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通释卷二

译表【第七】○表以世系、年月为排列次序，所以称为“历”。谱牒这种名称，大概起源于周代【一作“氏”】。表的制作是因袭谱牒的形式，所以桓君山说：“太史公的三代世表，采用旁行斜上的格式，也都是仿效周谱；这大概就是证据吧？”【释义：开头说明表的起源及其格式。】表这种文体，用来叙述时事，施用于谱牒也许可以采用，载入史传，却看不出有什么合宜之处。为什么呢？《易经》用六爻穷尽变化，《春秋》用一个字形成褒贬，传记包括五始，《诗经》含有六义，因此可知文章贵在简约扼要，语言忌讳烦琐芜杂。何必曲折繁重、层层防备，才称得上周全呢？【释义：这一节泛泛提出史家不必设置表。】考察司马迁的《史记》就不是这样了【一作“夫”，属下句】：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自在有关篇章中，都有明确说明，彼此可以考核，清楚可知，却又重复列入表中，造成烦琐浪费，难道不是错误吗？【释义：这一层联系到司马迁的史书，以申说上面的意思。】而且表在篇章次序中，编入卷轴，拥有它并没有增加什么，缺少它也没有损失什么，以至于读者无不先看本纪，读到世家，表夹在其中，往往封闭起来不看。说它没有用处，哪里说得完呢？【释义：这一层从编排次序上说，嫌它夹在本纪、世家之间，读者往往越过不看。】后来班固和《东观汉记》又互相承袭，迷惑而不醒悟，和追逐狂人没有区别。【释义：逐步说到后来的史书也仿效此例，至此收住。】○以下是疏理、论说。如果一定曲意加以选择，强行把它列入史书，那么列国年表也许还可以保存。为什么呢？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没有共主，群雄交错对峙，各自使用自己的年号；如果把这些情况申列于表中，以统摄那个时代，那么各国分立的年代便可一时全部看见。至于两汉受天命而统治历代，四海已经成为一家，公卿既然都是臣子，王侯也不过相当于郡县，哪里还需要列出他们的年数，以便同天子区别呢？【释义：这一节疏解说，《史记》所综合的内容，在列国时代可以使用表；到了统一时代，就不必设置表。】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真是奇怪！班氏的人表，区别九品，网罗千年；论时代则处于不同时期，说姓氏则属于不同宗族。本来可以按类别聚集、按事物分群，使善恶相从、先后有序，为什么还要借助表呢？而且它上起庖牺，下至嬴氏，不说汉代的事，却编入《汉书》，这就像鸠占鹊巢、蔦寄生在松树上，附生的赘疣，不知道剪除，究竟应当怎样划定界限呢？【一脱“乎”字】【释义：这里又摘出班史中的人表加以驳斥，确实很奇怪。】至于法盛撰书，记载中兴，把表改名为注，名称虽然巧妙，芜杂累赘也很多。【释义：说其他史书改变名称也没有意义。】晋朝播迁、向南据有扬越，魏氏宗室勃然而起、在北方雄据燕代；其间十六个伪国，不奉正朔，各自称君长【一作“臣”】。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颇能加以甄别说明，比起《史记》《汉书》的各篇，其要旨更为切合。【释义：这里推及东晋时各寇国分土割据的情形，认为适宜设置表；如此说来，唐代修《晋书》却不为十六国设置表，也算是制度上的缺失了。】至于诸子、小品小说、编年杂记，如韦昭的《洞纪》、陶弘景的《帝代年历》，都是因表而成书；既然不是国史一类，所以这里只保存其名而不加论述。【释义：篇末以表代替单独成书的作品作结。】按：从三国到南北朝，都没有表【《后汉书》起初也没有表，宋代熊方补入；今本既然已有，所以从三国说起】。刘知几认为，分国时代可以有表，统一时代不必有表，所以这是斟酌分寸、删去枝叶的话。不过，也很难用它概括后世。按照史法，参照时代需要，亲近如宗室支房，尊贵如宰执，如果传记没有收录，姓名又不能完全湮没，都可以用表加以总括，这也是严密而适中的一种方法吧。归安吴提学吴大受说：“国史设置表，看起来增加了文字，实际上节省了文字。” ○《外篇·杂说》说：“看太史公创作表，燕国、越国相隔万里，却能在方寸之间使其脉络相接；昭穆九代，也能在方尺之中排列如雁行有序，使读者一眼就能看清。” 郭评根据这段话来驳斥本篇，确实有道理。大体说来，《内篇》《外篇》并非同一时期写成，彼此都有尚未确定的说法；两方面都保存并相互参照，折中采用，并非没有帮助。○近来四明万季野氏补作《历代史表》六十卷，评论者推许他为史家功臣。桓君山【《后汉书·桓谭传》记载：桓谭字君山，是沛国相人。世祖即位后，征召他任待诏，参与议论灵台所在。皇帝说：“我想要讨论决定这件事。”桓谭极力说明营造灵台不合经典。皇帝发怒，把他调出任六安郡丞。起初，桓谭著书二十九篇，书名叫《新论》。】周谱【《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太史公读《春秋》及历代谱牒。《梁书·刘杳传》说：王僧孺奉诏撰修谱牒，向刘杳询问血脉渊源。刘杳说，桓谭《新论》记载：“三代世表采用旁行斜上的格式，都是仿效周谱。”由此推断，周谱应当起源于周代。按：欧阳修《新五代史》以各世家命名为谱，本于此。】六义、五始【六义见《子夏诗序》。】○五始：《公羊传》隐公元年注说：即位，是一国的开始。政治没有比端正开始更重要的，所以先说“正月”，然后说“即位”；先说“王”，然后说“正月”；先说“春”，然后说“王”；先说“元”，然后说“春”。这五项在同一天一并出现，便是天地与人事的大根本、大端正、大开始，因此《春秋》创立了五始。法盛【《唐艺文志》记载：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八十卷。】十六个伪国【详见《外篇·正史篇》“崔鸿《十六国春秋》”条。】韦昭《洞纪》【韦昭即韦曜，见《吴志·韦曜传》。孙皓把韦曜收捕下狱，韦曜借狱吏上书说：“我的愚诚细密曲折，私下有所怀抱，希望贪求让它上达。过去看见世间有古代历书，给所记载的事情作注，其中有很多虚妄无实之处，已经载在书籍中的也常常互相错杂。因此我寻求考察传记，核对异同，采集耳目所及的资料，撰成《洞纪》。上起庖牺，下至秦汉，共三卷。原本还应从黄武以来另作一卷，事情尚未完成。”】帝代年历【《南史·隐逸传》记载：陶弘景字通明，是秣陵人，精通五行、星算、地理、医术，著有《帝代年历》。他推算得知，汉熹平三年丁丑冬至时，历法把时刻定在日中；但实际上乙亥冬至的时刻在夜半，前后相差三十八刻，因此汉历落后了二日十二刻。死后谥为贞白先生。《通志略》作《帝王年历》。】书志【第八】○序论：论述天文，论述艺文，论述五行。

