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通释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十二【“无锡浦起龙撰”】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旧注总共十八条四字，考察起来不合适，删去。《易》说：“上古时代用结绳来治理事务，后世圣人改用书契。”儒者说：“伏羲氏开始绘制八卦，创制书契，用来代替结绳治理政事，从此文献典籍便产生了。”又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讲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称为‘五典’，讲的是常道。”《春秋》传记载：“楚国左史[疑当有‘倚相’二字]能够读《三坟》《五典》。”《礼记》说：“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由此说来，那么《三坟》《五典》的文辞义理，以及三代、五帝的史籍[一作“典”]，直到春秋时期仍广泛流传于世。释[以上是原始的文献]到了后代，这些书已经失传，只有唐、虞以来的事情还可以谈论。然而从尧以前追溯，圣贤仍有所述说，若寻求其中一二，大概还依稀存在。后来诸子广泛编造奇异的学说[编造唐、虞以前的学说]，那些言论不合经典，他们的书也不是圣人之书。因此司马迁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就不知道了。”班固也说：“颛顼的事情，还不能弄清楚。”这样看来，《三坟》《五典》中所记载的内容，已经无法加以称述了。释[这一层说的是荒远而无从考察的事情，不足以作为证据，大概是略略带过的文字]考察起来，第一节是正史的发端，属于装头体，不作为正文使用。○旧本有“右说三坟五典一行”一句，因此把没有证据、不能令人相信的书列为史家的首项，这显然与本节末尾的文义相互矛盾。这些全都不是原有的文字，现在一概删去。后文依此办理。“伏羲氏”至“言常道也”[都是《尚书》孔安国序中的文字]“神农以前”[《史记·货殖列传》：老子说：“治理达到极点时，百姓各自以自己的食物为甘美，以自己的衣服为美好，安于自己的习俗，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颛顼的事情”[《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唐、虞以前，虽然有遗留下来的文字，但其中的言语不合经典，所以说黄帝、颛顼的事情还不能弄清楚。”]考[一本没有“案”字]尧、舜相承的事迹，已经见于《三坟》《五典》。周朝借鉴夏、商二代，各自都有书籍。到了孔子考订、讨论其中的义理，删定为《尚书》，起于唐尧，下至秦穆公，共一百篇，并且分别为它们作序。释[这几句话说明了《尚书》的原本情况]后来秦朝暴虐无道，坑杀儒生，禁止学术。孔子的末代孙孔惠把这些书藏在墙壁中。汉朝兴起后，广泛寻访儒雅之士，听说原秦朝博士伏胜能够传授这门学业，便下诏让太常派掌故[一本作“掌固”，据《汉书》应作“掌故”]晁错向他学习。当时伏生已经年近百岁，说话难以听懂，只能口授《尚书》，仅有二十九篇。从此传授这门学问的，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把它献上来，与伏生所诵的相合，共三十篇，于是流行于世。但其中记载的年月与序文不相符合，文字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用的《泰誓》不同，所以汉、魏诸儒[原注说是马融、郑玄、王肃]都怀疑它是错误的。释[这是又一段说明其显晦流传的文字]所谓古文《尚书》，就是孔惠所藏的科斗文字。鲁恭王拆毁孔子的旧宅，才从墙壁中得到它。博士孔安国拿它校对伏生所诵的《尚书》，增加了二十五篇，又改用隶古字抄写，编成四十六卷。司马迁[“迁”字旧本误置在“故”字之下]多次向他访求这些事情[一作“采”]，所以记载了许多古说。孔安国又接受诏命为它作训释和传注，但正值汉武帝末年巫蛊之祸发生，经籍传授之道中断，未能上奏献出，只能藏在私人家中。刘向拿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的经文来校订，脱漏错误很多。到了后汉，孔氏的本子终于失传；凡是还能在经典中见到的，诸儒都称为逸书[原注说是马融、郑玄、杜预]。王肃也为今文《尚书》作注，却与古文孔传大为相似，难道是王肃私下见过那个本子而独自秘藏了吗？释[这是又一段说明其显晦流传的文字]晋元帝时，豫章[一本多“王”字]内史梅赜才把孔传上奏朝廷，但缺少《舜典》一篇，于是取王肃《尧典》中“慎徽”以下的文字，分出来作为《舜典》，用以续补。从此，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等家的学说，以及马融、郑玄、王肃等人的注释都被废弃，只有古文孔传流行，并列入学官[有的本子作“学宫”，不对]，永远成为世人的规范。齐建武年间，吴兴人姚方兴[孔颖达作“方兴”，《隋书》将“方”字置于下方]采集马融、王肃的义理，伪造孔传《舜典》，说是在大航[《隋书》作“大杭”]买到的，前往宫阙献上，朝廷百官集议，都认为它不是真的。[原注]梁武帝时，博士议论说：“孔安国序说伏生错误地把五篇合在一起，大概是因为文句相连，所以合成一篇。《舜典》必定有‘若稽古’这句话；伏生即使说自己昏聩老迈，又怎么会容许它缺失呢？因此最终没有采用它。”考察起来，所谓“错误地合并五篇”，是孔安国序说：伏生把《舜典》合并到《尧典》中，把《益稷》合并到《皋陶谟》中，把《盘庚》三篇合为一篇，把《康王之诰》合并到《顾命》中。后来江陵陷落，这篇文字传入北方，中原学者得到它后认为与旧本不同。隋朝博士刘炫于是取出这一篇，列入各本之中。所以今天人们所学习的《尚书·舜典》，原本就是出自姚方兴的本子。释[到这里所叙述的才成为定本，今本如此]考察起来，第二节讲述的是《尚书》。《史通》卷首列举六家史体，以《尚书》《春秋》居首，因为它们是史家的祖源。所以这里叙述古今正史，也必定从这两部经典开始。原本这一节虽然编排为第二节，实际上却是正史的第一节。事情的始末和依据，从这一节开始逐节说明得很详细。“一百篇的序”[《书经传说》班固说：孔子编纂《尚书》，共一百篇，并为它们作序，说明作序的意图。孔颖达疏说：之所以知道这些序是孔子所作，是根据纬书文字得知的。检视这一百篇，共有六十三篇序；《明居》《咸有一德》《立政》《无逸》没有序。同序而分为不同篇目的有三十三篇，把《明居》等四篇计算在内就是三十七篇，再加上六十三篇，正好是一百篇。]“孔惠藏在墙壁中”[《汉书·艺文志》注中，颜师古说：《孔子家语》称孔腾字子襄，害怕秦朝法律，于是把《尚书》藏在孔子旧堂中。但《汉记·尹敏传》说是孔鲋所藏，二说不同。考察《隋书·经籍志》又有不同说法，称：“孔子的末代孙孔惠把它藏起来。”《史通》采用的是《隋书·经籍志》的说法。]

译“用隶古字抄写”[孔安国序作“隶古定”。阎若璩考证说：“隶古定”是一行科斗书，一行楷书。孔颖达所谓“按照古文的体式，用隶书加以厘定，保留古文以供敬慕，使用隶文以便辨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考察起来，“隶”就是今天所说的楷书。]“伏生、欧阳、夏侯、河内女子”[《汉书·儒林传》：伏生是济南人，研究《尚书》，教授济南张生和欧阳生。欧阳生传给儿宽，儿宽传给欧阳生的儿子，世代传到曾孙欧阳高，又传到孙欧阳地余，因此形成了欧阳氏学。夏侯胜的祖先夏侯都尉跟随济南张生学习《尚书》，传给族子夏侯始昌，始昌传给夏侯胜，胜传给从兄之子夏侯建，夏侯建又向欧阳高学习，因此形成了大夏侯氏、小夏侯氏的学说。注：伏生名胜。《隋书·经籍志》：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把它献了上去。]“司马迁多次访求”[《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得到它。孔安国任谏大夫时，司马迁跟随他询问经义，所以司马迁记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等篇时，多采用古文的说法。]“王肃、梅赜”[王肃见于《尚书》家，梅赜见于《鉴识篇》。考察本节所述内容，在内篇中已有许多零散记载；综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隋书·经籍志》以及孔安国《尚书序》、孔颖达《舜典疏》互相考证，则本节文字都可以找到。]“刘炫”[字光伯，授官为太学博士，见《核才篇》。又据《隋书》本传，他自己写道：“《礼》《诗》《尚书》《公羊》《左传》以及孔、郑、王、何等人的注释，虽然义理有精有粗，都足以讲授。我著有《尚书》等经学论议一百多卷。”]当周王室衰微、诸侯凭武力相互争斗时，孔子应聘而不得志，便从卫国返回鲁国，于是和鲁国君子左丘明一起在太史氏那里考察典籍，根据鲁国史记[一处误作“所”]撰写《春秋》。上承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下为后世说明应遵循的法则，记载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二公的事迹。释[以上说的是《春秋》经，以下说的是传]经书写成后，孔子把它传给弟子，弟子退下后却产生了不同说法。左丘明担心失去经文的真实意义，所以论述其中的本事而作《左传》，说明孔子并不是凭空言论来解释经书。《春秋》所贬斥的当时君臣，他们的实际事迹都在传中显露出来；因此孔子把相关文字隐藏起来而不公开宣扬，以此避免当时的祸难。释[先叙述左氏传]到了末世，口头传说流行起来，所以又有公羊、谷梁、邹、夹四家的传。邹氏没有传授老师，夹氏有记录而没有成书，所以没有在世上显著流传。汉朝兴起后，董仲舒、公孙弘都研究《公羊传》，传授这门学问的有严氏、颜氏两家。汉宣帝即位后，听说卫太子私下喜好《谷梁传》，于是召集名儒蔡千秋、萧望之等人在殿中大规模讨论，因而设置《谷梁传》博士。释[其次叙公羊、谷梁，再及邹、夹；在四家传中抽取并保存公羊、谷梁两家]汉平帝初年，设置《左氏》博士；到了后汉，儒者多次在朝廷上诋毁它，恰逢博士李封去世，于是不再补任[一作“用”]。到了[一本没有“逮”字]汉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上奏请求重新把《左氏》立于学官。到了魏、晋时期，《左氏》之书逐渐流行，而公羊、谷梁二传也被废弃。今天所使用的《左氏》本子，就是杜预作注的本子。释[后来终于专门归结到左氏]考察起来，第三节讲述的是《春秋》，但一定要连带叙述各家传，是因为《春秋》和《尚书》不同：《尚书》的义理具备于经文之中，《春秋》的事实详细记载在传里，所以探究原经必定要探究传；这种说法已经在《六家》篇中说明了。传共有五家，这里举出一家[左氏]作为首要，统摄四家[公羊、谷梁、邹、夹]，又从四家中归并出两家[公羊、谷梁]，从三家[左、公、谷]中抽取，最后只剩下一家[左氏]，于是专门以《左传》为核心中的核心。五家传的显晦，不是按照优劣来判断，而是按照有无存废来叙述；考察古代史书的体例，本来就是这样。《尚书》《春秋》的传，在《六家》篇中只辨别各家数目，在本篇中则必须追究其源流始末；一处简略，一处详细，各自符合其篇章的分际。○本节又为编年体史书奠定了基础。“左丘明担心失去真实”[《十二诸侯年表》：孔子向西观看周王室，讨论《史记》中的旧闻，在鲁国兴起而编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头接受孔子的传授，指出其中有讥刺、褒扬、隐讳和抑损的文字。鲁国君子左丘明担心弟子人人产生异说，各自失去真实意义，于是详细论述其中的言语，写成《左氏春秋》。]“公羊、谷梁”[何休《公羊序》疏引戴宏序说：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传给儿子公羊平，公羊平传给儿子公羊地，公羊地传给公羊敢，公羊敢传给公羊寿。到汉景帝时，公羊寿才和弟子胡母子都把它写在竹帛上。《隋书·经籍志》说：胡母子都传给嬴公，嬴公传给孟卿，孟卿传给眭孟，眭孟传给严彭祖、颜安乐。因此后汉《公羊传》有严氏、颜氏两家学说。范宁《谷梁序》疏说：《谷梁子》名淑，字元始，一说名赤；他从子夏学习经书，为经书作传。谷梁淑传给孙卿，孙卿传给申公，申公传给蔡千秋。汉宣帝喜好《谷梁传》，提拔蔡千秋为郎。]“邹、夹”[《汉书·艺文志》说：《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有篇目记录而没有书。又《春秋述》说：邹氏没有传授老师，夹氏尚未成书。]“董仲舒、公孙弘研究《公羊传》”[董仲舒见《二体篇》。公孙弘家境贫寒，曾在海边牧猪，四十多岁才学习《春秋》杂说。《汉书·儒林传》：胡母生字子都，研究《公羊春秋》，任汉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门。他年老后回到齐地授徒，公孙弘也曾向他学习。另有瑕丘江公在鲁国跟随申公学习《谷梁传》，皇上让他和董仲舒讨论，他不如董仲舒；丞相公孙弘本来学习《公羊传》，将相关议论编次整理，最终采用董仲舒的意见。于是皇上尊崇公羊家，下诏让太子学习《公羊春秋》，由此《公羊传》大为兴盛。]“谷梁、蔡、萧讨论设置博士”[考察《汉书·儒林传》：沛地人蔡千秋，字少君；萧望之，传中称望之，字长倩。又《儒林传》说：戾太子学习《公羊传》，通晓后又私下询问《谷梁传》，并且认为它很好。汉宣帝拿这件事询问韦贤、夏侯胜，他们都说应当兴起《谷梁传》。当时蔡千秋任郎，升为谏大夫、郎中户将。选取十名郎跟随他学习，经过十多年，都能明白熟习。于是召集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在殿中进行大讨论，审定三十多件争议，多数采纳《谷梁传》的说法。因此《谷梁传》的学说大为兴盛。]“李封”[《后汉书·儒林传·建武中郑兴陈元传》：《春秋左氏学》中，韩歆想为《左氏》设置博士，但尚未决定。陈元上书争辩，于是任命魏郡人李封为博士。那些闭塞固执的儒生多次在朝廷上争论反对。等到李封去世，汉光武帝不愿再违背众议，于是不再补任。]

