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十七无锡浦起龙撰外篇

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通通释》卷十七　无锡浦起龙撰　外篇 杂说中【第七】○十六条】诸晋史【六条】○旧本作七条，不对。东晋的史书，作者很多，何氏所撰《中兴书》实际上最为优良；然而研究晋史的人，竟然没有人知道它。如果它湮没而不流传，实在可惜。王檀著书【一位作者】是晋史中尤其拙劣的作品，同前代相比，大概相当于陆贾、褚先生一类的水平吧？道鸾不衡量自己的才力，喜欢说出奇异的话，正是所谓想要增益反而造成损害，追求美好却更加丑陋。考察《正史篇》说：贞观年间，诏令认为十八家晋史还不能尽善尽美，又加以编纂记录，成为一百三十二卷；从此以后，谈论晋史的人便抛弃了旧本。唉！自从唐初一度抛弃旧本，直到今天便断绝了，实在不能不发出湮没可惜的叹息；后来的人又凭什么看出它们的优劣呢？评论者说，《玉海》记载：法盛抄窃了郗绍的书；讥讽刘知几没有考察清楚。可是，既然确实是抄窃的，而这部书又确实写得好，那么说它“居最”本来就没有什么妨碍。这不正是所针砭的并不是病症吗？况且这件事本来见于《南史》，不必等到《玉海》【《南史·徐广传》说：郗绍作《晋中兴书》，拿给法盛看。法盛说：“您的名位显贵通达，不再需要借此求得声誉；我是寒士，没有声望，应该把它作为对我的恩惠。”郗绍没有把书给他，放在斋房内。后来法盛去找郗绍，郗绍不在，法盛径直进入房中把书偷走。】郗绍没有副本，世上于是流传法盛的书】才识浅陋却喜欢卖弄，偏偏把缺陷和错误也收纳进来。臧氏《晋书》说，苻坚窃取了帝号；虽然疆域比石虎狭小，但说到人物却超过了石虎。考察后赵时期【原注：田融《赵史》称石勒为前赵，石虎为后赵】张据有瓜、凉，李氏专据巴蜀，自辽东以西的人归属慕容氏，越过汉水以南的土地归司马氏。到了苻氏时，这些地方便兼而有之。《禹贡》所说的九州，苻氏实际上取得了八州；却说它的土地比赵少，这是什么话呢？见识事情还不精审，却轻率地撰写著作，这正是没有衡量自己才力的表现。张勔【《隋书·经籍志》作张▯】抄撮晋史，不辨同异，却把这些话全盘揭载【一作“被褐”】；这样的文字不加删汰，罪过就更重了。考察臧氏《晋书》说苻坚的疆域比后赵狭小，这话确实疏漏；而刘知几所鄙薄的，尤其在于张勔。○晚明版本流传和翻刻各书都很草率，读者处处读得磕绊，只有这一条尤其如此：原文说“自辽而左氏属慕容氏”，其中的字应当是“民”字的讹误。唐代避“民”字讳写作“人”，也有人信手之间忘了避讳，于是把“民”写成“氏”；这样一来，哪里还成得了句子？又说“沙漠西南的土地归司马氏”，自从晋朝东迁以后，那里同朔方荒野相隔遥远，超过二千里，“沙漠”二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仔细推究它的来源，大概是“步”字脱落了“止”而成为“沙”，汉字沿着“沙”字转成“漠”字，字形越离越远，于是终于失去了本源。人只要稍微接触史书，都应该觉得刺眼。自古以来的评论者对于这类问题竟然没有谁加以省察，反而专门搜罗冷僻字句，逞强卖弄诡异的臆测来炫耀博学；不怀疑本来应该怀疑的地方，却强行辩解不必辩解的地方。典籍极其繁多，文章却不会自己开口说话；书籍遭受诬误，只有《史通》一书同时涉及凉、蜀、辽、汉、苻氏【丛书《前凉录》：张天锡十三年，苻坚派苟苌来攻伐，张天锡在赤岸迎战，被秦军打败，面缚投降，凉国灭亡。又《前秦录》：甘露十二年，凉州平定，任命梁熙持节镇守姑臧。考察这就是苻氏兼并瓜、凉。后赵时期则由张重华占据。又《蜀录》：李特起兵，后来势穷而投降晋朝。《晋书》载记：苻坚任王猛为中书令，教化大为推行。仇池氐人杨世以土地向苻坚投降。这一年有红色星星出现在西南方，按占验说明年应当平定蜀地。苻坚命令秦、梁二州秘密严密地准备军队，以防备晋军。】梁州刺史杨亮退守磬险。苻坚派王统、朱彤进攻蜀地，毛当、徐成率领步兵和骑兵从剑阁进入，杨安进军占据梓潼，毛当于是攻陷益州。于是卭筰、夜郎等地都归附苻坚。苻坚任命杨安为益州牧，镇守成都。考察这就是苻氏兼并巴蜀；而石氏还没有能够占有蜀地。《丛书》《前燕录》：慕容廆世代居住在辽东以西，慕容廆的儿子慕容皝迁都龙城，把新宫称为和龙。慕容皝的儿子慕容隽攻取邺城，从蓟迁都邺。慕容隽的儿子慕容暐在位十一年，秦军前来攻伐，围困邺城，把慕容暐以及各部鲜卑四万户迁到长安。又《前秦录》：苻坚进入邺城，查看宫中的图籍，共有郡一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任王猛为冀州牧，镇守邺城。考察这就是苻氏兼并辽东以西的地区；而石虎时期，慕容氏正在兴起，石虎曾出兵在辽西受挫，丢弃铠甲逃走。《晋书》载记：苻坚派尚书令苻丕率领慕容暐等人进攻襄阳，杨安率樊、邓一带的军队作为前锋，石越从鲁阳关出兵，慕容垂、姚苌从南乡出兵，苟池、王显从武当继续进军，大军抵达汉阳；军队驻扎在沔水以北，派苟池、石越等人屯驻江陵。太元四年，苻丕攻陷襄阳。苻坚任命其中垒将梁成担任成都督、荆州诸军事，兼领护南蛮校尉，配给兵力一万，镇守襄阳。考察这就是苻氏兼并汉水以南的地区；而石氏虽然多次进攻襄阳，最终也没有得逞。张勔【《隋书·经籍志》载：《晋书钞》三十卷，梁豫章内史张▯撰。考察“▯”字，《史通》作“勔”，或许是当时这两个字可以通写。】学问还不够广博，鉴识又不够详审正确，凡是所编撰的书，大多只是聚集奇异的传闻【一作“异闻之门”】，其中多有错杂矛盾，很难使人明白。考察应劭《风俗通》记载：楚地有叶君祠，就是叶公诸梁的庙。可是民间传说孝明帝时有河东人王乔任叶县令，曾经驾着野鸭飞入朝廷。到了干宝《搜神记》，却隐去了应劭所通晓的记载【一作“遗”】，反而收录了流俗的怪异传说。（释：这里是飞鸭故事的起源；虽然很怪异，但本段的意思是说，既然记载在《搜神记》中而不是正史里，还可以容忍。）又刘敬叔《异苑》说，晋代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飞出；这种说法荒诞不经，梁武帝却命令殷芸编入小说，后来萧方等撰写《三十国史》，竟把它刊定为正统的说法。（释：这里是宝剑飞出的故事的起源；本段的意思是说，小说记载荒诞还可以容忍，但把它写成正统说法就不对了；《三十国史》也不是正体国史。） ○以下是提出正史来立论。后来宋朝搜求汉代的事情，从旁采用令升的书【原注：指范晔《后汉书》】；唐朝考求晋代的言论，近来凭借方等的记录【原注：指皇家撰写的《晋书》】。一旦编入简册，便确定下来，像胶漆粘住一样不能改变。

