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通释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十六【无锡浦起龙撰】外篇。杂说上【第六】。○二十五条。《春秋》【二条】。○旧本的纪条文字直接写在正文下面，但其中分段和连接多有错乱，不是原文。现在改用旁注。考察《春秋》记载弑君的写法：称作君，是说君主无道；称作臣，是说臣下有罪。像齐简公，没有听说他有什么失德之处，陈恒却发动叛乱，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然而鲁哀公十四年却记载说‘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这就是贤君受到压制，反贼臣下反而得到同党支持；拿旧有的体例来考察，唯独这里在道理上违背了常例。不过，这是孔子的绝笔之年，在获麟之后，弟子追记这件事，难道是因为想要勉强续写而与原有体例不相类，竟然成为圣人才能做到的事吗？为什么乖谬刺目到这种程度呢？考察《论语》说‘陈恒弑其君，请讨伐他’，圣人的话严正分明，已经直呼弑君者的名字了。然而《春秋》却只写作‘人’，刘氏摘出这一点来批评，是正确的。称君、称臣【《左传·宣公四年》说：凡是弑君，称为君，是说君主无道；称为臣，是说臣下有罪。杜预注：称君，是只写君主的名字而称某国有人弑杀，表示众人共同唾弃他；称臣，是写出弑杀者的名字，以此向后世表明他最终是不义之人。把‘杀’改称为‘弑’，是避开恶名，取其罪恶逐渐形成之意。】齐人弑【《左传·哀公十四年》：六月，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齐简公在鲁国时，阚止受到宠信。等到简公即位，便让阚止执政。陈成子忌惮他，屡次在朝廷上顾盼窥伺。子我想把陈氏全部驱逐，陈成子的兄弟乘坐四辆车，像公子子我一样进入帷帐，出来后便进入公宫，与妇人在檀台饮酒。陈成子把子我迁到寝宫。子我回去后，陈氏追赶他，在郭关把他杀死。庚辰日，陈恒在舒州拘捕齐简公。甲午日，陈恒在舒州弑杀他的君主壬。孔丘斋戒三日，请求讨伐齐国。三按：子我就是阚止。】考察《春秋左氏传》解释经文说：消灭了一个国家却不占有它的土地，叫作‘入’，如‘入陈’‘入卫’‘入郑’‘入许’，就是这个意思。到了柏举之战，子常失败，庚辰日吴军攻入，却单独记作‘入郢’。诸侯都有爵位，同时建立国和都城【‘国’指楚国，‘都’指郢】，只取国名而不称都城名，为什么这里却说‘入郢’，反而遗漏了楚国的名称？与其他例子相比，实在太乖谬了。考察《公羊传》《谷梁传》所记载的内容【指《公羊传》《谷梁传》所记的经文】，都说‘入楚’，难道只有左氏的原本【‘本’也指经文】错了吗【‘谬’就是错误】？考察：这一条是在纠正左氏，为什么不列在《左传》条下，却列在《春秋》条下呢？这是因为《左传》的经文与《公羊传》《谷梁传》的经文不同，所以仍然依据经文本身来论说。把‘入楚’写成‘入郢’，这类读书时被略去的地方还不知道有多少？这是可以针砭心思粗疏的人的。解释经文说：‘入’【《左传·襄公十三年》：经文记载‘夏，取邿’。传说：凡是记载‘取’，是说容易攻取；使用大规模军队，就称作‘灭’；不占有其土地，就称作‘入’。注说：指战胜其国邑却不占有其土地。】入陈、入卫、入郑、入许【《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子入陈；《左传·闵公二年》：狄入卫；《左传·隐公十年》：宋人、卫人入郑；《左传·隐公十一年》：公及齐侯、郑伯入许。】吴军攻入，记作‘郢’【《左传·定公四年》：庚辰日，吴军攻入郢。传说：吴军跟随楚军到清发，在雍澨击败楚军，交战五次直到郢。庚辰日，吴军攻入郢，按等级安排居住在宫中。】《公羊传》《谷梁传》说：‘入楚【《定公四年》】。《公羊传》经文说：“庚辰，吴入楚。”传说：“为什么记日而写作入？这是改变了楚的名称。改变楚的名称，是因为毁坏了宗庙，迁走了陈列的礼器，鞭打平王的坟墓。”《谷梁传》经文说：“庚辰，吴入楚。”传说：“吴为什么不称作子？这是恢复夷狄的称呼。它怎样恢复夷狄的称呼呢？国君住在国君的房舍，大夫住在大夫的房舍。”’ 《左氏传》【二条】。《左氏传》叙述事情，描述出兵，就像公文簿册充满眼前，杂乱喧闹之声沸腾；论说防备火灾，就层次分明、条理尽在眼前，修饰严密整齐；说到胜利，就写尽收获；记载奔逃失败，就把溃败之势横陈眼前；申述盟誓，就有充分的慷慨之气；称说诡诈，就把欺骗诬罔显露出来；谈到恩惠，就像春日一样温暖；记载严厉决绝，就像秋霜一样凛然；叙述国家兴盛，就意味无穷；陈述国家灭亡，就凄凉而令人怜悯。有时用丰腴的辞藻润饰简牍，有时用优美的句子进入咏歌；文势跌宕而不群，纵横驰骋而自得。像这样的才华，大概将要与造化的工巧相匹敌，思想触及鬼神；古今著述中，少有像《左传》及二传这样卓绝的叙事作品。至于那些文字杂乱、句子芜秽，赘疣充满篇行，华丽辞藻多而实际内容少，语言拙劣而意味寡淡的作品，如果一定要拿来和左氏相比，不但不可以用来辅佐鲁、卫之政，不能与之并肩而行，甚至还会有云泥般的差距，道路阻隔，君臣之礼也不相同。考察：这也是申说左氏的一篇余论。申说左氏，大多讨论记载的事情是否合适或相离；这一条则是评论文字的工巧与拙劣。○衡量《公羊传》《谷梁传》两书，太过抬高一方、贬低一方，失去了公平。哤聒【这个字本出于《蜀都赋》，详见申说左氏的注释；那一篇旧作‘笼聒’，这里又作‘叱聒’，都是‘哤聒’的讹误。】《左传》称仲尼说：‘鲍庄子的智慧还不如葵，葵还能够保护自己的根。’有生命却没有知觉，有形质却没有性灵的，大概只有草木吧？然而自古以来设置比兴、用草木比拟人的作品，取的不过是它们的善恶、薰莸、荣枯、坚贞或脆弱罢了。如果一定要说它们含有灵性、积蓄智慧，能够隐身避祸，那就不是这个比喻本来的意义。