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通释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十，无锡浦起龙撰，内篇。杂述【第三十四篇】。○所谓“杂述”，是指史书流派中的各种杂著。从前的三坟、五典、《春秋》以及《梼杌》，都是上古帝王的书、中古诸侯记载行为的史书，历代都把它们当作格言。释：篇首所列，都是史官正式编纂的记载，借此引出杂述。至于其他外传，如神农尝试药物，于是有《本草》；夏禹分治土地，于是有《山经》；《世本》辨析姓氏，著作出自周室；《孔子家语》记载言论，流传于孔氏门中。由此可知，偏记、小说各自成为一家，也能和正史并行流传，它们的来源已经很久远了。释：这里列出杂述诸家的类别，说明这一类著作由来已久。到了近古，这种道路逐渐繁多，史书的流派各有分别，却又沿着不同途径一同发展。释：这里转入后文所要列举的类别。概括起来，它们有十类：第一叫偏纪，第二叫小录，第三叫逸事，第四叫琐言，第五叫郡书，第六叫家史，第七叫别传，第八叫杂记，第九叫地理书，第十叫都邑簿。释：先把各类分别厘清。帝王接受天命，有开始也有结束；史家著述，详略很难均衡。有的权且记载当时的事情，不能贯通一代，例如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帝纪》、姚最《梁昭后略》，这就是所谓偏纪。释：这是短篇史述，只记近事而不是完整的历史。天下之大，人物众多，要寻求并记载他们的事迹，很难做到周全，于是有人只选取自己所知道的人物，编成短篇，如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这就是所谓小录。释：这是私人记述的书，各自记录所知交游，而不是正史。国史的职责是记事和记言，但所见所闻不能全部涵盖，必然会有遗漏。于是好奇的人士补写那些亡佚的内容，如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这就是所谓逸事。释：这是搜集零散材料的书，可以补足史书遗缺，作为参考。街谈巷议有时也有可观之处，小说和琐碎的言论，尚且胜过一无所有，所以好事的君子不把它们全部抛弃，如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这就是所谓琐言。释：这是诙谐戏谑一类的书，略微可以作为史料，主要只是帮助谈论。汝水、颍水流域的奇士，江汉地区的英才，人物的产生使郡国增光，因此乡里人和学者把他们编录记载下来，像圈称《陈留耆旧》、周斐【一作裴】的《汝南先贤》、陈寿的《益都耆旧》、虞预的《会稽典录》，这就是所谓的郡书。释：这是记载乡邦旧日贤德人物的书，比史家著作更为繁多。高门华胄，世代承载德行；才子继承家业，想着显扬父母，于是记述他们的先烈，把这些传给后代。像《扬雄家谱》《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这就是所谓的家史。释：这是记载门第先人的功业，比史书体例更为炫耀的书。贤士和贞女分类编排，虽然各种德行途径不同，却同归于善，于是选取各自所长，分别为他们作传。像《刘向列女传》《梁鸿逸民》【“逸民”二字恐怕有误，应当是“高士”】《赵采忠臣传》《徐广孝子传》，这就是所谓的别传。释：这是表彰贞洁德行的书，能够补充前史的遗漏，所以才可贵。阴阳以炭为材，造化以工匠为功，万物有形有象，没有什么不被孕育；探求其中的怪异之物，以扩大见闻。像祖台之【本名台之】的《志怪》、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刘敬叔的《异苑》，这就是所谓的杂记。释：这是搜集怪异之事的书，足以充当外史，用来劝善惩恶，才算好书。九州的土地疆域、万国的山川形势，物产各有不同，风俗教化也各异；如果分别记述本国的情况，便足以说明这一方之事。像盛弘之的《荆州记》、常璩的《华阳国志》、辛氏的《三秦记》、罗含的《湘中记》，这就是所谓的地理书。释：这里兼谈风土和人物，这类书也属于史志中的地方风俗一类。帝王的桑梓之地和历代圣人的遗迹，建造宫室的制度并不固定在一处；如果能记述其规制法则，就可以作为后世的借鉴。像潘岳的《关中记》、陆机的《洛阳记》《三辅黄图》《建康宫殿》，这就是所谓的都邑簿。释：这是指帝王都城的规制而言，这类书也属于史志中的都城一类。以上十类书共四十种，分别依照类别举出大概。大体说来，偏纪、小录一类的书，都记载当日当时的事情；在各国国史中寻找，最为接近实录。但这类书往往语言鄙朴，事情又很少完整，终究不能成为不可刊削、永远流传后世的著作，只能作为后来的作者删削草稿时的材料。释：从这里以下论述它们的得失。释：开头两条合起来论述，文辞似乎有所舍弃，实际上有所取舍；切实可见的亲身见闻之作，足以供修史采用。逸事，都是前史遗漏、后人记载的事情；从各种异说中搜求，收获确实很多。到了妄人著述时，便只管把传闻记下来而不加选择，于是真伪不分，是非混乱。像郭子横的《洞冥记》、王子年的《拾遗记》，完全编造虚妄言辞，用来惊吓愚昧世俗，这就是弊端最严重的情形。释：这是论第三条的得失；奇异之事容易荒诞，所以特意提出这一警戒。琐言一类的书，大多记载当时的辩论应答、流俗的嘲笑戏谑，使掌握机要的人可以借来作为谈话的材料，善于谈论的人则把它当作口头谈资。至于见识鄙陋的人来写，就会互相诋毁、攻击、戏弄，把这些话施加于祖宗；轻薄鄙俗的言语，出自闺房床第之间，却无不收入记载，拿来当作雅正的言论，实在既无益于风俗规范，又有伤于名教。释：这是论第四条的得失；本条所戒，应当铭记在心。郡书夸耀本乡贤人，美化本地宗族，在本国流传颇广，放到其他地方，却很少有人听闻和喜爱。若有像常璩那样详尽审慎、刘昞【或作炳，非】那样广博的作品，能够流传不朽、为后代所称美，大概就没有什么妨碍了。释：这是论第五条的得失；乡贤被推举流传，年代越久、增益越多，读到这里便会产生疑问。家史所记不过三族，所说限于一门，只适合在家族内部流传，难以传播到全国。而且如果祖先的事业没有衰落，那么这类记录还会保存；假如家族的基业已经灭亡，那么这些文章也会随之丧失。释：这是论第六条的得失，世家子弟应当仔细体会其中的话。别传并不是出自作者自己的胸臆，也不是由自己织构而成，只是广泛采集前史，汇聚编成一书。其中真正能够创新立说、增加别样说法的，大概不过十分之一而已。对于见闻寡少、学问浅陋的人来说，这类书很值得称美；至于探寻幽深、搜求隐秘的人，却没有什么可取材之处。

