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九无锡浦起龙撰内篇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九，无锡浦起龙撰，内篇 考察才性【第三十一】史家的才性很难具备，这种困难实在太大了。《晋令》说：“国史的职任，交给著作官。每当著作郎刚到任时，一定要撰写一位名臣的传记。”这大概是借此考察他的才性；如果没有这种才能，就不能冒居史官之职。释：开头说史才确实难以考察选拔，应该谨慎。纵观古代的作者，如蔡邕、刘峻【一本只写“峻”而不写姓名，写作字，非是】、徐陵、刘炫这类人，各自都认为自己长于著书，通晓史书体例。然而看他们所写的《侏儒一节》，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释：首先举出四人，都是有心掌故却没有完成史书的人；下面分别评论。按：蔡伯喈在朔方上书【旧本误作“方朔”，有的误作“方翔”】，说应当扩大班氏《天文志》。天文对于汉史来说，实在是附赘得最厉害的部分。如果一定要增加搜集摘录的内容，只应当削除它，怎么能保留它的过失，反而增加它的芜杂累赘呢？这同看见黄河决口的祸患却不赶紧修筑堤防，反而想要疏通引导河水，以加速怀襄之害，有什么不同？像这样撰述史书，难道算得上通达练熟的人吗？释：这一层评论蔡邕和《书志篇》所说天文志的问题。刘孝标持论说理确实无人能比，但他自己写的序文却过于烦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山栖志》直截了当地论述文章【一本作“是”】，【此句恐怕有讹字】，确实难以同司马迁、班固相比肩，也不能同陈寿、范晔相提并论。释：这一层评论刘峻。徐孝穆在齐国时有志于撰写梁史，等到回到江南【一本有“而”字】，书最终也没有完成。唉！以徐陵的文章体格用于史传，也如同灞上小儿的儿戏，不同于真正的将军。幸而他能估量自己的力量而不去做，可以说是自我判断得很审慎了。释：这一层评论徐陵。刘光伯凭借博大的儒学和深厚的学问，却困顿不得志。看他的《自叙》，满怀热情，想把它流传给后世，但言辞都浅近鄙俗，道理也没有要害。这难道就是所谓“诵读《诗经》三百篇，虽然很多，又有什么用”吗？释：这一层评论刘炫。○以上分开考察四人，结果都是如此：这样有名望才华的人，留心撰述尚且难以轻易认可，那么史才难道是容易谈论的吗？从前孔子说过：“文采胜过本质，就会流于史。” 因为史书就是当时的文章。然而质朴逐渐离散，淳厚逐渐消失，时代迁移、世道变化，文章和史书显然已经走上不同的道路。所以有了张衡那样的文章，却不熟悉史书；有了陈寿那样的史书，却不熟悉文章。有人既能写《两都赋》这样的赋，又能裁制《八咏》这样的诗，还能编排汉代史册、刻成宋代典籍，像这样的人，他所处的流派界限又在哪里呢？释：到这里提出本篇主旨：文章和史书本来不是两条道路，但唐初崇尚骈体，把这种文风带进史馆，就不属于史家正途了。○在刘氏以前，凭借词赋才华而撰成正史的，只有班固、沈约二人，所以把他们列举出来。由此略看近代，有些人既有文章名声，又兼修史传，他们所形成的风格是这样的。罗含、谢客，完全写成歌颂一类的文章；萧绎、江淹，简直写成铭文、赞文一类的笔法【“序”字似应作“笔”】；温子升尤其擅长重复的语句【一本作“喜欢”】；卢思道素来喜好华丽的辞藻【“丽”作“俪”，用作骈偶之意】；江总放纵而沉溺，庾信轻薄而流荡，这大体就是他们的情形。然而前面这些人所撰写的，大概不过是零散记载、杂说、小卷和短文罢了，尚且乖谬混杂到这种地步；何况要求他们刊定一家之言、包罗一代史事，使首尾完备、表里没有过失，那当然更难了。释：这一段所举各人，正好证明了上文所说华丽辞藻和史家笔法不能相合。只是自从世人重视文采，文辞以华丽淫靡为宗，沮诵的古文字之学失去了道路，灵均式的辞人才居于史馆要职。每当西省有空缺职位、东观等待人才时，凡是授予官职，必定推举文士。于是那些执笔怀铅的人，大多没有品评综合史事的才能【旧本误作“职”】；接连不断的奏章文牍，很少遇到含蓄委婉的话。可是举世俗人都共同认为他们能干【一本作“共以为能事”】，当时没有人敢轻视他们。假如其中有人学术如同班彪、峤玄，才华如同班固、荀悦，怀有独到明见，负有不可磨灭的事业，却都被流俗困辱，遭朋党讥笑，于是只好吃酒糟、饮薄酒，低头同那些妄作之人一道行事；身穿粗布衣服而怀抱美玉，却没有机会自我陈述。这就是管仲所说的：任用君子，却让小人参与其中，是损害成就霸业的道路【一本无“也”字】。释：这一节由撰作者所趋向的风气，说到任用者所选择的人，风气最终归于一处，使得有志于古道的人反而不被录用。从前傅玄【有的作“傅毅”，不对】说过【一处脱“云”字】：“看班孟坚的《汉书》，实在是当代奇作；等到他同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写《中兴纪传》，那文章就曾经没有什么可观之处。难道是受时代限制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前后相差得这样厉害呢？”此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等人，又接着完成这部书。