译“郑兴父子”[《后汉书》本传：郑兴字少赣，年轻时学习《公羊春秋》，晚年喜好《左氏传》。他积累精深思考，带领门人跟随刘歆讲解、订正大义；刘歆让他撰写条例、章句、训诂。世人谈论《左氏》的人大多以郑兴为祖，而贾逵亲自传承父亲的学业，所以有郑氏、贾氏之学。郑兴的儿子郑众字仲师，跟随父亲学习《左氏春秋》，专心致力于学问，撰有《春秋难记条例》。汉章帝建初六年，他代替邓彪任大司农，接受诏命删定《春秋》十九篇。]杜预作注[见《鉴识篇》。]又因为春秋时代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书，所以孔子寻求各家的史记，得到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史书，例如楚国的书、郑国的志、鲁国的《春秋》、魏国的《纪年》，这些是可以说到的。释[杂述各种史书，为《国语》作引文]左丘明既依傍经书作传，又撰写各书异同，称为《外传》[一作“小传”]。《国语》二十一篇，大概采集了各种书籍、史志等文献，不只是鲁国的史记。释[叙述《国语》]楚、汉之际，有好事者记录从古代帝王、公侯、卿大夫的世系，一直记到秦朝末年，称为《世本》，共十五篇。春秋以后，战国七雄相互争战，秦国兼并诸侯，于是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朝兴起后，太中大夫陆贾记载当时的功业[一作“政事”]，撰成《楚汉春秋》九篇。释[这里叙述春秋以后直到汉初的各种书，旧本与下一段相连。]考察起来，第四节处在两部经书之后、《史记》之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大概正史把两部经书作为开端和祖源，把《史记》作为另一个分支的宗祖，体例上应当分别标举。旧本把这一节同下一节相连，显然失去了篇章安排。“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史书”[见篇首《左传》家“百国春秋”注。]“左丘明”至“末”[多采自班彪传记中的略论文字。]汉孝武帝时期，太史公司马谈想把古今史事错综编排，编成一部史书，但事业尚未完成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司马迁于是继承父亲的遗志，采录《左传》《国语》，删取《世本》《战国策》，依据《楚汉列国》[旧本脱“国”字，今依班彪略论补入]的时事，上自黄帝，下至获麟[一处误作“趾”]，写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总称《史记》。它协调六经的不同传说，整理由诸子百家的杂说，正本藏在名山，副本藏在京师，以等待后世圣人君子。释[以上是《史记》成书以前的原文]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推述、传播他的书，于是《史记》流布开来；但其中有十篇没有完成，只留下篇目记录而已[原注：张晏《汉书》注说，十篇在司马迁死后散失，这种说法不对。考察王本此注作“大书”]。汉元帝、成帝年间，褚先生重新补足其中的缺失，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古本脱“等”字，今本在“等传”下面有“其龟策日者”五字]，文辞多很鄙陋，不是司马迁原来的意旨。释[这里叙述《史记》成书以后的事情]晋朝散骑常侍、巴西人谯周认为，司马迁记述周、秦以前的事情，有时采用家传和诸子之说，并不专门依据正统经典，于是撰写《古史考》二十五篇，都依据旧典来纠正它的错误[一作“砻”]；如今《古史考》和《史记》一同流行于世。释[这里叙述后人纠正、考订《史记》的事情。]考察第五节，是叙述《史记》的。查《班史》的《艺文志》，原来的《七略》没有设置史部，把太史公的书附在《春秋》之后；到了《隋经籍志》，才继经部之后标列史部，《史记》升居史部之首，于是成为固定的次序，所以必须这样分列本节。“孝武之世”至“百三十篇”，都是班彪传中概略论述的文字。“厥协”五句，是太史公《自序》的原文。外孙杨恽，见《汉书·杨敞传》：杨敞的儿子杨恽，字子幼，因忠诚而受到任用，任郎官，补任常侍骑。杨恽的母亲是司马迁的女儿。杨恽开始阅读外祖父太史公的著作，很爱好《春秋》，因才能而著名。“十篇未成”等语，太史公《自序》的裴骃注以及《汉书》颜师古注所引张晏的话都相同。张晏的话原本没有“龟策日者”四字，且是重复的句子；张守节另行引用时则有这些字。谯周六句。谯周见《摸拟篇》，他的这六句文字见于《晋书·司马彪传》。“家人诸子”，《司马彪传》作“俗语百家”；但《史通》中两次引用这句话，都作“家人”，应当是王臧等人旧本中的文字，谯周原句就是这样。《史记》所记载的年代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后，此后缺失而没有记录。后来刘向、刘向的儿子刘歆以及各位好事之人，如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写续篇，直到哀帝、平帝年间，仍称为《史记》。首句原作“《汉书》缘起”。到了建武年间，司徒掾班彪认为这些文字鄙陋浅俗，不足以接续前代史书；又认为扬雄、刘歆赞美伪新王朝，误导后人、迷惑众人，不应流传给后代。于是采集旧有史事，旁采贯通异闻，撰成《后传》六十五篇。其子班固认为父亲所撰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一家之言，于是上起元年、高祖，下终于王莽，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合记述其事，上下贯通融洽，撰成《汉书》的纪、表、志、传，共一百篇。书事尚未完成时，有人上书说班固私自改作《史记》，于是皇帝下诏命京兆尹将他收捕拘系，把他家中的书籍全部抄录并封好上呈。班固的弟弟班超到宫阙前自陈其事，明帝召见他；班超说明班固是在续写父亲的著作，不敢改动旧书，明帝的疑意才消除，随即释放班固，征召他到京师校书，并接受诏令完成著作。经过二十多年，到章帝建初年间才完成。这段正是在叙述《汉书》的撰作。班固后来因窦氏之事获罪，死于洛阳狱中；他的书颇为散乱，没有人能够综合整理。

译班固的妹妹曹大家博学而能写文章，奉诏校订并编次；又选拔才学优异的郎官马融等十人跟随曹大家学习诵读。书中的八表以及《天文志》等仍未能完成，大多是待诏东观的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尤其不像原书。这里叙述的是续补之事。从汉末开始，直到陈代，为《汉书》作注解的共有二十五家；至于专门传授、接受其学业的，其地位于是与五经相当。这里兼及注家；以上都是在说前汉的纪传体史书。汉献帝初年，因为班固的书文字繁多难以省览，于是下诏命侍中荀悦依照《左氏传》的体例删削编成《汉纪》三十篇，命秘书省供应纸笔，经过五六年才完成。其文字简明扼要，也与纪传体史书并行。这里另行叙述荀氏的编年体《汉纪》。考察第六节，是叙述班氏《汉书》和荀悦《汉纪》的。文字虽然繁简不一，却是两种史体同时举述。旧本只把“说《汉书》”三个字作为分段标志，取此舍彼，既不能完整体现本节的意义，又使史体有所偏缺。内篇开头说：“四家久废，二体角立。”难道会忘记这里的提纲了吗？“太初后阙”两句采用班彪、班固本传的文字；原文中章怀太子注说：“太初”是汉武帝的年号。刘向等十五人。这十五人都在班史尚未撰成以前。现在考察：刘向、刘歆、扬雄各自有传；冯商见《艺文志》；史岑见本书《人物篇》；晋冯、段肃见《后汉书·班固传》；冯衍有自己的传；其余七人不详。“其言鄙俗”，连同前面“好事者”等语，也都是采录、撮取班彪传中的文字。“雄歆美新”。《文选》中有《剧秦美新》，为扬子云所撰。《王莽传》说：少阿羲和刘歆与博士及诸儒说：“摄皇帝制定礼仪、制作音乐，大大成就上天的功业；发掘得到《周礼》，用来明示承继和鉴戒。若不是圣哲之人达到极高境界，谁能做到这样呢？”《楚元王传》说：王莽篡位，刘歆任国师。“采其旧事”至“建初乃成”，参照采用《汉书·叙传》以及《后汉书·班彪传》《班固传》的文字。“坐窦氏事”。据班固本传，永元初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任命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窦宪失败后，班固因受牵连被免官。当初，洛阳县令种兢曾经出行，班固的奴仆冲犯了他的车骑；种兢畏惧窦宪，不敢发作，心中却怀恨。到这时，种兢便将班固逮捕拘系，使他死在狱中。曹大家。《后汉列女传》说，扶风曹世叔的妻子是同郡人班彪的女儿，名昭，字惠班，又名姬。她博学而才高；曹世叔早死，她有节操和品行。她的哥哥班固撰写《汉书》尚未完成，和帝下诏命曹昭接续完成。马续所作。《后汉书》说，马援哥哥的儿子马严，马严有七个儿子，只有马续、马融知名。马续字季则，广泛阅览群书，读过《九章算术》《王训》。因此顺帝时《汉书》开始流传，但很多地方还不能通晓。马融跟随班昭学习诵读，后来皇帝下诏让马融的哥哥马续接着班昭完成《汉书》。注解《汉书》的二十五家。师古《汉书叙例》说，各家注释虽然可以见到姓名，但爵位、籍里有的难以考知，传记也没有保存，因此全部列在下面。按爵位、籍里等文字繁多，现在只列姓名：荀悦、服虔、应劭是后汉人；伏俨、刘德、郑氏、李奇没有注明时代；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如淳、孟康是魏人；张晏、项昭没有注明时代；韦昭是吴人；晋灼、刘宝、郭璞、蔡谟是晋人；臣瓒、崔浩是后魏人。以上是师古所叙述的二十二人，加上师古本人也只有二十三人，另有两人无法详考。又考察，“臣瓒”没有注明姓氏，宋景文《笔记》认为他是于瓒；但《水经注》曾引用他的文字，他其实是薛瓒，见李衎《笔记》补遗。荀悦《汉纪》。它见于《左传》体一类的史书；荀悦在原序中概括叙述表、志，总合编为帝纪，全面比照各项事例，系联年月，大略列举其事，共三十卷，数十余万字。它文字省约，容易学习，不妨碍阅读原书，而且便于实际使用，大意就是如此。汉朝中兴时，明帝才下诏命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撰写《世祖本纪》，并撰写功臣以及新市、平林、公孙述的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这里历述《后汉书》编纂的层次，这是第一层。从此以后，《春秋考纪》也因此更加光明显著，但忠臣义士却没有人撰写记录。于是又下诏命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和谏议大夫李尤杂撰纪、表，以及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记；上起建武，下至永初，事业将要完成时，刘珍、李尤相继去世。又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撰写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以及南单于、西羌传和《地理志》。这是第二层。到了元嘉元年，又命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实、议郎朱穆、曹寿杂撰孝穆、崇二位皇后的传记；又增加外戚传，收入安思等皇后；在儒林传中收入崔篆等人。崔实、曹寿又与议郎延笃杂撰百官表，以及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和郑众、蔡伦等人的传记，共一百一十四篇，称为《汉记》。这是第三层。熹平年间，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在东观任著作，接续编写可以完成的纪传；蔡邕另外撰作《朝会》《车服》二志。后来因获罪被迁徙到朔方，上书请求回来续成十志。恰逢董卓作乱，天子的车驾向西迁徙，史官废弃，旧文散失；留在许都的史书中，杨彪还保存了一些注记。至于名贤君子，从永初以后就缺少续写。这里是第四层。魏黄初年间，只撰写了《先贤表》。所以《汉记》残缺不全，到晋代仍未完成。晋泰始年间，秘书丞司马彪才考订群书，缀辑自己所听闻的资料，起于光武帝，终于孝献帝，记录十二代世系。