译后论 ○五处旧注与正文不相合，本来就不是原文，现今刊刻时加以订正。刑法、礼乐、风土、山川等内容，如果从文献中寻求，见于《三礼》以及班固、司马迁所著史书和分别撰写的书志；考察它们所记载的内容，大多仿效《礼经》。而且在纪传之外，还有许多没有穷尽的内容，哪怕只是一个字、一句话，也都在这里完备记录。若说它内容贯通而广博，确实可以称为作者的渊海。【释义：总括书志的广博完备，以此发端。】原来司马迁称作“书”，班固称作“志”，蔡邕称作“意”【旧本作“东观曰记”，非】；华峤称作“典”，张勃称作“录”，何法盛称作“说”【按：欧阳修《五代史记》又称作“考”】。名称虽然不同，体制却没有差别，也如同楚国称为《梼杌》，晋国称为《乘》，鲁国称为《春秋》，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释义：第一层说书志的名称改变不一。】至于篇目次序【旧本作“次”，非】，有的前面称“平准”【《史记》篇名】，后来称“食货”【《汉书》改名】；古代称“河渠”【《史记》篇名】，现在称“沟洫”【《汉书》改名】；把“郊祀”分为“宗庙”【《后汉书》有此篇名，但不是总类篇名】；把“礼乐”分为“威仪”【《隋书·经籍志》的礼类名称为“礼仪”】；“悬象”出自“天象”【《魏书》作“天象”】；“天文”原先称作“郡国”【《汉书》中的初名】；“地理”原先称作“郡国”【《后汉书》改名】。像这样的变革，数也数不完。有的名称不同而事物相同，有的只是小有差异而大的方面相同；只是作者喜爱奇异，以沿袭旧名为可耻，必定要寻根究底，但最终归宿都是一致的。【释义：这一层说书志中的条目，事情相同而名称各异。】至于五行、艺文，是班固补充司马迁所缺少的内容【《八书》中没有这些】；百官、舆服，是谢承拾取班固遗漏的内容【班固有百官志，没有舆服志】；王隐后来又增加瑞异；魏收后来扩大记载释、道二教【《魏书》末篇】。这些都是自我创制旧例，出于胸臆，考察历代书志，不过只有一两例罢了。【释义：这一层说后来的书志篇目逐渐增加。】○以上三层构成一个大段，因为各史中唯独书志一门的命名、条目和分补日益增多，所以特意逐项列举出来。大体说来，作为篇章的书志，其流传不过十五六家而已。【释义：两句转承。】其中有的妄自列入编次，虚夸篇卷数量，积习已经很久，却没有意识到这是错误。【释义：四句话总括中段三条。】也有些事情本来应当记载，应该另立篇题，但历来的作者从未察觉。【释义：四句话总括后段一条。】现在略微陈述其中的道理，列在下面。【此处以下或许是注文；以上是总序，或可注作“书志序”，都不是原文，可以删去；中段、后段同。】按：这是一篇序论。序文中包含议论以及推重书志完备广博的意思居多，后面才是总括下文的语句。《尚书》说：“书分为六志……”【按：这六句出自郑氏《通志略》所引的两处之一。在总序中，“东观”句作“蔡邕曰”；在开卷之首，则“蔡邕”句又作“东观曰”。据此可知，我家收藏的《史通》有两个版本，两个版本都曾采用，随手检录，因而文字有所不同。不过，“东观汉记”是全书的总名，而这里所说的“书志”只是其中一门的名称，不能把总名混同于门类名称，终究应以“蔡邕曰”为是。现在采用总序篇的文字刊正。】日月和众星排列在玄妙的天象之中，并不像九州万国那样兴废无常，所以沧海可以变为桑田，而日月星辰的运行却没有改变。古代的天还是今天的天，今天的天也就是古代的天。假如一定要把这些内容刊载在国史中，那么放在哪个朝代都可以。释：开头一节概括说明大意，“天”字是指天体的形状、度数和星象而言。只是史书所记包括的地域【指时代而言】十分广大久远，所以设置《天官》一篇，读者竟忘记了它的错误，强行加以议论，却没有看到这样做是否合宜。班固沿袭旧例，又把天文列为一志；这一志并没有汉代的事，却编入《汉书》，考察篇章和范围，就能看出其中的乖谬。到了晋代，直到隋氏，有的割据之地只限一隅，有的享国年数不过两代，可是那些史书却列出天文志，篇幅反而多出数倍，流荡铺陈而不知收束，也不知道限度在哪里。和《汉史》相比，这些人更是孟坚（班固）的罪人了。释：这一节说，《史记》所记涉及的时代和地域很广，所以开头列举天体星象的内容；班固不应袭取《史记》而超越范围，而那些小朝廷国祚短促，更没有必要铺张陈述。私下认为，国史所记应当叙述当时发生的事情。即使一定要立志论述天象，也只应记载当时的彗星、孛星、妖气、灾异、日食、月食、晦暗和光明，以及裨灶、梓慎所作的占验，京房、李郃所观察的天象。至于荧惑退舍、宋公延年、中台星告示裂开、晋国宰相将遭祸、群星聚集在颍川而贤人聚集、月亮侵犯少微星而处士死亡之类，才可以记入志书。释：如果是天体本身的形状、混沌的状态和青苍的颜色，红日【即太阳】、白魄【即月亮】的运行次序，黄道【太阳运行的道路】、紫宫【紫微宫的星垣】的分野，这些既与人事没有关系，却总是编入史书，因而说“刊载在国史中，放在哪个朝代都可以”。释：这是回应前文，再次说明天体形象本身不应入志。其中只有袁山松【著有《后汉书》】、沈约【著有《宋书》】、萧子显【著有《南齐书》】、魏收【著有《魏书》】等几家，颇能觉察这种做法不妥，不遵循旧例，所记载的大多符合实际事理，虽只有一寸之长处，也远胜班固、司马迁了。释：这四个人都是专门记载本朝天象和灾变的人。按：这一条是从《书志》中摘出来的。这里所论的天文，不是历法数术，而是指日月列星的形象。太阳的黄道、月亮的九条运行轨道，千古不变；三垣鼎立、四象七宿像棋子一样分布，也千古不变。只要在一部史书中见到一次就够了，何必每部史书都一一陈述？只应把发生变化的情况记入志书。这就是刘氏的意思。不过，历法屡次更改，星宫的度数也会变动，星宫名称也会革易，因此也不能不约略列举其纲目。○这段话是针对晋、隋两部天文志而发的。这两部志由李淳风编成，标明天象，确实精密整齐。不过，其中所列的天体、经星、七曜等条目，两部书都分别记载了。既然编修时间相近，又出自同一人之手，因此有此讥诮。只是天文这件事越推究越精密，近来的历法推算已经推尊郭术了。到了西法兴起以后，天体和星象全都改观【西法认为三垣、四象七宿之间的星辰，古今有数量和有无的差异，那么恒星也有发生变化的时候了。详见《明史·天文志》】这种变化在晚明已经显露端倪，而在 昭代才为千古确立准则；它开创并表明了这种天象，有不可不特别记载的地方。裨灶、梓慎【注：见下文“五行”条】。

