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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五 《战国防校注》　杂史类 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战国防校注》十卷，是元代吴师道所撰。师道字正传，兰溪人，至治元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事迹详见《元史·儒学传》。《战国防》旧有高诱注。宋绍兴年间，缙云人鲍彪认为旧注缺漏简略，重新为它作注，并改定了篇章次序。吴师道又认为鲍彪的注释还不完善，于是取剡川姚宏的注与鲍彪注相互校勘，并杂引各书加以考证。他的书完全沿用鲍彪原来的注本，在每条之下，凡是增补鲍注所缺的，称为“补”；凡是纠正鲍注错误的，称为“正”；另外的意见则标作“别”。他又把刘向、曾巩所校定的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章旧次序中被鲍彪改动的部分，另行保存在卷首。书前有吴师道自序，概括列举鲍注最大的错误共十九条，议论都极其精密审慎。自古以来注释此书的人，应当以吴师道的注最为完善。书后又附载李文叔、王觉孙、朴的几篇跋，以及姚宏、姚寛的两篇序，对本书的始末源流叙述得尤其详细。姚宏字令声，又说字伯声，曾任删定官，因触犯秦桧而死于大理寺狱。姚寛就是著有《西溪丛语》的人，也曾注释此书，如今这些注本都已失传，只能借助吴师道这部书保存它们的大概罢了。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战国防》刘序 原任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说：中书所藏的《战国防》，各卷错乱混杂，彼此舛误；又有名为《国别》的八篇，篇数也有缺少。我于是大略按照时代先后排列《国别》，把不能编入次序的分别列出，用来互相补充；删去重复的，共得到三十三篇。原书文字大多有错误和脱漏，有的只剩半个字，把“赵”写成“肖”，把“齐”写成“立”，像这样的文字很多。中书所藏本的书名，有的称《国防》，有的称《国事》，有的称《短长》，有的称《事语》，有的称《长书》，有的称《脩书》。我认为，战国时代游说之士辅佐各国，替各国谋划，这部书应当称为《战国防》。书中所记之事承接《春秋》以后，止于楚汉兴起，记载二百四十五年间的事情，现都已定稿写在书板上，可以缮写。叙述如下：周王室从周文王、周武王开始兴盛，崇尚道德，重视礼义，设置辟雍、泮宫、庠序等教育，陈列礼乐，弹琴歌唱，以此移风易俗，叙明人伦，端正夫妇关系。天下没有不明白孝悌道理、敦厚笃实行为的，因此仁义之道充满天下，最终使刑罚搁置了四十多年。远方之人仰慕仁义，没有不宾服的；《雅》《颂》的歌咏，都是为了追思周王室的德行。下至周康王、周昭王以后，虽然德行有所衰微，但纲纪还算严明。到了春秋时期，已经过去四五百年了，然而周代遗留下来的功业和声威仍在流传，没有消失。五霸兴起后，都尊重并侍奉周王室。五霸以后，当时的国君虽然没有德行，但辅佐国君的大臣，如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都依靠国君、辅佐政事，与各国并立于中原，仍然以义相互支持，以歌咏相互感发，以聘问朝见相互交往，以期约相互统一，以盟誓相互救助。天子的命令仍有能够施行的地方，诸侯朝聘会享的国家仍有所羞耻，小国能够有所依靠，百姓能够得到休息。孔子说：“如果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周代流传下来的教化，难道不是很广大吗？