译释：这是论第七条的得失；前面的注文说它能够补充缺漏，所以可贵正在于此。杂记一类，如果论述神仙之道，说服食药物、炼气可以增益寿命、延年益寿；如果谈论鬼魅之事，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以惩罚邪恶、劝人为善，这样就可以了。等到荒谬的人来写，便只管谈说怪异，专门叙述妖邪；从中寻求宏大的教益，却没有什么意义可取。释：这是论第八条的得失；前面的注文说它足以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所以好的杂记正在于此。地理书一类，像朱赣所采录的，遍及九州；阚骃所撰述的，穷尽四国。这样才可以说言辞雅正，事情没有偏私党同。若有不同于此的，便是人人都把自己的地方看作乐土，家家都把自己的城邑看作名都，争相夸美所居之地，说得超过实际。又如城池旧迹、山水得名，都从街巷传闻而来，被当作旧日事实，实在鄙陋。释：这是对第九条得失的论述，也是警戒地名过于俚俗；主持地理志馆的人应当有所取舍。都邑簿一类，像宫阙【一作闱】、陵墓、宗庙、街道、城郭、邑里，辨明它们的规模，说明它们的制度，这样就可以了。等到愚昧的人来写，便烦琐而且泛滥，内容广博却没有限度；谈论椽梁栋宇，连尺寸都一一记录；谈到草木，连根株都必定计数，务求详尽审慎。这就是所谓的能【“能”字疑为“论”字的讹误】使读者阅读时头绪昏乱而难以记忆。释：这是论第十条的得失；宫阙的尺寸、物产的根株，似乎也并非全无用处。于是考察这十类书，征引那百家著作，史书的各种杂名，其流别大体就尽在这里了。至于其中得失混杂、善恶相兼，既然难以一一详述，所以只粗略陈说大概，并且同于自郐以下的评论，没有什么值得讥议的。释：这一节总结十类书，点出“史”字作为关键；虽然这些书不以史为名，也都是史书的旁支。又用没有一一列举的方式概括其余书籍。又考察诸子之书，本来可以分为两种说法，但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玄晏》《抱朴子》这类诸子书，大多以叙事为宗旨，概括起来说，也可以算作史书的旁支；只是名称不同，所以不再编入这一类。释：这里又从诸子一流中挑出接近史书的，概括说明。大概古语说：众多星星的光明，不如一轮月亮的光辉。纵观自古以来著作很多，即使门派成千、户数上万，像水流云聚一般，然而言语都琐碎，事情也必然零散残缺，本来就很难同五传相接、与三史争辉。古人把这比作箱子里装满碎玉，确实很有道理。释：到这里总括全篇，先对杂家之书作了一番抑扬。既然如此，樵夫的言论，英明的君王也一定会选择；蔓菁和萝卜的根茎，诗人也不抛弃。所以学者想要广泛听闻旧事，更多认识奇异之物。如果不阅览别录，不探究异书，只专门研习周公、孔子的章句，径直守着司马迁、班固的纪传，又怎么能够达到这里的境界呢？况且孔子说过：多听闻而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这是仅次于生而知之的知。假如这样，那么书中就会有并非圣人之言的内容，也会有许多不合经典的说法。学者广泛听闻，大概就在于加以选择罢了。释：用这番话收束全文，又归结到“选择”二字；本于太史公选择言论的原则，尤其强调读古书时选择和防范的重要性。考察起来，从上面的三十三篇论述正史的文字，已经完备了。到这里，才旁征博采各种杂史，宏大细微无不遗漏，庄重诙谐全都记录，可以说是把各种材料都具备了吗？对于正史，就严格考核，不怕显得孤立；对于杂史，就广泛收集，一定要穷尽同类，这一点可以知道。子元撰写这部书，尽力洗涤删削，只是想使著作之庭清净无尘罢了，并不是教天下人轻率地抛弃各种言论。考核群史，方法运用得很严厉，而像上篇那样，最终仍采取持平的态度，是为了使众人的情理得到满足。收集杂述，方法运用得很宽广，而在其中分别论述，仍然是为了去除鄙俗。闲文记载以严厉来补充宽广，以宽广来补充严厉，这不就像公孙侨施政，以及北宫文子所说的“有礼”吗？它的流别有十类，举出作为例子的有四十种。流别虽然很多，却没有超出史书所属的范围，内容深奥而不混乱。举例看似繁多，实际上是简约而有所取舍；小部册籍都予以收录，大部著作也就可以推知了。简约而又完备。《神农本草》【宋代艾晟《本草序》说：《神农旧经》只有三卷，记载药物数百种。梁代陶隐居因而增加一倍。唐代于志宁传述，皇帝问《本草别录》时，他回答说：班固只记载黄帝《内经》《外经》，没有记载《本草》；到了《齐七录》才称述它。世人说神农氏曾经尝试药物来救助有生命之物，而黄帝以前的文字没有流传。到了桐雷，才把它载入篇册；然而其中所载郡县大多是汉代的，怀疑是张仲景、华陀窜入并记录在《别录》中的。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所记，谈到药物的花叶、形状、颜色，并附在经书后作解释。所以陶弘景将它们合并记录。】夏禹《山经》【胡渭《禹贡锥指》说：《山海经》十三篇，刘歆认为出于唐虞之际。《列子》说：“大禹行走时看见了它，伯益了解它并给事物命名，夷坚听闻后把它记录下来。”但其中非常多的内容可疑。颜之推说：“这是禹、益所记录的，却有长沙、零陵、诸暨，是后人掺入的。”尤袤说：“这是先秦的书，不是禹、伯翳所作。”这两种说法都很恰当。】《世本辨姓》【《汉书·艺文志》记载，《世本》十五篇，是古代史官记录黄帝以来直到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世系、谥号、名号的书。】偏纪四种【陆贾《楚汉春秋》九卷，见《春秋家》；《山阳载记》，隋《经籍志》记载为乐资撰十卷。考察《山阳公载记》所说的是汉献帝禅位于魏，降封为山阳公；《晋安帝纪》，《宋书》说王韶之，字休泰，私自撰写《晋安帝阳秋》，任著作佐郎后，奉命续写后来的史事，记至义熙九年，善于叙事。考察《晋安帝纪》就是这部《阳秋》，旧本误作《安陆》。又考察《北史》有王韶，是隋代武臣；这里为了属对而省略了“之”字。《梁昭后略》，隋《经籍志》记载为姚最撰十卷。考察隋《经籍志》没有“昭”字，新旧《唐书·经籍志》都有“昭”字。】小录四种【《竹林名士》，隋《经籍志》作《竹林七贤论》二卷，晋太子中庶子戴逵撰；《唐书·经籍志》也作《七贤论》。《汉末英雄记》，隋《经籍志》记为王粲撰，书已残缺。《萧世诚怀旧志》，隋、唐《经籍志》记为梁元帝撰，九卷。考察世诚是元帝的字，元帝名讳绎，见《覈才篇》。《卢子行知己传》，隋、唐《经籍志》记为卢思道撰，一卷。考察子行是思道的字。】