译历时二百年，贯通综合上下，旁引各种事物，撰成纪、志、传，共八十篇，称为《续汉书》。又有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记》，撰成《汉后书》；包括帝纪十二篇、皇后纪二篇、典十篇、列传七十篇、谱三篇，总共九十七篇。《十典》没有完成，华峤便去世了。这里进入晋代以来，司马彪、华峤两部编书是第五、第六层。从此以后，作者相继出现，撰写编年体的有四家，创作纪传体的有五家。推究各家的长处，华氏之书最为突出；但后来遭逢晋室东迁，三分之中只有一分保存下来。这里八句总括前文；按前面所述，编年体文字较少，纪传体文字较多，总的说来是两种史体并行叙述。本节中“四家”“五家”两句不可轻轻略过。到了宋代宣城太守范晔，才广泛召集学徒，穷尽阅览旧籍，删去繁琐、补充缺略，撰成《后汉书》，共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一百篇。后来范晔因罪被捕，他的十志也没有完成便去世了。这是纪传体史书叙述到范晔《后汉书》为止。此前，晋代东阳太守袁宏抄录撮取汉代以后诸史，依照荀悦《汉纪》的体例，撰成《后汉纪》三十篇。这是编年体史书叙述到袁宏《后汉纪》为止。世人谈论汉朝中兴以来的史书，只有范晔、袁宏两家而已。这两句专门总结这两部书，是本节主要层次的收束。考察第七节，是叙述后汉诸史的。这里同样并列叙述纪传、编年两种体例；从汉朝中兴一直到刘宋时期，经历四个朝代，作者尤其众多，所以它叙述史书源流比其他各史繁复一倍。“始诏班固”至“二十八篇”，都是《后汉书·班固传》的文字。《春秋考纪》。《汉书·叙传》作“《春秋》考纪、表、志、传，凡一百篇”。师古注说：“《春秋考纪》就是帝纪。”班彪、班固本传的章怀太子注说，帝纪考核、详录时事，具备四时而立言，正如《春秋》的经文。按，帝纪普遍有这种称呼，《史通》这里使用的是成语。旧本、王本都讹误脱漏，失去“考”字。刘珍、李尤。刘珍见《核才篇》和《后汉书·文苑传》。李尤字伯仁，和帝时被召到东观，授任兰台令史；安帝时任谏议大夫，奉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共同撰写《汉记》。按，刘珍、李尤二人同传并共同任事，郭本误作李充。李充在《独行传》中，与史职无关。注文却引用他的传记作证，实在没有考察清楚。伏无忌、黄景。《后汉书·伏湛传》说，伏湛封为不其侯，爵位传到玄孙伏无忌。桓帝元嘉年间，下诏命伏无忌与黄景、崔实等共同撰写《汉记》。边韶、崔实、朱穆、曹寿、延笃。《后汉书·文苑传》说：“边韶字孝先，桓帝时征召授任太中大夫，在东观任著作。”《崔骃传》说，崔骃的孙子崔实，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才华优异，能为很高，召拜议郎，与边韶、延笃在东观任著作。朱穆见《核才篇》。曹寿，旧注说字世叔，就是娶班彪女儿班昭的人。延笃传说，延笃字叔坚，桓帝以博士身份征召，授任议郎，与朱穆、边韶共同在东观著作。按，这五人的著作事迹彼此见于各传，只有曹寿没有与他们共同任职的文字记载。杂撰后妃传。《后汉皇后纪》说：献穆曹皇后名节，是魏公曹操的第二个女儿。魏接受禅让后，派使者来索取传国玺绶，皇后发怒，叫使者进来，亲自一一责备他，把玺投到车轩下，泪流满面地说：“上天不会保佑你们！”孝崇匽皇后名明，是蠡吾侯的媵妾所生。桓帝和平元年，到博陵被尊立为皇后。顺烈梁皇后名妠，是大将军梁商的女儿。皇后因德行而进位，不敢有骄纵专擅之心。安思阎皇后元初元年进入掖庭，元初二年立为皇后。延平四年，皇帝去世，阎后临朝。按，后汉皇后称“纪”，始于华峤，范晔沿用了这一做法；在此以前本来称作“传”。儒林传中收入崔篆。按，今本《范书·儒林传》没有记载崔篆。“顺帝功臣”至“蔡伦传”。按，今本《范书》中，孙程、郑众、蔡伦都列在《宦者传》中，只有郭愿没有收录。蔡伦就是采用树皮、麻头等材料开始造纸的人。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袁术传》注文《决录注》说：马日磾字翁叔，是马融的族侄，与杨彪、卢植、蔡邕共同掌管校订中书，历任九卿，最终登上台辅之位。蔡邕、杨彪、卢植都见《核才篇》。诸人的著作事迹又分别见于《杨彪传》等。注文说，杨彪与马日磾、卢植、蔡邕在东观任著作。卢植传说，卢植与马日磾、蔡邕、杨彪补写《续汉纪》。蔡邕传说，董卓被诛杀后，王允收捕蔡邕。马日磾急忙对王允说：“伯喈是举世罕见的杰出人才，熟悉许多汉代旧事，应当续成后代史书，作为一代大典；况且他一向以忠孝著称，他所获的罪名难道有名目吗？”王允不听。马日磾退下后对人说：“王公恐怕不能长久在世吧？善人，是国家的纲纪；著作，是国家的典章。毁灭纲纪、废弃典章，怎么能够长久呢？”蔡邕死在狱中，当时正撰作《灵帝纪》和《十意》，又补写各列传四十二篇。由于李傕之乱，这些著作大多湮没不存。秘书丞司马彪至《续汉书》，这些文字与《晋书·司马彪传》相同。按，司马彪字绍统，是高阳王司马穆的长子。泰始年间任秘书郎，后转任秘书丞。散骑常侍华峤至九十七篇，与《晋书·华峤传》所列篇目完全相同。华峤见《二体篇》。又按华峤本传，华峤认为皇后配享上天，应当与帝纪相配；前代史书把皇后列入外戚传，接在全书末尾，这是不合义理的，所以改为皇后纪，次于帝纪之后。又把“志”改称“典”，是因为有《尧典》。又把《汉纪》改名为《汉后书》。华峤将书奏上后，皇帝下诏让朝臣共同商议，众人都认为华峤有实录的遗风，便将它收藏在秘府。

译范晔【《宋书·本传》记载：范晔字蔚宗，任彭城王刘义康的冠军参军，升任尚书郎，后降为宣城太守，于是删取各家《后汉书》编成一部书。后来因狂妄悖逆被诛杀，在狱中给外甥和侄子写信自序说：“我因狂妄而获罪败亡，哪里还值得再说呢？我一向以自己是作文之士为耻，因为文章常常使事实全困于形貌，感情急切而流于辞藻，义理被文辞牵制，韵律又改变了原意。我常说，感情和志趣所寄托之处，本来应当以意义为主，再用文辞传达意义；其中自有曲折而成的道理，我自认为颇懂得其中的规律，等等。”】十志未完成【陈氏《书录》说：《十志》三十卷，司马彪撰写，梁代刘昭补注。范晔的书本来从未有志，于是借用旧志作注来补写；后来纪传单独流行，而志不显著。到本朝乾兴初年，判国子监孙奭才建议把它们合在一起，却没有注明这是司马彪的书。现在考察章怀太子注所引用、称作《续汉志》的文字，与今本十志相同，确实可以确定是司马彪所撰，无可怀疑。考察唐代的范氏《后汉书》，其补志本来与纪传合编流行，见于编次篇。又《范纪》注文载《宋书·谢俨传》说：“十志托付谢俨搜集撰写，范晔败亡后，全部用蜡封藏以覆盖车载之物，如今已经缺失。”《容斋四笔》也提及此事，各种说法一并备考。】《后汉纪》【《晋书·文苑传》记载：袁宏字彦伯，父亲袁朂，任临汝令。谢尚镇守牛渚时，征召袁宏参与军事，相关事迹见《防烦篇》。后来出任东阳郡职，撰写《后汉纪》三十卷。隋、唐《经籍志》将其列入编年类。此前已有张璠撰写的《后汉纪》，前文《左传家》中已经提到；袁宏就是采集张璠《后汉纪》的材料撰成此书。袁宏《后汉纪自序》说：“史传兴起，是用来贯通古今、使名教笃实的。荀悦的著作，广大而完备；司马迁剖析裁定、建立体例，班固承继源流、依据典籍，荀悦经营编纂，足以成为嘉美的史书。现在因循前代遗事，略举义理教化所归，至于末吏我，只不过作些琐细的注疏罢了。”】魏史在黄初、太和年间才开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历经多年仍未完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一本没有“监”字】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人，再共同撰定【一本作“择定”】。后来王沈独自完成这项事业，编成《魏书》四十四卷。这部书多有为当时避讳而隐讳的内容，很不是实录。释文【这一段原是《魏志》起本，都是魏代所撰；下面本应接入《蜀志》起本，但蜀汉没有史局奉诏修撰的书，所以缺载。】吴大帝晚年，才开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撰写《吴书》。丁孚、项峻【一本作“峻孚”】都不是史才，他们的文章不足以记载史事。到少帝时，又命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访求往事，共同进行记述，并在撰写中完成。韦曜【一本作“推”】、薛莹居首。到归命侯时，周昭、梁广【一本作“广昭”】先已去世，韦曜、薛莹被迁徙贬黜，史官长期空缺，书于是无人听闻。华覈上表请求召回韦曜、薛莹，续成前代史书。后来韦曜独自完成了这部书，定为五十五卷。释文【这一段原是《吴志》起本，也是在吴国存在时撰成的。】到晋受命、天下统一之后，著作郎陈寿才汇集三国史【前面只说到两个国家，这里说三国，是根据陈寿所撰之书而言】，撰成《国志》，共六十五篇。夏侯湛当时也撰写《魏书》，看到陈寿所作的书后，便毁掉自己已经起草的稿本而停止撰写。陈寿去世后，梁州大中正范頵上表说，《国志》明辨得失，文辞多有劝诫，对教化有益，希望朝廷下诏采录。于是诏令河南尹到陈寿家中抄写他的书。释文【这一段叙述陈寿撰写《国志》以及此书显著流传的事情。】此前，魏代京兆人鱼豢私下撰写《魏略》，记事止于明帝。后来孙盛撰《魏氏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各种异闻交错出现，这类著作最多。宋文帝认为《国志》记事过于简略，于是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各家书籍，补注其中的缺漏。因此世人谈论《三国志》时，都以裴注为依据。释文【末段叙述裴注与陈寿原书相辅而行。】考察第八节，叙述的是陈寿的《三国志》。马迁、班固以后，史家的著作中，简约高古没有超过这部书的。然而简约也会造成遗漏和粗略，如果没有西向的裴松之作注来辅助，征引史事、考核言论，趣味和价值就会减少不少。所以后文特别详细说明。裴松之在《补注篇》中曾批评自己的注解过于繁杂，而在这里却一定要以注本来补足它。评论取其严谨，文章取其完备。○《曲笔史官》两篇，深深斥责“蜀国没有史官职任”的说法，认为陈寿严重诬蔑了蜀国的君主和大臣。但看这一节，《蜀志》之前独自没有撰著，似乎陈寿的话也未必全是诬蔑。或许是史官机构虽然存在，却没有参与奉诏修史？还是子元尊崇史体，为了回护武乡侯，姑且说了一个周全的说法呢？卫觊、缪袭【《魏志·卫觊传》：卫觊字伯儒，被授予侍中，与王粲共同掌管制度，奉诏主持著作，又撰写《魏官仪》。《刘劭传》：刘劭与东海人缪袭同时，缪袭也有才学，撰述很多。注文：《文章志》说：“缪袭字子伯，曾被征召为御史大夫。”】诞、璩、沈、籍、该、玄【《刘劭传》附载光禄大夫京兆韦诞，注文《文章叙录》说：韦诞字仲将，擅长撰写文章。《王粲传》附载应璩，官至侍中，注文《文章叙录》说：应璩字休琏，擅长撰写文书。齐王即位后，主持著作。王沈见《叙事篇》，《晋书·本传》说：王沈与荀顗、阮籍共同撰写《魏书》。阮籍见《史官建置篇》。《刘劭传》附载陈郡太守任城人孙该，注文《文章叙录》说：孙该字公达，二十岁时任郎中，撰写《魏书》。《晋书·傅玄传》：魏代授傅玄为郎中，他与东海人缪施都因当时的声誉被选入著作局，撰集《魏书》。又见《书事篇》。考察缪施是否就是《魏志》中的缪袭，留待考证。】吴大帝【至】召薛莹续修史书【这一大段都是华覈的疏文，见《吴志·薛莹传》。其中韦曜、薛莹、华覈三人都见于《史官篇》；丁孚、项峻、周昭、梁广四人都见于华覈的疏文，《吴志》都没有为他们立传。】韦曜完成他的书【考察：所谓“韦曜完成他的书”，史书没有明文记载。根据裴松之注中有称《韦曜吴书》的说法，可以知道所谓“完成它”的人就是韦曜。】著作郎陈寿【至】到陈寿家抄写他的书【与《陈寿传》文字相同。陈寿见于《汉书》家。】夏侯湛【《晋书·本传》：夏侯湛字孝若，与潘岳友好，每次出行或停留都同乘一车、同席而坐，京城市民称他们为“连璧”。授官散骑常侍，撰写论三十多篇，另成一家之言。】

