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通释卷四　　　　　无锡浦起龙撰

译《论赞》【第九】○“论”是篇末的议论文字，“赞”是论后押韵的文辞。《春秋左氏传》常常在篇末发议论，借“君子”之名来称说。两部《春秋》传也说公羊子、谷梁子；《史记》称太史公；后来班固称为“赞”，荀悦称为“论”，东观称为“序”，谢承称为“诠”，陈寿称为“评”，王隐称为“议”，何法盛称为“述”，扬雄称为“譔”【这句话的具体含义，注释也没有详说】，刘昞称为“奏”，袁宏、裴子野直接写出自己的姓名，皇甫谧、葛洪则列出自己的号【皇甫谧号玄晏先生，葛洪号抱朴子】。史官所撰的文章，通常称为史臣之文；名称虽然千差万别，意义却是一致的。如果要选取当时最方便通行的称呼，就总归入“论赞”【旧本误作“著”】。释文【开头概括史传中“论赞”的各种不同名称，作为发议论的总案】所谓“论”【有的版本漏掉这三个字】释文【下面先说史论】是用来辨明疑惑、解释滞塞的。如果愚者和智者都已经明白，本来就不需要再加以商讨。如果说“明君子”，其意义确实就在这里【意思是并不是每篇传记都必须有论】。司马迁开始把论限定在篇末，每篇各写一论；如果事理并不需要论说，却硬要写出文章，史论的烦琐，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篇末必须有论，始于《史记》】。既然是仿效《春秋》来写成史书，持论尤其应当宽略。有些事情本来没有疑问，却总要设置一段议论来裁断。这些全都是任凭笔端主观发挥，只求增饰文采，把华美的辞句寄托在简册之中，哪里知道史书的体要和删削取舍的根本原则呢？释文【这是推究史论成为惯例，始于《史记》，并不是事理所必需】必须考察它们的得失，比较它们的异同。司马迁的论平淡无味；陈寿的论迟缓软弱，不够切实。贤才不时出现，隔代也可以相提并论。班固的文辞温雅，义理多半恰当；其中最美的篇章，具有典诰的风格，文采轻快而盛美，很值得吟咏。仲豫【荀悦的字】的议论虽然义理深长，缺点在于繁多。自此以后，文风放纵流荡，不能回头，大多是文辞多于实质，义理少于文采；夸耀雄健的辞藻，铺陈浮夸的对偶。若一定要选择其中好的，干宝、范晔、裴子野是最好的；沈约、臧荣绪、萧子显则次一等【这是在繁多铺陈的作品中作这样的取舍，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唯一标准】。孙盛完全没有值得采录的地方；习凿齿则有时还可观。至于袁彦伯【袁宏的字】致力于修饰玄虚的言论，谢灵运虚张高论，就像玉杯空有外表却不适用，哪里值得称道？王劭的志趣在于简明直截，语言兼有粗鄙乡野之处；只要得到他的义理，便顾不得他的文辞了。从他们的过失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否有仁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唐代编修《晋书》的作者，都是当时善于文辞的人，远远抛弃了史迁、班固，近来却宗法徐陵、庾信；为了修饰那些轻薄的句子，竟把它们编成史籍的文字，这和给壮汉涂脂抹粉、让高士穿上华丽丝绸没有区别。释文【这一节评品各种史论的高下，大意是应当崇尚典雅充实，不取浮华靡丽】史书设置论，是希望同一件事不重复出现【即补充传记中没有记载的内容】，文字简省却能够使人明白【即单独的言辞已经足够】。例如太史公说：“观察张良的相貌，像美丽的妇人；项羽有双瞳，难道是舜的后代吗？”这就是另外增加了书中没有的话，用来补充书中所记的事情，做到了不重复记事。又如班固的赞说：“石建替父亲洗衣服，君子认为这不对。杨王孙实行裸体埋葬，远比秦始皇贤明。”这只是用简约的片言，却包含了多种意义，就是所谓文字简省而能够使人明白【旧本漏“者”字】。释文【不重复记事、文字简省而能使人明白，就是史论的上乘标准】到了后世撰写赞语，大多抄录本纪、列传中的话；其中有所不同，也只是增加一些文饰罢了。更严重的，是把天子的操行已经写在本纪末尾，接着又写“论曰”，沿袭前人的做法，纪文和论说没有区别，只是再次列举一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石〕 释文【这一节转过来说明史论失于繁复和支离，后世史书大多如此】○上文说“论”，下文说“赞”，这里把二者分开说明。马迁在传记之后自作序，逐篇写下各篇的意思【这种文字放在自序之后，仍然是散体】。后来班固改成诗体，称为“述”【放在叙传之后，文字都是四言】。范晔又改掉“述”这个名称，称为“赞”。考察“述赞”的体例，每篇有一章【从这里开始分章缀辑】。事情多的，就加以概括，使文字减少；义理少的，就铺陈开来，使内容显得宏大。名与实常常不相符合，详略也各不相同；而且如果想观察人物的善恶、史书的褒贬，大概也不能不借助这些文字【有的版本没有“也”字】。释文【这一节进一步说到史赞，也属于发议论的范围】然而班固把总括性的述文合在一篇，使条理贯通有序，清楚可读。范晔的《后汉书》实际上同于班固，却把各篇分别附在本事之后，写在卷末，篇目彼此分离，断裂而失去次序。后来的作者没有察觉这种做法不对，如萧子显、李百药的南北齐史，以及唐代新修的《晋书》，都依照范晔《后汉书》的错误版本。篇末已经有赞；每卷设置一篇议论，烦琐已经很多，接着又以赞来继续议论，重复得更加厉害。这就像文士撰写碑文，序文结束后又接着写“铭曰”；佛教徒阐释佛法，义理说尽后又用偈语来宣说。假如撰写史书也这样，就很难谈得上简约扼要了。释文【这一节摘举各史再加赞语的做法，说明已经有论而又加赞，尤其不合史家贵在简洁的体例】至于褒贬取舍不合宜，是非判断失去适中，如班固极力排斥贾谊，范晔虚加赞美隗嚣，陈寿说诸葛亮比不上管仲、萧何，魏收称赞尔朱荣、米云可与伊尹、霍光相比；有的言辞损害事实，有的比拟不合伦类。如果一一加以驳难，即使写满五车竹简也说不完，所以这里只略略陈述大概。用一句话概括它。释文【再以议论乖谬违背事实作为结尾】按：这一篇不分编年体、纪传体，仍以纪传体为多；“论”和“赞”二字，则分别截然说明。说到“论”，文辞严正，却没有专门批评论后之赞；说到“赞”，措辞决绝而且更加严厉。因此可以知道，唐代以后各史有论而没有赞，都是暗中遵奉了他的告诫。刘知几的说法是合乎道理的。○又说司马迁的论平淡无味，大概是针对他把论限定在篇末，以及有些事理并不需要议论却硬要作文而言；考察“不重复记事、文字简省而能使人明白”这八个字，便可知其中的意思。这是八个字的精髓，次序仍然是先说马迁，后说班固。○由此还可以知道，纪传体篇末的文字应当称为“史论”，不应当称为“赞”。

译“赞”属于铭文一类，是押韵的文体。人们因为扶风人所作的史论都题作“赞曰”，便沿袭了这种称呼。如果一定要端正名称，就应当同读者说明这一点。○《元史》的本纪、列传篇末不缀写论赞，它的凡例引用诏令说：“根据事实完整记载，善恶自然会显现。” 谢承【《吴志·妃嫔传》说：他是吴主孙权谢夫人的弟弟。】《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没有帝纪，是吴国武陵太守谢承撰写的。”扬雄【《法言》】其中列出的篇目说：“《撰学行》《撰吾子》《撰修身》《撰问道》《撰问神》《撰问明》《撰寡见》《撰五百》《撰先知》《撰重黎》《撰渊骞》《撰君子》《撰孝至》。”考察可知，“撰”字从第一篇到第十三篇都有；每篇前面都有四言序，但并不是论赞体。《华阳国志》则把“撰曰”作为论赞。【“扬雄”应作“常璩”。】刘昞【《北史·刘延明传》说：刘延明是炖煌人，凉武昭王征召他担任儒林祭酒，著有《三史略》八十四卷、《炖煌实录》二十卷。考察可知，延明是刘昞的字。《北史》避唐朝皇帝的讳，因而使用他的字。】袁宏【撰写《后汉纪》，详见外篇《正史篇》。】列举他的自号【《晋书·皇甫谧传》说：皇甫谧字士安，安定人，性情沉静，欲望很少，自号玄晏先生，撰写了《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也受到当时世人的重视。挚虞是他的门人。《葛洪传》说：葛洪字稚川，句容人。他的从祖葛玄得道成仙，号称葛仙公，葛洪完全学得了他的道术。干宝推荐葛洪兼领著作之职，葛洪坚决推辞，请求担任句漏令，说：“我不是想求取荣耀，只是因为那里有炼丹材料。”他自号抱朴子，因而用此为书名。他所著的《神仙》《良吏》《集异》等传，以及《金匮》《肘后方》，篇章数量多于班固、司马迁。】臧荣绪【撰写《晋书》，详见外篇《正史篇》。】孙安国【《晋书·孙盛传》说：孙盛字安国，太原人。