译逸事四种【《和峤汲冢纪年》，考察《纪年》见《春秋家》，书中都是简编和科斗文字；《读书志》记载所得共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诏令和峤等人用隶字抄写。《西京杂记》，新旧《唐书·经籍志》记为葛洪撰，二卷；考察晁伯厚《读书志》说是吴均和萧贲假托。顾协《琐语》，隋《经籍志》作一卷，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谢绰拾遗》，见《书志》的《五行篇》，又见《书事篇》说“谢拾沈遗”，就是此书。】琐言四种【刘义庆《世说》，见《尚书家》；裴荣期《语林》，见《书事篇》，隋《经籍志》记为裴启撰，考察荣期大概是他的字；孔思尚《语录》，新旧《唐书·经籍志》作《齐语录》三卷，也见《书志·五行篇》；阳玠松《谈薮》，《书录解题》说是北齐秘书省正字、北平人阳玠松撰写，记载南北八朝之事，于隋开皇年间著成。】郡书四种【《陈留耆旧传》，隋《经籍志》记为汉议郎圈称撰，二卷；《汝南先贤》，隋《经籍志》记为魏周斐撰，《汝南先贤传》五卷；旧《唐书·经籍志》作“裴”斐。《益都耆旧传》，隋《经籍志》记为陈寿撰，十四卷。《会稽典录》，隋《经籍志》记为虞预撰，二十四卷。】家史四种【《扬雄家谱》，《汉书·扬雄传》即采此书撰成，其说详见《序传篇》。《殷敬世传》，《唐书·经籍志》作《殷氏家传》三卷，殷敬撰。《孙氏谱记》，《唐书·经籍志》记十五卷，没有撰者姓名。《陆宗系历》，《唐书·经籍志》作《吴郡陆氏宗系谱》，陆景献撰。】别传四种【《刘向列女传》，曾巩作序；刘向所作序文共八篇，隋《经籍志》和《崇文总目》都称十五篇，嘉祐年间苏颂校定此书，又恢复为八篇。《梁鸿逸民》，《后汉书》本传说，梁鸿仰慕前代高士，为四皓以下二十四人作颂。考察梁鸿所撰就是此书，不应称为《逸民》；或者因为梁鸿在《逸民传》中有注字句旁的文字，传抄时发生错误吧。《赵采忠臣传》，考察隋、唐《经籍志》只有梁元帝撰的《忠臣传》，赵采的书没有考证依据。《徐广孝子传》，新旧《唐书·经籍志》都记为徐广撰，三卷。】杂记四种【祖台之《志怪》，隋《经籍志》记二卷；新旧《唐书·经籍志》作四卷。《晋书》说，祖台之字元辰，官至侍中、光禄大夫。干宝《搜神记》，隋《经籍志》记十卷。刘义庆《幽明录》，隋、唐《经籍志》都称《幽明撰录》，二十卷。刘敬叔《异苑》，隋《经籍志》记宋给事刘敬叔撰，十卷。】地理书四种【盛弘之《荆州记》，隋《经籍志》记宋临川王侍郎盛弘之撰。常璩《华阳国志》，见《补注篇》。辛氏《三秦记》，考察《后汉书·李膺传》的章怀注曾引用它来证明“登龙门”的说法；这部书大概尚未亡佚，但史志都缺载，卷数无从考知。罗含《湘中》，《文献经籍考》作《湘中山水记》三卷，晋代耒阳人罗含、字君章撰；范阳人卢拯为它作注，内容颇涉及隋唐以后的事情，因此是后人增补的。又考察地理书与郡书略有区别：郡书以人物为主，地理书以风土为主；但《华阳国志》似乎混入了郡书。】都邑簿四种【潘岳《关中记》，隋、唐《经籍志》记一卷，潘岳撰。宋《中兴书目》把撰者记为葛洪，或许是另一版本。陆机《洛阳记》，隋、唐《经籍志》记一卷。《三辅黄图》，见《书志篇》，是汉代三辅的典章注记。《建康宫殿》，无从考知。又考察，都邑簿记载的是都城的规制，与郡书、地理书又有区别。】《洞冥记》《拾遗记》【东汉郭宪《洞冥序》说：汉武帝是英明俊异、卓越通达的君主。东方朔诙谐滑稽而浮夸荒诞，用来匡正劝谏皇帝；他深入探究道教，使幽冥事迹中的奥秘明显显现。如今把旧史没有记载的内容，撰成《洞冥记》四卷。“子横”是郭宪的字。】梁代萧绮《拾遗记序》说：《拾遗记》是晋代陇西人王嘉、字子年所撰，现已残缺。文章上起伏羲、神农，事情记到西晋，文辞情趣过于荒诞，但推究事理、陈述古迹，大概是世上少有而宏博的作品。刘昞【撰有《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此人的情况详见《论赞正史防烦篇》第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篇〕 朱赣、阚骃【朱赣：考察隋《经籍志》的地理书，陆澄合并《山海经》以来的一百六十家著作，其中大多散失，现存四十二家。又任昉《地记》在陆澄的基础上增加八十四家，也多有散失，现存只有十二家。如今考察它所列现存的书，没有朱赣所撰《九州书》的名称，难道是在散失的书中吗？前面辛氏《三秦记》大概也是如此。】《北史》记载，阚骃是敦煌人，字玄阴。乐安王丕引荐他为从事中郎，撰有《十州志》。《唐书·经籍志》记《十州志》十卷。辨职【第三十五篇】释：职，一作“识”，是错误。设置官职、划分职守，等待考核功绩、评定才能，想使上面没有虚授官职、下面没有虚受官职，那可真难啊！从前汉文帝到各位将军的军营巡视，看到周亚夫，认为他是真正的将军。唉！一定要在史官之职中寻求真正合适的人选【“求真”二字或作“求其若”，一作“求其若此”】，这尤其【一作无“特”字】是难以遇到的事情！释：泛泛从考核官职的意思说起，揭出史官之职的困难。史官的职责有三条道路，为什么呢？表彰善行，贬斥恶行，不回避强暴有权势的人，像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这属于上等【秉持正直的人】；编次史事，勒成著作，使其郁然流传不朽，像鲁国的左丘明、汉代的司马迁，这属于中等【能够写成巨著的人】；才华高、学问广，名声在一时很重，像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这属于下等【只是见闻广博的人】。假如这三者全都缺少，那还能够做什么呢？释：以这三层来说明史职确实如此艰难；既然如此，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并专任他，而不在于设置机构加以监督统领。全文的议论都由此统摄。释：以下将要分别揭发史官主持机构、居处机构的两种弊病。过去鲁国孔子修订《春秋》，并不借助三桓的势力。

译汉代的臣子撰写《史记》，并不需要借助七贵的权势。但近代以来每有撰述，必定让大臣居于首位。按语【以下论述主持史局的弊端，从近世的事例说起】：考察晋代《起居注》记载，康帝下诏，盛称撰述责任重大，按理应由亲近而贤能的人担任【“或误览”】；于是让武陵王兼领秘书监。不久便可看出，武陵王的才干并不像河间献王，见识也不同于淮南王，却贸然让他以藩王身份掌管国家典籍；若求其称职，实在闻所未闻！按语【这里推究主持史局的开端，便从最初设置时选用不称职的人说起】后来齐朝撰修礼书【旧本作“国史”】，由和士开总管；唐朝修撰《本草》，由徐世勣监领。假如让辟阳侯、长信侯【影射和士开】去指挥马融、郑玄【旧本作“南董”，也是因沿袭修国史的说法而误】以前的儒者，让周勃、张飞【影射徐世勣】去压制桐君、雷公一类医家，这也太奇怪了！按语【辗转说到因循旧例，只因贵幸之臣、武夫监领而可笑不合适；不直说主持国史的人不当，只指出所掌管的事务与其人不相称，以便由事例看出。看它夹叙《本草》的文字便可知，所举和士开总管一事，原本采用“监礼”的正文，正是为了引出下句“监史”尤其困难。怎么有人改动它，硬作解说呢】大概说来，监修史书本来就困难，这更是困难中的困难【“一少”本无“之尤”二字】！假如主持者像直若那样正直，才干像司马迁那样卓越，勤奋不懈像扬子云那样，熟悉掌故像应仲远那样，并且兼具这些优点，督率那批才士，使他们记载言论、叙述史事时有所取法，执笔作文时有所遵循，这样才可以。但如今从政的人却不是这样。