到了春秋以后，众多辅佐国家的贤人已经去世，礼义便衰落了。孔子虽然讲论《诗》《书》，制定礼乐，使王道清楚明白，但以平民身份、没有权势而受他感化的只有七十二人，他们都是天下的俊杰。当时的国君没有谁推崇他们，因此王道终于不能兴起。所以说：“没有威势就不能立足，没有权势就不能推行。”孔子去世以后，田氏夺取齐国，晋国的六卿瓜分晋国，道德大为废弛，上下失去秩序。到了秦孝公，抛弃礼让而崇尚战争，放弃仁义而使用欺诈诡谲，只求借此取得强盛罢了。篡夺和盗窃之人被列为侯王，施行欺诈诡谲的国家兴起而成为强国，因此彼此转相仿效，后代也把它们当作师法，于是相互吞并，大国兼并小国，军队长期出征，鲜血流满原野；父子不能相亲，兄弟不能相安，夫妻离散，没有人能够保全性命，道德完全消失了。到了后世，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拥有七千辆兵车的国家，彼此势力相当，争夺权力，全都成为战国；贪婪而不知羞耻，争相进取而不知满足；各国政令教化不同，各自制定决断；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凭借武力进攻、争夺强权，胜者居上；战争不止，欺诈伪妄同时兴起。在这个时候，即使有道德，也无法施行；有谋略的强国凭借险阻、依仗坚固城防，结盟交质，重申约定、订立誓言，以守卫自己的国家。因此孟子、荀卿这样的儒术之士被世所弃，而游说、权谋之徒却受到世俗尊重。于是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一类人，创立纵横、短长之说，周旋于各国之间，左右倾侧。苏秦主张合纵，张仪主张连横；实行连横，秦国就能称帝；实行合纵，楚国就能称王。谁所在的国家就显得重要，谁离开的国家就显得轻弱。然而在当时，秦国最强，诸侯正弱，苏秦把诸侯联合起来，使六国合为一体，以抵抗秦国。秦国人感到恐惧，不敢在函谷关以东出兵，天下各国没有相互交战达二十九年。然而秦国形势便利、地势有利，那些权谋之士全都首先奔赴秦国。苏秦起初想推行连横，秦国不任用他，所以他转而向东联合诸侯实行合纵。苏秦死后，张仪推行连横，诸侯听从他，向西侍奉秦国。因此秦始皇凭借四面险塞的国家，占据崤山、函谷关的险要，兼有陇、蜀的富饶，听取众人的谋划，承接六代的功业，逐步蚕食六国，兼并诸侯，统一天下。他依靠长期积累的欺诈谋略，始终没有诚信笃实的诚意，也没有道德教化、仁义感化来维系天下人的心，只任用刑罚作为治理手段，把小巧的权术当作治道，于是焚烧《诗》《书》，坑杀儒生；上不能达到尧舜，下又远不如三王。秦二世更加严重，恩惠不能向下施行，民情不能向上通达，君臣互相猜疑，骨肉亲属彼此疏远，教化浅薄，纲纪败坏，百姓看不见义理，只能悬置于不安之中。秦朝统治天下十四年，天下便彻底崩溃，这正是欺诈伪妄造成的祸害。秦与王道的德政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他们，百姓有羞耻心并且能够归服。”使天下人有所羞耻，所以教化才能实现。如果只是凭借欺诈伪妄苟且偷生、求得容身，这种做法从上面开始实行，又拿什么来率领下面的人呢？秦朝的败亡，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战国时代，国君的德行浅薄，替他们谋划的人不得不顺应形势而行事，凭借时势来谋划【缺】。所以他们的谋略在于扶助危急、挽救倾覆，采取权宜之计；虽然不能用来治理国家、施行教化，却是战争和武力用来救急的办法。他们都是才能出众的士人，揣度当时国君所能实行的事情，提出奇谋异策，使危局转安，使将亡的国家得以保存，也值得喜爱，值得观览。这是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所校《战国防》的目录。