十岁时为躲避战乱渡过长江，长大后善于谈论名理，补任长沙太守，迁任秘书监，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考察《宋书·州郡志》可知，晋简文帝郑太后名讳为“春”，于是把“春”改作“阳”。由此可知，凡称“阳秋”的，本来都是《春秋》。】习凿齿【《晋书》说：习凿齿字彦威，任荥阳太守，在郡中撰写《汉晋春秋》，起于汉光武帝，终于晋愍帝。他认为，三国时期蜀汉因为是汉室宗亲，应当奉为正统；魏虽然接受汉的禅让，晋仍然属于篡逆。直到晋文帝平定蜀汉，才算汉朝灭亡而晋朝开始兴起。他引用世祖的年号“炎兴”来说明接受禅让，借此表明天意不能凭势力强行改变。考察可知，“炎兴”是说继承汉朝而兴起、接受禅让的人；“禅”是蜀后主的名讳，意思是接受汉的禅让。】谢灵运【《宋书》说：谢灵运性情奢侈华丽，世人称他为谢康乐。太祖即位后，征召他担任秘书，命他撰写晋朝一代的史书。他大致建立了篇章体例，但书最终没有完成。】玉杯虽然珍贵，却没有底【《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价值千金的玉杯，通透却没有底，不能用来盛水；有瓦器虽然粗陋但不漏，却可以用来盛酒。】唐朝修撰《晋书》，作者全是文人【《旧唐书·房玄龄传》说：史官大多是擅长文辞歌咏的人，喜欢采集琐碎事迹，争相写得绮丽艳美。详见《正史篇》关于《晋史》的节录。】洗涤衣裤，裸身下葬【《汉书·万石传》说：“石建年老头白以后，拜见父亲时进入父亲的内室，暗中询问侍者，取来父亲内衣中的短裤和便器，亲自洗涤。”】赞语说：“至于石建为父亲洗衣，周仁替皇帝承担污秽，君子都讥笑他们。” 《杨王孙传》说：“病重将死时，他先告诫儿子说：‘我想裸身下葬，以免反倒损伤我的本真，你一定不要改变我的意愿。’”赞语说：“从前孔子说：‘如果得不到中行之士，就思慕狂者和狷者。’考察杨王孙的志向，比秦始皇贤明得多了。” 班固排斥贾谊【《汉书·贾谊本传》的赞语想要改定制度，认为汉朝属于土德，颜色崇尚黄色，数目多用五；又想试行对属国施加“五饵三表”之策，以羁縻单于。他的办法本来就是用来防备的。考察可知，“五表三饵”之术实际上是防备之策，班固的评论并没有错。】范晔赞美隗嚣【《后汉书·隗嚣本传》的论赞说：如果隗嚣的命运符合天命，敌人又不是凭天力而来，即使坐在那里谈论西伯，他难道还会受到很多讥笑吗？】赞扬公孙习于吏治，隗嚣得到贤士。陈寿评论诸葛亮【《蜀志·诸葛亮本传》的赞语说：诸葛亮担任相国，可以说是懂得治理国家的杰出人才，是管仲、萧何一类人物中的佼佼者。然而他连年动员军队，却没有成功，大概是因为随机应变和将帅谋略并不是他的长处吧。】魏收称赞尔朱荣【《魏书·尔朱荣传》的史臣评论说：如果不是尔朱荣平定了大难，就不知道魏人称帝、魏人称王，功业是否也已经很盛大了。假使尔朱荣没有坚忍方面的过失，能够修养德义之风，那么韩信、彭越、伊尹、霍光又哪里值得一提呢？《北史·魏收传》说，魏收因为高氏出自尔朱氏，并且收受了尔朱荣之子的黄金，所以减轻了对尔朱荣罪恶的评价而增加了对其善行的赞美。】

译序例【第十】孔安国曾说：“序，是用来叙述作者意旨的。”我私下认为，《尚书》排列典、谟等篇，《诗经》包含比、兴等表现手法；如果不先叙明它们的意旨，就很难充分理解其中的情感，所以每篇都有序，用来铺陈阐明其中的义理【即《尚书》的序和《诗经》的小序】。到了《史记》《汉书》，以记载事实为根本，至于表、志、杂传，也时常设置序；文章兼有史书体例，样子像诸子书，可以同诰、誓相参照，与《国风》《雅》并列。【按：这里首先说明序的作用在于阐明篇章旨意；马迁、班固都有创作，仍然保存了经书序言的遗风。】等到华峤撰《后汉书》，许多地方与班固相同，如《刘平传》《江革传》等，它们的序先说孝道，接着叙述毛义奉养双亲；这就是前汉《王贡传》的体例，而那一篇以四皓开头。华峤的文辞简洁质朴，叙述温和雅正，体会他的宗旨，难道不也是仅次于班固吗？【按：班固以后选取一篇作为例子，用来说明学习班固的标准。】到了范晔，才开始改变这种流风，丢弃史才而夸耀文采；后来所作的史书，都大致如此。于是司马迁、班固的史学传统被忽视，含蓄委婉的风气也衰落了。【按：这里说崇尚繁缛文辞的风气由范晔开始。】至于后妃、列女、文苑、儒林等类，凡是这些篇目，范晔都为它们列序。前代史书已有而我们的书独独没有，世上的作者以此为耻，所以从晋、宋直到陈、隋，每部史书都一定作序，凑足这个数目。这大概是因为史书的原则是用古代的事传示后世：古人既然有这种做法，今人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事物刚开始萌芽、开创先例，或许还值得观赏；但一层层加屋、重重搭架，岂不是太过分了吗？比如东方朔开始写《客难》，接着有班固写《宾戏》、扬雄写《解嘲》；枚乘首先创作《七发》，后来又加上七章、七辩，声音和文辞虽然不同，旨趣却都相同。这只是读者厌烦听闻的内容，也是老先生们一贯的说法。【按：这里说后来的史书以范晔为规范，彼此沿袭而形成套式，反复见到，毫无新意。】○以上只论篇序。史书有体例，就像国家有法律；国家没有法律，上下尊卑就无法确定；史书没有体例，是非就没有标准。【按：以下论述史书体例。】从前孔子修订经书，首先创立凡例；左氏撰写传，明确说明它的范围。条目一经分辨，文采鲜明而可观。到了战国，直到晋朝，时间超过五百年，史家并不缺乏人才；虽然史书体例屡有变化，但这种文章传统最终还是中断了。【按：这里说体例作为一种史书形式，在左氏以后中断。】只有令升【干宝的字】最先觉察到这一点，远远追述左丘明，重新确立凡例，编成《晋纪》。邓粲、孙盛以下的人，便接着沿袭他的踪迹，史书体例在这时复兴，并且达到兴盛。沈约、宋书的志序，萧子显《齐书》的序录，虽然都以“序”为名，实际上都是体例。它们一定要判定是非，考察善恶。干宝、范晔议论切实而功效较多；邓粲、道鸾文辞烦琐而缺少要旨；萧子显虽然文辞有艰涩阻滞之处，但义理十分优长。这一两家，都是序例中优美的作品。【按：以上几句话概括当时各家的长短，总的说来都能自成条理。】事情不能不取法古人，否则便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仿效前代贤人，义理上并不可讳言。但魏收作凡例，完全抄取蔚宗【范晔】的作品，把上天的功劳贪来当作自己的力量；这不同于范晔依照华峤【华骠字】、班固学习司马迁，公然挽起衣袖去做事，难道不是陷入穿窬之罪吗？【按：魏收最终竟以剽窃掠取为能事，风气由此更加低下。】凡例既然已经确立，就应当同纪传相符合。【按：以下依据凡例批评史文。】考察唐朝《晋书》的凡例说：天子的庙号一律只写在卷末。依此检查，孝武帝死后，竟然没有说庙号是烈宗。【按：这是史文不符合凡例的一处。】又考察李百药《齐书》的凡例说：凡是以字通行于世的人，如今都一并书写他的姓名。依此检查，像高慎、斛律光这些人，大多仍沿用旧称，称作仲密、明月。【按：这是史文不符合凡例的又一处。】这都不是说起来困难，而是实行起来困难。【按：以上两句总结前文。】又，晋、齐两部史书的凡例都说：坤道卑下柔顺，后宫不可列入本纪；如今把她们编入列传，是为了警戒牝鸡司晨的行为。只是既然记录皇后，就已经采用传体，自然不能再加上“纪”的名称。两部史书把皇后列为传，虽然可以说恰当，但解释却不合理，只是偶然做对了；这就像画蛇添足，反而失去了杯中的酒。【按：这里又指出凡例本身虽然相合，但说明却错误：皇后跟随皇帝的纪年，所以不称“纪”，序文却取坤道卑柔之义来解释，失去了命名的本意。】至于篇题失据、褒贬多有违背之处，这些都散见于各篇，这里可以略去不谈。考察可知，这里所谓的“序”都是篇序，不是全书总序；所谓“例”，既包括序中附带说明的体例，也包括总括性地制定凡例。其大意是说，序贵在简洁质朴，例贵在严整明确。中间虽然涉及《左传》，实际上讲的都是纪传体史书的事情。○后半段关于皇后的一条，应当从前卷《本纪》《列传》两篇移入这里解释，否则意思就不明白。刘平、江革、王贡【注见《列传篇》，那里只举传首的刘平、王贡，没有涉及江革。】《后汉书》记载：江革字次翁，临淄人，寄居下邳，赤脚光着身子替人做雇工来供养母亲，乡里称他为江巨孝。建初年间，授任谏议大夫。《前汉书》记载：贡禹字少翁，琅琊人，聪明通晓经学，品行高洁而闻名，被征召为博士，后来担任御史大夫，多次谈论政治得失。考察《刘平、江革传》的篇序注说：“以上都是华峤的文辞。” 滥觞【《孔子家语·三恕》说：江水开始从岷山流出，它的源头可以用酒杯承接。王肃注说：“酒杯可以盛酒，是说水流还很小。”考察可知，“滥觞”指水流刚开始出现的微小源头，后人多有误用。】七【《文选·七发》注说：它同《楚辞》的《七谏》属于一类。考察《文心雕龙》：从《七发》以后，有傅毅的《七激》、崔骃的《七依》、张衡的《七辨》、崔瑗的《七厉》、陈思王的《七启》、仲宣的《七释》、桓麟的《七说》、左思的《七讽》，枝条依附、影子相随，共有十多家。又《文苑英华》中有《七契》《七励》《七召》。旧注还广泛列举《七谟》《七证》《七华》《七绎》《七引》，以及《兴疑》《蠲举》等名称，却唯独没有《七章》，有待考察。又考察《崔瑗传》：书名是《七苏》，不是《七厉》。】孔子修经的凡例【《左传·成公十四年》说：“《春秋》的文辞，微妙而显明，记载事实而含蓄，委婉而形成篇章，详尽而不污秽，惩罚恶行而劝勉善行；不是圣人，谁能修订它呢？”杜预的序认为，凡例的情形有五种，说得对。】

