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通释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十一「无锡浦起龙撰」外篇史官建置【第一○旧有注曰：总十四条，非也。其文本通首一片，循代分节可耳】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发端庸浅】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逺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释【原史之所为作也。史者千秋金铙，只从名心落想，故曰庸浅】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俱弑父者】之与曽闵，但【一作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茍史官不絶，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释【折出有史之功用】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释【末总括其功用】按此一段似是儱侗总冒，第言史之用重，而无専注之语，似于史官正史二篇皆可通用。又其举意出辞颇浅庸近俗，宜可芟薙。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防，小事简牍而已。”《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斯则史官之作，肈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释【自首至此逺徴古来史职之名以及王朝侯国兼设之制】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誉髙周楚，晋则伯黡司籍，鲁则丘明受经，此并厯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战国，史氏无废，葢【一无葢字】赵鞅，晋之一大夫尔【一有犹字】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坐对賔客，侍史记于屏风。至若秦、赵二主渑池交防，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一本之字重二】义也。释【此层徴古昔史臣姓氏迹略见于史传者王朝侯国皆有】然则【作然而用】官虽无阙，而书尚有遗，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释【四语统缴下言诸职中太史尤重也皆就太史一职言之】案《吕氏春秋》曰：“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太【吕览作内】史向摰【依吕览作向摰旧本作髙摰误】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亦以其图法归周。”又《春秋》晋、齐太史书赵【宣二】崔【襄二十五】之弑，郑公孙黒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上文所引皆不书年此三字疑衍】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诸史之任，太史其最优。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章》。此则自夏迄秦，斯职无改者矣。释【徴诸古籍，凡述史事，皆称太史。可见诸名衔中，太史尤为专职也。○此处当分节，旧本连下，便少断制】按此当为第一节，是建置原始之正文，宜至秦为截其前，统徴史官名迹，其后专归太史一官，为汉法縁起也。○此篇本通首直下，非分条体也，循代为节，从古先发端，旧本划条小注，皆非原文，并去之。仓颉沮诵【説文原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初造书契。汉献纪沮儶注：风俗通曰：沮姓也，黄帝史官沮诵之后。卫恒四体书势：科斗古文势序云：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覩鸟迹以兴思也。其字势云：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按荒略之世，史官有无奚庸深究。如上所列，亦可据而言已。郭、黄诸本曽不知采此，但执所谓归云集者，硁硁辩駮，大似不必】孔甲尹逸【旧注归云集云：孔甲，黄帝主书史之臣，执青纂，记言动惟实。又《史记》云：武王立于社南，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防祝。按逸通佚，疑即史佚。今以二人属夏殷，岂别有据邪】伯黡司籍【见《书志》篇《籍谈》注】赵鞅直臣【説苑：昔周舎事赵简子，立于门三日，简子问之，舎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月有效，岁有得也。」简子说】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十一【无锡浦起龙撰】外篇 史官的设置【第一】○旧本有注说：“共十四条。”不对。这些文字本来是从头到尾连成一片的，只需依照时代分节即可。人寄身于天地之间，活着如同蜉蝣短暂存在于世，又如白马飞过缝隙般转瞬即逝。【开头平庸浅近。】即便如此，人们仍以当年不能建立功业为耻，以死后名声不能流传为忧。上至帝王，下至平民；近有朝廷中的士人，远有山林中的隐士，只要涉及功业和名声，没有不急切追求、勤勉努力的。这是为什么呢？都是为了谋求不朽的事业。什么才称得上不朽呢？大概就是把名字写在竹帛上罢了。【释：原史书之所以写作，就是这个原因。史书是千秋的金钟，只是从追求名声的心思出发，所以说开头平庸浅薄。】假如世上没有竹帛，时代又缺少史官，那么即使是尧舜和桀纣、伊尹和周公与王莽和董卓、伯夷和柳下惠与盗跖和庄蹻、商臣和冒顿【都是杀害父亲的人】、曾参和闵损，也都一同随着万物化灭；坟土还没有干，善恶就无法区分，美丑也永远湮灭了。假使史官不绝，竹帛长存，那么那些人虽然已经死亡，幽暗之间已成为空寂，但他们的事迹却如同仍在，明亮得像银河星汉。【释：这里分说有史书的功用。】这样，后世的学者可以坐在家中翻阅书箱，精神上与万古人物交往；不出门户，就能穷览千年历史；见到贤人便想着向他看齐，见到不贤的人便在内心自我反省。至于《春秋》写成而使逆子畏惧，《南史》送到而使贼臣被记录下来，它记事载言，能够如此劝善惩恶，也正是这样。由此说来，史书的作用十分广泛，是人类生活的急务，也是国家的重要原则。有国有家的人，难道可以缺少它吗？所以我详细陈述这些事情，把它们编列在后面。【释：最后总括史书的功用。】按：这一段似乎是笼统的总起，只说史书的作用重要，没有专门限定的语句，似乎放在《史官》和《正史》两篇都可以通用。而且它的立意和措辞颇为浅陋近俗，应该删削。史官设置的历史由来已久。过去轩辕氏受命时，仓颉、沮诵实际担任这一职务。到了三代，史官的名额逐渐增多。考察《周官》《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的名称。大史掌管国家的六典，小史掌管诸侯国的志书，内史掌管记录君王的命令，外史掌管记录使者出使四方的事，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件。《曲礼》说：“史官随身带着笔，大事写在方版上，小事写在简牍上罢了。”《大戴礼》说：“太子加冠成人，免除保傅之职后，便有主管记录过失的史官。”《韩诗外传》说：“依照法令、谨守职分而不敢为非作歹的，是太史令。”这样看来，史官的设置起始于黄帝，在周王室时完备；名称既多，职务也各不相同。至于诸侯列国，也各自设置史官；至于考察它们的职位名称，是否完全同于天子的制度，【释：从开头到这里，远溯古代史职名称，以及王朝、诸侯国都设置史官的制度。】像孔甲、尹逸，名声在夏、殷两代很重；史佚、倚相，在周、楚两国享有很高声誉；晋国有伯黡掌管典籍，鲁国有左丘明接受经书。这些都是历代可以说到的史官。到了战国，史官一职并未废弃。赵鞅不过是晋国的一名大夫，却有直言的臣子在他门下拿着简笔，记录他的过失。田文不过是齐国的一位公子，每次坐下来接待宾客时，都有侍史在屏风后记录。至于秦、赵两国君主在渑池相会，各自命令御史记下某年某月秦王击缶、赵王鼓瑟，这就是《春秋》凡是君主举行重大活动必定记录的原则。【释：这一层列举古代史官的姓氏和事迹，王朝、诸侯国都有史官。】然而，官职虽然没有缺少，记载却还有遗漏，所以史官的等级和先后次序无法辨明。【释：这四句话总括下面的内容，说明各种史职中太史尤其重要；以下都围绕太史一职来说。】考察《吕氏春秋》说：“夏朝太史终古看见桀昏乱，便带着图法逃奔商。商朝太史向摰看见纣昏乱，便带着图法逃奔周。晋国太史屠黍看见晋国混乱，也带着图法归附周。”又，《春秋》记载晋、齐两国的太史记录赵盾、崔杼弑君之事；郑国公孙黑强行参加盟会，让太史记下他的名字，并且说共有‘七子’。昭公二年【上文所引各事都没有标明年份，这三个字疑为衍文】，晋国韩宣子来聘问，在太史氏那里观看典籍，见到《周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 这样看来，各种史官的职责中，太史最为重要。到了秦统一天下，太史令胡母敬撰作《博学章》。由此可见，从夏代直到秦代，这一职务始终没有改变。【释：从古籍中考察，凡是记述史事，都称为太史。可见各种官职名称中，太史是最专门的职务。】○这里应当分节，旧本与下文相连，因而少了断句。按：这里应当是第一节，是说明史官设置起源的正文，应该以秦代为界截断前文；前面总括考察史官的名称和事迹，后面专门归入太史一官，作为汉代制度的缘起。○本篇原来从头到尾直叙，并不是分条体例；应依时代分节，从古代开头。旧本划分的条目和小注，都不是原文，应当一并删去。仓颉、沮诵。【《说文》原叙：黄帝的史官仓颉看见鸟兽足迹，开始创造文字。汉代《显宗孝明帝纪》刘攽注引《风俗通》说：沮是姓，沮诵是黄帝史官的后代。卫恒《四体书势》中的《科斗古文势序》说：从前黄帝创制万物，有沮诵、仓颉二人开始制作文字，以代替结绳记事，大概是看见鸟迹而产生思考。其《字势》又说：黄帝的史官沮诵、仓颉，观察鸟迹，开始制作文字。按：在荒远简略的时代，究竟有没有史官，不必深究。像上面这样列举，也可以据此而说。郭、黄诸本竟不知道采录这些材料，只拘泥于所谓《归云集》，拘谨地加以辨驳，实在很没有必要。】孔甲、尹逸。【旧注引《归云集》说：孔甲是黄帝主管书史的臣子，手持青简，记录言语行动，只求真实。又《史记》说：武王站在社坛南面，召公奭主持采集，师尚父牵着牲畜，尹佚主持祷告。按：“逸”通“佚”，怀疑就是史佚。如今把孔甲、尹逸二人列在夏、殷两代，难道另有根据吗？】伯黡掌管典籍。【见《书志》篇《籍谈》注。】赵鞅有直臣。【《说苑》：从前周舍侍奉赵简子，站在门外三天。简子问他，周舍说：“我愿意做敢于直言的臣子，手拿墨笔和文牍，专门记录君主的过失；每天都有记录，每月都有成效，每年都有收获。”简子很高兴。】