凡是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必定是受恩宠的贵臣；他们庸碌卑贱，吃饱饭安闲行走，坐在那里长啸，随意批诺，不过如此而已。按语【正是描写官位尊贵却没有文才、白白耗费俸禄而高踞其位的情状】一个人既然不知道什么叫善，也就不知道什么叫恶，所以凡是他所引进的人，都不是有才干的人：有的凭势力和私利得到升迁，有的凭请托求取【一作“致”】擢用。于是使得任官办事的人，江左以“不乐”为歌谣；授职辨名的人，洛中以“不闲”为谈说。说起来既可大笑，又可长叹。按语【到这里又透出一层意思：只是因为主持史局的人见识浅薄，才导致所引进的人不得其人，反而使敦厚古雅之士不愿任职。主持史局的弊端到此收住】我曾试着论述这件事：世上从政的人，如果让他做将领，却没有军事谋略；让他做官吏，却没有循良的治术；让他撰写文章，却不熟悉辞赋；让他讲学，却不通习经典；这就是所谓“背着负担乘车而招来盗寇”，悔恨很快就会到来，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知道要对此调笑。按语【进入这个比喻，作为上下文转折的枢纽；“领局”和“居局”都包括在内】只有修史的人却不是这样：有的人任职终年，始终没有撰成任何著述，而人们没有谁责问他【一作“知”】；有的人动辄不自量力，轻率地摆弄笔墨，而人们也没有谁看见他的过失【这两个“人”字仍然带有主持史局者的意思】由此说来，那些史官机构高门深屋，紧紧依附宫廷，虽然地处禁中，实际上却如同身在世外，可以借此养拙，可以借此藏愚；绣衣直指也无法约束他们，强项申威也无法管到他们。这本来就是白吃俸禄【一作“食”】者的巢穴、尸位素餐者的渊薮。有国有家的人，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职务呢？按语【这一层是防止把话只落在主持史局者身上，转而说到居于史局、实际纂修的人。设置史局本是为了防止史料散失，却因处在清禁之中，逐渐导致旷废勤业、彼此掩护，最终成为偷闲的隐秘窟穴】从前子贡想撤去告朔时供奉的活羊，孔子说：“你爱惜的是那只羊，我爱惜的是告朔之礼。”又有话说：“即使没有老成持重的人，尚且还有先王的典法。”考察历代设置史臣，有的近乎嬉戏，却最终没有废除这个职务，大概是因为还保存着爱惜礼制、珍重典法的意思吧？按语【就着徒然因循旧例的情形，顿挫转折一笔】从前左丘明修撰《左传》，是为了避开当时的祸患；司马迁创立《史记》，把书藏在名山；班固完成史书，出自家中；陈寿起草《三国志》【一作“为志”】，是在私人居室中开始的。既然如此，自古贤能俊杰立言传之后世，何必要亲身居住在官署，行迹混杂于僚属之间，然后才能成就事业呢？按语【正好证明设置史局纂修并非古制，“参僚属”一句又回扣到主持史局者，行文非常快捷】因此，真正有深刻见识的人明白事情本来如此，便退居清静之处，闭门不出，完成自成一家的独断之作罢了。难道要同那些戴着猴帽献媚取容、评议这种做法得失的人相同吗？按语【结尾说，正因为情况如此，有志之士才以居于史局为耻；仍然是针对主持史局者收束全篇】○以上都是寄托寓意的说法。按语：内篇考辨史事，到这里已经没有剩余的义理了。于是最终写成《史局议》一篇作为结尾。考察自左丘明以来，直到三国以后，编年体、纪传体都不是史局中规定的功课。自从东观设立，史局才兴起；逐渐发展到修史必定在史局中进行；又逐渐发展到史局还设置监修。江左、河朔相继沿袭，成为旧例。到了唐朝，制度更加严密：史馆迁入尚书省，监修史书则由朝廷宰相共同奉敕担任。凡是用于禁防、督责和考核的设施，没有不完备的。然而古代的风气从此完全改变，各种弊病又相互沿袭，反而更加滋长。刘氏从追溯源头到探究结局，直到论说病弊所在，对主持者和修撰者分层次逐级考察，就像扁鹊、仓公诊察疾病一样，挖出根源，克制传染，探明症结，真可以说是洞察一切。唉，史馆的设置竟走上了创立山中藏书之类的旧路，再也不能沿用下去了。然而儒生们的迂腐议论，最终仍各自孤立地坚持，始终没有废除这种制度。全篇到此结束。○这篇议论是针对萧至忠一类人而发的，可与《忤时篇》相互参照。真将军【《绛侯世家》记载：绛侯周亚夫驻军细柳时，皇上亲自前去慰劳军队，先行使者到达却不能进入。都尉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过了不久，皇上到达营门，士卒和官吏说：“将军约定军中不许纵马奔驰。”天子于是按住缰绳缓缓前行，完成礼仪后离去。汉文帝说：“唉，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史佚【《逸书》作“逸”。《洛诰》说，周公后来命史佚制作册书，宣告周王封伯禽的命令。】《左传·成公四年》说，文子道：“史佚的志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杜预注说，史佚是周文王的太史。倚相【《左传·昭公十二年》说，左史倚相快步经过，楚王说：“这是位优秀的史官，你应当好好看待他。”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原文作“九▯”，字形有误】等书。《楚语》中，王孙圉说：“有左史倚相，能够讲述古代典籍，以此叙述万物，早晚向寡君进献善恶成败的事例，使寡君不忘先王的功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一十七卷〕

译晋《起居注》【《隋书·经籍志》说：从晋武帝泰始年间开始，到晋恭帝元熙年间为止，共有二十部。又有《晋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是宋代北徐州主簿刘道防撰写的。】武陵王【《晋书》记载，武陵王司马晞，字道叔，晋康帝建元初年兼领秘书监。司马晞没有学术才干，却有武力才干，因此受到桓温忌惮。】河间献王、淮南王【《汉书·河间献王德传》说，河间献王刘德是汉景帝的儿子，平日衣着举止都遵循儒者规范，崤山以东的儒生多与他交游；又《淮南王安传》说，淮南王刘安喜好书籍，招致宾客，详见《自叙篇》。】礼书士开总知【《北齐书·恩幸传》说，和士开理解敏捷，齐世祖喜欢握槊，和士开擅长这种游戏，因此受到亲近宠幸。世祖即位后，授予他开府之职。北齐后主十分信任倚重他，他又先得到胡太后的宠幸，被封为淮阳王。又据《魏收传》，后主即位后，魏收掌管诏诰，任尚书右仆射，总管议定、监修五礼之事，并奏请赵彦深、和士开、徐之才共同监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四卷〕 《本草》世勣监统【《旧唐书·李勣传》说，李勣是曹州人，本来姓徐，名世勣，因为避唐太宗的讳而改单名为勣，赐姓李氏，封英国公。