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通释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通通释》卷二十无锡浦起龙撰外篇 暗惑【第十一 ○十四条前后有序防】夫人识有不烛，神有不明，则真伪莫分，邪正靡别。昔人【一无人字】有以髪绕炙误其国君者，有置毒于胙诬其太子者【一有矣字】夫髪经炎【一作炙】炭，必致焚灼；毒味经时，无复杀害。而行之者伪成其事，受之者信以为然，故使见咎一时，取怨千载。夫史传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难凭，欺诬可见。如古来学者，莫觉其非，葢往往有焉。今聊举一二，加以駮难，列之如左。考察全书，所纠正的错误大多都有明显的迹象；这里又选取那些世代相传、却长期没有认真考察的说法加以纠正，所以把这一篇命名为“暗惑”，篇序已经说明了其中的含义。○大致颇似风俗通过誉等篇。髪绕炙【王训故韩非子文公之时宰臣上炙而髪绕之文公召宰夫而谯之宰夫▯首再拜曰奉炽鑪炭火尽赤红炙熟而髪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防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谯之果然】毒胙【左禧四晋太子申生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置之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杜注毒酒经宿輙败而经六日明公之惑】史记》本纪曰：「瞽叟使舜穿井，为匿空旁出。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乃止舜宫。」 难曰：夫杳冥不测，变化无恒，兵革所不能伤，网罗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质为羊，刘根窜形入壁，是也。时无可移，祸有【一作所】必至，虽大圣所不能免。若姬伯拘于羑里，孔父阨于陈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谓彼幻化是为圣人，岂知圣人智周万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与夫方内之士，有何异哉？如《史记》云：「重华入于井中，匿空出去。」此则其意以舜是左慈、刘根之类，非姬伯、孔父之徒。茍识事如斯，难以语夫圣道矣。且案太史公云【旧脱云字】黄帝、尧、舜轶事，时时见于他説，余择其言尤雅者，着为本纪，书首。」若如向之所述，岂可谓之【一无之字】雅邪？按此事由孟子不置深辨，唯借其忧喜之端，指与亲爱之本，史家采取杂説，据谓其事实然，得史通刋正，可补孟义。匿空旁出【本纪注：正义曰：“言舜潜匿穿空旁，从他井而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妫州懐戎县西外城，其西又有一井，耆旧传云并舜井也。”舜自中出，按此等皆出傅防】左慈易质【见采撰篇】刘根窜形【后汉方术传《刘根隠嵩山》诸好事者就根学道太守史祈以根为妖妄收执诣郡根曰实无它异颇能令人见鬼祈曰促召之根于是左顾而啸有顷祈之亡父祖近亲皆返防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祈惊惧悲哀顿首流血根嘿而不应忽然俱去不知在所】又【旧本自此以下节首并有又字，一本皆无，今从旧本】史记·滑稽传》：孙叔敖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优孟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嵗余，象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为夀，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难曰：葢语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窊【旧作窳】隆异等，修短殊姿，皆禀之自然，得诸造化，非由仿效，俾有迁革【着想滞】如优孟之象孙叔敖也，衣冠谈説，容或乱真，眉目口鼻，如何取类，而楚王与其左右曾无疑惑者邪【一作也】昔陈焦既亡，累年【吴志亦作六日】而活，秦谍从缢，六日而苏，顾【或譌须一改遂】使竹帛显书，古今【或作今古】称怪，况叔敖之殁，时日已久，楚王必谓其复生也，先当诘其枯骸再肉所由，阖棺重开所以【又是滞语】岂有片言不接，一见无疑，遽欲加以宠荣，复其禄位？此乃类梦中行事，岂人伦所为者哉？按此滑稽耳，駮语黏埴，可以失笑，然谓子元防却不错，覆思叙优孟事，落第二手，决不一直当真，况国史更非游戯事也。优孟【本传：优孟者，故楚之乐人也，多辩，常以谈笑讽諌。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病且死，云云。按：节首二句小异其文】陈焦【三国《吴志》孙休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秦谍【左宣八，白狄及晋平夏，防晋伐秦，晋人获秦谍，杀之。綘市六日而苏】又《史记·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 难曰：夫人既从物故，然后加以易名。田常见存而遽呼以谥，此之不实，明【一作昭】然可知。又案《左氏传》石碏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论语》陈司败问孔子：“昭公知礼乎【同《史记》文】史记》家令説太上皇曰：“髙祖虽子人主也。”诸如此説，其例皆同。然而事由过误，易为笔削。若《田氏世家》之论成子也，乃结以韵语，纂成歌词，欲加刋正，无可厘革。故独举其失，以为标冠云。按民謡或预兆谥成耶？郭评云：○陈司败问昭公时，当在定哀之世，记者举谥非误也。

译子元摘之非是，余所摘皆是此类。秦前汉初多有李本寜，乃谓公子遂生而赐氏，乌知此谥非此类？咦！弄巧成拙，奚自首？眼不见《史记》，为一笑。田常成子【田齐世家】陈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五世孙田厘子乞事齐景公，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彊。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齐简公立，田常修厘子之政，齐人歌之云云。常卒，谥为成子。按史缀后句，尤露破绽】陈桓髙祖【陈桓公，句见《左传》隠四年。○髙祖，虽子见《史记·髙纪】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殁，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一作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旧作尝】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一脱年字】长无子，母为【此二字一作欲更】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旧作之】有若嘿然无【史有以字】应。弟子起曰：「有子【一作若】避【史有之字断句】此，非子之坐也。」 难曰：孔门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参鲁，宰言，游学【俗作宰我言语误】师商可方回，赐非【俗误作之】类。此并圣人品藻优劣，已详门徒商防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于四科，誉无偕于十喆【同哲】逮尼父既殁，方取为师。以不荅所问，始令避坐，同称达者。何见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犹使防明致罚，投杖谢愆。何肯公然自欺诈相防【一作承】奉？此乃童儿相戯，非复长老所为。观孟轲著书，首陈此説；马迁裁史，仍习其言。得自委巷，曾无先觉。悲夫！按援举四科品隲，有子刘非讲学家，故应袭此盲语，不须与辩也。乃其嗤是史文侪诸童戏，龙门有口，此判不移。有若似圣防，如孔融之坐饮虎贲，学者遇此等语，虽孟子亦不可执。