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通释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十三，无锡浦起龙撰，外篇。疑古（第三）。（旧注有十一条，也有作十二条的，今本已经删去。） 古代的史官，大体分为两类：一类记言，一类记事。而古人学习时以言辞为首要。对于虞、夏的典籍，商、周的诰文，仲虺、周任的言论，史佚、臧文的说法（这些都是言论），以及游说、出使应对、进献谋略、上书等内容，无不被引用作为开端和依据，归结为确定的准则（关于言论，世人多半熟悉）。至于记事，则不是这样。比如少昊以鸟名来命名官职，陶唐氏驾驭龙并授予官职，夏氏中途衰落时，其盗臣有后羿、寒浞，齐国最初建立时，其君主有蒲姑、伯陵（这些都是史事）。这些都是开国承家中的异闻奇事，但后世学者很少传述它们，只有博学多闻的人或许略知其中一端（史事偏僻，知道的人就很少）。由此可明确看出，记事的史书不受重视，而记言的史书受到推崇。（释：“疑古”的“疑”，疑问都在史事方面，所以详记言论而略记史事，这是本篇的布局。）到了左氏为《春秋》作传，虽然是在解释经文大义，但语言中夹杂了其他史事，于是使两汉儒者像对待仇敌一样憎恨它，所以《公羊传》《谷梁传》这两部传便大为流行，在后世专擅声名（一本作“后世”）。孔门弟子编纂记录（一本作“叙述”）时，《论语》专门记述言辞，《孔子家语》兼且陈述事迹；但自古以来，学者相互传授时，却只称说《论语》。由此说来，这也是古人轻视史事、重视言论的明显例证。（释：又以左氏、《论语》作为证据。）然而，从上自唐尧、下至秦穆公，这些书所记录的不过一百篇，而典籍记载又以言论为主；至于国家的兴废和实际施政，万件事中连一件也没有记载，这种缺略难道说得尽吗？（释：最后归结到《尚书》只记言论而略记史事，这正是本篇的主旨。）所以后人说，唐、虞以下帝王的事迹不容易弄清楚。（释：篇章到这里截断意思，总的来说是在为隐讳恶事埋下根由。）考察《论语》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又说：“已经做成的事不再解释，已经完成的事不再劝谏，已经过去的事不再追究。”又说：“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去做，却不能让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原注：由，就是使用；可以让百姓使用，却不能让他们知道的，是指百姓每天都在使用却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从这里开始引用经典的四处注释，都是完整抄录先儒的解释。）圣人建立教化时，说的就是这样。（释：引用经典，是为下文说明隐讳坏事开头。）在史籍方面，道理也是如此。因此，对于美好的事，就根据它的美好来赞美它；即使它有坏处，也不加以诋毁。对于坏的事，就根据它的坏处来厌恶它；即使它有美处，也不加以称誉。所以孟子说：“尧、舜的美德多得无法尽数，桀、纣的罪恶多得无法尽数。”魏文帝说：“舜、禹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汉景帝说：“读书求学的人，如果不说汤、武接受天命而建立王朝，就是愚蠢的。”这些都是前代贤人的精审见识，他们早已预先觉察到这一点；但受礼法拘束、受师说限制，即使有许多人嘴上不能说，心里却知道那样做是不对的。（释：到这里说出略写史事的原因：意在隐讳恶事，这是本篇立论的宗旨。）又考察鲁国史书有《春秋》，对外替贤者隐讳，对内替本国隐讳，无论事情大小，一律有所隐饰，这就是周公的格言。然而何止《春秋》如此，六经也都如此。所以看孔子删定典籍时，夏桀把天下让给商汤、周武王斩杀商纣王，这些事情十分显著，但都删削掉而不予保存（原注：这些事出自《周书》。按：《周书》是孔子删定《尚书》后留下的部分，用来编成这部记录的残余。）。（释：这五句话体现了《疑古》篇的主旨。）