田文侍史【孟尝君传：孟尝君待客，坐语，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渑池防【亷蔺列传】赵王与秦王防渑池，秦王酒酣，请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奉盆缻，秦王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终古向摰【吕览先识】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愈甚，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摰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髙诱解，晋出公之太史也】且曰七子【左昭元郑为游楚乱故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孙段氏罕虎公孙侨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私盟于闺门之外实薰隧公孙黒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曰七子】博学章【汉蓺文小学家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厯六章者，车府令赵髙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及谈卒，子迁嗣。迁卒，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释【跟前太史说下，徴诸汉初职专记载，最为隆重，其后渐轻】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一无以字】著述为宗，而兼掌厯象、日月、阴阳、管【窥天器一作度】数。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飏、王立、髙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候而已。释【申明上意，谓记载反属他职，而本职反专占候矣】按此为第二节，愚意分节之法，宜从三代为界，前用逺古作头，后用汉兴居首，分割尤为定当也。史通通部论史，而任史职者，史官也，故外篇首详其建置，意綦重焉。汉兴，司马氏父子相继为太史公，而史记始作，故太史一官逺溯终向下逮谈迁，名又綦重焉。至孝宣之后，专司占候，而其名始轻，官亦寻改。自是兰台、东观、著作之名，以渐改称矣。此节实史氏职名沿革之闗键也。马贵与《象纬考》序本此。武帝又置【至】行文书而已【并太史公自序如淳注之文。按如淳据衞宏汉仪注云云。臣瓒非之，以为百官表无太史公，有太史令。索隠因之，以为公者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而所作实迁之词。衞宏称位丞相上，谬也。正义又非之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防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也。诸说相非，不定録以备攷】兼掌厯象【前注已显，又按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曰：余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报任安书：文史星厯，近乎卜祝之间。后汉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厯。注汉官曰：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分治厯▯庐宅日时易筮典禳雨医等事】禇刘冯扬知史务【史记·孝武纪注：韦棱曰：褚顗家传云：少孙宣帝时为博士，事大儒王式，故号为先生，续太史公书汉蓺文志：孝武建藏书之防，置写书之官；至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挍经传诸子。又向本传：采取诗书所载贤贞及孽嬖者，序次为列女传；及采传记行事，着新序、说苑又蓺文志：冯商续太史公七篇，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録。商字子髙，师古曰：七略云：商与孟栁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又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者也。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太▯、法言云云按：向雄知史务，又见正史篇，但如志传所称，皆不言知史务，未详何据】张单王髙知占候【后汉·张衡传：衡字平子，安帝徴拜郎中，再迁太史令，遂研覈阴阳，作浑天仪，着灵宪、算罔论又方术传：单飏举孝亷，稍迁太史令，余见书志篇王立未详魏志：髙堂隆字升平，鲁髙堂生后也，明帝即位为给事中，迁侍中，领太史令。注：魏略曰：太史推步为太和厯，帝以隆学问优深，天文又精，诏与尚书郎杨伟、太史待诏骆禄参共推挍】当王莽代汉，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事侍傍，记迹言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当有言则右史书之六字今缺】此其义也。按此为第三节。莽何足志？而班史《百官表》言王莽簒位，慕从古官，盖其时多所变改，史职名衔亦见纷更。史既载之，故刘亦及之。柱下五史【王莽传·居摄元年，莽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
译田文有侍史。【《孟尝君传》：孟尝君接待宾客，坐下来交谈时，屏风后常有侍史负责记录孟尝君与宾客的谈话。】渑池会。【《廉颇蔺相如列传》：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酒兴正浓，请赵王弹瑟。秦国御史上前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命令赵王弹瑟。”蔺相如捧着盆缶，秦王不高兴，蔺相如便让秦王击了一下缶。蔺相如召来赵国御史，命令他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终古、向摰。【《吕氏春秋·先识览》：凡是国家将要灭亡，有道之人一定先行离去。夏太史令终古拿出他的图法，抱着它哭泣。夏桀越发迷惑昏乱，于是终古逃奔商国。殷朝内史向摰看见纣更加混乱迷惑，于是带着他的图法逃亡到周。晋太史屠黍看见晋公骄横而没有德义，便带着他的图法归附周。高诱注解说，屠黍是晋出公的太史。】并且说“七子”。【《左传·昭公元年》：郑国因为游楚作乱的缘故，郑伯和大夫们在公孙段氏那里结盟；罕虎、公孙侨、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在闺门外私下结盟，地点实际在薰隧。公孙黑强行参加盟会，让太史记下他的名字，并且说共有“七子”。】《博学章》。【《汉书·艺文志》：小学类有《仓颉》七章，是秦丞相李斯所作；《爰历》六章，是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七章，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这些书的文字多取自《史籀篇》，但篆体颇为不同，就是所谓秦篆。】汉朝建立时，武帝又设置太史公，职位在丞相之上，任命司马谈担任。汉代制度规定，天下各地上报的计书先呈给太史公，再副本呈给丞相，叙事体例像《春秋》。司马谈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司马迁继承。司马迁去世后，宣帝把他的官职改为太史令，只执行太史公的文书事务而已。【释：承接前面对太史的叙述，考察汉初太史专门负责记载，地位最为隆重，后来逐渐降低。】考察古代太史的职务，虽然以著述为根本，同时还掌管历法、天象、日月、阴阳以及数术。司马迁死后，后来续写史书的人，如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等，都是以其他职务来参与史务。于是太史署不再是专门记录言语的机构。所以张衡、单飏、王立、髙堂隆等人，在任职时得到称道的，只是因为懂得占候而已。【释：申明上文意思，即记载史事反而属于其他职务，而太史的本职反而专门负责占候。】按：这是第二节。我认为分节的方法，应以三代为界：前面用远古作为开头，后面以汉朝建立作为开头，这样分割尤其恰当。《史通》全书论述史事，而任职于史务的人就是史官，所以外篇开头详细说明史官的设置，意义极其重要。汉朝建立后，司马氏父子相继担任太史公，《史记》也由此开始撰作，所以太史一官从终古、向摰一直追溯到司马谈、司马迁，名称又极其重要。到孝宣帝以后，太史专门负责占候，其名称才开始降低，官职也不久后发生改变。从此以后，兰台、东观、著作等名称逐渐成为新的称谓。这一节确实是史官职名沿革的关键。《马贵与〈象纬考〉序》本于此。武帝又设置……只执行文书事务而已。【这是《太史公自序》如淳注中的文字。按：如淳依据卫宏《汉仪注》如此说。臣瓒反驳他，认为《百官表》中没有太史公，只有太史令。索隐因而认为，“公”是司马迁所著书中对其父的尊称，实际是司马迁的说法。卫宏说太史公职位在丞相之上，是错误的。《正义》又反驳说：虞喜《志林》认为，古代主管天官的人都是上公，从周代到汉代，这一职务逐渐降低，但朝会时的座位仍在三公之上，这是尊重天道。各家说法互相驳难，无法确定，现不作定论，记录下来以备考察。】兼掌历象。【前面的注释已经说明。又考《太史公自序》，司马谈任太史公时说：“我的祖先世代曾在虞、夏建立显赫功名，掌管天官之事。”《报任安书》说：“文史星历，接近于卜官和祝官之间。”