译《战国防》曾序 刘向校定并撰写的《战国防》共有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其中有十一篇已经缺失。我向士大夫家中访求此书，终于全部得到，校正其中的错误，对于怀疑而无法考证的地方也作了处理，于是《战国防》三十三篇重新完整。叙述如下：刘向叙说此书，认为周代前期明确施行教化、修明法度，所以天下大治；到了后来使用欺诈谋略，仁义之路被堵塞，所以天下大乱。他的说法已经很好了，但最后却说，书中的战国谋士是揣度当时国君所能实行的事情，因而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就可以说他被世俗流行的说法所迷惑，而不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代初年已经数百年，周代旧法已经消亡，旧俗也已经长期熄灭。两人却独自阐明先王之道，认为不能改变，难道是要强迫天下的君主去做后世已经不能做到的事情吗？他们只是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所遭遇的变化，制定适合当世的法度，使其不违背先王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式，变化固然不同，法度固然有异，但他们治理天下国家的本意以及先后本末，从来没有不同。孔孟之道不过如此。法度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不能不统一。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因此孔子、孟子坚守这个道理，难道是喜欢提出异论吗？只是能够不苟且罢了。可以说，他们没有被世俗流行的说法迷惑，而坚定地相信自己。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道是可信的，却喜欢追求容易迎合时势的说法；他们用心留意的，只是苟且制定一时的计策罢了。因此他们只谈论欺诈的便利，却避讳它造成的失败；只谈论战争的好处，却掩盖它带来的祸患。他们彼此带动着这样做，无不看到利益却看不到更大的危害，得到一些东西却看不到更大的损失。最终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人因此丧失自身，而诸侯和秦国任用他们，也因此亡国。他们给世间造成的巨大祸害已经很明显了，但世俗仍然没有人觉悟。只有先王之道，顺应时势、适应变化而制定不同的法度；考察它没有弊病，实行它没有祸害，所以古代圣贤从来没有用这个来替代那个。有人说：邪说损害正道，应当放弃并断绝它，那么这部书不销毁它可以吗？回答说：君子禁止邪说，本来就要先把邪说讲明给天下人，使当代人都知道这种说法不可遵从，然后加以禁止，这样禁令才会整齐；使后代人都知道这种说法不可施行，然后用来警戒，这样道理才会明白。难道一定要毁灭它的书籍吗？放弃它并使它断绝，没有比这样做更好的办法了。因此孟子的书中，有人宣扬神农之言，有人宣扬墨子之言，孟子都把这些话记载下来并加以批驳。至于《战国防》这部书，上承《春秋》，下至秦汉兴起，记载这二百四五十年间的事迹，本来不能废弃。这部书有高诱注本，共二十一篇，也有人说是三十二篇。《崇文总目》所保存的有八篇，现在保存的有十篇。编校史馆书籍的臣曾巩作序。《国防》是刘向校定的本子，有高诱注，曾巩重新校订。