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七无锡浦起龙撰内篇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七，无锡浦起龙撰，内篇。品评人物【第二十三】。我听说，同类的事物会聚集在一起，不同的事物会分别归类；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同一器皿中，枭鸟和鸾鸟不能并翼飞翔。至于商臣、冒顿，一个是南方的蛮人，一个是北方的狄人，相距万里；伊尹、霍光，一个生活在殷代，一个生活在汉代，相隔千年。然而世人谈到悖逆，就说商臣、冒顿；谈到忠顺，就说伊尹、霍光，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们的事迹相同，所以即使相隔遥远，也可以作为一类，哪里一定要并肩接踵、步调相同，才算同类呢？释：篇首说，品评人物如果确实恰当，即使时代和地域不相接，也可以把人物归为一类。史家从司马迁、班固开始写列传，才按照品类把人物相从排列。然而其中有时因为年代相近，有时因为人物稀少，要找出事迹完全相同的人，并不容易。因此《韩非子》和《老子》合在一篇，董卓和袁绍却没有分别立传。难道不是因为韩非、老子都以著述著称，而书名中又都有“子”字【韩非子、老子】；袁绍、董卓都被称为英雄，又生在汉末，所以用这些作为标准，大体还能得到类别吗？也有些人物同类者很多，本应分别流类，却不能确定他们属于同一等级，说明他们品类的差异，结果使兰草和艾草混杂、朱色和紫色不分，这是谁的过错呢？大概是史官的责任。释：这一节总括全篇。按：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上承包举亿万年的人物，下旁贯通百家，把人物分为三科、定为九等，所说的道理很高明，意义也很妥帖。但到了表中所列的人物，为什么又同他叙述的原则不相类呢？例如孔门中通达的人，颜回被称为接近圣道，至于其他弟子，本来很难分出等级高下【“等衰”通“差”】；如今却把伯牛列在曾参之前，把仲弓排在冉有之前【原注：伯牛、仲弓都在第二等，曾参、冉有都在第三等】。即使寻求折中，也找不到其中的道理。又如楚武王的儿子文王经过邓国，邓国的三位外甥【聃甥、骓甥、养甥】请求【一作“想要”】杀死他，邓侯不答应，最终使邓国灭亡【《左传·庄公六年》】；如今却把邓侯列入下愚之上【原注：即第七等】。如果说宁可自己受人怨恨，也要坚持行善，却反而因此获罪，以此加以责备，将要怎样劝人为善呢？如果说他是因为不能忍受小的事情而扰乱大的谋略，错误在于不会权变，所以给他加罪，那么三位外甥能够见机行事，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就作出决断，本来应当高高树立为典范，置于云汉之上，怎么能只同邓侯相邻排列，列在中庸之人的下等呢【原注：三位外甥都在第六等】？又如叙述晋文公的臣佐，把舟之侨列为上，阳处父次之，士蒍列为下【原注：舟之侨在第三等，阳处父在第四等，士蒍在第五等】；叙述燕丹【“丹”字一处脱落】的宾客，把高渐离列在首位，荆轲次之，秦舞阳列在末位【原注：高渐离在第四等，荆轲在第五等，秦舞阳在第六等】。○事情详见《史记·刺客列传》。这些全都是是非混乱、善恶杂乱，有的珍视瓦片而轻贱美玉，有的防备劣马却舍弃骐骥。以此作为鉴戒，还想欺骗谁呢？释：这一节专门纠正《汉书·古今人表》。江充、息夫躬都谄媚迷惑皇上，使灾祸延及太子，毒害忠良。论他们的奸邪凶恶，远远超过石显，但班固却把他们列入表中，而不列入《佞幸传》。杨王孙裸葬，违背礼制，是狂放偏执之徒；考察他的一生，再没有别的事迹，却和朱云列在一起【“仍”字一处有】并列为《传》的首篇，这不是污秽吗？释：因《古今人表》和列传的分合，班固书中有转递关系，以下都说列传类别。至于旁征别录、暗察杂传，类似这样的谬误，实在很多。按刘向《列女传》记载的鲁国秋胡妻，寻究她的始末，完全没有什么才德行为值得称道，只是因为怨恨丈夫，便投河而死。她轻视生命，和古冶子相同；她为节操殉死，却又不同于曹娥。这是凶险顽劣的人，是强横悍烈的妇人【这两句话都是罪责之辞】，却偏偏同贞节刚烈的人列在一起，和事实不合。释：这是《列女传》中的一例。又如嵇康《高士传》所记载的人很广，但颜回、蘧瑗偏偏没有列入。大概是因为这两人虽然乐于道义、遗弃荣华、安于贫困、坚守志向，却拘泥于名教、顾忌礼法，终究不免流于世俗【这是推测轻视周公、孔子的人的意思】。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也钻研仰慕四科，驰骋于六籍，渐染孔门的教义，奉行鲁国的儒学风气【同样是诵习、述说礼法的人】，这同颜回、蘧瑗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反而都可以被甄别收录呢？颜回、蘧瑗可以被弃置，扬雄、董仲舒却得到提升，这可以说是只认识二和五，却不知道十【一本“十”误作“百”】。释：这是《高士传》中的一例。○以上两部书不是国史，只是因为品类相近而一并谈到。至于近代史臣所撰写的史书，寻求其中的乖谬失误，也往往存在。例如阳瓒在边城效忠守节，献出生命战死敌军，在有宋的时代，难道不应当同刘康祖、卜天与一类吗【原注：刘指刘康祖，卜指卜天与】？但沈氏竟不另加标举，只把他附编在《索虏篇》中。纪僧珍【《南齐书》和《南史》都作“僧真”】坚持操守、磨砺品行，始终没有瑕疵，萧氏却把他同众小人混在一起，都以《恩幸》为名。王頍文章不足，武艺有余，亲自前往外戚藩王之处，首先参与叛乱。撰写《隋史》的人，如果不能把他同杨玄感并列【原注：隋代都把杨玄感称为枭感】，也应当把他附载在《杨谅传》中，却偏偏同文人一起编列，与吉士为伍【原注：《隋书》把王頍列在《文苑传》中】。凡是这样的编纂记录，哪里算是同类呢？释：这一节归结到国史，意思是说沈约、萧子显、令狐德棻等人的史书，大多有分类安排不当的问题。孔子说：“根据相貌取人，错过了子羽；根据言语取人，错过了宰我。”光武帝受厐萌蒙骗，曹公则被张邈欺骗。事情【一本无“事”字】都记载在史书中【此句有脱字】，只是善恶清楚可见，不需要许劭、郭泰那样深刻的鉴识，也不需要裴松之、王隐那样高明的考察。然而史家把这些保存于简牍，却不能使善恶区分开来，所以说：“这是谁的过错呢？” “是史官的责任。”释：这一节把责任推到作者的鉴识上，照应前文并作结。假如能够申明品评人物的镜鉴，分别人物的流品，使小人与君子因志趣相同而各得其朋，使上智、中人等人的等级排列有序，那么惩罚恶行、劝勉善行，就能长久地肃正后世；激浊扬清，也将郁然成为不朽之业。按：对班固《古今人表》这样的作品，老手只要判定一句话就够了：“不写它就可以了。”至于其他所评论的内容，恐怕即使换很多人来讲，也不容易说尽。品评人物并不只是评论史书，实际上是在评论人物。评论人物的人，应当像悬挂的秤、明照的镜子一样公平清明；大概很难一经评判就把百人都不遗漏，随意取舍又依据什么原则呢？我恐怕这一篇轻易触犯了荆棘丛。○《高士传》这一节，并不是要把颜回、蘧瑗牵连进来记载，而是讥讽它冒然收录扬雄、董仲舒。