西河取疑【檀弓：子夏防其子而防其明，曾子吊之曰：“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郑注：“言有师而不称师也。”疏：“使西河疑与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非也】又《史记》《汉书》皆曰：上自【史记作在，《汉书》作居】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汉书》作往往数人偶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亲爱；所诛，皆平生讐【一作仇】忌【史汉》作怨】此属畏诛，故相聚谋反尔。”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谁最甚者？”上曰：“雍齿。”留侯曰：“今先封雍齿，以示羣臣。羣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侯。有人诘难说：凡是公家的事情，知道了就没有不去做的；见到有人对君主无礼，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考察张良年轻时，倾尽家产结交宾客，为韩国报仇；这说明他的忠义一向彰明，名节也很显著。他事奉汉王时，为什么却要依附群小，聚众谋划，准备冒犯自己的君主？于是默然闭口，等到汉高祖询问才回答。假如高祖不问，他竟打算始终不说吗？况且将要谋反而必然被诛杀，罪行关系到不可预料的祸患。如果诸将屯聚，图谋作乱，即使秘密向朝廷进言，还怕被察觉；在众人面前公开议论，怎么会毫无顾忌？图谋国家的办法，必定不会如此。这样看来，张良担忧祸乱反复、内心不安，以及雍齿因嫌疑而受封，确实应当是当时的事实。至于所谓在复道上远望、坐在沙地上交谈，不过是说者铺陈演绎、妄自增饰其中的细节罢了。按这一段的说法来看，正反两面相互攻驳，事理都说到了，都是压倒对方的文字。段末几句话，正是在指真正懂得事情的人说的。玉连环谨慎地把它解释清楚了。涑水氏评论这件事，也对“皇帝询问后张良才回答”有所怀疑，于是替这种说法解释道：“张良因为皇帝屡屡任凭自己的喜爱和憎恶来决定诛杀和赏赐，诸将都有自我危惧之心，所以借事进献忠言，以改变皇帝的心意，使上下之间不再互相猜忌。” 这又是一种解释：把“谋反”这句话当作诡诈的言辞和曲折的劝谏，又是一种高妙的防备。雍齿。《留侯世家》说：雍齿过去和我有交往，多次侮辱我，我想杀掉他；但因为他的功劳很多，所以不忍心杀他。后来又封他为什方侯。注：《括地志》说，益州有什邡县。“知道了公家的事情，就没有不去做的。”《左传·僖公九年》中晋国的荀息说：“公家的事情，知道了就没有不做的，这是忠。” “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出自《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谈莒仆的话。“将要谋反就必须诛杀。”《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说：“公子牙如今将要这样做。为什么把他和亲自弑君的人同样看待？君主的亲属一旦有将要作乱的行为，就要把他诛杀。” 《东观汉记》又说：赤眉投降以后，积聚的铠甲和熊耳山一样高，等等。（所要诘难的意思，正文已经足够；“云云”二字疑为衍文。） 有人诘难说：考察刘盆子既已灭亡，丢弃的铠甲确实很多，但如果一定说它和山一样高峻，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过去《太誓》说：“前面的士卒倒转兵器，血流得可以漂起舂米的杵。”孔安国说：“大概只是极言其多。”像积聚的铠甲和熊耳山一样高，难道也属于“血流漂杵”这一类夸张说法吗？按这一条文字来看，简直没有可以驳斥的句子。像古书的义疏一样，在各条之中最为雅正。

译赤眉刘盆子。《后汉书》说：刘盆子是太山式县人，城阳景王刘章的后代。琅邪人樊崇在莒县起兵，王莽派廉丹、王匡攻打他。樊崇担心自己的部众与王莽军队混杂难辨，于是都把眉毛染成红色，彼此用来识别，因此号称赤眉。赤眉率军向西进发，寻找刘氏宗室，众人共同尊奉并拥立刘盆子，于是立盆子为皇帝，自称建始元年。赤眉军进入长安城，更始帝前来投降。赤眉贪图财物，出城大肆抢掠。当时三辅地区发生饥荒，赤眉军带领部众向东返回。光武帝在他们的归路上拦截，赤眉惊惧震动，请求投降说：“盆子率领百万军众投降陛下，您将怎样对待他？”皇帝说：“只以不杀你们来对待你们罢了。”樊崇于是让盆子袒露上身投降，在宜阳城西堆积兵器铠甲，高得与熊耳山相齐。《东观汉记》又说：郭伋任并州牧，巡视所属地区到达西河美稷时，有几百个儿童，各自骑着竹马在道路旁迎拜。郭伋问：“你们这些孩子从哪里远道而来？”孩子们回答：“听说使君刚到，我们很高兴，所以特来迎接。”郭伋向他们辞谢。巡视的事情办完后，孩子们又送他到城外，问使君哪一天回来。郭伋让别驾计算日期告诉他们。回来时，他提前一天到达；郭伋认为这样会失信，便停留在野外的亭子里，等到约定的日期才进城。有人诘难说：这件事不可信的地方大概有三条。考察汉代的方伯，仪制相当于诸侯；他们出行时，前面的先导遍布原野，后面的车乘堵塞道路，鼓吹声喧闹，旌旗塞满道路。那些乡野小孩、换牙的儿童，不但会羞怯得不敢露面，也会惊慌失措，怎么能冲犯车驾，越过帷幕，直接触犯威严，陈说自己的心意？这是第一条不可信。再说方伯巡视所属地区时，全州都会震动肃敬；至于佩墨绶的长吏、佩黄绶的群官，也都率领吏员，恭敬地等候。还要清扫旅舍，安排好行程，严备供给，设置休息的处所。如果把这些安排弃置不用，居住停留没有定处，公事和私事都必然无法安排，客人和主人也都会困窘。凡是贤能的二千石官员，本来应当知道百姓的困苦，怎么能轻率地赴几个儿童的约期，而坐失治理百城的声望？这是第二条不可信。晋阳没有竹子，古今都知道；即使从别的地方传送竹子过来，大概也只是同样的事情。大夏访求竹子尚且知道商人那里难以多得，何况是儿童，更加难以求得。让一群孩子游戏骑乘，怎么能够办到？这是第三条不可信。凡是讲述这件事，总共有三方面；推究议论起来，完全没有一件真实的事，真是奇怪啊。（补注：“传檄”恐怕应作“转致”。） 按这三方面的揭示和驳辩来看，实在不够老成。随从可以省略，供给和住宿也可以中断，竹材可以转运。然而即使按照史书所说，又岂是事理的常态？前文既然说郭伋所到的县邑都有老幼相互扶携前来迎接，难道唯独美稷没有父老，全是儿童吗？难道有人引导儿童这样做，而父老们躲在暗处观看吗？莫非是县令、县丞领会了上意，吩咐里巷中的工匠安排此事，以此献媚吗？还是二千石把它报送史馆，编造新鲜故事来夸耀自己，稍加增饰罢了？流传千年的美谈，一经揭破，顿时使人产生许多防备和疑问了。郭伋。《后汉书》本传说：郭伋字细侯，高祖父郭解，汉武帝时以任侠闻名。郭伋年轻时就有志向和操守。世祖建武九年，征召授任颍川太守。皇帝慰劳他说：“你离帝都不远，河水滋润九里，希望京师也一同受到福泽。”建武十一年，撤省朔方刺史一职，隶属并州，调郭伋任并州牧。郭伋此前在并州时，平素已经结下恩德；等到进入并州境内，所到的县邑，老幼相互扶携，在道路上迎接。他巡视所属地区到达西河以下的情形，与《东观汉记》所记相同。晋阳没有竹子。《困学纪闻》说：《史通》称“晋阳无竹”的事情不可信。阎若璩考证说：“唐代晋阳童子寺有竹子，竹日报平安，而美稷在今天的汾州府境内。”按：如果是为了“竹报平安”而种竹，那么竹子难以栽植是可以知道的；晋阳和汾州的地气也未必相差很大。不过我认为，这件事的疑点总不在这里。大夏并不容易得到竹子。《史记·大宛传》中张骞说：“我在大夏时，看见邛竹杖和蜀布，便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得到的？’大夏国人说：‘我们的商人到身毒去买来的。’身毒在大夏东南方，距离有几千里。按张骞的推测，这个地方离蜀地并不远。” 《魏志》注引《语林》又说：匈奴派使者来朝见，太祖命崔琰坐在席上，而自己手握刀站立在旁边。随后使者问匈奴使者说：“曹公怎么样？”使者回答：“曹公美是美了，但站立在旁边的那个人，不像人臣的仪表。”太祖于是追赶并杀死了使者，等等。（“云云”二字也多余，一种本子只有一个“云”字，也属衍文。） 有人诘难说：从前孟阳躺在床上，假称自己是齐国太后；纪信乘坐饰有大旗的车，假称汉王。有时是君主遭逢危难，有时是朝廷遭遇战乱，所以暂且用权宜办法求得解脱，事情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崔琰本来并没有这样的急难，怎么能让臣下代替君主呢？况且凡是称为人君的，都谨慎自己的举止；何况魏武帝经营霸业，面向南方接受朝拜，却让臣子坐在君主的位置上，自己处在臣子的地位，这将凭什么让天下万国共同瞻仰、百官一同注目呢？再说汉代对于匈奴，一向十分勤勉地进行安抚。即使又用金帛贿赂，用婚姻结亲，仍然担心其毒害之性不会改变，像狼一样的心性容易骚动。如果轻率地杀死他们的使者，又不公开说明罪名，那么还凭什么使境外四夷归附，向中国建立五种利益呢？况且曹公一定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有过失，害怕招来众人的议论，所以诛杀那个使者，想要堵住这些诽谤之口。然而这件事像诏书一样传播，声名遍及天下，想要掩盖反而更加彰显，只会增加他的耻辱。即使愚昧昏暗的君主，也不会这样做，何况英明有谋略的君主，难道会如此吗？那些樵夫的鄙陋言论、里巷的无稽之谈，凡是像这类书，完全没有人加以驳难；裴松之却引用《语林》的这件事，编入《魏史》的注中，拿那些虚妄的言辞，扰乱这项真实记录。大概曹公多用欺诈，喜欢制定诡诈的谋略；流俗之人彼此欺骗，于是形成了这种说法。因此特意申述并摘取有关内容，辨析其中可疑和错误的地方。按裴松之的注固然富有博闻和趣味，《史通》却一向厌恶诡谲的言辞，所以常常加以排斥。这一条从头到尾都在责备裴松之，最后又归罪于老瞒，指出他奸诈诡谲，可以说像廷尉判案一样恰当。只是“具瞻”“纶綍”等句，用在这里并不合适。再查《魏志》的注，却没有见到这一段，实在难以明白。