凡是浙江、建安、括苍各本，都依据曾巩校定的本子。剡川姚宏继续校勘并作注。我最后看到的姚注本共有两种：一种以目录和刘序置于卷首，把曾序放在卷末；另一种以曾序置于卷首，刘序排在其后。大概把刘序放在前面的，是元代原本；把曾序放在前面的，是重新校订本。现在不敢失去旧有次序，所以将曾序排在前面。吴师道识。《战国防校注序》《国防》是史家一类的书。它的文字辩说广博而有文采，明白而又委婉，谋略简约而深刻，是太史公考察取材的依据。自汉代称为《战国防》以来，又杂有“短长”的名称，并有苏秦、张仪的纵横学说，学者因此忌讳它，放置一旁不加讨论，这是不对的。史家的法则是完整记载一时的事情，善恶之事都必须记录，起初并没有什么取舍。楚国称史书为《梼杌》，专门记载恶事；鲁国称史书为《春秋》，善恶都记载；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中，也有佞幸等类的列传。学者难道会因此认为它们不正，便一概抛弃吗？何况此书中，像张孟谈、鲁仲连发言谋划时的慷慨忠厚刚毅，触詟进言时的从容，养叔停止射箭而保全功劳的做法，没有比它更大的功劳；越人投石取贤的谋略，没有比它更高明；王斗爱惜田文、忧虑国家，没有比它更为重要。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都有符合先王正道之处，是孔子、孟子也不能违背的。怎么能把它放置一旁呢？曾巩的序写得很好，但他说禁止邪说，本来应当把邪说讲明给天下人，那么这也就是探求其缘由而加以说明，难道不是这部书的宗旨吗？从秦代到现在一千四百年，因为学者不研习此书，书中有的衍文，有的脱文，有的前后次序错乱，所以“肖”“立”等半字与时代先后相互混杂。刘向已经为此感到忧虑了。旧时有高诱注，既然疏略而没有考据依据，注释又不完整，逐渐衰微、逐渐湮灭，几乎要不存在了。鲍彪于是考察《史记》等书，为它注释，确定篇章条目，纠正衍文和错误，同时保存旧文，十分谨慎。地理方面以《汉书·地理志》为依据，没有依据的地方就保留缺字；训诂方面以《说文》为依据，没有依据的地方就说“犹”；杂见于其他各书的，也另行标明出处。许多人名没有流传和见载，为了显明他们所说的话，所以把他们系属于某一国；有时也加以议论，用来辅佐、宣扬教化。这样可以纠正一部史书的错误，补足《七略》的缺漏。对于其中的是非进行评论，辨别得失，考察【缺】兴亡，也对世间有所补益。绍兴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一日辛巳冬至，缙云鲍彪序。

译《战国防校注序》先秦的书籍中，只有《战国防》最为古老，文字也最为讹误错乱。自从刘向校定以来，就已经为此感到忧虑；南丰曾巩再次校订，也对其中无法考证的地方表示怀疑。后汉高诱为它作注，宋代尚书郎、括苍人鲍彪斥责高诱注疏略、荒谬，于是重新编排篇章条目，补正脱漏错误，时常提出自己的见解，议论他的用意十分勤恳。我曾把这些注本一并取来阅读，高诱注的疏略确实如此；至于说它荒谬，那是鲍彪自己的说法。东莱吕子《大事记》有时采用鲍彪的说法并重新编排，世人也有跟从他的。至于其中的错误，虽然没有明白列出，但由此考察彼处，便自然可以看出来，于是更加得到详细情况。大概鲍彪专门以《史记》为依据，而司马迁写作《史记》本来就采录了《战国防》，两书不同的地方，应当相互校正；《史记》怎么可能全都正确呢？事情没有比保存古书更重要的，治学没有比对疑问存而不决更好的。孔子作《春秋》，仍然保留夏代史书中“五月不称王”的残缺文字；汉代儒者校订经书，从来没有擅自删去原字，只说某字应当作某字、某字应当读作某字，以表示谨慎庄重。古书中的文字多有通假，读音也相通，鲍彪却直接删去原文，径自改换字形，难道是传存疑问、保存旧文的意思吗？