译《史通》中这类写法很多，解释者不要误解。商臣、冒顿【商臣是楚成王的太子。楚成王的王后想立小儿子职，商臣便率宫中甲士包围楚王，楚王自缢，商臣于是自立。见《左传·文公元年》。冒顿是匈奴头曼的太子。头曼宠爱后阏氏所生的儿子，想立他为太子，冒顿便射杀头曼而自立。事情见《史记·匈奴列传》。按：这两个叛逆者被连举，是为了说明宋明帝诏书中的意思】。伊尹、霍光【《汉书》：霍光字子孟，官至大司马大将军。昭帝去世而没有后嗣，霍光奉皇太后诏迎立昌邑王刘贺。刘贺即位后行为淫乱，霍光忧虑不安。田延年说：“伊尹辅佐殷，废黜太甲，使宗庙安宁，后世称赞他的忠诚。将军如果能这样做，也就是汉代的伊尹了。”霍光于是禀告皇太后，下诏让刘贺返回昌邑，拥立孝宣皇帝。《晋书·景帝纪》说：伊尹放逐太甲以使殷安宁，霍光废黜昌邑王以使汉安定。】三科九等。《汉书·古今人表叙》说：“可以同他一起行善，却不可以同他一起作恶，这叫上智；可以同他一起作恶，却不可以同他一起行善，这叫下愚；可以同他一起行善，也可以同他一起作恶，这叫中人。”因此依照这种标准排列九等的次序。晋国的臣佐。《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晋文公建立三军，魏犨任戎右，围攻曹国。魏犨胸部受伤，便让舟之侨担任戎右。城濮之战时，舟之侨先行退回，晋侯杀了他，把他的尸体殉葬于国。《左传·文公五年》：晋国的阳处父出使卫国，寗嬴跟随他，走到温地便返回。寗嬴的妻子问他原因，寗嬴说：“他刚强自用；上天以刚强为德，尚且不违背时势，何况是人呢？”因此离开了他。至于士蒍，见《史通·叙事》篇《用晦》。江充、息夫躬。旧注辑录说：江充受到武帝宠幸，制造巫蛊之事，杀害太子；息夫躬受到哀帝宠幸，上书告变，诬告东平王刘云策划诈伪欺骗之事。按《汉书》，这两人与蒯通、伍被同列一传。石显。《汉书·佞幸传》说：石显年轻时因犯法受腐刑，元帝把政事交给他。他为人机巧聪慧，熟悉政务，能够探知君主隐微的意旨；内心阴险狠毒，惯于持诡辩之说，暗中伤害他人。杨王孙。《汉书》说：杨王孙是孝武帝时的人，学习黄老之术。病重将死时，他命令儿子让自己裸葬，用布袋装尸体，埋入地下七尺；下葬后，从脚部把布袋抽走，使身体直接接触泥土。秋胡妻。《列女传》说：洁妇是鲁国秋胡子的妻子。成婚五天，秋胡子便离家到陈国做官，五年后才回来。还没有到家时，他看见路旁有个采桑的妇人，便喜欢她，下车对她说：“努力耕田不如遇到丰年，努力采桑不如遇见国卿。我有黄金，愿意把它送给夫人。”妇人不愿接受，秋胡子于是离开。到了家，母亲叫妻子出来，才知道她就是刚才采桑的妇人。妻子说：“您束发时辞别父母，五年后才回来，本应快马奔驰、急速归家，如今却在路旁调戏妇人而下车向她献媚，这是忘却母亲、不孝；好色放荡、不合义理。我不忍再见您。”于是离去投河而死。按：傅玄诗说：“那个丈夫既然不善，这个妇人也太刚烈。”这两句话都很恰当，刘向的评论却失于偏颇。古冶子【《晏子春秋·公孙栖、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勇敢却没有礼法，晏子对景公进言，景公便赏给他们两个桃子。公孙栖、田开疆说：“我们的勇气不如您，功劳也比不上您；拿桃子却不谦让，这是贪婪。不过如果不死，就算不上勇敢。”二人都退还桃子，割断脖颈而死。古冶子说：“两位都为此而死，唯独我活着，这是不仁。”也割断脖颈而死。】曹娥【《后汉列女传·孝女曹娥》：曹娥是上虞人，父亲盰担任巫祝。五月五日，他在县城江边逆着潮水迎接婆娑神，溺水而死，尸体没有找到。曹娥当时十四岁，沿江号哭了十七天，投江而死。县长度尚为她立碑。注：《会稽典录》说：度尚的弟子邯郸淳撰写碑文，后来蔡邕题写八个字：“黄娟幼妇，外孙韲臼”。《晋隐逸传》载夏统说：“曹娥的德行超过梁、宋，国人因此作歌，称为《河女之章》。”】认识二和五，却不知道十【《梁书·刘峻传》：刘峻撰写《辩命论》说：“如果说到人的作为而不谈命运，就有六种蒙蔽。容貌美丑、肌肤粗细，这是形体的不同；早晨开放的花到清晨便凋谢，龟鹤能活千年，这是寿命长短的不同；听到言语便能立即领会，或者连豆子和麦子都分辨不清，这是精神才智的差别。明知这三种差别由造化决定，至于荣辱的境遇，却偏偏说全由人自身造成。这就像认识二和五，却还不知道十，这是第一种蒙蔽。大概是采用了《越世家语》的说法。】阳瓒【《宋书·索虏传》：永初三年，北虏竭尽力量攻打滑台城，城的东北角崩坏，王景度出逃。王景度的司马阳瓒坚守不动，众人溃散后，他仍坚持气节不投降，被北虏杀死。】刘卜【《宋书·刘康祖传》：太祖大举北伐，刘康祖的军队从许、洛出发，在尉氏与防厍仁真相遇，激战一日一夜，刘康祖被箭射中颈部而死。北虏把康祖的首级传送到彭城示众，面貌还像活着一样。又据《元凶传》：元凶刘劭是文帝的长子。元嘉三十年，刘劭由张超之亲手扶持发动弑逆。刘劭进到合殿中閤，太祖的左细仗主卜天与在东堂进攻刘劭，被杀。】纪僧珍【《南齐书·恩幸传》：纪僧真年轻时跟随萧思话以及他的儿子萧惠开。萧惠开罢免益州职务后不得志，纪僧真侍奉他更加谨慎。萧惠开说：“我的子弟才华不同寻常，只是因为忌讳这一点罢了。”纪僧真记住了这句话，于是请求侍奉太祖。太祖驻军新亭时，贼人突然从东门攻入，纪僧真和身边人抵抗作战，贼人退走，于是被授任南台御史。纪僧真的容貌、言谈举止，都很有士人的风度。【按：真应作珍，“讳”是说萧道成。】王頍【《隋书·文学传》：王頍字景文，通晓经书，熟悉兵法，有纵横家的志向，被授任汉王谅府谘议叅军。汉王谅暗中怀有异志，文帝驾崩后起兵反叛，其中很多计谋出自王頍。杨素到了蒿泽，王頍对他的儿子说：“气候很不吉利。”于是自杀。又据《庶人谅传》：高祖幼子汉王谅字德章，出任并州总管。汉王谅自认为所处之地拥有天下精锐军队，便有了异图。起兵反叛后，王頍说：“大王所属的将吏及其家属都在关西，应当长驱直入京城，这就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等到杨素袭击蒿泽，汉王谅想要退军，王頍进谏但未被采纳，最终困窘投降，被削除名籍，贬为平民，断绝宗室属籍。】

译庞萌、张邈【庞萌的事见《文篇》，张邈的事见《魏志·邈传》。张邈字孟卓，太祖和袁绍都与他交好。袁绍成为盟主后，让太祖杀张邈，太祖没有听从，说：“孟卓是我的亲友。”张邈害怕太祖，最终却替袁绍攻打太祖，内心始终不安。后来太祖将与陈宫等人共同谋反，游说张邈说：“这也是纵横一时的机会。”张邈听从了，于是带领部众迎接吕布，占据濮阳。两年之间，张邈被自己的部下杀死。评论说：“从前光武帝错信庞萌，近来魏祖也被张邈蒙蔽。能够知人就是明智，但即使天子也很难做到。”】许郭【《后汉书》：郭太字林宗，太原人，性情明达，善于识人，喜欢奖掖和教导士人。许劭字子将，汝南人，年轻时便以严峻的名节著称，喜好品评人物，赏识了许多人。因此天下谈论名士时，都称为“许郭”。】裴王【《晋书》：裴秀的堂弟裴楷字叔则，聪明有悟性，具有见识和器量，年轻时与王戎齐名。吏部郎职位空缺，文帝向钟会询问人选，钟会说：“裴楷清正通达，王戎简明精要，都是合适的人选。”又，王戎字濬仲，神采秀美清朗，裴楷评价他说：“王戎的眼睛光彩灿烂，像岩石下的闪电。”】直书【第二十四】○“直书”有的版本作“直言”，误。人承受五常之性，士人兼具各种品行，邪正有区别，曲直不相同。邪曲，是人们所鄙弃的，也是小人的行径；正直，是人们所尊重的，也是君子的德行。然而世人多趋向邪曲而抛弃正直，不走君子的道路，却走小人的道路，为什么呢？古语说：“正直如琴弦，死在道路旁；弯曲如钩，反而能够封侯。”所以人们宁愿顺从以保全吉利，也不愿违逆触犯而遭受祸害。释：这是从普遍遵循直道却不得伸展说起。何况史书的职责，是申明劝诫，树立风教声誉。如果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只要如实记载他们的事情，不掩饰他们的过失，那么污秽的行迹会在一天之内显露，恶名会流传千年【一作“古”】。话说到这里，唉，难道不可畏惧吗！释：这一段说史家的直道一旦彰显，作恶者就会畏惧，由此振起下文。人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行动，就会顺利；在不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行动，就会遭殃。像董狐记事不隐讳，赵盾因遵守史法而承受恶名；他们不因彼此而改变，实行起来毫不犹豫，这样之后才能成就美好的正直，在古今享有盛名。