译崔琰。《魏志》本传说：崔琰字季珪，是清河人，任东西曹掾属，升任中尉。崔琰声音姿态高亢明畅，眉目疏朗，胡须长四尺，很有威严和声望，朝廷士人都仰望他，太祖也敬畏他。按：《语林》记载的这件事也见于《世说·容止》篇：魏武帝将要接见匈奴使者，认为自己形貌丑陋，便让崔季珪代替自己，皇帝亲自握刀站在床边，等等。匈奴使者说：“站在床边握刀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孟阳躺在床上。《左传·庄公八年》说：齐侯在贝丘打猎，坠下车来；回去时，徒人费在门口遇到盗贼，先进去藏起齐侯，自己出关，在门中被杀。于是盗贼把孟阳杀死在床上，说：“不是君主，和君主不像。” 纪信乘坐饰有大旗的车。《项羽本纪》说：汉王粮食匮乏，夜间让妇女从荥阳东门出城，楚军从四面攻击她们。纪信乘坐黄屋车，车上系着左纛，说：“汉王已经投降楚军了！”众人都呼喊万岁。汉王和几十名骑兵从西门出城。项王看见纪信，问：“汉王在哪里？”纪信说：“已经出去了。”项王于是烧死了纪信。魏代的各种小书又都说，文鸯侍讲时，宫殿的瓦片全都飞了起来，等等。这件事列在《晋阳秋》之前，也是指曹魏时期的事。有人诘难说：考察《汉书》说，项王叱咤一声，可以使千人畏惧屈服。这样看来，声音极大，最多也不过使人披靡而已。考察文鸯的武勇，远远比不上项籍，何况他侍奉在君主身边，本来应当屏住气息、缓缓说话，怎么能使屋檐上的瓦片全都飞起来呢？难道比武安君击鼓还要响吗？况且瓦片既然飘落，人一定会震惊，那么魏帝和他的群臣怎么能安然无恙呢？按：这种形容性的说法与“积甲齐山”属于同一类；而“侍讲使瓦片飞起”的说法尤其过分，所以前者是解释性的文字，后者是诘难性的文字。文鸯。按：文鸯有两人：一人在魏高贵乡公时期，即文钦之子；另一人在西晋末年，是辽西鲜卑段务勿尘的儿子、段匹防的弟弟。这里的文鸯指魏代的那一人。《通鉴》记载：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文鸯夜袭司马师的军营；甘露三年，投降司马昭。《晋书·景纪》说：文鸯勇冠三军。景帝眼中长有瘤，割除时，文鸯前来进攻，景帝受惊而使眼睛突出，说的就是这个人。小书中所谓“侍讲”的事情，没有可考的依据。武安君击鼓。《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秦国攻打韩国，军队驻扎在阏与；赵王命令赵奢率军救援。赵军离邯郸三十里时，秦军驻扎在武安，向西击鼓呐喊、整顿军队，武安的瓦屋全都震动起来。《晋阳秋》又说：胡质任荆州刺史时，他的儿子胡威从京都来探望父亲，见到父亲，在驿站停留十多天，告辞回去。胡质赐给他一匹绢作为路上的粮资。胡威说：“父亲清廉高洁，不知这匹绢是从哪里得到的？”胡质说：“这是我俸禄中剩下的。” 有人诘难说：古人把方伯、州牧称为二千石，是因为他们的俸禄有二千石。名称用来确定身份，重在符合实际。假使像伯夷那样廉洁、像黔敖（恐怕应作黔娄）那样耿介的人处在这一官职上，最终也不会忧虑贫穷饥饿。像胡威辞别父亲时，连一匹绢的财物都要发问，那么千石的俸禄，究竟用到哪里去了？如果用筹算来计算，用筷子来推量食物，考察它的厚薄，就会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有人说：看看各部史书所记载的事例，这种情况并非只有一例（原注：如张堪任蜀郡太守时乘坐折断车辕的车，吴隐之任广州刺史时卖狗待客，也都属于这一类；“张堪”旧作“张湛”，“货犬”有的作“贷米”，都是错误）。如果一定要以事例多作为证据，就足以没有疑问了。然而有人自身安于穿破旧衣服，口中甘愿吃粗粮，却积藏许多钱帛，没有地方使用。因此公孙弘官位达到三公，仍然睡布被，吃脱粟饭。汲黯所说齐人多诈，就是这种情况。怎么知道胡威这类人也都如此节俭，而史臣没有详细说明其中道理，只说清白本来就是这样？实在荒谬啊。按：流传中把清廉的节操刻意解释得过于苛刻，确实过分了。然而不责怪他的父亲，却挑剔他的儿子，是顺着人情和王道，把隐微之处推究到极致。楚国有人直言证明羊的存在，齐国有人防备咽下李子；圣贤并不赞同这些做法，正好显示出他们光明磊落的气象。仲长统论述损益说：君子身居官位，作为士人和百姓的长官，本来就应当享用有肉的饮食，穿着多层丝帛，乘坐朱轮驷马车。如今反而把住简陋房屋的人说成高尚，把吃豆叶的人说成清廉，既违背了天地的本心，又开启了虚伪的门路。张敞又告诫长吏上奏说：假如让京师先实行互相谦让田界、各走不同道路，做到道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这实际上并不能增益廉洁、贪婪、贞正、淫邪等方面的行为，却以虚伪的做法先给天下人看，本来就是不可以的。即使诸侯先实行这些做法，而虚伪的声名传播超过京师，也不是小事。他的话与这一段相互发明，所以引来并加以说明。胡质及其儿子胡威。《晋书·良吏传》说：胡威字伯武，父亲胡质以忠诚清廉著称，在魏任官至征东将军、荆州刺史。胡威很早就磨炼志向。等到胡质任荆州刺史时，记载的事情与《晋阳秋》大致相同。胡威历任徐州刺史，入朝后，晋武帝谈到平生之事，问他说：“你和你的父亲，谁更清廉？”胡威回答：“我父亲清廉，唯恐别人知道；我清廉，唯恐别人不知道。我远远比不上父亲。” 像黔敖那样耿介。《礼记·檀弓》说：齐国发生大饥荒，黔敖在路边准备食物。有个饥饿的人摇摇晃晃地走来，黔敖说：“喂，过来吃东西！”那人说：“我正是不吃带着‘喂’声施舍的食物，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按：这里的“耿介”应当属于饥饿者，文字似乎有误，恐怕应作“黔娄”。《法言·重黎篇》说：“有人问贤人是谁，回答说：颜渊、黔娄。”《皇甫高士传》说：黔娄死后，他的妻子用“康”作为他的谥号。曾子说：“先生吃东西不能充饱身体，衣服不能遮盖形体，还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却要称作康呢？”他的妻子说：“从前君主曾赐给他粟三千钟，先生推辞不接受，甘愿享受天下淡泊的滋味，求仁而得仁，谥为康，不也是合宜的吗？”《列女传》中也有这件事。史书所载并非只有一例。（原注：引用张堪、吴隐之两件事。按《后汉书·张堪传》：张堪在蜀地时，公孙述败亡，珍宝足以使十代人富足；但张堪离职那天，只乘坐车辕折断的车，带着布被和布囊而已。《晋书·良吏传》：吴隐之将要嫁女，谢石知道他家贫寒，命人帮助置办厨具和帷帐；送去时，才看见婢女牵着狗去卖，此外一片空空，没有任何准备。） 布被和脱粟饭。《汉书·公孙弘传》说：“汲黯说：‘公孙弘官位达到三公，俸禄很多，却使用布被，这是欺诈。’”又说公孙弘自己只吃一盘肉和脱粟饭。《西京杂记》说：“公孙弘的故交高贺告诉别人：‘公孙弘在内穿貂蝉冠服，在外却穿麻布；内厨摆五鼎，外面却只吃一道菜。这样做是要向天下表示什么呢？’于是朝廷怀疑他是在矫饰。公孙弘听见后，叹息说：‘宁可遇到坏客人，也不要遇到老朋友。’” 《新晋书·阮籍传》又说：阮籍非常孝顺。母亲去世时，他正在和别人围棋，对弈者请求停止，阮籍留下来与他决完棋。随后喝了二斗酒，放声大哭一声，吐血数升。到了下葬时，他吃了一只蒸小猪，喝了二斗酒，然后到墓穴前诀别，直说自己已经穷尽了，于是又放声大哭一声，因而再次吐血数斗（史书也作“数升”）。他因悲伤而身体消瘦、骨骼突露，几乎因此丧失生命。