译邓粲【《晋书·邓粲本传》说：邓粲是长沙人，以高尚清正著名，著有《元明纪》十篇。考察可知，“元明”指晋朝中兴初期的中宗元帝和肃宗明帝。】道鸾【《南史·文学·檀超传》说：檀超的叔父道鸾，字万安，任国子博士、永嘉太守，撰写《续晋阳秋》。】不称烈宗【《晋书·孝武纪》记载：太元二十年，当时张贵人受宠，年近三十岁，孝武帝戏弄她说：“你按年龄已经应当被废黜了。”张贵人暗中发怒。傍晚时皇帝喝醉了，她于是使皇帝暴崩。考察《晋书》本纪末尾，缺少书写庙号的内容；《资治通鉴》题作“烈宗孝武皇帝”。】仲密、明月【仲密是高慎的字，明月是斛律光的字。考察李百药《齐书》，高慎附见于其兄高干的传中，斛律光列在其父斛律金传之后；二人都没有以字通行的记载，传中也没有写出他们的字，只是在其他传记中偶尔写到，算不上严重违反凡例的毛病，《史通》似乎误解了。】画蛇【《战国策·楚策》说：楚国有个主持祭祀的人，赏给门客一壶酒。门客们互相商量说：“请在地上画蛇，先画成的人喝酒。”一个人先画成了蛇，便左手拿着酒壶，右手继续画蛇，说：“蛇还没有脚。”另一个人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于是喝了那壶酒。】题目【第十一】○题目有两个含义：一是全书的总名称，二是各篇篇章的名称。上古的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如《志》说：“丧葬祭祀遵从先祖的志意。”】《乘》。【按：前半部分专门就全书的总名称立论。】○首先说明古代各自形成自己的古名。自汉代以后，史书名称逐渐繁多，大体说来，史书名称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世作者承袭前人，各自依从爱好，沿革相承，循环递习；大概名称的范围有限，没有能超出这些的了。【按：这里说“书、记、纪、略”四类，是后世史书的正当名称。】到孙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汉魏尚书》，陈寿、王劭称为“志”，何之元、刘璠称为“典”；这又是喜好奇异、厌弃俗常，沿袭旧名而抛弃新名。虽然有考察古制的适宜之处，却没有通晓因时制宜的道理。【按：仿拟古名、追求奇异，其实都没有必要。】○以上罗列各种名称，同时说明它们的得失。概括来说，编排年月的史书称为“纪”【如荀悦、袁宏的《汉纪》之类】；编列纪传的称为“书”【如《前汉书》《后汉书》之类】。这符合时代习惯，是恰当的。名称用来确定体例，是事实的宾称；如果失去正确途径，就违背根本道理。考察吕不韦、陆贾二人，各自撰写一部书，只是编排篇章，不联系时月，这本来是诸子书和杂记，却都题名为《春秋》；鱼豢、姚察撰写魏、梁二史，大小事情全部记载，繁杂累赘很多，却都题名为“略”。考察名称而核对实际，怎么会没有差失呢？【按：总括上文所说的两种体例，只有荀悦、班固所使用的名称正确，其余都是强行命名而名实不符。】○从五代以后，纪传体史书总名为“史”；编年体史书原名为“长编”，后来赐名为《通鉴》，其中又创立了《纲目》。○关于全书总名称的论述到此为止。至于史传中的各类篇章，分别区分、按类编排，随着所记之事而命名，当然没有固定的规矩。【按：以下分别说明各篇篇章的名称。】例如司马迁撰写《皇后传》，却以“外戚”作为篇名。考察可知，外戚是凭借皇后而得名的，就像宗室因天子而获得显称一样。如果编写皇后传却称作《外戚传》，那么书写天子的本纪却称作《宗室纪》，可以吗？【按：这是对司马迁篇名的批评。】班固撰写《人表》，以“古今”为篇目；查考其中所载人物，都是从秦朝以前开始的，并不是汉代的事情。古代确实有“古今”这个名称，如今又在哪里呢？【按：这是对班固篇名的批评。】司马迁《史记》另创八书，班固既然把汉代史称为“书”，就不能再标作“书”；于是改“书”为“志”，含义在于互相避让。何法盛的《中兴书》又把“志”改为“记”，这只是以改换旧名为可贵，没有看出它能够取得什么新意。【按：何法盛改换篇章名称，也属于没有意义的做法。】战争正激烈、胜负尚未决定时，有些势力不奉行正朔，各自称君长；对这种情况，国史应当另立传记，另外制定篇目类别。至于陈胜、项羽等群雄，把他们寄编在汉代史籍中；董卓、袁绍等群贼，则附列在《魏志》中。既然采用臣子的体例，谁能辨别其中彼此的不同？只有东观把平林、下江等人列为载记，可惜后来作者没有遵循仿效。到了新《晋书》【唐初重新修定《晋书》，所以称为“新晋”】，才把十六国的君主特别列为载记，标明篇名；可以说是择取善例而实行，善于师法古人的了。【按：不是正统王朝臣属的人，应当采用新《晋书》仿效东观、列为载记的体例。】考察旧史列传的篇名和卷名，没有固定格式：人物较少的，就完整列出姓名，例如司马相如、东方朔；姓名字数较多的，只书写姓氏，例如毋将、盖、陈、卫、诸葛等传；如果人物很多而且姓氏相同，就合并确定人数，例如二袁、四张、二公孙等传。这样标示篇名，可以说十分周详审慎。【按：这里说列传中人物少或多，篇名可以随之详略，引出下文。】到了范晔举定例子，才全部写出姓名，在卷中把篇名写得短小，在卷外标题上堆列细碎文字。他的子孙附带列出，也注在祖先名下，简直像世俗的文书案牍，又像孔目、药草、经方一样琐碎烦杂，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我私下认为，《周易》六爻的义理都寄寓在卦象之中，《春秋》各国的事情都具载于传文之内；读者只要研读探寻，到篇末自然就会明白，何必一打开书卷、解开书带，就让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呈现在眼前呢？释文【《范史》却务求把事情说得极其详尽】：自此以后，多数史书都师法蔚宗（范晔）；魏收沿袭这一做法，便更加过分了。魏代编入《魏史》的邻国史事，在人物姓名上面又列出所属邦域，再注明官职。例如江东的帝主【旧本误作“王”】，就称作“僭晋司马叡”；岛夷刘▯、河西酋长，则称作“私署【一作‘置’】凉州牧张实”“私署凉王李暠”【均见《魏书目录》】。这些内容篇中已经具载，却又在卷首详细列出；如果完全依照魏收的意思，那么他撰写《两汉书》《三国志》时，题作《盗贼传》，也应当称“僭西楚霸王【此二字有一版本脱落】项羽”“伪宁朔王隗嚣”；至于陈涉、张步、刘璋、袁术等人，他们的位号也都应一一【一作“一二”】详细说明，无不说尽【一版本无“者”字】。释文【魏收更加夸张，已经排斥邻国史事，还杂缀许多名目，尤其可笑】：大概法令越繁密，正是古人所慎重防止的。像范晔、魏收这样裁定篇目，难道可以说是法令繁密到了极点吗？如果忘记了大的体要，只顾这些细小的数目，就很难同他讨论那种委婉而能成章法、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的史法了。释文【考察旧史列传写到这里，通篇正好成为一个大段，所以用这几句话作总结】按：这里也是截断论述的格式。前面谈统称时兼说两种体例，后面谈篇卷题名时则专门针对纪传体。其中列传的名称类别繁多，分条抽取出来加以评论，尤其是作者着意之处。