难道他们也都各自受时代限制，不能尽情发挥吗？怎么反而更加鄙陋了呢？【以上都是傅玄的话】唉，受时代限制的祸患，来源已经很久了。这是自古以来人们所叹息的事情，难道只是当今才有吗【一本无“当”“者”二字】？释：末尾引用古人的话作证明，着眼于“受时代限制”一句，感叹当时社会所崇尚的风气积重难返。按：《载文》的话说：“文章和史书，它们的流派本来是一回事。”《叙事》的话说：“这种文章，编排文字不止一字，锤炼句子都成对。”这里又说：“文章和史书，显然走的是不同道路。”大概在三史以前，文章和史书是一致的；骈体兴起以后，文章笔法就难以成为史书笔法了，道理确实如此。文辞华丽的人，质朴方面必然衰弱；善于写对偶的人，写疏散文体必然笨拙。刘知几所处的时代正是唐初，承接六朝余风，所谓史馆中的人，全都是擅长文辞的士人，所以他针对当时的史局再三谈论这个问题。○有人或许疑惑：各史的叙事究竟同六朝碑版文章不同，为什么还要把它们归入俳体而加以斥责呢？唉！读书也太不仔细了。何不姑且取来晋、宋诸书，看看它们的叙述文字呢？其中的章奏大篇暂且不论，单是像当面交谈的口语，也很难突然写成；至于四六文以及当时流行的言辞表达，几乎没有不是骈俪体的。甚至徒河、羯、氐这一类人，不过是窃取当时风气的后裔，他们应答说话，也必定句句成双；这种矜夸粉饰、追逐风气的习惯，明显从笔端流露出来了，不是俳体又是什么？有疑问的人退回去查考，全部都是这样。○《史通》极力诋毁骈俪文辞，最终却也自己写成俳体，这正是所谓受时代限制吗？然而他的这些话，已经成为韩愈、习凿齿一类人的先导了。晋令【《隋书·经籍志》：《晋令》四十卷。《晋职官志》：著作郎刚到任，必须撰写一位名臣的传记】

译侏儒一节【《吴志·潘濬传》注：武陵部从事樊伷叛乱，向外报告说应派一万人去讨伐。潘濬说：“五千兵就足以擒拿樊伷。”樊伷其实没有才能，从前曾经为州里的人设宴，到了中午，饭还没有准备好，却有十多人自行起身离去；这也正是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其人的验证。按：这个成语似乎另有出处，等待考证】朔方上书【《后汉书·蔡邕传》：蔡邕字伯喈，任郎中，在东观校书。他因灾异之事讥刺宠臣，被投入狱中，减免死罪，流放到朔方。他上书自陈，并奏报自己所著的《十意注》，自述说：“臣还在平民身份时，常认为《汉书》的十志下限止于王莽，光武帝以来只有纪传，没有续写的志书。因此太傅胡广把现有的旧事大略交给臣，臣想删定的有一项，应当接续的有四项，前志没有而臣想撰写的有五项；臣分别列出篇目，并把奏章一并上呈，只希望陛下留意。” 自叙《山栖》【刘峻见《补注篇》，又见本传：他游览东阳紫岩山后，筑屋居住，写成《山栖志》，文章非常优美。他又曾写自序说：“我把自己比作冯敬通，和他相同的地方有三处，不同的地方有四处。”后文《自叙篇》详述。孝穆在齐【《陈书·徐陵传》：徐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出使北魏，恰逢北齐接受禅让。徐陵多次请求回国复命，最终被拘留而不遣返。等到北齐送贞阳侯回去继承梁朝，才派徐陵随同返回。陈天嘉年间，兼领大著作。按：所谓“在齐有志梁史”，本传和本集都没有见到。光伯自叙【《隋书·儒林传》：刘炫字光伯。纳言杨达举荐刘炫，他因博学和射策成绩优异，被授任太学博士。一年多后回到河间。当时盗贼蜂起，教学无法进行，于是自己作赞说：“通人自叙风徽，余敢仰均先达；徒以日迫桑榆，门徒雨散，殆及余喘，薄言胸臆……”等语】两都【《两都赋》，班固撰写，见《载文篇》】八咏【《八咏》，沈约撰写，见《隐侯本集》：一、《登台望秋月》；二、《防圃临春风》；三、《岁暮愍衰草》；四、《霜来悲落桐》；五、《夕行闻夜鹤》；六、《晨征听晓鸿》；七、《解佩去朝市》；八、《被褐守山东》。苏轼诗《防州八景》八咏，姑且同沈隐侯相仿。王注说：沈约任东阳太守时，写了八咏，题写在楼上。按：东阳就是今天的金华府，陆鲁望《二遗诗序》说：“东阳有许多名山，金华最为著名。”诗中“守山东”指的就是这里。罗含【《晋书·文苑传》：罗含字君章，曾梦见一只羽毛文彩异常的鸟，飞入口中，从此文思焕然一新。太守谢尚称赞他说：“这是湘中的美玉。”他在城西小洲上建茅屋，穿布衣、吃蔬食，安然自得。朝廷征召他任正员郎，后转任廷尉，退休后居家，门前设置了行马。谢客【就是谢灵运，见《论赞篇》。《南史·庾肩吾传》说：“谢客出口成章，仿佛天授，时常有不拘常格之处，这就是他的糟粕。”《谢弘微传》说：“客儿是谢灵运的小字。”《异苑》说：“谢灵运出生在会稽，他家因为子孙难以养育，把他送到钱塘杜明师那里抚养，十五岁才接回来，所以称他为客儿。” 萧绎【萧绎就是梁元帝，参见本纪。他最初封为湘东王，颇有盛名，曾同裴子野、刘显、萧子云结为平民时期的朋友。他的著作大多流传于世。江淹【《梁书·江淹传》：江淹字文通，年轻时就因文章显名。晚年才思稍有衰退，当时人说他才华耗尽。他所著的文章有一百多篇，另有《齐史》十志。温子升【见《叙事篇》】卢思道【《北史·卢玄传》：卢玄的孙子卢思道，才学兼备。北齐天保年间《魏史》完成，卢思道对其中多有非议。北周灭平北齐后，卢思道被追召到长安，最终任散骑侍郎，参与内史事务。著有文集三十卷。丽词【《文心雕龙》有《丽词篇》，论述骈俪体，文章说：天地造化赋予形体，肢体一定成双；神妙的道理发挥作用，事物不会孤立存在。