译反驳说：一个人的才智即使很低下，见识即使不高，起初失去父母亲属，也一定会表现出哀痛。可是，如果只穿了丧服没有多久，悲痛就仓促停止；若说他本来就没有悲伤的容色，那是不可能的。何况阮籍正当圣善的母亲将要去世之时，遭逢忧患凶事，全家惶恐，合族悲伤。住在里巷的人尚且停止舂米时的应和声，邻里之间的人还在尽力伸出匍匐救助之手，而作为他儿子的阮籍却正面对棋局求取胜负，举杯畅饮。正当这个时候，竟然丝毫没有感动悲恻之情，那么他的心就同木石一样，志性就像枭獍那样无情；哪里会有到了下葬时才知道悲痛欲绝的呢？按照人情推求，事情必定不是这样。况且孝子守丧时，早晚都怀着幼儿般的爱慕之情，连盐和乳酪都不吃，这样才会消瘦憔悴。如果心里想着甘美的食物，那么筋肉就会舒展丰润；若沉醉饱食而自得，那么肌肤就会丰厚。何况他沉溺于饮酒而不避丧礼，不改变平日的生活，即使有时呕吐悲哭，哪里能瘦得形销骨立呢？【以上两处反驳，理解都说得通，只是嫌它过于烦琐絮叨。】大概那位阮籍，是不修习名教，居丧时有过失，于是议论者便说他无礼。像这样，又因为他的志行本来就与众不同，才智见识很高，谈论者便说他的天性就是如此。至于毁谤和赞誉，都没有可取之处。考察他无礼到这种地步、天性纯真到这种地步，狂放的形态，确实都清楚地跃然于纸墨之间。我认为刘知几这一段，应该作为训诫世俗、摘录言论的文字，不必写成箴戒史事的广博议论。阮籍【见《史官建置篇》，又见本传。大概在“几乎伤害生命”以下说：裴楷前往吊唁，阮籍披散头发，像簸箕一样张腿坐着，醉醺醺地直视裴楷。裴楷吊唁完便离去。有人问：“阮籍既然不哭，您为什么还行吊唁之礼？”裴楷说：“阮籍是世外之士，我是世俗中人。”当时人赞叹二人都处理得恰当。我认为这一段话荒诞乖谬尤其严重。】舂相【《檀弓》说：“邻家有丧事，舂米时不唱应和之歌。”《史记·商君列传》说，赵良道：“五羖大夫死时，秦国男女都流泪，儿童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唱应和舂杵的歌。”】又《新晋书·王祥传》说：王祥在汉末遭逢战乱，扶着母亲、带着弟弟王览，逃到庐江避难，隐居三十多年，不接受州郡的征召。母亲去世后，徐州刺史吕虔发檄文征召他担任别驾；他年近六十岁，王览劝说他，他才接受征召。当时盗贼到处都是，王祥率领并激励士兵，多次讨伐并击败他们。当时人歌唱道：“沂水、泗水一带的安宁，实在依赖王祥。”王祥八十五岁时，于太始五年去世。【补按：《魏志·吕虔传》注说：王祥开始做官时年过五十岁，泰始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这段记载较为准确。】反驳说：王祥担任徐州别驾、盗贼充斥的事情，当然只是汉建安年间【献帝的第三个年号】徐州尚未平定时的事【子元把这些文字黏连着看，疑问大概就由此产生】。魏接受天命以后，共四十五年【误作三十年】；上推到徐州盗贼充斥之时，下至晋太始五年，已经超过六十年了。王祥在建安年间年近六十岁，再过六十多年到晋太始五年去世，那么应当已经一百二十多岁了。可是史书说他八十五岁去世，这是为什么？如果一定要按他去世时确实八十五岁计算，那么他担任徐州别驾时只能是二十五六岁。又说他在没有做官以前隐居了三十多年；但他最初接受檄文时只有二十五六岁，从此以后，哪里还能再有三十多年呢？如果一定说王祥担任别驾是在建安以后，那么徐州已经清平安宁【改朝换代频繁，零星盗乱也确实时有发生，史书没有全部记载，怎么可以拘泥于此而凭空猜测】，为什么又说当时盗贼充斥，王祥率领激励士兵，多次讨伐击破他们呢？前后考察起来，没有一处相互符合。考察王祥接受徐州檄召时，年近六十岁；按他太始五年八十五岁去世计算，这件事与建安年间的军事行动没有关系。传记中有他跟随讨伐毌丘俭的记载，正是淮河、徐州一带用兵的事情；但那时他已经多次升官做到光禄勋以后，所以传记前面所说的担任别驾、率兵作战，又不是讨伐毌丘俭等人。这个条目的疑点，根本只在“徐州盗贼”四字。我认为这四字应当灵活理解，这样才对。○本篇有许多专断固执的话，但所揭发、纠正的事情也并非没有道理；即使有些不近人情，它的功劳在于惩戒戏谑、遏制虚伪，只是取其表面而已，失去了子羽那样的实质。王祥【《晋书》本传说：王祥，字休征，琅邪临沂人。继母朱氏不慈爱，常让他打扫牛棚粪便，王祥却更加恭敬。继母曾想吃活鱼，冰面忽然融解，两条鲤鱼跳了出来。继母又想吃烤黄雀，几十只黄雀飞进他的帐幕。乡里人称这是孝心感动天地。汉末遭逢战乱，以下省略。】沂水、泗水一带的盗贼【建安初年有吕布、袁术之乱；这是魏国初年直到高贵乡公时期的事情。此时又有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等人占据淮阳，发布檄文讨伐司马氏，这是魏末的事情。考察王祥传记，王祥任徐州别驾是在吕布、袁术等事以后；他跟随讨伐毌丘俭时，担任的是司隶校尉，并非别驾。补按：裴虔传记载，裴虔在魏明帝年间镇守徐州，任别驾时，王祥有讨平利城盗贼的事；这里所说的徐州盗贼应当就是指此事。】以上所反驳诘难的内容，全都列举在这里。精通五经的人，会考察各儒者不同的解释；熟悉三史的人，会征引诸子百家的异闻。再加上探索幽深、寻求隐微，然后才能辨别其中的错误。像前面那些史书所记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它们叙事时只记一条线索，直接议论一个道理，结果矛盾自然显现，表里互相违背，不再只是彼此抵牾，简直成了狂妄迷惑的言论。追究这种过失的根源，实在是因为作者多有疏忽，见识又愚钝闭塞；有的采录流传的谣言而不加选择，有的听信错误的说法便直接编入篇章，因而使真伪混杂，是非错乱。古语说：“君子可以欺骗，却不能蒙蔽。”至于邪说损害正道、虚浮的言辞损伤事实，小人会把它当成可信，君子却知道它并非如此。又有话说：“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把事情写在竹帛上，并不是容易的事；凡是编修国史的人，难道可以不谨慎吗？考察这里是本篇篇末，也就是全书结尾。书中常常把“狂惑”“愚滞”“邪说”“小人”等词轻率地加在别人身上，成为子元的过失。○“采录流言”这几句话，是《史通》全书所通指的内容。凡是用来纠正前人过失的文字，都是为了给后世建立严格的规范。吹毛求疵有时或许超过了正当限度，但编排次序清楚分明，篇次合乎条理，章组成篇，卷组成书，全书贯通一致，难道是随便写成的吗？○只有史学和经学彼此相对并立，谈论经学的书日益堆满栋梁，而衡量史学的著作却遥遥孤立地流传。它结构严整庄重，哪里是一般说家所能相比的？涪翁老眼昏花，竟把它同《文心雕龙》并称。它的真实价值之所以长期被埋没，大概已经很久了。违逆时势【第十二】

译孝和皇帝时期【中宗最初的谥号为孝和】，韦氏、武氏操弄权力，母亲和老妇【一作娼妓】干预政事，士人中有依附他们的，便能由平民起家而佩绾朱紫。因为我没有可以依附的门路，便被当时摒弃【原注：一度任中允，四年没有升迁】。适逢天子返回京师，朝廷中愿意跟随的人很多，我请求排在大驾之后出发；大驾出发那天【这两句的次序颠倒，应作：“我请求排在后面，大驾出发那天”】，于是借故停留不走，留守东都，闭门谢客，整整三年。释【以上是“违逆时势”一篇的缘起】有人诬陷我亲自担任史臣，却不记载国家大事，反而以游乐山林为乐，私下著述。因此朝廷通过驿站召我到京城，命令我专门执掌史笔。当时小人势力增长，纲纪日益败坏，我处在其中做官，心中闷闷不乐。于是我与监修国史萧至忠等诸位官员写信请求退职，说道：释【满腹的不合时宜，都在给萧至忠的那封信中；本篇的写作，只是想把这封信保存下来，编入全书末尾。】以上应当看作一篇小序。我年幼时学习《诗经》和《礼记》，长大后广泛涉猎各种典籍；至于史传中的言论，更是尤其喜爱。考察古代，左史、右史的记载称为《春秋》；《尚书》记载素王、素臣，因此称为文辞含蓄、志意隐晦。两汉、三国时期，班固、谢承、陈寿、习凿齿阐明了它们的谋略；中朝和江左时期，王隐、陆机、干宝、孙盛记载了它们的历程。刘渊、石勒僭越称号，史事大多寄托在和峤、张宾的著作中【张宾事迹未详】；宋、齐承受符命，正直的史笔归于萧子显、沈约。又有汲冢出土的古篆书、禹穴中的残缺编册；班固遗漏的内容，葛洪刊正并补录在杂记中；沈约所缺少的部分，荀勖【应作谢绰】裁取编成遗文。凡是这些史家，他们的流派大概十分广泛，无不深入探究那些渊薮【一作“颐”，避“渊”字而作“泉”】。寻求它们的枝叶，推究事情的起始和结局，我都已经详细了解了。释【信的开头自述自己爱好史学，搜览没有遗漏。】至于刘峻作传，自称长于评论人才；范晔撰写史书，极力夸耀自己擅长作赞。这又是遇到应当承担的事情便不谦让，或许可以和前代贤哲相提并论了。释【接着说明自己的平生志向，本来就以著述自许。】然而自从我在仕途上立名，列身朝廷，三次担任史臣，两次进入东观，最终却不能编成国史【此句应与《正史篇》中“撰《唐书》八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相互参照理解】，留给后世，为什么呢？