看孔子订定礼制时（所谓订定礼制，就是修订《春秋》；因为把《春秋》视作周礼的旧法，所以这样说），鲁隐公、鲁闵公并非正常死亡，鲁昭公不得善终，但孔子奋笔直书，公开宣称：“鲁国没有发生篡位和弑君之事。” 看孔子删定《诗经》时，凡是各国的《国风》，都有怨刺之辞；唯独鲁国没有篇章【原注：鲁国多有淫邪偏僻之事，难道没有讽刺诗吗？大概是孔子删去而没有收录】。再看孔子的《论语》，鲁君娶吴国女子为夫人，这被认为是同姓通婚，司败提出疑问，孔子却回答说知道礼。由此可见，世上那些装饰聪明、夸示愚拙，爱憎任凭自己的人实在很多【注：以下用其他经典作旁证，说明《论语》关于礼的三项说法】。这些事足以验证这一点【郭本作“世”，另本作“圣”】。加上古文记载事情，文字简略【专指《尚书》】，推求起来难以详尽【一作“该”】，缺漏之处又无法补足，于是使后来的学者不能探究它的源流，茫然没有察觉，简直像聋子和瞎子一样。现在因此揭示【一作“评论”】其中可疑的事情，把它写在这一篇中，共有十条，列在后面。按：这一段是谈怀疑古书的序言，也不计入十条之数。“古”字专指《尚书》。至于对这些可疑字句的解释，则是假托古文有所隐讳。通看这十条，实际上明显斥责古代圣人，几乎没有一句不带罪责。然而读书还应当探究其中的意义，对于能够推求之处，我冒昧为它洗雪一番。○知几看见近古以来，自新莽开始制造祸乱，直到曹魏的当涂、晋的司马氏，南方有刘氏、萧氏、陈氏，北方有齐、周、杨坚，历代相继取代，大都凭借攘夺窃取的欺诈，却勉强写成推戴拥立的文章。即使到了李唐挥戈除暴的时候，也仍然一定要虚构拥立代王府中的人，粉饰禅让诏书。一方面说应当遵循旧事，另一方面说完全依照前代典章；援引经书制作册命，俨然都是旧有制度，把诛伐说成恶名，掩盖揖让而防止留下痕迹，凡是能够作为口头依据的，大都附会于陶唐氏、姚重华。于是，古代帝王那种如青天白日般的气象，被尘埃和浓雾遮蔽，已经五六百年了。作者对此深感痛惜，于是假借汲冢古书残简，反过来用孔壁遗书来驳正它。所伤感的是两个姓氏改换帝位之际，所影射的都是受九锡、登坛受命的旧套话。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古代圣人尚且防备别人怀疑诽谤，这种事情谁还容许用欺骗来售卖？任凭他们借用表面的说辞，最终也必然无处隐藏真相。他所要防备的，大概就在这里。无奈知几不学无术，以文字损害文章本旨，任意发表偏颇议论，妄想揭露奸诈，差得实在太远了！我不自量才识浅陋，姑且推求他的本意而加以解释如下：以鸟命名官职【见《书志》篇；《竹书纪年》又说：少昊登上帝位时有凤凰出现的祥瑞；有人说名叫清，不登帝位，统率鸟师居于西方，以鸟来纪事命官。按：名清是上古人名】

译御龙氏被授予官职【《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即位后喜好方术鬼神，天上降下两条龙，有雌有雄。孔甲不能饲养它们。陶唐氏的后代刘累向豢龙氏学习驯养龙，用来侍奉孔甲。孔甲赐给他姓，称为御龙氏；后来接受了豕韦氏的封地】后羿、寒浞【两见《左传》，《竹书纪年》也有记载：帝太康居住在斟鄩，在洛水以外打猎，羿进入斟鄩。帝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八年，寒浞杀死羿。九年，相居住在斟灌。二十六年，寒浞派他的儿子浇灭掉斟灌。二十七年，攻打斟鄩并灭掉它。二十八年，弑杀帝相。后缗归于有仍，伯靡逃奔夏地，世子少康生于丙寅年。乙酉年，少康逃奔虞国。甲辰年，少康派女艾杀死浇。乙巳年，伯靡杀死寒浞。少康归于夏邑】蒲姑、伯陵【《左传·昭公二十年》说：齐侯从田猎回来，晏子陪侍在遄台。晏子说：从前爽鸠氏首先居住在这里，季萴继承了它，逢伯陵又继承了它，蒲姑氏又继承了它，后来太公又继承了它】孟子、魏文帝、汉景帝的三句话【孟子的话见《风俗通·正始篇》：尧、舜的美德再多也说不尽，桀、纣的罪恶再多也说不尽；流传的话失去了本意，图画也失去了原形。魏文帝的话见《魏志·文帝纪》注文，前面的《史通》篇章已经引用过。汉景帝的话见《史记·儒林列传·辕固生传》：吃肉而不吃马肝，并不能说是不懂得肉的滋味。意思是说，学者即使不谈商汤、周武王接受天命，也不能说是愚蠢】隐公、闵公的非正常死亡【《左传·隐公十一年》：羽父请求杀死桓公，隐公说：“我将把君位交给他。”