又《吕才传》说，右监门长史苏敬认为陶弘景的《本草》有许多错误，唐高宗下诏让中书令许敬宗与吕才、李淳风以及诸位名医共同增删旧本，仍命司空李勣总领监定，并配图合成五十四卷。】辟阳侯、长信侯【荀悦《高后纪》说：将辟阳侯审食其调任右丞相。当初吕后被楚军俘获，审食其以舍人的身份侍奉她，得到宠幸；等到任丞相后，便不掌管治理、监视宫中事务。《资治通鉴·秦纪》说：文信侯吕不韦把舍人嫪毐以宦者身份进献给太后，太后宠幸他，封为长信侯。】马融、郑玄【见《补注篇》】周勃、张飞【《史记·绛侯世家》说：绛侯周勃是沛县人，以材官身份任职，能拉强弓。汉高祖起兵初期，周勃以中涓身份跟随，攻战时勇猛强悍，不喜欢文学。汉惠帝时，以列侯身份任太尉。《蜀志》说，张飞字益德，是涿郡人。刘备在长坂败退时，张飞断后，占据水桥，瞪眼横矛说：“我就是张益德！”敌军没有人敢靠近。他所经过的战事都能取胜，被封为西乡侯，谥号桓侯。按：益德，《华阳国志》作翼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桐君、雷公【旧注说：荒诞的史书称，黄帝主管医药的臣子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五人。岐伯、雷公撰作《内经》，桐君能够处方。按：“桐雷”二字连称，在《于志宁传》中也有，见《杂述篇》注。】应仲远【东汉应劭，字仲远，详见《自叙篇》。】坐啸画诺【《后汉书·党锢传序》说：汝南太守宗资任用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也把政务交给功曹岑晊。两郡编成歌谣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只负责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只是坐在那里长啸。”】不乐、不闲【这两句话的意思未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元二十五年〕 史官机构位于禁中【《旧唐书·职官志》说，历代史官隶属于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才开始把史局迁到禁中、门下省以北；宰相监修国史，于是成为旧例。大明宫建成后，又把史馆设置在门下省以南，馆门东西有枣树七十四根。到开元二十五年，又迁到中书省以北，以旧尚药局充作馆址。按：史馆第三次迁徙，已经发生在《史通》成书之后；总之都处在宫禁附近。】“虽无老成”【《后汉书·孔融传》说，孔融喜好士人，与蔡邕一向友善。蔡邕死后，有一名虎贲士相貌像蔡邕，孔融每次酒兴正浓，便拉他同坐，说：“虽然没有老成之人，尚且还有可以取法的典型。”按：《史通》借用这句话，是说相貌相似而实际不相称，所以不说“诗云”，而说“语云”。】丘明避时【见《申左序》引用《汉书·艺文志》的话。】在家中完成史书【《班固传》说，班固认为父亲班彪续写的前史还不详尽，于是暗中专心研究，想完成父亲的事业。有人上书告发班固私自改写国史，郡府把他的书上报，汉显宗非常惊异。】在私人居室中起草史志【《陈寿传》说，陈寿兼任本郡中正，撰写《魏志》《吴志》《蜀志》。他死后，范頵上表说：“陈寿撰写史志，明辨得失，希望陛下垂意采录。”于是诏令河南尹、洛阳县令到他家抄写这部书。按：这两条，在《正史篇》中也有记载。】戴着猴帽献媚取容【《汉书·盖宽饶传》说：平恩侯许伯入府时，丞相、御史都来祝贺，盖宽饶没有前往；有人请他，他才去。酒喝到兴浓，音乐奏起，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模仿猴子与狗相斗，在座的人都大笑。盖宽饶仰头看着屋顶叹息。按：“献状”就是献媚取态。许伯是外戚，也是恩泽侯。】《自叙》【第三十六篇】

译我年幼时接受父亲的教诲，很早便学习文学。按语【这里只直叙经历的开端，并不铺陈世系；这是自叙著书的体例，不是史家叙述传记的体例】我年纪还小、身穿绢衣时，便开始学习《古文尚书》，常常苦于它的文辞艰深琐碎，难以诵读。虽然多次遭到鞭打责罚，却仍没有学成。曾听说父亲给几位兄长讲《春秋左氏传》，我每每停下自己的书在旁听讲；等父亲讲完，便把所听内容讲给兄长们。于是私下叹息说：“假如书都像这样，我就不会再懈怠了。”按语【开头叙述平生与史学结缘，大概是由于宿世的根基】先父认为我的想法奇特，于是才开始把《左氏传》授给我，一年便把讲解和诵读全部完成。当时我刚满十二岁。所讲的内容虽然还不能深入理解，但大义大略已经掌握。父亲和兄长想让我广泛阅读，我却以“《春秋》记到获麟以后便没有再见到相关史事，请允许我暂且阅读其他书籍，以扩大见闻”为理由，推辞专门研习这部经书。接着又读《史记》《汉书》《三国志》。既然想了解古今沿革和历代传承，于是便触类旁通地阅读，不再借助老师讲授。从汉朝中兴以后，一直到本朝的实录，十七岁时我已经大略通览。所读的书大多是借来或租来的，虽然书籍有残缺，篇章次序也有遗漏，但对于叙事的纲要、立言的梗概，也粗略懂得了。按语【由于宿世根基优厚，所以不到二十岁，便开始通晓全部史书，胸中已经分明辨析是非】不过当时正谋求出仕进身，同时还学习揣摩应对，因此没有时间专心研究各部史书。按语【四句话略作停顿】到了二十岁，参加射策而登朝为官，于是想到有了空闲，得以实现【一作“遂其”】原来的愿望，往来游历京城和洛阳，积累了不少岁月。公家的、私人的书都借来，任情披阅。至于一代史书分成数家，其中杂记一类的小书又竞相提出不同说法，没有不深入钻研、反复考索，弄清它们利弊的。按语【到这里连同史书流传中的旁杂材料，也无不综合研究】加上我从小读书，喜欢谈论名理，所领悟的东西，都出自内心，并不是因为受到后天习染。因此，刚在童年读班固、谢承所撰的两部汉史时，便奇怪前一部不应当没有《古今人表》，后一部应当为更始帝另立本纪。当时听见的人都责备我，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竟敢轻易议论前代贤哲！”于是我惭愧失意，无话回答。后来看到张衡、范晔的文集，果然发现两部史书【此处“二史”疑当作“二事”】确实有问题；其中暗合古人的地方，更是数也数不完。这才知道，流俗之人很难同他们谈论；凡是有不同意见的，都藏在心中。按语【到这里便能裁量众说，内心已经有了确定的主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篇〕 到了年过三十以后，我的立言见识日益成熟，便感叹说：“我常常遗憾当时没有志趣相投、可以交谈的人。只有东海徐坚，晚年才与我相遇，彼此相投，十分欢洽。即使是古代伯牙知晓钟子期、管仲了解鲍叔牙【把牙期、管鲍倒置使用，颇有意味】，也没有超过我们。另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也因为我的言论议论而认可我，彼此在道术上相知。