译京房【《汉书》说：京房字君明，研究《易》，师事焦延寿，接受他的学说，长于推究灾变；他把六十四卦分别配以值日来主持事务，以风雨寒温作为征候，各有占验，京房运用得尤其精妙。汉孝元帝时被任为郎】。李郃【《后汉书·方术传》说：李郃字孟节，是南郑人。县中征召他，署任为幕门候吏。汉和帝分派使者改换服装、单独出行，分别到各州县观察采集民间歌谣。有两个使者将要到益部，投宿在李郃的候舍。当时正值夏夜，李郃因露天而坐，便仰观天象，问道：“二位从京师出发时，难道不知道朝廷派了两位使者吗？”两人惊讶地互相对视，说：“您怎么知道？”李郃指着星星说：“有两颗使者星正向益州分野移动，所以知道罢了。”】荧惑退舍【《吕氏春秋·季夏纪》说：宋景公时，荧惑星运行到心宿，景公召见子韦询问此事。子韦说：“灾祸应当降临到国君身上，不过可以转移给宰相。”景公说：“宰相是和我共同治理国家的人。”子韦说：“可以转移给百姓。”景公说：“百姓死了，我还将和谁做国君？”子韦说：“可以转移给年成。”景公说：“年成受害，百姓就一定会死，那我还替谁做国君】【呢？”子韦说：“国君说出了至德之言，上天三次都会给予奖赏。荧惑星将移动三舍，每舍行经七宿，一宿应一年，国君可以延长寿命二十一年。”荧惑星果然移动了三舍。】中台星告示裂开【《晋书·张华传》说：“张华字茂先，惠帝即位后，任太子少傅。当初，赵王司马伦谄媚侍奉贾后，请求录尚书事，张华坚持不同意，因此招致怨恨。张华的小儿子张韪因中台星裂开，劝张华退位。张华说：‘天道玄远，只有修养德行来应合它罢了。’等到司马伦将要废黜贾后，张华最终被捕。】群星聚集在颍川【《世说新语·德行篇》说：陈太丘拜访荀朗陵，让长子元方驾车，次子季方拿杖，长文年纪还小，便载在车中。到达以后，荀氏也让叔慈迎门，慈明主持饮酒。其余六位孩子下来进食，文若也年幼，坐在屏风前。注：当时德星聚集，太史上奏说：“方圆五百里内贤人聚集。”】月亮侵犯少微星【《世说新语·栖逸》注引《续晋阳秋》说：会稽人谢敷隐居在太平山中，征召他为博士，他没有赴任。当初月亮侵犯少微星，当时戴逵先于谢敷成名，时人对此忧虑。不久谢敷去世，会稽人士讥笑说：“吴中的高士，想求死还求不到。”《晋天文志》说：少微四星在太微垣东面，又名处士星。】伏羲以后，文献开始完备；到了战国，书籍多到五车，流传不穷，这就叫作不朽。古人所制定的制度，我有什么力量去改变呢？可是班固厘定汉代典籍的流别，编成《艺文志》，又议论后人妄自记载事物，和上文所说相同。释：《艺文志》开始于班固的《汉书》，所以开头先说它。东汉以后，承袭旧说还来不及。前代志书已经收录过的，后代志书仍然照录，篇名和目录依旧，反复出现，岂不是用水来增加水吗？谁还能喝得下呢？释：依次说到后世史书，一直到《隋书》。况且《汉书》的志，包括天文志、艺文志，大概只是想广泛列出篇名，表示书籍体制存在而已。文字既少，翻阅容易完毕，所以即使违反篇章文理，也还没有十分烦秽累赘。后来继续编述，范围日益扩大；天文方面有星占、月令【“月防”疑为“月令”】、浑图【浑天】、周髀【盖天】等类别，艺文方面有四部、七录、中经、秘阁等书目，没有一种不超过三箧，各自成为一家之学。史官所写，当然应该停止增写。可是近世有人编著《隋书》，竟广泛包罗各种著作，编成两志，炫耀其繁多丰富，比前代多出百倍。这不仅是沿着翻倒车子的旧轨道再次行驶，也像把眉毛画得过宽，画到了半个额头上。释：这一段说书籍越来越多，史书也越来越漫无边际，这里借天文来陪衬说明。只是自从史书设置各种志以来，不再只是一门，其中的道理有不妥之处，多半是沿袭旧制造成的。唯独艺文这一门，古今情况相同，详细推究其中的道理，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我认为凡是编撰志书的人，都应删去这一篇。释：这一节专门转到应该删去艺文志。如果实在不能删去，就应当改变它的体例。近来宋孝王所著《关东风俗传》也有坟籍志，所收录的都是邺下文士和校勘机构所列的书名，只取当时编撰的书，遵循这个体例，或许可以避免讥议。古语说：“即使有丝麻，也不要丢弃菅草和蒯草。”宋孝王在这方面做到了。释：结尾说，单独收录近世著作才是正确的。按：这一条是从艺文志中抽出加以论说，也是因为文献和史书日益增多而发，和天文志的问题相同，所以把二者并举而言。大概艺文志始于汉代班固；即使遭遇秦火焚毁、藜火照明的残缺文献，也还侥幸有所留存。陈范以后，这类志书中断。唐初奉诏编撰《隋书》时，在李延寿、颜师古等人分别编修史志的基础上，又设置经籍目录，所以篇中所指的只是这两家。它的话有整治疏理的功效，也有因噎废食的弊病。○书籍有五种厄运，里仁、牛氏曾三次对此致意。宋代的《崇文总目》和秘省等目录，仍然收入国史；而《明史》却只记载一个朝代的著述，难道不是以《史通》为借鉴吗？还是因为烦杂太多，无法全部汇录呢？近来学士们购买和收藏书籍，往往私自编成目录，接续晁公武、陈振孙的做法，借此充当史书的补充；编续《通考》的人，应当赶快收录这些目录。五车【《庄子·天下篇》说：“惠施的学问多方，他的书多到五车。”】四部【《隋书·经籍志》说：魏氏取代汉朝后，搜集散失的书籍，收藏在秘书省内外的三阁中。郑默开始编著《中经》，荀勖又依据《中经》改编成《新簿》，分为四部：第一是甲部，包括六艺、小学等书；第二是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第三是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和各种杂事；第四是丁部，包括诗赋、图赞、汲冢书。】七录【《梁书·处士传》说：阮孝绪字士宗，他所著的《七录》等书流传于世。《隋书·经籍志》说：阮孝绪广泛搜集宋、齐以来王公家的藏书，参校官府目录，重新编成《七录》：一是经典录，二是记传录，三是子兵录，四是文集录，五是术数录，六是佛录，七是道录。】把眉毛画得过宽，画到半个额头【《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的儿子马廖上书长乐宫，引用长安的俗语说：“城中喜欢高发髻，四方都把发髻梳高一尺；城中喜欢宽眉毛，四方就把眉毛画到半个额头；城中喜欢大袖子，四方就把衣袖做成整匹帛那么宽。”章怀太子注：这是当时的谚语。】宋孝王【《北史·宋隐传》说：宋世景的族孙宋孝王任北平王文学，非议朝廷士人，撰写《朝士别录》二十卷。北周武帝灭齐后，他改名为《关东风俗传》，又扩大见闻，写成三十卷。】即使有丝麻，也不要丢弃菅草和蒯草，二句【见《左传·成公九年》】