心中产生文辞，也有高低彼此相须。皋陶赞说：“罪行有疑，应从轻处置；功劳有疑，应从重确认。”益陈述谋议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逊能够受益。”这难道是有意经营华丽辞藻，才自然形成对偶的吗？江总【《陈书》：江总字总持，家中得到书籍后，他日夜寻读，文章失于浮华艳丽。后主时期，江总掌握宰相权力，每天同后主在后宫宴饮游乐，与陈暄、孔范等十多人一起，被称为狎客。庾信【《北史·文苑传》：庾信字子山。他的父亲庾肩吾任梁朝中庶子，徐摛任右卫率。徐摛的儿子徐陵和庾信，都任抄撰学士。父子都在东宫任职，出入受到的恩宠没有人能比。二人的文章都绮丽艳美，世人称为“徐庾体”。梁元帝即位后，庾信出使西魏。恰逢西魏大军南伐，他于是被留在长安。后来多次升迁至开府仪同三司。踳驳【《庄子·天下篇》末尾说：“惠施的学说多方而杂乱。”《魏都赋》说：“谋略同王道相乖舛。”按：就是乖谬错杂的意思。本义是颜色混杂，有的写作“斑驳”，借用这个意义也可以。后世书籍有写作“蹐驳”的，“蹐”训为小步，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沮诵失路【《升庵外集》：仓颉、沮诵共同创造文字，后世只知道有仓颉，却不知道有沮诵。按：“沮诵失路”是借来说古代的文字笔法不再流行。又详见《外篇·正史篇》。灵均当轴【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只说屈原名平，没有说他另有名字。所谓正则、灵均，大概是《离骚》中自我寄托的称呼，也就是“内美修能”的写照。《离骚》见下篇。这里说“灵均当轴”，是借来说让辞赋之士掌管史馆。傅玄曾说过这件事【傅玄见《书事篇》，这句话就是他所撰《论三史故事评断得失》中的话；写作“傅毅”的不对】。陈宗、尹敏【《后汉书·班固传》记载，显宗召班固到校书部，任为兰台令史；他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共同编成《世祖本纪》。黄彦节《困学纪闻》引用《论衡》说：“陈平仲纪述光武，汉家的功德值得观览。”但未详陈平仲是什么人。阎若璩据《班固传》推知就是陈宗，字平仲。袁宏《后汉纪》说，陈宗是南阳人；尹敏字幼季，才学深厚而通达，曾上言校书多用近世俗语，皇帝不以为然，最后只任长陵令。他与班彪友善】。杜抚、马融【《马援传》记载，马援哥哥的儿子马严字威卿。明德皇后立为皇后后，马严担心招致讥嫌，迁往北地；皇后命他迁居洛阳。显宗召见马严，他应答宏大雅正，皇帝下诏让他留在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共同校定《建武注记》】。

译刘珍、刘騊駼、朱穆、卢植、杨彪【《后汉书·文苑传》记载，刘珍字秋孙，永初年间，邓太后诏令刘珍与刘騊駼、马融校订东观的百家著作，又诏令他与刘騊駼撰写《建武以来名臣传》。又据《朱晖传》，朱晖的儿子朱穆字公叔，任尚书，著有论奏二十篇。朱穆死后，蔡邕与门人共同叙述他的品行，谥为文忠先生。又据《卢植传》，卢植字子干，任议郎，与马日磾、蔡邕、杨彪、韩说等续补《汉纪》。又据《杨震传》，杨震的曾孙杨彪字文先，熹平年间被公车征召，任为议郎。《华峤书》注说：“他与马日磾、卢植、蔡邕等在东观著书。”考察这四人的传记，朱穆并没有参与续写史书的事】《序传》【第三十二】。大概自叙这种文体的作者，源流出自中古时代吧【有一本没有“乎”字】。考察屈原《离骚经》，开头一章上面陈述自己的氏族，下面列举祖先；先叙述自己的出生，接着说明名字，叙述自己的出身经历，实际上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是用赋体自述，从而开创了叙传体】。到了司马相如，才开始用自叙来写传，但他所叙述的只是从少年到成年，以及立身处世和行事而已；至于祖先的出处，则完全没有记载【这是叙传体的开端，但不叙述祖先】。到了司马迁，又考察三闾大夫的旧事，仿效司马相如《子虚赋》的近作，取法这两家，编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循他的旧路，班固承接他的余绪，自叙之篇在后世确实越来越多，虽然遣词造句有所不同，但这种文体没有改变【到了太史公，才全面追述先世，自叙体于是完备，遂成为后代所遵循的规范；以上是追溯源流】。考察司马迁的《史记》，上自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疆域广阔，道路绵长，所以他的自叙从氏族源出于重黎开始，终于自己成为太史令；虽然上下纵横叙述，终究没有超出《史记》所记载的年代【从这里承接太史公而展开议论】。班固的《汉书》只叙述西汉二百年的事情，但他的自叙却远远追溯到令尹，起于楚文王时代，近处又记载《宾戏》，止于汉明帝朝，所包罗的范围【一本作“所闻”】远远超过了本书。后来写自叙传记的，不止一家；他们争相学习班孟坚，随风而倒。用于家谱或许还说得通，列入国史，却往往暴露出它的弊病【这是开头一段议论，说司马迁的《史记》本来没有断限，所以远溯源流；班固的《汉书》只叙本朝，却也追述远代，这种风气一兴起，攀附仰慕便成为风尚】。