至于齐国史官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叙述汉朝的过失，韦昭在吴朝坚持正义，崔浩在魏国触犯忌讳，有的人身受斧钺之刑，在当时被人耻笑；有的人著述被填入坑窖，后代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名字。世事既然如此，却责怪史臣不能申张刚直不屈的风气、砥砺舍身奉公的节操，大概也是很难的。因此张俨发愤，私下保存了默记之文；孙盛心中不平，偷偷撰写了《辽东本》。他们借此躲避灾祸，幸而两方面都得以保全【旧本作“而”，误】，足以证明世道多么险隘，也足以知道实录是多么难以遇到。释：这一节畅言古代直道已经遥远，而厌恶正直的人实在很多，作者因此畏惧躲避、曲意顺从，这是全篇为正直感慨。可是考察历代史书，从直言中寻找证据，虽然古人的糟粕也混杂其中，真伪互相错杂，但披沙拣金，有时也能获得珍宝。考察晋朝【金行】的历史，尤其多有这种情况。在宣帝、景帝、武帝开创基业之初，曹氏与司马氏发生纷争之际，有的记载军队列阵于渭水曲折处，使武侯受到挫折；有的记载在云台拔刀，因成济而受伤。陈寿、王隐都闭口不言，陆机、虞预也都搁笔不写。直到习凿齿才申说“死去的诸葛亮使活着的司马懿逃走”的说法，提出“拔戈触犯皇帝车驾”的话，历代深厚的诬蔑，一朝之间如同被洗雪【一作“始”】。考察此人记载史事，大概接近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吧！释：这一节实际点出晋初之事，许多人曲意隐讳，幸亏有习凿齿和干宝才使真相彰显。其次还有宋孝王的《风俗传》和王劭的《齐志》，它们叙述当时的事情，也都力求审慎真实。考察当时，黄河以北【指元魏】的王公贵族仍然承袭旧业，邺城【指高齐】的将相仍然存在。而这两个人却记载了他们所忌讳的事情，竟然一点也没有畏惧的神色。难道刚直也不能在这两个人身上表现出来吗【一本“人”作“之”，谓二字】？释：这一节从侧面运笔，说明当时贵胄很多，而这两个人并不阿附他们的先辈。○以上两节总括说明直道难以实行的意思。大概烈士为了名声可以舍生，壮士看重的是气节。宁可像兰花凋谢、美玉折断，也不愿像瓦砾一样长久存在。像南董那样凭借气节直书史事，不避让强暴；像韦昭、崔浩那样任情挥笔奋书，不向任何人阿谀逢迎。虽然他们保全自身的防护有所不足，但遗留下来的芳名和功烈，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称颂他们。至于王沈在《魏书》中用邪曲的手段窃取官位，董统在《燕史》中凭借谄媚偷取荣誉，即使贯通三光、洞察九泉，也还不足以说明他们之间的高下。释：结尾以浩然之气歌咏感叹，寄托自己的本心。按：这篇文章与《忤时》一篇一样，都是批评史笔低回曲折、表彰正直人才，并不是黏着于字面作论。它写得自负，是为了概括当时的情势。文章既有形态又有精神，读者若能在句外领会其精神，才算真正读懂。至于那些像敲着盘子、摸索蜡烛一样只凭局部感受的人，是难以同他们谈论太阳的。“正直如琴弦”四句【《乐府集》郭茂倩注说：《后汉书·五行志》载，这是顺帝末年京城儿童所唱的歌谣。】“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行动”两句【语出扬雄《解嘲》。】董狐【《左传·宣公二年》：晋国赵穿在桃园攻杀灵公，赵宣子还没有出山就返回了。太史记载说：“赵盾弑杀了他的君主。”并把这件事公布在朝廷上。赵宣子说：“唉！我怀念这件事，自己给自己招来了忧患，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记事原则是不隐讳；赵宣子是古代的好大夫，却因为遵守史法而承受恶名。可惜他逃出国境才免于罪责。”】记载崔杼弑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弑杀齐庄公后，向晋国解释这件事。太史记载说：“崔杼弑杀了他的君主。”崔杼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继任后仍这样记载，也被杀死，这样死了两个人。他的另一个弟弟又这样记载，崔杼才放过了他。南史氏听说齐国太史全都死了，拿着竹简赶来。听说太史已经这样记载，才返回去。】叙述汉朝的过失【《后汉书·蔡邕传》：王允说：“汉武帝没有杀司马迁，才使诽谤汉朝的书流传到后世。”章怀太子注说：“凡是史官记事，善恶都必须记载。这里说司马迁所著《史记》把汉朝不好的事情都写了出来，所以被说成诽谤，并不是只指汉武帝本人。”】韦昭坚持正义【见《本纪篇》“弘嗣吴史”注。】崔浩触犯忌讳【《魏书》：崔浩字伯渊，清河人，广泛阅读经史以及玄象、阴阳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无不通晓。封东郡公，任太常卿。神瑞二年，诏令他撰写国史。《北史·本传》：著作令史闵堪、郄标谄媚侍奉崔浩，请求立碑刻铭，记载国史，以彰显直笔。崔浩记载国事，内容详备却不避忌讳，碑铭又显现在道路上。北人愤怒怨恨，便向皇帝构陷崔浩。皇帝发怒，诛杀了崔浩。】张俨的默记【张俨见载于《文篇》注。《隋经籍志》载：默记三卷，吴大鸿胪张俨撰。】

译《辽东本》【《晋书》：孙盛撰写《晋阳秋》，文辞直截而义理正当。桓温看到后，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之战确实是失利，何至于像你父亲说的那样严重？”这部史书流传到桓温家中，桓温便让孙盛的几个儿子改写。孙盛写了两部定本，寄藏在慕容儁那里。太元年间，孝武帝广泛搜求异闻，才在辽东得到这部书，拿来互相考校，发现有许多不同，于是两种本子都流传开来。】金行【注见《断限篇》。】在渭水曲折处使对手受挫【《蜀志·诸葛亮传》：诸葛亮据守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在渭水以南对峙，同年死于军中。裴松之注《汉晋春秋》说：杨仪等整顿军队撤出，百姓奔走报告司马宣王，司马宣王追赶他们。姜维命杨仪调转旗帜、击鼓，好像要向司马宣王进攻，司马宣王于是退兵，不敢逼近。杨仪结阵离去，百姓因此编歌谣说：“死了的诸葛亮吓走了活着的司马仲达。”】在云台拔刀而受伤【《魏志·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说：“皇帝召见王经等人，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路人都知道，应当亲自出兵讨伐他。’王经说：‘宫中宿卫空虚，兵器甲士又少，灾祸恐怕不可预测。’皇帝从怀中取出手板，命人扔到地上，说：‘行动已经决定了。’贾充迎战，皇帝亲自用剑，太子舍人成济说：‘事情紧急了，应当怎么办？’贾充说：‘豢养你们，正是为了今天。’成济立即上前刺杀皇帝，刀刃从背部穿出。又据《魏氏春秋》：皇帝亲自率领冗从仆射李昭等人下登陵云台，发给铠甲、兵器和军队，出兵讨伐。又按：“抽戈犯跸”也见于此注，是干宝《晋纪》中的话，并非出自习凿齿之书。董统《燕史》【《外篇·正史篇》：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奉诏开始编撰后燕史三十卷。考察此书，《隋书》和《新唐书》的经籍志都没有记载，因为后来范亨等人合并各部燕史，编成一部书，董统的书于是散佚。范亨的书，两部史志都有记载。】曲笔【第二十五】人类社会形成以后，才有家和国这样的称谓；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君主要像君主，臣下要像臣下，亲疏既已分明，等级差别也就确定了。大概儿子替父亲隐瞒过错，正直也包含在其中，这是《论语》所说的顺理之道。对外事略加省略，对内亲属有所区别，掩盖恶行、宣扬善行，这是《春秋》的义旨。