译（释：本段着重批评的就是正史。）所以如今一般的学者，谈到野鸭飞入朝廷的事情，便说是旧书旧记。（释：他们不再提《搜神记》，那更不用问《风俗通》了。）谈到斩蛇剑穿屋飞出，必定说是晋代典籍中的明文。（释：他们不再提《三十国春秋》，那更不用问《异苑》了。）遮掩那些虚妄的言辞，竟形成了这样的实录。俗话说，三个人说市中有虎就能使人相信市中有虎；这句话大概正是说这种取得事实的方式吧【一作无“者”字】。（释：小说中的讹传如此流转，最后延伸到正史之中，所以编史最重要的是要有鉴识。） 考察记载怪异之事，为什么一定要删去诙谐的成分？编撰史书本来就应当辨识重大义理，有所褒贬，有所防范。既不是灾祸，也不是祥瑞；既不能劝善，也不能惩戒的事情，必须对此严格把关，然后史书这一体裁才会尊贵，它所发挥的作用才会重大。我曾间或拿后来的史书来验证，遇到这类事情，往往只是放任其作为活泼的句子，这难道是元教造成的吗？○《搜神》《异苑》把这些事收录其中，属于杂述的篇章，保存小说的内容。如果史书也把它们拾取进来，就会把卑琐的事物【原文“猥江璧门枢”疑有讹误】说成像江璧、门枢一样，再用值得称道的话加以褒扬，借此征验异兆。事情如果没有关系，就应当加以讥评；如果不把全书相互参照考察，就不知道怎样使措辞持平。○可以把它当作考察事物起源的书来看，也可以把它当作作注者应遵守的方法。《殷芸小说》【《梁书·殷芸传》：殷芸，字灌蔬，不随便同人交游，广泛通晓群书。《隋书·经籍志》：《小说》十卷，梁武帝命司徒左长史殷芸撰写。陈氏《书录》、邯郸《书目》说有的题作刘餗撰，错了。这部书开头列题秦、汉、魏、晋、宋各帝，下注“殷芸撰”，显然不是刘餗所作。因此它叙事只到宋初，大概是从各史书传记中抄集而成。有人称作“商芸”，是宣祖庙尚未迁祧时为了避讳。考察刘餗就是刘知几的儿子刘知柔；从这一条有的本子题作刘餗来看，更不必多说。】萧方等【《困学纪闻》：萧方等作《三十国春秋》，以晋为主，附带列述刘渊以下二十九国。《通鉴》晋元兴三年引用萧方等的议论，《纲目》却只说“萧方误删了‘等’字”。考察《梁书》说：“忠壮世子方等，字实相，是世祖的长子。贞惠世子方诸，字智相，是世祖的第二子。愍怀太子方矩，字德规，是世祖的第四子。”可见“方”是兄弟二人共同使用的字。世祖指元帝。《唐宋艺文志》也误删了“等”字。又考察《隋书·经籍志》作“萧万等”，这是又把“方”讹成“万”；下文“再误‘万’为‘万’”文字本身疑有问题。考据之学，确实不容易说清。】市中之虎【《韩非子·内储说》：庞恭对魏王说：“现在一个人说市场上有虎，大王不相信；两个人说，大王也不相信；三个人说，大王就相信了。市场上没有虎，这是明摆着的事；然而三个人说了，就造成了市场上有虎的事实。希望大王明察。”】司马迁发表议论，称尧的时代没有许由【一处误作“舜”】；应劭作《风俗通义》，记载说“汉代没有王乔”，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到了皇甫谧撰写《高士传》，却详细讲述箕山的事迹；干宝作《搜神记》，又深信叶县神灵的传说。这些都是趋向传闻而背离事实，舍弃真实而听从虚妄；明知不对却故意这样做，是罪过中最严重的。近来【一处无“者”字】宋朝临川王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上起两汉、三国，下至晋中朝和江左的事，刘峻为它作注，摘出其中的瑕疵，使虚伪的事迹明显可见，按理很难再加以文饰。然而皇家撰写《晋史》，却大量采用这部书，于是采信了康王的妄言，违背了孝标的正确说法。既然把这部书中的事情当作史实，怎么还能这样厚着脸皮呢？考察可知，这一条与上面一条指的是同一件事。○许由的事情，司马迁也不是马上就认定为不存在，只是特意设置疑辞，借许由这个人引出伯夷、叔齐受到称誉的说法。我又怀疑《庄子》《列子》中的寓言，至于其中人名是否真实存在，只是不必深究罢了。至于《孔子家语》所说的少正卯，说他言行虚伪邪僻，七天后受到诛杀；可是究竟没有扰乱政事的实际行为，也没有听说孔子请求命令而执行刑罚。曾经作为圣人的孔子，难道会作出这样急切而专擅的举动吗？这也是我心中不能安然接受的地方【《左传》《国语》都没有这个人】。再详细考察这一条，大概是因为新《晋书》采用《世说新语》而发。刘义庆的书和刘孝标的注释，正如裴松之之于《三国志》，究竟该取哪一方、舍弃哪一方，也不能拘泥于一端。我的意思是，史家的文字中如果有传闻和异说，应当以各家共同尊奉的说法为主，同时不要废弃各家独有的见解；以疑传疑，才可以成为信史。明惠帝确实被焚死，而世间却流传他逃亡隐遁；如今史书以史宬中的材料作为可信依据，同时仍把逊国之事作为存疑传说，这样可以拿来质问鬼神，等待百代之后再作判断。汉代吕后以妇人的身份临朝称制，所处理的事情同王者一样。班固编次她的年月，虽然同诸帝合编，但记载她的事迹，实际上同后妃列在一类。皇家诸位学士撰写《晋书》，在开头说明凡例【原注：有《序例》一卷，位于《晋书》开头，所以说“首发凡例”】，却说：“《汉书》记载皇后，除了王后、吕后以外，不为她们另作传记，只把她们的行事编入叙述，附载到外戚篇中【考察：凡例原文到此为止，以下文字疑有脱漏】；没有载入的，只有元后【字政君】。”怎么能随便拿吕氏来作例子呢？大概是因为读书不精，认识事情多有缺漏，只看到本纪的篇名，以为把高后的年月编入其中，于是便误以为外戚篇裁取材料时也总要叙述娥姁【吕后字】的事【这四句的文义也难以理解】。这样的草率简略，不是太过分了吗？考察这一条的驳正，是驳斥《晋史》的凡例。但原文中似乎有不少脱漏和讹误，姑且保存原样而不加论述。杨王孙用布袋装着尸体，裸体下葬。伊籍出使吴国时，以拜一次、起身一次，认为还不算劳累。这两位贤者立身行事，各有这样一件事而已。然而《汉书》《蜀志》都为他们立传，前代贤哲已经详细加以讥议了。可是杨王孙能够反常而合乎义理【虽然他的做法违背了丧葬礼制，但他的言论符合通达之人的义理】，足以纠正奢侈厚葬的弊病；伊籍凭借机敏的言辞应答，可以免除出使者所受的屈辱。把他们列入篇章，仍然有可取之处。（释：以上是引出论端。）近来皇家撰写《晋书》，为刘伶、毕卓作传，叙述他们的事情，只是直接记载他们嗜酒沉湎、违背礼制、败坏德行，如此而已。这样作传，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原注：旧《晋史》本来没有刘伶、毕卓的传，皇家新撰《晋书》为补充前史的缺漏。】○有一种版本删去了这条注释】（释：这里所要纠正的，就是这种警戒荡涤的作用。） 把前面所论的《搜神》《异苑》《世说》以及这一条的《刘毕传》合起来看，删除荒诞放纵的内容，加以约束整理和编纂，都是有文采的士人所厌恶和害怕的事情，所以《史通》往往因此招来诽谤。