然而，自叙的意义在于：如果能够隐去自己的短处，称述自己的长处，这种说法并不虚妄，就是实录。可是司马相如的自序竟然记载自己游历临邛，私奔卓文君，把《春秋》所避讳的事情当作美谈；即使事情或许并非虚构，道理上也没有可取之处，把它载入传记，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又如王充《论衡》的《自纪》，只是叙述自己的父祖品行不肖、被乡里人鄙弃，然后以瞽者、顽童和舜的神圣、鲧的邪恶作对照。自叙时谈到家世，本来应当以显扬自己的名声、光耀亲人为主；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实，空缺不写也可以。至于极力夸耀自己，却重重羞辱祖先，这同证明父亲偷羊、学生给母亲取名有什么不同？按名教的实际标准来责备他，他就是三千种罪行中的罪人了【这两层意思与《论衡》相反，是说自叙的过错在于铺陈夸张，而司马相如并不嫌弃自我污辱。王充丑化、诋毁自己的父祖，是超出情理之外的事情】。自我吹嘘、自我夸耀，是士人和女子的丑行；但如果没有人了解我，君子并不以此为耻【旧本作“所”，不对】。考察孔氏《论语》，有这样的话：“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信的人，却没有人像我这样好学。”又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谋划是否不忠？同朋友交往是否不诚信？”又说：“周文王死后，周代的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又说：“我的先辈朋友曾经从事过这种事业。”可见圣人和通达之人立言时，有时也显露自己的才能，有时借讽谏来表达心情，有时选择措辞来显示自己的事迹，但始终不会瞪眼自夸、挽起衣袖公开自我炫耀。况且孔子让门人各自说出志向，子路却毫不谦让，因此被讥笑为不合礼仪。历观扬雄以后的人，他们写自叙，开始以夸耀自许为宗旨。到了魏文帝、傅玄、陶梅【疑误，也可能应作“梅陶”】、葛洪这些人，就更加超过了这种程度。为什么呢？自身哪怕兼有一点长处，行为哪怕有一点微小的才能，也都剖析说明，件件都要记载。这难道是所谓以先圣为法则、用谦逊来约束自己吗？【这一节是本篇对自叙夸耀自许者的正面讽谏】近代以来，人们又喜欢称说门第。那些住在简陋门户中的寒微家族，世代默默无闻，一旦出现杰出人物而突然显贵，没有不追述本族世系、妄自承接先哲的。至于仪父振铎，都被说成曹氏的开端；淳维【应作“始均”】和李陵，都被说成拓跋氏的始祖；河内马氏的祖先说法，以及迁、彪二人的说法各不相同；吴兴沈氏关于先祖沈约、沈炯的说法【“先约炯”一作“约先”，前后不对】也有差异。这些说法全都不是依据真实的谱系，也没有凭借可靠的证据，只是直接援引经史，彼此形成矛盾。由此可知，扬姓寄居西蜀，班氏先祖称雄于朔方旷野，有的说自己的祖先是伯侨的后代，有的说家族传自熊绎；恐怕都是自作故实，因而离真实越来越远了【旧本“故”作“古”】。谄媚祭祀并非鬼神所喜爱，向别人的亲属表示敬意也是违背道德的。凡是撰写叙传，都应当详察这个道理。不知道就空缺不写，又有什么损害呢【最后把冒充鬼神、夸大情实的做法推到极端，认为终究无法逃避批评】？考察这篇文章为什么以“史家自序”作为全书的结尾而写呢？《史记》以后写有自序的，只有汉代的班固、宋代的沈约、南北朝史书中的李延寿，加上司马迁，共四人。至于旁及司马相如、扬雄，是因为史传本身就是他们的自传。又提到王充、魏文帝、傅玄、陶氏、葛洪等人，是因为他们的自序见于本集，触类旁通，用来引发讽谏。以龙门司马迁为最初的范式，以兰台班固为后继的做法；以玷污自身、夸饰祖先为失体，以夸耀自己、妄自承接先祖为规劝，考察并辨析这些问题【到了后来官府分门编纂史书，序传的体例便废除了】。○本篇应当排在前面的“序例”和题目之间，恐怕是错简。○唐代柳仲敷论述氏族说：天子建立功德，根据出生赐予姓氏；以国为姓的有齐、鲁、秦、吴，以谥号为姓的有文、武、成、宣，以官职为姓的有司徒、司马，以爵位为姓的有王孙、公孙，以字为姓的有孟孙、叔孙，以居住地为姓的有东门、北郭，以地名为姓的有三乌、五鹿，以所从事的事务为姓的有巫、乙、卜、陶。

译秦朝既已毁灭学校，公侯的子孙失去了本来的世系。汉朝开始崇尚官位，这就是七相、五公之家兴起的原因。魏朝建立九品中正制，设置中正官，尊重世家子弟，轻视贫寒士人。晋、宋沿袭这一制度，贾氏【贾弼】、王氏【王弘】的谱学兴盛起来。自从设置谱局，史官职务便都完备了。渡过长江以后，称为侨姓；山东、关中称为郡姓；代北称为虏姓。凡是三代中有三人做过三品官的，称为膏粱；有尚书令、仆射的，称为华腴；做到尚书、领军将军以上的，称为甲姓；做到九卿或方伯的，称为乙姓；做到散骑常侍、太中大夫的，称为丙姓；任吏部正员郎的，称为丁姓，这就是所谓四姓。又据《唐书·高俭传》记载，唐太宗认为人们看重门阀，嫁娶时索取财物，称之为卖婚。于是下诏让高俭与韦挺等人考察天下谱牒，参考史传，查验、订正真伪；提拔忠贤，黜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抑退新门，提升旧望；尊重膏粱，压低寒俊；合计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号为《氏族志》。