自此以后，大都沿用旧有章法，史官遇到涉及君主和亲属的事情，往往多有隐讳；这虽然不完全合乎直道，但名教仍得以保存。释：开头借尊敬君主、避讳亲属来说明似乎曲折而实际合乎正直的情况，以此引出本节“曲”字。至于有人舞弄文辞、玩弄笔墨，粉饰错误、掩饰过失，像王隐、虞预彼此毁辱，子野、休文为纷争解释并相互道歉；取舍全凭主观臆说，威福任由笔端施行，这就是作者的丑行，也是人伦共同憎恶的行为。释：这里和下一节标明两种曲笔。○这是出于偏私意见的曲笔。也有人记事常凭空虚构，制造许多子虚乌有的内容；有时借用别人的美名，把它变成自己的私恩；有时诬陷别人的恶行，借此报复自己的仇敌。比如王沈《魏录》滥载贬斥甄氏的诏书，陆机《晋史》虚夸诸葛亮拒绝魏军的锋芒，班固收受金钱后才开始记载，陈寿借得米粮后才为人作传。这些都是记言的奸贼、执笔的凶人，虽然把他们陈尸市朝、投给豺虎也可以。释：这是出于恩惠、仇怨和贿赂的曲笔。○这段话语气愤激，意思已经针对魏收。既然史书不直，历代都有这样的著作，如果它所记之事已经显明，那么今天便没有必要再取用【指前人已经说过的内容】。至于前代贤人没有察觉、后人也不知道的事情，现在略微增广异闻，用来标明前人的先见。释：前面两种曲笔是提纲，这几句话承接下面。考察《后汉书·更始帝传》称更始帝懦弱，说他刚即位时面南而立，临朝接受群臣朝拜，群臣羞愧流汗，只能刮擦坐席而不敢仰视。可是圣公当初身处微贱之中，已经能够结交宾客、为人报仇，躲入绿林避难，名义上是豪杰，怎么会贵为人主后反而到了这种地步呢？难道是作者用曲笔迎合当时的形势，独自成就光武帝的美名，用谄媚的话讨好君主，以洗雪刘伯升的怨恨吗？况且中兴时期的史书出自东观，有的由明皇帝【即明帝】审定，有的由马皇后刊定，而汉朝国运长久，史册又没有改动，于是使其他姓氏的后人追述时只能空传伪造的记录。释：这里推测《后汉书》用曲笔诋毁更始帝。陈寿《国志·刘后主传》说，蜀国没有史官，所以灾异祥瑞都没有记载。考察黄气曾出现在秭归，群鸟坠落在江水中，成都有人说出现景星，益州有人说没有宰相之气；如果蜀国没有史官，这些事情又从哪里记载下来呢？大概是因为诸葛亮的父亲受辱被剃发，所以陈寿才增加这些诽谤议论吧。释：这里推测《蜀志》用曲笔诋毁诸葛亮。古代诸侯相互争斗，胜负没有定数，但对别人的善行一定称扬，对自己的恶行也不隐讳。到了近古【一作“世”】，已经听不到极其公正的史书了。国家都自称自己是长处，家族都互相说对方的短处。而魏收因为元氏出自边远地区，受到中原诸华的轻视，于是极力抬高自己，把桑干【元魏建国之地】比作姬周、汉朝的国家，曲意加以褒扬，把建邺比作蛮貊之邦而压低它。敌国之间互相仇恨，交战结怨，把这些写进移檄之中，还可以说是为了达到诬陷的目的；但把它列入缃素【指史书】，就很难再胡乱编说。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怎么可以谈论史书呢？释：前面范、陈二人的曲笔都是凭想象推测，这里则明显刺责魏收夸耀元魏、贬低他国的曲笔；原文到此尚未完。史书的曲笔和诬书【句】不过一两处【句】，说到它们的罪责【一作“负罪”】，过失已经很多了。而魏收还夹杂寓言，几乎占了一半。自从仓颉以来，像这种流派实在少见。可是李氏《齐书》为什么称作实录呢？大概因为李重规【李百药字】没有父亲，不能明白伯起，又以公辅之官相加，把字取成大名【一误作“若”】，事情又同于元叹；既然没有德行不能报答，于是便用虚假的美言相互酬答。不过如果一定要说昭公懂礼，我是不相信的。古语说：认清对方是贼寇敌人，才能使人信服。像王劭那样抗声直言、毫不屈挠，可以和古人并驾齐驱；而魏收持论激烈高亢，却称王劭有愧于正直。既不彰明他的罪行【指王劭所撰各史中没有具体指证】，却轻率地施加诛责，这正是所谓出兵没有名义，难以取得胜利。考察这番议论的写作原因，大概是因为君懋的史法不隐讳、因此获罪于当时，有人便借史臣之手来报复私门的耻辱；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如此厌恶正直、羞辱正道，像盗贼痛恨主人一样呢？释：这里又加深一层，仍然是在刺责魏收，并不是赞美王劭。魏收的书中有刘氏所深恶的内容，所以这里反复斥责他；刺责魏收的文字到此才结束。自从史书出现曲笔到这里为止，本来是一处错简，已在《鉴识篇》“弹射”一段之下说明了。大概霜雪交加降下之后，才显出贞松的坚贞。

译国家遭逢丧乱，才能检验忠臣的气节。比如汉末的董承、耿纪（曲笔在魏）；晋初的诸葛诞、毌丘俭（曲笔在晋）；齐兴起时的刘秉、袁粲（刘秉一作刘康，曲笔在齐）；周灭亡时的王谦、尉迥（曲笔在隋）。这些人全都毁家纾难、以身殉国，把死看得如同生存一样，可历代史书却都称他们为叛逆将领。这样做凭什么来激扬名教、劝勉侍奉君主的人呢？古人记载事情，是使贼臣逆子感到恐惧；如今记载事情，却使忠臣义士感到羞耻。假如南董在地下有知，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咬牙切齿。释：这一节列举各史曲笔的事例，大凡前朝末年的忠臣义士，多半都受到冤枉。自梁、陈以后直到隋、周，各史都是贞观年间群臣所撰写的，距离近古不远，史实真伪本来容易考察。至于朝廷贵臣，必定有父祖的传记；考察他们的事迹，往往都是子孙所撰，而访问民间风俗、询问当地老人，事情却有不同，言语也多不符合事实。从前秦地老人没有死绝，因此可以验证苻生受到的深重诬陷；蜀地老人还在，所以知道诸葛亮受到的许多冤枉。这是自古以来都令人叹息的事，难道只是今天才这样吗？释：这一节说明，即使当时奉敕修撰前代史书，也仍免不了因顾忌和徇护贵族而产生曲笔。史书的作用，是记载功绩、掌管过失，表彰善行、憎恶恶行；一个朝代的得失，会影响千载的荣辱。如果违背这个原则，怎么能说是善于任史官呢？但自古以来只听说因为直笔而被诛杀，从没听说因为曲笔而获罪。因此，沈约的《宋书》多有妄说，梁武帝知道了却不责怪；王劭所撰《魏史》不公正，齐宣帝看过也没有责罚。于是史官可以任凭自己的爱憎，按照内心抬高或贬低人物；向前不怕违反国家法令，退后也不愧对自己的私室。想求得真实记录，不是很难吗！唉，这也是有国家的人所应当惩治、革除的弊病。释：篇末归结到功过失衡、奖惩颠倒，这是探究根本的深刻议论，也更加透彻地表现了前篇寄托的感慨。按照昌黎关于“人祸天灾”的说法来看，他戒惧之心并不小，正是害怕写成曲笔。评论者有意斥责刘知几，于是竭力为史官辩护。古人已经逝去，史实究竟可信还是不可信，凭什么来验证？掌握史笔的人读到这里，能够不感到畏惧吗？“圣公刮席”这一段，与前面说应当列入《帝纪》的话相互承接，但它所说的内容确实不同。然而，在成败之间评论人物，关于朝代兴替的疑案，原本正可以保存下来。《史通》归美于王劭，但他写史果真敢于触犯众人忌讳而不闭口，为什么呢？大概从齐丘的谶语、齧索的歌谣来看，这类内容在他的著作中都能见到。由此推知，他近来使用腻烦的辞藻很多，掩饰瑕疵的地方很少，所以招致愤怒就更深了。那篇《隋书》传记，明明悬为指斥他的著作，却独自张榜称许他的谄谀之语，难道真能概括他一生的表现吗？王劭即使算不上佳士，史书难道就没有憎恶性的言辞吗？李安平叙述崔浩被诛杀时，指责他所著的史书说：“完备而不典雅；所谓完备，就是不加隐瞒；所谓不典雅，就是不加文饰。”大致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憎恶性的言辞。可见史官的防忌在于史局，他任性直书，因此触犯时俗，激愤之下便发出议论。说到君懋，就加以进用；说到伯起，就加以贬斥。伯起尤其擅长文饰。所贬斥的是文饰，也就是所进取的是不加文饰。河上歌谣说“同病相怜”，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虞预与王隐互相凌辱。《晋书·王隐传》说：大兴初年，命王隐撰写晋史。当时著作郎虞预私下撰写《晋书》，但他生长于东南，不了解中朝的事情，多次向王隐询问，还借用王隐所著的书，偷偷抄写下来。