考察葵向着太阳倾心，本来并不是在保护自己的根；只是人看见它的形状相似，强行给它立了这个名称，也像现在世俗文士把鸟鸣说成啼叫，把花开放说成欢笑一样。花和鸟怎么会有啼哭和欢笑的感情呢？如果一定说人没有喜怒、不知哀乐，便说他的智慧不如花，花还善于欢笑；他的智慧不如鸟，鸟还善于啼叫，这能叫作正直的言论吗【一作没有‘者’字】？像‘鲍庄子的智慧不如葵，葵还能够保护自己的根’，就是这种例子。左氏把孔子一时的言论记录下来，认为是千古不变的确论，造成含蓄委婉之辞的深重弊病，玷污了正直美好的崇高规范，岂不可惜！考察：旧评说‘葵还能够保护自己的根’，像诗家谈兴趣却黏皮带骨，似乎就显得笨拙了。知道刘氏这条评论，确实免不了有这种毛病。○说人的智慧不如葵，言辞浮薄轻佻，与垂示后世的训诫没有关系。刘氏如果说‘这不是圣人的话’，那就合乎道理了。葵还能够保护自己的根【《左传·成公十七年》：齐庆克与声孟子私通，穿着妇人的衣服，乘坐车进入宫门。鲍牵看见后把这件事告诉国武子。国武子召来庆克，对他说：‘夫人发怒，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秋七月，砍断鲍牵的脚。仲尼说：‘鲍庄子的智慧还不如葵，葵还能够保护自己的根。’】《公羊传》【二条】。

译《公羊传》说：许国世子止弑杀他的君主，为什么加上‘弑’字？是讥刺他没有尽到为人子之道。接着又说到乐正子春探视病人，以此说明许国世子止的罪过。考察乐正子春的孝道，义理感动神明，本来足以与曾参、闵子骞并驾齐驱，和丁兰、郭巨【苟】等人相继；如果侍奉父母还比不上乐正子春，便用弑逆之名加在他身上。这也是比拟失去了类别，责备超过了他的罪过。大概《公羊传》和乐正子春都出自孔门弟子，便想互相援引抬高，曲意加以铺陈，所以乐正子春的事迹行止没有道理，却随意记录下来【‘无理’是说比拟不合伦理】，致使编排次序不合伦类，比喻也不相称，说起来真令人觉得可笑奇怪。考察：弑君和孝行是善恶两个极端，所以说这种比拟失去了类别，认为它很奇怪。许止弑君【《左传·昭公十九年》《公羊传》：许止进献药物，药物却使君主死亡。为什么加上‘弑’字呢？这是讥刺他没有尽到为人子的道义。乐正子春探视病人，增加一顿饭，病就霍然痊愈；减少一顿饭，病也霍然痊愈；增加一件衣服，病就霍然痊愈；减少一件衣服，病也霍然痊愈。许止进药而使君主死亡，所以君子给他加上‘弑’字。】丁兰、郭巨【黄补注：《逸士传》说，丁兰是河内人，年少时父母双亡，来不及供养他们，于是刻木雕成父母的形象，像侍奉活人一样侍奉木像。《氏族笺释》说，郭巨是林县人，以孝著称；儿子三岁时，母亲常常减少自己的食物给孙子吃，于是郭巨对妻子说：‘家里贫困，分掉了母亲的食物，为什么不把这个孩子埋掉呢？’等到挖坑时，得到一釜黄金。】都出自孔门弟子【《曝书亭考》：戴宏论《春秋》说，子夏传给公羊高。梁武帝说，公羊接受了西河之学。孔颖达说，子夏把学问传给弟子公羊高。郑玄说，乐正子春是曾子的弟子。考察何休也说，乐正子春是曾子的弟子，以孝闻名。】俗语说：‘鄱阳湖边拿鱼喂狗，这就是土地富饶、物产不被看作珍贵。’考察齐国靠近海边，鱼鳞甲壳类水产交错繁多，所以对上等宾客供给肉食，对中等宾客供给鱼【一处脱去‘食肉，中客’四字】，这就是齐国的旧俗。然而食用鲂鱼、鲤鱼，正是诗人所珍视的；如果把它们用于别国，就称作珍贵的美味。例如《公羊传》说：‘晋灵公派勇士去杀赵盾，勇士看见赵盾正在吃鱼饭，说：“您是晋国的重要卿大夫，却吃鱼饭，这是您的俭朴。我不忍心杀您。”’大概公羊高生于齐国，不熟悉晋国的物产，把东方土地上被轻视的东西，认为西方各州也是这样，于是把人家的美味看作粗食，称作菲薄的食物，写入食物记录中，还把它当作格言。这不但与《左传》相违背，也完全不合乎物理。考察：各地物产的贵贱，怎么能一概而论呢？不过，这种辩说也太幼稚了。而且《史通》中常常有这种情况【如说晋阳没有竹子之类】。上等宾客、中等宾客【陈氏《嶨圃藼苏列士传》说：孟尝君有三千食客，厨房分为三等，上等宾客吃肉，中等宾客吃鱼，下等宾客吃蔬菜。】吃鱼饭【《左传·宣公六年》《公羊传》：赵盾上朝后出来，晋灵公派一个叫某的人去杀他。勇士进入赵盾的大门，没有人；进入内门，还是没有人；进入内室，仍然没有人。俯身从门缝窥视他的房间，看见赵盾正在吃鱼饭。勇士说：‘唉！您是晋国的重要卿大夫，却吃鱼饭，这是您的俭朴。国君派我来杀您，我不忍心杀您。’】《汲冢纪年》【一条】。俗语说：传闻不如亲眼所见；这样看来，史书所叙述的事情，错误已经很严重了，何况传抄旧记又违背原始记录呢？至于虞、夏、商、周的书，以及《春秋》所记载的事，可以说已经很完备了。然而《竹书纪年》出现在晋代，学者才知道后启杀了益，太甲杀了伊尹，文丁【旧本误作‘王’，有人怀疑‘王’与‘古’相同】杀了季历，共伯名叫和【这四字一本文本没有，另一本文本放在‘文丁’之前】，郑桓公是厉王的儿子【句子有错误，‘厉王’疑当作‘宣王’】；这些内容与经典记载相违背得非常多。又《孟子》说：‘晋国称《春秋》为《乘》。’考察汲冢出土的琐碎记载，难道就是《乘》一类的书吗？其中《晋春秋》篇说：‘晋平公生病，梦见朱色的罴窥视屏风。’《左传》也记载了这件事，却说‘梦见黄熊进入门内’。如果一定要舍弃传闻而采用亲见，那么《左传》就是错误的，而《晋文【一作‘史’】》才是真实的【意思是：《左传》所记晋国之事来自别国传闻，而《竹书》中的晋国记载则出自晋国本国。】唉！假如这两部书没有出现，学者被古书所迷惑，那么世世代代都会成为聋子和瞎子，没有机会醒悟了【‘呜呼’以下二十四字，王、张各本多用小字书写，郭本作大字；详察‘呜呼’并不是注文起头的格式，姑且依从郭本。】考察：这也是《疑古》篇的余论。末尾这些多余的话，尤其妨害义理。看原传可知，他的儿子刘彙曾经认为汲冢出土的各种书，都是后人追补修订的，并不是当时的正史，特意撰写外传来加以辨别。他的意思也并不认同他父亲的说法。○《杂说》中凡是这一类文字，都出现在成篇成卷的书之前，大概是他平日读书时随手记录下来而保存的材料。如果已经写成《疑古》篇，怎么还会再把这些文字缀附进去呢？