后来李义甫以自己的家族没有名望为耻，又命孔志约、杨仁卿等扩大、裁定体例，按品位高低排列，士大夫以此为耻，称它为《勋格》。到郑樵撰写《通志》时，说五代以来各种氏族志书都已经散佚。他说，谱牒中关于世族血统源流的兴衰，能够考察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史书说，卖婚求财，使廉耻沦丧；到了风俗教化更加衰薄的时候，谱牒也全都废弃了，于是公卿不再受没有固定产业的限制，士人也失去了传承旧德的依据。可是水心叶氏又说：叔向看到栾氏、郤氏、胥氏、原氏、狐氏、续氏、庆氏、伯氏降为皂隶，便忧虑公室的地位低下。至于一个人志向未必在于忧国，行为未必能惠及百姓，只要门户家族世代享有显贵恩宠，如晋、宋的王、谢，北方的崔、卢，就是这种情况。叔孙豹所说的世禄，并不能算作不朽。我因读到这篇文章，附带记下叶氏的说法。《离骚》陈述氏族【篇首说：我是帝高阳的后裔，我尊敬的父亲名叫伯庸；摄提纪年正当孟春，庚寅这一天我降生；父亲观察我初生时的气度，开始赐给我美好的名字；给我取名为正则，给我取字为灵均】。考察庾信《哀江南赋》，其中陈述氏族更加详细】。司马相如的自叙被写成传记【考察《汉书》本传，没有明文说是自叙；但后来史书可以证明其中的话确有根据。《隋书·刘炫传》记载，刘炫自作赞说：“通儒司马相如、扬子云、马融、李固、郑康成等人，都自叙风范，使声名流传后世。”可见在刘知几以前，古人已经这样说过】。没有超出《史记》所记的年代【太史公《自序》说，最后叙述陶唐以来的事情，直到获麟，从黄帝开始。这里总括记述的是《史记》全书，而本篇序文的始终也包括这三句话所说的范围】。远处追溯，近处记录【考察《汉书·叙传》，开头说：“班氏的先祖，是令尹子文的后代。”结尾以回答《宾戏》结束。当时是汉明帝永平年间。司马迁的序文推溯史官的由来，班固则只追述姓氏，所以《史通》的说法不同】。私奔并娶妻【《相如传》说：司马相如游历梁地后，回到临邛，县令王吉替他置办酒食并召见他。当时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刚刚守寡，司马相如用琴声传达爱意挑逗她，卓文君连夜逃出，奔向司马相如，随后与他一同回到成都】。《论衡·自纪》【即《自纪篇》】：王充是会稽上虞人，字仲任。他的祖先本来是魏郡人，因从军有功，被封在会稽阳亭国，于是在那里定居，以农桑为业。祖父王勇，性情强悍任性，结下很多怨仇。曾祖父王泛挑担运载货物到安居，在钱唐县生了两个儿子：王防、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他与豪强丁伯等人结怨，于是迁居上虞。考察“瞽顽”“鲧恶”，都是《自纪》中的话】。学生给母亲取名【战国时魏国的防陵、宋国的宋人中有一个学者，三年后回来，给自己的母亲取了名字。母亲问：“为什么给我取名？”儿子说：“尧、舜都给天地取名；给母亲取名，是因为贤德不超过尧舜，广大不超过天地，所以给母亲取名。”母亲说：“你学习的东西都实行了吗？还是也有不能实行的？希望你暂且把给母亲取名的事放到后面吧”】。三千种罪行【《孝经·五刑篇》说：“五刑所属的罪行有三千种，但没有比不孝更大的罪”】。扬雄的自叙【本传颜师古注引晋灼说：“晋国大夫中没有扬侯。”颜师古说：“扬雄自叙谱牒称扬侯，大概是疏忽错误。”据此可见，扬雄传中的文字都是自叙之文，他的说法必定有所依据。前面关于司马相如自叙的注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魏文帝【《典论·自序》】：历述平定董卓、从张绣手中逃脱，以及谈论射箭、击剑、弹棋等事情，全都写在篇中。傅玄【傅玄字休奕，见《书事篇》，著有《傅子》三篇；他的自叙没有见到】。陶梅【此人的情况无从考察】。《世说新语·方正》注说：“梅颐的弟弟叫陶，字叔真，任王敦的咨议参军。”《晋书》说：“祖逖的哥哥祖纳问梅、陶说：‘你们乡里设置月旦评，怎么样？’他们回答：‘褒扬善人，贬斥恶人，是很好的方法。’王隐当时也在座，说：‘尚书三年考核政绩，怎么能每月施行褒贬？’陶说：‘这是官府的法令，月旦评是私人的法令。’考察陶生长在许劭的乡里，喜欢议论，他所作的自叙，或许就是这个人】。葛洪【《抱朴子·自叙》说：我抄录、汇集各种书籍，撮取其中的精要。有人说：“玉屑装满车子，不如一块完整的璧玉。”我回答说：“在水中寻找珍珠的人，采珠而丢弃蚌壳；登上荆山的人，拾取美玉而抛弃石头。我不过是摘取孔雀的文采羽毛，剥取犀牛、大象的角牙罢了。”他的自序世系，《晋书》本传大略采录了其中的内容】。仪父、振铎【《大戴礼记·帝系篇》说：颛顼的玄孙陆终娶鬼方氏，生了六个儿子，其中第五个叫安，是曹姓的始祖。曹姓就是邾氏。《通志·氏族略》说：周武王把安的后代邾挟封为附庸，直到仪父才开始见于经书。考察邾仪父是曹氏后代，并不是曹氏的始祖。刘知几的话大概借取了《史记》的说法：曹叔振铎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灭掉殷纣后，把叔振铎封在曹】。始均、李陵【《魏书·序纪》说：黄帝以土德称王，北方习俗称土为“托”，称后为“跋”，所以把它作为氏族名称。他的后代始均在尧的时代出仕，被任命为田祖，此后经历三代。始均的后代不与南方华夏交往，经过六十七代，到成皇帝，名毛，建立威势，震动北方。《宋书·索虏传》说：“索头虏的姓是拓跋，他们的祖先是李陵的后代。”考察旧本“始均”写作“淳维”；淳维是匈奴的远祖，与拓跋没有关系。“拓”通作“托”，托……【原文至此残缺】】。河内马氏的祖先【考察《太史公自序》和《晋书·帝纪》，都把汉初河内的司马卬作为祖先。《史通》说司马彪的说法不同，大概是因为司马彪《九州春秋》叙述姓氏时另有祖源，留待考察】。