译各种异闻交错出现【考察裴松之注所引用的汉、晋之间各类书籍，共有一百多种。其中记载魏国事迹的，有鱼豢《魏略》、孙盛《魏氏春秋》、王沈《魏书》、阴澹《魏纪》、荀勖《文章叙录》、《曹瞒传》、《魏武故事》、《褒赏令》、《汉魏春秋》、《典论》、《魏末传》、《魏名臣奏》、《魏世谱》等；记载蜀国事迹的，有王隐《蜀记》、谯周《蜀本纪》、陈寿《益都耆旧传》，以及杂记性质的常璩《华阳国志》、郭冲《五事》、张俨《默记》、诸葛集等；记载吴国事迹的，有张勃《吴录》、吴冲《吴历》、韦曜《吴书》、虞溥《江表传》、环氏《吴记》、会稽《典录》等；总括记载的，有司马彪《续汉书》、《九州春秋》、谢承《后汉书》、张璠《袁宏后汉纪》、华峤《汉后书》、孔衍《汉魏尚书》、习凿齿《汉晋春秋》、《献帝春秋》、《献帝纪》、《献帝起居注》、山阳公《载记》、《汉末名士录》、《先贤行状》、《英雄记》、干宝《晋纪》、虞预《晋书》、王隐《晋书》、陆机《晋惠起居注》、《晋阳秋》、《晋诸公赞》、《陈留耆旧传》、徐众《异同评》、《高士传》、《文士传》、《列士传》、《神仙传》、《列异传》、《文章志》等；】此外还有各位名臣列传、名族世谱、名人文集等，很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它们所记述的都各有不同说法，所以说各种异闻交错出现。裴松之补注【见《补注篇》。】晋史方面，在洛京时期，著作郎陆机首先撰写《三祖纪》，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写《十志》。正值中朝发生丧乱，这些书都没有保存下来。此前，历阳令、陈郡人王铨具有撰述才能，经常私下记录晋代史事【旧本误作“晋书”】以及功臣行状，尚未完成便去世了。他的儿子王隐博学多闻【郭本作“博作文”】，继承父亲的事业，对西都的事迹作了很多详细考察。渡江后任著作郎，奉诏撰写晋史，却被同僚虞预告发【旧本作“斥”，误】，因事获罪免官。家贫无力购买书籍，未能完成，于是依附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的镇所。庾亮供给他纸笔，因此得以完成。共撰成《晋书》八十九卷，咸康六年才到宫阙上奏。王隐虽然喜欢撰述，但文辞拙劣、才思迟钝；书中编次有条理的，都是王铨修订的；章句混乱漫漶的，一定是王隐所作。当时尚书郎兼领国史的干宝，也撰写《晋纪》，从宣帝到愍帝，记七帝五十三年，共二十二卷。这部书简略，直截而又能委婉，很受当时人称许。释文【从开头一节到这里，叙述的都是西晋，到此为止。】东晋史方面，从邓粲、孙盛、檀道鸾、王韶之【王韶之旧本列在檀道鸾之前】以下，先后相继撰写。远的只记载两位皇帝，近的只叙述八个朝代【旧本作“六”，误】。到宋代湘东太守何法盛，才开始撰写《晋中兴书》，编成一家之书，首尾完备。释文【这一层叙述东晋史书。】齐代隐士东莞人臧荣绪，又汇集东晋、西晋两部史书，合成一部书。释文【这三句叙述两部史书开始合并。】本朝贞观年间，唐太宗下诏说，前后晋史有十八家，著作虽然很多，却未能尽善，于是命史官进一步纂录，采集正典以及杂说【或作“旧说”】数十余部，同时引用十六国的伪史，撰成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加上叙例、目录，合计一百三十二卷。从此谈论晋史的人，都抛弃旧本【其中包括编年体，也一并抛弃了】，争相采用新撰的书。释文【归结到唐初重新修撰《晋书》，于是成为通行本。】○从这部书确定为定本以后，晋代史便缺少编年体了，所以只有一种体例单独流行。考察第九节，叙述的是唐代修撰《晋书》的事情；叙述旧本详细，叙述新本简略，与后汉史的情况相类似。○上起三国，下至五代，抛弃编年体而采用纪传体，史体偏缺了五百多年。直到宋代司马光开始编撰《通鉴》，此后史家两种体例才延续至今、同时流行，失传的传统又重新接续了下来，真是伟大啊！晋代以后，除了宋、齐的正史之外，还有裴、吴二人的编年史，但最终也都失传了。陆机、束晳【陆机撰《晋纪》，见《隋书·经籍志》，此书已经在《本纪篇》中提到，那里注中有存疑的说法，应当参看。束晳见《史官篇》，撰有《帝纪》和《十志》。】王铨【以及他的儿子】王隐【以及】虞预【都见于《二体篇》和《曲笔篇》。】私下记录晋代史事【见《二体篇》，王隐、虞预的注文。】干宝《晋纪》【见《左传家》。考察：干宝的书是编年体；自从新《晋书》流行后，他的书便废弃不用了。】邓、孙、檀、王【邓粲见《序例篇》，撰有《元明纪》十篇。】○孙盛见《论赞篇》，撰有《晋阳秋》。○檀道鸾见《序例篇》，撰有《续晋阳秋》。○王韶之见《杂述篇》。《宋书·本传》说：王韶之的父亲王伟之有志向和操守，在太元、隆安年间，无论大小事情都一一记录下来，王韶之因此私下撰写《晋安帝阳秋》。书写成后，当时人认为他应当任史官，于是授予著作佐郎，让他续写后来的史事，记到义熙九年为止。远的两位皇帝，近的八个朝代【考察：东晋共有十一位皇帝，从元帝、明帝开始，到安帝、恭帝结束。邓粲止于撰写《元明纪》，所以说远的两位皇帝；后来王韶之续写到安帝义熙年间，而恭帝没有列入纪年，所以说近的八个朝代。】何法盛【《宋书》没有他的传。《隋书·经籍志》载《晋中兴书》七十八卷，从东晋开始，由宋代湘东太守何法盛撰写。考察：何法盛的书有掠取郗绍著作的说法，附见《杂说中篇》。】臧荣绪【《齐书·高逸传》：臧荣绪是东莞莒县人，性情纯厚，喜好学习，汇括东西两晋史事编成一部书，纪、录、志、传共一百一十卷。他隐居京口，在南徐州教授学生。太祖任扬州刺史时，征召他为主簿，他没有赴任。】

译贞观年间的纂录【旧《唐书·房玄龄传》：贞观十八年，房玄龄与褚遂良奉诏重新撰写《晋书》。于是奏请让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等八人分工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要依据，参照考订，内容详备而融洽。但史官多是擅长文章吟咏的人，喜欢采集琐碎事迹，争相写得绮丽艳美。李淳风修撰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值得观览。唐太宗亲自撰写《宣武二帝》《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为“御撰”。全书共一百三十卷。】《通志略》说：古代修史由一家完成，到唐代才开始采用众人合撰，《晋书》《隋书》就是这样。】十八家晋史【考察：《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正史部共有八家，撰写者是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编年部共有十一家，撰写者是陆机、干宝、曹嘉之、习凿齿、邓粲、张盛、刘谦之、王韶之、徐广、檀道鸾、郭季产。根据史志，似乎应是十九家；难道是因为习氏之书只尊汉朝、贬斥魏国，被视为异议，所以废弃不用了吗？又考察《杂说篇》有“曹、干、孙、檀都不采用”的话，这是在书已经修成之后说的；这里说十八家，则是把这些书一并列举，所指的是奉诏修史开始时搜罗的各家书籍。】十六国史书【详见后面第十三节。】宋史方面，元嘉年间，著作郎何承天起草纪传；除此之外，全部委托奉朝请山谦之补写。何承天的稿本残缺后，又命裴松之续成国史。裴松之不久去世，史佐孙冲之上表请求另行创立，自成一家之言。孝建初年【孝武帝元年】，又命南台侍御史苏宝生【有的版本误作“山”，下同】继续撰造各篇列传。元嘉年间的名臣，都是他所撰写的。苏宝生被诛杀后，大明六年【孝武帝改元】，又命著作郎徐爰接续完成前人的工作。徐爰依据何承天、孙冲之、山谦之、苏宝生所撰内容，编成一部书。至于臧质、鲁爽、王僧达等传，也都是孝武帝亲自撰写的，但叙事多有虚假，难以采信。永光年间【废帝元年】以后，直到禅让的十多年间，史事缺失而没有记载。释文【以上是宋代所撰的部分。】到齐代，著作郎沈约又补缀遗缺，编成新的史书。起自义熙元年【晋安帝改元】，终于升明三年【顺帝末年】，作纪十篇、志三十篇、列传六十篇，共一百卷，名为《宋书》。