所有考核评论，都能尽情抒发胸怀。常说：‘德行高尚的人不会孤独，必定有志同道合的邻伴。’天下四海之内，了解我的不过这几个人罢了。”按语【回应上文流俗之人难以交谈，深入写知音不孤的喜悦】从前孔子凭借睿智圣明、聪慧通达，又有天赋的多种才能，看见史籍文字繁多，担心读者不能把握统一的义旨，于是删定《诗经》为三百篇，约取史事而修订《春秋》，阐明《易》的道理而摈弃《八索》，叙述职方之事而删除《九丘》，讨论《三坟》《五典》等典籍，断定从唐尧、虞舜开始直到周代；他的文章不可磨灭，成为后代君王的法式。此后史籍越来越多，如果不是当世罕见的大才，谁能订正其中的错误？唉，我这个小子，哪里敢承担这样的任务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凡是我所撰写的文章，曾经都想实行自己原来的主张；可是当时一同撰写的诸位士人以及主持修史的贵臣，每每同我的意见【此处原文疑有“言”字】完全抵触，彼此龃龉，难以被采纳。因此，我所记载的内容只好随俗浮沉；虽然自认为是在违心迁就、姑且听从，但仍然受到史官们的强烈嫉恨。唉！虽然身居其职，却不能实行自己的道；虽然被当时任用，却不能实现自己的美好志愿【“美”疑当作“善”，“善志”语出《左传·邾黑肱传》】。我内心郁闷，孤独愤懑，无处寄托情怀，只能沉默而不说，闭口而不著述；又担心死后，还有谁知道我呢？所以退居之后私下撰写《史通》，用来表明自己的志向。释：这里开始转入正面叙述，因为身在史局，正直之道难以实行，姑且撰作《史通》来显露自己的本志。过去汉代刘安著书，书名叫《淮南子》。这部书包罗天地，博通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纵横交错地综合各家经纬，自认为兼有数家之长，已经没有遗漏余力了。释：从这里以下历举前代著书，以开启自我寄托的端绪。把《淮南子》作为引子，是因为《淮南子》并不专主一途，所以另行叙述。可是自《淮南子》以后，著作者没有断绝【一作“绝无”】；如果一定要加以考察评论，那么它的流派又很多。释：这四句上下承接。孔子去世以后，精微的言论不能流行，史公著书，是非多有错误。因此诸子百家纷纷提出诡异的说法和不同的言辞，专门进行琐碎的辩说，破坏那大道，于是扬雄的《法言》便产生了。释：《法言》主要谈论义理。儒者的著作，内容广博却少有要旨；人们得到的只是糟粕，失去的却是精华。而流俗之人和浅陋之士重视远处的、轻视近处的，传播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彼此欺骗迷惑，于是王充的《论衡》便产生了。释：《论衡》主要讲求征验和依据。百姓昏昧无知，昏昏然什么也不明白，任凭愚昧的防范，像面对墙壁一样观看；有的只是错误的声音和鄙俗的句子，不能探究本源；有的抱守成规、拘泥常法，动辄有许多禁忌，于是应劭的《风俗通》便产生了。释：《风俗通》主要在于广博通达。人的五常禀赋各不相同，各种行为操守也各有不同【一作“轨”】；有的人兼具多种才能，有的人有所偏长，才智有长有短。假如能根据才能任用，那么一点长处也不会被遗漏；如果一定要等到样样完备才任用，那么全天下就没有可用之人了，于是刘劭的《人物志》便产生了。释：《人物志》主要在于辨别人才。开创国家、承继家业，立身处世、施行事业，无论文臣武将，或出仕或退处，虽然贤与愚相差悬殊，善与恶也各有区别，但如果当时没有品评鉴别，事理就难以衡量综合，于是陆景的《典语》便产生了。

译释：《典语》主要在于评论品评。文人撰写文章，体裁并不相同，就像甘味和辛味各有不同，红色和白色各有不同的光彩。后来的作者加以继承仿效，却不明白圆融通达的道理；各家互相诋毁，人们彼此挑剔，于是刘勰的《文心》便产生了。释：《文心雕龙》论述文章体裁，每一篇都有标举和防范；看它所阐发的义理，简明而恰当。如果说《史通》这部书，大概是因为痛惜当时执笔写史的人，其义理不纯，所以想辨明它的旨趣，穷尽它的体制。此书虽然以史为主，但影响所及，上可以穷究王道，下可以阐发人伦，总括万般事物，包容千古众有。从《法言》以来，直到《文心雕龙》，过去的内容本来【“固”字一作脱】都已纳入胸中，竟然没有遗漏丝毫【“慸”音“虿”，或误作“虿”】。释：这一节总括上述诸书，并说明它们与《史通》相互吸收发明，从而显出著书的根本。至于此书的义理，有取有舍，有褒有贬，有鉴戒【此四字一说脱】有讽刺。它贯穿事理，意义深远；它搜罗材料，细密周全；它所斟酌议论的范围长远；它所阐发说明的内容很多。谈论经学的人厌恶听到服虔、杜预的讥评，评论史书的人憎恨听到班固、司马迁的过失；而这部书多次讥刺前代贤哲，喜欢叙述前人的错误，因而获罪于当时，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仍然希望有知音的君子，时常能够读到它。孔夫子曾说：“获罪于我的，是《春秋》；真正了解我的，也是《春秋》。”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此六字一说脱】。释：至此承接《史通》的创作，并暗中取法《春秋》，表明自己想上比《春秋》，也与前文相照应。过去梁朝征士刘孝标撰写《叙传》，他把自己比作冯敬通，有三点相似；而我竟也不自量力，暗自把自己比作扬子云，有四点相似。释：以下专门以扬子云作比，是描写自己撰写此书的身份，以等待后世知音；所定文章、寄托的意旨深远绵长。为什么呢？扬雄曾经喜欢雕虫小技，年老后悔恨自己年轻时的著作；我年轻时喜欢诗赋，壮年后却一点也不以此为耻，并且因作为文士而得名，期望以著述者自命，这是第一点相似。释：第一层，是说在尚未撰写《史通》以前所表现的志气。扬雄起草《太玄》，多年不能完成，当时听说的人无不讥笑他的徒劳；我撰写《史通》也经历了多次寒暑，悠悠尘俗之人都认为我是愚蠢的，这是第二点相似。释：第二层，是说正在撰写《史通》时所表现的功力。扬雄撰写《法言》，当时的人争相指责它荒诞，所以作《解嘲》【《汉书》作《解謿》】来回答他们；我撰写《史通》，读到的人也互相议论它的缺点，所以作《释蒙》【《唐书》本传未记载此书】来拒斥他们，这是第三点相似。释：第三层，是说《史通》写成以后所表现的主张。扬雄年轻时受到范逡【《汉书》作“范踆”】、刘歆的器重，等到他们听说他撰写《太玄经》，便讥笑说恐怕只能用来遮盖酱瓿；范逡、刘歆器重扬雄，大概只是看重他的文采，如《长杨赋》《羽猎赋》之类罢了。至于《太玄经》，内容深奥，义理难以探寻，已经绝少有人能够窥见，越是如此，他们便越加讥讽。我起初喜爱文章，颇受当时人的赞誉；晚年谈论史传，便在知己那里降低了身价。这是第四点相似。释：第四层，是贯通前后时代的处境来说，表现出知音稀少而自我珍重。我的才华虽然低劣，但行迹却类似前代贤人，因此把这些铭记在心，用来自慰【“持”一作“特”】。然而我还有一个遗憾，恐怕有一处不像扬雄。