释【转入谦退避让，为下文铺垫。】静下心来想，这件事不能完成，有五个原因。释【提出五个不能，是全篇的纲领。】为什么呢？古代的国史，都出自一家之手，例如鲁国的左丘明、汉代的司马迁，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都能够树立言论而流传不朽，把著作收藏在名山之中；从未听说要借助许多人的功劳，才说得上完成著作。只有后汉东观，广泛集合众儒，著述没有主宰，条理章法无法确立，因此伯度讥讽它不真实，公理认为它可以焚毁。张衡、蔡邕二人在当时纠正它，傅玄、范晔两家在后世讥笑它。如今史官机构选用的人，比东京更多；人人自比荀悦、袁宏，各家自称可以赶上刘向、刘歆【“政骏”谓刘向、刘歆】。每当想记一件事、载录一句话，大家都停笔相视，含着笔迟迟不写，所以等到头发全白也可以预期，而史书却永远没有完成之日。这是第一个不能完成的原因。释【第一不可，是说古代史书由一人完成；近世却惯于多人共修，于是互相观望、彼此拖延，白白耽误时日。】前汉各郡国的计簿，先上交太史，再把副本上交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写的材料，先汇集到公府，然后上交兰台。因此史官修史，所载的事情十分广博。自近古以来，这种制度不再实行，史官编录材料，只能自己询问搜集；而左右二史又缺少注录，关于起居、车服冠帽等事情，百家很少有流通的行状资料可供查考。各州郡的风俗，无法全面听见和看见；到台阁中查考制度沿革，簿籍又难以见到。即使孔子再次出世，也还只能凭管中所见来完成史书；何况我才智有限，怎么能够做到博通万物呢？这是第二个不能完成的原因。释【第二不可，是说史馆聚集的书籍，汉代还有悬挂公令的制度；近代则必须由史臣自己采集，怎么能没有缺漏？这也会耽误时间。】从前董狐记史，把史书拿到朝廷上公开；南史记载弑君之事，手执简册前往。可是近代的史局，都登记在禁门之内，深居宫禁，想让人们看不到。推究这样做的用意，大概是为了杜绝私下请托，防止各种求见。然而如今史馆中的作者多如树林，人人都希望多嘴却无人听见，闭紧嘴巴【“防”同“齚”】。如果《春秋》五始刚刚写成，某一个字被加上贬义，话还没有说完，朝廷内外就都知道了；笔还没有停下，士大夫就全都传诵了。孙盛如实记录，因而被权贵之家憎恨；王劭直笔记载，因而被贵族仇视。按人的常情，能不害怕吗？这是第三个不能完成的原因。释【第三不可，是说古代优秀史官在朝廷上秉持正直；近代制度却设置禁防，反而滋生众多流言，人们都畏缩迟疑。】古代刊定一部史书，编成一家之言，体例各不相同，宗旨也各有区别。《尚书》的教化，以疏通知识、通晓远方为主；《春秋》的义理，以惩罚恶行、劝勉善行为先；《史记》则抑退处士而进用奸雄；《汉书》则压低忠臣而粉饰君主的过失。这些都是前代得失的类别，也是优秀史家判断是非的准则，作者们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近来史官撰写记录，大多要听取监修者的意见。杨令公说，必须使用直截的言辞；宗尚书说，应当多替恶人隐瞒。十只羊由九个人放牧，命令难以实行；一个国家有三位公卿，到底听从谁呢？这是第四个不能完成的原因。释【第四不可，是说古人修史，是非取舍可以自行决定；近代通常设置监修，受到请示和牵制，无法下笔。】我私下认为设置监修，虽然古代没有这种制度，但考察它的名号，也可以说一说。所谓“监”，大概就是总领的意思。比如创立编年体【一作“创立纪年”，一处脱去“编”字】，年份就有起止界限；起草传记、叙述事情，事情就有详略。有的可以略写却没有略写，有的应当记载却没有记载，这属于删削的事务。组织文辞、排比事实，劳逸应当均衡；挥笔写字，勤惰必须相称。哪一册、哪一篇，交给这个职务；哪一传、哪一志【一作“哪一纪、哪一传”】，归给那个官员。这就是分配编修任务的道理，应当明确制定条规，审慎划定范围。

译如果人人都想着自我勉励，史书就可以很快完成。如今监修的人既不具体指示，修史的人又没有可以遵循的规范，结果使大家争相采取苟且的态度，专门互相推诿逃避，坐看形势冷暖变化，只是白白拖延岁月。这是第五个不能完成的原因。释【第五不可承接上文：既然设置监修机构，就应当确定规章和指示；始终没有分配任务，谁肯独自承担？废弃职守又该责怪谁？】以上这些不能完成的原因，后果实在很多。一句话概括，其他方面也可以由此类推。可是当时的舆论和众人的议论，怎么能反过来讥笑我编修史书而没有名声呢？释【略作收束。】近来我看见明公您，总是急切地劝导诱发，勤恳地督促考核。有时说典籍事务重大，应当努力用心；有时说岁月已经拖延，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工作？我认为纲纪没有建立，却只是徒然勤于督责。即使以刺骨的刑罚威吓，以悬金的赏赐勉励，最终也不可能做到。古语说：“根据自己的能力担任职务，不能胜任的就停止。”所以近来我向知己陈述心意，逐一拜访诸位公卿，多次辞去执笔修史的官职，希望停止记言的职责【一作“责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释【针对督促责备的话，再作一番收束；违逆时势的意思到这里已经全部说尽。】此外还有一点没有说明白【古代“喻”通“谕”】，姑且再说一两句。奉承您的高明命令，列名隶属于修史机构，但其中的职务并不只有一种。像张尚书、崔岑两位吏部官员、郑太常等人，既然被吏治事务所迫，就不能拘束于史官的职任。因为我的曹署事务较少，便勒令我专门负责执笔。既然只有我一人寂寞地从事记事记言，如果照这个惯例，那么柳常侍、刘秘监、徐礼部等人也都可以置之不理；府中没有堆积的案牍，又何必把他们排除在外，使各人都没有约束呢？释【从这里以下将说明，既然专门把责任寄托在一人身上，就应该给予优厚的待遇；先以陪同修史的官员作为反衬。】如果一定说各位贤能之人不擅长删削史料，因为我勤勉敏捷、精于裁断，所以推举我为最重要的人选，那么按照这个道理，也有一番说法。释【转入说明自己的情况。】为什么呢？我年少时就开始做官，很早便进入清要的官班。当皇上刚刚统治天下、还没有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时，因为我坚守正直，不依附奸邪反复之人，于是我的官职像土牛一样被抛弃，像草狗一样被丢掉。等到銮舆向西巡幸，百官全都跟随。我自以为官署事务简少，便请求留下来居守台阁，常常认为朝廷不知道我，国家对我也就到此为止了。释【就自身情况说明甘愿处于闲散地位；“一跌”即指请求排在后面、留守东都的时候。】哪里想到有一天忽然承受恩宠，州司来到门前，使者接连不断。不久之后，我乘着四匹马驶入函关，排开千重宫门去拜见天子；天子在宣室召见贾谊，虽然赞叹他的才华；在河东召见季布，反而增加了我的惭愧。释【就是前面所说通过驿站召我到京、心中闷闷不乐的意思，正是眼前的情景。】明公您身居宰辅之首【“揆”读上声】，声望重于台衡，人的升沉全系于您的顾盼【一作“顾眄”】；荣辱取决于您的俯仰。您却从未向天子请求，把恩宠荣光施加给我，也没有同士大夫共同议论，用优厚的爵位来羁縻我。您与我相见时，只说史笔空缺、没有记书，已经很久了；石渠阁洒扫整修，想起您来而劳心，如今仰望追随前贤，所能做的只是这些罢了。释【这一节剖析说明：责任归属在我一人，而礼遇却没有特别增加的原因。】况且明公您难道没有听说刘炫与蜀王的谈话吗？从前刘炫在隋朝做官，任蜀王侍读；尚书牛弘曾问他：“蜀王怎样对待您，礼数如何？”刘炫说：“蜀王对我的期望高过周公、孔子，实际待我却低于奴仆。”牛弘不明白这话，请他说明其中的道理。刘炫说：“我们大王每当遇到疑难，一定先来询问我，这是对我的期望高过周公、孔子。饮酒吃饭时，身边的人都吃得饱饱的，而我连剩下的残羹也沾不到，这是把我当作奴仆来对待。”我也私下不自量力，冒昧地想把自己同鄙宗刘炫相比【刘炫与我同姓，所以这样说】。为什么呢？若求的是史才，便千里迢迢地追赶；若谈到仕途，却十年不能升迁。难道是因为您期望我的才学高过班固、司马迁，待我的地位却低于兵卒吗？释：借古人作比，以申明上文的意思。再说，品评人的品格，贵在于能认识他的本性。明公看待我，在名利方面究竟如何呢？当我在洛城坐啸时，既不是隐士，也不是官吏，只以安守愚拙为自得，哪里会因屈伸得失而使心意受到扰乱？但如今却勉强从事，拘束地服役；朝廷重用我的才能，最终却并未相应地厚待我的礼遇。若从郭隗开始求取贤才的道理来衡量，这种做法怎么施行得通呢？假使有士人像严君平那样淡泊高雅，像段干木那样清廉，让他和我互换处境，他也将弹剑而诉说劳苦，把自己置于积薪之下而引以为恨。何况我还没有能够免俗，难道能不把这些事像虿毒刺心一样介意吗？释：这一段又进一步展开上文的意思，说明自己的身份。当今朝廷号称得到贤才，国家称说士人众多；蓬山之下，善良正直之士肩并肩；芸阁之中，英俊奇异之才前后相接。