译○评论的人认定刘知几所说的是庄严的国史，便自以为心平气和；至于《谈苑》《说铃》这一类书，本来并不是他所要禁绝的。杨王孙【本传说他学习黄老之术，想要裸体下葬。他说：死，是生命终结后的变化，也是万物归还本源的过程。归还本源的能够到达归处，发生变化的能够得到变化，这样万物各自返回真实状态。返回真实状态后，幽暗无形、无声，才与道的情理相合。假如装饰外表、夸耀华美，众人都实行厚葬，就会隔绝真实，使归还本源的不能到达归处，使应当变化的不能发生变化；这就是使万物各自失去适当归所。】伊籍【本传说：伊籍字机伯，跟随先主进入益州，奉命出使吴国。孙权想用言辞挫败他，伊籍正好进来行拜礼。孙权说：“向一个无道的君主行礼，辛苦吗？”伊籍当即回答：“拜一次、起身一次，还算不上劳累。”伊籍的机敏应变，大多都像这样。孙权非常惊异。】刘伶【本传说：刘伶，字伯伦，放纵情怀，任意行志，同阮籍、嵇康意气相投，欣然相契，携手进入竹林。他常乘鹿车，带着一壶酒，让人挑着锄头跟随，说：“死了就把我埋掉。”他曾向妻子要酒，妻子把酒倒掉，哭着劝他。刘伶说：“我自己不能克制，应该祝告鬼神，发誓戒酒才行。”妻子于是准备酒肉。刘伶祝告说：“上天生下刘伶，使我以酒为名。一次喝一斛，五斗酒才能解醉。妇人和小孩的话，千万不能听。”说完仍然喝酒，吃肉，神情木然地又醉了。】毕卓【本传说：毕卓，字茂世，任吏部郎，曾因饮酒荒废职务。邻舍的酒酿熟后，毕卓趁醉在夜里来到酒瓮旁偷喝，被掌酒的人捆了起来。第二天早晨一看，原来是毕吏部。其余文字已见《书事篇》】《宋略》【一条】裴子野删削、简略《宋史》，编定为二十篇，删去烦琐内容，撮取要旨，确实很有功力。释：篇首提出“略”字，意思是既称为“略”，烦琐的文字就应当省略。然而，他所收录的文章颇为芜杂污秽。例如《文帝除徐傅官诏》、颜延年《元后哀册文》、颜峻《讨二凶檄》、孝武帝《拟李夫人赋》、裴松之《上注国志表》、孔熙先《罪许曜词》，这些文章尤其不应收载。释：列举六项作为论据。为什么呢？徐羡之权势显赫，威权震动君主，背负着芒刺般的猜忌；要夺取他的性命，必先给他恩宠。后来罪名全部列出，刑书据此定罪，那么先前下达的诏书本来就不是实录，却把前后两种文字一并载入，硬使它们互相矛盾，两方面都受到损害【论断一】。国家遭逢不幸，史书中有哀册文【一作“哀防”】。晋、宋以来，这类文字大多载在起居注中，辞藻全是虚饰，意义没有什么可观；既然只需用简略的话说明，就应当删去【论断二】。过去汉王列举项羽的罪状，袁公以檄文声讨曹操，如果不完整记录那些文字，就难以彰显他们的罪过。至于二凶作恶，事情不说也人人知道，不必等到檄文列举，才显明罪状；一定要把它刊载在国史中，难道能增加什么不同吗【一作“宜”，误】【论断三】？孝武帝作赋哀悼亡者，专心于宫中宠爱之人，感情只在儿女私情，所说的不是军国大事【论断四】。裴松之所论述的事情非常细小【一作“下”】，而且文章义理也不工整【论断五】。孔熙先谋反，怀有奸诈，捏造言辞欺骗众人；况且他所作的只是草稿【一作“草藁”】，本来还没有公开发布【论断六】。释：论述到此为止。把这些文章全都编入篇次，不加选择，难道不是芜杂泛滥吗？释：像这样的文章，似乎不能再用“略”来命名了。假如删去这几篇文章，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议论，那么宋代国史中的美好事迹，遗漏简略的地方大概很少，为什么应当收录的反而不收，应当删去的反而不删呢？不过，近代的国史大多都有这种弊病，和自郐以下的作品相同，不值得特别加以讥评。像裴子野这样的作者，在众多作品中，是可以和他谈论史学的人，所以我特意举出这件事，以说明我的取舍批评。按：这一条必须辨明“略”字的名实关系。国史何妨详细记载？裴子野的书既以“略”为名，却把芜杂文章一一列出，因而名实不相符合。这与《载言》《载文》两篇，意思都是各自发挥的。○子元历来贬斥三国史，认为裴注只是见闻广博，却不知道简约。裴松之作注所征引的书籍非常丰富，但选择言辞不够精当。丰富，正是喜好博览的人所推崇的，例如疏寮称赞刘孝标的注，这就是这个意思。《世说》征引晋朝一代的记载，共有一百六十六家，都是正史以外的材料，也是这个意思。不精当，则是见识宏大的人所诟病的，例如朱子评论李延寿《南北史》说，除去司马光《资治通鉴》所采用的部分，其余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说，也是这个意思。《除徐傅官诏》【《徐羡之传》说：徐羡之，字宗文。高祖登基后，进号将军，加授散骑常侍，封南昌县公。少帝失德，徐羡之等废黜他，将他迁往吴郡，随后又加以杀害。太祖即位后，升任司徒，改封南平郡公。《傅亮传》说：傅亮，字季友。宋国初建时，随高祖返回寿阳。高祖有接受禅让的意图，傅亮领会后说：“我暂且应当回都城，到都城后立即征召高祖入朝辅政；等到接受天命时，任尚书仆射、中书令。”少帝被废后，傅亮到江陵迎接太祖。太祖到达后，询问少帝死亡和被废的始末，悲痛号哭，抽泣不止。傅亮于是向到彦之等人表露心腹，竭力与他们结交。太祖登基后，加授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进爵始兴郡公。按：太祖就是文帝。这两人的除官诏书，沈约《宋书》没有记载。元嘉三年，两人都被诛杀。】《元后哀册》【《后妃传》说：文帝袁皇后，名齐嬀，是左光禄大夫、敬公袁湛的庶女。生子刘劭，皇帝对皇后恩宠礼遇非常深厚。后来潘淑妃受到的宠爱超过后宫众人，袁皇后因此称病，不再进见皇帝。元嘉十七年，皇后的病势沉重，皇帝握着她的手流泪，她于是拉被子蒙住脸去世。】皇帝非常悲痛，下诏让此前任永嘉太守的颜延之撰写哀册文，文章非常华丽，等等。按：颜延之字延年。