译吴兴沈氏的先祖【沈约《宋书·自序》说：沈国就是今天汝南平舆的沈亭，后来以国名为姓。汉代有一个叫沈戎、字威卿的人，光武帝封他为海昏侯，他辞而不受，避乱迁居会稽乌程县的余不乡，于是世代在那里安家。顺帝把会稽分为吴郡，灵帝把乌程分为永安，吴国孙皓又把吴郡分为吴兴郡。晋朝平定吴国后，把永安改为武康。史臣的七世祖沈延才开始居住在县城东面的博陆里余乌村。考察《南史·沈炯传》也说沈炯是吴兴武康人。《史通》说沈炯的说法有不同之处，但不详其依据】。“真律”“宁楹”【含义未详】。后裔承接伯侨【《扬雄传》说：扬雄的先祖出自周代的伯侨；伯侨是旁支子孙，最初在晋国的扬地食采，于是以扬为姓】。家族传说出自熊绎【《汉书·叙传》说：班氏的先祖与楚国同姓，是令尹子文的后代。子文刚出生时，老虎曾给他喂奶；楚人称老虎为“班”，于是以班为姓。考察熊绎，是楚国的先君】。敬重别人的亲属【《孝经·圣治》说：不爱自己的亲人却爱别人，叫作违背道德；不敬重自己的亲人却敬重别人，叫作违背礼义】。详略【第三十三】。从前荀卿说过：“远处的事情简略记载，近处的事情详细记载【旧本作“录远略近”，有误】。”由此可知，史书详略不均的问题，成为祸患已经很久了【荀子这句话可以作为本篇题目的两句，承接起来似乎正好破题；旧本传写错误，因而与全篇相抵牾】。到了干令升《史议》，他逐一批评各家史书，却唯独把美誉归于《左传》，说：“左丘明能够用三十卷的篇幅，包罗二百四十年的事情，没有遗漏，这大概是立言的最高标准、著作的良好范式了【以上是《史议》原文】。”又有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说：“司马迁叙述三千年的事情，用了五十万字；班固叙述二百四十年的事情，用了八十万字，这样看来，班固不如司马迁【以上是《优劣论》原文】。”那么，自古以来评论史书详略的人，都认为左丘明最好，司马迁次之，班孟坚最差【“甚”旧本作“非”，恐怕有误】。自魏、晋以来，国祚逐渐缩短，但为本国撰写史书，篇幅也不比《汉书》少；这就是后来的史书更加烦琐，弊病也更加严重。我的看法是，后世史书芜杂累赘，确实有这种情况；但这也如同古今不同一样，是形势使然【开头提出后世史书越来越烦琐作为论题，先举干令升、张世伟的评论来开启辨析】。释：既然探求“势”字是本篇的根本，就姑且探究它的本意，略作论述。释：这一段以下是对两种议论的辨析。为什么呢？春秋时期，诸侯竞相用武力争夺，各自关闭边境、相互拒守，关隘桥梁都不通；其中有把吉凶大事告知别国的，有的因借道才得以听闻，有的因订立同盟才开始通报。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可以称述的。因此，鲁国史书所记载的，确实采用了这种方式。至于秦、燕占据西北，楚、越大规模开发东南，地处偏远，和各戎族接界，人与中原诸国很少往来，所以记载它们的事迹往往有所缺漏。而且《左传》从宣公、成公以前三代合写一卷，到昭公、襄公以后几年便各自占一篇，由此可知，国家彼此阻隔的，记载就不详细；年代较近的，撰录就比较完备。原注：杜预《释例》说：“文公以前六公，记日的有二百四十九条；宣公以后也有六公，记日的有四百三十二条。计算年数大致相同，而记日的数目却增加了一倍，这也是年代久远、遗失散佚，不能和近代相同的缘故。”这样看来，传《春秋》的人在注释史书时，早就察觉到这一点了。考察前后记日的文字，见杜氏《集解序疏》；有一版本把“书日”都作“书国”，把“传者”作“儒者”，都是错误。这里是丘明根据所听闻和所见到的材料编成的《左传》。难道是故意写得简略吗？释：这一节分两层说左氏记载简略是由时势造成的；况且左氏也有不能简略的时候，干宝的话难道就是定论吗？到了汉氏拥有天下的时候，普天之下、四海之内，没有不归服的。掌管考核统计的官吏，每年向朝廷奏报；乘坐轻车的使者，每月奔走于各郡国。史官居住在京兆的官府中，向四方征集事迹，因此夷夏各地的情况都必定能听闻，远近之间没有隔阂。所以汉氏史书的篇幅才比《春秋》增加了一倍。释：这一节说班固有不得不写得繁多的时势；张辅却认为它不如司马迁的史书，这难道也能算定论吗？到了东汉，撰史的人更加多了。至于著名的州郡和大都邑，土地富饶、人才优秀，高门大族世代多有才俊；乡邑老人和乡里贤者，争相编写别录；各家家谱、宗谱，也各自写成私人传记。这样一来，史官采录和删定的材料，所闻所见就更加丰富。这就是中兴之史，也就是《后汉书》，所以比前汉更为广博。释：从班固推及《后汉书》，其记载繁多也是形势所必然；但如今范晔的史书反而短于班固的史书，这大概是就沈约、萧子显等书与班固、司马迁之书相比较而言的，篇末说沈约、萧子显所编之书比班固、司马迁的书繁多，就是这个意思。天下英贤辈出，哪个国家没有呢？把他们写入史书，他们的名声就能和日月一样长久悬存；不写入史书，就会和烟尘一起永远消灭。因此，谢承所著之书尤其详尽地记载江东和京洛的事情，却对三吴有所缺略；陈寿则专门详尽记载蜀中的巴、梁地区，叙述两国的事情较为详细。原注：蜀志篇幅最短，怎么能这样说？恐怕还兼指陈寿所撰《益都耆旧传》而言。宋、齐承受天命，梁、陈掌握国纪，有的土地只相当于《禹贡》中的一个州，有的在位年数还只有秦氏二世那么长。土地偏小，国运短促，反而使史官采访容易周遍，大小事情都没有遗漏，老人旧臣都可以询问，隐讳的事情也全都显露出来。这就是小国的史书并不逊色于大国史书的原因。释：再由汉代推及偏远、年代较近的史书，它们的繁简也各有其形成的时势；以上都是按次序逐层推演出来的。至于评论史书繁简的人，只应当要求它所记的事情

