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北梦琐言 宋 孙光宪
●序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传播。仆生自岷峨，官于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墙，游处之间，专于博访。顷逢故凤翔杨▯比少尹，多话秦中平时旧说，常记于心。他日渚宫见元澄中允，款狎笑语，多符其说。元公谓旧族一二子弟曰：“诸贤生在长安，闻事不迨富春。此则存好问之所宏益也。”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劝戒。三纪收拾筐箧，爰因公退，咸取编连。先以唐朝达贤一言一行列于谈次，其有事类相近，自唐至后唐、梁、蜀、江南诸国所得闻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三十卷。《禹贡》云：“云土梦作▯。”《传》有“畋于江南之梦”。鄙从事于荆江之北，题曰《北梦琐言》，琐细形言，大即可知也。虽非经纬之作，庶勉后进子孙，俾希仰前事，亦丝麻中菅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诮焉。●卷一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学士从容，未尝不论前代兴亡。颇留心贡举，尝于殿柱上自题曰“乡贡进士李某”。或宰臣出镇，赋诗以赠之，词皆清丽。凡对宰臣言政事，即终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球、斗鸡为乐，自以能于步打，谓俳优石野猪曰：“联若作步打进士，亦合得一状元。”野猪对曰：“或遇尧舜禹汤作礼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优劣，即圣政可知也。太尉李德裕幼神俊，宪宗赏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辩夸于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戏曰：“公诚涉大痴耳。”吉甫归以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书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由是振名。宣宗舅郑光敕赐云阳、▯县两庄，皆令免税。宰臣奏恐非宜，诏曰：“朕以光元舅，欲优异之，初不细思，是免其赋。尔等每于匡救，必尽公忠。亲戚之间，人所难议。苟非爱我，岂尽嘉言。庶事能如斯，天下何忧不治有始有卒，当共守之。”寻罢。葆光子同僚尝买一庄，喜其无税，乃谓曰：“天下庄产，未有不征。”同僚以私券见拒。尔后子孙为县宰定税，求祈不暇。国舅尚尔，庶僚胡为。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游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初听政，谓宰相曰：“佛者，虽异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论，不欲过毁，以伤令德。”乃遣下诏。会昌中，灵山古迹招提弃废之地，并令复之，委长吏择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忘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为事。相国萧仿、裴坦时为常侍谏议，上疏极谏，其略云：“臣等闻玄祖之道，用慈俭为先；素王之风，以仁义是首。相沿百世，作则千年。至圣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于天竺，去彼王宫。割爱中之至难，取灭后之殊胜。