译灾异和祥瑞的出现，是用来表示吉凶的，这个道理明白清楚，不容易全然诬妄。既然如此，那么麒麟争斗而发生日月食，鲸鲵死亡而出现彗星，黄河变迁应验于千年之后，山崩是由于土壤腐朽。又有话说：“太岁在酉，讨浆就能得到酒；太岁在巳，卖妻卖子。”【这些都是附会气数的说法。】由此可知，吉凶交替更迭，如同盈缩循环，这属于天道，不再系于人事。释：开头一节总领天人不相混杂的意思。况且周王占决疑难时，龟甲烧焦、蓍草折断；宋景公向众人发誓时，竹竿折断、旗幡毁坏；枭鸟停在凉【一作“梁”，一作“京”，均非】军营中，鵩鸟聚集在贾谊的住宅里；这些全都是妖异灾变显现的征象，却反而有福禄降临，愚人和智者都不能预知，暗明也没有谁能测定。然而古代国史听到异事就记载，并不一定都能审定它们是吉是凶，详细说明它们是美是恶。所以诸侯相互通报时，有异象也不认为是灾害，这一点见于《春秋》，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释：这一节进一步举出吉凶与征应并不相符的证据。到了汉朝兴起，儒者才考察《洪范》，用来解释阴阳。释：这三句是提起下文，大概指董仲舒、刘向等人的著作，也就是《五行志》所依据的内容。至于这类事情，如江中璧玉传到郑客那里，远远应验了秦始皇梦见卧柳；栽在上林苑的树，近近应合于宣帝宫门的门枢变白；又有元后的祥瑞、桂树【一作“梓柱”】和黄雀，以及新都的灾祸；举出其中一两件，确实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释：先要肯定它，再加以剥夺，这是开头的笔法。至于飞蜮、蝝螽，地震、日食、山崩、地裂，降霜、下雹，大水而无冰，它们所证明的事情，实际上都很迂曲疏阔。释：这几句话突然转折，正是为了加以否定。所以在《春秋》时代，鲁国发生旱灾而举行雩祭、时令错乱、螟虫蜷虫伤害禾苗之类的事情，当时有时秦人来归赠丧礼，有时毛伯来赐予命令，有时滕、邾入朝，有时晋、楚来聘，这些都只是照常发生的事情，却被拿来应合那些灾异征兆。上天降下谴责，惩罚究竟在哪里呢？探究深奥、寻求隐微，难道可以轻略吗？释：这里以灾异征兆没有应验为证，说明所要否定的正是那些不必附会、不必深究的说法。况且史书的记载难以周详完备。近代宋氏国祚只有五十年，地域仅限于江淮，史书却写满一百篇，号称繁富；作者还嫌它不够，增加《拾遗》，又增加《语录》。何况《春秋》所记载的是二百四十年的事情，夷狄和华夏各国都记录在内，而《春秋》经传集解【杜预注本】全书才三十卷；由此可知，它所省略的内容也一定很多。【一作无“言”字。】汉代儒者却把二百年以外的灾变罗列进来，在三十卷中搜求征兆，怎么知道事情没有应验呢？即使在人事上确有应验，而人们失去了相关事件的记载，又怎么能因为有灾变就一定知道它的征兆呢？释：借刘宋的近代史书同《左传》相比较，可以看出，狭窄的史书反而繁多，宽广的《左传》却简约舒缓。像向来那些拘守简本的人，想在残缺遗漏中穷究天变、进行考证，势必很难使一切都相互符合。○从“其事也”到这里，都是约略列举五行家学说的大致内容，统一加以驳斥；以下则逐条摘出加以批驳。至于有的人采录前文却改易其说，认为王札子作乱是在成公年间【原注：《春秋》成公元年二月无冰，董仲舒认为，当时王札子杀死召伯、毛伯。考察今本《春秋经》，札子杀毛伯的事情在宣公十五年，并非成公时期。】○在《五行志》中属于中下等，又见于《五行杂驳》。夏征舒发动叛乱应当是在昭代【原注：《春秋》昭公九年陈国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楚庄王替陈国讨伐夏征舒，因而灭掉陈国，陈国的臣子和百姓怨恨而导致火灾。考察楚庄王灭陈在宣公十一年；至于昭公九年灭陈的，是楚灵王时期。而且楚庄王死后，恭王即位；恭王死后，康王即位；康王死后，夹敖即位；夹敖死后，灵王即位，前后相隔总共五代。】○在《五行志》中属于上等，也见于《五行杂驳》。楚庄王称霸，荆国才开始僭越称王【原注：《春秋》桓公三年发生日食，京房《易传》认为，这是后来楚庄王称王并兼并土地千里的征兆。考察楚武王就已经开始僭越称号，经过文王、成王、穆王三代才到楚庄王；这样说来，楚国称王已经历四代，怎么能说是楚庄王才开始称王呢？】而且鲁桓公死后，世代经历严公、闵公、文公、宣公，共五位国君，楚庄王才称霸；那么，怎么会有桓公三年发生的日食来应验楚庄王称霸呢？○在《五行志》中属于下下等，也见于《五行杂驳》。高宗居丧守制，亳都确实生出了桑树和谷树【原注：《尚书序》说：伊陟辅佐太戊时，亳地有桑树和谷树共同生长。刘向认为，殷道衰败，高宗承接衰弊而兴起，竭尽居丧之哀，天下因此响应；已经取得显赫荣华后，又怠于政事，国家将要危亡，所以出现桑谷并生的异象。考察太戊去世后，他的后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盘庚，共经历五代才到武丁，即高宗。桑谷是在太戊时生长的，并非高宗之事；而且高宗本来又不都于亳。】○在《五行志》中属于中下等。《尚书序》原作，旧本脱去“序”字，今据《五行志》改正。晋悼公临国，六卿专政，以国君身份侍奉臣下【原注：董仲舒认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发生日食，当时月宿在毕宿，这是晋国的象征。晋厉公诛杀四大夫，四大夫想杀死晋厉公；后来没有人敢于责问大夫，六卿】于是相互结党营私，专擅晋国政权，使国君反过来侍奉他们。考察《春秋》，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发生日食，并不是六月。○在《五行志》中属于下下等，也见于《五行杂驳》。不过，这一占验，《五行志》写作昭公，注释写作成公，错误在注释；而晋厉公的事情本来发生在成公时代，不在昭公时代。错误确实存在。班固在按语中所纠正的，只纠正了月份错误，没有纠正占验对象的错误，于是又因错误而纳入另一个错误。此事留在《杂驳篇》中再详细说明。鲁僖公末年，三桓世代担任官职，杀死嫡子而拥立庶子【原注：《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降霜却没有杀死草，刘向认为，当时公子遂专权，三桓开始世代任官。刘向又说，这是嗣君软弱、失去执掌政事权力的象征。又，僖公二十九年秋天下大雹，刘向认为，僖公末年信任公子遂，使他专权放纵，直到杀害国君，因此出现阴气胁迫阳气的征象。僖公没有醒悟，于是最终仍由公子遂专权；两年以后，公子遂杀死子赤，拥立宣公。考察这件事其实发生在文公末年，不是僖公时期。公子遂就是东门襄仲，子赤是文公的太子，即恶。】