《后汉书·百官志》：太史令一人，秩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天时、星象和历法。《汉官》注说：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分别掌治历法、龟卜、宅居、日期、易筮、典礼、禳灾、雨事、医事等事务。】褚、刘、冯、扬参与史务。【《史记·孝武本纪》注引韦棱说：褚顗《家传》说，褚少孙在宣帝时任博士，师事大儒王式，所以号称先生。《续太史公书》。《汉书·艺文志》：孝武帝建造收藏书籍的宫室，设置抄写书籍的官员；到成帝时，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勘经传诸子之书。又刘向本传说：采集《诗》《书》所载贤人贞士以及孽臣嬖妾的事迹，编次为《列女传》；又采集传记中的事迹，著成《新序》《说苑》。又《艺文志》：冯商续写《太史公书》七篇。韦昭说：冯商受诏续写《太史公书》十多篇，见于班彪《别录》。冯商字子高，颜师古说：《七略》记载，冯商与孟柳一同待诏，编次列传，尚未完成。又，儒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司徒之官，职责是帮助君主彰明教化。扬雄所编序的有三十八篇，以及《太玄》《法言》等。按：刘向、扬雄参与史务，在《正史》篇中也有提及；但按《汉书·艺文志》和传记所说，都没有说他们“参与史务”，不知道这里的依据是什么。】张、单、王、髙堂懂得占候。【《后汉书·张衡传》：张衡字平子，安帝征召任郎中，两次升迁为太史令，于是研究阴阳，制作浑天仪，著有《灵宪》《算罔论》。又《方术传》：单飏举为孝廉，逐渐升任太史令；其余见《书志》篇。王立，事迹不详。《三国志·魏志》：髙堂隆字升平，是鲁国髙堂生的后代；明帝即位后任给事中，升为侍中，兼领太史令。】注：《魏略》说：太史推算编制《太和历》，明帝因髙堂隆学问深厚，天文知识又精通，便下诏让他与尚书郎杨伟、太史待诏骆禄共同参与推算、校订。王莽取代汉朝时，改置柱下五史，秩禄与御史相同，处理政事时侍立在旁，记录君主的事迹和言行，大概是仿效古代行动时由左史记录这一制度的意思【这里应有“有言则右史书之”六字，如今缺失】。按：这是第三节。王莽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但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王莽篡位后，羡慕并仿效古代官制，大概因为当时有许多变更，史职的名称和称号也纷纷改动。既然史书已经记载，所以刘知几也提到了它。柱下五史。【《王莽传》：居摄元年，王莽设置柱下五史，秩禄与御史相同，处理政事时侍立在旁，记录疏奏、言语和行动。】
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徴诣兰台。斯则兰台之职【一有者字】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此当有者字】相继在乎其中，而都为【旧譌谓】著作【任著作之务也，时未立著作之名，故谓字误】竟无它称。按第四节志后汉也。兰台、东观、著作之所也。班固、杨子山，著作之人也。前汉《百官表》不载史职，而有《太史公书》，可据。后汉更无专称，故但以其所、其人证之。子山于史未见成书，然能为哀牢立传，亦可以验史才矣。《史通》故与班氏并举。兰台令史【前汉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后汉「百官志」兰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按令史，自太尉、司徒以下诸府属多有之，非史局属员之专称】杨子山【后汉书·杨终字子山，成都人，年十三为郡小吏，显宗徴诣兰台，拜挍书郎。按传无哀牢传之文。《论衡·佚文篇》子山为上计吏，见三府作哀牢传不成，归郡作上。孝明竒之，徴在兰台。《后汉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国。按今为云南永昌府】东观【见前又见后节】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晋元康初，又职▯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已来，以佐名施于作下【原注：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释【此上述设官】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旧譌作司】其忧。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释【此层通之以兼掌，见才难之意】若中朝【曹魏、西晋】之华峤、陈寿、陆机、束晳江左【专称东晋】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爰、苏宝生，梁之沈约、裴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而齐梁二代，又置脩【隋志作撰】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若刘陟【一作涉误】谢昊、顾野王、许善心之类是也。释【此层标举名其职者，以证之】按第五节述魏晋及南朝也。著作之名始于此。其列出诸人氏名，意不在表其人，意在举其名衔，证当时职制耳。中秘著作【晋书·职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尚未名官。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及晋惠帝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以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秘书省，其大与佐一人八人，悉同本文。隋《百官志》秘书省著作佐郎人数亦同。梁初，又有撰史学士】束晳【晋书·夲传】晳字广微，汉疎广后也。王莽末，去疎之足，改姓焉。少游国学，张华召晳为掾，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迁博士，著作如故】苏宝生【正史篇：孝建初，勅南台侍御史苏宝山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山被诛。云云。按：宝生譌作宝山，正史篇旧本如此，今刋正。有注】刘谢顾许【隋经籍志：齐纪十卷，刘陟撰。唐旧志作《齐书》八卷，新志作十三卷。又隋志：《梁书》四十九卷，梁中书郎谢昊撰，本一百卷，唐志作三十四卷。《陈书》顾野王，字希冯，吴人。后主在东宫，除太子率更令，寻领大著作，掌国史，知梁史事，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又《文学传》：许亨，字亨道，领大著作。子善心，早知名。《北史·文苑》：善心，字务本，对防髙等，授度支郎中，补▯史学士。善心述成父志，修续家书，其序传末述著作之意曰：“自入京邑，随见补葺，略成七十卷。凡称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称名案者，皆善心补阙。”按本节所引十六人，或见前卷，或无传而有所着史书，略可考见】
译汉朝中兴后，明帝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下诏让他撰写光武本纪以及各篇列传、载记。又有杨子山担任郡国上计吏，献上自己所作的《哀牢传》，明帝认为奇异，便征召他到兰台。这说明兰台的职务大概就是当时著述的场所。章和年间以后，图书典籍在东观大量汇集，凡是撰写《汉记》的人相继在那里工作，但都被称为从事著作之务，最终没有别的名称。【旧本“谓”字讹误，应为“著作”；当时尚未正式确立“著作”这一官名，所以说“谓”字错误。】按：这是第四节，记述后汉。兰台、东观，是著述的场所；班固、杨子山，是从事著述的人。前汉《百官表》不记载史官职务，但有《太史公书》，可以作为依据。后汉更没有专门的名称，所以这里只能以场所和人物来证明。杨子山没有见到已经完成的史书，但能够为哀牢立传，也足以验证他的史才。《史通》因此把他和班固并列提到。兰台令史【《前汉百官表》：御史大夫是秦代官职，有两名丞，一名中丞，在殿中兰台任职，掌管图籍和秘书文书；《后汉书·百官志》：兰台令史秩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奏章以及印工文书。按：令史一职，从太尉、司徒以下各府属官中多有设置，并不是史局属员的专称。】杨子山【《后汉书》说：杨终，字子山，成都人，十三岁时任郡中小吏，显宗征召他到兰台，授任挍书郎。按：本传没有记载《哀牢传》的文字。《论衡·佚文篇》说：子山任上计吏时，见三府编作《哀牢传》却没有完成，回到郡中后写成上报。孝明帝认为这件事奇异，便征召他到兰台。《后汉书·地理志》说：哀牢在永平年间设置，原是牢王国。按：今为云南永昌府。】东观【见前文，也见后文。】到了魏太和年间，才开始设置著作郎，职属中书，这个官职就是周代的左史。晋元康初年，又改为职属秘书省；设置著作郎一人，称为大著作，专门掌管修史事务；又设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来，把“佐”字加在“著作”之下【原注：将佐著作郎改为著作佐郎】。释：这是在说明上述官职的设置。旧制中，佐郎的职责是广泛搜集材料，正郎凭借这些材料撰写传记。如果正郎、佐郎有所失误，就由秘书监负责考虑并承担忧患【旧本“思”误作“司”】。如果有人才干足以撰述、学问兼通文史，即使担任其他官职，有时也兼领著作事务；也有虽任秘书监，仍兼领著作郎事务的人。释：这一层是说可以兼掌职务，表现出人才难得的意思。像中朝【指曹魏、西晋】的华峤、陈寿、陆机、束晳，江左【专指东晋】的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代的徐爰、苏宝生，梁代的沈约、裴子野，这些都是史官中最优秀的人，也是著作官中的杰出人选。齐、梁两代又设置修史学士，陈代沿袭旧制，没有变革。像刘陟【一作“涉”，误】、谢昊、顾野王、许善心等人就是这样。释：这一层列举以这些人的姓名来说明任职者，用以证明上述情况。按：第五节叙述魏、晋以及南朝的情况。“著作”这一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列出许多人的姓名，意图不在于表彰这些人，而在于举出他们的官衔，以证明当时的职官制度。