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通释卷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十八【无锡浦起龙撰】外篇 杂说下【第八 ○二十五条】诸史【六条 ○前两篇都是按照朝代分条，这六条则错杂列举而立论，所以总称为“诸史”】穿着盛装的人，以珠翠为首要装饰；擅长绘画的人，以丹青为主要技法。至于安排错综失当、分布不合宜，即使色彩绚丽繁多，技巧也仍然不足。考察班氏《公孙弘传赞》，只是说汉朝得到人才，以武帝、宣帝两代最为盛盛，至于平津侯公孙弘，则善恶全都模糊而不可见。持这样的论点，意义却没有得到说明。如果一定要夸耀它的美辞，爱惜它而不肯舍弃，那么就应当稍加改动，把它列在《百官公卿表》之后，这样或许可以随着文章探究义理，使两者颇为相互附合。按照这种方式编录，难道不更好吗？又如沈侯《谢灵运传论》，全篇都谈文章体制，详细说明音律，这正可以作为翰林文章的补遗和文体流别的总论【原注：李充撰《翰林论》，挚虞撰《文章流别集》】。把它放在史传之后，实在是不相称。陆士衡说过：“分开它们则两方面都美，合在一起则两方面都受损。”确实如此。考察这里类举的两篇传赞、传论，都属于史家的变体，正好显示作者能够变化裁剪；拿这一点来讥刺，未免太拘泥于固定格式了。不过，假如把班固的赞移作《公卿表》的跋语，把沈约的传论作为文体流别的序言，本来就都是安排得当的。可以有两种处理方式的地方，大多属于这一类。○这一条应当同《编次篇》篇末关于汇集的论述合并考察。《公孙弘传赞》【见《编次篇》。考察那里说应当放在《武帝纪》《宣帝纪》末尾，这里说应当列在《公卿表》之后，两种说法都讲得通，可见即使在固定格式中，也有灵活裁剪的作用】《谢灵运传论》【大略说：六义所由产生，四始所系属。屈原、宋玉在前面开导，贾谊、司马相如在后面振兴。王粲、刘桢发扬文辞，班固、崔骃、蔡邕等人，虽然道路不同，却同样奔向前方。建安年间曹氏父子，使文辞更加华美而质朴。自汉至魏，文体发生了三次变化。考察这种风气流变的源头，没有不是共同以《风》《骚》为祖。到了元康年间，潘岳、陆机尤其秀异。自建武年间直到义熙年间，谢混改变了仲文、灵运、谢瞻、许询的文风，谢灵运改变了太元年间的文气。到了宋代，谢灵运兴起，推重颜延之，文章体制清楚而缜密。五种色彩应当相互映照，八种声音应当协调流畅。假如前面用了浮泛的声调，后面就必须接以急切的声响。精妙地通达这一道理，才可以谈论文章】有些事情本来可以记载却没有记载，有些事情本来不应记载却偏偏记载。比如班固叙述事情，对细小的事情也一定记载；到了汉高祖在垓下击败项羽、斩首八万人时，却一句也没有提到。李百药在《北齐书》中，在后主本纪里记载后主临幸侍中穆提婆的宅第，在孝昭帝本纪里却不说孝昭帝亲自率军讨伐库莫奚。对于边疆的小股寇盗，没有不全部记载的；像司马消难占据数州之地叛乱，却一句也没有提到。轻略大事而详记小事，这种情况并不止一种。考察这一条专门论述本来可以记载却没有记载的事情，举出轻重大倒置来说明；但其中也有摘论不恰当之处，详细内容都写在注中。垓下斩首八万【《史记·高祖本纪》叙述项羽在垓下战败时说：汉军派骑将灌婴追杀项羽到东城，斩首八万人，于是大略平定楚地。《汉书·高祖纪》只说：灌婴追赶到东城斩杀项羽，楚地全部平定。考察《汉书》删去了“斩首八万”一句，对于本朝开创之时的杀戮，没有把全部情况说尽，但不算大的过失。可惜的是，当时淮阴侯韩信先退却，后来乘势进攻，以奇兵决胜，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战阵中的妙用。司马迁没有把它放入韩信本传，而补充记载在这里；班固却连这一点也一并删去，这是遗漏史事了】临幸穆提婆宅第【《北齐书·恩幸传》：穆提婆本来姓骆，他的母亲陆令萱进入掖庭后，提婆改姓穆。考察《后主纪》，只记载任命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没有“临幸其宅第”的文字；穆后及穆提婆本传也没有提到临幸宅第的事情。《史通》所说的内容，不清楚依据何在】亲自率军讨伐库莫奚【考察《孝昭纪》，皇建元年，孝昭帝亲自率军北讨库莫奚，出了长城后敌人逃散，于是分兵追讨，大获牛马。按照这个记载，事情已经写入本纪；但《史通》却说没有记载，也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司马消难【《司马子如传》：司马子如的儿子司马消难娶高祖的女儿为妻，任北豫州刺史，镇守武牢，与公主感情不和。公主告发他，他害怕获罪，于是招引邻近的敌人，逃往关西。考察司马消难在北齐的事情，全都记载在《周书》的本传中。消难入朝后，被授予大将军，跟随出兵东伐。隋文帝辅政时，消难把所统辖的九州八镇作为人质交给陈朝，不久归附陈朝，陈朝任命他为都督九州八镇车骑将军。后来他又回到关中。考察消难本来就是反复无常的人，司马迁所说的占据数州之地，是进入北周以后的事，不是北齐时期的事。他应当列入《周史》，而名字之所以见于《齐史》，是因为其父亲司马子如而被连带提及。《史通》认为这是李百药的过失，也不对】从前刘勰说过：“自卿渊以前，大多依靠才思而不考察学问；向雄以后，颇能引用书籍来帮助文章。然而近代史书所记，也多是这样。所以即使有王平这样的见识只通十个字，霍光没有学问、不懂得一部经书，而在叙述他们的言语时，却一定要称说其中有典诰之辞。这实在是由于天生才气不足，所以借助旧事来装饰空泛的文章。” ○有一种版本把这四行截断，附在前一条后面，不与下段相连。考察《宋书》说，宋武帝进入关中时，认为镇恶不应讨伐远方；冯异在渭水边游览，追思姜太公。宋武帝既然没有学问，怎么能引用古事来回答群臣呢？事实并不是这样。○渭水边追思姜太公，是人人都熟知的事情；据此评判宋武帝，也失于公平。考察【这一层也是承接下文，其主旨在《周书》】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看到周、齐两国都出自阴山，就一定说它们的话相互类似；但宇文氏的情况尤其严重【原注：考察王劭《齐志》：宇文公称高祖为“汉儿”。献武帝的声调言语尚未改变胡俗，而王劭、宋孝王所记载的言辞却十分鄙俗】