唐人的遗集，杂乱的篇章和有瑕疵的句子反复错杂出现，自己不加割舍，多半就像这样。共伯名叫和【‘共和’见《称谓》篇。《竹书纪年》说：厉王十二年，周王逃亡到彘；十三年，周王在彘，共伯和代行天子的政事。二十六年，周王在彘去世。周定公、召穆公拥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回到自己的封国。】郑桓公是厉王的儿子。【按《史记·郑世家》说：郑桓公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异母弟。宣王即位第二十二年，友开始受封于郑。而《史通》所引述的《纪年》也写作“厉王子”，所以与旧典完全相同，不能说相互乖异。现在考察《竹书纪年》：宣王二十二年，周王赏赐王子多父，命令他居住在洛。幽王二年，晋文侯同王子多父攻打鄫，攻克后，于是居住在郑父之丘，这就是郑桓公。幽王八年，周王赏赐司徒、郑伯多父，并下达命令如此如此。这样看来，《纪年》一书在宣王年间称作王子，名字又不同，受封也在幽王时代，所以刘知几把各种不同的传闻一并列举出来，并把《纪年》的文字解释为桓公是宣王的儿子。然而，“厉”字原本写作“宣”字，是毫无疑问的。朱罴的事。【《左传》和《国语》中黄能、黄熊的故事，已经在《书事》篇见过。如今朱罴的故事说在《晋春秋》中，王训因此引用《琐语》说：“晋平公梦见赤色的罴而得病，派人去问子产。子产说：‘从前共工的臣属叫浮游，败给颛顼以后，投身淮水深渊而死。他的颜色是赤色，形状像罴。祭祀颛顼、共工，病就会痊愈。’晋平公照他的话做了，病就减轻了。”所谓《晋春秋》，是《琐语》中的篇名，并不是两部书。见卷首《春秋家》。

译《史记》【八条】编年体叙述事情，内容混杂而难以辨别；纪传体形成固定体例，能够区别不同的观点。从前我读太史公的书，常常奇怪他所采录的大多是《周书》【指《逸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这一类书【只是没有见到《左氏内传》，所以这样说】。近来看到皇家所撰写的晋史，它所采录的也大多是篇幅短小的书，省工而容易阅读的，如《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一作“徒”】。至于曹干两家所编的纪、孙盛和檀道鸾二人的《春秋》，却都不予采用，所以其中记载的美好事迹和遗佚史略非常多【原注：刘遗民、曹纉都在檀氏《春秋》中有传，到如今的《晋书》中却完全没有他们的名字】。如果用古代来衡量今天【此处有脱字】当然【各本都脱去“当然”二字】就可以知道【一作“太知”】，司马迁也有同样的过失了。这样看来，司马迁所记录的内容十分浅薄，而班氏却称赞他的勤奋，这是什么缘故呢？【旧本在此下接“孟坚又云”，不对。】按：有人怀疑这句话是“八条”的序文，认为其中不应有序例。刘知几心中佩服《左氏内传》，可惜司马迁没有见到它，所以第一条就提到了这一点。○所说的内容，也大略见于《采撰》篇。所采录的多是小书。【按：《困学纪闻》也采用了这一条的说法，并引用晁子止的话加以申说：“晋史丛杂冗繁，最为严重。”又按，《唐书·房乔传》也说：“史官多是擅长文章吟咏的人，喜欢采集琐碎的事情，剪裁成艳丽的文体。”这样看来，子元的话并不是没有根据。】曹千、孙檀。【《隋书·经籍志》记载：《晋纪》十卷，由晋前将军、谘议曹嘉之撰写；又有《晋纪》二十三卷，由干宝撰写，记载到愍帝为止；又有《晋阳秋》三十二卷，记载到哀帝为止，由孙盛撰写；又有《续晋阳秋》二十卷，由宋代永嘉太守檀道鸾撰写。】称赞他的勤奋。【《司马迁传赞》说：司马迁贯通经书和传记，纵论古今，上下数千年，这实在是勤奋了。】班孟坚又说：刘向、扬雄博览群书，都佩服【一作“伏”】司马迁善于叙事。按：难道当时没有杰出的人才，只是容易让扬雄成为雄霸一方的人吗？若不是这样，为什么虚假的声誉竟如此过分呢？【旧本在这里另分一条，不对。】《史记·邓通传》说：“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假如只说“景帝即位”，不说“文帝去世”，这件事也可以知道。为什么还要把这件事一并写出来呢？按：这是摘录评论叙事的一条。○各本在这里另分一条，也不对。又《仓公传》说，他传授黄帝、扁鹊的脉学书，凭五色诊察疾病，判断人的生死，决断疑难，确定是否可以治疗，诏令召见他询问所长。他回答说：“传授黄帝、扁鹊的脉学书以来……”其余文字都与上面的说法相同。上面既然已经记载了这件事，下面又记载他所说的话，所说的事情虽然不同，详细曲折之处有什么区别呢？按：司马迁的叙述中，这类情况很多，而刘向、扬雄却佩服他善于叙事，这是为什么呢？按：应当改作“刘、扬”。○有一本在这里接连下一条，不对。按：这也是把文字写得简略含蓄，以免烦琐的余论。○凡是篇章各自分立，都有一定的界限。正如这一条所说的，内容都属于叙事；而且首尾相互照应，又有刘向、扬雄的话作为关键，这一段作为片段，界限清楚可见。各本有的把这里截断，有的又把那里连接起来，本应当分开的反而合在一起，这些都属于从缝隙中观看争斗的做法。刘向、扬雄都佩服他。【《司马迁传赞》说：刘向、扬雄博览群书，都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于叙事；道理辨析清楚而不浮华，质朴而不鄙俗，文字正直，事实核实，不虚夸美善，也不隐瞒罪恶，所以称为实录。】文帝去世，景帝即位。【《佞幸·邓通传》说：文帝曾经患痈，邓通曾替皇帝吮吸脓血。太子进宫问候病情，文帝让他吮吸痈疮，太子面色为难。后来太子听说邓通曾替皇帝吮吸脓血，心中惭愧，因此怨恨邓通。到了文帝去世、景帝即位时，邓通被免职，回家居住。按：把这件事连起来看，太子已经对邓通怀有怨恨，那么“文帝去世”三字其实可以省略。】太史公撰写《孔子世家》，大量采录《论语》的旧说；至于《管晏列传》，却不采用管子、晏子本人的著作【原注：指《管子》《晏子》】作为当时世俗所共知的内容，所以不再重复记载。