我既然像刻画天鹅却没有成功那样，功业未成，笔下又没有完成关于麒麟的著述——释：这两句并不是说没有草拟，只是还没有写完——白白耗费了大官的膳食，徒然领取长安的俸米。请求辞去现任官职，归还原来的居所，深深感谢您的公文，请让我避让贤者的道路。只有明公您能够怜悯我并答应这个请求。释：简牍末尾以辞退作结。萧至忠收到这封信后，非常惭愧，无法答复。他又爱惜刘知几的才干，不准他解除修史职任。但宗楚客、崔湜、郑愔等人都厌恶信中对他们的批评，共同仇视嫉恨他。不久，萧宗等人相继被诛杀，刘知几这才免于灾难。释：这是书信之后的体例；文章内容与篇首“小人道长”以下相照应，至此归结到杜预。考察篇名“忤时”，实际上只是刘知几写给萧至忠等人的一封书信罢了。它前面写有小序，后面又附加按语，所以不必把各部分强行连缀起来。○整篇书信所说的重点，只在“五不可”上，五层意思逐步深入，而根本意旨尤其在后面两条不可。大概是因为它紧接着批评监修、领修史事的人不称职，写了许多鄙夷而意气用事的话，所以把篇名称为“忤时”。“忤时”和“自叙”互相表里：“自叙”以衡量史才为主，“忤时”以论说修史职任为主。衡量史才，根本在于认识和裁定；由于能够认识和裁定，所以《史通》得以论定而写成，其中寄寓着认识。修史职任，期望的是使道义得以实行；由于道义得以实行，所以《史通》得以直接完成，其中保存着道义。这两篇文章，包容古今、砥砺当世，巍然分立，成为内篇、外篇中最重要的典范和鉴戒，显现出刚正的锋芒，既不墨守成规，也不随波逐流。天子返回京城。释：据《武后纪》：光宅元年，废嗣圣皇帝为庐陵王，迁居房州。改东都为神州，在洛水接受河图。圣历元年，从房州召回庐陵王。长安五年，皇帝恢复帝位。考察当时临朝听政和复位，都在东都。《中宗纪》：神龙二年十月，从东都回来，赐随行官员各加一转勋。考察这里说的是中宗回到京师。

译萧至忠。释：据《唐书》本传，至忠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属于韦后党羽而被外放；太平公主掌权后，他依附并请求召还，重新任中书令。太平公主谋反，至忠逃入南山，后来被捕杀。至忠外表方正，内心却没有操守，因依靠武三思而任御史中丞，又依附安乐公主而任宰相。《旧书》说他代替韦巨源任侍中，仍旧主持修史。考察韦巨源传说，至忠仍旧监修国史，因此这里说的“修史”，就是指“监修”。“素王”“素臣”。释：《孔子家语》中，齐国太史子余赞美孔子说：“上天大概要让他成为没有王位的王吧？”这件事又见于《庄子》以及董仲舒回答贾谊、郑玄序论等书，也见杜预《左传序》的说法：孔仲尼从卫国返回鲁国，修订《春秋》，树立了“素王”；左丘明则是“素臣”。答：这和我所听到的不同。子路想让门人成为臣子，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说仲尼是素王、丘明是素臣，并不是通行的正确论说。葛洪《杂记》。释：据《晋书》本传，葛洪著述不停，抄录《五经》《史记》《汉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言论，尽力校订杂事，成书三百一十卷。荀绰《拾遗》。释：考察《隋书·经籍志》，宋代有《拾遗》十卷，为梁代少府谢绰所撰；《书事篇》也说谢绰搜集散失的史料。这里写作荀绰，是错误的。东观《群儒》。释：详见《汉书》有关诸家及《正史篇》。伯度讥讽它不真实。释：《渊鉴古文本注》说：杜伯度是东汉末年人，名操。考察他就是杜度。《庾肩吾书品》说：杜度是草书的开创者，从汉帝那里取得奇异的书法成就，品第列在上之中。但我很怀疑他与讥评《汉纪》没有关系。后来考察常璩《华阳士女志》说：李法，字伯度，桓帝时任侍中，多次上表批评宦官势力过盛、后妃势力过重；史官记事没有实录的才能，只是虚假地互相褒扬，必定会被后人讥笑。由此才知道这里的伯度是李法而不是杜度。注释书籍不能这样任意臆断。公理认为可以焚烧。释：后汉仲长统，字公理，广泛涉猎经书史籍，每当评论古今以及当时的社会事务，总是愤慨叹息。他撰写《昌言》，共三十四篇；又作诗表达心志说：“百家之言杂乱琐碎，请把它们统统付之一炬。” 史局的官员可以通籍出入宫禁。释：见《辨职篇》。王劭受到仇视。释：《困学纪闻》引《文粹》说，王韶直书而受到贵族仇视。宋代王韶撰写晋史，记叙王珣经商聚财、王廞作乱；王珣的儿子弘和王廞的儿子华都是贵族，王韶害怕被他们陷害，便深深依附徐傅等人，应当以《文粹》的说法为准。考察《旧唐书》也写作王韶；但看《史通》在《叙事曲笔》等篇以及杂说中，多次说北齐、隋代的史官王劭直书而触犯当时禁忌。根据本文写作王劭，也正合集中评论者历来诋毁王劭的情况；他们正是没有领会这一点。杨令公。释：见《唐书·杨再思传》。杨再思为人谄媚而有机智。张昌宗因获罪，武后问张昌宗对国家有没有功劳，杨再思说张昌宗替陛下炼制丹药，使陛下病愈，这就是有功。戴令言作《两脚狐赋》讥讽他。中宗即位，任命杨再思为中书令，监修国史。宗尚书。释：据《唐书·宗楚客传》，宗楚客字叔敖，是武后的表姊妹之子，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韦后、安乐公主信任他，他与纪处讷结为党羽，世人称为“宗纪”。韦氏失败后，宗楚客被诛杀。他贪恋权势利益，曾暗示陈延禧、陈符命迎合皇帝，说：“陛下承继母后的禅让，周、唐两朝一统。”详见其本传。宗楚客也兼任监修国史。张尚书。释：据《唐书·张文瓘传》，张文瓘的弟弟张文锡，久视初年任宰相，请求迎还庐陵王；他不被张易之所援助，因而流放循州。龙朔年间，屡次升迁至工部尚书，兼修国史。崔、岑两位吏部。释：据《唐书·崔仁师传》，其孙崔湜，字澄澜，年轻时以文辞著称，依附昭容上官氏，多次在外私下淫乱，不久任检校吏部侍郎，后来被赐死。崔湜猜忌狠毒、诡诈险恶，不停追逐仕进，最终败亡。又据《岑文本传》，其孙岑羲，字伯华，中宗时升任秘书少监，后来进入吏部。当时崔湜、郑愔等人分掌选官，都因受贿而闻名，只有岑羲刚强廉洁，受到当时舆论赞许和敬仰；但他不能压制并排斥他们，因参与太平公主谋反而被诛杀。郑太常。释：恐怕就是后文所说的郑愔；新、旧《唐书》都没有为他立传，只在岑羲等人的传记中附带提到。只有寂静，只有空寂。释：扬雄《解嘲》说：“只有寂静，只有空漠，才是守持德行的居所。” 柳常侍、刘秘监、徐礼部。释：北平的补注把柳常侍认作柳芳，但对刘、徐没有注释。考察柳芳的官职并不是常侍，而且生年也稍晚；同时代有柳泽，曾上疏谏止斜封官，任监察御史，升为殿中侍御史，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我认为这三人的官职并不显著，本文也没有列出姓名，不必强行考求他们究竟是谁来坐实。锵锵铰铰。恐怕就是“铁中铮铮，庸中佼佼”的意思，具体未详，另见有关记载。引述贾谊。释：据《汉书·贾谊传》，贾谊任长沙王太傅一年多以后，文帝思念贾谊，召他回来。贾谊到达后入宫拜见，皇帝正在宣室接受神灵赐福，于是询问鬼神的本源。贾谊详细回答。到了半夜，文帝向前移动坐席说：“我很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超过了他，今天才知道还比不上他。” 召见季布。释：据《史记》本传，季布任河东郡守，有人说他贤能，孝文帝召他，想任命为御史大夫；后来又有人说他勇猛而嗜酒，难以亲近，于是皇帝召见他后又罢免了任用。季布于是进言说：“陛下无缘无故召见臣下，人们一定会认为有人凭臣下的名声欺骗陛下；如今又罢免臣下，人们一定会认为有人诋毁臣下。陛下因为一个人的称誉就召见臣，因为一个人的毁谤就罢免臣，臣恐怕有见识的人听说后，会因此窥测陛下的用人之道。”皇帝默然惭愧。弹剑、积薪。释：“弹剑”见于《战国策》；《史记·汲黯传》说，汲黯位列九卿，所以当时丞相和史官都与汲黯同列，有的人还受到尊重任用。汲黯心胸偏狭，不能没有一点怨望，在皇帝面前说：“陛下任用群臣，就像堆积柴薪一样，后来的人放在上面。” 刻鹄。释：本来见于《马援传》，但这里的语意是说积累的功业尚未完成。王禹偁诗说“收集流萤，秋夜也不疲倦；刻画天鹅，夜里忘了疲劳”，也是这个用法。