羽父害怕了，反而向桓公诬陷隐公，请求杀死隐公。十一月，羽父派刺客在寪氏杀死隐公，拥立桓公。《左传·闵公二年》：年初，公子庆父的属官夺取卜齮的田地，闵公没有禁止。秋八月，共仲派卜齮在武闱杀死闵公，成季带着僖公逃往邾国。共仲逃奔莒国，随后入国拥立僖公】恶视不能善终【前面见于编次篇，后面见于惑经篇】大概《虞书》赞美放勋时说他能够明察俊德【“俊”有的作“峻”，下同】，而陆贾《新语》又说：“尧、舜时代的百姓，家家都可以受封。”这大概是根据《尧典》的成文而广泛编造奇异说法。考察《春秋左传》说，高阳氏、高辛氏各有八个有才德的儿子，称为八元、八恺，即十六个族。他们世代承继美德，不使声名坠落，一直到尧时；尧却不能任用他们。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一个不肖子，分别称为浑沌、穷奇、梼杌；这三个族世代承继凶恶，增加恶名，一直到尧时；尧却不能除掉他们。缙云氏也有一个不肖子，天下人称他为饕餮，把他比作这三族【“比”字有的讹作“此”】。四族合称四凶，而尧也不能除掉他们。这样看来，在尧的时代，小人和君子并肩排列，善恶没有分别，贤愚混杂在一起。况且《论语》说：“舜任用咎繇以后，不仁的人就远去了。”既然如此，在咎繇还没有被任用以前，不仁的人必然很多，更加可以证明尧时有群小居于官位【一处脱“矣”字】。又怎么能说那时能够明察俊德、家家都可以受封呢？这是第一个疑问。按：十条疑问中，不谈禅代之事的，只有这一条。也可见凡是对盛世铺陈善政，必然免不了夸大的言辞，这也为后面的各条作了引子。家家都可以受封【《新语·无为篇》：尧、舜时代的百姓家家都可以受封，桀、纣时代的百姓家家都可以被诛杀，都是教化造成的】八元八恺与四凶【见《左传·文公十八年传》，正文大略已经具备。“浑沌”的“沌”，《左传》作“敦”，读音如“沌”】《尧典》序又说：“将要把帝位让出，让给虞舜。”孔氏注说：“尧知道儿子丹朱不肖，所以有禅让帝位的意愿。”考察汲冢书说：“舜把尧放逐到平阳。”《书》又说【书名缺失】某地【地名缺失】有一座城，以囚禁尧命名。见识者依据这些不同说法，很有些怀疑禅让之事。然而，那么观察这两部书，已经足以作为证据了，却还有没有看到的内容吗？为什么这样说？根据《山海经》，把放勋的儿子称为帝丹朱【此处疑脱“尧未传子”等语】，并把某人列为帝王【“君”疑为人名之误】，难道不是舜虽然废黜尧，却仍然拥立尧的儿子，不久又夺取了他的帝位吗？看看近古【一处脱“古”字】有奸雄奋发而起，自称是在勤王，有的废黜父亲而拥立儿子，有的贬黜兄长而奉立弟弟，开始时表示相互推戴，最终却完成篡夺。考察历代，往往都有这种事；一定要用古代来比拟当今，千百年来都是同一个道理。这样看来，尧把帝位传给舜的事情很难弄清，说是让国，不过是空话罢了。这是第二个疑问。按：本篇所怀疑的禅代之事，从这一条开始，便揭破近古奸雄的行径，可以看出它所寄托的用意。○禅代的局面到元、明才开始转变，此后虚伪的让位断绝，正直之道得到伸张。汲冢书【见《春秋家》篇，详见后面《惑经篇》篇末】帝丹朱【《海内南经》：苍梧山，帝舜葬在山的南面，帝丹朱葬在山的北面】《虞书·舜典》又说：“在位五十年，到南方巡视时死去。”注文说：“死在苍梧的野外，因此葬在那里。”考察苍梧，在楚地称为汨罗川，在汉代称为零桂郡邑；那片土地总称百越，山脉连接五岭，民俗有文身【指纹身】，地气湿热而多瘴气。即使是拥有百金的人，也害怕经过那条道路，何况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怎么能忍受巡幸那个国家？况且舜必定是精力已经耗尽，形神都感到劳苦，舍弃这个宝贵的帝位，正如卸下沉重负担一样，怎么能在临终之年再踏入不生长草木的地方？又加上两位妃子没有跟随，怨女旷夫、夫妻生离，万里之遥没有依靠，孤魂突然消逝；让出帝位而远行高蹈，难道会是这样吗？纵观自古以来被废黜、放逐的君主，如夏桀被放逐到南巢，赵嘉【应作“赵迁”】迁徙到房陵，周王被流放到彘，楚帝被迁往郴地；说到他们所遭受的艰难困苦，也没有像舜这样严重的。这么看来，所谓“巡视南方时死去”，大概是文命的意图吧？这是第三个疑问。按：这一条追提出“文命的意图”一句，意在刘宋对待零陵的事情。