译周帝仍然把这些话说成华夏之言，由此可知，他的言辞远远比不上齐国。考察，献武就是齐神武帝；“音词”旧本误作“晋嗣”，“称之”旧本作“因之”，也都是错误。○这四句话把周、齐并提，但重点在周。牛弘【撰写《周史》】、王劭【撰写《齐志》】都掌管史书；他们记载齐国的言语时，竟然那样浅俗，记载周国的言语时，却又那样文雅。这是为什么呢？并不是两国有夷夏之别，而是两部史书有虚实不同的缘故。记载宇文氏的言语，却动辄遵循经典，多半依照《史记》《汉书》【原注：《周史》记载，周太祖评论梁元帝说：“萧绎可以说是上天要废弃的人，谁能使他兴盛起来呢？”又记宇文测任汾州刺史时，有人诬陷他，周太祖发怒说：“为什么离间我的骨肉，制造这种贝锦般的谗言？”这些都是六经中的话。又说：“荣权是贤良之士，我同他说话没有第二种态度。”这又是《三国志》中的话。其余言语也都如此，难道真是宇文氏说的吗？又考察裴政《梁太清实录》说，梁元帝派王琛出使北魏，长孙俭对宇文氏说：“王琛的眼睛完全不会转动。”】宇文公说：“瞎奴才，竟带来这样一个痴人，难道还要责怪我吗？”这句话与王劭、宋孝王所记载的相类似，可以说是真正的宇文氏语言，在实录中也没有愧色】这和庄子叙述鲋鱼回答时，替它安排类似苏秦、张仪的辩说；贾谊叙述鵩鸟的话时，文辞又像屈原、宋玉一样，有什么不同？用于寓言还可以，若要求它符合实录，就不行了。○有一种版本在这里截断分条，并非如此。世人称说近代史书编写言语【原注：这里所说的是言语之“语”】，只有《周史》多用美辞。广泛采集古文，拼合成今天的说法，这就是世俗流传的《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一类作品：有的模仿五经，有的仿照三史，虽然文辞都雅正，事情却全是虚构，怎么能因此就说作者具有南董那样的才干，适合担任班固、司马迁那样的史官职务呢？○旧本在这里同下一条相连，并非如此。考察这一条也是在说《言语》等篇中的一类说法，也就是前卷论述《周史》那一条的注脚。这一整段的关键，总括在“引用书籍来帮助文章”八个字中。唐代史家讥评郑余庆的奏议一类文章，说他使用古语，不合时宜，正与此相类似。○鲋鱼、鵩鸟，就像前面所说的听雀、闻牛一样，颇为涉及不正当的说法。比如柳州写给韦中立的信，说雪和太阳，难道有什么过错吗？只是犬在吠叫罢了。这种嘲弄，我心中不喜欢，觉得很鄙俗。卿渊二句【出自《文心雕龙·才略篇》原文】只通十个字【《三国志·蜀书·王平传》：王平，字子均，生长于军旅，手不能写字，他所认识的不过十个字；但用口授方式写成的文章，都有义理】霍光没有学问【《霍光传赞》：霍光不学习，没有学术，对于大的道理昏暗不明】镇恶仿效冯异【《南史·王镇恶传》：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宋武帝北伐，任命王镇恶统领前锋。攻陷长安后，他在灞上迎接宋武帝。武帝慰劳他，他谢道：“这是明公的威势和诸将的功劳，我王镇恶有什么功劳呢？”武帝说：“你想学冯异吗？”《后汉书·冯异传》说：“每到一个驻地，诸将都坐在一起谈论功劳，冯异独自退到树下，军中称他为‘大树将军’”】在渭水边思念姜太公【《南史·宋武帝纪》：宋武帝到达渭水边，感叹说：“这个地方难道还能再有吕望吗？”郑鲜之说：“明公以日夜不停地礼待士人，哪里还用担心天下没有人才呢？”】宋武帝没有学问【《郑鲜之传》：宋武帝年轻时从事军旅，不涉猎经学；有时谈论经义，郑鲜之进言诘难他，他常常感到惭愧。《裴昭明传》：裴昭明罢郡后没有住宅，宋武帝说：“我不读书，不知道古人，谁可以和他相比呢？”】鲋鱼的回答【《庄子·外物篇》：庄周回头看见车辙中的鲋鱼，说：“我本是东海的臣民，您难道有升斗之水来救活我吗？”庄周说：“我将引来西江的水迎接你，可以吗？”鲋鱼变了脸色，愤怒地说：“您竟然这样说，还不如到干鱼店里去找我呢。”】鵩鸟的话【贾谊《鵩鸟赋》：鵩鸟叹息，抬头振翅，口中不能说话，请允许我用心意回答】《鸡九锡》等【王训旧有《袁淑俳谐记》，其中有《鸡九锡文》；皇甫松著《酒孝经》《房中志》；王绩著《醉乡记》。《困学纪闻》说，《鸡九锡》是封浚稽山子】自梁朝末年起，雕琢辞藻的文风日益盛行【原注：指太清年间以后】。当时尤其忌讳句首、句尾的声调相同，讲究对偶语句和骈俪文辞，成为社会上的风尚。这种风气起初从江外兴起，后来传播到洛阳。史书记录言语，也同样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原注：何之元《梁典》记载，议论是否接纳侯景时，高祖说：“汉文帝得到尹遵投降，隗嚣便灭亡；汉宣帝采用羊祜的意见，孙皓便被平定。汉、晋两代君主所面对的事情，虽是讨伐僭号盗贼，但梁主一定不肯舍弃他的谥号，而直呼其字。这是因为必须使用对偶骈俪的文辞。”姚最《梁后略》又记载，高祖说：“得到既然在我，失去也在我，不牵连子孙，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把‘我’改称‘予’，互相错用词语来构成句子，若考察常人的说话，按道理必定不会这样。这是为了避开句首、句尾声调相同。”萧韶《太清记》又说：“温子升《永安故事》说，尔朱世隆攻陷建业时，怨恨悲痛的声音直冲天门，酸楚苦痛到了极点，向下伤害人情。”这些话都不简明，只是徒然堆积文字来组成文章，也都是趋附声律、讲求对偶所造成的弊病。有的声音一味流于靡丽，有的语句必须彼此对偶。这种弊病的流传，十分广泛。】○“尹遵”有的版本写作“王郎”，有的写作“王遵”，都不是字名，旧本写作姓名；像郦食其那样善于辩说，像周昌那样口吃；子羽修饰文辞后才说话，仲由未经思考便率直回答，这些人的言语都被文辞格式所拘束，凡是同样记载而又一定要求符合实录的，往往就会显得荒诞了。考察这里所说的，是句首声调相同和对偶文辞的习气在梁代盛行。然而您自己这样批评它，却又亲自沿袭这种做法，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说这种做法用于文章可以，用于史书却不可以吗？○把“我”“予”互换来构成对偶句，推究起来，在季汉时人们已经开了这个头。臧洪给陈琳的信说：“您在境外求取利益，我则把自身托付给盟主。”就是这种例子。我每次读到它，都为之忧虑。