后来他更加嫉恨王隐，脸色上也显露出来。王隐最终因遭诽谤而被免官，回到家乡。沈约为裴子野的曾祖裴松之排解纷争。《南史》说，齐永明末年，沈约撰写《宋书》，称裴松之后便无人可称述。裴子野又撰写《宋略》二十卷，其中叙事和评论多有可取之处。但书中说诛杀淮南太守沈璞，是因为他没有跟从义军。沈璞害怕了，赤脚前去谢罪，请求两相释解。王沈滥加叙述而贬低甄氏。《晋书·王沈传》说，高贵乡公准备攻打文帝，召王沈告知此事。王沈驰往告知文帝，因此被视为不忠于君主，受到舆论严厉非难。王沈所撰《魏书》已经散佚，关于他叙述甄氏之事，无法考查。郭氏评论王沈对魏不忠，因此认为他后来贬斥甄氏，是滥加叙述这件事，以彰显曹氏的丑恶。陆机夸大其词，说晋三祖曾拒绝诸葛亮。《陆机有晋三祖纪》，见《本纪篇》。考《晋书·宣纪》，魏太和五年及青龙二年，司马懿总共两次拒绝蜀丞相诸葛亮。接受金钱、借取粮米。班固接受金钱，陈寿求取粮米，见《史官建置篇》。柳虬注《困学纪闻》说，接受金钱的事情尚不详细。我考察《陈寿传》，其中有这样的说法：丁廙的儿子向陈寿索求千斛米，丁廙没有给他，陈寿最终也没有为丁廙立传；但原文只说“或云”，也就是有人这样说，可见对此仍有怀疑，恐怕也不能完全相信。伯升的怨恨。《后汉书》说，齐武王刘演，字伯升，是光武帝的长兄。王莽篡夺汉朝后，各地兵乱并起，伯升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圣公即位后，任命伯升为大司徒。等到伯升进攻宛城时，光武帝击破王寻、王邑兄弟，威名更加显盛。更始帝君臣谋划诛杀伯升，将他害死。明皇所制定的内容。《后汉书·东平王苍传》说，显宗永平十五年，皇帝巡幸东平，把自己撰写的《光武本纪》给刘苍看，刘苍于是献上《光武受命中兴颂》，皇帝非常赞赏。按：显宗是明帝的庙号。马皇后所删削刊定的内容。《后汉书·皇后纪》说，显宗明德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肃宗即位后，尊她为皇太后。她亲自撰写《显宗起居注》，删去了哥哥马防参与医药之事，说：“我不愿让后世听说先帝多次亲近后宫的亲属。” 蜀国没有史官职务。《后主传》评论说：国家不设置史官，记录编纪也没有相应官员，因此政事多有遗漏，灾异也没有记载。秭归出现黄色云气。《先主传》说，章武二年，先主率军到秭归，在猇亭驻扎，黄色云气从秭归方圆十余里内出现，宽达数十丈。群乌坠入江水。《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说：江阳有乌鸦从江南飞往江北，不能飞到，坠水而死的有数千只。又有景星出现。《后主传》说，景耀元年，史官说景星出现，于是大赦天下，并改换年号。没有宰相之气。《费祎传》说，延熙十四年夏天，成都观察云气的人说：“都城没有宰相之气。” 父亲受辱而被髡刑。《晋书·陈寿传》说，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马谡被诸葛亮诛杀，陈寿的父亲也因受牵连而被髡刑。陈寿为父亲立传时，说诸葛亮的将略并不长于用兵，没有应付敌人的才能，评论者因此轻视陈寿。李氏称为实录。语见《浮词篇》原注。公辅的大名。《北史》说，李百药的父亲李德林幼年丧父，还没有字。魏收对他说：“您的见识气度一定能达到公辅的地位，我用这个字来称呼您。”王训故《左传》说：“魏，是大名。”所以这样说。按：“大名”一句见《左传·闵公元年》。

译元叹。《吴志·顾雍传》说，顾雍字元叹。蔡伯喈曾因躲避仇怨来到吴地，顾雍跟随他学习琴和书法。《江表传》注说，蔡伯喈对顾雍说：“您一定会成就名声，如今我把自己的名声给您，所以顾雍和伯喈同名。”《吴录》又说，因为顾雍受到伯喈的赞叹，所以把“元叹”作为他的字。厌恶正直，憎恨正道。语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盗贼憎恨主人，百姓怨恨上位者；君子知道天下不可以强行居于上位，所以就处在下位。又见《左传·成公十五年》。董承、耿纪。《蜀志·先主传》说，先主与曹操一同返回许都时，献帝的舅舅、车骑将军董承辞谢接受献帝赐给的衣带诏，准备诛杀曹操，先主于是与董承等人共同谋划。《魏武纪》详细记载：刘备还没有东进时，暗中与董承谋划反叛，起兵驻屯沛县，时间在建安五年。董承等人的谋划泄露后被杀。按：耿纪攻打许都并焚烧军营，见《因习篇》。又《魏武纪》注引《三辅决录》说，耿纪字季行，是丞相府属官。《献帝春秋》说，收捕耿纪等人将要斩杀时，耿纪呼喊魏王曹操的名字说：“只恨我没有自己作主，最终竟被一群小子误了。” 诸葛诞、毌丘俭。诸葛诞见《因习篇》。《晋景纪》说，正元二年，魏镇东大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作乱，假传太后诏令，向各郡国发布檄文，在西门外筑坛结盟，率领六万人渡过淮水向西进军。皇帝出兵征讨他们，毌丘俭听说文钦战败，连夜逃到安风津，都尉追上并斩杀了他。《魏志·诞俭传》说，诸葛诞字公休，毌丘俭字仲恭。毌丘俭任扬州都督时反叛，失败后被夷灭。诸葛诞内心不安，朝廷征召他，任命为司空；诸葛诞更加恐惧，于是也反叛。按王应麟说：毌丘俭、诸葛诞的事迹，千年之后仍有生气。因此郑樵有《晋史》偏党晋朝的说法。又按《通志略》说：毌丘以封邑为氏，“毌”不读“贯”。刘秉、袁粲。《宋书·袁粲传》说，袁粲字景倩，与齐王刘秉共同决断各种政务。顺帝即位后，下诏迁往石头城。当时齐王功劳很高，天命已经归于齐王，袁粲暗中另有图谋。刘秉是宋朝宗室，与袁粲结盟谋划，约定日期，假传太后诏令，准备进攻齐王。事情泄露后，齐王派军主戴僧静前往石头城。戴僧静挺身暗中前往，袁粲的儿子袁最察觉到有人来，众人便用身体保护袁粲。戴僧静径直上前将袁粲斩杀，父子二人都死了。后来刘秉也被诛杀。刘秉的事情见《宗室传》。王谦、尉迥，也见《因习篇》。秦地老人没有死绝。（未详。） 蜀地老人还在。（未详。按《困学纪闻》说：“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诸葛武侯的事迹已经湮没很多了。然而这样说来，蜀地老人侍奉王氏之事，也没有可考的依据。） 《鉴识》第二十六。人的见识有通达和闭塞，精神有明朗和昏暗，因此毁谤和赞誉各不相同，喜爱和憎恶也各有差异。三王受到诽谤，是遇到鲁仲连才得以申辩；五霸擅有名声，是遇到孔宣才受到诋毁。这说明事物有恒定的准则，而鉴识却没有固定的标准；想求得衡量考核、得到适当结论，大概只有千年一遇吧？释：篇章主旨是论述鉴识古事不明的过失，开头先说明明察之人难以遇到。何况史传作为文章，内容深广浩博，学者如果不能探究幽深隐微之处，追求远处、钩取深意，又怎么能够辨明其中的利害、分清其中的善恶呢？释：从鉴识人物转而归结到鉴识史书。考察左丘明的著作，它是《春秋》经的传，而且与经书同时存在；汉、魏两代竟未把它列入学官，儒者都贬低这一家而大力推重《公羊传》和《谷梁传》。丘明亲自担任鲁国史官，接受孔子的经学传授；说到时代，两人同时存在；说到才华，两人同样卓越。那两家只是孔子弟子的门徒，属于预先通达孔子之道的人门下，人才和见识本来就不同，年代又有间隔，怎么能拿他们的传说，来和亲自接受孔子传授的左丘明相比呢？何况《公羊传》《谷梁传》的义理有乖僻之处，言辞多鄙陋粗野，与《左传》相比，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可知，所谓“膏肓”“墨守”，只是腐儒的妄说；所谓“卖饼太官”，才确实是智士的明鉴。释：这一节说明《左传》长期被压抑埋没，是因为能够明察鉴识的人太少。等到《史记》《汉书》相继出现，前后承接，王充撰写著作，已经把班固列为上等、司马迁列为次等；张辅发表评论，又认为班固不如司马迁。王充说，班彪的文章义理完备，记事详尽丰富，读者认为是上等；而把太史公列为次等。