中秘著作【《晋书·职官志》】：著作郎承担的是周代左史的职务。汉代东京的图籍收藏在东观，所以让名儒在东观撰著，当时还没有把它定为官名。魏明帝太和年间，才正式设置这一官职。到晋惠帝元康二年，诏书说：“著作原来隶属中书，而秘书省既然掌管文籍，现在把中书著作改为秘书著作。”于是改为隶属秘书省；大著作一人、佐著作郎八人，全部与本文所说相同。隋《百官志》中，秘书省著作佐郎的人数也相同。梁初，又设置撰史学士。束晳【《晋书·本传》】：束晳字广微，是汉代疏广的后代。王莽末年，为了避讳“疏”字而去掉“疏”字的足旁，改姓为束。他年轻时游学国学，张华征召束晳为掾，后转任佐著作郎，撰写《晋书》的帝纪十志。升任博士，仍兼任著作职务。苏宝生【《正史篇》：孝建初年，诏令南台侍御史苏宝山续写各篇传记，元嘉年间的名臣都是他所撰写的。苏宝山后来被诛杀。如此等等。按：宝生误写作宝山，《正史篇》旧本就是这样，今刻本已经订正。有注。】刘、谢、顾、许【《隋书·经籍志》：齐纪十卷，刘陟撰写。唐代旧志作《齐书》八卷，新志作十三卷。又《隋书·经籍志》：《梁书》四十九卷，梁中书郎谢昊撰写，原本一百卷，唐志作三十四卷。《陈书》记载顾野王，字希冯，吴人。后主在东宫时，授任太子率更令，不久兼领大著作，掌管国史，负责了解梁史之事，撰写《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尚未完成便去世。又《文学传》：许亨，字亨道，兼领大著作。他的儿子许善心，很早就有名声。《北史·文苑传》：许善心，字务本，回答防高等人的问题，授任度支郎中，补任[缺字：原文“▯史学士”]史学士。许善心继承父亲的志向，修撰续成家书，并在序文和传记末尾说明著作的旨意说：“自从进入京城，随见随即补充修订，略成七十卷。凡是称为史臣的，都是先君所说；下文称为名案的，都是善心补充缺漏。”按：本节所引用的十六人，有的见于前卷，有的虽无传记但有史书著作，大致都可以考见。】
至若偏隅僭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释【起四句总领蜀、吴及诸胡】案《蜀志》称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却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斯则典挍无阙，属辞有所矣。而陈夀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别有《曲笔篇【内篇第二十五】言之详矣。释【已上言蜀】吴归命侯【旧脱「侯」字】时，有左右二国史之职，薛莹为其左，华覈为其右。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以斯考察，则其班秩可知。释【已上言吴，此二国所谓偏隅也。僭字贴吴説旧本此处截叚非】伪汉嘉平初【刘聪年号】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义门订本有「李」字，他本无】与西凉二【一作三，非】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乌孤【旧作「孙」误】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旧作「郎」，恐譌】韶为国纪祭酒，使撰録时事。自余伪主【一譌作「事】多置著作官，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释【已上错举五胡十六国，有可徴者及之，其无者不及也。此总所谓伪朝也】按第六节旁及偏小僣伪最为周宻旧本截作二条则于节首四提句不全故当合之又诸评不知以人证职而泛覈史才浮文妨要是谓顾子失母王崇许盖【陈夀《蜀志》并松之注皆无考，而刘氏《顾云志》称所称果何志邪？或谓夀又撰《蜀古志》，倘载之耶？然言古则不及三国时人，明矣。惟常璩《华阳国志》有述，作王崇名见卷末，官为蜀守，而不言曽补东观，至掌仪许葢，仍亦絶无其人也。悬置之以俟后有补者，抑尝见高江村士奇《天禄识余》有考史一条，其言蜀史则取此立论，然漫袭其文不书所出，至所出何本，了不推寻也。窃嘅读书底里求到地者，天下鲜矣】郤正为秘书【蜀志本传，正字令先，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吏，转令史，迁郎至令。又《孟光传》：「后进文士秘书郎郤正数从光谘访】蜀不置史官【蜀后主评：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归命侯【呉后主也，见《摸拟篇】薛左华右【吴志·薛综传】综子莹，字道言，为秘府中书郎。孙浩初领少傅，以事徙广州。右国史华覈疏留之。皓召莹还，为左国史。又《华覈传》：覈字永先，武进人。孙皓即位后，入东观，今领右国史】周处左史【晋书·本传》：处仕吴为东观左丞，余见书志篇后论】公师彧【见《晋书》载记，刘渊、聪二传止书太中大夫，无领左史撰记传之文】刘庆【见《晋书·张轨传》轨孙骏时载有从事刘庆谏讨辛晏语，不及东苑。撰史事，丛书崔鸿录畧有云：“命西曹掾集阁内外事，付索绥着《凉春秋》，亦不及刘庆也】蜀李西凉【蜀李者，国号成，后改称汉。正史篇云：常璩撰《汉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故此云蜀李也。晋载记：蜀李雄兴学校，置史官。録畧：西凉李暠起静恭堂以议朝政，立泮宫，増高门，学士按刘云：二朝记事委之门下，当在其时也】南凉郭韶【晋载记·南凉传】秃发乌孤称武威王，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官方授才，咸得其所。按旧本作郎韶，疑即郭韶也。但本传与丛书録畧皆不载，国纪祭酒官】和苞【见《晋载记》《刘曜传》苞与乔豫谏营夀陵，曜恱封为平舆子。《隋经籍志》：汉赵记十卷，和苞撰】董统【晋载记》《后燕传》及《録畧》皆缺其人。按公师彧以下皆证诸国有史官也，事当具《十六国春秋》，而崔本已亡，但与正史篇“十六国”一条互证之畧可见矣】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或作常】厥职故如崔浩、髙闾之徒，唯知【知如御史知杂之知】著述，而未列名号。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三史一作参史，下同未详】不过一二而已。普泰【前废帝元，或譌作晋秦】以来，三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释【此上徴其建置】当代都之时，史臣毎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或譌置】史曹。及洛京之末【孝文迁洛】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谓部人】不宜归之汉士。于是以谷纂【郭本注以綦儁易之】山伟更主文籍，凡经二十余年，其事阙而不载，专事粉饰隆平，非复称信史矣。释【此层述其任用】按第七节述元魏史职也置郎略仿魏晋而添设翻译则国语传偏任代人则史事废稍寓褒贬焉元魏史臣【官氏志》「天兴四年罢外兰台御史总属内省其太和中百官着令秘书监在从第二品中】
译至于偏处一隅而僭越称国的政权，以及夷狄建立的伪朝，考察它们的史官，也有可以说的。释：开头四句总领蜀、吴以及各胡族政权。按《蜀志》记载，王崇补任东观官，许盖掌管礼仪，郤正后来任秘书郎，广泛搜求益部书籍；这样看来，掌管校订的职责并没有缺失，撰写文章也有了材料。然而陈寿评论说“蜀没有设置史官”，难道不是过分诬蔑诸葛亮吗？另有《曲笔篇》【内篇第二十五】详细论述此事。释：以上说蜀。吴国归命侯时期，设置左右二国史的职务，薛莹任左国史，华覈任右国史。又周处从左国史升任东观令。由此考察，可以知道他们的品秩。释：以上说吴；这两个国家就是所谓偏处一隅的政权。“僭”字是针对吴国而言，旧本在此处截断成段，非是。伪汉嘉平初年【刘聪年号】，公师彧以太中大夫兼领左国史，撰写本国君臣的纪传。前凉张骏时期，刘庆升任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写本国国史。蜀李与西凉二朝的记事，交给门下负责。南凉主乌孤初步奠定霸业根基时，想要编写国纪，便任命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让他撰录当时的事务。除此以外的伪主，大多设置著作官，如前赵的和苞、后燕的董统就是这样。释：以上错误地列举了五胡十六国中有资料可考的政权，没有资料的便没有列举。这总括所说的伪朝。按：第六节旁及偏小的僭伪政权，最为周密。旧本截作两条，于是节首的四句总领语不完整，所以应当合并。还有，各种评论不知道应当以人物来证明官职，却泛泛考核史才和浮饰文字，反而妨碍要旨，这就是所谓顾子失去母亲。王崇、许盖【陈寿《蜀志》和裴松之注都没有可供考查的记载，而刘氏《顾云志》所说的“所称”，究竟指的是哪一种志书呢？有人说陈寿还撰写过《蜀古志》，或许是记载在那部书里吧？然而既然称为“古”，就明显不会涉及三国时期的人。只有常璩《华阳国志》有所记述，其中在卷末列有王崇的姓名，官职是蜀守，却没有说他曾补任东观官；至于掌管礼仪的许盖，也完全没有这样的人。暂且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等待后来有人补充考证。我曾经见过高江村士奇《天禄识余》中有一条考辨史事的文字，他论述蜀史时就以此立论，但只是随意抄袭这段文字，没有写明出处，至于究竟出自哪一种版本，也完全没有进一步考察。我私下认为，读书能够深入探究根底、追查到事实依据的人，天下实在很少。】郤正任秘书【《蜀志·本传》：郤正，字令先，二十岁以前就能写文章，入仕后任秘书吏，转任令史，升至令。又《孟光传》说：“后进文士、秘书郎郤正多次向孟光请教访求。”】蜀没有设置史官【蜀后主评论说：国家没有设置史官，记注之事没有专职官员，所以政事多有遗漏，灾异也没有记载。诸葛亮虽然通晓治理政事，但在这类事情上仍有不周全之处。】归命侯【吴后主，见《摸拟篇》。】薛任左史、华任右史【《吴志·薛综传》】：薛综的儿子薛莹，字道言，任秘府中书郎。孙皓初年兼领少傅，因事被迁往广州。右国史华覈上疏请求留用他。孙皓召回薛莹，任命他为左国史。又《华覈传》：华覈字永先，武进人。孙皓即位后，入东观，现任右国史。】周处任左史【《晋书·本传》：周处在吴国任东观左丞，其余见《书志篇》后面的评论。】公师彧【见《晋书》载记；刘渊、刘聪二传只记载他任太中大夫，没有记载他兼领左史、撰写纪传的文字。】刘庆【见《晋书·张轨传》：张轨的孙子张骏在位时，记载有从事刘庆劝谏讨伐辛晏的话，却没有提到东苑。关于撰写史书一事，《丛书》所收崔鸿《录略》大略说：“命西曹掾搜集阁内外的事务，交给索绥撰写《凉春秋》。”