译释文【这里叙述沈约的《宋书》。】○以上所说的是纪传体。永明末年，这部书流行以后，河东人裴子野又删节编成《宋略》二十卷。沈约看到后感叹说：“我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啊。”释文【这里叙述裴氏《宋略》属于编年体。】因此世人谈论宋史时，把《裴略》列为上乘，沈约《宋书》次之。考察第十节，叙述的是刘宋的两部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兼而论述。○。江淹曾说：“修撰史书的困难，没有什么超过志书的。”可是世人很怀疑三国以及南北朝的梁、陈、齐、周四朝都没有志，认为这是史书的缺憾，却不知道实际上并没有缺失。《防限篇》说：“《宋史》向上包括魏朝，《隋书》向上包举梁代。”这已经显露出端绪了。可惜这一节没有另外详细说明《宋史》所包括的内容，不如后面第十八节补述《隋志》那样明备。到了明代后期，太仓人朱明镐撰《史纠》，曾说：“蜀、魏、吴三国的志收入《宋书》，梁、陈、齐、周四朝的志收入《隋书》，按照史法应当改正。”他的话可以补充本节的遗漏；至于是否改正暂且不论，但这使读史的人恍然明白，志体实际上都没有缺失，确实是读古书、破除迷惑的一句痛快话。朱明镐字昭芑，是老年的平民，见《梅村集》。蔡焯说。何、山、裴、孙、苏【何承天《宋书·本传》：五岁时失去父母，徐博学，幼年逐渐接受义理教诲，儒家经典和史书都广泛阅览，授官著作佐郎，撰写国史。】○山谦之见《徐爰传》。裴松之，见《补注篇》；又据本传，他曾兼任国子博士，续修何承天的国史，但没有来得及撰成。孙冲之，见《臧质传》；他是晋秘书监盛曾孙，又见《邓琬传》。他因依附叛逆者而失败被诛，因此没有来得及撰史。苏宝生也见于《徐爰传》，又见于《王僧达传》。传中说：苏宝，名宝生，本出身寒门，以文才和义理见长，官至南台侍御史、江寜令，因明知髙阇反叛却不上报而被诛。按：高阇，就是那个与沙门释昙相互欺骗、图谋作乱的人。徐爰【《宋书·恩幸传》】：徐爰本名瑗，字长玉，历任治吏，因劳绩升任左丞。此前元嘉年间，宋文帝曾命著作郎何承天开始编修国史。世祖初年，又命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接续完成。元嘉六年，又让徐爰兼领著作，命他完成这项事业。徐爰虽然承接前人的著作，却专门编成一家之书。徐爰善于逢迎，长于侍奉权贵，所以受到的委任尤其重要。前面《二体篇》已经提到。臧鲁王等人的传记【在《宋书》列传第三十四、第三十五，这些人都曾起兵作乱】。沈约、裴子野【沈约见《二体篇》，裴子野见《左传》家】。《齐史》方面，江淹最初奉诏撰述，认为修史最困难的部分，没有超过志书，所以先撰写十【一作“其非”】志，以显示自己的才华。沈约又撰写《齐纪》二十篇。释：以上是南齐时期原来撰成的史书。【此处下文应当还有文字说】梁天监年间，太尉录事萧子显上奏请求撰写《齐史》，书成后上表进呈，诏令交付秘阁。起于升明【宋顺帝年号】年间，止于永元【东昏侯年号】时期【这八句各本均脱落，今据本传补入；宁可冒着妄自缀补的讥评，也不敢草率疏漏、敷衍了事】，编成纪八篇、志十一篇、列传四十篇，共五十九篇。释：这是在叙述萧子显的《齐书》。【“为”字也是补入的】以上已经叙述了纪传体。其时，奉朝请吴均也上表请求撰写《齐史》，请求发给他起居注和群臣行状。诏令说：“齐氏的旧事，流传于民间，既然所听所见已经很多，你可以自行搜集访求。” 吴均于是撰写《齐春秋》三十篇。书中把梁帝说成是辅佐齐明帝建立帝业的人，梁帝憎恶这种事实记载，下诏将书焚毁；然而它的私人抄本最终竟能与萧子显所撰之书一同流传到后世。释：这是在叙述吴均的书，属于编年体。按：第十一节叙述的是南齐的两部史书，也就是说纪传体和编年体兼而有之。以上两节考察隋、唐史志可知，裴子野、吴均的两部书都列入编年部；而《史通》内篇开头也把它们附在《左传》家，不与沈约、萧子显的著作列在同一类中。由此可知，宋、齐两代也同时采用了两种史体。可惜这两部书后来终于散佚，因此我感叹五百年来史体有所偏缺。江淹十志【《梁书》本传说：江淹字文通，起初任南齐州从事，建元初年任建安王记室参掌诏册，并主管国史。郑樵《通志序》说：江淹曾说，修史的困难，没有超过撰写志书的；确实因为志书关系到典章制度，不是精通典故的人不能撰成。按《隋志》：《江淹齐纪》十三卷，已亡佚。《南史》本传说：他与司徒左长史檀超共同制定条例，被王俭驳斥；所撰十三篇最终没有次序，指的就是这部书。传末又说：《齐史》十志流行于世】沈约《齐纪》【见《二体篇》；又据本传，他所撰《齐纪》二十卷】。萧子显上奏请求撰写《齐史》【“启撰”诸句见《梁书》本传。按：沈约的《齐纪》和萧子显的《齐书》各自是一部史书，旧本脱去了“萧子显启撰”等句，于是把它们误混成一书。而本文在“二十篇”下面接着说有纪八、志十一、列传四十，共五十九篇，总共十六个字，这怎么解释呢？况且后文又有“与萧氏所撰并传”的话，它的根据从哪里来呢？《萧子显传》中有明文，《齐书》并非亡佚之史，这显然是脱简，所以我才斗胆补入。吴均《齐春秋》【见《左传》家】。梁史方面，梁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继撰录，已经写成一百篇。适逢承圣【梁元帝年号】年间国都沦陷，这些著作也一同被焚毁。庐江人何之元、沛国人刘璠根据自己听闻和见到的材料，考察事情的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但纪传体史书还没有成书。陈祠部郎中姚察有志于撰定此书，所作功夫还没有完成【意思是要在前人尚未完成的基础上继续加工】；但他既要处理朝廷事务，又兼任国史编修【一作“知”，非“修”】，直到陈朝灭亡，书也没有完成。释：这一段叙述梁史的撰修，功业尚未完成；旧本在这里与下一段分节不当。陈史起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縡各自撰修史书，学士其武、文二帝的纪，就是顾野王、傅縡所修。太建初年【陈宣帝年号】，中书郎陆琼续撰各篇，但内容过于烦杂。姚察接着加以删改，大致有了条理。等到江东失守，他带着书稿进入关中。隋文帝曾索取梁、陈的事迹，姚察把已经完成的各篇逐篇续奏上去，但拖延不决，最终没有停笔完成。释：这一段叙述陈史的撰修，前人的工作也没有完成；两部史书都是姚察未竟的事业。自“隋文帝”以下五句，已经把梁、陈两史合在一起说了。皇家贞观初年，他的儿子姚思廉任著作郎，奉诏撰成梁、陈二史。

译于是凭借姚察留下的旧稿，再加上新的记录，历时九年，才开始完成。定名为《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现今两书都流传于世。释：这一段合起来叙述两史的完成，成书归功于姚察父子的继承和续修。梁、陈两代也缺少编年体史书；叙述这两代史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到了北齐、北周、隋三史，另立一节说明。按：第十二节叙述梁、陈两代的史书。两史都是前代未完成、在本朝完成的；又都是父亲的事业没有完成、由儿子续述完成的。因此采用变例，把两史合在一起叙述。看这一节末尾的一段，意思自然明白。编者没有察觉，任意割裂篇章。由此更可确信，它原来不是分开的两支。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撰录【沈约屡次出现；又据《梁书》本传，他撰有《高祖纪》十四卷】。周兴嗣，《梁文学传》说他字思纂，任员外散骑郎，协助撰修国史；后来选任给事中，仍像以前一样撰史。《唐艺文志》记载：周兴嗣有《梁皇帝实录》五卷。鲍行卿，《梁书》没有他的传记；《唐志》记载：鲍行卿有《乘舆飞龙记》二卷。谢昊，《梁书》没有他的传记，见前卷第五节。何之元、刘璠合撰《梁典》【按：《陈书》中何之元传、《周书》中刘璠传，都说他们撰有《梁典》三十卷；隋、唐两部史志也都分别记载这两部《梁典》。而《史通》认为二人合撰，说明《梁典》只有一部，足以纠正两部史志分列的错误】。陈史由顾野王、傅縡修撰【顾野王见前卷第五节；傅縡，《陈书》本传说他字宜事，北地人。梁太清末年，因母亲南逃，不久又遭逢母丧；他在兵乱中守丧，哀伤过度而形销骨立。世祖召他任撰史学士。《唐志》载《顾野王陈书》三卷、《傅縡陈书》三卷】。陆琼续撰【《陈书》本传说陆琼字伯玉，天性至孝。他的从祖陆襄赞叹说：“这个孩子一定能承继家业，正所谓小处不显眼，长大后必有成就。”《隋志》载《陈书》四十二卷，记至宣帝；陈史由史部尚书陆琼撰】。姚察【以及他的儿子】姚思廉【姚察见《题目篇》；《唐书·思廉传》说：思廉本名简，以字行世，是陈吏部尚书姚察的儿子。授秦王府文学，秦王即位后改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奉诏与魏征共同撰写《梁书》《陈书》。思廉采集谢炅、顾野王等各家说法，考察综合，编成梁、陈两部史书，以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按：谢炅，《隋志》作谢昊】。十六国史：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写《高祖【刘渊】本纪》以及二十位功臣的传记，很符合良史的体例。凌修诬告他诽谤先帝，刘聪发怒，将公师彧杀死。刘曜时，平舆子【封号】和苞撰写《汉【“汉”字有一处脱文】赵记》十篇，记事只到当时，未写到刘曜灭亡。释：这是前赵匈奴刘氏史的第一部，首先列举公师彧的书，以和苞所撰的书作为代表。后赵石勒命令他的臣属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写《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后来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继撰述，到石虎时，又命人删削，使石勒的功业不能流传。此后，后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述撰写二石的事迹，合编为《邺都记》《赵记【一作“纪”】》等书。释：这是后赵羯族石氏史的第二部，列举徐光、王兰等人的书，以田融、王度所撰为代表。前燕【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慕容暐】有《起居注》，杜辅全【疑为“诠”字脱去偏旁】加以记录，编成《燕纪》。后燕【慕容垂、慕容宝、慕容盛、慕容熙】建兴元年，董统奉诏开始撰写后燕史，写成本纪以及辅佐建立政权的功臣、王公列传，共三十卷。慕容垂称赞它叙事丰富，足以成为一家之言；但褒扬叙述过分美化，比董史的直笔有所惭愧。后来申秀、范亨各自取前燕、后燕的材料，合成一部史书。释：这是前燕、后燕鲜卑慕容氏史的第三、第四部，列举杜辅全、董统等人的书，以范亨等人所撰为代表。南燕有赵郡人王景晖，曾侍奉慕容德、慕容超【南燕两位君主】，撰写两位君主的《起居注》。慕容超灭亡后，他在冯氏政权中任职，官至中书令，仍撰写《南燕录》六卷。释：这是南燕慕容氏史的第五部，以《起居注》和《南燕录》为代表。蜀国起初称成，后来改称汉。李势的散骑常侍常璩撰写《汉书》十卷，后来收入晋朝秘阁，改称《蜀李【一处脱“李”字】书》。常璩又撰写《华阳国志》，详细记载李氏政权的兴亡。释：这是蜀成賨人李氏史的第六部，以常璩所撰的两部书为代表。前凉张骏十五年，命西曹边浏搜集内外事务，交给秀才索绥撰写《凉国春秋》五十卷。又有张重华的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苑”的通假字】专门修国史二十多年，撰有《凉记》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晖【一作“珲”】任其从事。