译句首句尾的声调问题【《南史·陆厥传》说：陆厥喜欢写文章，沈约、谢朓、王融等人相互推重。汝南人周颙善于辨识声韵，他们都用宫、商等声调以及平、上、去、入四声来制定韵律，其中有“平头上尾”、疑似“▯腰”、疑似“鹤防”等声病。五字之中，音韵全都不同；两句之内，角、徵两声也不同。当时称为“永明体”。《诗苑类格》说，沈约认为诗歌的弊病有八种：平头上尾、蜂腰、鹤防、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其中尤其忌讳上尾、鹤防。】像郦食其那样善于辩说【《汉书·郦食其传》赞语说：“高祖靠征伐平定天下，而士大夫们施展自己的才智和辩才，共同成就大业。郦生自行隐藏在监门之中，等待有了可以辅佐的君主后才出来。”】像周昌那样口吃【《史记·周昌传》记载，高帝想废掉太子，周昌为人口吃，又非常愤怒地说：“我的口舌不能流利说话，但我结结巴巴地知道这件事不可以。陛下如果一定要更换太子，那么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不能奉行诏令。”】晋、宋以前帝王相互传授帝位，从开始接受赐命，到最后登上帝位，其间的文书细节曲折周详，诏令也接连不断；即使事情都是伪造的，言辞也都是装饰性的谦让，仍然能够完备地表现威仪，陈列礼制器物，使人能够认识礼仪容貌，也让朝廷内外都能共同瞻仰。到了近古时代，我就顾不上这些了。至于梁武帝身在江陵时，齐宣帝身在晋阳时，有的文书从荆州发出，却假称是宣德皇后的命令【原注：江陵距离建业有数千余里，宣德皇后发布命令，十天之内必定送到；由此看来，它的伪造性是可以看出的】；有的文书在并州写成，却虚称是孝靖皇后的敕令【原注：北齐文宣帝将要接受魏的禅让时，秘密写好赐九锡、劝进、断绝魏祚等表文和诏书，一次便全部送入奏上，由此可知已经没有前后次序、文节等差以及轻重缓急了。】○这一条注文，旧编误放在后一个注文之下。凡是这类诏诰，本来并没有施行，却一定要把它们记入起居注，编入国史，这难道是所谓摘取事情的关键、删去浮泛辞藻吗？只是《二萧史》《陈史》《隋史》大多都有这种过失【原注：晋、魏以及宋，自开国以后到称公、称王并登上帝位，都是几十年间的事情。功德日益盛大，逐步晋升、屡次迁转，足以验证礼仪容貌并非欺诈，揖让礼节也没有缺失。自齐、梁以后，称公、称王以及登上帝位，都不出十天半月。事情如此急迫，那么礼仪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有王劭所撰《齐志》独独没有这种情况【旧本此处与下一条连在一起，并非如此】。考察这一点，南北朝后期各朝自己编造的接受九锡、接受禅让的文书和日期，史官反而全部记载下来，于是越发显出了它们的虚伪。王劭的《齐志》独不记载这些，所以远远高出其他史书。文书从荆州发出【《南史·梁武纪》记载：齐南康王在江陵登上帝位，遥相废黜东昏侯为涪陵王，并以皇帝的名义加授征东军，镇守石头城。王珍国杀死东昏侯。天监二年正月，进封皇帝为梁公，备办九锡；二月，进爵为王；三月丙辰，齐帝下诏禅让帝位；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下令说：“西边来的诏书到了，遵循前代的法制，恭敬地把神器禅让给梁。明天可以临轩授予玺绶。”】文书在并州写成【《通鉴》记载：渤海人高德政善于谋划，劝高洋接受禅让。高洋回到晋阳，命身边的人让陈山提携带有关事情的条目以及密信交给杨愔。山提到达邺城后，杨愔立即召集太常卿邢劭等人撰写仪注，秘书监魏收起草九锡、禅让和劝进等各种文书。高洋到达邺城后，孝靖帝把帝位禅让给齐。】用暴力取代暴力，古人认为这是可笑的【旧本作“以暴易古”，一作“以累易古”】。像彦渊改换魏收那样，以错误替换错误，更加显出了它的过失。然而撰写《隋史》的人却说魏澹大大超过魏收的过失，这是什么道理呢？况且以魏澹的著述来和君懋相比，难道其中只能容得下几个人吗？史臣赞美魏澹而讥刺邢劭【原注：《隋史》每篇议论都说“史臣曰”，现在只是根据他所成就的事情，称他为史臣】，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通鉴吗？古语说：“蝉翼还被认为重，千钧反而被认为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考察这一条，主旨在于批评《魏书》，而所讥刺的是魏澹；它和上一条的文义并不相连，只是王劭特意把两者放在一起衡量罢了，所以分开论述才稳妥。○详细考察各部史书的各条文字，都有承接、转折的语气词和助词，本来是一整片文字。后人看见其中头绪纷繁，就把它们分割开来，以便阅读，这并没有造成什么妨害。只是本来应当相连的地方却反而断开，本来应当断开的地方却反而相连。老杜的诗说：“海图裂开了波涛，旧绣移动了曲折。”阅读这种文字，令人眼花缭乱；若要仔细辨析、重新分排，也颇费裁剪编辑的工夫。别传【共九条。○这里举出的都不是国史，所以另列为“别传”。刘向《列女传》说：“夏姬两次做夫人，三次做王后。做夫人，还难以验证；做王后，就完全可以断定了。”释【“三为王后”是驳案的主句。】考察当时各国称王的，只有楚国而已。像巫臣劝谏楚庄王不要纳夏姬时，并没有说她曾进入楚王宫，那么她做王后应当是在周王室。大概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仍然自称执掌礼制，怎么可以把姬姓女子嫁给同姓的人呢？