按事情编排时代，应当有明确证据；不能确定的地方，保留缺疑就可以了，何必要勉强附会呢？而且他所引用的书只到《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多是拾取那些书中的见闻，不考察原字是否恰当。史书注释除裴骃、徐广等人的注本以外，《索隐》《正义》都没有引用它，连《资治通鉴》等书也没有考察它；见识浅陋到这种程度，导致错误本来就是应该的。可是鲍彪竟极力诋毁高诱，把陈贾说成《孟子》中所称的人，把齐国伐燕说成齐宣王因此发愤；他下的其他注也没有经过思考。齐宣王伐燕明明是《孟子》中的文字，宣王、闵王年间的事情，《资治通鉴》只是说史书把次序弄错了。鲍彪把赧王当作西周君，并把他指为正统，这是打开书卷便可见的重大错误。他不知道河南是西周，洛阳是东周；韩非子游说秦王时所说的是哪一个人；魏惠王在臼里会盟是另一件事；把鲁仲连约定箭誓的书说成后人增补；把魏几、鄢陵当成人名；把公子牟说成魏牟；把中山司马子期说成楚昭王的卿。这类错误很多，哪里还能够诋毁高诱呢？他自称议论是为了辅佐、宣扬教化，那就更加值得批评了。他说张仪欺骗齐、梁是临死前的话；认为善于欺骗周人以免除灾难的行为可以被君子宽恕；说张登狡猾而不应被君子排斥；认为苏代的欺诈不可废弃；说陈轸是绝世离群之人，蔡泽是明哲保身，聂政是孝而快乐，羊是隐忍，君王后是贤明聪慧的妇人，韩几瑟是义嗣，卫嗣君是贤君；这些全都是严重违背义理、损害正道的说法。至于他对名物、人名、地名差错的处理，就更不值得一提了。鲍彪成书是在绍兴丁卯年。同一时期，剡川姚宏也注释此书，说得到会稽孙朴校订的本子，以阁本标出，参照钱藻、刘敞校字，又见到晋代孔衍的《春秋后语》，互相校勘，补充注释，辨正并保存疑问，完全有依据和法则。《大事记》也颇多引用他的说法，但世上很少流传，世人只知道有鲍氏的注。近来，浚仪王应麟曾斥责鲍彪的错误数处，而庐陵刘辰翁却极力称许他。以王应麟的博学广识来看，是知道鲍注错误，只是没有空暇一一列举；刘辰翁则特别喜爱它的文采，其他方面自然没有察觉。吕子说过：“看战国的事情，只取其中的大意，不必把每个字都当作依据，大概因为游说之士增饰的言辞很多，何况又加上文字讹误呢？”我于是以鲍注为基础，用姚本和各书相互参校，并拿来与《大事记》对照；保留正确的，纠正错误的，希望弄清史实的真实情况，探求义理的恰当之处。有人说：“《战国防》是六经所抛弃的东西。你如此深入辨析、详细考订它，为什么要这样违逆鲍彪这点小小的意见？又有什么值得攻击的呢？”人所忧虑的只是道理不明罢了；如果认识达到极致、见识融会贯通，那么异端杂说也都是帮助我增进德行的助力，不足以成为祸患。曾巩评论此书说：“君子禁止邪说，本来就要把邪说讲明给天下人，使所有人都知道它不可实行，然后加以禁止，禁令才会整齐；用来警戒，意义才会明白。”我很赞同这句话。是非存在于人心，是天下共同的公理。正确的，即使是樵夫的话也不应遗漏；错误的，即使是大儒也必须斥责；我难道会对鲍氏有所取舍吗？只是我学识浅陋、见闻不广，恐怕自己的错误又同世间的君子相类似；如果有人能够加以纠正，本来就是我的愿望。秦定二年，岁次乙丑八月某日，金华吴师道序。《战国策》自刘向校录以来，直到南丰曾氏，都有序论来阐明它的大旨。刘向认为，战国时代的谋士揣度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曾氏讥讽这种说法，认为这是被流俗迷惑而不能坚定相信自己的见解，所以由此推论先王之道、圣贤之法，最后说，禁止邪说的人，本来就应当把自己的学说向天下阐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但鲍氏认为，这不过是替它寻找缘故而作出的说法；《战国策》本来属于史家一类，善恶都记载，起初并没有取舍。