译《讨二凶檄》【二凶的本传说：元凶刘劭，是文帝的长子。有个女巫严道育，自称能够通灵。刘劭的姐姐东阳公主把她告诉皇帝，假称她擅长巫术，将她召入宫中。刘劭和始兴王刘濬恭敬地侍奉她，称她为天师，于是进行巫蛊。皇帝后来知道此事，惊惧惋惜，准备查验核实，废黜刘劭，赐刘濬死。潘淑妃把这件事告诉刘濬，刘濬又报告刘劭，刘劭便假传皇帝诏令召皇帝入宫，将其杀害。世祖以及南谯王刘义宣、随王刘诞起兵讨伐，向京城发布檄文，等等。又据《颜竣传》：颜竣的父亲是光禄大夫颜延之，颜竣任世祖抚军主簿。世祖镇守浔阳时，颜竣升任记室参军。世祖入朝讨伐时，任命他总理内外事务，并撰写檄书。《南史》说：颜延之任刘劭的光禄大夫，刘劭把檄文给颜延之看，说：“这篇文章是谁写的？”颜延之说：“是颜竣写的。”刘劭说：“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颜延之说：“颜竣尚且不顾念老臣，怎么能替陛下……】《拟李夫人赋》【《孝武十四王传》说：始平王刘子鸾的母亲是殷淑仪。殷淑仪宠爱刘子鸾，对他的爱超过其他诸子。刘子鸾遭逢母丧后，朝廷追进殷淑仪为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谥号宣。孝武帝悲痛宠爱之情不能停止，仿照汉代《李夫人赋》作赋，说：“我因为哀悼亡故之事而消磨时日，阅览前代君王的词赋，看见《李夫人赋》，感到凄然有所怀念，于是受到感动而作此赋。”】等等。《注国志表》【见《补注篇》】《罪许曜词》【事情附载于《范晔传》】孔熙先有纵横家的才干和志向，他的父亲孔默之被交给廷尉治罪，彭城王刘义康保护孔熙先，使他得以免罪。刘义康被贬黜后，孔熙先暗中怀有报答效力之心。他一向精通天文，说太祖一定会因为非正常原因去世，江州将出现天子，认为那个人应当是刘义康，而且这在天象上有依据。静尼出入刘义康家中，孔熙先又善于诊脉。法静尼的妹妹嫁给许耀为妻，许耀任队长，在宫台值宿守卫殿省，曾经生病，孔熙先替他配制一剂汤药，许耀的病立即减轻，于是两人交往起来。孔熙先认为许耀胆识才干都不错，便把谋反的计划告诉他，许耀答应作为内应。孔熙先让范晔伪造刘义康写给徐湛之的信，拿给同党看，徐湛之把信封上呈报，凡是被牵连的人全都被诛杀。按：《罪许词》沈约《宋书》也没有记载。又按：裴子野《宋略》已不可见，但拿完整的《宋史》比较，其中收录的浮华文章反而比裴书简略，所以《史通》这样说。《后魏书》【二条】《宋书》记载佛狸入侵时，其中的胜负情况大概都是真实记录。魏史所记【原注说的是魏收撰写的《魏书》】，则完全出自沈约的本子。释：所记载的内容采用宋军没有取胜的说法，魏收的书仍沿用了它。若遇到有损羞耻的事情，便随意增删，模棱两可地加以掩饰【一作“罕”，误】；至于刘氏献女请求和亲，太武帝以军队交战时求婚不合礼法为由不答应，这种说法尤其奇怪。释：指出《魏书》中的饰辞。为什么呢？江左的皇族和水乡的庶姓，例如司马、刘、萧、韩、王等，有的出自逃亡者，有的起于俘囚，一旦到了桑干，都成了禁脔。这些全是魏史自己叙述的，并不是别国传说。释：南朝士人逃奔北方，多成为北方贵族的女婿，正可据此驳斥魏书拒绝婚姻的夸饰说法。既然北方如此看重南方，哪有黄旗之主亲自屈尊求婚，而在白登之战时反而心怀疑虑、不肯接受的道理？这种说法荒诞离奇，未免太过分了。释：驳斥拒婚的说法到此为止。看沈约的《宋书》，诚然可以说写得不好，但一定比魏收的《魏书》更像一部良史。

译而且魏收常说：“我看沈约，正如看一个奴仆一样。”【原注：出自《关东风俗传》】○有一本书漏掉了这条注释。这可以说是给丑妇涂脂粉，却夸耀西施；拿鱼目来嘲笑明月。释：总的说来，认为魏收的书劣于沈约的书，因而搁笔不谈。按刘知几的意思，凡是涉及《魏书》的地方，都只是一味斥责和夸张。佛狸入侵【《宋书·索虏传》】魏元明帝的儿子拓跋焘，字佛狸，亲自率领大军渡过黄河，说：“近来年成很好，百姓富足，我应当向东巡行吴地，尽览江淮一带，登临沧海，探访禹穴，登上姑苏台，搜览长洲苑。”拓跋焘从彭城向南出兵到盱眙，抵达瓜步，徒步砍伐芦苇，制造箄筏，声称要渡江；又派使者送给太祖骆驼和名马，要求讲和并请求通婚。皇帝派奉朝请田奇带着珍馐美味回赠。拓跋焘用手指着天，又指着自己的孙子给田奇看，说：“这次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功名，实际上是想结成婚姻援助关系。如果能够彼此应酬往来，从今以后连一根毫毛也不再侵犯。”他又请求把女儿嫁给世祖。《魏书·岛夷刘氏传》说：“皇帝登上瓜步，徒步砍伐芦苇，编结筏子，表示要渡江。”刘义隆非常恐惧，想逃往建业，士人和女子都挑着担子站在路上。刘义隆派黄延年到行宫朝见，献上百牢，并请求讲和，请求把女儿嫁给皇帝的孙子。世祖认为交战时求婚不合礼法，只答应讲和，不答应通婚。按《宋书》所说：拓跋焘就是魏世祖太武帝；《魏书》所说：刘义隆就是宋太祖文帝。司马、刘、萧、韩、王【《魏书》】司马楚之，是晋宣帝之弟司马馗的八世孙。刘裕诛杀司马氏亲属，司马楚之逃亡到汝水、颍水之间。奚斤攻取河南时，司马楚之请求投降，后来娶魏诸王的女儿河内公主为妻，生子司马金龙。又有刘昶，是刘义隆的第九个儿子。刘子业即位后，婚姻关系混乱，行为狂暴放纵，抛弃母亲和妻子，带着妾穿丈夫服装，暗中出行投降，娶武邑公主为妻。一年多后，公主再嫁给建兴长公主。又有萧宝夤，是萧鸾第六子、萧宝卷的同母弟。萧衍攻克建业，杀死萧氏兄弟，萧宝夤一家凿穿墙壁连夜逃出。萧宝夤准备了一条小船，戴着黑头巾，潜行到江边，穿着草鞋徒步行走，脚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抵达寿春。守将查问后知道了实情，将他送到京城。世宗以礼相待，不久让他娶南阳长公主为妻，赐帛一千匹，并供给婚礼用品。又有韩延之，是司马德宗平西府的录事参军。太常二年，他与司马文思一同入国。韩延之前妻罗氏生有儿子韩措，也随同入国。后来又把淮南王的女儿嫁给他，生子韩道生。又有王慧龙，是司马德宗仆射司马愉的孙子、散骑常侍司马缉的儿子。刘裕未显达时，司马愉没有以礼相待；等刘裕得志后，司马愉一家被诛杀。王慧龙被沙门僧彬藏匿，太常二年归附魏国。崔浩的弟弟崔恬把女儿嫁给他。崔浩见到他后说：“确实是王家子弟。他们王氏世代鼻子长着齇，江东人称之为齇王。王慧龙的鼻子很大，确实是贵种。”按：王慧龙并没有和魏宗室通婚，这里只是借来作例。桑干【《宋书·索虏传》：索头部落的拓跋珪，字涉珪，拥有中原，自称魏，年号天赐，治所在代郡桑干县的平城。】禁脔【《晋书·谢安传》：谢安的孙子谢混，字叔源，年轻时就有美誉。孝武帝想让他做晋陵公主的驸马，但婚礼尚未举行皇帝就去世了。袁崧想把女儿嫁给他，王珣说：“你不要靠近禁脔。”起初，元帝刚镇守建业时，公私都困窘匮乏，每得到一块肉，就当作珍贵的膳食；肉颈上的一块尤其鲜美，总是拿来进献给元帝，称作“禁脔”。所以王珣借此开玩笑，谢混最终还是娶了公主。】黄旗【《吴志·权传》注说：《吴书》说，古代贤人的秘传论断认为，紫盖黄旗的天命在东南。按：这句话本出自《江表传》。又据《魏书·李平传》：李平的儿子李谐作为聘使到石头城，梁国主客郎范胥负责接待。范胥说：“金陵的王气在前代已有征兆，黄旗紫盖本来就出自东南。”】白登【《汉匈奴传》：冒顿把高帝围困在白登。注：白登在平城东南。按：平城位于桑干，也就是元魏建都的地方。】近来沈约撰《晋书》喜欢制造奇异说法，称元帝是牛金的儿子，用来应合“牛继马后”的征兆。