况且鲁国从吴国娶女子，称她为孟子，乱伦的讥讽是从鲁昭公时才兴起的，还没有听说在此以前已有这种事；礼书所记载的，为什么这样缺漏【原注：《杂记》说：“夫人的册命不经过天子，是从鲁昭公开始的。”】？又有一个女子一身而先后成为三个朝代的嫔妃，按人事常理推求，也必定不会如此。释【以上说明春秋时期没有这件事。】再说，春秋以后，称王的国家有七个，大概是刘向误以为夏姬出生在战国时期；所谓“三次做王后”，是说她历经七国诸王而成为后妃。按照年代考察，这说法实在非常乖谬。释【这里说战国时期没有这样的人。】至于其他篇章，这种情况很多。所以论说楚国时，就让楚昭王【应当作楚平王】和秦穆公处于同时；论说齐国时，就让晏婴处在宋景公之后【原注：《列女传》说：“齐国伤槐的女子是景公时人，她对晏子说：‘从前宋景公的时候，大旱三年。’既然把宋景公说成从前，就表明晏婴在他之后了。】现在姑且举出一两例，这种错误的流传便可知道了。释【在这一节结尾处推类说明。】看刘向回答成帝询问武帝、宣帝施政之事，说世间流传的内容不符合事实，事情详见《风俗通》。他这句话可以说是明察的鉴戒。然而他自己编造《洪范五行》《新序》《说苑》《列女》《神仙》等传记，却都广泛铺陈虚假的事情，大量构造伪饰的言辞；这并不是他的见识不周全、才智不足，大概是因为认为世人多半可以欺骗。唉！后生本来可畏，哪个时代会没有人才，为什么竟然这样轻率地忽视事实呢？传闻失真、记事失实，大概是事情有不得已之处，也是人所不能避免的。至于故意制造异说来迷惑后人，那就是过失中尤其严重的了。释【以上提出一个“欺”字，为下文作铺垫。】

译○旧本在这里截断成条，并不正确。考察苏秦回答燕易王的话，说有个妇人要杀死丈夫，便让妾把药酒端给丈夫，妾假装僵倒，把酒打翻。甘茂又对苏代说【有的版本误作“苏氏”】：“穷人的女儿和富人的女儿一起纺绩。穷女说：‘我没有钱买蜡烛，而你的烛光有余，你可以分给我一些余光，这不会损害你的光明。’”这些都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借寓言来寄托道理，用来作比喻和起兴。等到刘向著书时，却采用【一作“因”】苏氏的说法，给两个妇人分别立传，确定她们所属的国家，加上她们的姓氏，把本来虚构的故事当作事实，真是荒谬啊！释【这一段摘出两篇传记，以具体说明他的欺罔。】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例如伯奇化作鸟，对着尹吉甫哀鸣；宿瘤隐藏身形，求见齐王并做了王后。这些事情已经不合物理常情了。又有把怀嬴失去贞节说成贞女，把刘安全族被诛说成登仙。这样立言，难道顾及左丘明有《左传》、班固有史书吗？释【最后又列举类似的错误。】考察这一点，以上两条都是在纠正刘向：前一条说的是年代世次的错误，后一条说的是事情道理的虚妄荒诞。夏姬【《左传·成公二年》记载：楚国讨伐陈国的夏氏时，楚庄王想纳夏姬，申公巫臣说：“不可以。君王召集诸侯来讨伐罪人，如今却要纳夏姬，是贪图她的美色。君王还是好好考虑吧。”楚庄王于是作罢。】昭王、秦穆公处于同时【就是《左传》有关申公巫臣的篇章，秦穆公的女儿做了楚平王的夫人，两处引用都错误地写成昭王；该篇已经刊正。】晏婴处于宋景公之后【《列女传》记载：齐国伤槐女子，名叫衍之，字婧。齐景公喜爱一棵槐树，下令说：“伤害槐树的人处刑。”衍之喝醉后损伤了槐树，齐景公将要加罪于她。婧害怕了，便到晏婴门前说：“从前宋景公时大旱，曾占卜要用人祭祀，宋景公说：‘如果一定要用人祭祀，我愿意亲自承担。’如今如果杀死婧的父亲，邻国都会说您爱树而伤害人，这可以吗？”郭注评论说，宋景公名头曼，在齐景公杵臼之后三十多年。】世间流传的说法不符合事实【《风俗通》订正错误说，成帝问汉文帝治理天下与孝宣皇帝相比谁更好，刘向回答：“世间的毁誉没有谁能得到真实情况，能够审察事物形貌的人少，随声附和的人多。”世间还说汉文帝祭祀代王时，东门期的太阳一天两次正中；又说收集上书的袋子可以做帷帐，粟米一升只值一钱。这些都是俗人的妄传，言过其实。】进献药酒【战国时燕国有一个名叫防的人在外做官，他的妻子与人私通，丈夫将要回来，私通者很忧虑。妻子说：“不用担心，我已经准备好药酒等着他了。”两天以后，丈夫回来，妻子让妾端着酒杯进献药酒。妾知道这是药酒：进献它，就会杀死主人；说出实情，就会被主母驱逐，于是假装僵倒，把酒扔掉。《列女传》所说的周国忠妾，是周国大夫妻子的媵妾。大夫在周国做官，他的妻子与邻人淫乱，后文大略与此事相同。】分给我余光【《史记·甘茂传》说：穷人的女儿和富人的女儿一起纺绩，穷女说：“你可以分给我余下的烛光吗？”后面还有类似的话。《列女传》说：齐国女子徐吾，是东海的贫妇，和邻妇李吾借着烛光在夜里纺绩。徐吾的烛火多次接不上，李吾说：“请不要和我一起在夜里纺织了。”徐吾说：“……”】伯奇化作鸟【陈思王《令禽恶鸟论》说：从前尹吉甫听信后妻的谗言，杀死孝子伯奇。吉甫后来醒悟，追悔悲伤伯奇，出门看见一只鸟在鸣叫，声音悲切。吉甫动心说：“这是伯劳吗？”鸟的叫声更加凄切。吉甫说：“伯劳吗？如果是我的儿子，就栖息在我的车上；如果不是我的儿子，就不要停在这里。”鸟随着声音飞来，停在车盖上。考察《史通》所纠正的，应当是刘向的书；但如今的《说苑》《新序》都看不到这件事。曾巩为这两部书作序说：《新序》三十篇，隋、唐时期还保存完整，如今能看到的只有十篇。《说苑》二十篇，《崇文总目》保存五篇，后来又间或得到十三篇。如此看来，所纠正的内容大概都在已经散佚的篇章中吗？】宿瘤隐藏身形【郭注：没有宿瘤隐藏身形的事情。《列女传》说：宿瘤女子，是齐国东郭采桑的女子，因为脖子上有大瘤，所以号称宿瘤。齐闵王出游，百姓都出来观看，宿瘤仍像平常一样采桑。齐王说：“真是奇异的女子。”于是就立她为王后。黄本补注：《新序》说，齐国有个妇人，极其丑陋，世上无双，号称无盐女。她亲自去见齐宣王，说自己曾经喜欢隐身。齐王说：“试着施展一次。”话还没有说完，她忽然不见了。宣王大惊，这才是隐身之事；这是无盐女的故事，不是宿瘤的故事。考察此事也见于《列女传》，又说这个女子名叫钟离春，“无盐”是她的采邑名。】