书中善的部分，是孔子、孟子也不能违背的，怎么能把它弃置不理呢？鲍氏的话，或许是后来的作者为了求得周全而说的吧？天下的道理，不过是王道、霸道两端而已。行霸道的人还知道借助义来取得名声，依仗正义来建立功业。到了战国，名分和义理荡然无存，彼此攻打、争斗、吞并，互相欺诈、倾轧，机变的谋略，只怕不够深；游说纵横的言辞，只怕不够巧。风气、声势和习俗，整个时代都如此。间或有人立论著述而不违背正道，大概千百人中只有一两个。像鲁仲连，大概是其中远远超出常人的人；他排解危难、调解纷争，慷慨激烈，往往因事情而发言，但也没有听说他能够反求正道、阐明根本，超出具体事变之外。何况比他更差的人呢？在那个时代，能够以仁为根本、以义为依据，称述唐虞三代，卓然不随从世俗学说的，只有孟子一人。

译在这部书中寻找这种情况，却没有。荀卿也尊崇王道，如今只记载了他断绝与春申君关系的书信，却没有涉及其他内容。田子方接近听闻孔门弟子的学说，现存的只有一句话，为什么对这里简略，对那里却详尽呢？史书没有比《春秋》更重要的了。《春秋》善恶都记载，但圣人的心意，是想寄寓褒贬来显示重大的教训。这部书对善恶不加判断，作者又常常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只是进行记载而已。谈到季子的金钱很多，地位高便沾沾自喜、喜形于色；说到安陵宠幸之人的固宠，却认为江乙是善于谋划的人，这是其中最鄙陋的地方。它夸说合纵亲和的好处，认为秦兵十五年不出函谷关，诸侯二十九年互不攻伐，即使严重失实，也不加顾惜。把雅正的言辞夹杂在郑声之中，声音就不纯；把薰草放在莸草之间，气味必然被压倒。好的言论太少，不足以胜过坏的言论之多。君子之所以把它举出来称为邪说，大概是概括评论当时习俗的弊病，选取其中最严重的来命名。近代晁子正的《书志》把它列入纵横家，也有他的见识。而且其中所列本来就有忠臣义士的行迹，并不属于游说言辞；它承接《春秋》，下至秦汉，记载他们的事迹，不能因此废弃。曾氏本来已经说过这些，难道会不知道它是史书吗？我私下认为，天下的学说有正有邪。正的学说以专一的原则为主，而不正的学说中，君子和小人也各自有所收获。君子读这部书，考察事变、防备人情虚伪，那么操守会更加坚定，见识会更加明晰。小人读这部书，看到开始时得利而最终受害、得到小利却遭受大损，于是就会产生悔悟和惩戒自己的心。世上的小人很多，本来就有人从未读过这部书，但他们的心术和行事没有一件不与书中所写相合；假使让他们读到这部书并深入研究，那么将会有一些事情不再去做。既然如此，所谓把这种学说向天下阐明，以便放弃并绝除它，难道可以非议吗？钦定《四库全书》《战国策校注》卷首　宋代鲍彪原注 元代吴师道补正 卷一 东周【共二十二章】秦国出兵逼近周国　秦国攻打宜阳 东周与西周交战。东周想要种稻。昭献在阳翟　秦国向周国借道 楚国攻打雍氏　周最对吕礼说 周国相国吕仓　温地人到周国 有人替周最说话　石行出使秦国 苏厉替周最说话　有人对周最说 有人替周最对魏王说：“赵国夺取周国的祭祀土地。” 杜赫想抬高景翠的地位。周共太子去世。三国使秦国受困　昌他逃离西周 昭翦与东周交恶　严氏成为盗贼 卷二 西周【共十七章】薛公借齐国之力　秦国攻打魏国将领犀武 秦国命令樗里疢　雍氏之战 周君到秦国　苏厉对周君说 楚军在山南。楚国向东西二周借道。司寇布　秦国召周君 犀武在伊阙战败　韩、魏两国交换土地 秦国想攻打周国　宫他对周君说 有人对齐王说　三国攻打秦国后返回 犀武击败周军 卷三 秦一【共十三章】魏鞅逃离魏国进入秦国。苏秦开始主张连横。秦惠王对寒泉子说。冷向对秦王说。张仪游说秦王。张仪想借用秦国的军队。司马错与张仪。张仪残害樗里。张仪想用汉中。楚国攻打魏国。张仪对秦国说。田莘替陈轸说话。