按：《论语》流行于讲学场所，列入学官【俗本误作“学宫”】，重新编排，只会让人觉得烦琐费事。至于《管晏列传》，诸子、杂家以及经史之外的事情，反而弃置不录，实际上堵塞了不同的见闻。可以删去的却不删，应该采用的却不采用，按照这种方式著述，我没有看出其中的意义。按：《论语》究竟从什么地方节录而来？刘知几能够看出它的大体。至于司马迁为管仲、晏婴作传，专门论述他们的逸事，本意固然另有感触；但如果用史书的体例来衡量，毕竟刘知几的话是正确的。列入学官。【北平评改作：“《史记》成书时，《论语》不曾流行于讲学场所，而是列在学宫。”按：《汉书·艺文志》说：古本《论语》二十一篇，齐本二十二篇，鲁本二十篇。总论又说：“汉朝兴起后，有齐、鲁两地的《论语》学派。”这说明汉初已有师承讲授，确实在孔壁发现古文之前就存在了。即使考察《孔子世家》，其中采录的内容也大体齐备；至于传记开头的《伯夷列传》，也多次提及，可见《论语》在当时并未断绝。又按《唐书·薛放》说：“汉代《论语》首先列入学官。”这更应当是有根据的。】从前孔子的力气足以举起城门的门闩，却不以力气著称，为什么呢？大圣人的德行，具备的美德很多，不能因为一个方面的末节【这两个字一作“末事”】就把它作为百种德行中的首要标志。至于颜回等七十多位弟子，孔子按四科分类，太史公撰写《儒林列传》时，却不采用子游、子夏的文学；撰写《循吏列传》时，也不提冉耕、冉季的政事。等到为货殖之人作传时，却唯独把子贡列在最前面。掩盖缺点、宣扬优点，既然忘记了这个道理；成全别人的美名，难道不正是有所缺失吗？按：这一段很多人都误解了。仔细考察可知，这并不是惋惜《儒林列传》和《循吏列传》没有记载四位贤人，而是讥刺司马子长把子贡和货殖之事联系在一起，使端木氏蒙受牵累。大概这是针对范蠡、猗顿、卓氏之间的事，牵连到圣门弟子而发。文章的两层语势从旁着笔，先用孔子有德而不以力著称作比来开头，其中意思已经可以知道了。○后来阅读王厚斋的《考史》，已经得到同样的解释。孔子举起门闩。【《列子·说符》说：“孔子的力气，能够举起国都城门的门闩，却不肯让自己以力气闻名。”《集韵》说：“招”，切音为祁尧，音同“翘”，意思是举起。】货殖。【按：《史记·货殖列传》排在第六十九卷，次序上应当是末篇，也是因为这是他认为可耻而不愿称道的事情。】

译传本把范蠡列在首位，子赣列在第二位；《汉书》沿用了这一排列。司马迁在《自序》中说：“我担任太史七年，遭遇李陵之祸，被幽禁在监狱中。于是长叹说：‘这是我的罪过，身体受损，已经不能任用了。’”像这样自我叙述，为什么如此简略呢？所谓“遭遇李陵之祸，被幽禁在监狱中”，乍看似乎是与李陵一同陷没，因此被置于刑罚之中；又似乎是被李陵牵连，获罪于国家。这就使读者难以详细了解事情。幸亏班固记载了他写给任安的信，信中详细说明了受刑的原因。假如没有这份记录，凭什么能够弄清这件事呢？按：司马子长因为另用简略文字说明自己的罪过，是担心违反史书体例。刘子元却依据那封答书，攻击他的自我叙述，告诫史家下笔不可草率。写书和读书，各自都不能苟且，求学的人可以从两方面取法。○“七年而遭遇”这一句，如果刊作“七年而因替李陵申辩获罪”，事情的缘由就明白了。《与任安书》。【《汉书·司马迁本传》说：司马迁受刑以后，担任中书令，受到尊宠并掌握职权；他的旧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司马迁，以古代贤臣的道义责备他，司马迁回信如此如此。本传全部采录太史公《自序》，只是在传记末尾增加了这一篇，所以《史通》把它单独标出。】《汉书》记载司马子长写给任少卿的信，逐一说明自古以来著述都因忧患而兴起，末尾说：“吕不韦被迁往蜀地，世上才流传《吕氏春秋》。”按：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时，广泛招集俊才，仿效春陵【这里上承招客说法，“陵”一字有作“秋”的错误】共同搜集奇异见闻，拟定成书时参照荀子、孟子，想到要删改一个字，就用千金收买，如此一来，当时流传已久，难道是在迁往蜀地以后才开始流传吗？况且如果一定要说人身遭流放以后，著作才受到重视，那又不符合作者本来因发愤而著书的道理。他却贸然拿这件事自比，难道合乎类比吗？如果只是想多举故事来显示博学，为什么不说“虞卿困穷忧愁，著成八篇书”，却要说“吕不韦迁往蜀地，世上流传《吕览》”呢？这大概是见识不周全，思考得不审慎罢了。按：从“发愤著书”这一论题中得到启发，插入了这一条，开启了宋人说部家的论说。不韦。【见《六家·春秋家》。】春陵。【指春申君、信陵君。班固《西都赋》说“仰慕原、尝，名望仅次于春陵”。】虞卿。【也见《春秋家》。】从前春秋时期，齐国有个叫夙沙卫的人，抵挡晋军殿后的郭最；他又说攻打鲁国是耻辱，奉行慰问臧坚之事，最终被人用刑具刺死。这个阉官【一作“宦官”；《史记》《汉书》都作“阉官”】因为这些事情而受到鄙视，是尤其著名的例子。然而太史公在写给任少卿的信中，评论自古以来受过刑的人被士大夫君子轻视，只从弥子瑕说起，这是多么浅陋啊！只是夙沙卫的事出自《左氏传》，汉代这部书不流行，所以司马子长没有看到。既然广泛考察上古，却舍弃这件事不予记载，那么乘坐驿传车、探访禹穴，又是为了什么呢？按。按：这也是惋惜司马迁没有见到《左传》的一个证据。郭最。【《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晋国攻打齐国，进入平阴，随后跟随齐军。夙沙卫连接大车堵塞隧道，在后面殿后。殖绰、郭最说：“您在后面殿后本国军队，这是齐国的耻辱，您姑且先走吧！”于是替代他殿后。注：阉人殿后，是为了造成羞辱。】臧坚。【《左传·襄公十七年》记载：齐国的高厚把臧纥围困在防地，俘获臧坚。齐侯派夙沙卫去慰问他，并且说：“不要死。”臧坚叩头说：“拜谢您这番使我受辱的命令，只是君王的恩赐不能终止我的刑罚。”齐侯姑且又派自己的刑臣以对待士人的礼节去见他，用木桩刺入他的伤口，使他死去。】