译○使用僭伪名号而不称臣的政权，都归入载记，这在《史通》中是很有道理和依据的。不过，陈涉、项羽一类人流转于已经灭亡的国家，在新兴王朝兴起时成为寇乱之人；这与刘渊、石勒等人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况且载记的体例是放在全书卷末，而群雄先行起事发难，为新王朝开路除患，把他们列在列传之前，就体例而言也不算逾越。所以李密、王世充、韩林儿、徐寿辉等人，《唐书》《明史》都沿袭兰台旧制，而不遵从东观体例。读者对此，应当审慎判断哪些该从、哪些不该从。又柳州有句话说：“每次读古人的一篇传记，读过几张纸以后，再三合上书卷回头重看，姓氏很快又忘掉了。”愚钝的人本来就很多，既然担心这种情况，才把题目写得详细些，也不应过分责备。其余各点都已经作出明确判断了。○以上八篇，大体上多是针对纪传体抽取出来加以评论的，可以合编为一卷。○后面有《序传篇》，在第九卷才按类别汇集，也应当移到这里。何之元、刘璠【何之元撰有《梁典》，见《左传》家；《周书》载刘璠字寳义，世宗初年掌管纶诰，著《梁典》三十卷】、鱼豢【外篇《正史篇》：魏时京兆人鱼豢私撰《魏略》，记事止于明帝；《唐志》杂史类载鱼豢《魏略》五十卷。按：《三国志·魏志》中没有鱼豢传】。姚察【《陈书》载姚察字伯审，天性至孝，兼领著作，撰写《梁史》《陈史》而未完成。隋开皇年间，隋朝派内史舍人虞世基索取原稿并进呈；其中有所缺漏。姚察临终时以体例告诫并约束儿子思廉，叫他广泛访求材料续撰。按：史书中没有《梁略》这个名称，而刘氏这样说，肯定是姚察草稿的初名】。《外戚命章》【按：《史记》设置《外戚世家》，其中所载实际上都是后妃的姓名和事迹；至于魏其侯、武安侯之类，反而另立传记，不以“外戚”命名篇章，这最不合体例。班固《汉书》沿袭此例而改称《外戚列传》，置于臣子列传之后，更是失误。文中也应增加“并且纠正班固的失误”这句话】。平林、下江【《后汉书·刘玄传》：王莽末年，新市人王匡、王凤为首领，亡命之徒马武、王常、成丹等跟随他们，藏在绿林中。地皇三年发生大疫，队伍分散。王常、成丹向西进入南郡，号称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党羽朱鲔、张卬向北进入南阳，号称新市兵。平林人陈牧、廖湛又聚集众人，号称平林兵，以响应他们】。断限【第十二篇】。一部书确定记述范围，起源已经很早了。比如孔子删定《虞书》，以舜为开端，却说“粤若稽古帝尧”；左丘明为鲁国史书作传，以鲁隐公为开端，却说“惠公元妃孟子”。这些都是为了端正记述的疆界，开明篇章的起首；由于前后有沿革，于是便会相互交涉，这是事情发展的自然情势，并不是滥加越界。释文【篇首标明义旨，是说各代都有确定的记述范围，只是相互交接之处必须有所涉及】超过这个范围以后，就可以说是狂妄简略、不知裁断了。释文【这两句转入另一层意思】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谋划那个职位的政务。”如果《汉书》设置表、志【班固《汉书》除了沿袭《史记》的二三篇以外，都没有越过断限，所以这里只单说表、志】，那大概就是侵越职守、扰乱体例了吧？释文【提出《汉书》断限不清、开创断代史越界之弊，始于班固，所以开头先说它】：考察这种滥觞的来源，始于司马氏。司马迁的《史记》以“史”作为书名，班固的《汉书》则以“汉”标明范围。《史记》记载数千年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容纳；《汉书》记述汉代十二位帝王的时代，范围既有限制，记述也应到此为止。既然已经分开司马迁所记的范围，就应当判定取舍；纪、传中保存的，只应留下汉代的事情；表、志所记录的，竟然把【“牺年”一词含义不明】都包括进来了。举一反三，难道应当像这样胶柱鼓瑟、拘泥不化吗？这不也是错误吗？释文【总结对《汉书》的批评，并引出后代史书】：但班固的错乱驳杂，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挽回，而后来的作者都沿袭了他的迷误【一作“迷途”】。《宋史》向上概括到魏朝【曹魏】，《隋书》向上包举梁代。考察它们所记的事情，千百件中只能得到十分之一。一旦形成这种成例，便没有人敢于改动。长久思考其中的道理，实在令人叹息。释文【这是说《宋书》《隋书》二志越过断限的错误；虽然所侵入的内容没有造成妨碍，但体例已经不清楚了】○应当同《正史篇》相互参看：这里议论断限，那里叙述原史；但那一篇举出《隋书》而没有举《宋史》，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史志篇》并没有遗漏。魏武帝曹操乘时而起，迅速扫除乱局；群雄在锋刃箭镞交战之中、在搜罗网罗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大概只有二袁、刘表、吕布而已。至于进鸩毒、行弑逆、焚脐而死，总的来说都与王室【指汉室】有关，并不涉及霸业【指曹操】；可是陈寿《国志》却把他们列在传记之首。汉代的董卓，正如秦代的赵高。过去车府令【中车府令】的诛杀，既没有列入《汉史》，为什么太师【董卓自任太师】的死亡，反而独独编入《魏书》呢？又如臧洪、陶谦、刘虞、公孙瓒，生在汉末，彼此相互吞并；他们与曹氏的关系，不仅情理上像犬牙交错，实际上也像风马牛不相及。汉代史书中已经具载，而《魏书》仍然编入，难道不是流荡失所、迷失而不醒悟吗？释文【这里以下就纪传体而言，董卓、臧洪等人，《魏志》都把他们插入传记之首，这是更加不明白断限的表现】：也有一代史书上下相互交涉的情形，如果已经在别的史书中见到，就不应当重复叙述。所以子婴投降沛公，详细情况到《秦纪》中去考察；孙策【孙防字】死于汉末，事情则断入《吴书》。沈约记录金德之行而上接其前代，魏收在《魏书》中列水德之运而下及其后代；高王的事只有蜀与齐各自有国史，却越过次序加以记载，谁说这样合宜呢？释文【这里指沈约、魏收两部书说：晋代连同蜀、汉、魏，直到高齐，正如汉以前的子婴、汉以后孙策一样，都属于越过断限】。

译沈约的书没有可考的依据；至于魏收推尊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孝庄帝、节闵帝、孝武帝，似乎像是在撰写《齐纪》一样，虽然没有另立篇目，也可以按照越过断限来论定。自从五胡称帝建制以来，天下各有不同的君主；江左既然承奉正朔，便排斥北魏这个胡族政权【一作“魏朝”，并非单指胡，而是兼指五胡】。因此，氐、羌有记载，索虏有传记。魏本来出自边远族裔，私下又自称真君【魏太武帝年号太平真君】；它的史书偏袒本朝，想要压过前代史作，于是向南包揽典午【记载东晋】，向北吞并诸伪政权【匈奴、羯、徒河、氐、羌等】，把它们像群盗一样全都收入传记之中。但是，在晋元帝、晋明帝时代，中原地区秦【氐族苻氏、羌族姚氏】、赵【匈奴刘氏、羯族石氏】诸政权的时代【都在北魏之前】，元氏还对它们膜拜叩首，自称臣妾【当时尚且如此】，反而把它们列入传记，脸皮怎么这样厚呢？又有张氏【张寔】、李氏【李雄】等姓，各自占据凉州、蜀地；它们与魏相比，按年代说前后接不上，按地域说相距悬殊，怎么会属于魏氏而被横加编载呢？释文【这里严厉斥责《魏书》越过范围记载东晋及十六国；后来才称尊，却跨越压过往代，只是徒增可耻】：至于《尚书》，是七经的冠冕、百家学说的襟袖；凡是求学的人都必须先精通这部书，再去阅读群籍。这就像行路不由正道一样，是未曾听说过的事情【“行不由径”一语，“径”字有版本作“路”】。编修国史的人，如果旁采异闻，用来成就博闻多识，这样就可以了。像班固《汉书》的《地理志》，开头整篇抄写《禹贡》一篇【旧本“首”字前有“遂”字】，后来各史又把它列入后书，用来承接前史，这就像用水助水、床上再放一张床，只是徒然增加烦琐，最终没有用处，难道不是迷惑吗？过去《春秋》各国赋诗来表达心意，左氏所记只记录篇章名称。如果地理志作为一部书，是论述自古以来的风俗，那么写到夏代时，说明“见《禹贡》”就可以了，何必详细重复古文，增加文辞的烦费呢？释文【再次批评《汉书·地理志》全文抄录《禹贡》，这就更加超出断限之外了，所以推类说明后世史书】：至于夷狄的本源世系【四字应断为一句，旧本作“系非”】，北貊起源于淳维，南蛮出自槃【也作“盘”】瓠，高句丽因为鳖桥而得以渡水，吐谷浑因为马匹相斗而迁居。类似这些说法，历代史书中哪一部没有？可是后来的撰述者竟不知道前人已经写过，后来的修史者本应停止，却仍然一代代传抄，连一个字也不改。这就像手指并生在手上，并不会使人增加举起千钧之力；身上附着赘瘤，也不会使七尺之躯更加宽大。撰写史书的体例，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如果滥引其他事情，扩充篇卷，把这称作博洽，就与我们这一派【有版本有“之”字】所听闻的不同了。陆士衡曾说：“即使有所喜爱，也一定要舍弃。”善于防止这种弊病的人，才可以说真正通达著述者的旨趣。能够明白记述范围，确定取舍的适中尺度，历览古代史书，只有萧子显比较接近这一点。