译不要有虚妄记载，所说的事情不要有缺漏，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衡量世事的多少厚薄，限制篇章数目来决定繁简，按道理就不是这样。释：这几句话是全篇的筋骨，论的是史论是否正确，并不论篇幅多少，确实是笃实的议论。况且如果一定说丘明的书简略，那么像介葛辨认牺牛、叔孙鸣说自己梦见天、压楚人教晋军拔旗、筑城者唱歌劝华元弃甲，这些事都完整地写入书中，难道能说它简略吗？如果一定说《汉书》繁琐，那么像汉武帝向柏父乞求浆水、陈平在天山献计、长沙定王戏舞以请求增加土地、杨仆倚仗宠幸而迁移关塞，这些事若不记载，难道能说它繁琐吗？由此说来，史书繁简是否得当，也就可以知道了。释：这一节又针对干宝、张辅所评论的两部史书，考察其中的意义，说明他们所谓繁简的说法，也并不确切。况且古今有别，世风淳厚或浇薄也不相同。帝尧顺应天道而被称为伟大，史书却只写了一篇；周武王在孟津举行观兵，记述却形成三篇誓辞；伏羲只画八卦，文王又为八卦增作《系辞》，这些都是大圣人的事迹。如果把文章的丰厚和简约看成一律，就不会有这样悬殊的差别。若一定拿古代比今天，拿那件事比这件事，例如蚩尤和黄帝在阪泉交战，放到春秋时期来说，就是城濮、鄢陵的战事；有穷氏篡夺夏朝、少康中兴，放到两汉时期来说，就是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的事情；夫差灭亡、句践称霸，放到东晋时期来说，就是桓玄和宋祖的事情；张仪、司马错替秦国开辟蜀地，放到三国时期来说，就是邓艾、钟会的事情。前代所记载的，简略到那种程度；后代所记载的，却审慎详细到这种程度。如果把后代的标准用于前代，限定用同一种尺度来成书，恐怕学者一定会责怪它疏漏遗失，尤其会说它草率简略。那些议论者如果只是讥笑沈约、萧子显所记之事比孙盛、习凿齿、华峤、谢承所编之事多，语言比班固、司马迁的史书繁琐，岂不是荒谬吗？所以说：评论史书繁简的人，只应当要求其中不要有虚妄记载，所说的事情不要有缺漏，这样就可以了。若一定要衡量世事的厚薄，限制篇章数量来决定繁简，按道理就不是这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释：后一节又从“繁”这一方面举例证明，繁和简各有胜处；这样既能使“势”字的地位更加突出，文章的情势也更加昂扬舒展。考察全篇的主旨，都是从荀卿的话中领悟而来的。荀卿说：年代久远，议论就简略；年代接近，议论就详细。简略时列举大的方面，详细时列举小的方面。用这四句话概括全篇的大意，就清楚明白了，不必再重复解释。篇中说只评论是否有虚妄记载、是否有缺漏，而不论世事厚薄和篇章多少，这个说理尤其圆满周全。《史通》作论，难的不是综合考核，难的是宽厚平和。像这一篇，真可以说是醇厚中的醇厚。○本篇的用意和《叙事》三篇大不相同，并不是前后互相违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前者从运用笔法来说，这里从记载事情来说。若能在这里参悟其深意，才可以谈论记事。它增加了文字简略的方法；而且内篇到这里将要结束，特意用它来调和前面的偏颇，也更能看出著书时补救偏失的方法。○读到汉武帝向柏父乞求浆水这一段，可以认识史笔的谨严，也可以看出读书的精密。遇到这类地方都不放过，便能处处得到老师的启发。远处的事情记得简略，近处的事情记得详细。注：《荀子·非相篇》说，传述者对于久远的事情论述简略，对于近代的事情论述详细；简略时列举大的方面，详细时列举小的方面。愚笨的人听到简略的内容却不知道详细情况，听到详细情况却不知道其中的大要。考察此处文字的错误，是沿袭刘勰《文心雕龙》而来。《文心雕龙》说：“荀况称说，记载远事简略、近事详细。”大概文字有疑问时便缺而不书，重在符合实录；但这个意思本身也相互抵牾。令升，世伟。注：令升是干宝的字，他的说法见《二体》篇。世伟是张辅的字，注释见《鉴识》篇。介葛。注：见《言语》篇。天压。注：鲁昭公四年年初，穆子离开叔孙氏，到庚宗时遇到一个妇人，和她私通并留宿。后来他到齐国，梦见天压住自己，无法胜过它；回头看见一个人，皮肤黑而且驼背，便呼喊说：“来帮助我！”于是战胜了天压。醒来后，正是他曾在庚宗留宿的那个妇人送来野鸡，说：“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请看看他，是不是你梦中见到的那个人？”穆子给他取名叫“牛”。牛回答：“是。”穆子于是让他做小吏，对他很宠爱，最终使他扰乱了叔孙氏的家室。