译【《志》中卷下】这些说法都不依据经文句意，只凭主观臆断；有的把前面的说成后面的，把虚的说成实的，移动箭靶来迁就箭矢，曲意取其相合，像掩耳盗钟一样，自以为别人没有察觉，哪里知道“后生可畏”，后来的人是难以欺骗的呢？【此段批评任意迁就。】又品评各种事物，给众多类别下判断，说莒是大国，菽是强草，鹙鸟呈青色【一作“素”】，【疑似脱去相偶的四字。】说负蠜不是中国所产的虫。【原注：《春秋》严公二十九年记有蜰，刘歆认为蜰就是负蠜；刘向认为这不是中国所有的，南越天气炎热，男女同在河中沐浴，是淫风所生。】当时严公娶齐国的淫荡女子为夫人，她入宫后又同两个叔父淫乱，所以蜰才出现。考察负蠜这种虫，是中国所生，并不只出于南越。【《志》中卷下】又说鸜鹆是夷狄的鸟。【原注：《春秋》昭公二十五年记鸜鹆来筑巢，刘向认为这是夷狄的禽鸟。】考察可知，鸜鹆中国各地都有，只是不越过济水罢了，这件事见于《周官》。像这样荒诞虚妄的说法，无法一一说尽；可是班固却把它们编纂排列起来，完全没有加以甄别，于是据此编成《五行志》，这不是很糊涂吗？【此段批评描写事物不真实。】况且每当叙述一场灾害、推论一个怪异现象时，董京的说法前后相反，刘向、刘歆父子的解释也不相同。【原注：桓公三年发生日食，董仲舒、刘向认为这是鲁、宋杀害国君并交换许田所致；刘歆认为是晋国曲沃庄伯杀晋侯所致；京房认为是后来楚严称王并兼并土地千里所致。】又如严公七年夜间有星陨落，像下雨一样。刘向认为“夜中”就是指中国；刘歆认为白天象征中国，夜晚象征夷狄。刘向又认为蜮生于南越；刘歆认为天气炎热就会生蜮，并非从南越传来。【又按：桓公三年的一条旧本放在“董京相反”之下，现在详细考察该条，其中也有刘向、刘歆意见不同的话，所以把它移到这里合并。】【又按：“刘向又认为”以上，应该有“严公十七年秋有蜮”八字，现在补在这里。】于是把两种文字都记载下来，把两种道理都保存着。言论没有准则，事情反而更加繁杂，难道这就是所谓摘取关键、收集精华吗？【此段批评占验之论彼此分歧。】【以上三段合起来，都是正面斥责《五行志》的不足和值得怀疑之处。】自汉朝中兴以后直到宋、齐之间，其间司马彪【《续汉书》】、臧荣绪【《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相继执笔著史，竞相撰写《五行志》。他们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大体上多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像司马彪这些人，都自认为名望愧于汉代儒者，才华又不如班固，所以凡是进行辨论，都务求遵守常规；既然动辄遵循绳墨，所以道理不会荒诞离奇。加上古书记载简略，寻求灾异应验的人难以全面考察；近代史书记载繁多，考核祥瑞灾异的人就容易周详。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言论有偏差越界，也是后来的学者所做的反而不够精审的原因。【后世史书的《五行志》较少穿凿附会，这里是宽容后世史书、尤其宽容班固《汉书》的说法。】然而天道深远，禆灶哪里知道日食并不固定？文伯所作的回答，以及像梓慎那样推占星象、赵达那样精通风角，单飏从黄龙看出魏国将兴，董养从苍鸟预见晋朝将乱，这些都是先知先觉的明见，取验于将来，说话必有应验，绝无虚发。假如把这些记在竹帛上，谁能说不对呢？至于事情已经过去，后来再追寻证据，考核那些虚妄的说法，编成这些游移浮泛的言辞，往往只是老生常谈，白白劳烦笔墨罢了。【这一节所说的几个人都不是史官，而是用他们预先见事的明知，来剔除后来强行附会的做法，仍然是宽容后世史书、尤其宽容班固《汉书》的说法。】孔子说：“大概有不知道却硬要创作的人，我没有这样做。”又说：“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大概应当空缺不说。” 孔子又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知”有的版本作“智”。】唉！世上的著作者，应当以此为鉴啊！说话哪里容易，四匹马拉的车也追不回已经说出的话；不要勉强写成一部书，招来千年的讥笑。【一作“言”。】【这是用告诫的话作结。】按：这一条专门评论班固《汉书》的《五行志》。汉代自广川董氏深沉研究经术，又夹杂纬书；伏胜、刘更生后来兴起，应和他们的人大都取用《春秋》与《洪范》，互相影附、黏连牵合，这种流弊越来越多。世祖中兴，喜欢征求符瑞谶纬，孟坚撰史，特意设置《五行志》，也许正是迎合了这种风气吧？它的文字广博而深奥，它的学说却出于臆测而拘泥。这可以说是史部中的奇文，却是经学中的死句。刘向的论说明白通达，同欧阳修《史记》中的《司天考》相合，可以作为外篇错误题辞。【杜佑《通典》没有这两篇《五行》门，辽史也不记《天文志》。】麟斗，鲸死。【这两句话见《淮南子·天文训》。】黄河发生变化。【《拾遗记》说：“丹穴山千年一烧，黄河千年一清。”】山崩。【《左传·成公五年》记梁山崩，绛地的人说：“山中有腐朽的土壤，所以崩塌。”】太岁在酉，四句。【马总《意林》引袁雅《正书》说：“太岁在酉，乞浆得酒；太岁在巳，贩妻鬻子。”这是说灾祸有其自然的规律。】周王解决疑惑。【《说苑·权谋篇》说：武王讨伐纣，走到有戎的隧道时，天下大雨。占卜后龟甲裂开。散宜生说：“这大概是妖异吧？”武王说：“这件事不利于祈祷祭祀，却有利于攻击众人；这就是龟甲裂开的意义。”武王顺应天地，冒犯妖异而擒获纣王，他独到的见解是精当的。按：这件事也见于《齐太公世家》。

译《尚书·泰誓》的正义引用了这件事，说《周本纪》记载：“太公说：‘枯骨和腐朽的蓍草，不能胜过人。’ ”这是误把《齐世家》说成《周本纪》。】宋皇向众人发誓。【《宋武纪上》记载：公讨伐卢循，到了左里，公所执的麾竿折断，折下的旗沉入水中，众人害怕。公欢笑说：“往年覆舟之战，旗竿也曾折断；今天又这样，贼军一定会被击破。”随即进攻营栅，卢循乘一条小船逃走。】枭鸟停在凉州军营。【《晋前凉张轨传》记载：张重华任命谢艾为中坚将军，配给步兵、骑兵五千人攻打麻秋。谢艾率军出振武，夜里有两只枭在牙门中鸣叫。谢艾说：“六博中得到枭的人取胜，这是克敌的征兆。”于是进军交战，大败麻秋。】鵩鸟飞入贾谊的住宅。【《汉书》记载：贾谊任长沙傅第三年，有鵩鸟飞入贾谊的住宅。鵩鸟像鸮，是不祥之鸟，于是贾谊作《鵩鸟赋》来自我排遣。此后一年多，文帝思念贾谊，征召他回来。】江中沉璧。【《汉书·五行志》中上】《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郑客从函谷关以东来，到了华阴，望见一辆白车白马从华山上下来，拿着璧对郑客说：“替我把它送给滈池君。”说完忽然不见了。郑客捧着璧，这就是秦始皇二十八年经过江水时沉入江中的那块璧。柳树生长。【《荀悦汉纪》记载：昭帝元凤三年，上林苑中一株枯柳折断后自行竖起并重新生长，树叶被虫蛀成文字：“公孙病已应当即位。”符节令眭弘上书说：“应当有平民兴起。”因犯妖言罪被杀。到宣帝从民间兴起并即位后，任用眭弘的儿子为郎。