然而，如果说他完全没有这种弊病，那我也不能赞同。按：国史以纪传体为正体，纪传体以断代为正体。刘知几屡次提出并阐明这一点，这就是他截断众流的关键句。所以他在《史记》之外另立《汉书》家；这里在篇目之后，又紧接着编入《断限篇》。前面极力表彰《班书》，现在首先纠正越过范围的问题；前面用来标明法式，现在用来辨别疆界，二者相互补益，并不相互违背。○评论者说：“《高纪》不记子婴，《魏书》不叙高欢，未见得有什么不可以。” 这是误解。班固《汉书》的《高纪》明明带及子婴，并不是刘知几没有看见刘氏所说的情况，而只是说不再为子婴另立本纪罢了。魏收编次孝文帝献文帝、宣武帝等，推崇修饰其辞，不是臣子所应采用的写法。刘知几认为这同《齐纪》一样，已经不再有明确限制。难道他的意思是说，凡上下相互交涉之处都不必提及吗？又有人因为董卓、臧洪、陶谦都与曹操没有直接关系，便讥刺刘知几的说法为过分，这同样是误解，和前面的评论完全相同。《卢循传》不收入《宋书》，《黄巢传》不收入《梁书》，难道能说是疏漏吗？传记开头的董卓【按：《魏志》中董卓本传位于臣子传记之首，所叙事实没有一句涉及魏武帝；直到李傕、郭汜、樊稠等承接附传的末尾，才有“太祖于是迎天子，定都许昌”的文字。因此董卓传在《魏书》中本来就没有应有的位置，《史通》理当指责它】。臧洪、陶谦、刘虞、公孙瓒【《魏志·臧洪传》：臧洪字子源，广陵人。太守张超请臧洪任功曹。董卓图谋危害国家，臧洪劝张超集合义兵，辞气慷慨。臧洪任东郡太守时，曹操把张超围在雍丘，臧洪赤脚跟随袁绍请求发兵救张超，袁绍没有听从。张超被消灭后，臧洪怨恨袁绍；袁绍发兵围攻臧洪，生擒后将他杀死。《刘谦传》：刘谦字恭祖，丹阳人，任徐州刺史时刑政失调。曹操征讨刘谦，因粮食少而引军返回，刘谦病死。《公孙瓒传》：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人，授辽东属国长史，升任涿县令。辽西乌丸丘力居等叛乱，公孙瓒不能抵御。朝廷商议任宗正刘虞为幽州牧，丘力居等派译人归降，公孙瓒却杀害刘虞。刘虞有功，渐渐对公孙瓒产生怨恨和不满；天子派段训增加刘虞的封邑，并督领六州。公孙瓒诬陷刘虞想要称帝，胁迫段训杀掉刘虞。刘虞的属官鲜于辅等想为刘虞报仇，袁绍又派兵与鲜于辅会合攻击公孙瓒。公孙瓒军队多次失败，于是挖筑十重壕沟，修筑高台作为楼阁；袁绍率全部军队包围它，公孙瓒自杀。按：这些人按理都应当在范晔《后汉书》中有传，《魏志》只须在事情相关之处带叙几句就足够了，哪里用得着专门立传】。沈约记录金德之行【《梁书·沈约传》载沈约著《晋书》一百一十卷】。《隋书·经籍志》：有《晋史》草稿注；梁代有郑忠《晋书》七卷、沈约《晋书》一百一十一卷、庾铣《东晋新书》七卷，都已经亡佚。晋的五行说中，白色代表金德，马代表晋的国族。陆机《宣猷堂诗》说：“黄晖既渝，素灵承祜。”李善注说，魏属土德，所以称黄；晋属金德，所以称素。程猗《石图》说：“金，就是晋所代表的德运。” 魏朝所说的水德之运【魏收《魏书·律历志》说，皇魏的德运属于水德；上奏的九家历法共同制定成一部历法，元年起于壬子，律法起于黄钟。壬子是北方水德的正位，确实与魏的德运相符合】。典午【《蜀志·谯周传》：“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指司马氏】。膜拜【《穆天子传》说“膜拜而受”，注释说是长跪下拜；另一注释说，胡人礼佛时双手交合称“南谟”，就是这种礼拜】。

译比较年代、论定地域【《甲子纪》：晋惠帝十一年，流民李特占据广汉，进攻成都。十三年，罗尚击败李特并斩杀他。李特的儿子李雄僭越称号，建立成国。此后传给其兄子李班、李班的弟弟李期、李雄的弟弟李寿、李寿的儿子李势。桓温进入蜀地，李势投降。李氏灭亡，实际在晋穆帝永和三年。又在晋愍帝建兴二年，张轨任凉州牧；他死时已经在凉州任职十三年。儿子张寔继承，是为前凉；张寔之后是其弟张茂，再后是张寔之子张骏、张骏之子张重华、张重华之子张耀灵、张耀灵的伯父张祚、张耀灵的弟弟张玄靓。到张玄靓的叔父张天锡投降前秦，前凉灭亡，实际在晋孝武帝太元四年。按：张氏、李氏政权的兴亡，都在魏道武帝称帝以前；而且魏都平城又极其偏东北，所以所谓年代接不上、地域也不同】。行路不由小径【使用《列子》的话，注释见《杂说上篇》】。淳维【《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的先祖，是夏后氏的后代，名叫淳维。”《汉书·匈奴传》全文抄录了这段文字】。槃瓠【《后汉书·南蛮传》：过去高辛氏受到犬戎侵犯，招募能取得犬戎将领吴将军首级的人，便把少女嫁给他。当时有一只畜养的狗名叫槃瓠。下令以后，槃瓠便衔着人头来到宫阙之下，正是吴将军的首级。皇帝无奈，只好把女儿嫁给槃瓠。槃瓠背着她逃入南山，住在石室中，生下六个男孩和六个女孩，于是他们彼此婚配。后来人口繁衍，号称蛮夷，今天的长沙、武陵蛮就是他们的后代。《南史·蛮传》也说是槃瓠的部落。《路史·发挥》引《伯益经》说，黄帝的曾孙卞明生下一只白犬，这就是蛮人的祖先；白犬其实是他儿子的名字，而应劭、干宝、范晔只是把这个说法加以铺衍】。鳖桥【《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先祖朱蒙的母亲是河伯的女儿，被夫余王关在室内，受到日光照射而怀孕，生下一枚卵。母亲把卵放在暖处，后来一个男孩破壳而出。长大后给他取名朱蒙；朱蒙善于射箭。夫余大臣谋划杀他，朱蒙向东南逃走，途中遇到大水，鱼和鳖一起浮出水面，连成桥梁，使他得以渡过，来到纥升骨城居住，号称高句丽，并以此作为姓氏。《隋书·高丽传》的文字大致相同】。马匹相斗【《魏书·吐谷浑传》：辽东鲜卑涉归，又名奕洛韩，有两个儿子，庶长子叫吐谷浑，小儿子叫若洛廆。若洛廆另立慕容氏。吐谷浑与若洛廆两部的马匹相斗，彼此有马受伤。若洛廆发怒，吐谷浑说：“马只是牲畜，争斗发生在马之间，难道要把怒气牵连到人吗？”两部关系严重不合，分离很容易；现在我应当离开你，到万里之外去。按：这段文字《宋书》中也有，到了唐代编修《晋书》时，又再次采用】。断限【《晋书·贾充传》：朝廷商议编立《晋书》并确定断限。荀勖认为应当从魏正始年间起始；王瓒想把嘉平以后直到当朝的大臣全部收入《晋史》；贾谧请求以晋武帝即位之初为断限。事情交给三府讨论。按：限断就是断限，这两个字在史传中从这里开始出现】。编次【第十三篇】。过去，《尚书》记载言论，《春秋》记载事件，以日月标明远近，以年世排列先后，使阅读它的人像雁行鱼贯一样，清楚可寻。释：这里首先借编年体来引出纪传体；纪传体本来没有越次安置的问题，暂且不论。到了司马迁，才错综编排成篇，分别归类；班固承袭其做法，又加以祖述。在这些做法中，体例并不统一，名目彼此相违，朱紫因此混淆，冠履也随之颠倒，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说的。释：纪传体既然条目分明，编次就应当整齐明确；这里是总括说明。考察司马迁的列传，他所编写的只有人物罢了。至于龟策、神物等异类，既不属于人形，却动辄与百姓列在同一科目，都称作“传”，不是很奇怪吗？况且《龟策列传》所记的全是志书体例，假如当初把它同“八书”并列，定名为“书”，或许就能使异类各得其所，同类相应了。释：这一条说《史记》的《龟策列传》属于志书体，应归入书例，不应列入传例。班固每一姓都立有传，多数还附带叙述其他亲属；其中事迹特别不同的，就分别编入其他部分。因此霍去病与霍光兄弟不再合为一篇，外戚中的元后与其姑母、侄女也分作两篇记录。至于元王刘交（高祖的堂弟）受封于楚，传到孙子刘戊时封国灭亡，考察史书所载的事迹非常少，却能独自成一卷，实在是由于刘向、刘歆的帮助罢了。但是刘交在汉朝初年受封，封地开始列为诸侯国；刘向居于汉朝末年，官职不过卿士，世次关系已经疏远，家国也已不同。如果把楚王刘交的子孙放在高祖、惠帝时期，与荆王刘贾（高祖的堂兄）、代王刘恒（应作赵王，指高祖之子）合编；把刘向父子放在元帝、成帝之间，与王吉、京房并列，这样同其他传记相比，不也很相类吗？释：这一条说《汉书》把刘向、刘歆附在楚元王传中，世代并不相接，封爵也不是相承袭的，应按类别分开另立。又自古以来，即使王室衰微，只要天命尚未改变，所以周赧王逃避债责的台子（“责”通“债”）尚且称作周王，不能说他已经被人勒住脖子；况且秦国还存在，何况汉朝的神玺仍掌握在手中，火德也还没有消失，而王莽居摄时所建的年号，却不编在平帝纪年的末尾；孺子婴主持祭祀，一概写在《王莽传》中，于是使汉朝残存的数年湮没不见。考察汉朝的正朔，这不是严重歪曲吗？释：这一条说王莽的年号本应革除，而《汉书》的《王莽传》却竟然记载王莽年号，这是很大的错误。汉朝中兴时，更始帝登坛即位，改元后经历了三个寒暑；世祖光武帝称臣面北而事奉他，名分和节义并未亏损。后来更始兵败长安，帝位归于高邑；兄长失位，弟弟继承，帝统历数相承。可是史家却把圣公刘玄压低放在传中，把文叔刘秀提升列在本纪之首。这就像把僖公提升到鲁国先君之前，而把不窋排在后面一样。