怀嬴【郭注：怀嬴是秦穆公的女儿。起初嫁给晋怀公圉，后来又嫁给晋文公重耳，所以说她失去了妇德。考察《列女传》没有提到她嫁给晋文公的事情。】刘安【考察《汉书》：淮南王刘安谋反，被诛杀；说他成仙离去的故事，见于葛洪《神仙传》，在刘向的书中也没有。】扬雄《法言》喜欢评论司马迁，却没有涉及左丘明，只是常常称说《左氏传》，而且只有“品藻”两个字评价它；这说明他鉴察事物有不明白的地方。况且扬雄讥笑司马迁，说他喜爱奇异、内容杂乱【一作“新”，非“杂”】，又说：“不依照仲尼的笔法，就不是书。”他在自序中又说：“不读非圣人的书。”然而他撰写《甘泉赋》【应当是《羽猎赋》】时，却说“鞭打宓妃”等等，刘勰已经在《文心雕龙》中讥议过这件事了。既然如此【应作“然而”】，文章只是小道，不值得讥笑。看他的《蜀王本纪》，说“杜宇的魂魄化成鸟，荆尸变成鳖”，他的话竟然如此，何其鄙陋啊！这正是所谓“说出来并不难，实行起来才难”。考察这一条，是在折服、反驳扬雄；也就是用他自己的话反过来折服他。○辞赋家夸张声威、粉饰事物，说彩虹曲折进入车轩，说玄冥困于旷野，又有什么可以嫌弃它荒诞的呢？但著书时却不能使用“品藻”“爱奇多杂”这两个评价【《法言·重黎篇》有人问《周官》说“立事”，《左氏传》说“品藻”，太史公说“实录”。考察所谓两个字，就是“品藻”两个字。】。“爱奇多杂”【《君子篇》说，仲尼多有爱，所爱的是义；子长多有爱，所爱的是奇。《问神篇》有人说，淮南王、太史公知识很多吗？为什么这样杂乱？回答说：杂乱吗？一般人把知识多看作杂乱，只有圣人不会杂乱。】鞭打宓妃【王训注引扬雄《羽猎赋》说：“鞭打洛水的宓妃。”又说“子云把它送给屈原和彭咸”。刘勰《文心雕龙·夸饰篇》说：“子云校猎，鞭打宓妃来赠送给屈原。”美丽的洛神，既不在山冈之上，又是虚构滥用的形象，难道不是疏陋吗？】

译杜魄、荆尸【王训注引：扬雄《蜀王本纪》说，荆人鳖令死后尸体发生变化，随着江水上溯到成都，这就是蜀王杜宇。杜宇任命他为相，杜宇号称望帝，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如鳖令，便把国家禅让给他。又据《说文》《成都记》说，望帝死后，魂魄化作鸟，名叫杜鹃。 《路史》余论说：鳖是水名，也写作鄨县，在牂牁。由此可知，杜鹃的说法是扬雄的虚妄之说。】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城邑，也一定有忠诚守信的人；若想求得不朽，依靠什么呢？士燮生长在交阯，远居南方边疆，是越裳的风俗之地【士燮的出生地】；刘昞生长在敦煌，偏处西域，是昆戎的故乡【刘昞的出生地】。从古以来考察这些地方的人物，史书常常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它们地处下国，通往京城的道路阻隔，史官的注记无法到达。后来士燮著成记录，刘昞编撰书籍，于是杰出英才灿然显现，满目皆是。假如两位贤人没有出现，两个郡没有留下记载，那么边远地区的君子凭什么能够被后世听闻呢？由此可知【一作“非”】，著述的功劳作用极大。难道能和诗赋这种小技相比高下吗？考察这一条，是通过人物和文章相互发明来说明问题：士燮、刘昞都生长在偏远边地，但人物因文章而显扬，从而可以看出著述家的功用广大而长久。士燮【《吴志·士燮传》】士燮字彦威，苍梧人，官任交阯太守。中原士人常来投奔，躲避战乱。陈国袁徽给荀彧写信说：“交阯士府君学问广博优异，通晓从政之道。政务稍有空闲，便研习经书史传；其中对《春秋左氏传》尤其有老师传授的心得，思想十分精密。《尚书》则兼通古今大义。现在想把他对《左氏传》《尚书》的主要义理分条整理上奏。”他受到的称誉就是如此。刘昞【此人见《防烦篇》，他所著的书见《论赞篇》】自战国以来，文人写文章，都虚构出宾主双方，假借他们互相应答。至于屈原《离骚》的文辞，说他在江边遇见了渔父【“渔”字一作“汉”，有误】；宋玉《高唐赋》说楚襄王在阳台梦见神女。既然这些话都是文章中的句子，只是组织音韵来叙事，足以证明是凭空虚构的。可是司马迁、习凿齿这一类人，却都把它们采作逸事，编入史籍，贻误后来的学者，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司马相如游梁时，枚乘诬陷他说自己好色；曹植到洛水时，宓妃在岩边被他看见——撰写《汉史》《魏史》的人，也应该把这些编成实录了。考察这段文字，是在批评《屈原列传》采录《渔父》辞、《汉晋春秋》援引神女故事。别传这一类本来不属于史书，而这一条却夹杂在两部史书中，颇嫌体例不纯。这也是因为下文接着列举寓言、假说来说明例证。渔父【王逸《楚辞章句》序说：所谓渔父，是屈原所作。渔父为了避开世俗，遇见屈原，觉得奇怪便询问他，于是两人互相应答】神女【《高唐赋》】从前先王曾游览高唐，梦见一个女子。她离去时说：“早晨化作行云，傍晚化作行雨，早早晚晚，都在阳台之下。”楚襄王让宋玉写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赋》。马卿好色【《相如美人赋》】司马相如游历梁国，梁王很喜欢他。邹阳诬陷他说：“相如穿着艳丽的服饰，游走于大王后宫，大王知道这件事吗？”梁王问相如：“你喜好美色吗？”相如回答：“臣并不好色。臣内在气质端正，心志坚定，发誓真诚明确，持守志向而不改变。”考察可知，枚乘、邹阳两种说法互相不同，其中有误。曹植至洛【《曹植〈洛神赋〉》】我从京城出发返回东藩，缓步行走于阳林，流连观望洛水。于是精神转移，心神惊骇，忽然思绪散乱，看见一个美人在山岩旁。宓妃【黄省曾补注：《汉书音义》如淳说：宓妃是宓羲氏的女儿，死于洛水，成为洛水之神】嵇康撰写《高士传》，取《庄子》和《楚辞》中两个渔父的故事，合成一篇。把园吏的寓言、骚人的假说确定为实录，已经是错误了。何况这两个渔父，若按年代比较，有先有后；若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则南北相隔、地域不同，却贸然把他们合并为一人，难道不是糊涂吗？