名归象外，理出尘中，非为帝王所能慕也。”广引无益有损之义，文多不录，文理婉顺，与韩愈元和中上《请除佛骨表》不异也。懿皇虽听览称奖，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才至京师，俄而晏驾。识者谓大丧之兆也。唐大中年，兖州奏：“先差赴庆州行营押官郑神佐阵没，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营已前许嫁右骁雄军健李玄庆，未受财礼。阿郑知父神佐阵没，遂与李玄庆休亲，截发，往庆州北怀安镇收亡父遗骸，到兖州瑕丘县进贤乡与亡母合葬讫，便于茔内筑庐。”识者曰：“女子适边，取父遗骸合葬。烈而且孝，诚可嘉也。庐墓习于近俗，国不能禁，非也。”广引《礼经》而证之。唐宣宗朝，日本国王子入贡，善围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王子出本国如楸玉局、冷暖玉棋子。盖玉之苍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凉。人或过说，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师言惧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缩臂数四，竟伏不胜，回谓礼宾曰：“此第几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愿见第一手，礼宾曰：“胜第三可见第二，胜第二可见第一。”王子抚局叹曰：“小国之一不及大国之三。此夷人也，犹不可轻，况中国之士乎。”葆光子曰：“蜀简州刺史安重霸黩货无厌。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邓，能棋，其力粗赡。安辄召与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后进之，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且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效而自求退’邓生然之，以中金十铤获免，良可笑也。”
译《北梦琐言》 宋·孙光宪 序 唐朝自广明年间发生战乱离散以来，秘籍散失殆尽。武宗以后，寂寥无闻，朝廷和民间遗留下来的美好事迹，也无法传播。我出生在岷山、峨眉山一带，任官于荆州、郢州。对于长安的旧事，我常因自己像面墙一样孤陋寡闻而惭愧，所以在交游往来之间，专心广泛访求。不久遇到故友、原凤翔少尹杨▯比，他谈了许多秦中太平时期的旧闻，我常记在心中。后来有一天在渚宫见到中允元澄，亲切交谈、谈笑之间，他所说的多与杨▯比相合。元公对旧族的一两个子弟说：“诸位生在长安，听闻的事情还不如富春。这正是好问之心所带来的巨大益处。”从那以后，每听到一件事，我都不敢孤立地相信，反复三次查考比对，然后才落笔。这样做不只是要把它流传为文字，也希望借这些事情来劝勉和警戒世人。我用了三十年收集整理，借着公务之余，把它们全部编排成书。起初把唐朝贤达的一言一行列在谈论之中，其中有与前事相近的，从唐朝到后唐、后梁、后蜀、江南诸国所听闻的事情，也都附在各条之后，总共编成三十卷。《禹贡》说：“云土梦作▯。”《左传》有“在江南之梦打猎”的话。我在荆江以北任职，所以题名为《北梦琐言》；“琐言”是说所记都是琐碎细小的言语，大致意思由此便可以知道了。它虽然不是纵横经纬的大著作，但希望能够勉励后来的子孙，使他们仰慕前人的事迹，也算是丝麻中间的菅蒯之类吧。通达事理的人幸望不要过多讥笑它。卷一 唐宣宗皇帝喜好儒雅之事，每当值殿学士从容交谈时，没有不谈论前代兴亡的。他很留意科举，曾亲自在殿柱上题写“乡贡进士李某”。有时宰臣出任藩镇，他便作诗赠送，诗中文字都清新秀丽。凡是与宰臣谈论政事，他总是整天谈论而不知疲倦。到了僖宗皇帝，却喜好踢球、斗鸡取乐，还自认为擅长步打，便对俳优石野猪说：“如果我参加步打进士考试，也应当能中一个状元。”