也没有提到刘庆。】蜀李、西凉【所谓蜀李，是指国号为成、后来改称汉的政权。《正史篇》说：常璩撰写《汉书》十卷。后来收入晋代秘阁，改名为《蜀李书》，所以这里称“蜀李”。《晋书》载记：蜀李雄兴办学校，设置史官。《录略》：西凉李暠修建静恭堂来讨论朝政，建立泮宫，增修高门，设置学士。按刘氏说：两朝的记事交给门下负责，应当就是在这个时期。】南凉郭韶【《晋书》载记·南凉传】：秃发乌孤称武威王，梁昶、韩疋、张昶、郭韶都是中州的人才，任命他们担任官职，各自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按：旧本作“郎韶”，疑即郭韶。但本传和《丛书》所收《录略》都没有记载“国纪祭酒”这一官职。】和苞【见《晋书》载记《刘曜传》：和苞与乔豫劝谏刘曜营建寿陵，刘曜很高兴，封和苞为平舆子。《隋书·经籍志》：有《汉赵记》十卷，和苞撰写。】董统【《晋书》载记《后燕传》和《录略》都缺载此人。按：从公师彧以下，都是用来证明各国确实有史官；这些事本应详载于《十六国春秋》，但崔鸿的原本已经亡佚，只能与《正史篇》“十六国”一条互相印证，大略情况可以看出。】元魏初年称制时，就已经有史臣，但常从其他官职中杂行选用，并不固定担任这一职务，所以像崔浩、高闾这类人，只知道负责著述，却没有列出明确的官名。后来才在秘书省设置著作局，设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兼任三史者【“三史”有版本作“参史”，下同，未详】不过一两人而已。普泰【前废帝元年，或误作“晋秦”】以来，三史职务逐渐衰替，另行设置修史局，共有六名官员。释：以上考察其官署设置。元魏都城时期，史臣上对奉行君王的言论，下对询问国家风俗，同时还选取善于翻译的人来值守史曹【或误作“置”】。到了洛京末期【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朝廷又认为国史应当专门任用代人【指代郡人】，不应交给汉人。于是让谷纂【郭本注作“以綦儁易之”】、山伟先后主持文籍。前后经历二十多年，但这些事情缺少记载，只专门粉饰太平盛世，已经不能再称为真实的史书了。释：这一层叙述其任用人员的情况。按：第七节叙述元魏的史职。设置著作郎大致仿照魏、晋，但增加了翻译职务，这说明国语传译受到重视；专门任用代人，则导致史事废弛，其中也略含褒贬之意。元魏史臣【《官氏志》：“天兴四年，罢外兰台御史，总属内省；太和年间制定百官令，秘书监列在从第二品中。”】
崔浩、高闾【崔浩见《直书篇》《魏书·髙闾传》：闾，字阎士，早孤，文才儁伟，本名驴，司徒崔浩见而竒之，乃改为闾而字之。徴拜中书侍郎，领东徐州刺史，以功进爵为侯，加昭武将军，为中书令，委以机宻。军国书檄，诏令，高允之流称为二高】谷纂【魏书·谷浑传】浑，昌黎人，曽孙纂，字灵绍，领侍御史，稍迁著作郎，又监国史，不能有所缉缀。郭注以綦儶易谷纂，儶字檦，显其先代人，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与山伟合传】山伟【魏书》本传：伟字仲才，其先代人。领著作郎，除安东将军、秘书监，仍著作。初，▯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国史典书高法显宻埋史书，故不遗落。伟自以为功，诉求爵赏，遂封东阿伯。按本节「国史专任代人」六句，并櫽括《伟传》之文。其中「儶伟」并称，与传合。郭注殊有见】髙齐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国史，自领则近循魏代，逺效江南，参杂其间，变通而已。释【统述三朝如此】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谥【当作号】虽易而班秩不殊。释【字文袭古周官，故抽述】如魏收之擅名河朔【高齐】栁虬之独步闗右【宇文周】王劭、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诸葛颍、刘▯宣功于大业之世，亦各一时也。释【各举其人以征之】按第八节述髙齐宇文周而并及于隋也。前辨职篇云：大臣领史局，自晋康帝始；而本篇于晋代不言，至此始见，乍疑前后不符。及观下文「近循魏代，逺效江南」之云，乃知文章有互藏之用。凡研辨古制，必彼此叅详，愈得定凖。书固不可以轻心掉也。上士下士【隋《百官志》：周太祖方偶粗定，改创章程，远师周之建职，其所制班序，内命上士三命，下士一命。注：内命谓王朝之命】栁虬【周书本传】虬字仲蟠，不事容饰。冯翊王元季海征为行台郎中，掌丈翰。因使见太祖，被留。虬上疏言：“古者立史官，非但书事，所以为监诫也。汉魏以还，宻为记注，无益当时。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兴横议，亦且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夀有求米之论。伏请诸记事者，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着，得失无隐。事遂施行。”秘书虽领著作，不叅史事。自虬为丞，始令兼掌焉】魏澹【见本纪篇《魏著作注】诸葛颍【隋书·文学传】颍字汉，建康人。炀帝即位，迁著作郎。帝尝赠颍诗曰：「实録资平允，传芳导后昆。」其见待遇如此。撰《銮驾北巡》、《幸江都道里》、《洛阳古今》等记】刘▯【见《覈才篇》注，又《隋儒林传》▯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又与诸术者修天文律歴，兼于内史省考定羣言。内史令李德林甚礼之。炫尝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牛▯甚善其言】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鳯池相接。而【一无而字】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厠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举。释【首述国典敦崇史职密近清华】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髙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阙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原注：诏曰：“修撰国史，义存典实，自非操履忠正，识量该通，才学有闻，难堪斯任。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缉讹舛，亦恐泄漏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简堪修史人，灼然为众所推者録名进内，自余虽居史职，不得辄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之事。”按此注，一本混作大书非是】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一作始】成虚设【此四句即制诏中“虽居史职，不得辄闻见所修等句之意】凡有笔削，毕归于余馆【语意不甚清豁，恐有譌字】释【中段述事局之大槩】始自武德，迄乎长夀，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敬播以叙事推工，许敬宗之矫妄，牛鳯及之狂惑，此其善恶尤著者也。释【未亦证举任职之人此独善恶兼举，由其胸中皁白积而不化，一涉笔辄露圭角，是其少涵养处，非本篇正义也】按第九节述本朝史局之制也，叙盛典则备其辞，叙事局则略其槩盖志体应尔。至其节尾之未融，小注论之矣。史官建置，正局尽此。史官通籍禁门【见内篇辨职篇】鸾渚鳯池【即谓鸾台鳯阁，旧唐志：龙朔二年改门下省谓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太后光宅元年改门下为鸾台，中书为鳯阁。神龙初复旧。按两省之名起魏晋间，门下则黄门、给谏、遗补等官属之。杜诗“晚出左掖”即此。中书则主书、通事舍人等官属之。开元中又号紫薇省。两省并近禁门，故亦通谓之北省，南则尚书省也。又按文兼两京言，武后临朝在东京也。程大昌《雍录》多误】
译崔浩、高闾【崔浩见《直书篇》。《魏书·高闾传》：高闾字阎士，早年丧父，文才俊伟，本名叫驴，司徒崔浩见到他后认为奇异，于是改名为闾，并为他取字。征召授任中书侍郎，兼领东徐州刺史，因功进爵为侯，加授昭武将军，任中书令，把机密事务交给他。军国文书、檄文和诏令，高允一类的人称他们为“二高”。】谷纂【《魏书·谷浑传》】：谷浑是昌黎人，其曾孙谷纂，字灵绍，兼领侍御史，逐渐升任著作郎，又监修国史，却不能有所编纂缀辑。郭本注以綦儶替换谷纂；綦儶字檦，显明是代人，任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与山伟合传。】山伟【《魏书》本传】：山伟字仲才，他的先世是代人。兼领著作郎，授任安东将军、秘书监，仍兼任著作。起初，尔朱兆进入洛阳时，官员逃散，国史典书高法显秘密把史书埋藏起来，因此史书没有散失。山伟自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申诉请求爵位赏赐，于是被封为东阿伯。按：本节“国史专门任用代人”六句，是综合概括《山伟传》的文字。其中“綦儶、山伟”并称，与本传相合。郭本注很有见识。】高齐和北周直到隋代，史官由大臣统领的，称为监修国史；由大臣亲自兼领史职的做法，近处沿袭魏代，远处效法江南，只是在两者之间参酌变通而已。释：总说这三个朝代的情况。只有北周设置六官，把著作正郎改称上士，佐郎改称下士；名称虽然改变，品秩却没有不同。释：名称取法古代周官，所以特别叙述。像魏收在河朔【高齐】享有盛名，柳虬在关右【宇文周】独步一时，王劭、魏澹在开皇年间施展才华，诸葛颖、刘炫在大业年间建树功绩，也都是各自时代的人才。释：分别列举这些人，以此加以证明。按：第八节叙述高齐、宇文周，并连带说到隋代。前面的《辨职篇》说“大臣统领史局，从晋康帝开始”；但本篇谈晋代时没有提到，直到这里才出现，乍看似乎前后不相符合。等看到下文“近处沿袭魏代，远处效法江南”的话，才知道文章有彼此互相隐藏、相互照应的写法。凡是考究古代制度，都必须把彼此的文字参照详考，才能越来越接近确定的标准。这部书实在不能漫不经心地轻率阅读。上士、下士【隋《百官志》：周太祖刚刚大致平定局势，便改制创立章程，远远取法周代建置官职的制度；所制定的品秩序列中，内命官上士为三命，下士为一命。注：内命，是指王朝所任命的官员。】