邺中的学者王劭、宋孝王对此说得很详细。魏收深深嫉恨南朝，正好要记录南朝的短处，于是撰写《司马睿传》时，把沈约所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释：以上是在纠正魏收。又有崔浩谄媚侍奉狄族君主，曲意编造邪说，称拓跋氏的祖先本是李陵的后代。当时众人纷纷驳斥，这件事便没有实行。有人偷偷带着他的书渡过长江。沈约撰写《宋书·索虏传》时，仍然转述了崔渊所说的话。释：以上是在纠正沈约。这些种种荒诞说法，流传得非常多。假如没有踪迹可以查考，真假就难以辨别了。按：这一段虽然列在论说魏史的条目下，实际上是把魏收和沈约一并举出。刘知几深深斥责史家混淆讹误、传播虚妄的习气，我非常赞同。○这与上条的说法，前面在《因习言语》《叙事曲笔》等篇中已经反复谈过了。这里又重复说一遍，所以可以知道，《杂说》各条大多是前书的底本，并不是后来续写的。看开篇第一篇，便说“自古以来编纂撰述文籍，外篇已经把这些说得很完备了”，由此可以验证，外篇并不一定是在内篇之后才写成的。牛继马后【《魏书》说：僭称晋室的司马睿，字景文，是晋将牛金的儿子。当初，琅邪王司马觐的妃子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牛金私通，生下司马睿，于是冒用司马姓。按：王宋的辩说没有可考依据。《旧唐书·元行冲传》说：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现一块祥瑞石，上面有“牛继马后”的征象。魏收认为晋元帝是牛氏的儿子，冒用司马姓，以应合石上的文字。元行冲推究考察事情经过，认为昭成帝名犍，继承晋朝接受天命，于是考订谣言，撰写论说来说明此事。按：元行冲本来就是拓跋氏的后代，他继承祖先的说法，也未必确实。不过，夏侯氏私通的丑陋传闻、牛氏之后的虚妄之说，《通鉴纲目》都摒弃而不记录。由此可知，正大典雅的史家执笔撰述，本来就不应采用昏暗无据的言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拓跋氏的祖先【《宋书》说：索头部落的虏姓为拓跋氏，他们的祖先是汉将李陵的后代。李陵投降匈奴后，匈奴有数百、数千个部落，各自建立名号，索头也是其中之一。又见《序传篇》。】《北齐诸史》【三条。“诸”一作“书”，这是错误的；因为并不专门论述李百药的书，所以称作“诸史”。】

译王劭的《国史》写到战争、叙述纷乱时，充分施展余勇，更能看出他的长处。至于叙述文宣帝逼迫孝静帝接受魏的禅让、二王【应作“常山王”】杀杨燕而废黜乾明帝，即使拿《左传》记载季氏驱逐昭公、秦伯接纳重耳、栾盈在曲沃起兵、楚灵王败于干溪来类比，也大致可以相提并论。又叙述高祖在邙【一作“印”，一作“卭”，《北齐书》作“芒”】山击败宇文氏、周武帝从晋阳出兵平定邺城，即使拿《左传》记载城濮之战、鄢陵之战、齐军败于鞍地、吴军攻入郢都来类比，也不过如此。按：可知魏收称“君懋的书多得说不完”，可惜我没有机会看到它。这段评论所记的四件事，不只是叙述史事，也是评论文章。事情最重大，文字也最详尽精练。现在看李百药、令狐德棻所编撰的史书，大体都把它作为蓝本，所以引用注释时应当稍微完整地说明其中曲折，不能和其他地方只节略叙述事迹的情况同样处理。文宣帝逼迫魏帝禅让【《北史》】孝静帝从容沉静典雅，有孝文帝的风度。渤海王高澄让崔季舒任中书黄门侍郎，命他监察宫中的动静。高澄写信给崔季舒说：“这个痴人现在怎么样了？痴病稍微减轻，还没有来得及行动，就要把帝位禅让给文宣帝了。”襄城王元昶等人入昭阳殿奏事。元昶说：“五行轮流运行，有开始也有结束。希望陛下效法尧禅位给舜。”孝静帝便收敛容色回答说：“这件事推辞谦让已经很久了，我谨当退位避让。”孝静帝走下御座，步行到东廊，口中吟诵范蔚宗《后汉书》赞语：“献帝生不逢时，身遭播迁，国家陷于危难。终于结束汉朝四百年的国运，永远成为虞舜的宾客。”有关官员奏请他出发，孝静帝说：“古人尚且怜惜遗落的簪子和破旧的鞋子，何况我要同六宫妃嫔告别。”可嫔赵国李氏诵读陈思王的诗说：“大王要爱惜玉体，共同享有头发变黄的长寿之期。”皇后以下的人都哭了。等到走出云龙门，王公百官穿戴朝服行礼辞别。孝静帝说：“今天的情形不比常道乡公和汉献帝好多少。”众人都悲伤凄怆。常山废帝干明。【《北史·文宣天保十年纪》说：起初，文宣帝改年号为天保，有见识的人说：“‘天保’是一个‘大人’，只到十年，难道不会超过十年吗？”他又曾问泰山道士能得到多少年做天子，道士说：“能得三十年。”后来文宣帝对李皇后说：“十年十月十日，岂不就是三十年吗？人生总有一死，只是可怜正道这个孩子将要被人夺去帝位罢了。”《废帝干明元年纪》说：“正月，常山王高演假传诏令，诛杀尚书令杨愔、尚书右仆射燕子献等人。八月，太皇太后下令废帝为济南王，让常山王高演入朝承继帝统。”起初，文宣帝命邢邵给皇帝拟名为殷、字正道，因此很厌恶这个名字，说：“殷的家弟以及‘正’字都只有一笔，我死后，儿子不可以这样。”于是他对昭帝说：“只管夺取帝位，千万不要杀他。”《孝昭纪》说：“孝昭帝与济南王约定互不伤害，等到了邺城，却秘密把他杀了。”后来有人看见文宣帝跟随杨愔、燕子献等人向西而行，说是要报仇。孝昭帝当时在晋阳，也梦见了这种情景，于是讲习武事以压制这种征兆。有一只兔子惊了马，孝昭帝坠马，肋骨折断。太后问济南王：“要不要杀掉他？”济南王说：“他死也是应该的。”】季氏驱逐昭公。【《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的事，见本书上卷。】秦国接纳重耳。【《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秦穆公接纳了重耳。】栾盈起兵。【《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栾盈夜里去见胥午，把事情告诉了他；胥午把他藏起来，并设宴款待。曲沃人奏起音乐，胥午说：“如今得到栾孺子，怎么样？”众人回答：“得到君主而为他去死，也如同没有死一样。”众人都叹息，有人流泪。酒爵传行，又都说：“得到君主，还有什么二心呢？”栾盈出来，向众人一一拜谢。栾盈率领他们进入绛城。】干谿。【《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当时下着雨雪。楚灵王戴着皮帽，穿着秦地产的复陶衣，披着翠色的皮裘，穿着豹皮鞋，拿着鞭子出行。右尹子革晚上诵读《祈招》诗，楚王不能自我克制，终于遭遇祸难。】高祖在邙山击败敌军。