译中郎刘昞又各自撰写凉国史书。释：这是前凉安定张氏史的第七部，所述撰写者共四人，只是这一国没有专门列举其中一部书。前秦【苻坚】的史官起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撰述。苻坚曾取来阅读，看到苟太后宠幸李威的事情，发怒而把原稿焚毁。后来著作郎董谊追录旧有传闻，但十件中保存不到一件。宋武帝进入关中后，曾访求秦国旧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向仇池方面询问，也没有得到什么。此前，秦秘书郎赵整参与撰修国史，秦灭亡后隐居在商【一作“南”】洛山，仍不停著书；有冯翊人车频帮助他供给经费【一作“开始”】。赵整死后，吉翰于是上奏请车频编纂完成他的书。该书起于元嘉九年，到元嘉二十八年才停止，定为三卷，但年月次序错乱，首尾不相连贯。河东人裴景仁又订正其中的错误和偏颇，删改成《秦纪》十一篇。释：这是前秦氐人苻氏史的第八部，列举赵渊等六七人的书，以裴景仁所撰为代表。后秦【姚弋仲】有扶风人马僧防、河东人卫隆景，都撰写秦史。姚氏灭亡后，残缺的史书很多；姚泓的堂弟姚和都在魏任左民尚书，又追述撰写《秦纪》十卷。释：这是后秦羌族姚氏史的第九部，列举马僧防、卫隆景等人的书，以姚和都所撰为代表。夏【赫连勃勃】有天水人赵思群、北地人张渊，在真兴【赫连勃勃年号】、承光【赫连昌年号】时期都奉命撰写本国史书；统万【夏国都城】灭亡时，史书大多被焚烧【一处脱“烧”字】。释：这是夏国匈奴赫连氏史的第十部，但史书没有保存下来。西凉【李暠】和西秦【乞伏国仁；此处以下误衍“北燕”二字】，它们的史书有的是本国当代所写，有的是其他国家记录的【此处下文应补“历经辗转，今都失传”八字】。释：这是西凉狄道李氏史的第十一部、西秦鲜卑乞伏氏史的第十二部，两国史书也都没有保存下来。段龟龙记载吕氏【后凉】，宗钦记载沮渠氏【北凉】，佚名记载秃发氏【南凉】，韩显宗记载冯氏【北燕】；现今只有三种可以知道作者，其余都不详。释：旧本误把“宗钦记”粘在“秃发”之前，脱去了沮渠一国，今据史书补入这六字；又旧本多出“吕”字，此处删去。后凉氐族首领吕光为第十三国，北凉卢水胡沮渠蒙逊为第十四国，南凉拓跋秃发乌孤为第十五国，北燕信都人冯跋为第十六国。四国都有史书，其中一部作者失名，合计可列为一类。【按：以上所述，都是崔氏《十六国春秋》编纂的基础。】魏世宗时，黄门侍郎崔鸿于是考核各家史书，辨别它们的异同，删去烦琐、补足缺漏，错综整理纲要体例，把各国史书改称为“录”，把本纪改称为“传”，统称为《十六国春秋》。崔鸿起初在景明初年【魏世宗宣武帝年号】搜求各国散佚的史书，到正始元年【同为宣武帝年号】才搜集考核完备。【一作“至”，一作“已”承接上句】但蜀国的史事仍然缺漏，因而没有完成此书。他继续搜求了十五年，才从江东购买获得材料，于是增加篇目，编成一百二【旧本误作“十”】卷。崔鸿死后，永安年间【魏庄帝年号】，他的儿子缮写后上奏进呈，请求收藏在秘阁。由此，这部伪史得以公布，当时广泛流传。释：至此，崔鸿的著作才合成一部，成为通行的定本。按：第十三节叙述《十六国春秋》。它虽然不能与正史并列，但各国割据在险远疆域，地域横跨山川，战事频繁，事情又关系到江南，这部书难道可以废弃吗？可是崔氏之书，从《宋史·艺文志》到马贵与《通考》都已经缺载，直到明代才有屠乔孙的版本，贺灿然为它作序说：“《晋记》流行于世，崔书却散失了。屠乔孙广泛考察、旁搜博采，缀辑遗文，搜求逸事，于是编成此书。唉，他怎么这样不学无术啊！”屠乔孙果然见闻广博，想要使这部废亡之书重新出现，却不采用原来的书名，不沿袭原来的卷数，只谨慎遵循编纂体例，明确标为“补亡”；凡是正史记载之外的人物，书中见到其事，就记下这个人；凡是书中见到的事情，就记下这件事，并在下面分条说明：“某人见于某书，某事见于某书。”这难道不是卓越而大雅吗？功劳不是很高、很能接续前人吗？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隐瞒材料来源，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掩饰成自己的，把一切真正的史书全都改造成伪书。我因此感叹，书籍遭受的祸害，焚毁抛弃还算小事，篡改混乱更加严重，冒充新出之书又更加严重。明穆宗、神宗时期就是这样，于是有像丰坊《鲁诗世学》那样假称传承经学，王某《天禄阁外史》那样虚称藏有古书的作品，纷纷仿效，伪书的种子成群兴起。像屠乔孙这种人，他的书虽属冒充新出，尚且处在真伪相间、若隐若现之间；与那些人相比，危害还算稍轻。有的人说，杭州本《汉魏丛书》所收的《十六短录》，本来就是彦鸾的旧作。这个说法，我仍然怀疑。十六国史【《史通》所记载的各类零散短卷，当时已经有许多散失，无法任意铺陈引用。但仔细考察本节中所勾勒的各项内容，恰好与隋、唐两部史志清楚相合。按《隋志》：前赵有《汉记》十卷，《唐志》作十四卷，为和苞撰。后赵有《赵书》十卷，《唐志》作二十卷，为伪燕太傅长史田融撰；又有《二石传》二卷、《二石伪事》二卷，《唐志》合计作六卷，为晋北中郎参军王度撰。前燕有《燕书》二十卷，记载慕容儁的事迹，为伪燕尚书范亨撰。南燕有《南燕录》六卷，记载慕容德的事迹，为伪燕中书郎王景晖撰。蜀成有《唐志》所载《汉之书》十卷、《蜀李书》九卷、《华阳国志》十三卷，都由常璩撰写。前凉有《隋志》所载《凉书》十卷、《燉煌实录》十卷，《唐志》合为二十卷，都由刘景撰写。因唐代避讳“昞”字，刘景就是刘昞。前秦有《秦记》十一卷，宋殿中将军裴景仁撰，杜惠明作注。后秦有《秦记》十卷，记载姚苌的事迹，由魏左民尚书姚和都撰写。夏国在隋、唐两部史志中都没有著录；西凉、西秦两国的史志中也没有著录。后凉在两部史志中都有《凉记》十卷，记载吕光的事迹，由伪凉著作佐郎段龟龙撰写。】北凉的两部志书都有《凉书》十卷，注中说是《沮渠国史》，没有注明撰写人。根据本文及相关史书，应当就是宗钦。南凉的两部志书都有《拓跋凉录》十卷，撰写人缺载，现作“失名”。北燕的两部志书都有《燕志》十卷，记载冯跋的事迹，并说是魏侍中高闾所撰；但《魏书·韩显宗传》中有“撰《冯志》十卷”的话，和本文相合，恐怕韩显宗是与高闾合作完成的。以上十六国史，史书和撰写人都缺载的，只有夏、西凉、西秦三国。两部志书也正好都没有记载这三国的史书；其余各书虽然有的撰写人失名，但相互考证，都与这里相合，很能得到读书时发现细微义理的乐趣。

译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见《探赜篇》，又见《魏书》本传。崔鸿的儿子崔子元在永安年间上奏说：“臣已故父亲鸿，任职掌管记载言论，编撰了赵、燕、秦、夏、凉、蜀等国的遗闻旧事，并为它们撰写赞语和序文。先朝在位时，草稿已经全部完成，只有李雄的蜀国史书，搜求仍未得到，因此缺少蜀国这一国，迟迟没有完成。到了正光三年，开始征购访求，刚刚讨论完毕，而先父便去世了。十六国共成一书，名为《春秋》，共一百二卷。现在抄写了一部，谨敢恭敬地呈上。倘若内容浅陋，希望不要因此失去陛下的鉴赏，请求收藏于秘阁，以扩大异家之书。”】附记：前秦的姓氏，《晋书》载记说：蒲洪因为他的孙子蒲坚刚出生时，背上有“革付臣又土”的字样，便改姓为苻。但《世说·识鉴篇》注引《车频秦书》说：蒲洪假称背上有符命文字，改姓为符，说已经应验了将要称王的符命。蒲坚出生时，背上有赤色隐约隆起，像篆书文字；这说法与《晋书》不同。我按：车频说背上有征验符命的篆文，却没有说是什么文字；而车频正是前秦时人，那么姓“符”应当可信。《晋书》成书较晚，所谓“革付”五字，也许另有本子；又怎么知道不是“竹付”二字的讹误呢？世人只是把国史当作正史，然而车频的书有幸留下片段，孝标也生活在唐以前，难道不足以作为相互考证的依据吗？把它附记在这里，也足以扩大异家之说。又，古本其他书籍说到苻坚时，往往写作从“竹”的“符”；虽然草字头和竹字头，古人常常通用书写，但字义本来就并不相同。附录【按：屠本没有注明所采录的书名，很难据此把它当作确凿证据。不过，它的话绝不是没有根据的。《史通》这一节所列的人名中，与史事有关的有四十二人，与史事无关的有一人。现在把屠书中有记载的附录在这里；另外还有在其他史书及本集其他篇章中出现的人，也一并摘录出来。】【前赵的公师或许善于相面，刘渊非常敬重他，后来官至太中大夫，被刘聪诛杀。和苞、刘曜在位时曾进谏不要营建寿陵，封为平舆子。这两人的事迹在《史官篇》中也有记载。○后赵的徐光，字季武，是顿▯人，任石勒的记室参军，升任中书令，兼领秘书监。傅畅，字世道，是北地人，任大将军右司马。他熟悉朝廷礼仪，石勒器重他，任用他撰写《晋诸公叙赞》二十卷、《公卿故事》九卷。○南燕的王景晖，是前秦太史令高鲁的外甥。高鲁派景晖跟随使者向慕容德进献玉玺，景晖便留下来在慕容德手下任职，撰写了《南燕录》六卷。○蜀成的常璩，也撰写了《据屠录》以及补注等篇，所记载的内容大致相同。○前凉的索绥，字士艾，是敦煌人，年幼时被举为孝廉，后来又被举为秀才，任儒林祭酒。张骏命令他汇集阁内外的事务，交给索绥，索绥撰成《凉春秋》五十卷。刘昞的《屠录》与《防烦篇》大致相同。○前秦的李威，字伯龙，是苟太后的姑母之子。李威受到苻坚宠幸，《史官》中记载了这件事。后来苻坚看到这段记载，将要治著作郎车敬等人的罪，直到他们已经死去才停止。赵整，字文业，另名赵正，十八岁时任苻坚的著作郎，性情气度敏捷通达，信奉佛法，隐居在商洛山，专心精研佛教经典和戒律。○后秦的姚和都，官至左兵尚书，撰写《秦纪》十卷，记载姚苌时期的事情。○赫连夏的赵逸，字思群，是天水人，任姚兴的官员时被赫连勃勃俘虏，授任著作郎。张渊不知道是哪里人，自称曾任苻坚的官员；苻坚败亡后，又在姚兴父子手下任职，后来进入夏国，任太史令。○北凉的宗钦，字景若，是金城人，广泛通晓各种典籍言论，任沮渠蒙逊的中书郎，撰写《凉记》十卷。○以上名字见于《屠本》的，共有十五人。○另外有在别处出现的人：范亨见于《魏书·崔浩传》下的注文。吉翰，《宋书》中有他的传记，是冯翊郡池阳县人。裴景仁见于《南史》及《世说》注。韩显宗见于《魏书》，是韩麒麟的儿子，字茂亲。另外散见于本集中的，董统见于《直书篇》，刘庆见于《史官篇》；其余缺少考证的，等待以后继续见到材料再补。元魏的史书，道武帝时才开始命令邓渊撰写《国记》，只【“唯”字脱漏】写成十卷，但编写条例尚未形成。到了明元帝时，停止了这项工作，不再撰述。神▯二年【即太武帝元年】，又下诏召集各位文士崔浩、崔浩的弟弟崔览、高谠【旧本作“闾”，误】、邓颍、晁继【一处讹作“维”】、范亨、黄辅等人撰写国史，成书三【旧本脱“三”字】十卷。又特命崔浩总管监督修史事务，依据实录；再让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一同参与著作，续成前史【“史”字疑为衍文】。书中叙述国事，没有隐瞒应当憎恶的事情，并刻在石碑上抄写流传，以示天下行人。崔浩因此获罪，三族被夷灭，与他一同被处死的有一百二十八人。从此便废止了史官。到文成帝和平元年，才重新恢复史官职务，并让高允主持著作，修撰《国记》。高允年纪已经九十岁，手和眼睛都衰弱了；当时有校书郎【一处有“中”字】刘模，长于编辑缀合，于是命他执笔，把高允口述的内容记录下来。这样做了五六年，所完成的篇卷，刘模也出了很大力量。最初的《国记》，从邓渊、崔浩以下，都是相承采用编年体。到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诏令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开始分为纪传两种体例。宣武帝时，命邢峦追补撰写孝文帝的起居注。后来崔光、王【旧本脱“王”字】遵业加以补续，下至孝明帝时期。温子升又修撰孝庄帝本纪【一处讹作“孝武”】，济阴王晖业撰写《辨宗室录》。魏代史官公私所撰写的史书，到此就全部结束了。释文【这里叙述的是分体撰次等事。○以上各书都完成于魏代】齐天保二年【即显祖元年】，下诏命秘书监魏收广泛采集旧闻，编成一部史书。