石野猪回答说：“如果遇到尧、舜、禹、汤那样的人来做礼部侍郎，陛下恐怕也免不了暂且落第。”皇帝只是笑了笑。考察他们爱好的高下优劣，圣明政治的好坏也就可以知道了。太尉李德裕年幼时聪明俊秀，唐宪宗很赏识他，曾让他坐在膝上。父亲李吉甫常在同僚面前夸耀他的机敏善辩。武相元衡召见他，对他说：“你在家里喜欢读什么书？”意思是想探察他的志趣。李德裕没有回答。第二天，元衡把这件事告诉李吉甫，因而开玩笑说：“您实在太痴了。”李吉甫回家后责问他，李德裕说：“武公身为皇帝的辅弼，不询问治理国家、调和阴阳的道理，却来问我喜欢读什么书。读书，是成均、礼部所掌管的事。他问得不恰当，所以我没有回答。”李吉甫又把这话告诉元衡，元衡非常惭愧。李德裕从此声名振起。宣宗的舅舅郑光得到皇帝敕赐的云阳、▯县两处庄园，诏令都免除赋税。宰臣上奏说恐怕不合适，宣宗下诏说：“朕因为郑光是亲舅舅，想优待他，起初没有细想，便免除了他的赋税。你们每当进谏匡正，总是竭尽公心和忠诚。亲戚之间的事，是人们难以议论的；如果不是爱护我，哪里会把好的意见全都说出来？如果各项事情都能这样办理，天下还忧虑什么不能治理好？有始有终，应当共同遵守。”不久便撤销了免税命令。葆光子的同僚曾买下一处庄园，因为高兴它没有赋税，便对他说：“天下的庄园产业，没有不征税的。”后来同僚拿出私下订立的契券，却被拒绝承认。此后他的子孙做县令时，为庄园确定税额，祈求免税都来不及。连国舅尚且如此，普通官员又怎么能例外呢？武宗即位时，宣宗以皇叔的身份暗中出游各地，有时停留在江南名山，结识了许多高道和僧人。宣宗刚开始处理政务时，对宰相说：“佛教虽然是异域的教法，却深深有助于治理根本；可以保存而不必议论，不想过分毁斥，以免损伤美好的德行。”于是下诏施行。会昌年间，凡是灵山古迹中被废弃的佛寺，都命令恢复，交给地方长官选择品行高尚的僧人居住；只是出家人不得忘记受戒度牒之制。懿宗即位后，只把崇奉佛教当作要务。相国萧仿、裴坦当时任常侍、谏议，上疏极力劝谏，大意说：“臣等听说，玄祖之道以慈爱和俭朴为先；素王孔子的教化，以仁义为首。这样相承百代，作为法则流传千年。最圣明的道理，不可改变。至于佛教，产生于天竺，离开那里的王宫，割舍人世间最难割舍的爱，从而取得死后特殊的超脱。它的名义归于形象之外，道理出于尘世之中，不是帝王所能仰慕的。”他们广泛引用佛教无益而有害的道理，文字很多，这里不全部记载。文章义理婉转顺畅，与韩愈元和年间所上的《请除佛骨表》没有不同。懿宗虽然听取、阅读并称赞他们，最终却不能停止崇佛。末年迎接佛骨，刚到京城，不久皇帝便驾崩了。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大丧的征兆。唐朝大中年间，兖州上奏说：“先前派往庆州行营的押官郑神佐战死。他的女儿年二十四岁，父亲尚未出发前，已经许配给右骁雄军的军士李玄庆，但还没有收受财礼。阿郑得知父亲郑神佐战死，便与李玄庆解除婚约，剪去头发，前往庆州北面的怀安镇收取亡父遗骸，回到兖州瑕丘县进贤乡，与亡母合葬完毕，随即在墓旁筑屋居住。”有见识的人说：“女子远赴边地，取回父亲的遗骸与母亲合葬，既刚烈又孝顺，确实值得嘉奖。至于在墓旁筑庐守墓，是近来的习俗，国家不能禁止，这就不对了。”并广泛引用《礼经》加以证明。唐宣宗在位时，日本国王的王子入朝进贡，擅长围棋。皇帝命待诏顾师言与他对弈。王子拿出本国的楸玉棋盘和冷暖玉棋子。楸玉是说玉的青苍色如楸树；冷暖玉是说冬天温暖、夏天凉爽。有人传说玉石本身会冷暖变化，这是错误的。王子下到第三十三手时，顾师言害怕有辱君命，手心出汗、定下心来，才敢落子。王子也几次凝视棋局、收缩手臂，最终认输，回头问礼宾官：“这是第几手？”回答说：“这是第三手。”王子希望看看第一手，礼宾官说：“胜过第三手，才能看第二手；胜过第二手，才能看第一手。”王子抚摸棋盘叹道：“小国的一手棋也比不上大国的三手棋。这个夷人尚且不可轻视，何况中国的士人呢？”葆光子说：“蜀地简州刺史安重霸贪取财货没有满足。他的部民中有个卖油的年轻人，姓邓，能下棋，棋力还算不错。安重霸总是召他来对弈，却只让他站着侍候；每下一子，就让他退到西北窗下站着，等自己算好棋路后再叫他进来。一天到晚也不过下十几子而已。邓生站得疲倦，又饥饿难忍，几乎无法承受。第二天安重霸又召他，有人劝邓生说：‘这位侯爷喜欢收贿赂，本来就不是为了下棋，你为什么不送些礼，自己求得脱身？’邓生认为有道理，便用十锭中金换得免除，实在可笑。”