为什么呢？扬雄的《太玄经》刚刚完成时，虽然被当时人轻视，但桓谭认为几百年以后此书一定会流传。后来张衡、陆绩果然认为它无与伦比，可以与圣人相参。把《史通》和《太玄经》相比，今天的君山，就是徐坚、朱敬则等几位君子；至于后来的张衡、陆绩，还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唉！假如平子没有出现，公纪【陆绩】没有出生，恐怕这部书就会和粪土一起抛弃，和烟尘灰烬一同消灭，后世的知音便没有机会读到它了。这就是我抚摸书卷而泪流不止、眼泪流尽后又继之以血的原因。释：这是最后一层，表面上似乎退缩，实际上却以疑问转为自信；这部书能否在当时及后世流传，只在于能否验证自己的内心，从正面显露其意旨。○从“过去梁朝征士”到这里，一层接一层，一遮一掩，烟云景象没有边际。考察《史通》，它并不是史书，而是关于史书的著作；所以在正集末尾，仿照史书写一篇叙，也不完全是《叙传》，而专门是叙述这部书，体例就是如此。开头按照年代加以考订综合，中间评论古代著述，末尾等待后人评定；它的骨格高峻挺拔，意味深长而充沛。○篇中说：“贯穿事理，意义深远；搜罗材料，细密周全；斟酌议论，范围长远；阐发说明，内容很多。” 又说：“谈论经学的人厌恶听到服虔、杜预的讥评，评论史书的人憎恨听到司马迁、班固的过失；而这部书多次讥刺前代贤哲，获罪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现在看来，所说的话全都得到了验证。大概攻击刘氏、显示自己明智的人，很少有不去搜寻他的缺点的；而继承唐代编修史书的人，没有谁敢不遵守它的法则。于是，好胜的私心与共同认可的正确观念交相据守，自己却不能防范，最终走上了逞强辩说的道路，暗中采用它的言论，表面上却诋毁它的书。我不知道他们这是什么说法。” ○为什么说他们暗中采用了《史通》的言论呢？回答说：“只要拿唐代以后完成的史书来印证，就完全可以看出来。自从它用编年体、纪传体辨明史书的途径以后，两种体例的格式便确定了；自从它以《史记》《汉书》来明确取舍以后，断代史的体例便实行了；自从它把秦国史事排在秦始皇称帝以前以后，便开创了不妄自越过时代的篇章；自从它仿照世家体而随着时代的适宜情况加以安排以后，记载帝王世系便有了变通的意义；自从它论定后妃称纪以及把外戚寄列其中都是错误以后，列传开头便开始端正；自从它论定篇末的赞辞反复铺陈、不断增添，尤其是铭体最为多余以后，骈偶韵文便全部弃置；自从它竭力排斥班固《汉书》中的五行志以后，灾异祥瑞便被屏除，谶纬中的芜杂也被摒弃；自从它痛斥魏收拟定史书标题以后，称谓中便绝少荒诞妄诞的名目；自从它认为记载地名因袭旧称会造成失实以后，邑里名称便一概遵循当时制度；自从它把叙事繁复修饰视为深切的警诫以后，琐碎戏谑的内容便减去一半，篇章删削简约，举其要点。后来的史书有许多地方都可以加以验证。说它们暗中采用了它的言论，难道还不能大体看出来吗？古今人物不能相及；仰望两汉的雄才俊士，道路相距太远；效法六朝的辞藻修饰，真实精神又会丧失。只有法度简约而严格，文辞洁净，才可以学习追求，也才能使本质完整地保存下来。向往大道的人，应当读《史通》。综括往事而整治归纳，其功劳也很广大。因此，同样是这部书，耳食之徒说它只是工巧，诋毁古人之心；能够理解它的人则说它是在引导我们，是我的先路。我愿把这些话告诉有眼光的读书人。每当读到新、旧《唐书》中徐坚等七人的传记，越发使人追念并敬重刘公，不敢张口妄加讥谤。七个人都是光明磊落、节操高尚之士。古语说：“我不是能够看相的人，却能观察一个人的朋友。”这句话果然没有错。

译东海徐坚。释：旧《唐书》本传说，徐坚年轻时喜欢学习，遍览经史。王方庆精通三礼之学，常向他询问疑义，又称许他的文章典雅充实。杨再思说：“这就是凤阁舍人的样子。”开元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院，任徐坚为学士副，张说主持院事。徐坚熟悉许多典章故事，前后参与修撰格式、氏族以及国史，总共七次进入书府。新《唐书·儒学传》说徐坚是宽厚的长者。太平公主掌权时，武攸暨多次邀请徐坚，徐坚都没有答应。皇帝举行大酺，集贤院的帷幕高于各官署，张说命人悬挂大榜来夸耀这种宠遇；徐坚远远望见，立即命人撤下，说：“君子怎么能取悦于多方崇尚他人？”徐坚最终活到七十多岁，谥号为文。按：徐坚、朱敬则等人都是刘知几的石交，这里取其品格互相印证，所以采录得较为详细。俞期、管仲和鲍叔牙。释：《列子·汤问篇》说，伯牙善于弹琴，钟子期善于听曲；每次演奏，子期总能完全领会其中的意趣。伯牙叹道：“好啊，好啊！我还能把琴声藏到哪里去呢？”《力命篇》又说，管夷吾、鲍叔牙二人交友非常亲密。管仲曾感叹说：“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却是鲍叔。”永城朱敬则。释：旧《唐书·本传》说，朱敬则字少连。长安三年，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修国史。张易之、张昌宗曾命画工绘制武三思等十八人的画像，称为“高士图”。每次召见朱敬则，他都坚决推辞不去。他的高洁守正就是如此。他与三位堂兄弟共同居住四十多年，财产没有差别。《新唐书》说，朱敬则请求选拔高才史官，以求得有名望、有才干的人。韦安石曾经翻阅他撰写的史稿，感叹说：“董狐又怎么能超过他呢？史官的权力比宰相还重要，古代圣君贤臣正是因此畏惧。” 沛国刘允济。释：旧《唐书》本传说，刘允济年幼丧父，侍奉母亲非常恭谨。二十岁时授任著作佐郎。他曾采录鲁哀公以后十二代的史事，接续战国时期，作为鲁国后续的历史；在长安年间兼修国史。刘允济曾说：“史官对善恶都必须记录，这种权力难道反而轻微吗？班固接受钱财，陈寿索取米粮，我却把这些看得如浮云一般。” 义兴薛谦光。释：据旧《唐书·薛登传》，薛登原名谦光，广泛涉猎文史。每次谈论前代故事，必定广泛引用证据，仿佛亲眼见过；他与徐坚、刘子玄齐名并且友善。景云年间，授任御史大夫。僧人惠范倚仗太平公主的势力，强行夺取百姓财产，薛谦光将要上奏弹劾，有人请求压下此事。薛谦光说：“宪台的职责是治理冤屈积滞，有什么需要回避的？早晨弹劾，晚上被贬，也没有关系。”于是上奏弹劾，反而被惠范诬陷。开元年间被外放，转任太子宾客；因为与太子同名，皇帝下诏赐名为薛登。他去世时七十三岁。河南元行冲。释：旧《唐书》本传说，元行冲博学多闻，狄仁杰非常器重他。他性情不阿谀顺从，曾对狄仁杰说：“下属侍奉上级，就像储蓄聚集财物以供自己使用一样。肉干、腊肉、熟肉和肚胰，是用来供给美味膳食的；人参、术、灵芝、肉桂，是用来防治疾病的。门下宾客中能够充当防味之物的人很多，希望让我这个小人充当一味药物。”后来授任太常少卿。元行冲认为本族出自后魏，却没有按年代编写的史书，于是撰写《魏典》三十卷，事实详尽而文字简约，受到学者称赞。