译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一处讹作“陆”】仲让、裴昂之、高孝干等人协助编排次序。魏收所选用的史官，害怕相互轻视欺凌，因此刁柔、辛元植等人的儿子都缺乏史才，只因略通学问，凭借依附关系才得以进用。于是大规模征集各家谱牒和行状，斟酌编成《魏书》，上起道武帝，下至孝靖帝，纪传和志共一百三十卷。释文【这里正面叙述魏收撰写《魏书》。】魏收谄媚齐氏，对魏室多有不公；他既结党于北朝，又过分诬蔑江左；性情嫉恨胜过自己的人，喜欢记念旧日的仇怨。凡是名门有盛德而又与他结怨的人，没有不被加上丑恶言辞，抹杀他们的善行；他的怒气所涉及之处，甚至毁谤到高祖、曾祖。书成后才上奏，诏令魏收在尚书省与各家讨论考订前后内容。列名申诉的有一百多人。当时尚书令杨遵彦是当代显贵，权势压倒朝廷内外；魏收撰写他的家传非常美好，因此深受杨遵彦党羽的援助。凡是讼争魏收史书的人，都受到重罚，有的人甚至死在狱中。群起怨恨和诽谤的声音没有停止。孝昭帝时期，下诏命魏收进一步研究审定，然后向外公布。武成帝【武成帝是孝武帝的弟弟，“世祖”是他的谥号；王本改作“书成”，不对】曾向群臣询问，群臣仍说其中不实，又命令加以修改；改动之处非常多。因此世人轻视这部书，称它为“秽史”。释文【这一段增加了一层评论。】到了隋朝开皇年间，下诏命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重新撰写《魏书》，纠正魏收的失误。魏澹把西魏看作正统，把东魏看作伪朝，所以将文恭列入本纪，把孝靖列为传，合计纪、传、论等体例，共九十二篇。隋炀帝认为魏澹的书仍然没有写好，又命左仆射杨素另行撰写，学士潘徽、褚亮、欧阳询等人协助；后来杨素去世，事情便停止了。如今世人所称的《魏史》，仍以魏收的本子为主。释文【这里带叙魏澹的书，并以世人仍采用魏收的书作结。】按：第十四节叙述的也是后魏的史书。起初只采用编年体，后来才专门通行纪传体史书。○作者最不满意魏收的书，所以多加了一段评论；但也只是为了引出隋朝下诏改修的事情，本处不要与正文黏连起来看。邓渊《国记》【《魏书》本传说：邓渊字彦海，太祖平定中原后，提升他为著作郎，下诏让邓渊撰写《国记》。邓渊写成十多卷，只是编次年月、起居和行事，还没有形成体例。】崔浩等人撰写《国书》【事情见《直书篇》以及《崔浩传》。起初，太祖下诏命尚书郎邓渊撰写《国记》，尚未完成；到了太宗时，停止此事，不再撰述。神▯二年，下诏召集各位文人撰写史录，崔浩及其弟崔览、高谠、邓颍、晁继、范亨、黄辅等共同参与著作，编成《国书》三十卷。按：邓颍就是邓渊的儿子。】中书郎高允【至】刘模出了很大力量【事情详见《魏书·高允传》及《儒林·张伟传》，刘模即附在高允传中，本文都是摘取传记中的话。再按《高允传》：崔浩被收捕时，高允正在中书省，当时恭宗为太子，召高允留下住宿。第二天，命高允乘车随行到宫门，对他说：“进去将要见至尊，我亲自引导你；如果有询问，只管依照我说的回答。”进去见到恭宗后，恭宗说：“高允一直在我的宫中，虽然和崔浩共同办事，但主意都出自崔浩。”世祖召见高允说：“《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回答：“臣和崔浩共同撰写，臣所写的比崔浩还多。”世祖大怒。恭宗说：“天威严厉，高允只是慌乱失言罢了。臣先前详细询问过他，他都说是崔浩所写。”高允说：“臣错误地参与著作，今天已经决定以死承担，不敢虚妄；殿下只是怜悯臣，替臣求生罢了。实际上您没有问过臣，臣也没有说过这话。”世祖说：“正直啊，临死也不改变说法，是忠贞之臣，应当宽赦他。”按：高允字伯恭，活到九十八岁。】李彪、崔光开始采用纪传体【《李彪传》说：李彪字道固，参与著作事务。自成帝以来，崔浩、高允按编年体编写史录，形成《春秋》的体例。李彪首先上奏请求采用司马迁、班固的体例，创立纪、传、表、志的分类。又据《崔光传》：崔光原名孝伯，字长仁，是高祖赐给他的名字。他被授任中书博士，转任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共同撰写国史。按：崔光就是崔鸿的父亲。】宣武帝时【至】称为“秽史”【通篇十五、十六行，与《北齐书·魏收传》相互考证的事情，相关话语都已具备。其中所引用的人物：邢峦，字洪宾，任中书侍郎；尚书王遵业；著作佐郎温子升，见《叙事篇》。晖业是魏济阴王新成的曾孙。以上四人，《魏书》中都有传。刁柔，任国子博士；辛元植，任司空；房延祐，任司马；睦仲让，任通直常侍，均未记载官阶。裴昂之任国子博士，高孝干任尚书郎。六人都没有传。杨遵彦，即杨愔，字北齐【此处文字疑有脱误】，本传说他娶太原长公主为妻，任尚书右仆射，封开封王。】《辨宗室录》【《魏书·宗室传》记载：济阴王晖业博涉经史，有志向和气节。齐文襄帝曾问他，他回答说：“我多次查阅伊尹、霍光的传记，却不读曹操、司马懿的书。”晖业认为时运渐渐衰败，不再谋求保全自己，在晋阳也不与人交往。他撰写《魏藩王家世》，称为《辨宗室录》，共四十卷。】魏澹、颜之推、辛德源重新撰写【魏澹见《本纪篇》，又见《隋书》本传。太祖认为魏收的《魏书》褒贬失实，平绘的《中兴书》编次混乱，于是下诏命魏澹另行编成魏史。魏澹从道武帝写到恭帝，共十二纪、七十八传，另撰史论及凡例一卷，加上目录共九十二卷。这部书十分简要，大大纠正了魏收、平绘的失误。皇帝读后认为很好。】○颜之推，《北齐书》本传记载，字介。隋开皇年间，太子召他任学士，受到非常优厚的礼遇和重视。按：颜介共同撰写《魏书》的事情，他的本传没有记载。○辛德源，《隋书》本传记载，字孝基。高祖接受禅让后，他隐居在林虑山。秘书监牛弘认为辛德源有才学，上奏请让他与著作郎王劭一同修撰国史。杨素另行撰写【《隋书》本传说：杨素字处道，高祖接受禅让后，加授上柱国，封越国公。大业元年，改封楚公。有文集十卷，另有撰述。事情见下文。】潘徽、褚亮、欧阳询【《隋书·文学传》记载：潘徽，字伯彦，是吴人。隋炀帝即位后，下诏命潘徽与太常博士褚亮、欧阳询等人协助越公杨素撰写《魏书》，后来杨素去世，事情便停止了。】○褚亮，字希明；欧阳询，字信本。

译传记收入《唐书》。高齐的史书，天统初年【即后主高纬元年】，太常少卿祖孝征记述高洋的起居，名为《黄初传》《天录》【有的本子误改作“天禄”】。当时中书侍郎陆元规经常跟随文宣帝征讨，撰写《皇帝实录》，只记载出兵行军，不记其他事情。武平以后【也是后主年号】，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编写记录。到北齐灭亡时，隋朝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都曾年轻时在邺城任职，熟悉旧事。王劭于是依据起居注，广泛采集异闻，编写编年体史书，名为《齐志》，共十六卷【原注说二十卷，今世间流传的只有十六卷】。李德林在北齐时参与修撰国史，创作纪传体史书二十七卷。到开皇初年【一处有“又”字】，奉诏继续撰写，增加齐史三十八篇，把以上书稿送交官府，收藏在秘府。释文【叙述隋代继续撰写时，王劭的编年史已经完成，李德林的纪传史书尚未完成。】唐太宗贞观初年，下诏命他的儿子、中书舍人李百药，沿用旧有记录，兼采其他史书，扩写成五十卷。释文【到唐初，纪传体史书才完成。】如今谈论齐史的，只说王劭、李德林两家。释文【高齐史有两种体例，并且东 ○这一节与后周、隋两节的事情都还没有叙述完。按：第十五节叙述的是北齐史。当时兼有两种体例，等到后来，王劭的《齐志》便废止不用了。祖孝征【这是祖珽的字，此人淫秽无耻。《北齐书》本传说：“后主任命祖珽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加授特进，入文林馆，总管监修史书。”按：《黄初传》《天录》是祖珽创作的；《起居实录》是书名，是为了比附魏文帝受禅之事，以谄媚高洋。有人误把“传”字截断另读，读作去声，于是把“录”改成“禄”，怀疑是年号；实际上当时没有这个年号。】陆元规【名字见《祖珽传》。】阳、杜、祖、崔【阳休之，《北齐书》本传记载，字子烈。北齐接受禅让后，授任散骑常侍，修撰起居注；天统初年，任光禄卿，监修国史。○杜台卿，名字见《隋书·李德林传》，旧注说字少山，任北齐中书侍郎。○祖崇儒，旧注说是祖珽的族弟。武平末年，崔子发任通直常侍。《隋书·经籍志》记载有《齐纪》三十卷，记载后齐的事情，由崔子发撰写。王劭、李德林【王劭的《齐志》，就是《左传》学者所引用的那部书。按：书为十六卷，《唐艺文志》作十七卷。李德林见《探赜篇》。】百药【见《本纪篇·李安平注》。】宇文周的史书，大统年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职务；他直言正色，所作所为有值得称道之处。释文【这是周代初期的撰述。】到隋开皇年间，秘书监牛弘追补撰写《周纪》，共十八篇，大略叙述纲要，但仍然触犯忌讳、违逆时意【王本作“扺捂”】。释文【这是隋代继续撰述。】唐太宗贞观初年，下诏命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共同加以修订编纂，定名为《周书》，共五十卷。释文【到唐初，宇文周史才完成，但只有纪传体，没有编年体。】