柳虬【《周书·本传》】：柳虬字仲蟠，不事修饰仪容。冯翊王元季海征召他为行台郎中，掌管文翰。因奉使命拜见太祖，被太祖留下。柳虬上疏说：“古代设置史官，不只是为了记事，也是为了作为鉴戒。汉、魏以来，秘密地进行记注，对当时没有益处。即使能够秉笔直书，也没有人知道。这样不但会引起人们横加议论，还会使异端互相兴起。所以班固留下了接受金钱的名声，陈寿也有索取米粮的议论。请允许凡是记事的人，在朝廷上公开说明事情的状况，然后交给史阁保存，这样或许能使是非明白昭著，使得失没有隐藏。”这项建议于是得到施行。秘书省虽然统领著作事务，但不参与修史。自从柳虬任丞开始，才命令他兼掌史事。魏澹【见《本纪篇·魏著作注》。】诸葛颖【《隋书·文学传》】：诸葛颖字汉，建康人。隋炀帝即位后，升任著作郎。炀帝曾赠诗给诸葛颖说：“实录有赖于公平允当，传扬芳名以引导后代子孙。”他受到的待遇就是如此。他撰写了《銮驾北巡》《幸江都道里》《洛阳古今》等记。刘炫【见《核才篇》注；又《隋书·儒林传》：刘炫与著作郎王劭共同修撰国史，又和诸术士修订天文、律历，同时在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李德林非常礼敬他。刘炫曾说：“减少官员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减少心中的欲望。”牛弘非常赞赏这句话。】等到大唐建立国家以后，便另行设置史馆，与宫禁之门相通。西京的史馆与鸾渚相邻，东都的史馆则与凤池相接。而且【一版本无“而”字】馆舍华丽，酒食丰厚，能够列入其中任职的人，实在是当时的一项美事。释：开头叙述国家重视史官职务，使其处于亲近而清华的地位。咸亨年间，因为史职任用过多而混乱，高宗感慨地说：“朕非常糊涂。”于是命有关部门特别加以推选；如果有人占据这一职务却缺乏相应才干，都不得参与修撰【原注诏书说：“修撰国史，意义在于保存典实；如果不是操守端正忠贞、见识器量广博通达、才学有声望的人，就难以胜任此职。听说近来只要担任这一职务，就自认为可以参与修撰；这不但会使编纂出现错误，也恐怕泄露史事。从今以后，应当让史司精心选拔能够修史的人，把明显受到众人推举的人的姓名记录下来，送入宫中；其余即使担任史职，也不得随意接触正在修撰的史籍以及尚未颁行使用的国史等事务。”按：这条注文有一版本混入正文，不对。】因此史臣授职时，大多从外司选取，著作这一官署几乎【一作“始”】成了虚设。凡有删削编改，都归于其他史馆【语意不甚清楚，恐有讹字】。释：中段概述史馆事务的大致情况。从武德年间开始，到长寿年间为止，其间像李仁实因直言而受到忌惮，敬播以叙事见长，许敬宗虚妄不实，牛凤及狂妄迷惑，这些都是善恶特别显著的人物。释：这也同样是在举例证明任职之人，只是这里善恶兼举，是因为作者胸中的是非长期积存而未能化解，一经落笔便显露出棱角；这是他缺少涵养的地方，并不是本篇的正旨。按：第九节叙述本朝史官机构的制度。记载盛大典礼，就详尽铺陈文辞；记载一般事务，就略述大概，因为志书的体例本来就应当如此。至于这一节末尾尚未融会贯通的地方，已经在小注中加以说明。史官的设置，到正史官署这里就讲完了。史官登记名籍，出入禁门【见《内篇·辨职篇》】。鸾渚、鳯池【就是鸾台、鳯阁。旧《唐志》说：龙朔二年，把门下省改称东台，把中书省改称西台；太后光宅元年，又把门下省改称鸾台，把中书省改称鳯阁；神龙初年恢复旧称。按：两省的名称起于魏晋时期。门下省统属黄门、给谏、遗补等官员，杜甫诗中“晚出左掖”说的就是这里。中书省统属主书、通事舍人等官员，开元年间又称紫薇省。两省都靠近禁门，所以也合称北省；南面则是尚书省。又按：这里兼说两京，是因为武后临朝时在东京。程大昌《雍录》中有很多错误】。
李仁实【旧唐令狐德棻传：自武德已后，有邓世龙、顾▯、李延夀、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为当时所称。仁实顿▯人，官左史正史篇。仁实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传，载言记事，见推直笔】敬播【唐儒学传：敬播蒲州人，贞观初进士。时顔师古、孔頴逹撰次隋史，诏播诣秘书内省叅纂▯，迁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与令狐徳棻等撰晋书，大抵凡例皆播所发也。房▯龄尝称播陈夀之流】许敬宗【旧书本传：敬宗善心子，贞观中除著作郎兼修国史。龙朔中拜太子少傅，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虚美隐恶。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多详直。敬宗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之】牛鳯及【新旧书俱无专传。王训故牛鳯及长夀中撰唐书，自武徳终▯道为百有十卷。按此书唐艺文志不録，宋晁陈郑马诸公亦莫之及。大抵其人其书见弃于有道乆矣】又案晋令【书名】著作郎掌起居集注【彚集而注记之】撰録诸言行勲伐旧载史籍者释【本节另述起居注一职，首述晋制则兼编旧籍】元魏置起居令史，毎行幸防防则在御左右记【一作纪】録帝言及宾客詶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释【至元魏则专掌当时记録，但多他官兼职耳】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挍书正字嫺于述注者修之，纳言监领其事。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是外史】宜立起居【是内史】遂置起居舍人二贠，职▯中书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职，时谓得人释【隋代起居之职则始无正贠，至焬帝乃始专置】皇家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员，职与舍人同【此之舍人亦曰起居舍人】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龙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从国初之号焉。髙祖太宗时有令狐徳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髙宗则天时有李安期、顾▯、髙智周、张太素、凌季友斯，并当时得名朝廷所属者【一无者字】也释【唐制起居郎与舍人同职分侍】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防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二字恐当作载言】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恐是借字之伪，王本作因】之以成功，即【依义门订本一无即字，一误作命字】今为载笔之别曹，立言之贰职，故略述其事附于斯篇释【我此一层特为此官作注脚也】按第十节别述起居注一职，所谓载笔之别曹也。载笔者，开局纂脩之员，已前所述皆是起居注，则专掌侍朝记录。杜子羙诗云：“地分清切任才贤，舍人退食收封事。”正咏是官也。以其与泛称史官者职有攸分，故曰述附于斯。庾崔虞蔡【隋《文学传》庾自直，大业初授著作郎，性恭慎，不妄交逰，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唐书·姚思亷傅》附隋炀帝时，诏与起居舍人崔濬祖修《区防图志》。又《虞世南传》：世南字伯起，余姚人，隋大业中累官秘书郎，炀帝疾其峭直，弗甚用。又《文艺传》：蔡允恭仕歴起居舍人，炀帝遣教宫人，允恭耻之，数称疾，授内史舍人，俾入宫，固辞。又按《隋书·虞绰传》云：绰与虞世南、虞自直、蔡允恭等常居禁中文翰，待诏恩聁隆洽】郎左舍人右【唐百官志】唐之官制大扺皆沿隋故，门下省之属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掌録天子起居法度。后复置起居舍人二人，从六品上，掌録如记事之制。天子居正殿，则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听，退而书之。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防处，时号螭头】令狐德棻【唐书本传】德棻博贯文史，武德初为起居舍人，迁秘书丞，建言近代无正史，梁陈齐周隋事修撰之原，自德棻发之】吕才【唐书本传：贞观时，祖孝孙増损乐律，王珪、魏徴盛称才制尺谐契，即召直▯文舘。帝病隂阳家书多伪恶，世益拘畏，命才删落烦讹，掇可用者。才于持论，儒而不俚。按本传阙书起居官】萧钧【唐书·萧瑀传】瑀从子钧，永徽中累迁谏议大夫，▯文馆学士，左武候属。卢文操盗库财，高宗以当自盗罪死。钧曰：“恐天下谓陛下重货轻法，任喜怒。”帝曰：“真谏议也。”按亦阙书起居官】禇遂良【唐书·本传】遂良字登善，贞观中累迁起居郎，工▯楷。帝曰：“卿记起居，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记邪？”对曰：“臣职载笔，君举必书。”刘洎曰：“使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亦记之矣】