自零陵以后，禅位的君主很少有能够保全自己的。注文说【这是指孔安国的传。传中说“方”是道路的意思：舜升道向南方巡守，在苍梧的野外死去并葬在那里。到了蔡沈《书集传》，把“陟方”解释为升天远去，又引用《竹书》中帝王去世称“陟”作为依据。还有人根据《汉书》注文中“掘土为坑”的说法，认为“方”字就是坑的意思。若是这样，那么只按《竹书》说“陟”就够了；即使连缀一个“方”字，也还勉强说得通，为什么又要连上“乃死”二字呢？蔡沈说，这仍然是说死亡。可是“殂落”下面再添“而死”二字，难道还能算成语吗？详细玩味句法，终究还是孔安国的传说正确。不过，把《大禹谟》中禹接受帝位终结的文字拿来印证，当时禹代理帝位已经很久了，舜不应再亲自巡守。我认为古代经典在这种地方应当保留疑问】

译赵迁【《淮南子》：赵王迁被流放到房陵，思念故乡，作了《山水之讴》。《史记·赵世家》：秦国已经俘虏赵迁，赵国逃亡的大夫共同拥立赵嘉为王。过了六年，秦国攻破赵嘉，灭亡赵国】迁往郴地【《项羽本纪》：诸侯在戏下解散，各自回到封国。项羽派使者把义帝迁往长沙郴县，暗中命令衡山王、临江王在江中将他杀死】汲冢书说：“舜把尧放逐到平阳【引用这句话，是为了接着前一条的意思】；益被启诛杀。”又说：“太甲杀死伊尹，文丁【旧本误作‘王’】杀死季历。”这些事情的说法都不同于经书正文，而且这些书出土不久，世人多半不相信。考察舜放逐尧一事【旧本有“文之杀季”四字，属于衍文】，没有必要另作解释，足以验证其中的实情；前文已经详细说过【旧本衍“此”字和“后”字】。至于益和伊尹被杀，即使《正书》中也没有证据。推究而论，启诛杀益的事情，难道仍然不能考察清楚吗？为什么呢？舜废黜尧而拥立丹朱，禹贬黜舜而拥立商均；益亲自掌握权柄，势力与舜、禹相同，却想沿袭旧例，坐享天赐的禄位。事情没有成功，反而自取其祸。看近古以来的篡夺事件，桓玄独自不能保全自己，后来恢复正统；如果说启诛杀益，也如同晋朝杀死桓玄一样吗？如果舜、禹相互取代都能成功，只有益重蹈覆辙而获罪；那么夏后也应当像桓玄效法曹魏、司马氏那样，却偏偏造成元兴【晋安帝年号】年间的灾祸吗？这是第四个疑问。按：这一条直接提出并揭破桓玄对晋安帝的用意，已经很清楚了。大概是把那些因称乱而被杀身亡的人列举出来，作为后世的鉴戒。益被启诛杀【黄补注按：《竹书纪年》说：启即位后，费侯伯益出居封国，没有启杀益的事情，大概是《汲冢书》中记载的】太甲、文丁【《竹书纪年》：太甲元年，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便自行居王位七年；太甲暗中从桐逃出，杀死伊尹。又，文丁十一年，周公季历攻打翳徒之戎，献来俘获，王杀死季历。按：文丁就是太丁，沈约注文说《史记》作太丁，是错误的。又，《晋书·束晳传》引用《纪年》的文字，也作“文丁”。再按：本条除起首句外，都是说在上位者杀死下位者。妄人不懂文义，也不考察文丁是什么人，于是把“丁”改成“王”】桓玄不能保全自己【《晋安帝纪》：隆安二年，广州刺史桓玄起兵反叛；元兴二年，桓玄篡位。帝义熙三年，皇帝到江陵。五月，督护冯迁在貊盘洲斩杀桓玄，皇帝乘车返回正统】《汤誓》序【旧本把“誓”误作“诰”，又脱去“序”字】说：汤讨伐桀，在鸣条交战。又说：汤把桀放逐到南巢，只是对此感到惭愧。可是《周书·殷祝篇》却说桀把王位让给汤，等等【此处是概括《周书》的文字】。这就与《尚书》不同。按照《周书》的说法，难道不是汤战胜桀以后，凭力量控制夏人，使桀推让，把王位归给自己？大概是想比附尧、舜的事迹，袭取他们的高尚名声吧？又考察《墨子》说：汤把天下让给务光，并派人对他说：“汤想把恶名加到你身上。”务光于是投清冷之泉而死，汤才即位无疑。如此看来，汤假装让位的伪迹很多。考察墨家所说的，与《周书》十分相合【一作“合”】。《周书》的写作，本来出自《尚书》；孔子之父删削其中浮夸的言辞，裁取编成雅正的诰文【一作“雅语”】，去掉鄙俗的事情，只直接说汤感到惭愧。难道不是想抹去汤的过错，增加桀的罪恶吗？这是第五个疑问。按：千古以来没有假借征伐诛讨之名的事情，只有虚伪的揖让。像这一条借《殷祝篇》的文字来影射，必定想掩盖征伐诛讨而把它附会成揖让，曹氏、马氏一类人的姿态全都显露出来了。