《魏世家》的太史公评论说：谈论者都说，魏国因为不用信陵君，所以国势削弱直到灭亡；我认为不是这样。上天正要让秦国平定天下，而秦国的功业尚未完成，魏国即使得到阿衡一类的人才，又有什么益处呢？按：以上都是《魏世家》的赞语。评论成败，固然应当以人为方面为主；如果一定要推论天命来说，那么道理就违背了。晋国的失败，是由于夷吾拒绝劝谏；秦国的灭亡，是由于胡亥没有留下后代；周朝末世，是由于幽王受襃姒迷惑；鲁国被驱逐，是由于稠父违背子家。按：这是针对失败，逐一列举失败的征兆，在举例中先以人为因素说明。既然如此，晋国败于韩地时，狐突已经记下了它的征兆；“灭亡秦国的是胡”，始皇早已把这句话铭记在心。《檿弧箕服》的童谣，在宣王、厉王年间已经显现；“征褰与襦”的童谣，从文王、武王时代就显露出来。恶名早已显现，天降的灾祸难以逃脱。假使这四位君主的才能像齐桓公、晋文公，德行同于商汤、周武王，又能怎么样呢？按：这是把天命纳入人事之中。假如按照这个道理推论，那么其他亡国之君都应当如此，怎么能唯独不责备魏国呢？按：这是回到魏世家的赞语。一个国家将要灭亡时既然如此，那么它将要兴盛时也一样。按：这是反过来论证兴盛的征兆。大概妫氏的后代成为公子时，占筮说：“八代以后没有谁能与他相当。”毕氏成为大夫时，占卜说：“万这个名数的后代一定会兴盛。”姬姓王族住在水边时，鸑鷟在岐山鸣叫；刘姓在中阳时，蛟龙降临丰泽。这些都是先出现祥瑞征兆，福运随后到来。假如那四位君主的德行连古人的一半也没有，才能也比不上别人，难道最终还能安坐登上皇位，自身登临帝位吗？按：这是推论人的作为是天命的主宰。若真像司马公所说的那样，那么也应当认为他们的天命必然如此、道理上无可推卸，不再赞叹他们的才智和神武了。以天命来推论兴亡，把一切归于时运而忘记褒贬，这样用来垂示训诫，难道不是糊涂吗？按：到这里转回魏世家的赞语。此后，作者的著述往往如此，如鱼豢《魏略议》【旧本脱“议”字】、虞世南《帝王论》，有的叙述辽东公孙氏的败亡【原注：鱼豢《魏略议》说：在青龙、景初年间，有彗星从箕宿出现并向上直冲，这就是要扫除辽东而重新设置的征兆。假如真是这样，人力不能违抗，那么德教就无从施行，而淫乱泛滥、首先倡导的人最终会招致族灭。】大概是天意吧。”有的叙述江左陈氏的灭亡【原注：虞世南《帝王略论》说：“永定元年，会稽人史溥任扬州从事，梦见一个穿朱衣、戴武冠的人从天而降，手里拿着有文字的金版。史溥看见上面写道：‘陈氏五位君主，共三十四年，想来确实是冥冥中的定数，不只是人的作为。’】。这些说法都用天命来解释，可以说与司马子长犯了同样的毛病。按：最后又引用同类事例作为余波。按：不相信谶纬祥瑞，正是知识见识高明之处，胜过《五行》诸篇中的错误说法。○各种杂论中，应当把这一条推为最好；议论既合乎道理，文章又成章法，确实值得合在一起诵读。

译晋国败于韩地。【《左传·僖公八年》：晋侯改葬共太子，狐突到下国，遇见太子。太子说：“夷吾对我无礼，我已经向天帝请求过了，将把晋国交给秦国。七天后，新城西边将有一个巫者看见我。”说完便不见了。到了约定日期，狐突前往并告诉巫者，天帝已经答应我讨伐有罪之人了。晋国在韩地受挫。又过了十三年，晋国连年饥荒，秦国运粮给晋国。十四年，秦国饥荒，向晋国请求买粮，晋国人不给。庆郑说：“背弃别人的施予，又幸灾乐祸，是百姓所抛弃的行为。”晋侯不听。十五年，秦伯攻打晋国，晋侯让庆郑驾车，庆郑吉日不肯让他出战。战于韩原时，晋军的马陷入泥泞而停住，晋侯呼喊庆郑。庆郑说：“拒绝劝谏，违背卜兆，原本就是求取失败，又往哪里逃呢？”】灭亡秦国的是胡。【《秦本纪》：燕人卢生出海回来，借鬼神之事进奏图书，说：“灭亡秦国的是胡。”裴骃注引郑康成说：“胡”是胡亥，秦二世的名字。秦始皇看到图书，不知道这是人的名字，反而准备防备北方的胡人。】《檿弧箕服》。【这是周宣王时的童谣，见《国语》，也见《书事》篇，大概叙述襃姒给周朝带来灾祸的事情。《史记·周本纪》也记载了它，文字大致相同。】“征褰与襦”。【《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有鸜鹆来筑巢，这是典籍中没有记载的事。师已说：“这是异常现象。我听说文王、武王时代有童谣。”童谣见《言语》篇。九月，鲁昭公攻打季氏，季平子请求带五辆车逃亡，昭公不答应。子家子说：“君王还是答应他吧。政权从季氏手中发出已经很久了，隐藏的民众多取食于他，成为他党徒的人很多。太阳落山后邪恶就会兴起，君王一定会后悔。”昭公不听，孟氏于是攻打鲁昭公的军队，昭公逃亡到齐国，驻扎在阳州。按：文王、武王时代，《史记》作“文公、成公时代”。贾逵注说是鲁文公、成公。但这两位国君并非相邻相承，所以应以《左传》为正。】妫氏后代八代以后无人能比。【《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国公子完逃奔齐国，齐侯任命敬仲为卿。当初，懿氏为女儿占卜，决定把她嫁给敬仲；她的妻子占卜说：“吉利，这叫凤凰比翼齐飞，和鸣声铿锵。妫氏的后代，将在姜姓之国发展。五代以后昌盛，八代以后无人能与之相比。”】毕万的后代一定兴盛。【《左传·闵公元年》：晋侯把毕万封在魏地，让他担任大夫。卜偃说：“毕万的后代一定兴盛。‘万’是满数，魏是大名。如今以此开始赏赐，是上天启示他了。当初毕万在晋国占筮求仕，得到《屯》变《比》。辛廖为他占卜说：‘吉利，公侯的子孙一定会恢复祖先的地位。’”】水边的鸑鷟【《诗经·大雅·绵》说：“沿着西边的水岸，直到岐山脚下”；《外传·周语》说：“周朝兴起时，鸑鷟在岐山鸣叫。”】中阳的蛟龙【《汉书·高帝纪》说：高祖是沛郡丰邑中阳里的居民，父亲叫太公，母亲叫刘媪。刘媪曾在大泽的堤岸上休息，梦见与神相遇。当时雷电交加，天色昏暗。太公前去察看，只见蛟龙盘在她身上。不久刘媪便有了身孕，生下高祖。】《魏略议》【鱼豢的《魏略》见于题目篇。所谓《魏略议》，如同《史记》《汉书》的论赞体。旧本没有“议”字，大概是脱文。