【《北史·武定元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慎占据武牢向西叛乱。三月，周文帝率军援助高慎，神武帝在芒山把他打得大败。第二天再次交战，西魏军全力来攻，神武帝失去坐骑，赫连阳顺下马把马让给神武帝，苍头冯文洛扶他上马，几个人骑马步行跟随逃走。追兵赶到，亲信都尉兴庆说：“大王害怕了！”兴庆身带一百支箭，足以杀死一百人。神武帝说：“事情成功，就任命你为怀州刺史；如果我死了，就任用你的儿子。”兴庆说：“我的儿子年幼，希望任用我的兄长。”神武帝答应了。兴庆战斗到箭用尽而死。西魏将领贺拔胜带十三名骑兵追赶神武帝，刘洪徽射中了其中两人；贺拔胜的长槊将要刺中神武帝时，段孝先横射贺拔胜的马，马倒地，于是神武帝得以脱身。豫州、洛州平定。神武帝派刘丰巡行占领各地，到恒农后返回。按：芒山就是北邙山。张载《七哀诗》作“北邙”。】周武帝平定邺城。【《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冬十一月，周武帝从京师出发。十二月，驻军晋州，列阵东西二十多里。他骑着平时御用的马，只带几个人巡察军阵，所到之处就呼喊主帅的姓名，慰劳勉励他们。将要交战时，主管官员请求给他换马。周武帝说：“朕骑的是良马，为什么要换？”齐军填塞壕沟，向南推进。周武帝命令各军攻击齐军。齐后主与几十名骑兵逃往并州。周武帝率诸军追赶齐后主，诸将请求回师。周武帝说：“你们如果怀疑，朕就独自前去。”于是挥军直进，驻军并州。齐后主逃往邺城。建德六年春正月，齐后主把帝位传给太子高恒，改年号为承光。周武帝到达邺城，率军奋力进攻，于是平定北齐。齐后主逃往青州，周武帝派大将军尉迟勤追赶。二月，俘获齐后主。周武帝从阼阶下来接见他，按宾主之礼相待。按：刘劭本是齐人，这里叙述齐后主的事，按理说应当还有一些措辞，但被删削的地方一定很多。】城濮、鄢陵之战。【城濮之战发生在僖公二十八年，鄢陵之战发生在成公十七年，是《春秋》所载晋、楚三次大战中的两次。】齐军在鞌地战败。【成公二年，晋国的郤克率军在鞌地列阵，齐军大败，晋军追赶齐军，绕华不注山三周。】吴国攻入郢都。【事情见定公四年，本书上卷略有记载。按：本条援引《左传》的事，前后共八件，都是篇幅很大的记载；因为事情为人熟知，所以这里只举年份，略去正文。】

译有人问：王劭《齐志》大量记载当时鄙俗的语言，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回答说：古往今来，名称各不相同；地域有分别、土壤有隔绝，所以称谓也不同。晋国、楚国的方言，齐国、鲁国的俗语，六经和诸子书中已经记载了很多。说明：【开头说明古代的风俗和方言，经典书籍都有记载。】自汉代以来，风俗屡次变迁；从史籍中考察，大致可以看到这些情况。有时把称呼君臣的词用于朋友之间，有时把尊称官员的称呼用于君父；有意曲折地表示尊敬，给人标以“处士”的称号；王孙却轻率地加以侮辱，称人为“仆夫”。【恐怕应作“役夫”才对。】舍长也有把荆楚方言中的“多”解释为“伙”的；庐江人把桥称为“圯”；南方人称北方人为“伧”；西方人称东方人为“虏”；“渠们”“底个”，是江东一带彼此称说的词语。至于“君”“卿”、中原的“汝”“我”等意义，也都随着地域而变化，随着时代而更改。这些情况散见于典籍，不必另加推求，已经足以知道民间风俗各有不同，也足以验证各地的土风并不相同。说明：【其次说明近古史籍也记载俗称。】然而自东西二京失守、四方夷族掌握政权以来，夷人和华夏人杂处，语音和句法更加鄙俗。而彦鸾、伯起一味务求避讳，重规、德棻则专心在文字上修饰，于是使中原数百年间的俗语没有机会被记载下来。说明：【自晋朝失去中原以来，各国的语言不断变化，史官却认为鄙俗而加以避讳，因而失去了真实情况。】俗话说：只知道古代而不知道当今，叫作“陆沉”。又说：有一件事不知道，是君子的耻辱。既然如此，时代无论远近，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凭借广泛听闻，才能形成博识。说明：【用几句话引出王劭《齐志》，自称记载琐细语言是有分寸的。】如今所说的这些词语，例如中州称汉人为“汉”，关右称人为“羌”，把“臣”改称为“奴”，把母亲称为“姊”，称皇上为“大家”，称军人为“儿郎”，凡是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必须追寻它们的本源；若不详细查考出处，读《齐志》就能明白。由此说来，王劭所记录的内容，实在是大有裨益，足以解除后世学者的蒙蔽，扩展后来人的见闻。假如没有王劭，我就会对近代的事情闭目塞听、孤陋寡闻了；你为什么还要无端加以讥讽呢？说明：【只有王劭能够保存质朴的俗语，因此特别赞许他。】按：刘知几评论史书，贬斥文饰而推崇真实；即使偏重记录乡里语言，也不惜耗费纸张，真可以说有崇尚质朴的癖好了。处士、王孙。【《后汉书·祢衡传》：祢衡替江夏太守黄祖撰写书记，文章各得体宜。黄祖握着他的手说：“‘处士’这个称呼正合我的心意。”《楚辞·招隐士》说：“王孙游子，不归春草生。”又说：“子凄凄。”《汉书·韩信传》说：“我怜悯王孙而给他饭吃，难道是希望他报答吗？”注释说，苏林解释道：“王孙，就像说公子一样。”】仆夫、舍长。【《左传·襄公四年》记载，虞人的箴言说：“兽臣掌管山林，冒昧告知仆夫。”楚国令尹子文的儿子楚世子商臣宴请江芉，却不表示敬意，江芉发怒说：“竟然叫我役夫！”《史记·扁鹊传》说，扁鹊姓秦，名越人；年轻时替人做舍长。注释说，他是掌管客馆的人，所以称为舍长。】“伙”多的意思。【《史记·陈涉世家》说，陈涉称王后，旧日朋友进宫拜见他说：“伙颐！”陈涉做王时威严深重，这是楚人把“多”说成“伙”，所以天下人便流传了这个说法。】桥称为“圯”。【《史记·留侯世家》说，张良曾从容地到下邳的圯桥上散步。注释中徐广说：“圯就是桥，东楚地区称桥为圯，音怡。”】南方称北方人为“伧”。【《晋书·周玘传》有“杀我者诸伧子”；《宋书·索虏传》说，伧人把交换称为“博”；《世说新语·雅量》说，褚公乘坐商人的船，投宿钱塘亭，当时县令正要送客出亭，差役驱赶褚公，让他移到牛屋下面；县令问牛屋下是什么人，差役说：“昨天来了一个伧父，寄宿在亭中，因为有尊贵客人，只好暂时把他移到这里。”按：这里所指的都是北方人。】西方称东方人为“虏”。【《史记·高祖本纪》说，项羽埋伏弩兵射中了汉王，伤到胸部，汉王便摸着脚说：“虏兵射中了我的脚趾。”又《娄敬传》说，娄敬劝汉高祖讨伐匈奴，高祖骂他说：“齐地的俘虏，凭着口舌取得官职。”《后汉书》说，光武帝攻打尤来军，反而被对方击败，笑着说：“差点被虏兵讥笑。”