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汉文帝废丧议》、《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实，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征。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剌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未周，琬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载。又睹吴郡陆龟蒙亦引啖助、赵匡为证，正与陈工部义同。葆光子同僚王公贞范精于《春秋》，有驳正元凯之谬，条绪甚多，人咸讶之。独鄙夫尝以陈、陆、啖、赵之论窃然之，非苟合也，唯义所在。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大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坌。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览焉。但恐回吾之心，所以不欲观览。”其见抑也如此。衣冠之士并皆忌之，咸曰：“有学士才，非宰臣器。”识者于其答制中见经纶之用，为时所排，比贾谊在汉文之朝不为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卫公之抑忌白少傅，举类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论朝中朋党，首以杨虞卿、牛僧孺为言。杨、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义在于斯，非抑文章也，虑其朋比而制掣也。”相国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后，居宛叶之间。少单贫，力学，有倜傥之志。唐永贞中，擢进士第，时与同辈过政事堂。宰相谓曰：“扫厅奉候。”僧孺独出曰：“不敢。”众耸异之。元和初登制科，历省郎、中书舍人、御史、中书门下平章事、扬州、建州两镇、东都留守、左仆射。先是，撰《周秦行记》，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赐谥。后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谥曰“简”，白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术比李之功勋，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记》非所宜言，德裕著论而罪之，正人览记而骇之。勿谓卫公掩贤妒善，牛相不罹大祸，亦幸而免。”唐大中末，相国令狐▯罢相，其子氵高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预拔文解及第。谏议大夫崔▯上疏，述氵高弄父权，势倾天下，以“举人文卷须十月前送纳，岂可父身尚居于枢务，男私拔其解名，干挠主司，侮弄文法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门”云云，请下御史台推勘。疏留中不出。葆光子曰：“令孤公在大中之初，倾陷李太尉，唯以附会李绅而杀吴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赂遗阉宦，殊不似德裕立功于国，自俭立身。