译李仁实【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说：自武德以后，有邓世龙、顾▯、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受到当时人的称誉。仁实是顿▯人，任左史，负责修撰史书。仁实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传记，记载言论和事迹，被推许为秉笔直书】、敬播【《唐儒学传》说：敬播是蒲州人，贞观初年考中进士。当时颜师古、孔颖达正在编纂《隋史》，诏令敬播到秘书内省参与编纂，升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后来又与令狐德棻等人编撰《晋书》，大体上全书的凡例都是敬播提出的。房玄龄曾称赞敬播是陈寿一流的人】、许敬宗【旧《唐书·本传》说：许敬宗是许善心的儿子，贞观年间任著作郎，兼修国史。龙朔年间授太子少傅，亲自掌管国史，记事时阿谀曲从，虚夸美化，隐瞒恶行。高祖、太宗两朝实录中，敬播所修的部分大多详实直率；许敬宗却按照自己的好恶曲意删改，评论者都鄙弃他】、牛鳯及【新旧《唐书》都没有为他单独立传。王训说，牛鳯及在长寿年间撰写《唐书》，自武德至弘道共一百一十卷。按：这部书《唐艺文志》没有著录，宋代晁、陈、郑、马诸公也都没有提及】。总的说来，这些人和他们的书，早已被有道之士所抛弃了。又考察《晋令》【书名】：著作郎掌管编纂起居注【汇集材料并加以记载】；凡是诸王言行、功勋战绩以及旧日载入史籍的事情，都要加以解释【本节另行叙述起居注这一职务，先说晋代制度，同时兼及编纂旧籍】。元魏设置起居令史，每逢皇帝出行或巡幸，就在御座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语以及与宾客的应答；后来另设修起居注二人，多由其他官员兼任【到元魏时，起居令史专门掌管当时的记录，但仍多由其他官员兼职】。隋代则由吏部散官和那些通晓撰述、注记的校书、正字来修纂，纳言负责监察统领此事。炀帝认为古代有内史、外史，如今既然已有著作郎【这是外史】，就应当设置起居官【这是内史】，于是设置起居舍人二人，职属中书省。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人都担任过这一职务，当时被认为是任用了合适的人【隋代起居官起初没有专设的正式员额，到炀帝时才开始专门设置】。唐朝沿袭这一制度，又增设起居郎二人，职掌与起居舍人相同【这里的舍人也称起居舍人】。每天皇帝临朝，起居郎侍立在玉阶下的左边，起居舍人侍立在右边。皇帝有诏命时，他们靠近台阶，伸长脖子听取；退下后编纂记录，作为起居注。龙朔年间改称左史、右史，今上即位后仍沿用唐国初的称号。高祖、太宗时期有令狐德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高宗、则天时期有李安期、顾▯、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这些都是当时有声望、为朝廷所任用的人【一本“者”字作“也”】。按【唐制中，起居郎与起居舍人职掌相同，分别侍立】起居注，是按甲子编次的记录；至于皇帝的诏命、章奏、封授官爵、任免和死亡等事，无不随事记录，言语记载尤其详审【“言惟”二字恐怕应作“载言”】。凡是想撰写帝纪的人，都要凭借它来完成工作【“称”恐怕是借字讹误，王本作“因”】。如今它成为负责记录的另一个机构，成为撰述史文的辅助职务【依义门订本，“即”字没有，一本误作“命”字】。所以把这件事略加叙述，附在本篇之后【我这一层特意为这一官职作注脚】。按：第十节另行叙述起居注这一职务，也就是所谓负责记录的另一个机构。所谓“载笔”，是指开设官署、编纂修撰的人员；前面所说的都是起居注，专门掌管侍奉朝廷时的记录。杜子美诗说：“地分清切任才贤，舍人退食收封事。”正是咏叹这个官职。因为它和泛称的史官在职掌上有所区别，所以说把它附带叙述在这里。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隋书·文学传》：庾自直大业初年授著作郎，性情恭谨慎重，不随意交游，以本官掌管起居舍人的事务。《唐书·姚思廉传》附载：隋炀帝时，诏令姚思廉与起居舍人崔濬祖修撰《区防图志》。又《虞世南传》说：虞世南字伯起，余姚人，隋大业年间屡次升迁，任秘书郎。炀帝厌恶他的峭直，不很重用。又《文艺传》说：蔡允恭历任起居舍人，炀帝派他教导宫人，蔡允恭以此为耻，多次称病；后来授任内史舍人，叫他入宫，他坚决推辞。又考察《隋书·虞绰传》说：虞绰与虞世南、虞自直、蔡允恭等人常在禁中掌管文书，等待诏命，所受恩遇优厚】。起居郎在左，起居舍人在右【《唐六典》】。唐代的官制大体都沿袭隋代旧制。门下省所属的起居郎二人，为从六品上，掌管记录天子的起居和法度。后来又设置起居舍人二人，为从六品上，掌管按照记事制度进行记录。天子在正殿时，起居郎居左，起居舍人居右；皇帝有诏命，二人俯身到台阶下听取，退下后记录下来。如果皇帝的仪仗在紫宸殿内阁，二人就夹着香案分立殿下，正对第二个螭首，调和墨汁、濡湿笔头，都在当场记录，当时称为“螭头”。令狐德棻【《唐书·本传》】：令狐德棻博通文史，武德初年任起居舍人，升任秘书丞。他上奏说近代没有正史，梁、陈、齐、周、隋的史事应当修撰；这件事是由令狐德棻首先提出的。吕才【《唐书·本传》：贞观年间，祖孝孙增删乐律，王珪、魏征极力称赞吕才制作的律尺协调合宜，朝廷于是召他入弘文馆任职。唐太宗认为阴阳家的书多有虚伪和邪恶之说，使世人越来越拘谨畏惧，便命吕才删去繁琐荒谬的内容，选取其中可用的部分。吕才发表议论时，虽有儒者的风范，却不粗俗。按：本传没有记载他担任起居官的事】。萧钧【《唐书·萧瑀传》：萧瑀的侄子萧钧，永徽年间屡次升迁，任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左武候属。卢文操盗窃府库财物，高宗认为应按自盗罪处死。萧钧说：“恐怕天下人会认为陛下看重财货而轻视法令，任凭喜怒行事。”皇帝说：“这才是真正的谏议大夫。”按：本传也没有记载他担任起居官的事。褚遂良【《唐书·本传》：褚遂良字登善，贞观年间屡次升迁，任起居郎，擅长隶书和楷书。皇帝问：“你记录起居，君主可以看到这些记录吗？”他回答：“现在的起居官，就是古代的左史、右史；善恶都必须记录，用来警戒君主不要做非法之事。我没有听说天子可以亲自查看史书。”皇帝说：“我若有不善之处，你一定会记下来吗？”他回答：“臣的职务就是执笔记录，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书写。”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下来。”】
上官仪【唐书本传：仪，字防韶，涉贯坟典。贞观初，擢进士第，授▯文馆直学士，迁秘书郎。太宗毎属文，遣仪视藁，转起居郎。高宗时，武后得志，深恶仪。许敬宗构仪大逆，死。自禇遂良等元老屠覆，独仪纳忠，自是政归于后，而帝拱手矣】李安期【唐书·李百药传：百药七嵗能属文，子安期亦七嵗属文。父贬桂州，遇盗将加刃，安期泣请代，盗释之。贞观初，为符玺郎。高宗即位，迁中书舍人。寻同东西台三品。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诰】顾▯【令狐徳棻传附▯：呉人，父览，隋秘书学士。▯永徽中，起居郎兼修国史，以撰太宗实録劳，加朝散大夫，▯文馆学士论次国史，终司文郎】高智周【唐书本传：智周，晋陵人，第进士，擢秘书郎，▯文馆直学士，三迁兰台大夫。仪鳯初，进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时，崔知温等修国史，智周监莅。致仕卒，年八十二】张太素，凌季友【太素见《言语》篇，季友无传】又案《诗》《▯风》《静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释【就诗指出女史之古名】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故晋献惑乱骊姫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防逰蔡姫对以其愿王顾，谓史书之【此十二字旧夲无之，必是脱文，无此十二字不成语矣】蔡姬许从孤死矣。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葢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释【就晋楚事证出宴私有记，则可见女史之置职】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明徳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宫中，求其职司，未闻位号。释【又以两汉禁中撰述为证】隋世王劭上防，请依古法复置女史之班，具录内仪，付于外省【周礼》宫人女史之职，掌于天官，此防犹存此意】文帝不许，遂不施行。释【终以隋世奏置不行，结之○旧本此处连下节非是】按第十一节，更是空中建议之词，谓女史亦当修职，古有证据，卒莫兴行，可惜也。该举史职，至此备悉，包罗识议，卓絶。攷《唐志》，内官如六尚、司记、掌言、司簿、典闱、掌籍等职，皆载有女史员额，《史通》何不及之？葢所谓录内仪付外省之制，既格不行，则女史虽设，犹不设也。彤管【毛传：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郑笺：彤管，笔赤管也。按：静女四句，本《左定九传》注之文】骊姬夜泣【外传·晋语》：优施教▯姬夜半而泣，谓公曰：「君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又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所索，乃可释君。」公曰：「不可，我将圗之】蔡姫许从【列女传】《楚昭王燕逰，蔡姫在左，越姬叅右。乃顾二姬曰：「乐乎？愿与子生若此，死若此。」蔡姫曰：「婢子之身，乃比于妃嫔，固愿生同乐，死同时。」王顾谓史书之。蔡姬许从，孤死矣】至汉武帝八句【其文与隋经籍志起居注述语畧同，再与载文篇注叅看】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释【二句是总统兠结建置之文】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疑脱谷梁赤】作传；汉魏之陆贾、鱼豢，晋宋之张璠、范晔，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若斯人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録之。释【以官非史职而史有成书者终焉】按：第十二节两句作一截，是为总收八句；另一截，是为以不详详之蔑复遗余矣。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録，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儶识通才，若班固、陈夀是也。释【先指其分】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本音上声】释【卒归于同】按第十三节，判出当时后日之二流，滙为相须成业之一揆，以此归宿史事，亦辨晳，亦融洽，如画沙，如连璐，而论文于兜罗收裹，防更复矩叠规重。