《北史·僭燕传》说，关中的歌谣道：“太岁向南行，还会再被虏。”西方人把徒河人称为“白虏”。按：这里所指的都是东方人。】“渠们”“底个”。【郭璞注《汉书》说：“渠有其子乎？”《集韵》说，“们”读作莫奔切。如今填词家说“俺们”“我们”。《郭注隋唐嘉话》说，崔湜任中书令，张嘉贞任舍人，崔湜轻视他，常称他为“张底”。《扬子法言》说，“个”就是“枚”。《仪礼》“三个”的注释说，如今俗语把一枚称为一个。《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说：“惠公的才德又胜过一个人。”《南史·王镇之传》说：“如果派一个人去，也可以有所存问。”按：“渠们底个”可以把两个词连起来说。“渠们”就像今天说的“他们”，“底个”就像今天说的“那个”。】至于“君”“卿”。【《祭统》记载，卫国孔悝的鼎铭说：“若纂乃考服。”郑玄注说：“‘若’和‘乃’都是‘汝’的意思。”按：“乃”也写作“廼”。《张良传》说：“竖儒几乎败坏了乃公的事情。”《唐韵》说，古音中“若”读作“汝”。《史记》说：“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汉书》说：“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这些可以作为证据。苏轼《墨君堂记》说：“凡是人与人互相称呼，尊贵的就称‘公’，贤能的就称‘君’。”《韵府》说，身份相等的互称为“卿”；隋唐以来，对身份低于自己的人也称“卿”。我认为：隋代以前就已经如此。《晋书·庾峻传》说，庾峻的儿子庾敳，王衍不与庾敳交往，庾敳却不停地称王衍为“卿”。王衍说：“你不可以称我为‘尔’。”庾敳说：“你只管以‘君’称我、以‘我’称你，我自会以‘卿’称你、以‘卿’称我。”】中州称“汉”。【《北齐帝后传》说，皇后接受汉地老妇的斟酌；《崔季舒传》说，汉儿出身的文官联名署奏。按：自古以来，威势能够震慑边远地区的，只有汉朝最为长久，所以后来沿袭“汉”来作为华夏人的美称。】关中称“羌”。【师旷《禽经》的张华、杜宇注说：“鳖灵开凿巫山，蜀人住在江南，羌人住在江北，号称西州。”《北史·儒林传》说，李业兴拜徐遵明为师，鲜于灵馥说：“李业兴长久跟随羌博士，究竟学到了什么？”《北史》又记载，周朝尉迟迥袭击洛阳，齐将段韶说：“西羌窥伺逼近，已经成为心腹大患。”按这两传所说，“羌”正是指关右地区的人。】

译把臣称为奴。【把“臣”改称为“奴”。南北朝史书中，《北齐恩幸传》说：“皇帝家中的众奴都贪得贵幸。”《北史·艺术传》说：“齐文襄帝说：‘我家的一群奴仆还都极其尊贵。’”这些都是指亲近的侍从和仆役，并不是正指朝臣。后来我读《宋书·鲁爽传》：魏主拓跋焘南侵，鲁爽和弟弟鲁秀跟随渡河，计划归附南方，请求说：“奴与南方有仇。”下文自己解释说：“臣下对君主自称奴，就像称臣一样。”按：这才是确切的证据。】母亲称姊姊。【“姊”本作“姉”。《北齐书·文宣皇后李氏》说：武成帝即位后，逼迫李氏与自己淫乱，李氏因此怀孕。太原王来到宫门，却不能进去相见，恼怒地说：“你难道不知道吗？姊姊的肚子大了，所以不让我进去。”《康熙字典》说，北齐太子称生母为“姉姉”。】皇上称“大家”。【蔡邕《独断》说：天子身边亲近的侍从称天子为“大家”。《北齐神武纪》说：“为什么触犯大家？”《恩幸传》又说：“大家正在奏乐”“大家离开了”。】军人称“儿郎”。【《尔雅·释言》说：“师，就是人众。”郭璞注说：“指人群。”《左传》说：“军中人多受寒。”《旧唐书·封常清传》说，高仙芝呼唤所招募的士兵说：“我在京城中招募了一些儿郎，只得到很少的物资，装备还不能齐备。”按史书所见，骈体文中每次发布号令，常常都称呼士兵为“儿郎”。】皇家修撰五代史。【五代指梁、陈、北齐、后周、隋。】史馆中散落的旧稿仍然保存着，都是依据那些旧事整理成新史。看那些朱笔、墨笔涂改的地方，以及铅粉、黄粉擦拭的痕迹，仍有可以辨认的内容。有的把真实说成虚假，把错误说成正确。说明：【本节开头总括，以下专门纠正魏收等人所修北齐国史。】北齐国史都称各位皇帝的庙号；等到李百药撰写《齐书》时，如果庙号触犯当时的避讳，【原注：指庙号中有“世”字，触犯太宗文皇帝的名讳。】就改称谥号。例如把“世宗”改成“文襄”，把“世祖”改成“武成”；如果只删除这个“世”字而没有察觉，就不知道“襄”和“成”有所区别。【这句话意思不完整，恐怕有脱文。】类似这样的错误，多得无法记载。说明：【由于避讳而造成的失误之一。】另外，列传中的叙事也有这种问题：有的把武定年间的臣僚事迹放到成朝，有的把河清年间的事迹提到襄帝一朝，因此时间前后接不上，彼此错杂，使读者昏乱而无法推测，惊讶而多疑。说明：【时代错乱而造成的另一种失误。】唉，由此说来，自古以来著书还不能做到精确真实；书写成、搁笔之后，便匆忙抛弃旧有文稿，于是使玉石一同焚毁，真伪难以考寻，这难道不是令人痛惜吗？说明：【末尾再次总括感慨。】按：这一条所纠正的是李百药《齐书》的记载。把庙号改称谥号，似乎不算严重错误；但扰乱年代次序就不可接受了。不过，这也只是概括列举，以显示其失真的大概情况。至于开头和结尾所说的散落旧稿被涂改、擦拭并焚毁旧文，这更增加了浩叹。原来的真实面目屈服于改动；推究这种用心，与厌恶旧事、销毁记载的人没有不同。希望谨慎的君子引以为戒。○我综合考核这部书，凡是不同版本互有差异的，必定注出“一作某”；凡是改定错误文字的，必定注出“旧作某”，大概是深深害怕涂改、擦拭、焚毁旧稿所造成的罪过。世宗、世祖。【《北齐书》：高澄是神武帝的长子，天保初年追尊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高湛是神武帝第九子，谥号武成皇帝，庙号世祖。】武定、河清。【《魏书》：孝武帝进入关中以后，齐神武帝迎接清河王元亶的世子并拥立他，他就是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北齐书》：武成帝高湛改元河清。】《周书》。【一条。】如今流行的《周史》，是令狐德棻等人撰写的。这部书文辞华美却不切实，典雅却缺乏节制，真实材料很少，客套性的言辞尤其烦琐。说明：【都是针对把鄙俗语言改变成典雅文辞而立论。】考察宇文氏最初学习华夏风俗，是由苏绰倡导的；至于军国文书和诏令，都依照《尚书》的体例。周太祖下令，朝廷其他文章都要以此为准。大概史官所记载的内容，也都承袭了这种规范。柳虬等人随风而倒，跟着仿效。说明：【始于诏令仿效古文，后来史笔也随之仿效。】考察苏绰的文章，虽然去掉了南朝、北梁诸书那种过度华丽的文风，保存了这种典雅真实的内容，【指仿效《尚书》的体裁。】