按：宣帝起初名叫病已。】门枢长出白发。【《汉书·五行志》下】哀帝建平四年，京师和各郡国的百姓聚集在里巷阡陌之间，陈列博具，歌舞祭祀西王母。又有人传书说：“不要告诉百姓，佩带这封书的人不会死。”不信的人去看门枢下，应当会有白发。杜邺说：“外戚丁氏、傅氏一同侍奉在帷幄之内，这是借象征来使圣朝觉察。”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一异象是王太后下葬的应验。】桂树和黄雀。【汉武帝时的歌谣说：“邪路使良田败坏，谗言使善人遭乱。桂树开花却不结果，黄雀在它的树梢筑巢。从前因此被人羡慕，如今却被人怜悯。”郭茂倩注：“桂为赤色，象征汉家；王莽自称为黄色。”见《五行志》。】《春秋》中反复出现的事情及其灾咎征兆。【秦人归还隧道，见《文公十二年》；毛伯赐命，见《文公元年》；滕国朝见鲁国五次，邾国七次，晋国聘问鲁国十一次，楚国三次，这些都是所谓反复出现的常事。其中灾祸和咎过不断，《春秋》都记载了。】宋氏百篇。【沈约《宋书》共一百卷。】《拾遗语录》。【《隋书·经籍志》记载：宋代《拾遗》十卷，由梁少府卿谢绰撰写；郑樵《艺文略》记载：宋代《齐语录》十卷，由孔思尚撰写。】移箭靶，盗钟。【“移的”一句尚未详知出处。《淮南子·说山训》说：范氏败亡时，有人偷钟，背着它逃走；钟发出铿锵声，他害怕别人听见，赶快捂住自己的耳朵。讨厌别人听见钟声还可以理解，自己捂住耳朵却是荒谬的。】“后生可畏”两句。【见魏文帝《与吴质书》。】禆灶。【《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有彗星出现在大辰，向西延伸到银河。郑国的禆灶说：“宋、卫、陈、郑将会在同一天发生火灾。如果采用瓘、斚、玉瓒等礼器祭祀，郑国一定不会发生火灾。”子产没有同意。昭公十八年夏，宋、卫、陈、郑都发生了火灾。禆灶说：“没有采用我的话，郑国又将发生火灾。”子产说：“天道遥远，人道就在眼前，禆灶怎么知道天道？”于是没有给他礼器，郑国也没有再次发生火灾。】文伯。【《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夏四月发生日食，士文伯说：“鲁、卫都厌恶这件事。卫国大，鲁国小；大的灾祸大概会落在卫君身上吧？鲁国将失去上卿。”八月，卫襄公去世；十一月，季武子去世。晋侯说：“日食的应验已经出现了，可以经常这样解释吗？”士文伯回答：“开始相同，结局却不同，怎么能固定不变呢？”】梓慎。【《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冬天，有彗星出现在大辰，向西延伸到银河。申须说：“诸侯大概会有火灾吧？”梓慎说：“火星出现并被看见，今年火星出现得很明显，一定会在火星没入时发生火灾。火星居于其位已经很久了。火星在夏代出现，是三月；在商代出现，是四月；在周代出现，是五月。夏代的历数合乎天时，如果发生火灾，那么这四国应当承担它，大概就在宋、卫、陈、郑吧。”】赵达。【《吴志》记载：赵达是河南人，渡过长江后研究九宫一算之术。这种术数精微奥妙，计算时从头乘到尾再除。他常笑那些谈论星气、风角之术的人说：“应当在帷幕后面反复推算，不出门户就能知道天道，反而在白天黑夜暴露在外面观察气象吉凶，难道不是太困难了吗？”】单飏。【《后汉书·方术传》记载：单飏字武宣，擅长通晓天官、算术。熹平末年，黄龙出现在谯桥，玄问这是什么祥瑞，单飏说：“这个国家将有王者兴起，不到五十年，黄龙还会再次出现。”魏郡人殷登秘密记下了这件事。到建安二十五年春，黄龙再次出现在谯地；这一年冬天，魏接受禅让。董养。【《晋书·隐逸传》记载：董养字仲道，来到洛阳，杨皇后被废，于是游学太学，登堂叹息说：“建造这座堂，是为了什么呢？人伦道理已经灭亡，大乱将要发生了。”永嘉年间，洛城东北步广里地面塌陷，有两只鹅从中出来，苍色的飞走了，白色的不能飞。董养听说后叹道：“从前周代在狄泉结盟；苍色象征胡人，白色象征国家，这难道还能说尽吗？”于是和妻子挑担进入蜀地，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下落。《哀江南赋》有“出狄泉之苍鸟”一句。】

译有人认为，天文、艺文虽然不是《汉书》应当收取的内容，但可以用来扩大见闻，难以删削。回答说：假如事情超出本类而违背道理，写入书中当然可以触类旁通、不断扩充，为什么不记录呢？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道理，现在可以说出来。人的头圆、脚方，含有灵性、承受元气；吉凶表现在相貌上，贵贱显现在骨法上，这是活着的人所想知道的。四肢六腑被疾病缠绕，假如详细了解它们的孔穴，针刺和灸治就不会出错，这也是养生中最紧要的事。况且人的形体和天上的名称相互对应【“身”指人的形体，“名”指天象】，亲疏自然明白；难道可以近处昏昧于人的形骸，却远处追求星辰天象吗？既然天文有志书，为什么不为人形编一部志书呢？【由天文推衍到人形是一项，但术士之流难道反而比历法星象更重要吗？】茫茫九州，语言各不相同；大汉【依照班固《汉书》的称呼】派遣輶轩之使翻译疏导，使彼此沟通，足以验证风俗的不同，显示皇威传播得广大。况且这些事情处在炎运之时，尤其相互有关。《尔雅》解释万物，并非没有先例。既然艺文有志书，为什么不为方言编一部志书呢？【由艺文推衍到语言是一项，但鄙俗语言难道反而比经籍更重要吗？】只是班固连缀孙卿的言论来叙述刑法，探取孟轲的话来裁定食货；《五行志》取自刘向的《洪范》，《艺文志》取自刘歆的《七略》，借助前人成就自己的事业，于是篇目便很多了。至于许负的相书、扬雄的《方言》，都是当时所重视的，流传于世俗；如果再增加这两志，正好有现成的书，为什么偏偏舍弃它们呢？实在令人不明白。【这一节是轻松的诙谐文辞，大意是说：既然那两项应当设志，那么这两项也可以设志。】遍览各代史书，其中的志书列目，有的前代简略而后代详尽，有的古代没有而今代才有；虽然不断补充缺漏，各自都以为自己做得巧妙，综合评论起来，却都没有得到其中的要旨。【这一节是承接前文并转入下文，说前面所说的内容日益增加，实际上都未必必要；只有下面三项或许可以酌情补充。】大概可以设置志书的内容有三种：第一是都邑志，第二是氏族志，第三是方物志。【这是三项纲要。】为什么呢？京城宏伟庄严，是四方的表率；千门万户【指长安】，万民仰望它的威严神圣；形势像虎踞龙盘【指建邺】，帝王以此显示尊贵至极。又有土台阶、低矮房屋，这是喜好俭约者用来安定百姓的做法；阿房宫、未央宫穷极奢侈，这是导致国家败亡的原因。这些事情，坏的可以用来警戒后世，好的可以用来劝勉后世。