即使刘氏假借杂出的书籍来削弱那些人的气势，也把各种姿态表现尽了。那些拘泥成说、胶柱鼓瑟地解释的人，我不敢称许他们善于读书。《殷祝篇》【在《逸周书》第六十六篇，大略说：汤将要放逐桀，士人和百姓都奔向汤，国中空虚。桀请求汤说：“你既然有人拥戴，请把国家交给你。”汤说：“不，我是要替君王说明道理。”士人和百姓又对桀说：“为什么一定要让君主更换？”桀向南迁徙，齐国的百姓奔向汤。桀又请求汤，说国家本来属于君主。汤说：“不，我是要替君王说明道理。”桀迁徙到鲁地，又说：“国家属于君主。”汤不能阻止桀，于是又向三千诸侯宣告：“有道的人来统治它。”三千诸侯没有人敢即位，于是汤才登上天子之位】汤让位给务光【按：《墨子》的说法，《庄子》也记载了，务光作“瞀光”。《让王篇》说：汤将要讨伐桀，便通过瞀光谋划。瞀光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汤讨伐桀并战胜后，把天下让给瞀光，说：“您为什么不即位呢？”瞀光推辞说：“我听说，无道的时代，连它的土地都不踏上，何况还尊奉我呢？我不忍长久看见这种情形。”于是背着石头投水沉入庐水】五经所确立的言论，千百年后仍然令人仰望，但探求它前后的道理，却非常相互矛盾。为什么呢？说到周朝的强盛，就说周占有天下三分之二，商纣只是独夫；说到殷朝的败亡，却又说纣有臣民亿万人，灭亡时流血多到可以漂起舂米的杵。这样看来，是非没有准则，所向和所背各不相同。又考察武王作《泰誓》，数说纣的罪过，也如同近代吕相为晋国写《绝秦书》、陈琳替袁绍写檄文讨伐魏国【袁绍本身也不正当，曹操难道就能没有罪吗？这里引用陈琳的话有错误】；想要加罪于人，难道会没有辞说吗？后来诸子承袭这些虚妄说法，争相列举纣的罪过，甚至超过五经。所以子贡说：“桀、纣的罪恶，没有严重到这种地步。”君子厌恶自己处于下流。班固也说：“哪有凭借妇人而临朝听政的事？”刘向又说：“世上有人弑父害君，桀、纣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可是天下【此处当有“归”字】憎恶的人，却一定把桀、纣列在最前面。”这样看来，自古以来所说纣癸的罪恶，难道不是过分诬陷吗？这是第六个疑问。按：这一条不是宽恕失国的荒淫君主，而是想加重改朝换代者的罪责，为他们制造说辞。陈琳的檄文【《文选》题为《为袁绍檄豫州》，善注《魏志》说：陈琳，字孔璋，避难到冀州，袁本初让他掌管文章，于是作了这篇檄文】凭借妇人临朝【《汉书》：成帝宴饮时，皇帝乘舆中的帷帐上画着纣凭靠妲己的图像。成帝指着图像问班伯：“纣真的到了这种地步吗？”班伯回答：“《尚书》只说纣听从妇人的话，哪里说他能倚靠妇人放肆地临朝？这就是所谓众多罪恶都归到他身上，但并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

译《微子之命》篇序【旧本脱“序”字】说：杀死武庚【序文说：杀死武庚，命令微子代替殷后】。考察禄父就是商纣的儿子。当时社稷倾覆，家国沦亡，父亲的首级被悬挂示众，母亲的身体被肢解；永远回想这种怨恨和耻辱，活着的人【一作“死”】没有第二种选择。假使他向周称臣服事，能够保全身体、保护妻子儿女，那么仰望天地，他凭什么活下去？有牙齿、有头发的人，又凭什么做人？后来他与管叔、蔡叔合谋，响应三监而死守节义；虽然君父之仇没有消除，但臣子的忠诚却可以看见。按照名教来考察，在生死问题上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议论【一处误把“议”字分作“于义”二字】。如果只因为他的功业没有成功，便称他为顽民【一作“顽人”】，一定要这样，那么有君主如夏少康，有臣子如伍子胥【当作申包胥】，假如他们最终没有报仇雪恨，众人失败、自己身死，也应当把他们列入丑类，编入叛逆党徒的名册吗？这是第七个疑问。按照这一条的说法，魏、晋以来那些末世王朝，少有奉行义战的人。宁可像高贵乡公那样为国而死，也不要像常道乡公那样苟且偷生；宁可像袁粲那样死去，也不要像褚渊那样活着。臣子对于君主和父亲，所应遵守的义理是相同的，难道只是为了替殷朝的忠臣痛哭流涕罢了？武庚，字禄父。《竹书纪年》记载：周武王十二年，周军讨伐殷，武王亲自在南单之台擒获受，于是分明宣布上天的意旨，立受的儿子禄父为君，这就是武庚。