拔斾。注：鲁宣公十二年，晋军在邲地交战时败逃。有些晋军因为战车宽大，不能迅速前进，楚人便诱骗他们说：“解下车门，车子就能前进。”晋军稍稍前进后，楚人又诱骗他们说：“拔掉旗帜，车子就能出来。”晋军于是把旗帜拔下投入车轭中，才得以逃出；回头说：“我不如大国的人这样多次逃跑。” 弃甲。注：见《言语》篇。向柏父乞求浆水。郭注：汉武帝微服出行，曾在夜里到柏谷，住在旅店，便向主人乞求浆水。店主人说：“没有浆水，只有尿。”并且怀疑汉武帝是奸盗，想要攻击他。店主妇人看见汉武帝的相貌不同寻常，阻止她的丈夫，但丈夫不听。妇人让丈夫饮酒，把他捆绑起来，于是杀鸡做食物来向客人赔罪。第二天汉武帝回到宫中，召见妇人，赏赐她黄金千斤。考察郭氏没有说明这件事出自哪里，后来读到《汉武故事》，才找到出处。在天山献计。注：《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到平城，被匈奴围困七天，采用陈平的计策才得以逃出。应劭注说：“陈平让画工画美女图，暗中送给阏氏，说汉军要把美女献给她。阏氏害怕美女会夺走自己的宠爱，于是对单于说：‘汉天子也有神灵护佑，即使得到他的土地，也不能真正占有。’于是匈奴打开包围的一角，汉军得以逃出。”郑氏说：“这个计策鄙陋，所以秘而不宣。” 长沙戏舞。注：《汉书·景十三王传》载，长沙定王的封国地位卑微，所以封国地势低湿而且贫困。应劭注说：景帝后元二年，各诸侯王来朝，皇帝下诏让他们上前祝寿并歌舞。定王只是张开衣袖，稍稍举手，左右之人都笑他笨拙。皇帝奇怪而询问原因，他回答说：“我的封国小、土地狭窄，不足以回旋。”皇帝于是把武陵、零陵、桂阳三郡增封给他。杨仆迁移关塞。注：《汉书·孝武纪》载，元鼎三年冬，将函谷关迁到新安，把原来的关址改置为弘农县。应劭注说：“当时楼船将军杨仆多次建立大功，以自己身为关外之民为耻，上书请求把东关迁移，并愿意用家财供给所需费用。”汉武帝也喜欢扩大疆域，于是把关塞向东迁移了三百里。按语：以上四条，都是所谓班固没有记载的事情。如今详细考察《汉书》，果然都另见于书中；而郭氏原本往往把《汉书》正文串联抄作注释，反而好像这些话都出自史书正文，难道不是和本书的讥刺相矛盾吗？至于杨仆这一条，只是抄录《酷吏传》本传，与迁移关塞的事情尤其没有关系。仅这一项校订就颇费时日和精力，后来详细考察王氏本，大半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这就是王本胜过郭本的地方。

译城濮、鄢陵。注：城濮之战在鲁僖公二十八年，鄢陵之战在鲁成公十六年，这两战是所谓《春秋》中晋、楚三场大战中的两场。有穷、少康。注：有穷之后羿，见《人物》篇。又《左传·哀公元年》说：从前有过氏的浇灭亡夏后相，后来后缗正怀孕，逃回有仍，生下少康。浇追捕少康，少康逃到有虞；有虞思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并把纶地封给他。少康能够施布德政，收聚夏朝遗众，派女艾去刺探浇的情况，恢复了禹的功业，祭祀夏朝并使其配享上天。王莽、光武。注：两《汉书》的终始传记都记载了他们的事迹，共有数卷。桓玄、宋祖。注：《晋书》的《叛臣传》以及诸葛长民、何无忌等人的传记，《宋书》的武帝本纪以及刘道规等人的传记，都记载了这件事，也有数卷。替秦国开辟蜀地。注：《战国策》载，秦国的司马错和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争论，主张出兵攻伐蜀国，于是平定了蜀地。《史记》的记载大致相同。邓艾、钟会。注：《魏志》载，邓艾字士载，钟会字士季，是太傅钟繇的小儿子。司马文王因为蜀将姜维屡次侵扰边境，便大举谋划伐蜀。景元四年秋，下诏命邓艾统率三万多人前往甘松、沓中，牵制姜维；命钟会统率十万人，分兵从斜谷、骆口进入。又向蜀国将吏、士人和百姓发布檄文。考察《魏志》《蜀志》和《晋书·文帝纪》，这件事有专门记载的，也有夹杂记载的，并不只在一册之中。沈、萧四句。注：当初注释这部书时，案头有两种版本，文字不同但错误相同。正在凝神思考时，张生玉谷到来，我们共同校勘，选取两本都有的文字，删去两本各自多出的文字，于是四句话才出现，便据此刊定。后来见到其他版本，果然一字不差。两种版本大小字混杂、错乱荒谬的文字，记录在篇末。一种版本：议论者如果只是讥笑沈约，沈约字休文，梁人，所著《宋书》，以及萧衍，字子显，所著《齐书》，说萧衍所记的事情比孙盛，孙盛字安国，晋人，所著《晋书》，以及习凿齿，字彦威，所著《晋书》，华峤、谢承所编的事情多，语言比班固、司马迁的史书繁琐。另一种版本：议论者如果只是讥笑沈约，字休文，梁人，所著《宋书》，萧衍，字子显，所著《齐书》，说萧衍所记的事情比孙盛，孙盛字安国，晋人，所著《晋书》，以及习凿齿，字彦威，也著有《晋书》，所编之书的语言比班固、司马迁的史书繁琐。按语：两种版本都是正文和夹注相互混杂，文字无法断句；“衍”字、“当”字等，都是文字错误，更不必说了。邢子才说“每日都在思考如何校正误书”，实在很贴切。我读到这里烦闷至极，才忽然领悟，不禁为此开怀一笑。《史通通释》卷九。〈史部，史评类，《史通通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