而且宫殿宫阙的制度、朝廷的礼仪规范，都是前代君王所制定、后代君王所取法的。所以北齐【高齐】府第刚开始建立时，诵习魏都的制度来建造宫殿；代国【元魏初期的国号为代】最初迁都时，仿照吴京来建造宫阙。由此可知，筹划创始的意义、占卜测度的功业，经历百代也不会改变，一天也不能废弃。至于两汉的都城，有咸阳、洛阳【咸阳、洛阳】；晋、宋的都城是金陵；魏迁都到伊水、瀍水之间；齐居于漳水、滏水之间【邺都】；隋氏两代，分置两座都城。这些都规模宏大久远，名称也不止一个。凡是撰写国史的人，都应当各自编写《都邑志》，列在《舆服志》之前。【这一节主张增补《都邑志》，并将其与《舆服志》排列。】金石、草木，以及缟、纻、丝、枲之类；鸟兽、虫鱼，以及齿、革、羽、毛之类，有的由百蛮纳税，有的由万国进贡。夏代的书把它们编入《禹贡》，周代的书把它们寄托在《王会》。又有在九州牧守所铸的鼎上图画形状【《左传·宣公三年》】，在记载四方荒远之地的经书中列出形状【《山海经》】；观看这些的人以博闻著称，学习这些的人尽情展示自己的见识。自汉代拓展疆域以来，没有哪个国家不来宾服，于是有笻竹传递节信，笮酱流传滋味；大宛进献【一作“输送”】良马，条支送来巨大的鸟。到了魏、晋直到周、隋，也都远近各地前来归服，依据土地所产制作贡品，奇异的物产由计吏带回，奇异的名称在职方官的记录中显现。凡是撰写国史的人，都应当各自编写《方物志》，列在《食货志》之前。【这一节主张增补《方物志》，并将其与《食货志》排列。】帝王的后裔、公侯的子孙，承受祖先余庆，百代也不会断绝。能说清自己的祖先，郯子受到孔子的师事；不知道自己的先祖，籍谈被周景王讥笑。所以周代撰写《世本》，用来辨明各宗族；楚国设置三闾大夫，确实掌管王族。到了后世，谱牒之学尤其繁琐。把它用于官府，可以品评士人和平民；施行于国家，可以辨别华夏与夷狄。自刘氏、曹氏承受天命以来，雍州、豫州成为都邑，世代显贵的家族相承不绝，子孙繁衍。到了永嘉年间向东渡江，流寓于扬州、越地；代氏南迁，改变夷俗而归从华夏。于是中朝与江左【一作“江右”】南北混杂，华夏土地上的边民与胡、汉相互杂居。隋朝拥有天下后，文教制度和车轨文字归于一统。江外【南方兼并陈氏】、山东【东方兼并高齐】的人物集中于其间。高门旧族【一作“贵族”】不再只有一家；郡正、州曹【旧本作“都”】世代掌管这些职任。凡是撰写国史的人，都应当各自编写《氏族志》，列在《百官志》之下。【这一节主张增补《氏族志》，并将其与《百官志》排列。】从都邑志以下，到氏族志为止，实际上都是志书应当优先编写的内容，可是各代史书竟然都没有记录；像休文的《宋书》却大篇幅记载符瑞，伯起的《魏书》又增加释、老二教，这些人只是把不急迫的事情当作要务，哪里值得一提呢？只有这几条，略加商讨，得失利害便可以看出来了。希望后来的作者选择其中好的方面而实行。【这是总结三项应当补充的内容。】【此句以下，旧本另列一条，非原文。】有人问：“您认为都邑、氏族、方物都应当分别编纂，并以‘志’命名篇章吗？” 史书中的志，大多依据旧有记载；如果世间没有这类记录，就只能空缺而不编纂，这就是都邑一类最终没有列入志书的原因。释文【这是总括上面三项设问，说明考证的困难】答道：“考察帝王建立国家，本来没有固定的地点；作者记事，也要看时势而定。远的有汉代的《三辅典》，近的有隋代的《东都记》【两书都记一统王朝的都城】；南方有《宋南徐州记》和《晋宫阙名》【记载南朝】；北方有《洛阳伽蓝记》和《邺都故事》【记载北朝】。大概都邑方面的事情，全都包括在这些书里了。”释文【回答说都邑方面有可考的记载】谱牒的编作，在中古时期很盛行。汉代有赵岐的《三辅决录》，晋代有挚虞的《族姓记》【旧本作《姓族》记，记一统时代的世族】；江左有《两王百家谱》【记载南方士族】；中原有《方思选格》【疑当作《方思格》，记载北方士族】。大概氏族方面的事情，全都包括在这些书里了。释文【回答说氏族方面有可考的记载】自从沈莹著《临海水土》、周处撰《阳羡风土》【旧本作《土风》】以来 ○二者列举它们的创始。此类著作很多，确实不止一类。因此，地理一类的书，陆澄搜集材料还不能穷尽；《水经》加以注释，郦道元编纂，也仍然不能穷尽【总括后续的撰述】。大概各地物产方面的事情，全都包括在这些书里了。

译释文【回答说各地物产方面有可考的记载】这些书历代都不缺少，假如把它们搜集起来编成志书，还担心没有文献吗？这就像渡海寻找鱼、登山采伐木材，至于鱼鳞虫介的长短、树枝木条的大小，关键只在于选择罢了。假如做捕鱼和伐木的人，哪里还会担心山海中的资源被取尽呢？释文【总结说，既然有可考的材料，取材并不困难，只应当选择并加以运用】按：这里是篇末，后面关于人的形貌、方言的两项，是假设性的说辞，只是借此说明天文、艺文两项应当删去罢了。四类相互比较，有粗有细，有雅有俗，学识深厚的人能够辨别，刘知几难道会不知道顾炎武是在这里故意作戏论吗？后面的三种说法，才是顾炎武与人商量的话。然而考察起来，都邑方面大略已经包括在地理书中，并不像舆服那样没有可以依附的专书；各地物产则杂见于域外记载，哪里能和食货那样有专门的经典相比？至于氏族一门，本来就是魏晋以来相沿的重视四姓、以做官为尚的习俗。刘知几轻视后世，这一门尤其不可通行【只有《魏书·官氏志》兼及氏族】。顾炎武的议论，大体偏于枯槁刻薄，没想到在这里忽然生出纠葛。○他所说的虽然没有在史家中实行，但后来胡三省、王鸣盛以及其他人，已经被他搔到了发痒的地方。《尔雅·释物》【按：《尔雅》没有《释物》这一篇，这里是指《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等篇】缀合孙卿的学说，探究孟轲的思想【这是《宋书·志序》中的文字】刘向的《洪范》【王应麟注：因此《汉书》说，刘向汇集上古以来，经过春秋、六国直到秦汉的符瑞和灾异记载，推究事迹，著录其占验，把同类编排在一起，各有条目，共十一篇，名为《洪范五行传论》】《七略》【《汉书·艺文志》说：成帝时，刘向校订各种书籍，总要列出篇目，撮取大意，奏报给皇帝。刘向去世后，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于是总括上奏为《七略》，所以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略》《术数略》《方技略》】《许负相经》【旧注说：孔衍《汉春秋》记许负是温县妇人。裴松之说，现在东方人称母亲为“负”，孔衍把许负当作妇人，似乎有所依据。《艺文类聚》序中有相术篇，陶弘景、刘孝标都作有《许负相经序》】扬雄的《方言》【《郡斋读书志》说：《方言》共十三卷。