考察《三国志》裴松之注，也有引用《魏略议》的文字。】《帝王论》【《唐书·艺文志》载虞世南《帝王略论》五卷。《宋中兴书目》说：唐贞观年间，太子中书舍人虞世南奉诏撰写此书，上起太昊，下至隋朝，大凡帝王的事迹都略加记载，假托公子问答来考订。】各类汉史【十条】《汉书·孝成纪》赞说：“成帝善于修饰仪容，登车时端正站立，不向车内回顾，不急促说话，也不亲自指点。临朝时深沉安静，尊严得像神一样，可以说有穆穆天子的容貌了【以上都是赞语】。又《五行志》说：“成帝喜欢微服出行，选取期门郎以及私奴、宾客十多人【一作“各”】。他们都穿白衣、露出头巾，自称是富平侯家的人。有时乘小车，驾车者坐在车上的茵席上；有时都【一作“骏”，非】骑马出入，远至附近各县。因此谷永劝谏说：‘陛下日夜在道路上，只同小人相伴，穿着杂乱的服装共同坐卧，混杂不分【这三句参用了《汉书·五行志》的话，志文中没有】。公卿百官不知道陛下在哪里，已经有好几年了【一作“积有数年”】。” ○以上都是《五行志》的文字，见于本书中卷上。由此说来，成帝微服出行、放纵游乐，像乌鸟聚集一样没有节制；虽然表面上装饰得威严庄重，内心却放任轻薄，作为君主应有的声望，岂不是大有亏缺吗？考察班孟坚《汉书》的纪、志所说，前后确实有彼此矛盾之处。考察起来，赞与志体例不同，有委婉的说法，也有如实记录，本来并不妨碍。然而我曾因此得到警戒：临朝时所接触的人，与私下里那些奴仆不同，神色应当庄重。时常听说有人推行某种行为，却在一碗豆羹面前为争夺千乘之国而争吵；有人逃居空谷，却又因美好的爵位而动心，都是这一类。因此君子应当谨慎。鱼服【张衡《东京赋》说：“白龙化作鱼的形状，被豫且困住。”注说：“吴王想混入百姓中饮酒，伍子胥说：‘从前白龙化为鱼，豫且射中了它的眼睛；白龙若不变化，豫且就不会射它。如今君王抛弃万乘之尊而混同于百姓之中，我恐怕会有豫且那样的祸患。’】乌集【考察《国语》有“乌集”“乌飞”的说法，这里使用“乌集”是指聚合。荀悦《汉纪》记成帝鸿嘉二年，皇上喜欢微服出行，谷永说他早晚都同小人相伴，像乌鸟一样聚集在吏民家中，饮酒吃饱，正是指这件事。】考察太史公创立表体时，对于帝王就叙述他们的子孙，对于公侯就记载他们的年代；各行文字曲折相连，编排字句密集而整齐。即使燕地、越地相隔万里，在方寸之间也能像犬牙一样彼此衔接；即使昭穆相隔九代，在方尺【一作“寸”】之中也能像雁行一样排列有序。使读【衍“书”字】者一看文字便能明白，举目就可以详尽了解，这就是表体使人感到畅快的地方。至于班氏《古今人表》，只是以品评贤愚、褒贬善恶为职事罢了。它既不是国家世代相承的禄位，也不是相互承袭的爵位；而且表格边界重叠、行幅狭窄，字写得细小，与其他表相比，几乎不是同一类了吧？大概人物排列古今本来就不同，表格的篇幅又必然吝惜而不肯删去，所以应当用“志”来命名篇章。开头列为上上，结尾列为下下，都应当明确立名，显著列出条目，以类别编成篇章，以优劣排列次序。并且每篇末尾写上“右【脱‘右’字】若干品，共若干人”。这也如同《地理志》开头叙述京城，末尾陈列边塞，先列州郡，后面才说户口。释：这里所说的是总的体例，凡是表都如此，并不是专门说《史记》的人表不合适。至于班氏《古今人表》的说法，体例很像钟嵘《书品》；假如改成这种格式，稍微好些，但也只是姑且设想的说法。】考察《古今人表》确实多余，而提出酌情改用“志”这一名称的例子，并以《地理志》的体格来说明，这只是打个比方，并非实在的议论。像前面所载的言论一篇，以及《书志》篇中关于人物形貌、方言等的议论，专门摘取孤立语句的人，全都错失了原意。○本节开头论述表体的一段，与《表历》篇的意见不同；《表历》篇已经论述过这一点。

译自汉代以来，作者分成许多门类。虽然新书已经流行，旧记录仍然存在，但一定要考校其中的事实，才可以有所议论。考察刘氏王朝刚兴起时，著述只有陆贾的书而已。司马迁叙述楚汉之事，专门依据这部书；这就如同行走不经过道路、出门不经过门户一样，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然而考察司马迁所记，往往与旧书不同。例如郦生最初拜见沛公，以及高祖歌唱鸿鹄之歌的事情，不仅文句有区别，连事实和道理也完全不同。释：以上说陆贾的书是司马迁史书所依据的材料，但其中的事实和言语往往有所不同。又韩王名叫信都，却总是去掉“都”字而只留下“信”字，使用时称他的名和姓，竟然与淮阴侯没有区别。班氏完全依照太史公，没有丝毫改变【一作“书无更张”】，静下心来想这件事，实在难以理解。释：这是说，前面所说的那些事情，依从陆贾或司马迁都可以；至于韩王信都，更不应当承袭讹误而去掉“都”字，然而这里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考察班固沿袭司马迁的地方，确实有很多只是过分因循；例如下文所论，从《司马迁传》就可以看出。至于韩王信的那些话，是刘知几的错误，不是班孟坚的错误。后面的注文会对此加以辨析。由径、由户【《列子·说符》说，考察事理都必须明白而不应含糊；这就好比出门不能不经过门，行走不能不沿着道路。“径”字作“路”字解释。】郦生初谒【考察《史记》本传，先叙述沛公在陈留郊外攻占土地，郦生先把话说给沛公的骑士听；接着叙述沛公召郦生入内拜见，当时沛公坐在床上，光着脚；又叙述沛公斥骂郦生为“竖儒”，郦生责备沛公傲慢地接见长者；然后才叙述沛公停止洗脚、整理衣服，请郦生入座。到了卷末朱建附传之后，又把陆贾所叙述的郦生入谒一事重新摘录载入，和前文大不相同。同一件事而说法不同，在一卷之中就可以看到。】歌鸿鹄【《留侯世家》说：皇上想更换太子，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但有四个人是皇上不能招致的。太子请他们作为宾客随自己入朝，皇上于是大为惊讶。四人为皇上祝寿完毕，快步离去，皇上目送他们，召来戚夫人指给她看，说：“太子的羽翼已经长成，难以动摇了。”戚夫人哭泣。