却陷入矫枉过正的错误，违背了适应风俗、随顺时势的道理。如果记载言语都像这样，错误就会更多。到了牛弘，更加崇尚儒雅，即使面对旧事，也因而刻意编成清雅的言辞，几乎没有留下原初的佳句。【据文义，“佳句”恐怕是“往句”的讹误，意思是已经不再有原来质朴的语言。】说明：【这一层申说上面的意思，但本条所要纠正的重点在下文。】到了令狐德棻，不能另外寻找其他记述来扩大见闻，只凭这部旧书重新加以润色。【原注：考察宇文氏的事情，多见于王劭《齐志》、《隋书》以及蔡允恭《后梁春秋》；王褒、庾信等人的事情，又多见于萧韶《太清记》、萧大圜《淮海乱离志》、裴政《太清实录》、杜台卿《齐记》。但令狐德棻完全没有兼采这些材料来扩充他的史书，大概是因为其中有鄙俗语言，所以导致遗漏。】于是使周氏一代的历史，多数不能算真实记录。说明：【本节主旨是纠正令狐德棻所撰《周书》。】按：这一条大概是在纠正令狐德棻的《周书》。其中间的一大段，都是说关右地区原本仿行《周官》，由苏绰开创；苏绰喜欢借助经术来装饰宇文周，使它在外表上仿佛成周，难道这仅仅是用石似玉的“碔砆”冒充美玉吗？以华夏礼法改变夷俗，是圣贤所喜爱的；史官执笔记事，怎么能因为这些缺点，就把本国史书全部视为无用而弃置呢？客气。【《左传·定公八年》记载，鲁国军队侵入齐国，在阳州城门驻扎，士人都坐成行列。有人说颜高的弓有六钧重，众人都拿来传看。军队撤退时，冉猛假装脚受伤，先行离开。鲁军又侵入齐国，攻打廪丘外城，齐国守军出战，鲁军逃跑，冉猛追赶；他回头看见没有后援，便假装跌倒。阳虎说：“这都是客气啊。”】苏绰的文辞和诏令。【《周书·苏绰本传》：苏绰字令绰，历任大行台左丞。自晋朝末年以来，文体浮华。周文帝因魏帝祭祀宗庙，群臣全部到场，便命令苏绰依照《尚书》的体裁撰写《大诰》。从此以后，文章都依照这种体体裁。按：如今取来反复考察他的文章，很有些像《王莽传》。后来读到王应麟的话，他也说苏绰的《大诰》接近王莽的文辞。】柳虬【见《史官建置篇》】牛弘【见《世家篇》】《隋书》【一条】

译从前贾谊上书、晁错回答关于防备边患的问题，都对军国大事有所裨益，足以留下劝诫，并且编入《汉史》；读者还嫌它们繁杂。像《隋书》中的《王劭传》《袁充传》，只记录他们的诡诈言辞和妄诞言说，竟然占满一篇；不久又加以斥责，其中尤其充满谄媚惑乱之辞。凡是记载言论以示后世的，贵在文辞和义理都值得观览。既然所记没有益处，哪里比得上舍弃而不记呢？大概学者的精神识见有限，而撰述者的注记却没有穷尽。用有限的精神识见去阅读无穷的注记，必然会使读者的心目、视听疲劳不堪，书籍的简册也来不及缮写。唉，假如自古以来的著述全都如此，那么就知道李斯设置坑阱、董卓制作帷盖，虽然他们的行为多有过分之处，最终也还是有可取之处了【这是有所激愤的话】考察《王劭传》《袁充传》所记录的诡诈言辞，这两个人确实都不能算作纯正的臣子。但袁充没有别的事迹可见，王劭则一生的著述实在不止一种。《隋书》把一切一笔抹杀，却偏偏宣扬他丑陋的一面，确实违背了史书的体例。扬雄著书，《美新》最为污秽，班固在《汉书》中没有收录；唯独对《法言》《太玄经》记载得很详细，这就可以看出取舍的原则。王劭任职掌管北朝史事，大体上只是辑录国史，不加文饰和虚构，人人都以此鄙薄他。如今让他与袁充合在一篇传中，专门记载那些芜杂的篇章，显然是出于偏私压抑。知道防御之事的力量和申理之言，难道就没有过于激烈的地方吗？读者应当参照《隋书》和《史通》，采取公平的尺度加以衡量，这样或许能同时看到事情的真实情况了。这一论点，我在《曲笔篇》中也颇有涉及。《王劭传》《袁充传》【《隋书》记载：王劭在齐灭亡后进入北周，说隋文帝有龙颜、头戴干之表，上表进言符命等事。有人在黄凤泉得到两块白石，石上颇有纹理，王劭便附会它们的纹理为文字。又撰写《皇隋灵感志》。文献皇后去世后，他又上书说这是升天的征兆。考察这里所记录的内容，都是王劭的诡诈言辞。袁充，字德符，陈灭亡后归附隋朝，很懂得占候之术，任太史令。当时将要废黜太子，他便迎合隋文帝观察天象，说太子应当废黜；又上表说隋朝兴起以后，太阳的影子逐渐变长。还说隋文帝的本命与阴阳律吕相合的事有六十多条。隋炀帝初年，袁充上奏说：“太阳影子更加变长，这与陛下即位和尧接受天命的年份相合，正是所谓‘唐哉皇哉，皇哉唐哉’了。”考察这里所记录的内容，都是袁充的诡诈言辞。又考察《北史·房彦谦传》说：“太原王劭、北海高构、蓨县李纲、中山郎茂、郎颖、河东柳彧、薛孺，都是一时知名而高雅淡泊的士人。房彦谦都与他们交友，门下没有杂乱宾客。”据此可见，王劭本来就是名流所推重的人。房彦谦就是玄龄的父亲，当时人称他一向俭朴无私】李斯设置坑阱【《史记·秦纪》说：丞相李斯请求秦始皇下令，除秦国史书以外的书籍全部烧掉；不是博士官所掌管的书，天下有人敢收藏的，以及诸子百家的言论，都交给郡守、郡尉，混杂烧毁。又命御史全部查问诸生，诸生互相告发牵连，四百六十多人都在咸阳被坑杀】董卓制作帷盖【《后汉书·儒林传序》说：当初汉光武帝迁都洛阳，经书典籍和秘书所载的书有两千多车。到董卓迁移都城时，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等处的藏书，全都被争相割取，书帛图书，大的连缀起来制作帷盖，小的制成囊袋。王允收集后运往西方，只剩七十多车。长安发生动乱时，这些书又一时被焚烧荡尽】考察《隋史》讥刺王君懋撰写齐、隋二史时叙述和记录烦琐【旧本有“其”字】，至于刘臻回到自己家中、询问儿子才知道，王劭专心思考书事而被奴仆戏弄，这些事竟然全都记载，因而错误更多；可以说是明知过错却又仿效它，罪过更加严重了。考察这又是在摘论令狐德棻所撰《隋书》的猥杂。篇首讥评王君懋等人的几句话，只是为了挑起下文。假如脱漏的句子不补上，就不知道这条评论究竟指什么。刘臻回到自己家中【《隋书·本传》：刘臻，字宣挚，官至仪同三司。刘臻生性健忘。有个刘讷也任仪同，刘臻想去寻找刘讷，便对随从说：“你知道刘仪同的家在哪里吗？”随从不知道，以为刘臻要回家，于是领着他离开。到了门前，刘臻还没有醒悟，便坐在马上大声喊道：“刘仪同可以出来了！”他的儿子迎到门口，刘臻惊讶地说：“你也来了吗？”儿子说：“这就是大人的家。”刘臻环顾了很久，才醒悟过来】王劭思考书事【《隋书·本传》：王劭非常喜好经史，思考时专心致志，性情颇为恍惚。每当吃饭时，他闭目凝神思考，盘中的肉总被仆从吃掉，王劭却没有察觉，只因肉少了而责罚厨人。厨人把实情告诉王劭，王劭依旧闭目等候，终于抓住了偷肉的人；他的专心竟到了这种程度】《史通通释》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