掎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岩庙，别无所长，谏官上章可见之矣。与朱崖之终始殆难比焉。”唐大和中，李德裕镇浙西。有刘三复者，少贫苦学，有才思。时中人赍御书至以赐德裕，德裕试其所为，谓曰：“子可为我草表，能立就或归以创之。”三复曰：“文理贵中不贵其速。”德裕以为当言。三复又请曰：“渔歌樵唱皆传公述作，愿以文集见示。”德裕出数轴与之。三复乃体而为表，德裕嘉之，因遣诣阙求试，果登第，历任台阁。三复能记三生事，云曾为马。马常患渴，望驿而嘶，伤其蹄则心连痛。后三复乘马过硗确之地必为缓辔，辙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门限，虑伤马蹄也。其子邺敕赐及第，登廊庙，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榇归葬洛中，报先恩也。士大夫美之。杜▯公▯，司徒佑之孙，父曰从郁，历遗补畿令。▯尚宪宗岐阳公主，累居大镇，复居廊庙。无他才，未尝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有朝士贻书于▯曰：“公以硕大敦庞之德，生于文明之运。矢厥谟猷，出入隆显。”极言讥之，文多不录。时人号为秃角犀。凡莅藩镇，未尝断狱，系囚死而不问，宜其责之。呜呼！处高位而妨贤，享厚禄以丰已。无功于国，无德于民。富贵而终，斯又何人也！子孙不享，何莫由斯唐文宗皇帝谓宰相曰：“太宗得魏征采拾阙遗，弼成圣政。今我得魏谟，于疑似之间必极匡谏。虽不敢希及正观之政，庶几处无过之地。今授谟右补阙，委舍人善为之词。又问谟曰：“卿家有何图书”谟曰：“家书悉无，唯有文贞公笏在。”文宗令进来。郑覃在侧，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浑未晓。但‘甘棠’之义，非要笏也。”●卷二
译大中年间，工部尚书陈商提出《立汉文帝废丧议》和《立春秋左传学议》，其中说：“孔子删修经书，褒奖善行、贬斥恶行，类别体例分明，这是法家一流。左丘明是鲁国史官，记载叙述当时政事，惋惜忠臣贤者湮没，害怕善恶失传。他以日系月，修订百官职掌，本来不是为了辅助圣人之言、文饰经书义旨，而是太史一类的人。单看《春秋》，明白而有实据；把它同《左氏》合在一起，就杂乱而无凭证。杜元凯竟没有想到，孔子之所以作经，应当与《诗》《书》《周易》等并列；左丘明之所以作史，应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并列。他把两种意义不同、并不相称的话拿来参合贯通，所以《春秋》的微言大义有所不周密，文章辞章也有所不统一。”文章很多，这里不全载。后来又看到吴郡陆龟蒙也引用啖助、赵匡作为证据，正与陈工部的观点相同。葆光子的同僚王公贞范精通《春秋》，写有文章驳正杜元凯的错误，条理很多，人们都感到惊讶。只有我曾私下认为陈商、陆龟蒙、啖助、赵匡的论说是对的，并不是苟且附和，而是因为道理所在。白少傅白居易的文章冠绝天下，却没有登上高位。在此以前，刘禹锡大和年间任宾客时，李太尉德裕也在东都分司任职。刘禹锡拜见德裕，说：“近来曾得到《白居易文集》吗？”德裕说：“多次有人拿给我看，我另外让人收存了，却从未打开看过。今天为了您，我就看看。”等到取出文集时，箱笥里装得满满的，已经被尘土覆盖。德裕打开看了看，随即又合上，对刘禹锡说：“我不必在这个人身上花费太久时间。他的文章精妙绝伦，哪里还需要再看？只是怕它改变我的心意，所以不愿观看。”白居易受到压抑，竟到了这种程度。士大夫都嫉妒他，一致说：“他有学士的才华，却不是宰相的器量。”有见识的人从他的制诰答策中看到了治理国家的才能，却被当时排斥，这和贾谊在汉文帝朝中没有被任为卿相一样，人人都替他惋惜。葆光子说：“李卫公德裕压抑、忌惮白少傅，从类似的事情便可知道原因。起初文宗命德裕论说朝中的朋党，他首先提到杨虞卿、牛僧孺。杨虞卿、牛僧孺正是白公的密友。德裕不加引荐扶助，原因就在这里，并不是压制白居易的文章，而是担心他结党相连，形成牵制。” 相国牛僧孺，字思黯，有人说他是牛仙客的后代，居住在宛、叶之间。