皇上说：“替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歌辞说：“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经长成，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能把它怎么样？即使有弓箭，又能施展到哪里？”《容斋三笔》说：陆贾书中所记当时的事情，很多地方与《史记》不合，颜师古屡次为此辨析。《楚汉春秋》如今已经看不到了。考察本条，辨析的话有所缺失。】韩王信【旧注《归云集》说，《汉书·功臣表》记留侯张良以韩申都降服韩地；颜师古注说韩申都就是韩王信。《楚汉春秋》作“信都”，古文字中“信”与“申”通用。刘攽说，韩申都是韩申徒；《张良传》说“以韩司徒下韩数城”，《史记》作“申徒”，这是“司徒”的语音转变；“申都”又是“申徒”的语音转变。张良攻下韩地时，是韩王成，不是韩王信，颜师古的注释错了。考察颜师古的一个错误沿袭到《史通》，但刘攽的说法也不够清楚。详考《史记》《汉书》的《留侯世家》《张良传》《韩王信传》《功臣侯表》，有的作“韩申徒”，有的作“韩司徒”，有的作“韩申都”，字形虽有转变，实际是同一个官职，是项梁授予张良的官职，与两位韩王都没有关系。众人不明白本源而盲目猜测，错误其实相同。再说，韩王信当时确实只是韩信。贾谊说“淮阴侯王楚，韩信王韩”，文章中又反复出现，既使用封号，也使用姓名，交替称呼，这是最切实的依据。以《滕灌传》也可以类推而知。又考察《史记》，凡是人物以官职、封爵著名的，就用其所著称的名号命名篇章，如《萧相国传》《留侯传》《绛侯传》之类都是如此。这在司马迁私撰的书中本来没有什么不可；班氏奉诏编撰国史，既然都用姓名命名篇章，唯独《万石君传》的题目……】只留下这样的说法，也算是没有仔细考察。至于郊祀沿袭旧文，以及《封禅书》和司马迁《货殖列传》等传全部沿用旧文，更不合乎体例了。】司马迁叙述自己的传记，从最初出生写起，直到游历经历，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详细陈述的，可以说很审慎了。但他最终竟没有记载自己的字，难道是墨子所说的“大忘”吗？班固沿袭他的本传，完全没有增删，这又是韩愈所谓守株待兔的说法了。像班固撰写司马迁传，开头本来应当说：“司马迁字子长，是冯翊阳夏人。”他的序中如此如此。至于事情写完时，则应说“他自己的自叙如下”【这句话原本就在传记之后，因为这里讨论传记编排的完整体例，所以一并提到】。著述的体例，不应当是这样吗【一本把此句与下面的马卿条相连】？本条和下面两条可以分为三条，也可以合并为一条。大忘【墨子之前已经有这种说法】鬻子，文王向鬻子问道：“请问人会有大忘这种情况吗？” 马卿自己撰写的传记，完整地保存在他的文集中。司马迁于是抄录这篇文章，就把它列为传记。班氏沿袭旧文，一点也没有改动【一作“作”】，考察【一无“寻”字】班固在《司马迁传》和《扬雄传》的末尾都说“司马迁、扬雄的自序如此”，至于《司马相如传》篇末却没有这句话。大概只是依据太史公的书，没有见到司马相如的文集，所以使措辞不能统一，体例也不纯。考察合并的两条，其中的序语说“他的自叙如此”，由此可以知道编纂传记、组织文字的体例。庐陵的碑刻文章多采用这种写法。○《困学纪闻》说：“《史通》说：司马相如把自叙作为传记。如今考察《司马相如传》原文，没有看到它是自叙。想来司马相如的文集载有他的本传，就像贾谊《新书》的末篇一样吧？”王应麟似乎没有看到这一节，却这样说。马卿自叙【还可以参看隋代刘知几的说法，见《序传》篇注】文园【《司马相如本传》说：司马相如随皇上返回，经过宜春宫，进献辞赋来哀悼汉文帝，文辞已经散失，等等。后来被任命为孝文园令。】《汉书·东方朔传》委曲琐碎【一作“曲”】，烦杂细碎，不像其他各篇。而且不叙述他死亡的时间以及子孙继嗣的情况，正与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三传相似。考察它的传记体例，一定是东方曼倩的自叙。但班氏删略了文字【所谓删略，是指删去了“他的自叙如此”这句话】，所以后世没有人知道。考察《东方朔传》是自叙这一点，没有别的考订依据，传记篇也没有提到它。○北平本讥讽“删略死亡时间等”这些话，认为这是见识浅小；不考察《洞冥记》的人，唉，也同样是失于考察了。《杂述篇》说：“郭宪《洞冥记》完全编造虚妄之辞，用来惊吓愚昧的世俗人。他说得振振有词，难道是因为他没有见到此事，反而轻视它吗？”《史通》凡是王乔、左慈这一类人物，都斥责其事不合经典；《洞冥记》尤其荒诞。紫海、丹浆之类的说法，《大雅》不予论述。夏侯孝若在《东方朔像赞序》中说：“谈论者认为先生能与造化神灵相交，神灵化为星辰；这又是奇异怪诞、恍惚无凭，无法一一论述的事情。”大概古人早就把这些说法扫除、弃置很久了。苏子卿的父亲苏建，事迹非常少；韦玄成的父亲韦贤【旧误作“孟”】，德行功业稍微多一些。《汉书》编排苏氏的传记，便先以苏建标明篇名；列韦丞相的篇章【疑唐本《汉书》以玄成为篇名】，却不以韦贤【误作“孟”】冠于篇首，这也是它的过失。