成王元年，武庚凭借殷地反叛。三年，周王的军队灭掉殷，杀死武庚。申包胥。《左传·定公四年》开头说，伍员和申包胥是朋友。伍员逃亡时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使楚国复兴。”申包胥说：“如果你能使它复兴，我也一定能使它兴盛起来。”后来昭王在随国，申包胥到秦国请求援兵。他站在秦国朝廷的庭墙旁哭了七天，秦军才出兵。楚王终于恢复了国土。如果把伍子胥写在这一条中，就不切合本条的意思了。《论语》说：“周人的德行真伟大啊！天下三分，周拥有其中的两分，却仍然臣服于殷而侍奉它。”考察《尚书序》说：“西伯姬昌攻克黎国，殷朝才开始责怪周。”姬氏的爵位本来只是诸侯，却擅自进行征伐，和王室结下怨仇，完全没有惭愧畏惧之心。这就如同《春秋》中荆蛮灭掉诸姬之国，又如同《论语》中季氏出兵攻打颛臾。又考察某书说：“朱雀如此如此……文王受天命而称王如此如此。”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地上只能有一个君主。殷朝还存在，周王的称号却已经突然建立了。这就如同《春秋》中楚、吴、越僭越称号而凌犯天子。然而这样看来，攻克黎国、灭掉崇国，等于已经以王者自居；所谓服事殷的道理，并不像这样。近来魏国的司马文王杀死权臣，废黜少帝，因而接受九锡，出行时驾六匹马。等到他死后，荀勖仍然称他为臣子直到终了。大概姬氏侍奉殷，就应当同马氏的臣子侍奉魏相比。若一定要称赞周德伟大，岂不是徒然编造这种说法吗？这是第八个疑问。按照这一条的说法，也是举司马昭为例来揭破其说；前面的曹操、后面的刘裕等人，都可归入同一类。九锡和六匹马。《魏书·三少帝纪》记载：甘露五年，司马文王被封为晋公，加赐九锡。咸熙二年，下令晋王可以建立天子的旌旗，乘金根车，驾六匹马，地位在燕王之上。荀勖仍然称他为臣子。《晋书》记载：荀勖字公曾，晋武帝接受禅让后，任命他为中书监。考察可知，奉承司马昭的话，《晋书》本传没有记载。《世说新语·方正》注引王隐《晋书》说：荀勖性情谄媚，优秀的史官应当把他列入《佞幸传》。大概这个人是谄媚贾充、祸害晋朝的人；由此也可以知道，他以前曾谄媚司马氏、倾覆曹氏。

译《论语》说：“太伯可以说是道德最高尚的人了。他把天下让了三次，百姓却无法用言语称颂他。” 考察《吕氏春秋》所记载的内容如此如此：太王特别疼爱他的孙子，打算把君位传给孙子的父亲。太伯年长，嫡长子的身份实际上妨碍了贤能之人的继立。假如他厚着脸皮假装看不见，心怀疑虑却不离开，大则会像卫伋那样被杀，小则会像楚建那样被驱逐；即使他想不让位，太王难道还会亲自拥立他吗？况且太王去世时，太伯回来奔丧，季历遵奉父亲的遗命，把君位推让给兄长；太伯因为身体已经毁伤，便有了可以辞让而获免的理由。推究他毁坏自己的身体、跟随披发纹身之人的做法，本来是为了在外面断绝嫌疑，在内心消除猜忌，就像雄鸡自行截断尾巴，以求免于被用作祭祀牺牲。又考察《春秋》：晋国的士蒍看见申生将要被废黜，说：“做吴国的太伯，尚且还能留下美名。”这说明太伯和申生的事情本来相同，只是一个出仕、一个退处不同，所以成败也不一样。假如孔子评论太伯，是赞美他因祸得福、转祸为善，那就是恰当的。若说他“可以称为道德最高尚的人”，岂不是错误地赞誉他吗？这是第九个疑问。按照这一条，唯独没有引用《尚书》，大概是因为随着西伯那一条而连带谈到了它。太伯的德行以及三次让位的含义，后世的理学大儒始终没有确定的解释。知防仅凭后世的人情世故去揣测它，哪里足以同他争辩？这或许也是因为他对隐太子之事感到悲悯吧？《吕氏春秋》——按：这句话确定有误。我曾通读该书所谓“十二纪”“八览”“六论”，从未见有一句提到太伯的事情。试着拿《吴越春秋》复核，才遇到相关文字，现抄录在下面。所记载的内容如此如此：《吴越春秋》说，古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太伯，次子叫仲雍，仲雍又名虞仲，幼子叫季历。季历娶太任氏为妻，生下昌。昌出生时有圣人的祥瑞。古公说：“能够兴起王业的，大概就是昌吧？”太伯、仲雍察觉了古公的意图，知道古公想把国传给昌。