张辅《名士优劣论》说：世人评论司马迁、班固的才能高下，多数认为班固胜过司马迁。我认为，司马迁叙述三千年历史，用五十万字；班固叙述二百年历史，用八十万字。烦简并不相称，班固一定不如司马迁。然而这两部书虽然彼此各有长短，交替显露得失，大体上风格相同，可以归为一类。释：从这里以下谈班固和司马迁。先列出公允的评论。张晏说，司马迁死后，亡龟策日者褚先生补写了他所缺少的内容，言辞鄙陋，不是司马迁的本意。考察司马迁所撰《五帝本纪》和七十篇列传，其中说虞舜遭遇困厄后藏入空地而出，孔子去世后弟子推奉有若。这两件事又在《暗惑篇》中评论过。司马迁这些言辞的鄙陋，甚至比这里说的还严重，怎么能只责怪褚先生，却完全维护司马氏呢？释：这一条说明，马氏也从鉴识者的角度立论；这是驳斥张晏，而不是贬抑司马迁。刘轨思商讨汉史，一向重视班固的才华，只讥讽他的《本纪》没有列入少帝，却径直编入高后。刘弘并非刘氏，却被偷偷养在汉宫中，当时天下没有君主，吕氏宗族主持政事，所以借用她的年号年月寄托编年，而野鸡的行为另有记载。外戚的事例，好比周成王年幼，史书刊载周公摄政的年份；周厉王逃亡，编年记录共和的日子，而周公、召公二人各自都有世家传记。班氏依照先例行事，完全符合实际，难道能说他虽然凭巧妙心思发掘史实，反而受到拙劣眼光的讥笑吗？释：这一条说明，班固也从鉴识者的角度立论；这是驳斥刘轨思，而不是抬高班固。以上把《史记》和《汉书》作为一个大段。刘祥撰写《宋书序录》，历述各家晋史，大意说：法盛的《晋中兴书》文辞荒率，缺少气势；王隐、徐广的著作沉溺于琐碎，少有文采。史书叙事，应当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鄙俗；文字直截，事实核实，做到这样就可以了。若一定要让文章像孔融那样含有奇异之处，像刘桢那样有超逸气韵，像扬雄那样含蓄有文采，像司马相如那样辞藻飞扬，这就成了绮丽铺张、文饰交错、雕琢篇章、繁复多彩；想把这样的作品称为实录，怎么可能呢？据此来诋毁它们，便知道这种弹劾是错误施加的。释：这一节列举各家晋史，也是在鉴识者的立场上议论；同样是驳斥刘祥，而不是评定各史的优劣。一本在这里以下接入前篇“夫史”一段，恐怕不对。人的兴废，是时势决定的。

译人的困厄和显达，是命运决定的。书籍的作用，也同样如此。《尚书》古文是六经的冠冕，《春秋》左氏传是三传中的雄长；然而从秦到晋，年数超过五百年，它们的书都隐没不传于世。后来梅赜抄写进献，杜预为之训释，这才在一时受到重视，在千古擅有名声。至于《老经》，撰成于周代；《庄子》，成书于楚地；却要遭逢汉文帝、汉景帝时才开始流传，遇到嵇康、阮籍才显得尊贵。像这样的情况，哪里能够全部记载得完呢？所以说：兴废在于时势，困达在于命运。假使当时没有识别宝物的人，世上缺少知音，那么《论衡》如果没有遇到蔡伯喈，《太玄》如果没有遇到张平子，终将像烟尽火灭、泥沉雨绝一样消失，哪里还会有死后不朽、在后世扬名的可能呢？释：末节仍以鉴识者难以遇到为感慨，统摄全篇。考察可知，《曲笔》是从恩怨造成兴废这一点来说的，《鉴识》是从明暗造成异同这一点来说的。《曲笔》讲的是史书如何记载人物；《鉴识》讲的是人如何辨别史书。两篇本来没有一句相互混杂的话，只是错简了二百字，拿这个标准来判断即可。三王得以申辩。《文选·曹子建〈与杨德祖书〉》说：“从前田巴诋毁五帝、责罪三王，一旦之间使一千人心服。鲁仲连一番游说，使他终身闭口。”注：相关说法见《鲁连子》。五霸受到诋毁。《汉书·董仲舒传》说：孔子的门徒中，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以称说五霸为羞耻，因为他们把诈术和武力放在前面，把仁义放在后面。《左传》没有列入学官。《隋书·经籍志·春秋》说：《左氏传》在汉初从张苍家中发现，没有传授它的人。汉文帝时，贾谊为它作训诂；后来刘歆想把它立为学官，诸儒没有响应。建武年间，韩歆、陈元为它争辩，于是任命李封为《左氏》博士；李封死后，这一职位便废止了。到晋代杜预作集解后，《左传》才盛行，而《公羊传》《谷梁传》逐渐衰微。膏肓、墨守。《后汉书·儒林传》说，何休字邵公，是任城人。太傅陈蕃征召他参与政事。他撰写《公羊解诂》，又撰写《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传说，郑玄隐居修习经学，便揭发“墨守”的弊病，针刺“膏肓”的病症，救治“废疾”。何休见到后叹息说：“康成进入我的房间，拿着我的矛来攻打我吗？” 卖饼的太官。《魏略》说，严翰精通《公羊春秋》。当时钟繇喜好《左氏传》，说《左氏传》是太官厨，《公羊传》是卖饼家，多次与严翰争论辨析二者的长短。王充撰写著作。《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字仲任，拜班彪为师，撰写《论衡》八十五篇。注引袁山松说，王充写成《论衡》时，中原还没有这部书；传书的人蔡邕进入吴地，才得到它，并一直秘密珍藏、玩味，把它作为谈论的助资。张辅持有这种观点【《晋书·本传》：张辅字丗伟，任御史中丞。他评论班固、司马迁等。按：所评论的共五条，文字烦琐，故不录】；褚先生补写【《史记》裴骃注：《汉书音义》说：十篇只有篇目而没有正文。张晏说：司马迁死后，景纪、武纪、《汉兴以来将相年表》《礼书》《乐书》《律书》、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靳蒯列传以及元成之间的记载散失了，褚先生补足了这些缺文。《日者》《龟策》的言辞鄙陋，不是司马迁的本意】；刘轨思【《北齐·儒林传》：刘轨思讲说《诗经》很精深，所以他的乡里多有作诗的人，仕齐，任国子博士。按：本传没有记载他评论史书的文字】；野鸡【《封禅书》：野鸡夜里鸣叫。注：如淳说，野鸡就是雉。因为吕后的名讳是雉，所以称为野鸡】。心思巧妙而眼光笨拙【语出陆机《文赋》】。刘祥【《南齐书》：刘祥字显征，性情刚强而疏略。宋朝时出仕，撰写《宋书》，讥讽斥责禅让改代之事，皇上怀恨在心却没有追究，后来调任广州。按：北周也有一个刘祥，字休徴，以字行世，是刘璠的儿子，校订《梁典》，与此人无关。郭本误引，王本已刊正】。徐广【见《左传》家徐贾注】。文举、公干【《后汉书》：孔融字文举，鲁国人，任北海相；《魏志》：东平人刘桢字公干；魏文帝《典论》说：当今的文人中，鲁国孔文举的气度格调高妙，但义理不如文辞；又说，文章的内容相同而结尾不同；又在给吴质的信中说，公干有超逸之气，只是还不够劲健】；子云、长卿【《汉书》：扬雄字子云，蜀郡人，喜欢深沉的思考；在他之前，蜀地有司马相如，作赋非常宏伟华丽，扬雄常常仿效他，把他作为法式；司马相如又字长卿，他进献赋文，天子非常高兴，觉得文气飘飘然有凌云、弥漫天地之间的气势】。梅氏抄写并进献【《隋书·经籍志》：孔安国用古文经书开列篇次，成书五十八篇。晋朝秘府所保存的本子，在永嘉之乱中全部亡失。到了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才得到孔安国的传本，进献给朝廷；其中又缺少《舜典》一篇。齐建武年间，吴人姚兴才在大桁市得到这部书，进献上去，比原本多出二十八篇，于是才开始列入国学。按：《世说新语·方正篇》说，梅颐是豫章太守，字仲真，见于《晋诸公赞》的注中，似乎就是这个人；梅赜与梅颐究竟谁是其人，尚不能确定】。杜侯的训释【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前面已经略有提及。按：根据本传，他又参考各家的谱系篇第，称为《释例》；还作了《盟会图》和《春秋长历》，完备地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学】。老子、庄子的学说遭逢时势【《扬雄传》：从前老聃著有两篇宣扬虚无的言论，后世喜好它的人，甚至认为它超过了五经。从汉文帝、汉景帝到司马迁，都有这种说法。《晋书·嵇康阮籍传》：嵇康喜好老庄，著有《养生论》；阮籍著有《达庄论》。按：汉初谈黄老之学的人，最早有胶西的盖公。晋朝玄学之风尤其盛行，起于何晏、王弼，流传到向秀、郭象。而《史通》这里只举文帝、景帝和嵇康、阮籍为例，是简约的说法】。《太玄》遇到平子【平子是张衡的字。注见《自叙篇》】。探究深奥隐微之处【第二十七】。