译《史通通释》卷二十。附录：《新唐书·刘知几本传》〔增注〕。刘子元名叫刘知几，因为避玄宗的讳，所以以字刘子元行世。十二岁时，他的父亲刘藏器——考察《文艺传》：刘延祐，徐州彭城人，永徽初年以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身份，与令狐德棻等人编撰国史和实录，被封为阳城县男。他的堂弟刘藏器任侍御史，弹劾把人强迫纳为妾的人；那人私下请求皇帝阻止刘藏器追究。刘藏器说：“法律是万民共同遵守的，陛下用法或弃法如果只凭个人情意，法律还施行在哪里？今天顺从这种请求，明天又改变主意，下面的人将遵循什么？”于是皇帝下诏准许。刘藏器逐渐升任比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他的儿子刘知柔历任工部尚书、太子宾客，封彭城县侯。刘知几另有传记——教授他《古文尚书》，他不肯进学。父亲发怒，拿楚地的荆条督责他。后来听说父亲正在给他的兄长们讲《春秋左氏传》，便冒险前去听讲；退下后总是分析自己疑惑的地方，感叹说：“书如果是这样，孩子你为什么懒惰？”父亲认为他的志趣奇异，答应教他《左氏》。过了一年，他便通读群史，和哥哥刘知柔都因擅长文辞而知名，考中进士，调任获嘉主簿。武后证圣初年，下诏让九品以上官员陈述政治得失。刘子元上书，批评每年一次赦免、甚至一年两次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他又说：“君主不应无功授官，臣下也不应无功受官；无故接受官职不能算忠，无故施授官职也不能算恩惠。如今群臣没有功劳却得到机遇，动辄升迁，以至于京城有‘车载斗量、杷推碗脱’的谚语。”他又说：“修史官员非满三年以上不可调动，应当考核功劳的高下，明确赏罚。”武后赞许他的直率，却不能采用他的建议。当时吏治横暴残酷，祸害波及善良之人，公卿被诛杀处死的接连不断。刘子元哀叹士人没有良好的操守，却甘愿招致灾祸，写作《思慎赋》来讽刺时政。苏味道、李峤看见后感叹说：“这是陆机所说豪士一流的人吗？保全自身的道理，他已经全都说尽了。”刘子元与徐坚、元行冲、吴兢等人友善，曾说：“天下了解我的人，也就这几位罢了。”他多次升迁至凤阁舍人，兼修国史。中宗时期，升任太子率更令；他耿介正直、守持自我，多年不能升迁。皇帝向西返回时，刘子元自己请求留在东都三年。有人说刘子元身为史臣却私自著述，皇帝派驿使召他到京城，让他掌管史事，升任秘书监。当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都兼任监修。刘子元因长官众多、意见不一而忧虑，又因萧至忠多次责备他编次史书没有功效，并且仕途困顿，于是上奏书请求罢免离去，因而向萧至忠陈说“五不可”。释：这封书信全部收在《忤时篇》中，本传只节录其内容，这里不再抄录。萧至忠收到书信后惆怅而爱惜他，不准许他离开。宗楚客等人厌恶其中尖锐的诋毁之辞，对各位史官说：“这个人写这样的书，是想把我们置于什么地位？”起初刘子元修撰《武后实录》时，有所改正，但武三思等人不听取；他自以为当时已经受到任用，却未能实现志愿，于是撰写《史通》内外四十九篇——原书为五十二篇，内篇卷末有注——讥评古今。徐坚读后，感叹说：“从事修史的人，应当把这部书放在座位右边作为戒鉴。”释：以下本传又节录《自叙》的文字，全文也见于本集，这里同样不再抄录。刘子元内心认为自己还有未尽之事，于是把国史交给吴兢。考察《正史篇》说：“长安年间，我和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撰写《唐书》八十卷；神龙元年，又与徐坚、吴兢等共同修撰《则天实录》三十卷。”据此，国史本来就是几人共同撰写的，本传的说法没有根据。刘子元另外撰写《刘氏家史》和《谱考》，上溯汉代，认为刘氏是陆终的后裔，而不是尧的后代。彭城丛亭里各支刘氏出自楚孝王刘嚣的曾孙、居巢侯刘般，并非出自楚元王。考察认为，根据明确详审，议论者推重他的博学；他曾说：“如果我能够得到封爵，一定要以居巢作为绍续司徒旧邑。”后来果然被封为居巢县子。乡里人因为他的兄弟六人——应当作“刘子元说兄弟以及六个儿子”——都享有名号，所以称他们的乡里为高阳里、居巢。刘子元多次升迁，任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皇太子将要在国学举行释奠礼，有关部门准备仪仗，规定随从官员穿戴衣冠、骑马。刘子元议论说：“古代大夫以上都乘车，以马作为车旁的副马。魏晋以后以牛驾车，江左地区尚书郎如果擅自轻骑马，就会被御史弹劾处理。颜延年罢官后骑马出入乡里，当时人称说他放纵诞妄。这些都是骑马应当穿着便服的明证。如今巡谒陵庙、王公册命以及士庶亲迎时，都穿盛装、戴冠履、乘坐辂车；其他事情没有车，所以贵贱都通用骑马。近来法驾出行时，侍臣都骑马而穿朝服，而且冠履只能与车相配，因此宽带长衣、革履高冠是车中的服饰。穿袜而登马镫，赤脚而坐马鞍——句意承接‘高冠’，下文应当说‘戴冕而坐鞍’，不应说‘赤脚’；赤脚即光脚，意思无法贯通，大概仍是《旧书》的错误——不仅不合古制，也会自取惊骇世俗；马匹受惊奔逸，人从马上跌落，就会受到路人的讥笑。”考察这段议论全文见于《旧书》，现抄录如下：“刘子元进议说：古代从大夫以上都乘车，以马作为副马；魏晋以后直到隋代，朝廷士人又驾牛车，经书史籍都有这类记载，不能一两句话说尽。至于李广北征时解下马鞍休息，马援南征时扶着马鞍回头顾盼，这说明鞍马的设置用于军旅，属于军服所乘，是因为以便利熟习为贵。考察江左地区，官做到尚书郎却擅自轻骑马，就会被御史弹劾；颜延之罢官后喜欢骑马出入乡里，当时人称说他放诞。这说明乘车时可以凭轼而穿朝服，单独骑马时则应当从便服方面寻求依据。这是近古以来十分明确的证据。自从皇家承受天命、治理天下以来，制度因时沿革；至于巡谒陵庙、王公册命，就穿盛装、戴冠履，乘坐辂车。士庶中穿戴衣冠迎亲的人，有时也用有服饰的车厢来驾车；至于其他事情，已经不再乘车，贵贱所行都只通用鞍马而已。臣近来看到，銮舆出行、法驾启程时，左右侍臣都穿朝服骑马。戴冠穿履出行，只能与车相配；如今既然确定骑马，恐怕应当停止穿这种服饰，但冠履又不改变，可以说只是知道其中一面而不知道另一面。为什么呢？宽衣博带、革履高冠，本来不是马上所适宜的服饰，而是车中的服装。必定要穿袜登镫，‘跣’应当作‘冕’，才能骑坐马鞍。不仅不遵循古道，也会自取惊骇。”

译如今世俗若想寻求折中，在进退之间都没有合适办法；况且长衣大袖，衣襟舒展如鸟翼，佩玉发声、丝带飘拂，声响铿锵、仪态盛美，却在风尘之中奔驰，在旌旗之间出入。倘若马匹受惊奔逸，人从马上跌落，就会使随车而行的属车之右遗失鞋履而无人收取，清道一旁被绊住的副马接连不断，本来就会受到路人的讥笑，也有损威仪。如今议论者都说，秘阁中有梁武帝南郊图，图中有很多戴着高冠骑马的人，近代的旧例不能说没有。臣考察这幅图，是后人所作，不是当时绘制的。况且世间流传的古今图画很多，例如张僧繇画群臣送别二疏，图中士兵却穿着草鞋；阎立本画明君进入匈奴，图中妇女却戴着帷帽。草鞋出自水乡，并非京城所有；帷帽创制于隋代，并非汉宫服饰。难道能借这两幅画把它们当作旧制事实吗？由此说来，梁氏南郊图的情况也和这相同。又有传说说，礼制因顺应习俗而贵在合乎人情，殷代的辂车、周代的冕服，规制并不相同；秦代的冠、汉代的佩饰，采用和舍弃也没有定规。何况我国的治道超过历代帝王，功业高于万古；事情如果有不便于实行的地方，便应凭借变通来骑马穿衣冠。臣私下认为，应当顺势加以省略废除。我怀有这一不同意见，已经很久了，只是每天事务繁忙，没有来得及陈述。”}], 如今殿下亲自统率东宫属官，身为齿胄，将要亲临国学；凡是穿戴衣冠、骑马随行的人，都对这次行动感到害怕，便随即进献狂言，来申述自己的浅见。”太子听从了他，于是把这些规定写成固定法令。开元初年，升任左散骑常侍。他曾议论《孝经》，认为郑氏之学并不是康成的注释，列举十二条证据来证明它的错误，认为应当以古文为正本；又认为《易经》没有子夏的传，《老子》一书没有河上公的注，应当保存王弼的学说。宰相宋璟等人不同意他的论议，上奏请求让他与诸儒当面质辩。博士司马贞等人迎合上意，一同排斥他的说法，请求让各家学说并行，只有《子夏易传》请求废止，诏令准许。刘子贶任太乐令时，获罪被处置。刘子元向执政大臣请求，玄宗发怒，把他贬为安州别驾，后来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刘子元掌领国史将近三十年，官职虽然多次调动，所掌事务常常如旧。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他：“自古以来文士很多，史才却很少，为什么呢？”他回答说：“史才有三种长处：才、学、识，世上很少有人能够兼备，所以史才很少。有学问而没有才华，就像愚笨的商人拿着金钱，却不能增殖货物；有才华而没有学问，就像巧匠没有楩楠木，即使有斧斤也不能建成房屋。【《旧唐书》有‘犹须好是正直’一句，这里应保留‘犹须’二字。】善恶都必须记载，使骄横的君主和作乱的臣子知道畏惧，这就是无可再增加的功效。”当时人认为这是深厚正确的论断。刘子元很善于持论，辩说依据明白而尖锐，认为诸儒都不如他。他在朝廷中遇到有关论著的事情，总是参与其中。他去世后，皇帝诏令河南【此处脱‘府’字】到他家中抄写《史通》，读后称好。追赠工部尚书，谥号为“文”。有六个儿子：贶、餗、彚、秩、迅、迥。【按六个儿子的次序与《旧唐书》相同，后来迥附于传中，此处次序有越次。】刘贶，字惠卿，好学而且博通。刘子元去世后，他被提拔为起居郎，历任右拾遗、内供奉。他进献《续说苑》十篇，用来增补汉代刘向遗留下来的《说苑》，并删去其中怪诞妄说。