古公生病后，兄弟二人托名采药，前往衡山，随后到了荆蛮，剪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穿夷狄的服装，以表示自己不能被任用。古公去世，太伯、仲雍回来奔丧，丧事完毕后又返回荆蛮。当地百姓拥戴他们，以君主之礼侍奉他们；他们自称勾吴。古公将死时，曾命季历把国位让给太伯，但太伯三次推让而不接受，于是季历主持政事。卫伋：《卫世家》说，起初宣公宠爱夫人夷姜，夷姜生下儿子伋，宣公立他为太子。宣公替太子娶齐国女子，却又亲自占有了她，生下儿子寿和朔。伋的母亲死后，夫人与朔共同诬陷太子伋。宣公于是派伋出使齐国，又命盗贼在边界上拦截杀死他。按：这件事见《左传·桓公十六年》，伋在《左传》中写作急子。楚建：《左传·昭公十九年》说，楚平王生下太子建，替他到秦国聘娶女子。费无极在迎亲时劝楚王把女子据为己有，又把太子安置到城父。二十年，费无极对楚王说太子建将要凭借方城以外的地方反叛楚王，楚王相信了他，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奋扬还没有赶到，太子建已经逃往宋国。雄鸡断尾：《国语·周语》说，宾孟到郊外，看见雄鸡自己截断尾巴，便问侍者。侍者说：“它害怕被作为祭祀的牺牲。” “做吴国的太伯。”这是晋国士蒍的话，见《左传·闵公元年》。《尚书·金縢》篇说：“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孺子不利。”《左传》说：“周公杀死管叔，放逐蔡叔。”难道不是因为他们不爱护王室的缘故吗？考察《尚书·君奭》篇的序说：“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成为他的左右助手。”召公因此不高兴。这些都是《君奭》序中的话。这样看来，周公行使了不像臣子的礼仪，挟持着足以震慑君主的威势，行为处在容易引起怀疑的境地，因而招来诽谤。即使召公具有接近圣人的德行、负有明察诚信的才能，亲眼看见这些事情，仍然心怀愤懑；何况管叔、蔡叔二人才能只处于中等，地位又在偏远小国，偶然听到不同的议论，怎能不产生猜疑？推究他们拿起武器反噬周公，事情是由于误会了我，而周公却因为他们不能与自己和睦相处，便仓促施加公开的杀戮。这和汉代赦免淮南王、宽待阜陵王相比，相差多么遥远啊！这样看来，周公对兄弟友爱的情义太薄了。然而《尚书》所记述的，却把这件事当作美谈，为什么呢？这是第十个疑问。按照这一条，它也和上一条属于同一类。刘知几没有资格谈论周公，就像他没有资格谈论太伯、文王一样。不过，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对于隐太子和巢父之间那场流血的变故，或许不能不通过含蓄的言辞寄托一些意味。赦免淮南王。《汉书·淮南厉王长传》说，淮南厉王刘长是汉高帝的小儿子。孝文帝即位后，认为他是最亲近的宗室，刘长骄横傲慢，多次不遵守法令。皇上宽赦了他，他入朝时十分蛮横。文帝没有治罪，他回国后更加放纵。后来谋反之事被察觉，官吏交相上奏，认为应当判处弃市。文帝下诏说：“赦免刘长的死罪，废为庶人，不再让他做王。” 宽待阜陵王。《后汉书》说，光武帝的儿子阜陵质王刘延起初被封为淮阳王，性情骄纵奢侈。有人告发刘延制作图谶、施行诅咒，显宗特意施加恩惠，把他改封为阜陵王。刘延心怀怨恨，又有人告发他谋反。肃宗下诏说：“大王先前犯下大逆之罪，和管叔、蔡叔相同；先帝屈法宽免你，你却一点也没有悔改。现在贬为侯。”后来肃宗巡幸九江，见到刘延，既高兴又悲伤，于是又恢复他的王爵。

