帝在宛城时，娶了新野阴氏的女儿丽华。胡三省注说：《风俗通》记载，管修从齐国出嫁到楚国，任阴大夫，他的后代便以阴为氏。《氏族大全》说，管修是管仲的七世孙。《后汉书·阴识传》说，秦汉之际，阴氏才开始在新野定居。《汉地里志》说，新野县隶属南阳郡。应劭、孔融【《后汉书·郑玄传》说：袁绍邀请郑玄到大将军府，当时汝南人应劭也归附袁绍，便自我介绍说：“我是已故太山太守应仲远，面向北拜称弟子，怎么样？”《杨彪传》说：曹操上奏请求逮捕杨彪，孔融去见曹操，说：“杨公家族四代都有清白的德行，您如今却要横加杀害。”孔融《鲁国男子便当拂衣而去》本传记载：孔融字文举】龚遂、赵壹【《汉书》说，龚遂字少卿，是山阳郡南平阳人。《后汉书》说，赵壹字元叔，是汉阳郡西县人。按：龚遂不是楚国人，却说成楚国人；赵壹不是渔阳人，却说成渔阳人，这是按照他们所仰望、所归属的称呼来标举】王、庾、高、杨【《周后书》说：王褒字子渊，是琅邪临沂人；庾信字子山，是南阳新野人。《隋书》说：高颎字昭玄，是渤海蓚人；杨素字处道，是弘农华阴人。按：《史通》这一节所引用的萧、邓、贾、董，都是汉代称说人物的方式，全都不列举郡望；而近代称说王、庾、高、杨，却一定要加上郡望，文字反而更加繁重，所以说“难道这叫省文吗”】《史通通释》卷五 《史部，史评类，史通通释》钦定四库全书 《史通通释》卷六，无锡浦起龙撰，内篇 言语【第二十篇】○“言语”，指口头说出的话，例如方言之类，记载在史书中的语言 大概，言语是机要的发动，是荣辱的主宰；说话如果不文雅，行为就不能流传久远，由此可知，修饰言辞、应对宾客，是古人所重视的。释：开头从言语贵在修饰说起，反过来振起全篇的主旨。上古时代，人们质朴简略，语言难以理解，必须加以训释才能通晓。因此，探究其中的道理，往往事情简略而意义深远；考察文字，则词句艰涩而义理隐约可见。像《尚书》所载伊尹的训诫、皋陶的谋议，以及《洛诰》《康诰》《牧誓》《泰誓》，就是这样。释：这是上古口语的第一层。周朝以夏、商二代为鉴，礼文盛美，大夫和使者尤其重视辞令；语言含蓄委婉而多有文采，文辞流动华美却不过分放纵。比如《春秋》所载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子产献策【襄公二十五年】、臧孙劝国君接受鼎【桓公二年】、魏绛回答关于诛杀杨干的问题【襄公三年】，就是这样。释：这是春秋时期口语的第二层。战国时代群雄争斗，游说之辞如云涌而来；人人都有像弄丸一样巧妙的辩说，各家都掌握着飞钳般的游说术。善于激烈谈论的人把诡诈欺骗作为宗旨，能言善辩的人把寓言作为主要手段。比如《史记》所载苏秦主张合纵、张仪主张连横、范雎施行反间以离间秦国太后和穰侯，以及鲁仲连排解纷争而保全赵国，就是这样。释：这是战国时期口语的第三层 ○这三层是举例说明言语的类型：从浑朴到流丽委婉，再到诡诈辩说，都是应声而出的自然语言，不像后世借助文章辞藻来求工巧。到了汉、魏以后，直到周、隋，世人都崇尚文辞，时世中已没有专门口头应对之才；筹划谋略都写在章表中，进献可行之策、替换错误意见，也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那样的游说之道不再流行，苏秦、张仪那样的事业也随之废弃了。释：用几句话总括从汉到隋，口头陈说逐渐转变为用文字表达。即使有忠直的言论和切实的劝谏，或回答戏谑、解除嘲弄，其中值得称道的，如朱云折断殿槛以抗议愤懑，张纲埋车轮而进献直言；秦宓酬答吴国使者，王融回答魏国使者，这些小小的辩说，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这两句只是收束秦宓酬答吴使、王融回答敌使之事。