扬雄带着油绢，向入京上计的孝廉询问各地不同的语言，把它们全部搜集起来，并在书名开头题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齐颂》《魏都》【《北齐书·文宣纪》记载，天保九年，在邺城营建三台，依照旧有基址把它们修得高大宽广，大规模兴建宫室；改铜爵台为金凤台，金兽台为圣应台，冰井台为崇光台。皇帝登临三台，召集群臣朝会，并命令他们作诗】《代写吴京》【《后魏书·孝文纪》记载，太和十七年，孝文帝到洛阳，决定迁都，并下诏让司空开始营建洛邑。《南史·崔祖思传》记载，齐武帝时，魏国使者蒋少游来到，崔祖思的堂弟崔元祖说：“蒋少游有班倕那样的巧技，这次来一定是要摹画宫殿的样式。”蒋少游果然画图而回】《王会》【《逸周书·序》说：周王室安定以后，八方诸侯前来朝会，各自带着贡物来献，想把这些制度流传给后代，于是作《王会》】卭竹、醩酱、宛马、巨雀【都见于《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两篇】郯子【《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来朝见，鲁昭公设宴招待他。昭子问道：“少皞氏用鸟名来命名官职，是什么缘故？”郯子说：“少皞是我的祖先，这件事我知道。我的高祖少皞挚即位时，凤凰恰好来到，所以用鸟来作纪号，任命鸟官，并以鸟名命官，如此等等。”孔子听说后，拜见郯子向他学习】籍谈【《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晋国的荀跞到周，籍谈作为副使随行。周王说：“诸侯都有可以用来镇守安抚王室的贡物，唯独晋国没有，为什么？”籍谈回答说：“晋国处在深山之中，和戎狄为邻，又远离王室，连向戎狄行礼都没有空暇，怎么能拿器物来进献呢？”周王说：“叔父，你忘了吗？唐叔是成王的同母弟，难道反而没有分得器物吗？况且从前你的高祖孙伯黡主管晋国典籍，所以称为籍氏。后来辛有的两个儿子董狐兄弟掌管它，晋国于是有了董氏史官。你是掌管典籍者的后代，为什么忘了呢？”籍谈不能回答，宾客出宫。周王说：“籍谈的父亲恐怕没有后代吧？竟然数说典籍，却忘了自己的祖先。”】《世本》【《后汉书·班彪传》记载：唐、虞、夏、商、周三代，世世代代都有史官，负责掌管典籍，并有记载。从黄帝以来，直到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世系，称为《世本》，共十五篇】三闾【王逸《离骚注》说：屈原与楚王同姓，在楚怀王时任职，担任三闾大夫。三闾大夫的职务，是掌管王族的三个姓氏，即昭、屈、景。屈原编次他们的谱系，以此激励国士】《符瑞》《释老》【沈约《宋书》共有志四十卷，其中《五行志》之前有《符瑞志》三卷；魏收《魏书》有志三十卷，最后一篇是《释老志》】汉代的《三辅典》【按：隋、唐两代的史志都没有《三辅典》这个书名，疑心这里指的就是《三辅黄图》。此书为汉人撰写，作者姓名已经失传。书中所记，都是都城、宫苑、辟雍、明堂、宗庙、郊社、府库、马厩、陵墓等事项，与这里所引用的内容正相合】隋代的《东都记》【隋、唐两代史志都没有记载，只有《通志》略载《东都记》三十卷，邓世隆撰写，但不知道是否就是此书】；宋代的《南徐州记》【《唐书》地理类著录山谦之《南徐州记》二卷】《晋宫阙名》【按：这里指东晋，隋、唐两代史志也没有记载】《洛阳伽蓝记》【《郡斋读书志》记载为三卷，北魏羊衒之撰写。魏国迁都洛阳后，一时王公大臣大多修建佛寺，有的还把自己的宅第捐作寺院，所以僧舍遍布天下。羊衒之记载这些寺院的沿革和事迹，非常完备。《书录解题》说，因尔朱氏之乱，洛阳城郭变成废墟，所以追述这些事情而作此记】《邺都故事》【无从考查。黄补注说：《唐志》有马温《邺都故事》二卷。按黄补注所说，马温是肃宗、代宗时人，此书出现较晚，不是刘知几所说的书】《三辅决录》【《后汉书·赵岐传》记载，赵岐字邠卿，起初名嘉，字台卿，官至太常，著有《三辅决录》。他在自序中说：三辅本来是雍州的土地，世世代代迁徙公卿、官吏、二千石官员以及富贵人家到这里，以陪侍诸陵；五方之人杂居，并非一国的风俗。这里的士人重视声名品行；风俗败坏时，则趋附权势、谋求进用。我曾梦见一位白发老人，姓玄名明，字子真，与我在梦中谈论善恶，毫不偏袒违心，并命令执笔的人把它记录下来。从建武年间直到那时，人的玉石朱紫等品评和身份贵贱，都由此决定，所以叫作《决录》】《挚虞族姓》【《晋书·挚虞传》记载：挚虞字仲洽，曾任太子舍人。由于汉末战乱，谱牒传记大多亡失，即使子孙也说不清自己的先祖，于是撰写《族姓昭穆》十卷，上奏朝廷并进献，认为这足以备考制度、供实际使用，扩大见闻方面的益处】

译《两王谱》【《隋书·经籍志》谱系类著录：《百家集谱》十卷，王俭撰；《百家谱》三十卷、《百家谱集钞》十五卷，都是王僧孺撰】《方思选格》【《唐书》谱牒类著录：后魏《方思格》一卷；又《柳冲传》记载，魏太和年间，诏令各郡中正分别列出本地姓族的次序，作为荐举选拔的标准，名称叫《方思格》】《临海水土》【《唐书》地理类著录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一卷。按该书说：夷州在临海郡东南，距离郡治二千里。当地没有霜雪，草木不会枯死。四面都是山谷溪流，当地人都剃发、穿耳；女人不穿耳。当地出产铜铁，但只把青石磨利来制作弓箭】《阳羡风土》【《晋书·周处传》记载：周处字子隐，是阳羡人。年少时父亲早亡，他纵情驰骋，放纵任性。乡里人忧虑他，说：“三害还没有除掉。”周处问：“为什么？”乡里人说：“南山有白额猛兽，长桥下有蛟龙，再加上你，就是三害。”周处说：“我能够除掉它们。”于是进山杀死猛兽，又投水杀死蛟龙。随后进入吴地，寻找陆机、陆云二人求学，后来到洛阳，以身殉国，死后追赠平西将军。他著有《默语》和《风土记》，并编撰《吴书》。《隋书·经籍志》著录《风土记》三卷】《地里书》【《南齐书·陆澄传》记载，陆澄字彦深，王俭戏称他为“陆公书厨”。他撰写《地里书》，死后才流传出来。《隋书·经籍志》著录《地里书》一百四十九卷、目录一卷。陆澄把《山海经》以来的一百六十家著作汇合编成此书】《水经注》【《郡斋读书志》说：《水经》是汉代桑钦所撰，桑钦是汉成帝时人；《水经》共三卷，后来北魏郦道元博览奇书，为《水经》作注。《魏书·郦道元传》说：郦道元字善长，范阳人，官至御史中尉、关右大使】《史通通释》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第四卷　　　　无锡浦起龙撰 内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