他年轻时孤苦贫寒，努力学习，有才气而胸怀不凡。唐永贞年间，他考中进士。当时他和同榜的人经过政事堂，宰相对他们说：“请扫净厅堂恭候。”唯独牛僧孺出来说：“不敢当。”众人都惊异于他的表现。元和初年，他考中制科，历任省郎、中书舍人、御史、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扬州、建州两镇，任东都留守、左仆射。在此以前，他撰写《周秦行记》，李德裕严厉地指责其缺点。大中初年去世，没有获赐谥号。后来白敏中入朝为相，才上奏确定谥号为“简”；白居易则说应谥为“文”。葆光子说：“牛僧孺被起用为宰相在李德裕之前，并不是李德裕忌妒才能所能压制的。如今把牛僧孺的才干与李德裕的功勋相比较，自然就能知道他们的优劣。而且《周秦行记》不是应当说的内容，德裕著文批评他，是因为正直之人读到此记都会惊骇。不要说卫公掩盖贤能、妒忌善人；牛相没有遭遇大祸，也只是侥幸免除罢了。” 唐大中末年，相国令狐▯被罢免宰相之职。他的儿子氵高参加进士科举，在父亲尚未罢相以前，便预先被选拔取得解送资格。谏议大夫崔▯上疏，陈述氵高倚仗父亲的权势，势力压倒天下，指出：“举人的试卷必须在十月以前送交，怎么可以在父亲仍身居枢密政务之职时，儿子私下取得解名，干扰主考官，玩弄法令？恐怕奸邪欺诈之人因此得以进身，而孤高正直的人反而闭门不出。”如此等等，请求交御史台推问查勘。这份奏疏被留在宫中，没有发出。葆光子说：“令狐公在大中初年，倾陷李太尉，只因附和李绅，便杀害吴湘；又擅自改动元和年间的史书，还说曾向宦官行贿送礼。这很不像德裕为国家建立功勋、以俭朴修养自身。他抓住别人的小过失，却忘记对方的大功德。等到自己身居朝廷高位，却没有别的长处，谏官上章弹劾他，便可以看出来了。他与朱崖的始终作为，几乎难以相比。” 唐大和年间，李德裕镇守浙西。有个叫刘三复的人，年轻时贫困，却刻苦学习，富有才思。当时中使带着皇帝的御书前来赐给德裕，德裕试探他的才学，对他说：“你可以替我起草一篇表文吗？如果能立即写成，或者就回去把它创作出来。”三复说：“文章的义理贵在恰当，不贵在迅速。”德裕认为这话说得对。三复又请求说：“渔歌樵唱都在传诵您的作品，希望能把您的文集给我看看。”德裕拿出几轴文稿给他。三复于是仿照其体例写成表文，德裕很赞赏，便派他到朝廷请求参加考试，果然考中，历任台阁之职。刘三复能记得三生的事情，说自己曾经做过马。马常常苦于口渴，望见驿站便嘶鸣；如果伤了蹄子，心里就连带疼痛。后来三复骑马经过崎岖不平的地方，一定放慢缰绳；路上有石头，必定将其移开。他家门口不设置门槛，担心伤了马蹄。他的儿子刘邺奉敕赐进士及第，后来登上朝廷高位，上表为德裕洗雪冤屈，并把德裕在朱崖的灵柩迎回洛中安葬，以报答先前的恩德，士大夫都称赞他。杜▯公▯是司徒杜佑的孙子，父亲名叫杜从郁，历任遗补、畿县县令。▯娶宪宗的岐阳公主为妻，多次镇守大藩，又任宰辅。他没有其他才能，从不延请接纳寒门士人，只知道甘吃美食、窃居官位罢了。有位朝廷官员写信给▯说：“公凭借高大敦厚的品德，生逢文明昌盛的时代。施展您的谋略，出入都居于显赫职位。”这实际上全是极力讥讽他，文章很多，这里不全载。当时人称他为“秃角犀”。他每次出任藩镇，从来不审理案件，囚犯被关押至死也不闻不问，理应受到责备。唉！身处高位却妨害贤能，享受厚禄来使自己富足；对国家没有功劳，对百姓没有恩德。富贵终身，这又算是什么人呢？子孙不能享受福泽，没有哪一件不是由此造成的吗？” 唐文宗皇帝对宰相说：“太宗得到魏征，能够采集遗漏、弥补缺失，辅佐成就圣明的政事。如今我得到魏谟，他在似是而非、疑惑难决之处，必定竭力进谏匡正。虽然不敢希望赶上贞观时期的政治，但或许可以使自己处在没有过错的境地。现在授予魏谟右补阙之职，交给舍人好好撰写诏词。”文宗又问魏谟：“你家里有什么图书？”魏谟说：“家中的书全都没有了，只有文贞公的笏板还在。”文宗命人把笏板送进来。郑覃在旁边说：“关键在人，不在笏板。”文宗说：“你完全没有明白。这里所说的‘甘棠’之义，并不在于笏板本身。” 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