如果这样，那么苏代所说的蚌鹬相争、伍子胥所遇的芦中渡船故事，也都属于渔父的善行，同样可以合并收入一部记录；哪里只是取用在缁帷之林中让渔父扬袖、在沧浪之水边濯洗帽缨这些故事而已呢【苏代以下至末共四十七字，旧本写作小字；其原文另有四十三字，大意略同，大概是两种版本互异的文字，并非注文。现在考察本书体例，以骈偶句为体，所以改用此文，仍把原文录在左边：苏代所说的蚌鹬相争，也只是渔父的一件事，为什么不一并写入《高士传》呢？如果只取缁帷之林中扬袖、沧浪之水中濯缨的故事，更显得没有学问。旧本在此处以下接连后条，郭本在此截断】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撰述《高士传》，却大量引用其中的虚构言辞。至于混沌神话，也把它编入开头的记录中。如果把这些都当作实事，那么类似的材料就很多了。例如井蛙、海鳖争论大小，蚿虫和蛇互相怜悯，鸴鸠嘲笑而后发言，鲋鱼愤怒地作出脸色。假使嵇康这样编撰《幽明录》《齐谐记》【“怪”字衍】的话，这些也都可以引用为真实事件了。认识事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轻视周公、孔子呢？按语：以上两条，都是在纠正中散大夫嵇康所写的书。旧本把它们连成一段，不能承接前面的论述。中垒校书也分成两条，援引这个例子来看，可以不把它们合并混杂。二渔父【《庄子·渔父篇》：孔子在缁帷之林游览，弹琴唱歌，曲子还没奏完，有个渔父下船走来。他须眉皆白，披散着头发，扬着衣袖，沿水边向上走，到高地停下，左手扶着车辕，右手托着下巴，听到曲子终了。《楚辞·渔父篇》：渔父微笑着，敲着船桨离去，歌唱道：“沧浪之水清啊，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于是离去，不再同屈原说话】擒鹬蚌【《战国策·燕策》：赵国准备攻打燕国。苏代替燕国对赵王说：“我经过易水时，蚌正出来晒太阳，鹬啄食它的肉。蚌合拢甲壳夹住鹬的嘴。鹬说：‘今天不放开，明天不放开，就会有一只死蚌。’蚌也说：‘今天不出来，明天不出来，就会有一只死鹬。’双方不肯相让，渔夫便把它们一起捉住了。”天禄说，余字指蚌张口，有的版本把“两”改作“雨”。我认为写作“雨”不但失去意义，也失去韵脚】

译渡芦中【《吴越春秋》：伍员逃往吴国，到了江边，渔父渡他过江。见他面有饥色，渔父说：“我替你取些食物来。”伍子胥于是藏身在深芦苇中。不久，渔父回来呼唤道：“芦中人，芦中人，难道不是困顿的士人吗？”伍子胥出来答应他，吃完饭说：“请问老人家的姓名。”渔父说：“今天两名凶恶的贼人相遇，何必要知道姓名呢？”】混沌【《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名叫鯈，北海之帝名叫忽，中央之帝名叫混沌。鯈和忽常常在混沌的地方相遇，混沌待他们非常好。鯈和忽商量报答混沌的恩德，说：“人都有七个孔窍，用来视、听、吃、呼吸，唯独他没有，不如试着给他凿出来。”于是每天凿开一个孔窍，七天以后混沌就死了。按语：《与言语篇》各有不同说法】其流甚多【《庄子·秋水篇》：浅井里的青蛙对东海的鳖说：“我在井栏的水中跳跃，在破砖井壁边休息，这已经是极好的地方了，您为什么不常来看看呢？”东海之鳖左脚还没有进去，右脚已经被井栏绊住。于是青蛙听了这番话，局促不安，若有所失。又有蚿虫怜悯蛇，蛇怜悯风。蚿对蛇说：“我用许多脚行走，却比不上您没有脚，为什么呢？”蛇说：“这是天机运行的结果，怎么能够改变呢？我哪里用得着脚呢？”又有鸴鸠见《逍遥游》，鲋鱼见下文】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我自己想得很清楚，有七件事必定不能忍受，有两件事尤其不能忍受。每每非难商汤、周武王而轻视周公、孔子，在人世间又不止这一件事，这会明显违背世俗教化所不能容忍的原则，这是其中最不能忍受的一件】杜元凯撰写《列女记》，广泛采集经籍和前代史书，明确记录古代流传的可靠言论；对于事情有可疑之处，仍然空缺不载。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存心遵循雅正之理，内心憎恶邪僻之事吗？这样的人真是君子啊！这样的人真是长者啊！【一本在此以下接《李陵集》，并非原文】按语：这里借杜元凯的书，指出著书应遵守的准则：“明确记录可靠的言论，有疑问的地方仍然留缺。”卓越啊！应当借此给近世那些掩饰抄袭、制造伪作的人提个醒。《列女记》【杜预本传说他撰有《女记赞》，当时评论者认为其文义质朴正直。《隋书·经籍志》著录《女记》十卷，杜预撰，列在杂传类】《李陵集》中有一封给苏武的信，辞采壮丽，音调文句流畅华美。观察它的文体，并不像西汉人【“人”字一作无】所作，大概是后人【“来”字一作脱】写成，假托为李陵的作品。司马迁《史记》缺载它，确实是有原因的。把它编入《李陵集》【旧本误作“传”】之中，就是错误了【一本没有这两句】。按语：断定这封信是后人伪作，具有识见，早在苏轼之前就有人看出来了；这说明苏轼并不是不懂文章的人。○海虞王侍御王峻对我说：“子瞻怀疑这封信出自齐、梁人的手笔，恐怕也是勉强附会。江文通《上建平王书》已经使用了李少卿捶心的说法，难道会把当时流行的话当作典故吗？应当是汉末晋初的人仿作的。” 杂识【十条】○旧本作《说》。按语：“杂说”本来是篇章的总名，怎么能把科目类别的名称混在其中呢？“杂识”就如同说“杂记”。也有人按入声读，于是因音近讹误而写成“说”字。自古以来，谈论学问的人很多【旧本有“之”字】。精通《公羊传》的人，尤其憎恶《左氏传》；学习司马迁史学的人【一作“太史则”】，又偏偏嫉妒班孟坚。能够拿自己的长处攻击别人的短处，坚持自己的正确来陈述别人的错误，兼具各家长处的人很少【这句话说各自以自己的正确为正确，一本在这里截断】。再看世上的学者，有的沉溺玩味一部经书，有的专门精研一部史书。