译东观的史官执笔记事，或许会向当时的现实谄媚；后来修史时，本应刊正革除这些内容。大概当时群雄逐鹿争夺天下，局势像看乌鸦归处一样没有定准，群雄僭越、盗乱，替汉朝驱除祸患，所以史书和列传的编排应当区别真伪。陈胜、项籍编在高祖之后，隗嚣、公孙述不列在光武之前；可是陈寿撰《蜀书》，开头先列两位牧守（指益州牧刘璋），随后才列先主刘备以承接刘璋，难道因为蜀是伪朝，就不遵守通常的体例吗？鹏和鹪鹩同属鸟类，为什么大小就有不同呢？释：这一条说《蜀志》应当以先主刘备的本纪为首，而陈寿却先列两位牧守，把他们比作高祖、光武，是违反体例的。春秋时期，嗣位的君主居丧，未满一年便被废黜的，既然没有成为正式君主，所以不另立篇目；因此鲁国的公子恶、视没有列入君主之中。到了秦朝的子婴、汉朝的昌邑王刘贺，也都因胡亥而得以列入本纪，因孝昭帝而见于史书；可是吴均所撰《齐春秋》却把郁林王列入本纪，不师法古例，为什么增饰得这样过分呢？考察梁、唐两朝撰写《齐史》《隋史》，齐废帝东昏侯尚未死，便突然列入和帝年号；隋炀帝尚未终其帝位，便已经编入恭帝纪。推究他们的用意，难道不是因为和帝是梁主所拥立的，恭帝是唐氏所承继的，所以贬低永元而尊崇中兴，彰显义宁而隐没大业吗？如果只是想取悦当代，便轻侮前朝；这种做法实行于一时，或许可以说是权宜之道，流传千载之后，难道还能成为准则吗？释：这一条说《齐史》《隋史》阿附新兴王朝，对于前代末世，私自拥立的人物便加以承认，而把旧君隐没，不按事实记载。考察本纪所记的内容，凭借列传才显明；表、志的体例不同，不必彼此牵涉。旧史把表、志的篇卷放在本纪、列传之间。到了范晔开始加以整理改革，沈约、魏收接着编撰，也相互沿袭这种做法。（如今只有《魏书》的志编在列传之后，范晔、沈约的书则是后人改换了位置。）后来萧子显的《齐书》、魏征等的《隋史》，不依照范晔的体例，重新遵循班固的法则；这大概是选择好的体例而实行。为什么远近之间明知正确的道理却不改变，这正是我的忧虑。释：这一条说本纪、列传相接，翻阅起来方便；表、志放在后面也没有妨碍，但许多史书并不是这样。○以上分条纠正不当之处，共八条。至于《史记》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后写外戚而先写夷狄，《史记》把老子与韩非并列，《魏志》把贾诩与荀彧合编，《孙弘传赞》本应置于武帝、宣帝本纪末尾，却放进了《玄成传》末尾（原作“宣武”，不合）。○以上都是《汉书》的问题。像这样的错乱，无法全部列举，现在只略说其中最严重的罢了，所以不再一一详细说明。释：篇末又概括举出一些例子，以说明尚未尽述的情况。考察这些关于本纪、列传、表、志分合取舍的各种体例，综合起来加以评论；如果不是有大段创立、通变的原则，哪里能够这样根据具体事情分别安排呢？○郁林王是昌邑王的后继情形，萧鸾也不同于霍光；改元换年与在位不满一个月的情况也有区别，把他们排除在本纪之外，这个说法似乎并不妥当。至于更始帝与光武帝的关系，他们的名分同样是直接进入关中的先王高于重瞳的项羽；前者建立帝号、记载年号，后者则不同于两位牧守，把传提升为本纪，这并不是无稽之谈。（这种说法汉代已有，张衡说：“更始帝居于帝位时，光武帝是他的部将，后来才取得真正的帝位，因此应当把更始帝的年号建立在光武帝纪年的开头。”） ○陈氏《书录解题》说，《范晔后汉书》的志借用旧志作注补充；后来本纪、列传和志各自单独流行，到了本朝孙奭才开始主张把它们合在一起。如今考察范晔整理改革的说法，可以知道唐代的旧本仍然是合在一起流行的，只是把志附置在本纪、列传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分开了。再考察《外篇·正史篇》说：“范晔的十志尚未完成便去世了。”那么这里所说的“范晔整理改革”，只是根据现行《范书》所处的位置而言，不应拘泥于认为这是范晔亲自确定的。陈氏的说法详见《正史篇》注文。○篇末关于《公孙玄成传》的评论过于简单。逃责：据《帝王世纪》说，周赧王虽然是天子，却被诸侯役使，逼迫百姓承担债务，自己也无处归去，于是登上高台躲避，所以周人称它为“逃责台”。祚归高邑：据《光武帝纪》，光武帝向北进攻尤来大枪五幡军，在元氏进兵至安次，诸将商议上尊号；行军到鄗城，耿弇从关中奉上赤伏符，说：“刘秀发兵捕捉不守道义的人，四方夷族云集，龙在野外争斗，在四七之际，以火德为主。”群臣于是再次上奏，请光武帝接受天命符瑞。光武帝便在鄗城南设置坛场，即皇帝位，建元为建武，改鄗为高邑。跻僖：据《左传·文公二年》，秋季在太庙举行大祭，把僖公升到先君之上，这是逆序排列祭祀。君子认为这是失礼：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享受祭祀；所以禹不能排在鲧之前，汤不能排在契之前，文王、武王不能排在不窋之前。恶视：据《左传·文公十八年》，文公的妃子敬嬴生下宣公。敬嬴受宠，私下侍奉襄仲；襄仲想拥立宣公，叔仲不同意，襄仲便杀死恶和视而立宣公。史书写“子卒”，是有所避讳。夫人姜氏归于齐国，是被迫回到娘家。临行时哭着经过集市说：“天啊，襄仲这样不守道义，杀嫡子而立庶子。”杜预注说：恶是太子，视是他的同母弟；夫人姜氏是恶、视的母亲，出自齐国。郁林为纪：据《南齐书·纪》，郁林王萧昭业是世祖武帝的皇太孙，即位后改元隆昌。一个周年之内，他任意淫乱。镇军萧鸾谋划此事，使萧谌等率兵进入宫中，用车把他接出西弄，将他杀死。萧鸾后来即位，是明帝。魏征等所撰《隋史》：据《通志略》，唐贞观年间，太宗下诏让群臣分头修撰五代史，颜师古、孔颖达负责编次隋朝的史事。孙弘传赞：考察《公孙弘传赞》，其中说当时汉朝兴起已经六十多年，天下安定，群士仰慕，汉朝得到人才在此时最为盛大；于是历数公孙弘、董仲舒等二十七人。又说孝宣帝承继帝统，继续完成宏大的功业，也讲论六艺，招选才俊；接着又历举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等二十四人。一篇赞语中盛称两代人才，所以说它应当放在武帝、宣帝本纪末尾。玄成传末：据《韦贤传》，本始三年，韦贤代替蔡义任丞相；他的儿子韦玄成，字少翁，永光年间代替于定国任丞相，封侯，因此韦氏家族在当时十分显荣。考察《韦玄成传》正文结束后，接着叙述各郡国所立太祖、太宗、世宗等庙的罢毁，以及相关诏议；这些文字都是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共同议定的，按体例应当收入礼志之中，所以说它们被错误地放进了《韦玄成传》的末尾。又考察《新唐书·韦縚传》，其中罗列当时朝臣关于祭器、丧服等问题的议论，正是仿效《韦玄成传》的写法。称谓（第十四）。

译孔子说：“名分不能假借给别人。”又说：“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顺当……一定要先正名吧？”由此可知，斟酌名分是君子最急切的事情，何况把它列入篇籍，流传不朽呢？过去孔子修订《春秋》，吴、楚自称为王，他仍沿用旧称，只称“子”；这就是褒贬的大原则，是前代修史者的规范。释：篇首先引用圣人经书，作为谨慎处理名称的证明。司马迁撰写《史记》，项羽僭越、作乱，却在本纪中称他为“王”；这就使真假无法分辨，成为后世受迷惑的原因。从此以后，错误彼此沿袭，对名号和称谓的使用，轻重也没有等差。至于更始帝中兴汉室，光武帝曾以臣下身份事奉他，虽然事业没有成功，但帝统历数终究还在；班固、范晔两部史书都以“刘玄”称呼他，不是太过简略了吗？释：这里列举的两件事，都是骤然兴起又骤然灭亡的，所以文字从略。古代两国争夺盟约，晋、楚都称侯伯；战国七雄奋力交战，齐、秦都称帝王。它们之间虽然胜负不同、大小不等，却从未听说势力穷困的就成为平民，力量屈服的就变成盗贼。到了近代却不是这样。汉朝灭亡后，天下三国鼎立，论王道，则曹魏悖逆而刘蜀顺正；论国祚，则魏朝短促而吴国长久。但只从占据中原、承传正朔来说，比较长短，魏确实较多。吴、蜀两方相对于中原大国，也就像秦穆公、楚庄王相对于晋文公、晋襄公那样，同为霸主。（原注：蜀昭烈帝可以比作秦穆公，吴大帝可以比作楚庄王；这是按照他们在中原东西两方所占的土地来比较。）