译古代那些著述者，难道是毫无缘由的吗？有时是因为取舍的标准难以明白，有时是因为是非互相混淆。因此，书籍编纂、典诰撰述方面，宣父孔子辨明了它们的流派；《诗经》列为《风》《雅》，卜商子夏通晓其中的意义。前代贤哲所作的著述，是后来人据以观察的；如果失去了它的旨趣归向，就难以传授。可是有些人妄自穿凿附会，轻率地探究本源，这违背作者的深意，也误导后来求学的人。这样的谬误，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释：开头一节标明论述史书的得失，体现《探赜》的大意。过去孔子删定鲁国史书，学者认为是因为感叹麒麟而作的。子思说：“我的祖先在陈国、蔡国受困，才开始创作《春秋》。”【这四字旧本脱落，今据文义补入。】因为要把那种修治之作传给后世子孙，想求得真实记录，就难免发生疏漏和错误；这就是它的意义包含在隐微委婉之中，因而借“攫煤”的故事创作言辞，正逢西狩之事，于是哭泣着见到麒麟便停笔。传述者【“传者”在本书中共出现三次，旧本都作“儒者”，大概是书手把“传”误写成“儒”造成的】只知道其中一面，却不知道另一面，以为孔子回身拂袖擦脸、说“我的道穷尽了”之后，才追论五始、确定三叛的名义。这难道不是独自求学而没有朋友、孤陋寡闻造成的吗？释：这一节论述《春秋》的开始创作，应以祖孙之间的传说为正确依据，探明其他说法的错误，并以此制定各条标准。孙盛说，左氏《春秋》记载吴、楚时写得简略，荀悦《汉纪》叙述匈奴时写得简约，大概是因为轻视夷狄而尊重中原诸夏。考察《春秋》那个时代，各国交错对峙，关隘桥梁不相通，史官所记载的事情，很少能够周全详尽【传本并没有删略这些内容，只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加以分析】。这与炎汉时代不同：四海如同一家，司马迁乘坐驿传车寻求古代遗文，而各州郡上报的计簿，也都先汇集到太史那里，像这样准备得十分完备。何况吴、楚偏处南方边远地区，土地被江山隔开，距离鲁国尤其遥远，左丘明所记录的内容，怎么能完备无遗呢？而且也不能一定认为他只是因为吴、楚属于蛮夷才故意简略。比如驹支参与晋国的会盟，长狄被埋在鲁国城门，葛卢辨认牛叫，郯子了解鸟的职官，这些都是边远小国，人物地位也很低微，却仍被收录进来，见于史册。怎么会对主持诸侯盟会的上国、势力逼近周王室、与华夏诸国争高下、威势压过强晋的国家，反而可以遗漏呢？【《左传》记载楚国的事情很多，正是用来说明这一点。】况且荀氏著书，是摘取班固《汉书》的内容，取材时中外一视同仁，夷夏同样对待，并不是唯独简略胡地而偏详汉室。既然这样，孙盛怀疑左丘明排斥吴、楚，便又诬说荀悦压抑匈奴，可以说是勉强奏出庸俗的声调，却拿来充当足以改变曲调的依据了。释：这一条探讨孙盛关于华夷详略的论说，以左丘明、荀悦的著述作为证据，说明他的说法都不确切。明月之珠不能没有瑕疵，夜光之璧不能没有斑点。所以作者著书，有时会有缺陷和累赘；后人不能指责它的过错，反而再替它掩饰错误，于是把这种说法推而广之、强行附会的人，大概也很多。例如葛洪说过：司马迁发愤写成《史记》，共一百三十篇，把伯夷列在列传的开头，是认为行善却没有得到报偿；把项羽列入本纪，是认为身居高位的人并不一定有德。考察史书的写法，有这样的事情就记载，没有这样的事情就缺略。考察司马迁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的取材范围，在春秋以前的时代，能够得到遗留下来的事迹，大概只有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二人罢了。然而即使伯夷、叔齐生在秦代，死在汉代，却仍把他们列在列传之首，难道就能说这是出于个人感情吗【说成这样，或许才可以说是司马迁发愤写作的原因】？如今考察他们的先后次序，依次编排，这正是通常的道理，怎么可以奇怪呢？如果一定说司马迁因为“行善而无报”便把他们列为列传之首，那么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这些人，有的行仁却不得志，有的竭尽忠诚却遭杀戮，为什么不寻找同类，把他们编在同一科目中，却要分别列出篇名，各自分成一卷【一作“分为数卷”】呢？而且司马迁的错误，流传下来的还很多。陈胜列入世家，既然说没有根据；项羽称为本纪，又何必一定要有根据呢？如果一定说司马迁遭受腐刑，怨恨讥刺汉武帝，所以写法违背凡例，是为了表达激切的志向，那么，像把黄老之学置于六经之前、提拔奸雄而贬退忠直之士这样的乖谬之处，又为什么会出现呢【意思是说，这些地方才可能是因为受刑而发泄怨愤；至于《项羽本纪》，怎么会与怨刺有关呢】？释：这一条探讨葛洪以表彰善人、蔑视高位来推测伯夷、项羽篇目位置的说法，也不确切。隋朝内史李德林著论说：陈寿是蜀人，他撰写《国志》，偏袒蜀而压抑魏；刊入国史，把它作为格言。考察曹操开创帝王事业时，杀害皇太后的家族，幽禁逼迫皇帝，罪过超过陈恒，祸害胜过王莽；魏文帝亲自领兵却没有武略，治国喜好奢侈，残忍地伤害贤良，疏远猜忌骨肉，而陈寿的评论都对这些事情含糊其辞，没有下笔批评【这说明陈寿并没有压抑魏】。刘备的门第出自汉朝宗室，凭借顺应正道而起兵，遭遇险阻也不屈挠，始终没有瑕疵，若拿各代帝王来相比，可以比作少康、光武【这是从宗室出身来说】；若比作侯伯，可以比作秦穆公、楚庄王【这是从功业来说】。可是陈寿却压低他的长处，攻击他的短处【这也不像偏袒蜀】。这说明【陈寿的本意是】：魏是承认正朔的国家，司马氏继承了它；蜀是僭伪的君主，中原朝廷所憎恶的对象，所以他委曲地称赞曹魏，而虚妄地说刘备的坏话。哪里有背离曹魏而趋向刘备、疏远魏而亲近蜀的道理呢【这以下旧本有注，引陈寿上诸葛亮文集的表文，没有意义，删去】？没有那样的文字，却凭空造出那样的说法，难道不是虚构无据吗？释：这一条探讨李德林评论《陈志》的说法，实在很不准确。○下一条另起一段，讨论同一件事的另一部书。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把魏视为伪国，这大概是为了确定正邪的道路，阐明顺逆的道理。

译檀道鸾却说，习凿齿当时正值桓氏执政，所以撰写这部书，是想断绝“瞻乌”的说法，防止“逐鹿”的局面。纵观古代学士作文章来讽谏君上的人，多得很。比如齐国失去德政，豪士因此作赋；贾后无道，女史因而进献箴言。这些都只是短小的诗文，可以很快写成【这两个字一作“俯”】；借讽谏而作的文章，从来没有巨篇。怎么会改变三国史书的体统，改动五行的正朔，刻成一部史书，流传千载，并借此权宜地平息众议、取得对现实的警诫【这六字旧作“借其权以济物”】呢？这难道不是劳而无功、篇幅广大却不得要领吗？班彪的《王命论》又有什么不同【《王命论》也只是一篇文章，并不像习凿齿这部书那样篇幅庞大】？按照人情推求，事情不应当是这样【“理不当尔”一作“理不当然也”，或“尔”误作“耳”】。释：这一条探讨檀道鸾评论习凿齿著书的说法，也不正确。自从东西二京动荡倾覆，群雄各自称制，崔鸿搜集各个伪政权的史书，汇编成《春秋》。他所列的只有十六家。魏收说，崔鸿后来在江左做官，所以没有收录司马、刘、萧三家的书；又担心有见识的人责怪他，因此不敢把书公开流传【以上都是魏收本传中的话】。考察当时中原没有君主，天下动荡，远在东南的政权反而更改正朔；即使使素王孔子再次出现，南史氏重生，也终究不能另立一套不同意见，违背当时的议论。怎么能因为没有收录伪国的史书，仍把罪责归给崔彦鸾呢？