谈《春秋》的人，就不知道周王室已经衰亡而天下有六雄；谈《史记》《汉书》的人，就不明白刘氏已经灭亡而天下分为三国。这也像武陵的隐士隐迹于桃花源，在晋代还说那里是暴秦的土地【“灭”一作“遁”】。又假如有人学问穷尽千年，藏书总计五车，看见正确的意见却不知道它的好处，遇到抵牾矛盾却不知道它的错误。葛洪所说的“只是收藏书籍箱箧的人，是五经的主人”，以及孔子所说的“书虽然多，又有什么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按语：这是说书读得很多，却没有自己的主见】。○一本误将本条与下条合并。按语：这一条说读书专门拘泥于一家，视野局限而有所遗漏，这本身也是一种弊病。至于广泛涉猎群书，却胸中混乱、不能辨明青简与素帛所载的内容，也只是徒然读书罢了。这大概是承接首条的概括性议论。桃源【陶靖节集】晋太元年间，武陵人以捕鱼为业，沿着溪水行走，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桃花林夹着溪岸延伸数百步，林子到了水源尽头，便出现一座山。山上有个小洞口，他便舍弃船只，从洞口进去。起初洞口极其狭窄，又走了一段，突然开阔明亮。房屋整齐，田间小路互相连通，里面男女的衣着，全都像外面的人。人们见到渔人，十分惊讶，问他从哪里来，他便详细回答。他们自己说，祖先为了躲避秦代战乱，带领妻子儿女和乡邑之人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不知道有汉代，更不用说魏、晋了。邹人喜欢长缨，齐人珍爱紫色服装，这些都只是一个时代所崇尚的事物，并不是历代君王都不可改变的道理。至于汉代，《公羊传》在三传中享有盛名；晋代，庄子受到推崇而高居六经之上，如今却都被搁置在墙上而不再流行，冠缨也没有中断【“缀”一作“赘”，不通】【两句依郭本校定，旧本“挂”误作“蛙”，“旒”误作“缉”】。这难道能同《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相比吗？后两者虽然曾在一个朝代暂时废弃，最终却独自高显于千载之后。比较它们的优劣，岂能相提并论？按语：本书中《尚书》《春秋》常常并举。这一条持论庄重严正，可以证明前面那些疑惑确实不是随意妄言。长缨、紫服【《文选·任彦升〈为萧扬州荐士表〉》说：“紫衣本是低贱的服色，却仍然改变了齐国的风俗；长缨本是鄙俗的爱好，也将改变邹国的习俗。”善注《韩非子》说：“邹君喜欢长缨，身边的人都佩戴长缨，长缨因此非常贵重。邹君对此感到忧虑，左右说：‘君主喜欢穿戴它，百姓也大多佩戴，所以它才贵重。’邹君于是割断自己的缨带，走出国都，国中人便都不再佩戴。又有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全国人都穿紫衣，当时十件白衣也抵不上一件紫衣。齐桓公对此忧虑，管仲说：‘君王想禁止它，为什么不亲自告诫自己不要穿呢？’齐桓公说：‘好。’于是境内没有人再穿紫衣】

译把书写在竹帛上，是世人竞相争逐的事情。虽然圣人没有私心，但君子也会有所偏爱。比如《易经》的创作，本来不属于记事一类，而孔子作《系辞》时，却总是极力称述颜子，称他接近圣道。这样说并没有惭愧之处，事情也不是虚妄夸饰，但这也由于孔子把颜子看作父亲，弟子与自己日益亲近，所以对于本来不必特意说明的事，也曲意加以编录。按语【这是第一层，用来引起下文】后来扬雄寂寞无闻，以圣贤心意撰述经典诰命，至于童乌这个幼子以及蜀汉各位贤人【原注：指严君平、李仲元、郑子真、司马相如等人；按语：郑字旧本作“柳”】，《太玄》《法言》中任意加以褒奖，虽然属于内举而不避亲，却也有感情偏向的一面。按语【这是第二层，用来引起下文】既然孔子聪明睿智，扬雄接近圣人，在著述时尚且不能忘记私情，那么从《中庸》以来的著作，也就可以推知了。像谢承《汉书》偏袒吴越，魏收《代史》极力夸耀胡地边塞，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按语【讥刺的正是这一点】按语：这段本来是为了说明谢承、魏收偏私，却牵扯许多事情来烘托铺陈，反而自取讥笑。本书中凡是给人留下口实、遭人讥议的地方，都是如此。童乌【《法言·问神篇》：养育而不能开花结果的，是我家的童乌吗？他九岁便同我学习《太玄》之文。注：童乌是扬雄的儿子】蜀汉诸贤【《法言·问明篇》：蜀庄沉默寡言，他难道不是蜀庄一族的才俊珍宝吗？不作苟且的见解，不追求苟且取得的利益，我珍视蜀庄，因为处境艰难。按语：庄就是注文所谓严，即严君平。《渊骞篇》：有人问扬雄：“您是蜀人，请问蜀地的人。”扬雄说：“有个李仲元，是个怎样的人？他不偏向夷，也不偏向惠，处在可与不可之间。见到他的容貌，会感到严肃；听到他的话，会感到忧惧；观察他的行为，会感到和穆。《问神篇》：谷口的郑子真，不肯屈服自己的志向，在岩石下面耕作，名声震动京师。”按语：谷口是汉中之地，与这里所说的蜀汉正相符合。旧本作“柳”，不知道指什么人；扬雄书中也没有确定的讹误。《君子篇》：一定要说儒者吗？文章华丽而实际功用少的人，是长卿。】子云接近圣人【语出陆绩《述玄》，已详见《自叙篇》注文】孔子说：“你要做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做小人式的儒者。”儒者确实有君子、小人之分，史家也应当如此。左丘明、司马迁，是君子之史；吴均、魏收，是小人之史。他们如香草与臭草那样不同，相距为什么这样远呢！” 按语：评价史家，却用君子、小人来区分；这种奇特的情怀和确切的品格，难道是在文章字句之间就能看出来的吗？○从前替左丘明、司马迁申辩的人，有的认为这种评价过分；看了这里，就可以同前面的说法融会贯通了。《礼记》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之类吗？”史书啊，史书啊，难道只是文辞修饰吗？为什么呢【一本有“修”字】？史家本来应当以赞美善行为主，以憎恨恶行为次。