张仪又诋毁陈轸。陈轸离开楚国前往秦国 卷四 秦二【共十六章】齐国帮助楚国攻打秦国　楚国与齐国断绝关系 秦惠王去世　义渠君到魏国 医者扁鹊　秦武王对甘茂说 宜阳之战，冯章对章说：“甘茂攻打宜阳。” 宜阳还没有攻下。宜阳之战时，楚国背叛秦国。秦王对甘茂说。甘茂逃离秦国，将要前往齐国。甘茂任秦国相国　甘茂与秦国订约 径山的事情　秦宣太后 卷五 秦三【共十七章】薛公替魏国对魏冉说：“秦国的客卿造。” 魏君对魏冉说。有人对魏冉说：“和谈没有成功。” 有人对穰侯说。有人对魏冉说：“楚国击破秦国。” 五国停止在成睾的行动　范雎借王稽之力 范雎到来　应侯对昭王说 秦国攻打韩国，包围陉地　应侯说郑国人 天下的士人。有人对应侯说：“您擒获了马服君吗？”应侯失去韩国的汝南。秦国攻打邯郸十七个月。蔡泽被驱逐 卷六 秦四（共十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秦国攻取楚国汉中篇。薛公进入魏国，又使齐国女子出宫篇。三国进攻秦国，进入函谷关篇。秦昭王对左右近臣说篇。楚国和魏国在陉山交战。楚国使者景鲤在秦国。楚王派景鲤到秦国。秦王想见顿弱。楚项襄王二十年篇。有人替六国游说秦王篇。卷七 秦五（共八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章〕 有人对秦王说：“臣私下感到疑惑篇。”秦王和中期篇。献则对公孙消说：“楼许约定秦、魏篇。” 濮阳人吕不韦篇。文信侯想进攻赵国篇。文信侯出逃篇　　四国联合为一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卷八 齐一（共十七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章〕 楚威王在徐州作战取胜篇。齐国将领封田婴于薛地篇。靖郭君将要修筑薛地篇。靖郭君对齐王说篇。靖郭君善于齐豹的辩说篇。邯郸发生危难，赵国请求救援篇。南梁发生危难，韩氏请求篇。成侯邹忌担任齐国相国篇。田忌担任齐国将领篇。田忌逃离齐国前往楚国篇。邹忌侍奉齐宣王篇　　邹忌身高八尺篇 秦国向韩国、魏国借道篇。楚国将要进攻齐国、鲁国，亲近它们篇。秦国进攻魏国，陈轸联合三晋篇。苏秦替赵国组织合纵，游说齐国篇。张仪替秦国推行连横，游说齐国篇。卷九 齐二（共八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章〕 韩国、齐国结为友好国家篇。张仪侍奉秦惠王篇。犀首使魏国替齐国作战篇；昭阳替楚国进攻魏国篇。秦国进攻赵国，赵国命令楼缓篇。权之发生危难，齐国和燕国交战篇。秦国进攻赵国的长平，齐国、楚国前来救援篇。有人对齐王说：“周国、韩国篇。” 卷十 齐三（共十一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章〕 楚王去世，太子在齐国篇。齐王的夫人去世篇。孟尝君将要进入秦国篇。孟尝君在薛地篇。孟尝君供奉夏侯篇。孟尝君防备获罪篇。孟尝君的舍人篇　　孟尝君有一名舍人篇 孟尝君出行巡行各国篇。淳于髡一日篇。齐国想进攻魏国，淳于髡对齐王说篇 卷十一 齐四（共十一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章〕 齐国有个冯谖篇　　孟尝君组织合纵篇 鲁仲连对孟尝君说篇。孟尝君被齐国驱逐篇。” 齐宣王召见颜斶篇　　先生王斗篇 齐王派使者询问赵国篇。齐国人拜见田骈篇。管燕获罪篇　　　　苏秦从燕国到齐国篇 苏秦对齐王说篇 卷十二 齐五（共一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苏秦游说齐闵王篇