况且如果一定认为崔氏的祖先曾在吴朝做官，所以私心偏爱南方国家，那么照这样说，他的祖先先迁居广固、委身效力于慕容氏，又怎么会记载南燕，并把它与其他群雄并列呢？爱憎的道理，难道会是这样吗？再看崔鸿这部书的纲纪，都是以晋为主，这也像班固《汉书》记载吴、项，必定系于汉朝年号一样；陈寿《国志》叙述孙权、刘备，也都奉魏为正统。难道崔鸿只是遗漏了他们的事迹，而不是没有采用他们的史书吗？不过魏收本人亲自撰写魏史，把海岛夷狄列入传记，不愿让中国的史书推崇江南，所以随意假借“崔志”的说法，来缓解魏国的羞耻【这是追究魏收内心的真实意图】。而且东晋的书、宋齐的史书，考察它们所记载的内容，大约有三百篇；伪国的典籍，却只满一百卷。如果让魏收纠正崔鸿的错误，把南北各国的书混在一起，那么四分之三的事情都会归到江南。这样不只是篇幅肥瘦、类别多少不均，而且东南各国的国史都必须分别编成纪传体，这样体例又不纯粹，难以编次。魏收的矫饰妄说，难道能说尽吗？释：这一条揭露魏收议论崔鸿全是出于私心、凭空造说，实在尤其荒谬。○本条探讨的内容到这里结束。于是考察各家说法的不同，参照作者本来的意图：有的出自个人胸臆，曲解“探赜”【这里说的“探赜”，是指评论史书的人的说法】；有的妄自增添亲疏取舍，动辄形成不同的说法。而世俗之人和迂腐的儒生、后来的末流学者，沿袭他们的狂妄偏执，造成错误和贻误，自以为看到了前人未见的东西、听到了前人未闻的言论，把它们铭记在口头上，作为谈论的依据。只有有智慧的人不会被迷惑，没有什么可疑惑的。释：告诫后人不要被异说迷惑。按：这一篇也不是评论史书，而是评论那些评论史书的人。《易传》说：“圣人能够看见天下深奥隐微的事物，并摹拟它的形状和容貌。”字书说：“赜，通作啧。”那么所谓“探赜”，就是探究众多议论中烦杂的言辞，并加以辨析订正。郭评说：“孙盛、葛洪的失误在于迂曲，尚且还可以说；李德林的失误在于诬妄，檀道鸾的失误在于穿凿，魏收的失误在于强悍。他们难道能逃过子元的抨击吗？” ○我曾经评论过《伯夷篇》之所以列在列传之首，应当作《七十列传总序》来理解。看《列传》并不同于《本纪》《世家》，人物有的显赫、有的隐微，事迹需要加以表彰。龙门司马迁把自己的寄托放在第一篇，所传述的是伯夷，所寄托的却是在孔子身上。葛洪的见解偏颇，檀道鸾的说法出于臆测，似乎都没有得到其中的真正意义。我的祖先开始创作《春秋》【《孔丛子·居卫篇》：宋国乐朔围困子思，子思获免后说：“周文王被困在牖里，创作了《周易》；我的祖先被困在陈国、蔡国，创作了《春秋》。我如今被困在宋国，难道可以不创作吗？”于是创作《中庸》四十九篇。按：《太史公自序》和《公羊篇》开头的注释，都尊奉这种说法。又按：《孔丛子》先儒多认为是伪书，诟病它内容驳杂。书中有孔子、子思的问答，高似孙《子略》认为很像。根据鲁缪公的年代推算，可以证明祖孙二人的时代并不相及；但尧峰汪氏又依据《汉书·孔光传》，证明其中的世系谱牒出自子孙之手，不是其他书那种臆测。两种说法相持不下，现一并记录，以保存参考】；攫煤【《吕氏春秋·任数》：陈国、蔡国之间，孔子七天没有尝到一粒粮食，找到米后便煮饭。孔子看见颜渊从饭甑中抓取饭来吃，起身说：“刚才我梦见先君吃了洁净的食物，然后才把它赐给我。”颜回回答：“刚才煤灰落进饭甑，我把沾到煤灰的饭丢掉是不吉利的。”说完便把饭抓出来吃了。孔子叹息说：“眼睛所相信的尚且不一定可信，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按：《史通》明确使用了这个故事，“莓”字确实是错误的】。上报的计簿先汇集到太史那里【《太史公自序》：百年之间，天下遗留下来的文章和古代的事迹，没有不全部汇集到太史公那里。太史公于是父子相继，继续编纂自己的职事。《隋书·经籍志》：汉代皇帝开始设置太史公，天下各地上报的计簿都先呈给太史，再抄送一份给丞相。按：《志》大概取自卫宏《汉仪注》，如今可以在《史记》如淳注中看到；关于这件事，《史官建置篇》说得很详细。又，《周礼》中的小宰，掌管汉代的朝集使，称为上计吏；他们上报上一年的计簿文书和功劳状】。驹支【《左传·襄公十四年》：在向地会盟时，将要拘捕戎人驹支，范宣子亲自在朝廷上数落他说：“明天早晨的事情，你不要参与。”驹支回答：“官府的军队恐怕确实有所缺失，却反而治我的罪；我们戎人不参加会盟，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于是赋《青蝇》而退】。长狄【《左传·文公十二年》：冬十月，在咸地打败狄人，俘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用戈刺穿他的喉咙将他杀死，把他的头埋在子驹家的门前，用来命名宣伯】。墨翟【《史记》附见于《孟子荀卿列传》，其中说：墨翟是宋国的大夫，擅长守城防御，主张节约费用；有人说他与孔子同时，有人说他在孔子之后】。“先黄老”两句【语出《汉书·司马迁传赞》，也是《后汉书·班彪传》中班彪所作《论》的话；班彪评论司马迁，说他记事时先推崇黄老，轻视五经】。李德林说陈寿偏袒蜀【《隋书·李德林传》的论中说：汉献帝死后，刘备自立尊号；陈寿是蜀人，把魏视为汉朝的贼臣，难道肯在蜀主尚未即位时就说魏武接受了天命吗】。

译杀害皇后，逼迫皇帝【《后汉书·伏皇后纪》：自从献帝迁都许县，宿卫兵和侍从没有不是曹氏的党羽亲属。曹操入宫见皇帝，皇帝无法忍受愤怒，说：“幸亏你还施恩放过我。”曹操听后变了脸色。后来曹操逼迫皇帝废掉皇后，命尚书令华歆带兵进入宫中收捕皇后。华歆上前牵着皇后把她拖出去。当时皇帝在外殿，皇后披散着头发、赤脚走过，哭泣诀别说：“难道不能再救活我了吗？”皇帝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命什么时候会结束。”】。习凿齿在桓氏执政时著书【《晋书·习凿齿传》：“当时桓温觊觎非分的帝位，习凿齿在郡中撰写《汉晋春秋》来裁断这件事。在三国时期，把魏视为篡逆；直到魏文帝平定蜀国，才说汉朝灭亡而晋朝兴起。按：其中的详细内容已经见于《论赞篇》，不过这些都是今本《晋书》中已有的。如今子元认为这是檀道鸾的话，而《杂说篇》又有‘新晋不取曹干、孙檀’的说法，那么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采用这种说法】” 瞻望乌鸦停在哪里，群雄追逐帝王之位。【《后汉书·郭防传》：陈蕃、窦武被宦官害死，郭防在野外哭道：“人已经亡故，国家困苦憔悴；看看乌鸦将停在哪里，竟不知道它要落在谁家的屋檐上。”《史记·淮阴侯列传》：蒯通说：“秦朝失去了天下这个鹿，天下人共同追逐它，才能高、脚程快的人先得到。”】《豪士赋》【《晋书·陆机传》：齐王司马冏自夸功劳，接受爵位而不谦让，陆机厌恶他，便作《豪士赋》来讽刺他。】《女史箴》【见《载文》篇。】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崔鸿字彦鸾，前面已见《表历》篇。《魏书》本传又说：孝昌初年，任给事黄门侍郎。刚到二十岁便有著述的志向。他看到刘渊、石勒等人都趁世事变乱，占据一方；当时各国史书还没有统一，于是撰成《十六国春秋》，编定为一百卷。详情又见后面的《正史》篇。】崔氏世代任官【考察《崔鸿传》，开头说：伯父崔光，名孝伯，字长仁，是东清河人。祖父崔旷跟随慕容德南渡黄河，住在青州。当慕容氏灭亡后，出仕刘义隆，任乐陵太守。父亲崔灵廷，任刘骏的龙骧将军、长广太守。由此看来，崔鸿的家世曾在江左任官，确有明文。而《史通》说他“委身事奉慕容氏”，传记中却没有这句话；推想崔旷随慕容德渡河时，名字已经列入仕籍，传记或许没有记载他担任的官职。崔氏是清河的世家望族，所以处在诸燕的境域之中。刘知几的话必定不是毫无根据。】《史通通释》卷七 《史部，史评类，史通通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