像司马迁、班叔皮，是史家中赞美善行的人；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是史家中憎恶恶行的人。必须兼具这两点，再用文辞修饰来加重其表现，大概只有左丘明吧？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这样的人。按语：用“赞美善行”和“憎恨恶行”两句话来区分史家的品格，也确实恰当。所谓直笔，就是不掩盖恶行，不虚假赞美；史书中有益于褒贬的事情就记载，不记载也不会损害劝善惩恶，只是举出大的纲要，保存大体罢了，并不是说每一丝一毫都必须记录，细小琐屑一点也不能遗漏。像宋孝王、王劭之流，所记的事情喜欢议论人物闺门内的隐私【“帷簿”通作“帷箔”】、品行不修以及言语相貌等鄙俗小事，把揭发这些当作直笔，我不取法他们【王本与下条相连】。按语：宋孝王和王劭都是刘氏极力称赞的人，但在这里仍然不替他们说宽恕的话，可见作者胸中没有设置私人的屏障，不同于那些袒护亲党、扶持腐朽之人的一类。有意树立异端，喜欢制造奇异说法。汉代有刘向，晋代有葛洪，近代有沈约，而且更加严重【一作“更加相近”】。后来的君子，希望对此详加辨察。按语：刘向、葛洪的著作属于杂家，沈休文的著作属于正史，所以说他“又更加严重”。过去魏史【这两个字有疑问】称朱异【这两个字也恐怕有误】有口才，挚虞有笔才，因此可知，口头表达和笔下文章本来各不相同；可是近世作者撰写那些口头言辞时，却把它们同书面文章等同起来。这都是把元瑜、孔璋那样的文才，置于左丘明、司马迁那样的史职上；文章和史书，怎么混乱得这样厉害呢？按语：这也是在防止史体崇尚华饰、失去质朴。口才、笔才【《吴志·朱异传》注文《文士传》说：朱异年幼时曾去见朱据，朱据说：“替我以一物作赋。”朱异于是坐下，作《弩赋》说：“取南岳的木材和钟山的铜，随机关发射便能命中，射获高墙上的隼鸟，完成后才坐下。”王训注引王隐《晋书》说：挚虞与太叔广的名位大致相同。太叔广长于口才，挚虞长于笔才；太叔广谈论时挚虞不能回答，退回来用文章为难太叔广，太叔广也不能回答。按语：此事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文；而朱异作赋的故事并没有说他擅长口才，他的本传也不称其有口才。《史通》所说的，也许就是两书中的话，只是误记了】元瑜、孔璋【魏文帝曹丕《与吴质书》说：“元瑜的书记文章翩翩有致，实在足以令人喜爱。孔璋的表章特别刚健，只是略嫌繁多。”按语：元瑜是阮瑀，字元瑜；孔璋是陈琳，字孔璋】撰写史书、建立言论，能够名传古今的，如司马迁《史记》，足以自成一家；扬雄《太玄》，可以流传千载。这类著作事情重大，记载在传记中是可以的。至于近代却不是这样：其中有些雕虫小技、才力短浅的小说，有的结集不过数卷（原注：如《陈书·阴铿传》说有文集五卷，属于这一类），有的著书甚至只有一篇（原注：如《梁书·孝元纪》说撰有《同姓名人录》一卷，属于这一类），却无不一一列出姓名，编在传记末尾（原注：如《梁书·孝元纪》说撰有《研神记》，《陈书·姚察传》说撰有《西征记》《辨茗酪记》，《后魏书·刘芳传》说撰有《周官音》《礼记音》，《齐书·祖鸿勋传》说撰有《晋祠记》。这些书有的不过一卷、两卷；其余人物的文集有的四卷、有的五卷，多得无法尽数记载，所以不再一一列出。按：这条注在梁元帝的《同姓名录》中，后来删去了。）这种做法同《七略》一样，无论大小都一定记载，也实在太烦琐了。考察起来，写书贵在有所取舍：有的著作虽多却不足以流传，有的著作虽少却不可埋没，不应把卷数多少作为高下次序的标准。然而，按照注中所列的情况，除了《周官音》《礼记音》二书与经学有关以外，其余大多杂乱琐碎；那些书即使可以保存流传，也完全可以不一一记载。○《研神记》《辨茗酪记》，查验今本《梁书》《陈书》的纪传，原本并没有记载，恐怕姚氏以前的别本中有这些书。

译孔子说：“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的时候，百姓没有什么德行可以称道他。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汉代的青翟、刘舍，官位升到丞相，而班固、司马迁的史书没有为他们立传；姜诗、赵壹，身份只到计吏，而谢承的《后汉书》却为他们立了传，这就是例子。如今修史的人却不是这样：有些人的才德非常欠缺，只因官位显赫，史臣执笔，就一定为他们立传。他们所记载的，只是列出其生前历任的官职和死后的赠官、谥号，如此而已。即使其中有的附带根据事迹略加叙述，也不过粗略说一两件极小的常事，有什么值得观览的呢？这种体例从伯起的《魏书》开始，一直到本朝的五部正史（原注：五史指《五代史》），大多都采用这种写法，任意流传而忘了回头，史、汉的传统，忽然就没有继承者了。考察后来各史，恐怕也不能免于这种弊病。怎么办呢？例如《汉书》的列传人物不满三百人，《宋史》的年代比西汉稍长，而列传人物竟达到二千四百多人。何况辽、金的北方人物还没有包括在内，为什么古代有才之人如此难得，而后代人才却如此茂盛、相距竟这样遥远呢？青翟、刘舍（《汉书·申屠嘉传》说：申屠嘉死后，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商陵侯赵周，都谨慎小心，只不过充任丞相的名额而已，没有什么能够彰明功名、著称于世的作为。） 姜诗（按：姜诗是后汉广汉人，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永平三年，察举为孝廉，授任中郎，任命为江阳令。其事，《范书》记载详备。姜诗妻庞氏的事迹载在传中，《史通》没有征引《范书》，而征引谢承的书，大概是《谢书》中另有姜诗传。） 赵壹（《范书》中也有他的传，见于载文篇。） 《史通通释》卷十八 《史部，史评类，史通通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