译上官仪【《唐书·本传》：上官仪字游韶，广泛涉猎、通晓古代典籍。贞观初年考中进士，授弘文馆直学士，升任秘书郎。太宗每当撰写文章，就派上官仪审阅稿件，后来转任起居郎。高宗时期，武后得势，十分憎恨上官仪。许敬宗诬陷上官仪谋反，他因此被处死。自褚遂良等元老遭到诛杀覆灭后，只有上官仪还进献忠言；从此政权归于武后，皇帝只能拱手而已】。李安期【《唐书·李百药传》：李百药七岁就能写文章，他的儿子李安期也七岁能写文章。李百药被贬到桂州时，遇到盗贼将要向他挥刀，李安期哭着请求用自己代替父亲，盗贼于是放过了他。贞观初年，李安期任符玺郎。高宗即位后，升任中书舍人。不久兼任同东西台三品。从李德林到李安期，三代都掌管制诰】；顾▯【附见《令狐德棻传》：顾▯是吴人，父亲顾览，隋代任秘书学士。顾▯在永徽年间起任起居郎，兼修国史，因撰写太宗实录有功，加授朝散大夫，任弘文馆学士，编次国史，最后任司文郎。】高智周【《唐书·本传》：高智周是晋陵人，考中进士，升任秘书郎、弘文馆直学士，三次升迁后任兰台大夫。仪凤初年，晋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当时崔知温等人修撰国史，高智周负责监督主持。退休后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张太素、凌季友【张太素见《言语》篇，凌季友没有传记。】又考察《诗经·邶风·静女》的三章，君子取出其中的“彤管”。所谓彤管，是女史用来记录事情、规劝教诲的红管笔。按【这里借《诗经》指出女史的古代名称】：古代君主在外朝有国史，在内朝有女史；内外两者的职掌相同。因此，晋献公被骊姬迷惑，在宫中夜里哭泣、寝宫私下发生的事情，也不能掩盖。楚昭王出游蔡国，蔡姬回答说希望君王顾念她，史官便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这十二个字旧本没有，必定是脱文；没有这十二个字，文意就不完整】。蔡姬已经答应跟随君王到死了。宴饮私会之中尚且有记录事情的册籍，大概接受这种命令的就是女史一类的人吧。按【从晋、楚两件事证明宴饮私会也有记录，便可看出女史的设置和职掌】。到汉武帝时，宫禁之中有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曾撰写；明帝起居注等著述，似乎都出自宫中，但究竟由什么职司掌管，没有听说有明确的官号【又以两汉宫禁中的撰述为证】。隋代王劭上奏，请求依照古法重新设置女史的班次，详细记录宫内仪礼，交付外省保存【《周礼》中宫人女史的职掌属于天官，这一奏议仍保留了这种意思】。隋文帝没有准许，最终没有实行【最后以隋代奏请设置女史而未能实行作结】。○旧本在这里接连下一节，错误。按：第十一节进一步提出设置女史的建议，认为女史也应当修明职掌，古代有证据可以证明，但最终没有实行，实在可惜。这一篇列举史官职掌，到这里已经全部讲明，包罗广泛，见识和议论都很高明。考察《唐志》，宫中官员如六尚、司记、掌言、司簿、典闱、掌籍等职，都记载有女史的员额，《史通》为什么没有提到？大概是因为所谓“记录宫内礼仪、交付外省保存”的制度既然被阻止而未能实行，那么女史即使设置了，也等于没有设置。彤管【《毛传》：古代王后、夫人一定有女史掌管彤管之法。《郑笺》：彤管，是红色管的笔。按：朱熹《静女》中的四句，本来出自《左传·定公九年》传文的注释】；骊姬夜泣【《国语·晋语》：优施教骊姬半夜哭泣，对晋献公说：“君王为什么不杀了我？不要因为一个妾而扰乱百姓。”又说：“君王为什么不年老时把政权交给我？她得到所求，才可以放过君王。”晋献公说：“不行，我将设法对付她。”】蔡姬许从【《列女传》：楚昭王宴饮出游，蔡姬在左边，越姬在右边。楚昭王回头对二姬说：“快乐吗？我愿意和你们活着这样，死了也这样。”蔡姬说：“我的身份竟能和妃嫔相比，当然愿意活着一同享乐，死时也同时。”楚王回头让史官把这件事记下。蔡姬答应跟随君王，直到君王死去。】至于“汉武帝”以下八句【文字与《隋书·经籍志》叙述起居注的话大致相同，还应与《载文》篇的注释参看】。总的说来，自古以来史官的沿革和废置就是这样【这两句是总括收束有关官署设置的文字】。孔子编修《春秋》，公羊高作传【这里疑似脱去“谷梁赤”三字】；汉魏时期的陆贾、鱼豢，晋宋时期的张璠、范晔，虽然本人并非史官，却私自撰写国史。像这些人，与前面所说的情形不同，所以不再详细列举记录【最后以虽非史官却写成史书的人作结】。按：第十二节的两句话构成一层，是用来总括收束前面八句；另一层则是用“不详细列举”来详尽说明，并没有遗漏其余内容。从事史书撰写的方法，其流别有两种。为什么呢？记录事情、记载言论，出自当时的简册；经过删定编次，最后成为后人的著作。因此，当时负责草创记录的人，依靠的是广博见闻和如实记录，如董狐、南史就是这样；后来负责整理成书的人，贵在有高明的见识和通达的才干，如班固、陈寿就是这样【先指出两者的区别】。如果评论他们的事业，前后虽然不同，但必须相互依靠才能完成，最后归结起来是同一种道理【“揆”读上声】【最终归于一致】。按：第十三节分出当时和后世两种流别，又汇合为二者相互依赖、共同成就事业这一相同的道理。这样作为对史事的归结，既清楚，又融洽，像在沙上作画，像把美玉连缀起来；论说文章也收束得周密，不再重复堆叠、反复规说。
观夫周秦已徃史官之取人，其详不可得而闻也。至于汉魏已降，则可得而言。然多▯虚号，有声无实。释【此八字是末节之主】案刘【后汉】曹【魏志】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葢唯刘珍、蔡邕、王沈、鱼豢之徒耳。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一譌作例】且叔师研寻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沈湎麹蘖，酒徒之狂者也。斯岂能错综【一作措置】时事，裁成国典乎？释【借二史所列逸籍二人为附名起例】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冩，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是非真伪指列名言】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一作以】为羙谈；载之碑碣，増其壮观【旧本既而自厯行事称其所长，则云某代着某书，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户，获赐若干段，诸如此説，徃徃而有，遂使读者皆以为名实相符，功赏相副此段一本作夹注，一本作正文。按若作正文，其文复沓无理；作夹注者亦误，既非防体，又无别议，亦无「既而」二字起法。细玩之，葢是初本如此，后来改就今本，失于涂汰，编书者混缀其间，实乃羡文耳】昔魏帝有言【一脱「言」字】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旧作「则】効欤？释【引言取义，讥其无实盗名也。末节葢嘅愤之辞】按此为篇尾末节，其言仍与自叙忤，时一合相熟处，难忘习气如此。节内细书，反覆研辨，悟到失汰羡文，私喜得解，自谓有功古人。论史必原职史之官，犹买珠并买其匵也，故首外篇焉。其为体也，主考稽；其为文也，主叙述，与史家职官志同，方为杜、郑、马三通发轫。通观之，有提有束，有挨编有抽，并元元本本，一气呵成，乌得以条列之例例之。王逸【后汉文苑传，逸字叔师，顺帝时为侍中，着《楚辞章句》，行于世，赋诔杂文凡二十一篇。按逸列名史事，未详】阮籍【晋书本传】籍字嗣宗，父瑀，魏丞相掾。籍嗜酒能啸。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王沈传》沈与阮籍共撰《魏书】魏帝有言【魏志·文纪注·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史通通释卷十一<史部,史评类,史通通释》>
译考察周、秦以前史官的选用情况，已经无法详细知道。到了汉、魏以后，则可以加以说明。不过，当时多是徒有虚名、只有声望而没有实际才能的人【这八字是本节的主旨】。考察刘氏《后汉书》和曹氏《魏志》，都是当代人所撰写的史书，真正能够完成史职的，大概只有刘珍、蔡邕、王沈、鱼豢这一类人。然而旧史记载与他们一同参与修史的，不止一家；王逸、阮籍也列在其中【一本“其列”误作“其例”】。况且叔师王逸钻研章句，是迂腐的儒生；嗣宗阮籍沉溺于酒，是狂放的酒徒。这些人难道能够综合处理当时的政事，裁定编成国家典籍吗【借两部史书列举王逸、阮籍二人，作为因虚名列入史官名册的例子】？近代那些热衷争名逐利的人，尤其喜欢担任史职；至于真正能够措辞下笔的，十个人中不过一两个。等到书写成、抄缮完毕，就署上共同进献的名字；爵位赏赐施行后，又挽起袖子争着接受。于是使是非没有标准，真假混杂【这里的“是非”“真伪”指列名署功之事】。他们活着时严重歪曲当时的事实，死后又使后代受到迷惑。等到把他们写进谱牒传记，就借此作为美谈；把他们刻在碑碣上，就增加碑文的壮观【旧本中“既而”以下是说，后来他们按照实际经历夸耀自己的长处，便说某朝代著了某书、某年完成某史，增加封户若干、获得赏赐若干段，这类说法往往都有，于是读者都以为名声和实际相符，功劳和赏赐相当。此段一本作夹注，一本作正文。】按：如果把这段作为正文，文字就重复而没有道理；作为夹注也不对，因为它既不符合夹注的体例，也没有另外的议论，而且没有用“既而”二字开头。仔细推究，大概原本就是这样，后来改成现在的本子时，没有删去多余文字，编书的人把它混杂缀入其中，实际上是多余的文句【昔日魏帝曾说：“舜、禹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这就是这种人的效法吗【旧本作“则”】？按【引用这句话取其意旨，是讥讽他们没有实际功劳却窃取名声。末节大概是感慨愤懑之辞】。按：这是本篇结尾的最后一节，它的说法仍然与作者自叙相抵触；有时在相互吻合、彼此熟悉的地方，又难以忘掉原有的习气，就是这样。逐字细读这一节，反复考辨，终于明白其中是误把多余文字保留下来，私下里很高兴能够解释清楚，自以为对古人有所贡献。评论史书必须先追溯史官的职掌，就像买珍珠时连珠匣也一起买来；因此篇首先从外篇讲起。它的体裁，以考核稽查为主；它的文章，以叙述为主，和史家所写的职官志相同，这才是杜佑、郑樵、马端临三部通史著作的发端。通篇看来，有提起，也有收束；有依次编排，也有抽绎提要；并且把事情的原委本末都写明，一气呵成，怎么能用逐条排列的格式来衡量呢？王逸【《后汉书·文苑传》：王逸字叔师，顺帝时任侍中，著有《楚辞章句》，流传于世；赋、诔及杂文共二十一篇。按：王逸列入史事参与者之中，具体情况不详。】阮籍【《晋书·本传》：阮籍字嗣宗，父亲阮瑀，任魏国丞相掾。阮籍嗜酒，善于长啸。魏晋之际，名士很少有能够保全自身的，因此他不参与世事，以酣饮为常。听说步兵校尉的厨中人善于酿酒，那里储有三百斛酒，于是请求担任步兵校尉。又据《王沈传》，王沈与阮籍共同撰写《魏书》】。魏帝有言【《魏志·文纪注》引《魏春秋》说：魏帝登坛行礼完毕，回头对群臣说：“舜、禹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史通通释》卷十一 《史部，史评类，〈史通通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