因此，历来选取并载录言论，布置在各种史册中，从汉代以后【指两汉以后】，就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了。释：总结上文：后来史书虽然偶尔记载口语，但庄重与诙谐一再降低，而且也没有多少。考察战国以前的言语，都可以吟咏讽诵，并不只是由于史官删削加工，实在是因为当时语言的体质本来就优美。怎样考察这一点呢？例如“鹑贲”“鸜鹆”是儿童的歌谣；“山木辅车”是当时流行的谚语；“皤腹弃甲”是守城人的歌唱；“原田是谋”是众人的诵语。这些都是粗浅鄙俗的词句，尚且能温润到这种程度，何况那些束带立于朝廷、又有博闻通古知识的人呢？由此可知，当时人说出的话，史官记录下来，虽然经过讨论和润色，最终并不失去它的大概面貌 释：这一节虽然专门举《左传》的文字为例，其实是总括证明开头一段，借此引出后世史书所载口语都经过修饰。考察三传的说法，既不像《尚书》的语言；两汉的文辞，又多不同于《战国策》。这足以验证民间风俗在逐渐改变，也能知道时代各不相同。然而后来的作者全都没有远见，记录当代口语时，很少能按照实际情况书写，反而追摹前人，以显示自己考究古事。因此，喜欢左丘明的人，就片面摹仿《左传》；喜爱司马迁的人，就完全学习《史记》。结果使周、秦时代的言辞出现在魏、晋时代，使楚、汉时代的应答流行于宋、齐时代。这样虚假地修饰混沌未分的原貌，丧失了天然本色。古今因此不能纯正，真伪也因此相互混杂。所以裴松之讥刺孙盛记录曹操平日的语言，却把它全部写成像夫差灭亡时的辞令。虽然言语像《春秋》，事情却相差错乱，这是很不相称的。释：这一节正说后世史书所载语言都是借用古代辞藻修饰而成。然而自从咸阳、洛阳失守，龟鼎南迁，江左成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在是图书汇集之府。因此那里的风俗还能够保存合乎规矩的语言，言谈喜爱风流，即使在颠沛仓促之际也不忘经籍。【原注：例如《梁史》记载，梁高祖被围困时见到萧正德，对他说：“你如今哭泣，还有什么可叹息的呢？”】湘东王听说世子萧方等被杀，对他的次子萧方诸说：“如果不废掉这个君主，凭什么兴起新的君主？”这类话都是如此。释：这里转而说南北朝的不同。北方中原地区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在这个时代，先王的桑梓之地沦陷于外敌之手，敌人改变声教，横据中原。其中像驹支那样善辩【哀公十四年注，见《探赜篇》】，像郯子那样博学【昭公十七年注，见《书志篇》】的人，偶尔才会遇到，不能多得。然而彦鸾崔鸿修撰伪国诸史，魏收撰《魏书》，牛弘撰《周书》，一定避讳他们原本的语言，改写成华夏语言；而在其中又妄加文彩，虚构增饰风物，援引《诗经》《尚书》，以《史记》《汉书》为法，于是使沮渠【北凉】、乞伏【西秦】的儒雅言辞可以同元封【汉武帝年号】相比，拓跋【元魏】、宇文【北周】的德音可以同正始【魏文帝年号】相同。文辞华美却失去事实，过错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释：从这一节开始，旁注评论北朝各史掩盖本国语言、用古辞藻造成失实的弊病，这是本篇主旨所在。只有王劭、宋孝王著书，记叙元魏、高齐时期的事情【一作“也”】○王劭《齐志》，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他们据理直言，秉笔直书，务求保存正直之道，因此当时的方言、俗语，都由此充分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