等到史家撰写史事，却抹去吴、蜀的国号和谥号，只称孙权、刘备的姓名。（原注：指鱼豢、孙盛等。）这样一来，他们与魏国的地位突然相差悬殊，惩恶劝善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释：这一段评论三国旧史的称谓，说它们凭借所占地势而轻视国统，是最为颠倒的。接着，晋朝国势崩溃，戎、羯诸族相继称制，各自建立国家，实际上都与王者相同；但晋朝的臣子结党依附君亲，嫉恨那些族群扰乱中原，把他们比作群盗。这些都是苟且顺从私人的愤怒，忘记了至公之理；如果不是胸怀坦荡、不存爱憎，就无法判定其中的是非得失。直到萧方等人，才保留各国的国号和谥号；对于僭称帝号的，也都称作王。这就像赵国仍然承认武灵王是人君，只是加上主人称号；杞国采用夷礼，便降为子爵。能根据事理灵活变通，在合宜之处处理，是值得观摩的小道，萧氏的做法已经体现出来了。释：这一条说晋朝沦陷中原后，各族相继兴起，修史者可以按照赵国采用胡服、杞国采用夷礼的先例，保存他们的国号和谥号；但把他们一概等同于草寇，也不是合乎事实。古代天子的庙号，祖是有功者，宗是有德者；这种制度始于三代，直到两汉，名称和实际相符，古今共同遵循。到了曹氏，庙号多有滥用；如果一定要加上而又不感到惭愧的，大概只有武王，也就是曹操。因此陈寿《国志》只称曹操为“祖”。至于曹丕，只称“帝”而已。晋代以后，窃取祖宗庙号的并非一人，如成、穆两帝，刘宋、萧齐的两位明帝，梁简文帝兄弟（兼指孝元帝），北齐武成帝兄弟（兼指文宣帝、孝昭帝）。这些人有的是承继家业的偏王，有的是亡国的庸主；没有被谥为灵、缪，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却还称作祖宗，谁说这样可以呢？可是史臣记载、删削这些称号时，竟然没有加以辨明；每逢记载，必定保留庙号，这怎样能够申明褒贬的意义、杜绝称号泛滥的源头呢？释：这一条说“祖宗”二字是最尊贵的称号，历代相沿承袭；古代不会无故尊崇，而魏、晋以后已经极其泛滥，提出这一论点是不能磨灭的。又有些人地位本是人臣，事迹却接近王者，如周朝的古公亶父、王季，晋朝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追尊他们、建立名号，把他们比作天子，是可以的。至于像曹魏那样由宦官之后出身、靠收养而取得帝号，只是徒然增加声望，实际上并不相称，所以《国志》所记不异于普通人；记载这些人时，只直说是皇帝的祖考罢了。至于元氏（元魏）起于边朔，他们的君主不过是一部族酋长。道武帝追尊所涉及的共有二十八位君主，自开辟以来从未有过这种事情。然而《魏书·序纪》（第一卷的篇名）承袭这些虚假的称号，活着称“帝”，死了称“崩”，这同沐猴而冠、把腐鼠称作璞玉有什么区别呢？释：这一条说开国之后追尊的号谥及世数，都有一定规范，必须考察世系；没有像二魏这样虚妄而过度制定的，依法一定要斥责。○上一个部分说的是庙号，这一个部分说的是谥号，不要混淆。历来考察古代各种称谓，它们各不相同，都是随着情势而制定，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标准。至于没有谥号的诸侯，战国以前称作“今王”；被天子贬黜的君主，汉、魏以后称作“少帝”。周朝衰微时有共和执政的称号，楚国被弑的君主有郏敖之称；赵佗称尉佗，英布称黥布；豪杰称平林、新市；盗贼称黄巾（钜鹿张角）、赤眉（琅邪樊崇等）；园公、绮里季等朋友共同称作四皓；奋建父子都称万石。所有这些名称，都是当代史臣编录的，不再增减，大概是顺应时势，不借鉴古制。到了后来的作者，颇为仰慕这一流派，也有时采用新名称，列入篇章，题作“王晋之十士寒俊”“沈宋之二凶索虏”等，就是这种情况。只有魏收，远不师法古制，近来也不因循习俗，自行创立做法，没有任何规范可以遵循。他撰写《魏书》时，竟把平阳王称作出帝（魏孝武帝西入关中依附宇文氏），把司马氏称作僭晋；桓氏、刘氏以下一概称为岛夷。因为谄媚北齐，就轻视关西的宇文氏；因为党附元魏，就深深诬蔑江南的晋、宋。爱憎出自内心，取舍由笔端决定，言语必定不合经常，名称只求惊骇世人。

译过去汉代原涉大规模修筑坟墓，于是开辟道路、树立标志，题名为“南阳阡”，想要继承京兆尹曹氏的事迹，与他齐名；但没有人肯跟从他，只说是“原氏阡”罢了。所以可知事情如果不合适当，就很难让人遵行。像魏收这样，假如随意创立诡异的名称，不依据旧有事实，即使把它刊刻在竹帛上，最终也很少能流传在诵读之中。释：这一条说前代史书中各种杂出的称谓，大多本于当时的口语，把它们写入史书，正可以增添文采。至于北魏那种指斥、矫诬，实在成了恶劣的文字。又听说，帝王承受天命，帝统历数相承；即使旧君已经去世，对他的敬意也不应改变，怎么可以把他们等同于普通人，便直书姓名呢？近代文章实在像儿戏：有的天子却称呼他的名讳，如姬满、刘庄之类；有的平民却不称姓名，如步兵、彭泽之类。史论立言，理应典雅端正。比如班固史书的赞语叙述圣卿董贤，却说“董公惟亮”；范晔赞语谈到季孟隗嚣，甚至说“隗王得士习谈”；谈到汉主，则称昭烈帝为玄德；裴松之引用魏室史料，却把文帝称为曹丕。对于像董贤、隗嚣这样淫乱的臣子，忽然隐去他们的名讳；对于正朔之后的人，反而直呼其名。只因喜欢追求奇异，便随意作文；为了押韵，便这样写作。取舍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标准。不过近代撰史，往往都有这种过失。上等才士尚且如此，何况才力中等的人呢？现在姑且略举一例，用来保存这种准则罢了。释：末尾说到避讳和称名，说明书写人名时尊卑有定分。作文和作史，宽严的规则不同。这里因而简略列举混称的情况，以垂示标准。○这一条附带涉及此事。按本篇所详述的内容，共有五项：一是斥责鱼豢把三国国名都写全，认为这是为名分权宜；一是辨析《十六国志》径直把诸国写成盗贼；一是议论晋朝后世子孙一概加上庙号；一是讥刺曹魏、北魏两朝开国时追尊先人的做法可笑；一是鄙薄编书题目创立新名、令人惊骇的做法。前后两条，是附带涉及的。○陈寿撰《蜀志》，实际上采用纪传体，蜀汉两位君主都不书写姓名。撰《吴志》时，则从孙坚、孙策以后仍然书写姓名，斟酌权宜，比鱼豢一类人高明得多。○《传》说：最崇高的敬意不在文饰，最完美的文饰崇尚质朴。礼制规定，有功称祖，有德称宗，这是古代的制度。汉代并不随意尊奉，晋代加以扩充；自唐代以来，庙号冠在谥号之前，遂成为世代沿用的礼制。把时王称作上母，也许是质朴和文饰流于过度之后的结果吧？关于称祖称宗这一节，可以作为议定庙号、谥号的依据，悬置于册府之中。萧方等。（《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都记作《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按：两志误删“等”字，详辨见《杂说》中篇。） 赵国君主的称号。（《甲子防纪》说：周显王末年，韩、燕都称王，只有赵武灵王不肯称王。他让人称自己为“君”。周赧王时，赵武灵王实行胡服，招募骑射之士。不久废黜太子章，把君位传给少子，自称“主父”。） 夷子爵。（事情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注释见《惑经》篇。） 成帝和穆帝。〔《晋书·成帝纪》：成皇帝名衍，是明帝的长子，庙号显宗。史臣说：成帝时政事出自渭阳，声望和威势都不相称，凶徒既已放纵，帝位危急。《穆帝纪》：穆皇帝名聃，是康帝的儿子，庙号孝宗。史臣说：孝宗凭借襁褓中的幼年姿态，接受母氏的教化，内外相安，十多年没有发生大事。按：康帝的史书没有庙号，所以旧本写作“康穆”，是不对的。〕 刘宋和南齐的两位明帝。〔《南史·宋明帝纪》：太祖明皇帝名彧，是文帝的第十一子。晚年喜好鬼神，多有忌讳，在殿内埋钱作为私藏，天下骚动不安。宋氏的基业从此衰败。《齐明帝纪》：高宗明皇帝名鸾，是始安王道生的儿子。性情猜忌，屡次诛杀，出入行动很少公开。将要到南郊时便谎称向北，凡事都不说实情，最终没有举行南郊祭天。〕 当涂。〔《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当涂，魏不害因捕获淮阳的反叛者而封侯。后汉袁术传中的谶书说：代替汉朝的，是当涂高。汉献帝时李云又说：许昌有星气显现在当涂高。象魏就是两座阙。当涂而高的，就是魏；魏将代替汉。〕 宦官携养。