译大体说来，从《春秋》以前、属于《尚书》时代的史书开始，它们的作者就是这样记述事情的。说明：这十个疑问都在《尚书》时代的记载中。现在我只取其中正经雅正的言论；如果其中的道理难以理解，而诸子百家的不同说法有的可以作为依据，就把它们参照起来，加以考察核验；如果与此不同，就不再讨论。说明：这几句话是对全文的收束。远古的书和近古的史，不仅详略不同，本来连取舍和立场也都不同。为什么呢？近古的史书，记载往往详细完备，事情很少加以选择，使求学的人看到一个国家的政事时，善恶相互夹杂；看到一个君主的才能时，贤愚大致各半。至于远古，则不是这样。它所记载的，只是大略举出纲要，务求保存褒扬和避讳；探寻事情的始末，隐没不载的很多。姑且这样说，假使汉、魏、晋、宋的君主出生在上古，尧、舜、禹、汤的君主出现在中世，假定让史官互换时代来写史，各自叙述当时的事情，再比较它们的得失，那本来就难以估量。说明：这一层特别指出，后来那些篡夺者建立的朝代彼此推究考察，已经会有这种差别。大意是说，远古史书尚且多有避讳、简略，异闻错出；何况后代的奸雄即使出生在上古，他们各种叛逆罪行又会散见于残缺杂乱的记载中，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至于轮扁称古书为糟粕，孔子叙述传闻而存疑，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不如没有《尚书》，对于《武成》篇，我只取其中两三片简牍。由此推论，远古的书，其荒诞错误太多了，哪里只是像王沈的不实、沈约的多诈而已呢？说明：末段与《史通》内篇中抑制马迁、推重班固的意思相同，是告诫著述史书的人不要一味追逐荒远的材料。按：这十个疑问，后面的说明也不计入条数。这类书，因为恼怒它们违背圣人、没有法度，而严厉地排斥它们，这是正直之人的言辞。担心读史的人借此寄托愤懑，于是把它们高悬起来加以解释，这是明智之人的言辞。只是因为害怕它们违背经典、肆意发表横议，就拿出我箱子里的剩余话语，同它们争论是非，那就是痴人的言辞了。浮云遮蔽太阳，太阳难道会因此失去光明吗？却急急忙忙地站起来辱骂它，传说中称鲁人为机敏，大概就是这种人吧。《史通通释》卷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史通通释》卷十四，‘无锡浦起龙撰’，外篇。申论《左传》〔第四〕。郭本的序文与正文分作两片，最为合适；各版本横向分割，都是错误的。古人谈《春秋》三传的很多，但战国时代的情况很少有人知道。汉前期，朝廷专门采用《公羊传》；宣帝以后，《谷梁传》又立于学官。到了武帝时代，刘歆才开始推重《左氏传》，但最终没有把它列入学官。说明：三传流传于世，只有《左氏传》最晚。大体说来，自古重视两传而轻视《左氏传》的，本来就不止一家；赞美《左氏传》而讥评两传的，也不止一个宗派。他们互相攻击，各自利用朋党喧闹纷争，是非因此无法分辨。然而儒者治学，如果以专精为主，只限于研究章句、通晓训释，这就可以了；至于评论大体、举出宏纲，他们的言论很少能兼顾全局和条理，也没有抓住要害，所以使古今的疑难凝滞，无法得到疏通。说明：下面必将褒贬而评论这些说法。谈论三传，本来应当以《左氏传》为首。说明：这句话揭示了本篇的主旨。不过，自古以来学习《左氏传》的人，谈论它时又往往不能得到其中的真实含义。例如贾逵撰写《左氏长义》，称在秦国的就是刘氏，因而说汉室应当首先推重《左氏传》；这只是取悦当时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地方。又考察桓谭《新论》说，《左氏传》对于经书犹如衣服的里外；东观《汉记》记载陈元上奏说，光武帝兴起后建立《左氏传》的学官，而桓谭、卫宏都共同诋毁它，所以中途废止。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左丘明和孔子一起考察鲁国史记而作《春秋》，其中有所贬抑损削，事情显现在传文中；他害怕遭逢当时的祸难，所以把自己的书隐藏起来。到了末世，口头传说流行，于是有了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等传。可是班固的文集中又有《难左氏九条》以及三评等篇目。说明：从“不过，自古以来”到这里，是举出各家评论纷争不一的情形。既然是一家之言、一个人的说法，前后错杂、彼此相反，这又有什么值得观览的呢？说明：这里结束对评论《左氏传》各家说法的叙述。解释疑难，必须以义理为根本；如果义理本身有所欠缺，还想使有见识的人心悦诚服，岂不是很难吗？现在姑且把我所怀疑的各项依次列在后面。说明：这是承接到《申左》的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