译考察本条所论，是在讨论篇名。苏建的儿子苏武、韦贤的儿子韦玄成，都是父子同传；父亲的事迹简略，儿子的事迹详细，两件事也相同。如此一来，篇名就应当采用同一规则。现在却是苏氏传以苏建命名，韦氏传则以韦玄成命名，同样是父子合传，体例却不同，所以提出这一议论。○有人嘲笑他说：“您没有看过《汉书》吗？《汉书》明明是《韦贤传》，您凭什么这样说？”回答说：“我是根据《史通》这一节。该节文字说：‘苏氏传以苏建标明篇名，韦氏篇章不以韦贤冠于篇首’，所以知道篇名是玄成。古人的诗集、文集，篇名一本作某名，另一本作另一名的，数不胜数；史传为什么偏偏不能有这种情况？唐代尚未有通行刻本，都是随手抄录，流传时各本不同，刘知几只是恰好见到了这一版本罢了。”对方说：“既然如此，那么其中不说‘父亲韦贤’，却说‘父亲韦孟’，有什么解释吗？”回答说：“这是错误。从韦孟到韦贤相隔五世，所以说‘他的先祖是韦孟之家’。刘知几并不糊涂，难道没有看到这些吗？这又是后人涂改窜乱造成的错误。” 苏建【考察本传，苏建是杜陵人。任卫尉校尉，跟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被封为平陵侯，等等。传记总共只有八十三个字，所以说他的事迹很少。】韦贤【考察本传，韦贤字长孺，是鲁国邹人。韦贤为人质朴，欲望很少，专心致志于学习，兼通《礼》《尚书》《诗》，教授学生，被称为邹鲁大儒。被征召为博士、给事中，后来进宫教授昭帝《诗经》，等等。宣帝即位后，韦贤因为参与谋议、安定宗庙，被赐关内侯，食邑若干，等等。传记共一百七十八个字，所以说他的德行功业稍微多一些。至于其中叙述韦孟的文字，只是传记开头原有世系体例的附带记载，连同字数在内不过二十多个字，怎么能说稍微多一些呢？至于所列的两首诗，又只是附带内容中的附带。‘孟’字误写是没有疑问的。】班固说项羽杀害义帝是自取灭亡，因而上天亡他；又说：“于公修建高大的门第以等待封侯，严延年的母亲扫地以等待他败亡。”像班固这样说，就是深信上天怨恨、神灵发怒，以及善者得福、恶者受祸的道理了。可是到了他写《幽通赋》时，又说天命早已确定，不是人的道理所能改变的，所以善恶没有验证，报应多有差错。这就是同一种道理却有不同说法，前后自相矛盾。考察这一条与孝成帝那一条相似，但赞是史论，《赋》只是抒发内心感想，本来不能一概而论。于公高门【《于定国传》说：于定国字曼倩，谥号安侯。他的父亲于公，家中里门坏了，父老们正共同修治。于公说：“把门闾修得高大些，使它能容纳四匹马拉的高盖车。我审理案件时积有阴德，子孙一定会有人兴盛。”后来于定国做了丞相，儿子于永做了御史大夫，封侯并世代相传，等等。】严母扫地【《酷吏严延年传》说：起初，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来，想跟随严延年过腊节；到了雒阳，恰好看见他审报囚犯，母亲大为惊骇，便停留在都亭，不肯进入府中。严延年出来到都亭拜见母亲，母亲关门很久才见他，于是屡次责备严延年：“我没想到年老时竟看见壮年儿子受到刑戮。”说完便离开你向东回去，清扫墓地罢了。”一年多以后，严延年果然败亡，东海一带没有人不称贤并知晓他母亲的。考察荀悦《汉纪》，关于严氏的这两句话，是当时人的说法。】《幽通赋》【《汉书·叙传》说：“班固二十岁时父亲去世，作《幽通赋》来推究天命、实现自己的志向。”注说：“陈述吉凶和性命之理，从而阐明自己的志向。”】有人问：“张辅著《班马优劣论》说：‘司马迁叙述三千年的事情，写了五十万字；班固叙述二百年的事情，写了八十万字。这说明班固不如司马迁。’这话正确吗？”回答说：“不对。考察《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至周朝，年代虽然记载着，事迹却非常简略；到战国以后，才有可观之处。然而司马迁虽然叙述三千年的事情，其中详细完备的只有汉朝兴起后的七十多年。他省略的地方，是那样；繁详的地方，也是这样。若要在两者之间求得适中，仍未见得合宜。《班氏汉书》完全取用《史记》，只是删去了《日者列传》《仓公列传》等篇，是因为认为这些事情繁杂芜乱，不足以编排。假如让司马迁和班固互换处境，由司马迁来撰成《汉书》，恐怕言语过多、辞句费赘，会超过班氏【“迁”旧作“迁”，是后人因“易地”一句而窜改，反而使上下文不能照应；恐怕应作“史”】；怎么能据此决定他们的优劣呢？” 考察起来，这就是《内篇》中关于繁简的说法；而它下面的文字，《烦省篇》说得较为平允。由此可以看出，《杂说》中的各条并不是一时写成的，也不是按照正式史书的体例撰写的，而是写成杂说，遇到事情就随手记下，有的先写，有的后写。因此不同时期的看法有相合也有不合，读者只要平心静气、遵循义理来衡量取舍，就可以了。○本条把司马迁、班固合在一起议论，所以附在论述《史记》《汉书》之后。张辅【字世伟，见《鉴识烦省》二篇】《汉书》截取前代篇章，记事终于新室；像叔皮（班彪）这样，生卒年代跨入中兴，而把东汉的事随即引用进来，与前书合编，大概只是编次传记的一般惯例罢了。（释：说的是班氏书中叙述这些事便是如此。）荀悦删略班固《汉书》，编成《汉纪》，而班彪的《王命论》却列在末篇。（释：在荀氏《汉纪》中越界收录它便不对。）如果说规劝隗嚣、辅佐拥戴光武帝的文字，可以忽然把东都的事情提升到西汉史书之中，那么《宾戏》《幽通赋》也应当一同收载了。考察两汉交替之际，凡是为新莽而作的论著，前代纪书收录它还可以；为隗嚣而作的文字，就已经同西汉没有关系了。至于叙述传记世家时追称自己的父亲，那么即使事情涉及后代，而宏大的著作也一定会收入论述文章之中，这是古来重视美善礼法的做法。此种辨析明白而确当，执笔修史的人应该知道怎样取舍其中的分寸。○这段话是用来纠正荀悦《汉纪》的。看上面两条，就知道先前标出的“汉诸史”三个字是浑然总括的，确实是原文；至于下面所记的条数，肯定不是最初的数目。班彪的《王命论》列在末篇【荀悦《汉纪》第三十卷末尾说：“王莽失败以后，天下纷扰，隗嚣占据陇地，聚集军队，招纳英雄，班彪也在其中。班彪就是成帝婕妤的弟弟的幼子。隗嚣问班彪说：‘从前周朝灭亡，天下分裂，纵横家的事情今天又会重新出现吗？还是会因时运而相继兴起于某一个人呢？希望先生谈谈这件事。’于是班彪发表议论如此如此。隗嚣说：‘愚人都习惯于知道刘氏，认为汉家将要重新兴盛了。’班彪受到这番议论的感触，又怜悯祸患不能平息，于是写成《王命论》，想挽救当时的危难。”】《宾戏》《幽通赋》【考察《汉书·叙传》：叙述其父班彪时，确实载有《王命论》，这是班固自叙；又载有《答宾戏》和《幽通赋》两篇。这两篇荀悦《汉纪》没有收录，所以借此作结。】《史通通释》卷十六 《史部，史评类，史通通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