刘贶曾认为，《竹书纪年》叙述诸侯列国的事迹，所举的谥号都是死后追定的，是后人追补修订的，并不是当时的正史。像齐人在遂地被消灭、郑国抛弃自己的军队等，都是孔子新创的意思。《师春》一篇记录卜筮之事，与《左氏传》相合。刘贶知道这是根据《春秋》经传编写的，于是著《外传》一书。【《旧唐书》说是《六经外传》三十七卷。】刘滋，字公茂，通晓经术，喜欢发表议论。他凭借科举历任涟水令，杨绾推荐他才干足以担任谏官，屡次授任左补阙。过了很久，他离职奉养双亲，居住在东都。河南尹李廙上奏补授他为功曹。母亲服丧期满后，他以司勋员外郎的身份主管南选。当时正值大盗之后，旱灾、蝗灾接连发生，官吏不能前往京师，所以命刘滋到洪州主持调补官员，以此振作职务声誉。贞元二年，升任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任宰相时没有什么施展作为，只是压抑自己、畏惧谨慎而已。去世后，谥号为“贞”。刘浃也有学问，世称为生子敦儒，家居东都。母亲患有狂易病，若不鞭打她，她就不能安定，身边的人都逃走了。敦儒亲自侍奉母亲治病，身体常常流血，母亲才肯进食。敦儒神色怡然，并不因疼痛而表现出忧苦。留守韦夏卿上表称述他的孝行，诏令在乡里的门阙上表彰他。元和年间，权德舆再次推荐他，于是授任左龙武军兵曹参军，分司东都。他在母亲服丧期间因哀伤而毁损身体、面容憔悴；母亲去世后，当时人称他为“刘孝子”。后来任起居郎，通达礼制、喜好古道，有祖父的遗风。【《旧唐书》略载：刘贶明晓天文、律历、音乐、医术、算术等，著作还有《太乐令壁记》三卷、《真人肘后方》三卷、《天官旧事》一卷。刘滋，《旧唐书》另有传。敦儒列在《忠义传》中。褒奖的话说：‘生于儒门，禀有这种至诚的本性。王祥笃实行孝道，由孝敬而始终不改；曾参奉养父母的心志，积年累月而从不懈怠。’】刘餗，字鼎卿，天宝初年，历任集贤院【《旧唐书》作‘集贤殿’】学士，兼任知史馆，最终官至右补阙。父子三人先后担任史官，撰写史例颇有法度。【《旧唐书》记载，他有《史例》三卷、《传记》三卷、《乐府古题解》一卷。李肇《国史补》序说，刘餗汇集小说，涉及南北朝至开元年间的事，编为《传记》，又有《国朝旧事》四十卷。】

译《书录解题》记载有《隋唐嘉话》一卷。刘彚【新、旧《唐书》的传记都没有记载他的字】，官至左散骑常侍，最终任荆南节度使。他的儿子刘赞，凭借父亲的门荫出仕，任鄠丞。杜鸿渐从剑南返回时，经过鄠县的厨驿，刘赞供应丰足。杨炎推荐彚【此处应作‘赞’】这位名儒的儿子【此处应有‘孙’字】，提拔他为浙西观察判官。杨炎入朝任宰相后，刘赞升任歙州刺史，政务才干强而有成效。有个乡村老妇将要被老虎吞噬，她的小女儿呼喊着扑打老虎，和母亲一起被老虎捉走。【原文‘俱兔’疑有脱误，不能确定。】观察使韩滉上表称赞刘赞治理有非凡政绩，加授金紫，调任常州。韩滉辅政后，把所统辖的地区分为三道，任刘赞为宣州刺史、都团练观察使。刘赞治理宣州十年，以刚猛树立威势，官吏都小心谨慎，不敢稍有逾越。宣州富饶，刘赞收取财物、结交恩情，却不能教训自己的儿子，家业因此逐渐衰落。去世后，追赠吏部尚书，谥号为“敏”。【《旧唐书》略载：刘彚有文集三卷，刘赞另有传。】刘迥【传记也没有记载他的字】，以刚正耿直著称，考中进士，历任殿中侍御史，辅佐江淮转运使。当时安史之乱刚刚结束，刘迥负责转运财赋，竭力尽职。大历初年，任吉州刺史，治理政绩尤其突出。多次升迁至给事中。【《旧唐书》载有文集五卷。按刘迥附传，应当列在末尾，这里似乎次序有误。】刘秩，字祚卿，开元末年，历任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逐渐升任宪部员外郎，因小过失获罪，降为陇西司马。安禄山反叛时，哥舒翰守卫潼关，杨国忠想夺取他的兵权，刘秩上言说，哥舒翰的军队关系到天下成败，不可以轻视。房琯看了他的奏书，把他比作刘更生。至德初年，升任给事中。过了很久，出任阆州刺史，后贬为抚州长史，去世。他所著有《政典》【《旧唐书》说三十五卷】、《止戈记》【《旧唐书》说七卷】、《至德新议》【《旧唐书》说十二卷】等，总共有几十篇。【《旧唐书》还记载有《指要》三卷；《旧唐书》的史志说，他论述过纪制度、私铸钱、改革国学等事。《东坡志林》说，世上谈论兵事的人都取法于《通典》；《通典》虽然是杜佑汇集编成的，但其源头出自刘秩。】刘迅，字防卿，历任京兆功曹参军事。他曾经卧病，房琯听说后忧虑得不能入睡，说：“防卿如果有不测，那就是天理受到欺骗了。”【《新唐书》多有自撰的句法，像这句话尤其不像成语。】陈郡人殷寅以善于识人著称，见到刘迅后叹息说：“如今的黄叔度啊！”刘晏每次听到他的议论，都说：“皇王之道已经穷尽了。”上元年间，刘迅避乱到安康【此处应作‘安庆’】，后来去世。刘迅续写《诗》《书》《春秋》《礼》《乐》五部经典，完成后对人说：“天下纷乱，了解我的人很少，我终究不把它拿给别人看。”如此说。【《新唐书·艺文志》记为《六说》五卷，列在经解类。《李邯郸书目》说，刘迅作《六说》，用来表明六经写作的义理，并列出篇目，只有《易》篇缺失，未能叙述。李义山文集说：‘我才得到刘氏《六说》，读到其中的话说：是非取决于褒贬，不取决于赏罚；礼乐取决于有道，不取决于主管官吏。’我常常秘密记住这些话。李华《三贤论》论刘眘虚，大略说：‘出身于名儒史官之家，兄弟都凭学问著称。’《五说》条理贯通源流，具备古今变化。在京城时，刘迅曾经患病，太尉房公当时正在扶风，听说后说：‘挺卿如果这一病不能起身，世间就再没有神明般的人物了。’殷直清有识人之才，只是还遗憾与他谈论义理太少，常常想见他的面。】后来刘眘虚避乱，死在安庆；但王氏《香祖笔记》说，刘眘虚可惜没有在后世广为人知，只流传下来五言诗十四首。《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没有为他立传。他的字是挺卿，如今也没有人知道。王氏又说，我读独孤及《三贤论》，感叹刘眘虚的长处不只是诗才。考察李华的论述，见于《文苑英华》，其中所指就是刘迅。刘眘虚一定是他的别字，挺卿则《文苑》有注。《唐书》作‘防卿’，殷直清无疑就是殷寅的字。怎么能说没有传呢？《三贤论》自称‘遐叔’，遐叔是李华的字。又怎么能说是独孤及呢？再考察徐倬《全唐诗录》，记载刘眘虚是江东人，任夏县令，并与贺知章、包融、张旭并称‘吴中四士’；这又不知道出自哪一种本子，难道是另一个人吗？然而其中所录的五言诗十四首，正是王氏所说的诗。难道是《唐书》刘迅传中脱漏了他曾任夏县令以及曾游吴中的话吗？还是《诗录》所说的江东人，是因为贺知章、包融、张旭三位名士而凭空推测他的籍贯呢？看来这连《三贤论》也没有见过，更不用说印证其他书和本传了。像王氏、徐倬这样的名家，著书尚且如此，可见读书考证古事、能够通达其义理的人，世间实在难以找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篇〕 《新唐书》把刘知几与徐坚等六人合为一传，史臣总论说：“唐朝兴起以后，执笔为史的官员很多。自刘知几以来，善于诋毁古人；这里的‘诋毁古人’一语，并不是专指刘知几本人。那些偏执地依据胸中成见、先入为主的人，诋毁之言便四处出现了。我认为，只有真正了解刘知几其人的人，才可以和他一起理解《史通》这部书。我起初读他的书，惊怪他认为从司马迁、班固以下没有一部完整的史书；对他们的贬斥实在太过分了，有时甚至失于削割，有时又失于拘泥胶着。我当时猜想，这个人难道真是谈论史事的申不害、韩非一类吗？难道是春夏之气少、秋冬之气多的人吗？等到读了他的本传，详细了解他的世系履历，才知道他不但自身享有清明通达的声望，而且六个儿子都因著述而显名，声望和实际地位都达到大官，荣耀的名声流传到孙辈、曾孙辈，仍然没有衰减停止。我又怀疑，上天施恩于刘氏，为什么这样深厚而且长久呢？后来我近来反复读解他的书，才开始明白他的为人。他虽然口头上不谈道，实际上却在播种道学的胚胎【看他撰写的《采撰载文》等篇章，竭力排斥荒诞、虚幻、夸张和诬妄，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他的言论，表面上似乎违背经义，实际上却掌握着经书所讲事物的绳墨准则【看《疑古惑经》等篇章，把对篡夺、叛逆的愤慨寄托其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大概他的根性专一而达到极致，虽有划分而不过分；他在所划分的界限上，是取法于事物的，必定有所约束，也必定以丰厚的内容来承受它。” 秋冬之气表现为严肃收敛，春夏之气表现为生长茂盛。刘氏的恩泽深厚而且绵长，本来就是这种道理的应验。诋毁别人来取悦世人，却能享有这样的福泽，难道不是如此吗！所以我说：了解刘知几其人的人，才可以和他一起理解《史通》这部书。”三山伧父起龙书写于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