译按：第十六节叙述的是后周的史书。柳虬【见前卷第八节，又见《周书》本传。大统十四年，授任秘书丞，兼领著作。】牛弘【见《世家篇》。】令狐德棻（见前卷第十节，后面《旧唐书》中还会详述）与岑文本，字景仁，被提拔授任中书舍人。当时中书侍郎颜师古被免职，温彦溥上奏请求重新任用他。太宗说：“我亲自选用一个人，您不必忧虑。”于是任命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门掌管机密事务。此前他曾与令狐德棻共同撰写《周史》，其中的史论大多出自岑文本。到贞观十年，史书撰成。隋朝的史书，在开皇、仁寿年间，王劭撰写了八十卷，按类别编排，确定了篇目；至于编年体和纪传体，都没有具备相应的体例。隋炀帝时期，只有王胄等人修撰的《大业起居注》，到了江都之祸时，又大多散失了。（释：隋朝本来没有正式史书的撰稿。唐朝贞观初年，皇帝命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共同撰成《隋书》五十五卷，与新撰的《周书》同时流行。当时唐朝才开始正式撰定这些史书；唐朝的基业由周、隋发展而来，所以把《周史》连带说到这里。） （旧本在这里与下面的文字相连，并非如此。） 按：第十七节讲述的也是《隋书》。（宇文周的史书本来没有编年体；隋朝虽然有王劭的书，但只记录诏令等内容，属于记言体，也不是编年体。） 所以，周、隋两代的史事都归并在一部书中。王劭的书（王劭的《隋书》，就是《尚书》家所引用的那部书，体例与《齐志》不同，读者应加以辨别）。王胄（《隋书·文学传》记载：王胄字承基，大业初年任著作佐郎。《唐艺文志》有《开皇起居注》，没有《大业起居注》，这是因为后者已经散失。）、颜师古、孔颖达（《旧唐书·颜籀传》：颜籀字师古，是齐黄门郎颜之推的孙子，年轻时继承家学。武德初年任秦王府记室，升任中书舍人。令狐德棻传记载，高祖曾诏令中书舍人颜师古修撰《隋史》。孔颖达传记载：孔颖达字仲逵，尤其精通《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以及《毛诗》《礼记》，并且擅长算术、历法和属文。太宗即位后，任国子司业，升任太子右庶子，仍兼任国子司业，后来与魏征共同撰成《隋史》。） 起初，太宗认为梁、陈、齐、周、隋五代都还没有史书，于是命学士分头修撰，具体情况在上文已经说过（这里的“上”指梁、陈以及齐、周、隋四节所说的内容）。又让秘书监魏征总管这项事务，凡是史书中的赞论，魏征大多参与撰写。史书从贞观三年开始创修，到贞观十八年才完成（原注：只有姚思廉在贞观二年开始修撰，比其他各史早一年）。合计五代的纪传和目录，共二百五十二卷。书成后，收藏于史阁。（释：以上总括五代纪传及目录的卷数。）只有十志，分为三十卷，不久准备续写并上奏，但还没有形成文字。后来又诏令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共同撰修。原先参与修史的人中，只有令狐德棻再次参加此事。太宗去世以后，刊刻整理才完成。它的篇次虽然编入《隋书》，实际上是另行流传的，世俗称作《五代史志》。（释：这一层另行叙述五代志，说明《隋书》的志并不只是记载隋朝。） 按：第十八节是总括五代诸书的话。这五部史书记载前代往事，在唐朝才确定成书；其中的志合入一部书，考察五族的典章制度，所以另行详细说明。（起初我阅读旧书《职官志》时，看到“贞观年间修五代史”这句话，觉得“五代”二字十分含混（晋朝以后、唐朝以前，只有南北各四个朝代，并没有“五代”这个名称）。等读到这一篇，反复查阅令狐德棻等人的传记，才豁然明白。） 原来当时所说的八史，只有南朝的梁、陈和北朝的齐、周、隋，是唐朝修撰的缘故。禅宗语录有句话说：“上元就是正月十五。”因此我自己笑叹：平生看过却没有用心留意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只是因为翻书时过于顺手罢了。五代纪传（《旧唐书·令狐德棻传》）：令狐德棻对高祖说：“近代完全没有正式史书，梁、陈以及齐朝还留有文献，周、隋遭逢大业年间的动乱，遗缺很多。如今耳闻目睹还接续得上，再过十几年，恐怕就会湮没。依臣愚见，请一并修撰这些史书。”高祖认为他的奏议正确，下诏说：“自从魏朝南迁以来，乘机应运而起，周、隋相继禅代，梁氏建立国家，齐朝迁移国运，陈氏建立皇统，立言著绩，在当时并不缺少。然而简册尚未编定，岁月已经积久。朕掌握图籍、驾驭天下，正要建立典章法则，有意编纂这些史书，实在需要贤能正直之士。”诏令下达数年，最终仍未完成。贞观三年，太宗命令狐德棻与岑文本修撰《周史》，李百药修撰《齐史》，姚思廉修撰《梁史》《陈史》，魏征修撰《隋史》，由房玄龄总监督。令狐德棻又奏请让崔仁师协助修撰《周史》，自己仍总管体例和防范事务。魏征传记载：魏征字玄成，起初令狐德棻等人撰修各史时，魏征奉诏总加撰定。《隋书》的序和论都是魏征所作。按：《隋书》本来由颜师古、孔颖达共同撰修，结合第十七节及下面条目的注释来看，才完整。又按：宋、齐、北魏三部史书在前代已经完成，所以唐朝修史只修到五代。五代史志（《史通》列出共同修撰者四人，新、旧《唐书》中有可以相互印证的记载。李淳风传说：他任太史丞，参与撰修五代史，其中《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都是李淳风所作。李延寿传说：他补任崇贤馆学士，奉诏与敬播共同修撰《五代史志》。于志宁传只说他因参与修礼、修史等事而得到赏赐，没有说修的是哪一部史。至于韦安仁，没有传记，应当用《史通》的话来补证。陈氏《解题》说：《隋志》在高宗时期才完成，总括记载梁、陈、齐、周的事情，世俗称作《五代志》。按：陈氏就是根据《史通》来作这项解释的。《夹漈志略》也如此。） 到了大唐接受天命时，在义宁（隋恭帝年号）和武德（唐高祖年号）年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先撰写《创业起居注》三篇。从此以后，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继建立编年体，称作实录。直到三位皇帝，历代都有这样的史书。（释：叙述本朝国史的两种体例。） （以上是编年体的起始。）贞观初年，姚思廉开始撰写纪传体，粗略完成三十卷。

译到显庆（高宗改元）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棻、著作郎刘允之、杨仁卿、起居郎顾允等人，根据旧作续写后来的史事，又编成五十卷。虽然内容繁杂，但有时也值得观赏。（释：以上是纪传体的起始。）龙朔（也是高宗年号）年间，敬宗又以太子少师（一本作“太子少卿”，有误）总管修史事务，在前作基础上增补，合成一百卷。比如《高宗本纪》以及《永徽》（高宗初年年号）名臣、四夷等传，大多是他所撰写的。他又开始撰写十志，但未完成一半便终止了。敬宗所作的纪传，有的曲意迎合当时的旨意，有的卑劣地粉饰个人怨恨，凡是其中的贬斥和赞誉，多不是实录。若拿他同魏伯起相比，也就像张衡与蔡邕相比一样。后来左史李仁实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传记，记载言论和事实，被推许为秉笔直书。可惜他寿命短，功业没有完成。到长寿年间（武后九年），春官侍郎牛凤及又从武德开始写起，到弘道（高宗末年年号）结束，撰成《唐书》一百一十卷。牛凤及自己昏聩无能，却贸然议论一代大典；他所撰录的内容，都只是依据平日收集的私家行状，而世人叙事（指家状）很少能够超出俗见（说“远”即远离俗见，一本作“达”，意思不同），有的言语全用比兴，完全像咏歌一样；有的语言多半鄙俗质朴，实际上与文书案牍相同（以上四种说法都是指家状的叙述），却全都收进编次之中，完全没有删改。他若有出自个人胸臆、表达自己构思的文字，那么发言就显得可笑、鄙陋而怪诞，叙事则前后参差、颠倒错乱。所以阅读他的篇目次第，哪里称得上值得观赏？翻看他的章句，也不知道究竟说的是什么。后来把姚思廉、许敬宗等人的旧稿全部收缴（即缴去），想让他所修的书独自流传，因此皇家旧事几乎全部残缺。（释：这一长段包含三层意思：许敬宗粉饰并诬陷，李仁实秉笔直书但寿命短，牛凤及作品冗杂鄙俗而且混乱；总的目的是说明重新修撰的缘由。）长安年间（武后十八年），我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重新撰写《唐书》，编成八十卷。（释：这里正面叙述重新修撰史书的事情，八十卷是纪传体。）神龙（中宗年号）元年，我又与徐坚（一本无“坚”字）、吴兢等人重修《则天实录》，编成三十卷（有的作二十卷）。（释：这三十卷是编年体。）旧史败坏之后，混乱得像绳结一样，错综复杂，整理起来十分艰难，经过一整月才完成。虽然其中的文字没有什么可取，但史事遗漏很多，仍希望将来删改整理原稿时，还能有所依据。（释：这里兼收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体例。） （旧本在这里与下一节相连，并非如此。） 按：第十九节叙述本朝国史，并以作者亲自任职时撰写的史书作为结尾。（必须知道，这里所说的八十卷、三十卷，正如王隐的《晋书》、干宝的《晋纪》、山谦之和裴松之的《宋史》，只是草创阶段的基础稿，是后来史馆修史的稿本，并不是完整的史书。） 新的修订本流行以后，原来的书就散佚了，前代都是如此。评论者却说刘知几善于讥刺批评，很少撰写著作，这难道不是冤枉他吗？（至此，古今正史的叙述完毕。） 创业起居注（《旧唐书·温大雅传》：温大雅字彦和，武德元年历任黄门侍郎，撰写《创业起居注》三卷。《读书志》记载：该书记述高祖起兵直到接受隋朝禅让，采用军事符应以及受命、典册等方面的事。） 房玄龄、许敬宗等人建立编年体（《旧唐书·房玄龄传》）：房乔字玄龄，在秦王府中常掌管文书记录。贞观三年，接替长孙无忌任尚书左仆射，监督修撰国史。许敬宗、敬播都已见于上卷第九节。敬播传又说，他与许敬宗撰写《高祖太宗实录》，记载从创业到贞观十四年，共二十卷；后来又撰写《太宗实录》，记载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共二十卷。） 姚思廉、长孙无忌等人撰写纪传体（姚思廉的新、旧传记都缺少关于他撰写国史的记载。长孙无忌、于志宁、令狐德棻三人的传记，都笼统记载他们监督修撰国史。文苑传中的刘允之记载：永徽年间多次升迁为著作郎，与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人撰成国史，被封为阳城县男；他的从孙就是刘知几。杨仁卿没有传记。顾允传记载，他撰成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因而加授朝散大夫。按：唐代两部史书凡是记载国史，有时笼统而言，有时专门指纪传体，有时竟然缺载。《史通》遇到这类地方，可以作为史实补充，也可以作为史书注释。） 就像张衡和蔡邕一样（《商芸小说》说：张衡去世那天，蔡邕的母亲才开始怀孕，两人的才貌相似，人们便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按《史通》来看，这句话大概是用反说来作比喻。后汉灵帝曾问侍中杨奇：“我和桓帝相比怎么样？”杨奇回答：“陛下与桓帝相比，也如同虞舜在德行上比之唐尧。”两句话的意思正相类似。） 李仁实（见上卷第九节）。牛凤及（没有传记，应与前卷第九节参照阅读）。朱敬则、徐坚、吴兢（三人都见于《自叙篇》。这里说他们撰写《唐书》八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可以与刘知几本传相互参补。按《崇文总目》：吴兢撰《唐史》，从创业写到开元，共一百一十卷；韦述根据他的底本又加以删改，等等。这正好与八十卷、三十卷的数目相合。但《崇文总目》总称一百一十卷，没有区分纪传体和编年体，又专归于吴兢一人，这些都可以与这里的正文互相参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卷〕 大体说来，自古以来史官撰写史书的情形，大致就是这样。组织文辞、系联史事，以月份联系年份，是史官修史的根本；作为活人的耳目，史官所做的事情大略都包括在这里了。除此之外的杂记、小说，就来不及一一列举和评论了。（释：这两句使“正史”二字的范围和含义完全明确。）按：第二十节是对全篇的总结。（读这一篇，必须把两种体例的篇目和内容处处互相对照。） （《史通》一书全都是议论体，只有《史官》《正史》两篇属于叙事体。） 看它所叙述的内容，从《史记》《汉书》以下，全部引用序、传中的原文；到了梁、陈以后，则都列举作者亲自接触到的见闻。全书都是谈论史学的，怎么可以不加以辨析？史官和全部史书都要评论，怎么可以不综合考察？史学部分的议论和叙事，必须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这两篇虽然处在外篇的卷末，实际上却是内篇的总括。《史通》的根本内容，在这里已经全部说尽了。《史通通释》卷十二。（史部，史评类，《史通通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