秘书监马怀素去世，皇帝下诏让元行冲代任其职；元行冲上表请求综合编撰古今书目，撰成《群书四录》。去世时七十七岁。按：元行冲还曾著论，辨析晋元帝出自小吏牛金之后这一诬说，今见《杂说》中篇《牛继马后》注。陈留吴兢。释：新《唐书》本传说，吴兢熟悉经史，正直刚方而少有随和之处。魏元忠、朱敬则荐举吴兢，说他的才能足以从事论述和撰修，皇帝于是下诏修国史。天宝初年去世，享年八十岁。吴兢叙事简明确实，被称为良史。他起初与刘子玄共同撰定《武后实录》，记述张昌宗诱使张说诬告魏元忠一事，颇多谈到张说当时已经依靠某种情势，宋璟等人又苦苦激励，因此才转祸为忠；否则皇太子将会危险。后来张说任宰相，读到这些内容，心中不悦；知道是吴兢所写，便从容地假意说：“刘生记载魏齐公的事，未免太不留情面了，怎么办呢？”吴兢说：“刘子玄已经死了，不能让他在地下受到诬陷。”这些内容确实是吴兢所写，草稿至今还在。张说多次请求改换措辞，吴兢说：“如果顺从您的情意，还叫什么实录呢？”最终没有改动，世人称他为当今的董狐。寿春裴怀古。释：据旧《唐书·良吏传》，裴怀古任监察御史。圣历年间，阎知微充任使者前往突厥，裴怀古监领其军队。到了突厥朝廷，默啜立阎知微为面向南方的可汗，准备授给裴怀古伪职；裴怀古不肯接受，默啜将要杀他。裴怀古抗声说：“我宁可守住忠节而死，也不毁坏节操来求生。”他请求到刑场受斩，于是被囚禁，随军而行。后来逃回唐朝，最终任幽州都督。新《唐书》说，裴怀古清廉耿介、审慎稳重；在幽州时，韩琬以监察御史身份监军，称赞他驾驭部下守信、面对财物廉洁，是国家的名将。按：所举七位知交中，只有裴怀古没有参与史局，所以在末尾提及他。读遍史籍【原文至此至“讫于周”共八句，都是孔安国《尚书序》的原文】直到周代。《淮南子》。释：据《汉淮南王传》，刘安喜好读书，招致宾客和方术之士数千人，撰成《内书》二十一篇，《外书》很多，另有《中篇》八卷，讲神仙黄白之术，也有二十多万字，另见《采撰篇》。按：这里大概指《内书》，即今天流传的《鸿烈解》。《法言》《论衡》。释：《法言》见《论赞篇》；王充《论衡》见《采撰篇》。《风俗通》。释：据《后汉书·应奉传》，应奉的儿子应劭，字仲远，撰写《风俗通》，用来辨析事物类别和名称，了解当时风俗中的疑难。应劭在自序中说，民间流行的俗语，众人共同传说，错误积久而成为习惯，便没有人能够推究考察它的本源；姑且凭借自己的浅才，举出自己所知道的内容。《传》中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治理政事的要务，是辨明风俗、端正风俗，这最为重要。从前画家说，狗马最难画，鬼魅最容易画；狗马早晚都在人眼前，不像就难以画成，鬼魅没有形体，没有形体便没人看见，所以容易画成。如今的俗语虽然说起来浮浅，实际上却很难辨析。补按：本节开头“百姓昏昧”一语，本于《晋书·刑法志》中王导等人的议论。《人物志》。释：据《三国志·魏志》，刘劭字孔才，黄初年间任尚书郎。他撰有《皇览》《新律》，著有《律略论》《都官考课条》《说略》《乐论》。总计所撰写的各种著作，如《法论》《人物志》之类，共一百多篇。阮逸序说：我喜欢阅读古书，在史部中得到刘劭《人物志》十二篇。它论述人的性情品类高下、才能资质兼具或偏长之处，探究幽深、摘取精微，始终贯通于大道，实在是一家很好的论述。

译《典语》。释：据《隋书·经籍志》，儒家有《注典语》十卷、《典语》另二卷，都是吴中夏督陆景所撰，已经亡佚。新、旧《唐书·经籍志》记载陆景《典训》十卷。按：隋《经籍志》说此书已经亡佚，唐《经籍志》却记有十卷尚存，而刘知几又见过它，那么所谓亡佚，应当只是指另外二卷。有人作“语”，有人作“训”，不知道哪一种才是正确的。《文心》。释：据《南史·文学传》，刘勰字彦和，梁天监年间任东宫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述古今文体。他的序言大略说：“我的年齿已经超过三十岁，曾经在夜里梦见手持丹漆礼器，跟随孔子向南行走。醒来后很高兴地说：‘只有文章的作用，实际上是经典的枝条；五礼借助它而成，六典依靠它而发挥作用。’于是论述完成后，沈约拿来阅读，认为深得文章的义理，常常把它陈列在案头。” 孝标把自己比作敬通。【《梁书·文学传·刘峻传》：刘峻字孝标，他的自序大略说：我自比冯敬通，有三点相同、四点不同。敬通才华雄伟，冠绝当世，志节刚强如金石；我虽不如他，但节操明亮、意气慷慨，这是第一点相同。敬通遇到中兴的明君，却始终没有得到任用；我遇到应时而出的英主，也在当时受到排斥，这是第二点相同。敬通有一位善妒的妻子，以至亲自操持家务；我有强悍的妻子，家道也很坎坷，这是第三点相同。四点不同是：敬通虽遭受芝兰残毁、蕙草焚烧，却为名贤所仰慕，声誉风流浓烈，时间越久越盛；我的声名踪迹寂寞冷落，世人不了解我，将和秋草一样消亡。这就是四点不同。考敬通是东汉冯衍，字敬通。】慸芥。【司马相如《上林赋》：把云梦泽那样大的东西吞入胸中八九个，也曾不觉得有什么刺梗。李善注：慸芥，指刺鲠。字典也写作“▯”，又写作“蔕”。“蔕芥”的“蔕”，颜师古认为读音同“虿果蔕”的“蔕”；《唐韵》注音为“帝”。】扬雄草撰。【《汉书·扬雄传》：哀帝时，扬雄正在草创《太玄》，以此自守，淡泊自得。有人嘲笑扬雄，说《太玄》崇尚白色，扬雄便作解释，题为《解嘲》。扬雄喜好古道而以道义为乐，把心思用在内在修养上，不求取外在名利。当时只有刘歆和范逡敬重他。钜鹿人侯芭曾跟随扬雄居住，接受他的《太玄》《法言》。刘歆也读过这些书，对扬雄说：“只是白白辛苦自己，我恐怕后人会拿它去盖酱瓿。”桓谭说：“一定会流传。”只是桓谭没有活到亲眼看见。张衡给崔子玉的信说：“近来我披读《太玄经》，知道子云已经穷尽阴阳之数，内心实在认为它可以和五经相比。《太玄》经过四百年，或许会兴盛起来吧？”陆绩论述《太玄》说：扬雄禀受的气质纯正平和，隐藏真性、含蓄大道，建立《玄经》，与圣人的旨趣相同。桓谭称它为绝伦之作。又，《法言》方面，宋咸《法言序》说：所谓《法言》，大概是当时有人提出疑问，子云便用圣人的法则来回答他们。东晋李轨为它作注。】眼泪流尽了，就接着流血。【《说苑·权谋篇》下记载蔡威公的事。】体统【缺文】纰缪【缺文】弛张【缺文】【按：这三篇缺文，旧本只在内篇目录的末尾见到篇名，现依目录补列于此。但自叙之后不应再有其他篇章。我曾读章宫《讲山堂考索》中的《纰缪篇》，它被编排在《烦省》篇之下。这两篇又没有再提及，而前面只先概括说有五十多篇，那么原来确实有这些文章，只是无法确定它们原来的次序罢了。再考《唐书·刘知几传》说：“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这与现在流行本的篇数相合。难道也是史氏疏于追溯原始情况吗？】《史通通释》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