〔袁绍讨伐曹操的檄文说：司空曹操的祖父曹腾，原是中常侍，和左悺、徐璜一起作恶；父亲曹嵩，是乞讨来的携养之子，向权贵之家输送财物，盗窃三公之位，颠覆国家重器。曹操是奸阉留下的丑类，本来没有美德，轻薄狡猾而有锋芒，喜好作乱、乐见祸患。〕 把腐鼠称作璞玉。〔《战国策·秦策》：应侯说，郑国人把未经雕琢的玉称为璞，周人把尚未腌制的鼠称为朴。周人带着朴经过郑国，郑国商人问：“想买朴吗？”周人说：“想买。”他拿出所谓的朴，原来只是腐鼠。〕 共和。〔《史记·周本纪》：周厉王逃奔到彘，周公、召公两位相国共同执政，号称“共和”。注《正义》：共，音巨用反。《汉书·古今人表》：共伯和。颜师古注：共是国名，伯是爵位，和是共伯的名字；共读作恭。按：这种说法本于《汲冢纪年》。〕 郏敖。〔《左传》昭公元年：楚公子围将要出使郑国，还没有出国境，听说楚王生病，便回来探问王的病情，勒死并杀害了楚王。把楚王葬在郏，称为郏敖。杜预注：郏敖就是楚子麇。按：麇字，《史记·楚世家》写作“贠”，音云。〕 《十士寒儁》。〔按：此名与“二凶”“索虏”相对，也是列传中的篇名。王隐的《晋书》已经亡佚，没有办法考证。〕平阳王。〔《魏书·帝纪》：出帝名修，封为平阳王。齐献武高欢拥立他即帝位三年后，出帝因斛斯椿等人的谄媚离间而与齐决裂，托言讨伐萧衍，在盛暑中征发天下，做出种种怪异恶劣之事。七月，他于是离开长安；十二月被宇文黑獭杀害。《周文帝纪》：魏孝武帝将要谋划讨伐齐神武帝，诏令太祖为大都督，深深倚仗太祖。七月丁未，太祖于是从洛阳率领轻骑进入关中。太祖迎接孝武帝，在东阳驿拜见。按：把孝武帝称为出帝，是魏收这样称说的。〕

译原氏阡。〔《汉书·游侠传》：原涉字巨先，原涉的父亲在汉哀帝时任南阳太守。父亲死后，原涉服丧，住在墓旁守墓。当初，京兆尹曹氏葬在茂陵，百姓把他墓前的道路称为京兆阡。原涉仰慕这种做法，于是买地开路，立表题写“南阳阡”。人们不肯顺从，反而称它为原氏阡。按：“仟”通“阡”。〕 《史通通释》卷四。《史部，史评类，史通通释》。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五　　　　无锡浦起龙撰。内篇。采撰〔第十五〕。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书中有意留下的阙文，由此可知，史文有所缺漏，已经由来很久了。如果不是博学雅正的君子，凭什么来补正那些遗缺呢？”释：开头引用阙文不补的道理，用来引出采撰史料应当谨慎的戒惧。大概珍贵的皮裘要靠许多兽腋拼成，温暖宽大的屋宇要靠众多木材合力建造。自古以来，那些探寻洞穴、藏书山林的人，以及怀揣铅粉、手执书板的学者，哪有不征求异说、采集众人言论，然后才能成就一家之言，流传不朽的呢？看左丘明撰经立传，广泛包罗各国史事，大概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梼杌》等篇章，于是把它们汇集编纂，混合成为一部记录。假使只凭鲁国史书，单独询问孔氏，又怎么能像这样广泛见闻、周详博大呢？司马迁《史记》采录《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到班固《汉书》，则完全沿袭太史公，而自太初以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的言辞。这些都是当代雅正的言论，所记之事没有邪僻，所以能取信于一时，名传千载。释：这一节说明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史书并非不广泛征引，而是一定寻求雅正的材料，因此才可贵。不过中世的作者，流弊日益繁多；即使国家有史册，也来不及缮写，而百家诸子私下保存的撰述，各有一点长处，确实能扩大见闻。其中有失误的，是有人苟且采用异端之说，虚妄增添新奇事迹。至于禹出生于启母石、伊尹产生于空桑、海上客人乘木筏登上天河、姮娥偷药奔向月亮之类的荒诞错杂之说，实在无法一一说尽，本来就不应拿来玷污南董的片简，沾污班固、华峤的尺牍。然而嵇康的《高士传》喜欢汇集七国寓言，玄晏先生皇甫谧的《帝王纪》又大量采录六经中的图谶，引用书籍的错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释：这一节说后来杂撰越来越多，人们喜欢猎奇，而这正是史体必然禁止的；这种风气一旦萌生，便难以遏止。后来范晔增删东汉一代史事，自以为无愧于良史直笔；但王乔脚穿鳬履的故事出于《风俗通》，左慈羊群作鸣的故事传于《抱朴子》，黑白、真伪全都不能辨别，没有比这更污秽的了。沈约撰书，喜欢诬蔑前代：写晋史时故意制造奇说，写宋史时多有诽谤之言，前代史书所记已经讥刺过他的错误。魏收依附北朝，尤其苦心污蔑南方；后人承袭他的荒诞妄说，又加以诬陷，于是说司马睿是牛金的儿子。原注：王劭说，沈约《晋书》制造奇说，称琅琊国中有一个姓牛的人与夏侯妃私通，生下中宗；因而又远叙宣帝用毒酒杀死牛金，以符验来证明此事。魏收承袭这种说法，于是说司马睿是晋将牛金的儿子。宋孝王说：魏收把司马睿说成牛金的儿子，按年龄推算，完全对不上。考察前代史书尚且会有这样的错误，何况后来编纂史书的人呢？刘骏奸淫路氏，可以说是助桀为虐，幸灾乐祸。考察他生前绝嗣、死后遭到剖斫，大概也是阴暗罪过所导致的。释：这一节说范晔的史书已经芜杂，沈约的史书多有诬陷，至于魏收那种污秽的史书借此污蔑别人，最终自身遭受祸害刑戮，作者最深恶痛绝的就在这里。晋代的杂书，当然不止一种。像《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一类著作，所记有的只是诙谐小辩，有的是神鬼怪物；这些事不是圣人和扬雄所要观看的，这些话是孔子所不谈的。当朝新撰的晋史，却大量采录它们来写书。像干宝、邓粲所抛弃的东西，王隐、虞预所视为糟粕，却拿来作为逸史，用以补充前传，这同魏朝编撰《皇览》、梁代修撰《遍略》有什么不同？把材料多当作美事，把搜集广博当作功劳，即使能从小人那里取得称说，最终也会被君子讥笑。释：这一节说本朝奉诏修撰前代史书，取材也不精当，所要规戒的就在这里。○以下各条都是分散摘录。郡国的记载、谱牒的书籍，都竭力想夸耀本州本里，夸大本族本姓；读这些书的人，怎么可以不辨明它们的得失、考察它们的真伪呢？至于“江东五俊”，起源于《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自《荀氏家传》。而修撰晋史、汉史的人，都征引这些虚假的声誉，把它们确定为实录。如果不另外加以研究核查，又怎么能详辨是非呢？释：这一层说地方志乘偏狭，应当有所选择。还有，错误的传言难以相信，传闻往往多有失实。比如曾参杀人的说法，以及“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亮还活着”等说法，都是从行路之人那里听来、由众人口中传播的；假如没有明确的证据，谁能说它们是真的呢？所以蜀相在渭水边去世，《晋书》却说他呕血而死；魏君在马圈去世，齐史却说他被箭射中而亡。沈炯写信痛骂河北，把对象说成王伟；魏收在关西起草檄文，却说成是邢邵。相同的一件事，由于叙说者彼此不同，便形成两种说法；所以记录它的人，是非也就没有定论。释：这一层说同一时代的讹传应当有所选择。何况古今道路阻隔，见闻相互隔绝，说话的人有时把先前的事说成后来的事，把有说成无；泾水、渭水混在一起，谁也不能辨明。而后人又喜欢穿凿附会，专门制造异说，不依据国史，另去询问流俗。等到记事时，就有师旷与轩辕同时，公明与东方朔同时；又说尧长有八条眉毛，夔只有一只脚，乌鸦变白、马生角，救燕丹而免除灾祸，犬吠鸡鸣，追随刘安而高飞远举。释：这里分别涉及把前后时代混同和把有无之事混说。这些荒谬泛滥的说法，往往都有流传。释：这一层说旧有传说的错误。因此，著作者厌恶道听途说的违背义理，也厌恶街谈巷议损害事实。看司马迁撰写《史记》，记叙殷、周以前的事，采录那些家传；孙盛撰述《阳秋》，记述梁、益旧事，向当地老年人访求材料。把樵夫、采薪者的鄙陋传说刊写在竹帛上，却想让正确的言论与五经并驾齐驱，让三国史书争相辉映，这也太难了。唉，死去的人不会再起来说话，幽暗地处于九泉之下；后人施加的毁誉，远远地诬蔑了千年以前的人。说法不同、事情可疑，学者应当对此认真思考。释：结尾归结上面三层，是给采撰史料者的告诫。按：这一篇的立论正大而方严。刘知几曾说作史有三难，首先重视学识，这里可以证明他的根本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